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十月二十五日，少數人仍手執國旗慶祝，但已不復「張燈結綵喜洋洋，光復歌兒大家唱」的氣氛。獨派甚至使用「終戰日」一詞，明言拒絕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手中「光復」台灣的說法。

台灣人民擁有不同歷史集體記憶，或許不能勉強「定於一尊」。但史實不容竄改。二戰期間，台灣為日本殖民地，縱然有些台灣人因生長背景而以「皇民」建立了身分認同，但日本軍國主義強對台胞徵軍，製造出大量戰爭犧牲者。此乃史實，非「詮釋」的問題吧？

現今的「台日友好」呈現奇妙景象。去年台灣赴日旅客超過四百五十萬人次，台灣高官今年赴日高達四十三次，可見交流熱絡。而日本政府除鍥而不捨推銷核安疑慮食品入台，最新爆發造假醜聞的日本ＫＹＢ承認瑕疵避震設備「只外銷給台灣」，這也太不夠意思了吧？

日本確有「八一五終戰日」，是當年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如今往「和平祈願日」推動，將退位的明仁天皇今年此日也鞠躬道歉表示對二戰「深切懺悔」。但政客如安倍晉三推動修憲，顯示軍國主義心思不死，各國皆表疑慮。

唯有台灣，在琉球設立悼念戰爭亡魂的「台灣之塔」，明載「當年日台戰士皆為同袍，生死與共」，落款人明白寫著「總統蔡英文」，府方卻諉為民間團體撰擬，與政府無涉。看來，小英與堅不道歉的安倍，對「終戰」想法站在同一戰線？也難怪，十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思憶「光復」者越來越失落了！

民進黨原本選戰主軸「改革挺下一代」，已悄悄改成「改革不回頭，鬥陣顧台灣」。民進黨想擁抱下一代，奈何新世代不領情，只好撐著變調的「改革」，重彈「顧台灣」的意識形態老調。問題是，雖然蔡英文總統「改革」不離口，民進黨政府卻用革命的手段治國理政，不領情的又豈止新世代；會革命不會執政，正是民進黨的性格宿命。

卅年前，蔣經國總統逝世後，國民黨內有大老堅持絕不可放棄「革命民主政黨」頭銜。這種墨守過去的「凡是派」，很快就在要求民主開放的社會思潮中被吞噬。進入九○年代後，黨內有人緬懷革命理想，但已沒人想戴「革命」這頂帽子。

民進黨成立之始就自詡民主，並對「革命」百般嘲弄抨擊。經過卅年的民主發展，甚至三次政黨輪替後，我國早已脫離革命階段，但民進黨把民主先賢的理想揮霍殆盡，卻愈來愈迷戀起革命的血腥。

革命的政黨，是對現今制度抱持否定態度，相信激烈的非常手段才能革除問題。過程即使造成破壞與傷害，也是應該容忍的代價。舊制度與舊價值的擁護者，必然冥頑不靈，非革命打倒不可；其間並不存在一般政黨政治的談判與妥協，只有你死我活的戰鬥關係。不摧毀反動勢力，就不能樹立正義。

革命政黨另一特色，是對本身正確性有絕對自信，對一般大眾的覺醒卻高度懷疑，不同立場者的權力也非平等。就像「革命民權」，主張支持革命者才能享受民權，反對者不可授予權力。又認為民智不足，即使革命成功，仍要繼續「牧民」。行憲前國民黨主張，經過軍政、訓政，才能還權於民；至今共產黨則仍宣稱，「要擔負起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歷史責任」，根本不認為他人有權執政。

民進黨的興起，反映了社會對國民黨「黨八股」的厭惡。然而對照今日蔡政府作為，可以發現：即使民進黨根本不知革命理想為何物，掌權後卻毫不掩飾地以改革為名，肆行革命的顛覆。

