過去有一群民進黨政治領袖被稱為「律師世代」，包括了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張俊雄等美麗島大審辯護群。今天的民進黨，也有一群「新律師世代」，他們和舊律師世代截然不同。

二度執政的民進黨，將各種削弱敵對陣營的政策當成「改革」，在前面衝鋒陷陣的就是新律師世代。頭號代表人物，就是曾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黨產會主委的現任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接下顧立雄黨產會職務的林峯正，亦是箇中翹楚。

最近的兩個重大事件，也與新律師世代有關。一是鬧出「東廠醜聞」的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另一則是奉命代理花蓮縣長的法務部次長蔡碧仲。張天欽不用多說，蔡碧仲之聲名大噪，是在教育部「拔管」事件擔任主要獻策者，居功厥偉。如今轉戰花蓮縣政府，其目的自然不言可喻。

新、舊律師世代都是律師出身，但修為則大異其趣。陳水扁、謝長廷等舊世代，儘管政治評價不一，但至少曾站在第一線衝撞威權體制，為民進黨開疆闢土。而新的律師世代則無需英勇，他們廁身黨政機器之下，運用自己的法律專長，為執政黨扮演整肅異己的先鋒。更直接的形容，就是「政治打手」。

他們的法律專業加上政治忠誠，成了民進黨統治的利器。新律師世代依附民進黨崛起，走的是登峰捷徑；而可悲的是，民進黨只能仰賴這類角色來維繫政權。「張天欽」當然不是個案，「東廠」也早已不是新聞。

對於張天欽的「東廠事件」，府院迅速定調這是「個人行為」，認為促轉會無需改組。這種回應是鴕鳥作風，不敢面對問題，也妄想欺騙社會大眾。事實上，除了張天欽的越軌演出，從促轉會的最初定位、到其成員結構，乃至實際的運作，一路都是錯上加錯。無論如何，這個破漏歪斜的機構，絕不是換一名副主委所能彌補或矯正。

首先，談促轉會的定位。「促進轉型正義」是高尚的目標，但《促轉條例》卻鎖定民國卅四年以後的事件，將日據時代原住民遭受的不正義排除在外，由此可見民進黨的私心。簡言之，促轉會是一個「擴大版」的黨產會，除了要擴大追殺國民黨，更要利用正名、沒收、調查等程序壓制及汙名化反對勢力。推動促轉，最大受益者就是民進黨自己，「正義」不過是它的墊腳石罷了。

民進黨屢屢引用德國或東歐的例子，說明促轉會及《除垢法》的必要，這其實是胡亂套用與借刀殺人。德國的轉型正義旨在清理納粹對六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波蘭、捷克等國的《除垢法》則是為清除共產時期的非法餘緒，兩者皆與台灣的政情大相逕庭。台灣是民主轉型成功的國家，明明已順利進行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卻要與納粹或東歐共產垮台相提並論，這豈非要把台灣推向倒退？何況，對於傷害台灣社會極深的二二八事件，我國在一九九五年即已制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迄今廿餘年，民進黨仍企圖從這個舊瘡疤挖寶，豈是意在和解？

其次，檢視促轉會的成員結構。蔡政府若有心促進轉型正義，即應盡可能照顧到成員的社會代表性，並提名形象良好的公信人士進入促轉會，才可能達成「真相、公義、和解」之目標。但蔡總統提名的委員，除了主委黃煌雄是公認的跨藍綠人物外，包括張天欽或其他若干委員，乃至實際參與運作的研究人員，均具有強烈的政黨傾向及既定立場，多數人與民進黨淵源深厚。其中，台大教授陳翠蓮甚至辱罵黃煌雄「出賣集體尊嚴換官位」、「對轉型正義一知半解」，而拒絕出任促轉會委員。不難看出，黃煌雄在實際運作上已遭架空，那麼，樑歪柱斜的促轉會又如何促進轉型正義？

最後，再看促轉會的實際運作。張天欽八月兩度召開幕僚會議，自稱「東廠」，並鎖定侯友宜為目標，兩次會議皆避開其他委員的參與。若非遭到吹哨者爆料，可能已發動行動。在此之前，促轉會曾於八月十七日發動一次搜索國民黨智庫「國策基金會」的行動，僅由一名副研究員領軍，帶著一紙公文和四名人員即要求入內搜索；經基金會人員質疑其程序不法，才未得逞。且看，前往搜索的五人都極年輕，過程中不斷玩著自己的手機，態度輕率，對於搜索的正當性疑義似不以為意。試問，光憑一紙公文就要進入民間機構搜索，這和過去警總有何兩樣？促轉會莫非自以為是身兼司法與行政大權的變形金剛？

民進黨若真要借鏡德國的轉型正義，就必須師法他們在調查真相、認定責任歸屬、及罪刑審理過程的嚴謹程序，而不是把所有調查、搜索、定罪的權力獨攬於一身，然後交給幾個以東廠錦衣衛自居的年輕人去衝闖殺戮。事實上，張天欽企圖以除垢概念鎖定侯友宜，就是一種渾水摸魚的行徑。我國在一九八七年已宣布解嚴，鄭南榕自焚事件發生在一九八九年，侯友宜不過是一名民主時代奉命執行公務的刑警。如果促轉會認為此案有「除垢」之必要，應該鎖定當時的總統李登輝，而不是抓侯友宜這種「小咖」。

不論從最初的立法、機構的定位、人員的組成、乃至實際運作與執行看，促轉會都一錯再錯，悖離「正義」的初衷。我們已看不出它存在的正當性何在。

這一波大陸台商的出走潮有多項原因，近年大陸生產成本與環保意識抬頭，過去勞力密集或高耗能的產業已無法在大陸生存，紛紛轉向東南亞或其他地區。美國與大陸的貿易戰，則成為台商從大陸出走的最新助力。美國打算提高大陸產品的進口關稅，加速台商多元布局的規畫，已有台商在美國、東協等地提出新的建廠計畫，台灣亦是這些台商評估投資的區域之一。

近年台灣經濟成長停滯不前的關鍵因素是產業轉型速度過慢，台灣民間資金充沛，但企業苦無投資機會。我國外銷訂單海外生產的比重從2010年開始，多數時間已逾五成，顯示台商雖在全球市場占有一片天，但在台灣生產的比重卻不到一半，這連帶使得台灣的就業與服務業市場低迷不振，我國經濟自然也難擺脫新平庸的困境。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多次強調要為台灣經濟找到新的成長引擎，提出5+2產業創新計畫，即是希望為國內投資市場注入活水。然而，5+2計畫有多個盲點，多位產業界大老已多次提醒政府，計畫內容與我國現有的產業連結性低。蔡政府的5+2計畫中，包括綠能與生技，都需要相當的時間才看得到成效，能否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也有疑問。

這一波大陸台商的撤離或轉進潮，則是提供了台灣重振內部投資的良好機會。首先，這些想要回台投資的台商，手上多數握有相當的資金；其次，這些台商過去從事的產業與台灣有一定的連結，具有一定的技術實力。這些台商離開大陸的原因，多數是因為企業所處的產業定位尷尬，在高端技術與低端生產成本上，無法與其他企業競爭。

這些企業的困境其實就是台灣經濟當前的困境，吸引台商回台政府應把握三原則，必須著重能促進產業升級、增加就業與高附加價值的台商，對於幾類高標準的台商，政府可以提出更多獎勵投資誘因；在解決五缺問題上，也應設立一站式的解決窗口，縮短企業在台設廠的所需時間與成本；對於企業憂心的環評效率等議題，政府也必須拿出魄力，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在環保與產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第二個重點工作是，政府應增加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的誘因。今年前七月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簽約金額是去年同期的逾兩倍，顯示民間資金對參與公共建設的企圖心，未來數年又是我國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關鍵時期，政府在編列預算、執行等細節上，必須更重視引進民間資金。

第三個重點工作是解決台商亟需的人力問題，這包含了高端研發白領與基礎的藍領技術人才，必須靠加強國內大學與科研單位的產學結合，加上鬆綁跨國技術人才來台的相關規定，讓海外台商願意在台設廠投資，進一步增強台商與本地市場的連結，以研發和生產並重，加速推動我國產業升級。

過去十多年來，我們常見政府喊出希望海外台商鮭魚返鄉，但成效不彰。如今內外部大環境有利海外台商返台投資，政府必須把握機會，因為包括美國、東協等國家都在積極爭取這股企業轉移潮帶來的商機。政府必須儘速提出吸納海外台商返台投資的明確對策，以跨部會合作篩選出值得獎勵的台商重新在台灣落地生根，將全球貿易戰的危機扭轉成為台灣經濟再出發的契機。