當然，民進黨與革命黨仍有不同。它的使命褪色，「顧台灣」其實是顧自己門面；它的轉型未成，當家會鬧事，執政搞革命。它坦言無力推翻中華民國，承認中華民國憲法和國號；需要穩定台海情勢時，還會更往中華民國靠攏。傳統革命黨透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從黨外到民進黨，則是在街頭衝撞與選舉運動交相掩護中，不斷擴大黨國體制的缺口。

但民進黨的民主價值只剩選舉；即使取得政權，民主的形式也愈發難掩革命方式的破壞。民進黨被質疑搞文革、去中國化，甚至對中華民國「偷梁換柱」。憲政主義被棄如敝屣，分權制衡和程序正義的要求，完全不能約制民進黨的革命顛覆手段。凡被認定為舊體制的代表或附隨，甚至舊價值的符號，都屬不義的象徵，都應徹底剷除；株連之廣，不僅動搖國家基石，更攪翻社會深層核心價值。

蔡政府毫不介意使出各種違反民主法治的手段，例如挾國會優勢，量身制定踰憲的法律，擴張權力，追殺在野黨。獨立機關雖然「升格為東廠」，其實淪為民進黨附隨。原應扮演分權制衡角色的立法、司法兩院，也分別成為行政權的側翼與奴婢；甚至監委都爭當廠衛而不以為恥。一個民主政黨怎會如此破壞民主憲政？如果不是民進黨的性格宿命，執政又怎麼像在革命？

一九九二年民進黨國代曾呼籲「防止革命政黨破壞民主憲政秩序」，如今民進黨政府卻頻以改革之名破壞民主憲政秩序。會革命不會執政，所以當民進黨拿改革之名邀寵下一代，下一代卻不挺民進黨了；蔡英文還高呼「改革不回頭」，但社會大眾已經體認，民主時代不再需要「非常時期」，更不需要每天把「改革」掛在口頭的革命顛覆，台灣需要的是民主憲政與民生經濟。

最低工資法是蔡總統在競選時提出的勞動政見。她認為，最低工資法能改善長期受低薪化影響的低所得勞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水準，不僅要提高立法審議位階，還要將最低生活所需參考的社經指標入法，以「撐住勞工及其家庭經濟生活」。

報載勞動部設計了七項最低工資參考指標，除了現行基本工資「形式上」會參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國民所得與平均所得、勞工工資與家庭收支調查外，還列入「最低生活費」。

現行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是在1988年誕生，雖然也訂有不少參考指標，但是實務上運作，卻演變為主要考量雇主的支薪能力，及勞工的購買力。例如，在亞洲金融風暴、國際金融海嘯發生之際，基本工資幾乎就處在「凍漲」狀態，而勞工領到薪水，則多與養活個人有關，少了維持家庭支出的面向。

一般說來，一份能考慮到支撐家庭經濟生活的工資，多會被認定為「生活工資」，它和基本工資並不是互斥的，世界上很多國家在計算基本工資時，也會融入生活工資的概念。

在國際上，百年來積極主張生活工資的國際勞工組織（ILO）就倡議，最低工資應足以克服貧窮，不僅要能滿足勞工個人，還要能滿足家庭生活所需。目前像是美國、英國的一些城市，以及韓國的部分行政區，都透過了鼓勵、自願、公家機關先行的方式，推動生活工資。

在台灣，目前除了勞動部即將預告最低工資法草案外，包含國民黨團、時代力量也有類似提倡生活工資的立法主張。像是時代力量就直指，最低工資要能滿足勞動者及受扶養家屬的最低生活需求，其採用的公式是以社會救助法所規定的最低生活費乘上勞工本人與就業扶養比。

從理想面來說，一份有溫度能養活家人的工資，可讓工作者充分感受到勞動尊嚴，似乎也可為時下飽受低薪、工作貧窮所苦的厭世代，提供一盞明燈。不過，從務實面來說，最低工資法要能推動，眼下還缺了不少「東風」，最直接的就是雇主能否負擔一份包含生活工資，但總額勢必超過基本工資的薪水？雇主是否因此減少聘僱，或改用更多派遣，造成更多的非典型僱用？抑或乾脆關廠外移？