在薩爾瓦多與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大陸建交後未久，美國即採取了罕見的大動作，召回美國駐巴拿馬、多明尼加與薩爾瓦多大使及臨時代辦，聲稱是為了了解三國決定與台灣斷交的原因。此一動作，一方面可以解讀為美國行政部門在國會壓力下的友台與挺台的表現，二方面，更多地是折射出了美國對中國在拉丁美洲擴大影響力的警惕。

據了解，去年巴拿馬決定棄台親中，美國駐巴拿馬大使菲利直到巴國宣布前一小時才獲悉；今年薩爾瓦多與台斷交，自然讓美方擔心，仍承認台灣的拉美國家會不會也很快拋棄台灣？果真如此，中國的影響力就長驅直入不僅是南美洲也同時是中美洲了。

因此，台灣海峽兩岸即「小兩岸」當局在國際事務上的博弈，自然就牽動到了太平洋兩岸即「大兩岸」的中美兩國在全球大棋盤上的博弈了。

這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門羅主義」。美國那種「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的心態是不難想像的。

一九七九年中國決定改革開放，中國ＧＤＰ在全球的排名很快在二○一○年時取代日本成了全球第二，如無太大意外，到二○三○年前後取代美國。

一如美國，當美國是世界老大時，它的「利益疆界」覆蓋了整個地球。如今中國開始崛起，在從老二邁向老大之途中，勢必也將不斷擴展它的利益疆界。中美兩強將會在越來越多的地區或領域，出現博弈與衝撞。現在大家目睹的，才只是開始。

中國的實力及勢力向全球擴展，理論上不外兩個途徑，一是陸，二是海。具體到眼下大家所看到的，就是「一帶一路」─陸上及海上絲綢之路。

陸的概念，就是從中國出發，向南及向西，經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中東，再延伸到歐洲及非洲，將一個從來就是抽象的「世界島」（亞歐非整塊大陸地）概念，通過「軟」（自貿區）及「硬」（基礎建設）兩方式建構成為事實。

海的概念，則是要讓中國勢力「出」四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及北冰洋。今年初中國發布了第一份《北極白皮書》，提出北極政策，目的之一即是打通陸、海之外的第三條（冰上）絲綢之路，入北冰洋；目的之二，是進一步經由北冰洋從北方進入大西洋。與此同時，中國也加強與非洲（如中非合作論壇）及拉丁美洲關係，則是分別從東與西兩面進入大西洋，這也正是美國召回三國大使，開始警覺的背景。又與此同時，陸、海兩條絲路當然都與進入印度洋有關。

最後，是太平洋。美國在太平洋東岸，中國在太平洋西岸，但過去一百年，美國幾乎把整個太平洋打造成了它的內海，向西一直到中國家門口，中國當然不能容忍。中國勢必要出太平洋，第一步就是出第一島鏈，這就與台灣有關。這即是「大兩岸關係」與「小兩岸關係」的關係。

美中貿易戰開打至今，可謂高潮迭起。雙方正在就有關細節進行溝通；但川普仍指示幕僚，不排除對中國進口產品全面課稅。顯而易見的，川普正在玩兩手策略，即左手遞出橄欖枝準備談判、右手卻砲火猛烈射擊。

在美中貿易中，台廠不論是基於三角貿易或四角貿易關係，都與中國大陸的供應鏈有上中下游依存關係。倘若川普將高關稅課徵範圍擴及消費電子產業，亞洲區域供應鏈將遭波及，台灣在全球價值鏈參與率達六成七，台廠為蘋果重要的供應商，占蘋果供應商家數的廿四％，占上市公司市值的卅五％，貿易戰若針對手機課稅，台灣自然無法倖免於難。星展集團曾預估在最糟情況下，台灣經濟成長率恐下修一％，實不容小覷。

面對貿易戰，台廠除了可強化台美雙方產業供應鏈的整合，加入美國在地價值鏈體系；增加台灣與美國的創新連結，並從中獲取創新的能量外；積極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ＣＰＴＰＰ」，參與區域經濟合作，藉此加速產業的轉型升級，降低對貿易戰的衝擊。

ＣＰＴＰＰ以開放市場、打擊貿易保護主義、促進經濟整合做為協定宗旨。而台灣係一小型開放經濟體，出口成為重要的經濟成長引擎；但出口過度集中於中國大陸，且資訊科技協定免關稅產品占出口四成以上，不利於風險分散。尤有進者，台灣目前ＦＴＡ覆蓋率僅九點六九％，未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令外資來台投資退避三舍。因此，加入ＣＰＴＰＰ不僅可提高與貿易夥伴的互補互利關係、分散及擴大出口市場、促進經濟成長；又俾利於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強化台灣在亞太地區的供應鏈角色，同時降低貿易戰的威脅。

ＣＰＴＰＰ仍是全球迄今最嚴格的自由貿易協定，消除成員國近百分之百的關稅。台灣加入ＣＰＴＰＰ必須做好市場開放及制度改革的因應；尤其是對於工業及農產品影響較大；如汽車要面對日本的競爭、農業則面臨成員國進口農產品競爭；金融服務業則要面臨市場自由化的挑戰及法規調適。

筆者建議，政府目前正推動「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產業、國防產業」，及「新農業」、「循環經濟」等五加二創新產業，應以加入ＣＰＴＰＰ為目標，將台灣產業由傳統以代工為主軸，轉為高附加價值，完成產業升級、提升國際競爭力，降低貿易衝擊。

教育部長葉俊榮出手了。但台大校長遴選案僵局，在葉部長出招後，似乎依舊難解，即使「葉底藏花」再精彩，「功夫」顯然沒有電影「一代宗師」中的葉問了得。

而且，外界原本期待歹戲拖棚的台大校長遴選案，能在葉任內開出溫柔的第三條路。但沒想到，葉俊榮竟是把侵害大學自主的手，伸得更深。

歷經三位教長的台大校長遴選案，先是前教長潘文忠因「卡管」請辭，接手的吳茂昆則因「拔管」把自己的官位也拔了。葉俊榮七月中上任，主動喊出將與該案相關人等「溫柔的溝通」，直說要走出與以往不同的「第三條路」，還開了兩個月內找到出路的支票。

就在期限前，葉俊榮上周宣布，要求台大校長遴選案退回到包含當選人管中閔在內五位候選人階段，並重啟遴選。

葉俊榮這一招，與吳茂昆的不同處，在於吳任內拒絕管中閔再被遴選。葉俊榮看似「溫柔的讓步」，退一步同意讓管中閔仍可被遴選，但兩者最關鍵的套路根本無異，都是台大遴選委員會必須重啟遴選的老路。台大校長遴選案形同在葉俊榮手中又回到「原點」。

葉俊榮還對獨立運作的台大遴委會下「指導棋」，設下條件要求遴委會重開會時，必須先行決議遴委蔡明興應迴避或解除職務，才能進行後續遴選程序。葉俊榮侵害大學自主的手，甚至比吳茂昆伸得更深。

管中閔早已說過，為捍衛大學自主，台大倘若重啟遴選，他不會再參與遴選。因此，管中閔能否再被遴選根本非事件關鍵，葉俊榮「溫柔的讓步」只是虛晃一招，本質仍是要逼台大重選校長，難怪管中閔會連三問，「這是不是換湯不換藥？是不是政治介入校園？是不是架空大學自主？」

台大和台大遴委會雖表態待收到教育部公文後，將進一步回應處理，但也都強調堅持大學自主、堅持教育部須依大學法聘任校長的立場不變。換句話說，只要台大再以「拒絕重啟遴選」過招，葉底藏花的功夫再精彩，恐怕依然無法化解台大校長遴選案僵局，甚至還重新點燃外界對民進黨政府「吃銅吃鐵吃台大」的怒火。

高教武林比拚，台大校長遴選案要落幕，看來恐怕還是有待行政訴願、甚至行政訴訟決定。

今年八月公司法在很多方面，作了相當大幅度的變動，其中之一係在公司法第一條第II項新增規定：「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近年來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學術研究，漸漸地把企業社會責任視為公司的策略性工具，希望對公司未來的獲利有幫助。這裡就產生一個重要的實務問題：企業應該如何盡企業社會責任，才能讓企業與社會共好？

企業的經理人受股東之託經營企業，無非是希望公司能夠賺錢，但在經營企業獲利的過程當中，能將一部分的獲利回饋社會，與社會共享。在理想情況下，也希望企業因為做好事，來年獲利能夠更好，以便更有能力去做更多的好事。

為達到這樣的目標，企業盡企業社會責任時有兩個重點：一、企業所做的好事，應該與企業的核心能力有關。理論上，企業對其本業最熟悉，如果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能夠與核心能力相結合，則企業越能夠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做得更有效率與效果。亦即，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所花的每一分錢，都能達到最大功用。二、企業做好事不能「為善不欲人知」。企業不像個人，可以為善不欲人知。企業經理人受股東所託經營企業，在做好事之餘，如果能夠獲得回饋，那是最好。

舉例來說：DHL Express國際快遞公司在南亞大海嘯期間，免費擔任運輸救難物資工作，這個工作與其核心能力相結合，做起來相對比較得心應手，且該公司在做好事之餘，也會讓消費者與投資人對該公司的物流專業印象更為深刻。又如華碩電腦推動「縮短全球數位落差」，由華碩文教基金會開辦「國際志工團」，前往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藉由捐贈電腦並提供電腦與資訊課程教學，協助偏鄉學校及地區提升數位資訊水準，縮小與城市的數位落差。

如果這些公司所做的好事是捐款，那就與其他大部分企業沒什麼不同，消費者與投資人也因此比較難記住這些公司所做的好事。再者，企業應該將所做的好事，列在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並積極參與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獎項，如果有得獎也應透過傳播媒體讓大眾知道。

如此一來，消費者也比較會去使用其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投資人也比較會去買公司股票，也會給同儕公司不得不跟進做更多好事的壓力。如此一來，公司獲利變好，股價變高。不僅社會因為企業做好事而蒙受其利益，企業股東也會因為股價上漲而獲得好處，而經理人就越有動機去做更多好事，也促使更多公司一起來做好事，形成「善的循環」，企業與社會也因此得以共好。

去年立法院通過公投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將該法中被批判為鳥籠的規定，做了修正。包括全面調降提案、連署、通過門檻等等，宣告打破了「鳥籠公投」。

但因將變更國土、國號、國旗、制憲等涉及統獨的議題，排除在公投之外，被台獨人士譏為「狗籠公投」。顯示民進黨全面執政，對於統獨議題有所顧慮，坐實了陳水扁總統所說「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目前許多公投案進入中選會作業後，問題一大堆。它有技術上的困難，我們能理解。但怎麼也好像有一條無形的鍊子，使現行公投法，不僅像狗籠，更像有狗鍊？極端講究公正超然的中選會，若被人民懷疑它脖子上還被套上了一條狗鍊，問題就太大了！

今年公投熱，連署以來，看到許多問題，第一個就是極不環保。送入中選會有十件公投案，每一件都要用幾十萬張Ａ４的連署書，都要用幾十個大紙箱裝，耗紙、耗墨、耗人，真是勞民傷財，只有讓紙業的相關企業獲利，讓人懷疑當初立法，是不是造紙業公會推動的？

但公投法規定，主管機關應建置電子連署系統，以現在科技之發達，身分證已有條碼，並不困難。紙本除環保問題外，作業更繁複。犧牲環保，捨易就難，是何道理？中選會應好好說明白！

距投票日越逼近，身兼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總統就越焦慮，她為黨籍候選人輔選站台，認為選戰會出現很多假消息，甚至來自對岸。但民進黨口號治國，膨風的執政團隊政績猛灌水，責任忙消風，恐是假新聞最大製造機、製造廠，法務部向假新聞宣戰不等於向民進黨政府宣戰？

何謂假新聞、該如何定義、由誰定義？台獨一定有實現一天、阿扁無罪、改革是轉型正義、黃俊英走路工、吳敦義性愛光碟、扁蓮二顆子彈…不勝枚舉，算不算綠營釋出的假新聞呢？如果舉發國民黨偷藏一千兆黨產在嫦娥月宮，及眾ＥＴ們統統是國民黨附隨組織，這是否假新聞，黨產會要不要登陸月球去查證或去追回不當黨產？

這年代，甭說網路造謠有事，連臉書人云亦云亂按讚都不行，媒體不持平報導也會挨告。

光天化日豔陽高照，遠眺台中市卻霧裡看都市般，海市蜃樓如夢似幻，路朦朧樓也朦朧，春城無處不罩濃霧，如果大晴天進文化城要開霧燈，火力發電汙染事實勝於雄辯，蔡總統卻說這是抹黑林佳龍假新聞，誰來定奪是好呢？每天千百條新聞，民眾怎分辨得了真假新聞？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嬌玫萬朵，獨摘一枝憐，各人興趣及需要的新聞其實不多。

副總統陳建仁舉家遊金門，酒廠及商家都有拍照留念，他希望時空倒置，讓鏡頭定格，將「存證」日期延滯到九月一日；屏東縣長潘孟安赴日宣傳觀光，縣府要求外交部撤接待網頁，讓到此一遊記錄空白；促轉會正式會議，主席偏差言論是「練肖話」。新聞真真假假，負負得正，執政黨把真新聞變無新聞裝若無其事、或拗為假新聞譴責，眼花撩亂嘆為觀止也！

媒體報導黨產會本周將認定中影為國民黨附隨組織，將凍結其資產。中影同仁希望能將中影資產列為公益事業，成為發展國家電影文化的一個重要場所。

中影於一九五四年成立，是改組原先中國農民銀行出資成立的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簡稱農教）。農教於一九四九年由南京市總部，由陳果夫先生搬遷到台中市，購地蓋電影攝影製片廠房，禮聘在好萊塢服務的華裔胡福源返國擔任製片廠廠長，並招收培訓一批批電影技術人員，合併在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台灣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影，它和後來成立的台灣電影文化公司即台灣省電影製片廠，舊簡稱台製廠，是無關的）。依據中影紀事的刊載，台影曾接收日產遺留的多家戲院。

一九五九年中影台中廠房火燒，於是在士林外雙溪購地北遷，曾在東寶映畫株式會社服務，在台灣和東京均有設映畫株式會社的日本前僑領蔡東華，協助中影蓋新製片廠和彩色沖印廠，並仿日本映畫村（電影村）另分批購買附近土地，設中影文化城古街道，和後來的新四合院（武館、將軍府）、偉人蠟像館，開放拍片現場實景參觀，一方面滿足民眾看拍攝現場的好奇心和增加收益，另還有香港辦事處，擁有數百部卅五釐米電影劇情片、十六釐米國家民俗重大建設紀錄片、錄影帶光碟和劇照等智慧財產權。

是以，中影資產全非接收日產，有大部分是農教公司和中影員工胼手胝足努力開展而來。

期待黨產會除注意程序正義外，更能以國家利益和民眾福祉為最大考量，將中影列為電影公益文化，才是全民之福。

最近因為原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自比東廠，打算利用七十八年鄭南榕自焚一事，藉機修理侯友宜，結果鬧得沸沸揚揚。

當時鄭南榕因為被控涉及叛亂罪，拒絕到案，所以才有侯友宜等警察奉命前往逮捕的事件。當時鄭因自認無罪拒捕，向上門的警消投擲汽油彈燒傷十七個警消，而後引火自焚！

似乎促轉會還是會追究這件事件，但有幾個面向，值得促轉會深思：鄭先生的勇氣固然令人佩服，但是自認無辜就朝警消投擲汽油彈燒傷十七人！對比新黨王炳忠等人被逮捕時，如果採取同樣激烈手段，大眾能接受嗎？大家會說畢竟時空環境不一樣。

是的，對於時任刑事組長的侯友宜和其他基層員警，以當時的層級，他們並沒有足夠的資訊來判別要逮捕的是嫌犯，還是無辜被冤枉的市民！如果硬要他們負責，那所有最終被判無罪的案件，當初負責逮人的警察是否統統要負責？

而且，軍警講究的是服從，如果奉命執勤，都要多方考慮再決定要不要服從命令，那國家如何運作 ？ 太陽花占領行政院，警察應不應該考慮綠營可能執政，還是不要驅離好了？反年改衝突，警察可以覺得有理就放任衝進立法院？

退一步講，以現在的結果來批判當時，那麼在威權時代相信政府宣傳，認為施明德、呂秀蓮和陳菊等美麗島眾人是歹徒的民眾，或是知道他們無辜卻不敢吭聲，只想明哲保身的人難道不也是幫兇？更何況鄭南榕自焚時是李登輝時代，也早已解除戒嚴。

耶穌說過，覺得自己無罪的人才有資格向被控的女人丟石頭，結果圍觀的群眾慚愧的離開。促轉會要開鍘前，請先捫心自問 : 威權時代你自己做了什麼？你敢做什麼？如果設身處地，你自己當同樣職務，你能做什麼不一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