對於政府來說，如何制訂漸進、可行的路徑，讓雇主負擔得起，又能抑制「政策調薪」帶動的物價、失業率飆升，至關重要。舉例來說，韓國為了在今年調升最低薪資16%，在去年就準備了3兆韓元要協助中小企業因應，即便如此，韓國此刻還是創下了八年來最高的失業率，十足考驗政府損害控制的能力。

在論述上，為什麼在政府建構的社會安全、福利體系外，雇主現有除了支付員工薪酬，提供員工福利外，還要再兼顧員工撫養家庭的需求，若是單身員工，薪水就可少發一點？另外，什麼是最低生活費？它的內涵有哪些？食品、醫療、教育、稅賦、居住等，都要全包嗎？這些外界尚有疑慮的地方，還有待政府建立社會共識。

日前獨派團體喜樂島聯盟發動「拒絕中國霸凌，全民公投反併吞」遊行，但民進黨黨中央曾宣稱嚴禁黨公職與候選人參與或動員。此顯示民進黨與獨派勢力在路線、政策理念與意識形態、政治選舉利益之衝突。從各方跡象顯示，表面上民進黨與獨派政治聯盟產生裂痕；然實際上，黨內派系與黨中央的衝撞、裂解恐怕是更難處理。

首先，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姚文智一開始時即欲走激進台獨路線，公開反對「九二共識」及「兩岸一家親」提法，倡議「台灣正名」運動。國民黨候選人丁守中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現任市長柯文哲則認同「兩岸一家親」、沒有公開挑戰「九二共識」及「一中原則」。姚採取的選舉路線在政治光譜上是極獨，反讓柯兩岸路線往中間調整，這符合中間選民期待及利於選票極大化。因此，限制黨公職人員及候選人參與或動員喜樂島正名或反併吞運動，首當其衝是規範北市長選舉激進路線暴衝。

其次，地方選舉公共政策訴求多以內政、民生經濟議題為主，儘管蔡英文批判大陸當局壓制，但未踩其對台政策紅線，直言「台灣是二千三百萬人的台灣」，「要向全世界說台灣人要自由民主、守護民主」，這對經濟選民及中間選民幾乎無效，只對傳統深綠選民或有影響。姚文智先前質疑賴揆在人體器官移植事件表態「相信柯文哲」，現又回應希望蔡輔選「力道可以再強一點」，並質疑蔡對柯文哲的批評，「我感覺她講得很少」，希望民進黨批評柯的態度可「再清楚一點」。這顯示姚選舉路線似乎偏離蔡英文力主維持現狀及賴清德務實台獨路線。

最後，黨內派系成員批評黨中央禁止參與反併吞遊行的決議存有爭議，提出喜樂島公投反併吞的遊行宗旨符合民進黨長期追求的方向，公然挑戰黨中央沒有鼓勵支持反而下達禁止參與政策。這種衝突源自一黨綱兩決議文，一九九一年《公投台獨黨綱》楬櫫依據公投程序建立台灣共和國目標，及二○○七年《正常國家決議文》倡議台灣正名、制憲及參與聯合國，皆指向激進台獨路線。一九九九年《台灣前途決議文》則承認中華民國為憲法上的台灣國號，主權限縮在台澎金馬、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也是當前蔡英文總統維持現狀主張及賴揆宣稱務實台獨的立論根基。

上述一黨綱兩決議文追求矛盾目標，呈現激進台獨與務實台獨路線相左，黨內派系與黨外激進獨派縱橫捭闔、波譎雲詭的權力與路線競逐。民進黨當局刻意與喜樂島反併吞運動保持距離，這是理性務實之舉措。衡諸於既往選舉獲勝，大多是楬櫫溫和務實中間路線，例如二千年大選承認中華民國、二○一六年主張維持現狀皆獲勝，而二○○八年主張公投制新憲，則是慘輸。尤其執政黨的兩岸政策更可能引發明顯而立即的國家安全風險，豈能不慎乎！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創造一股「韓流」，恐怕不只讓民進黨緊張，就連國民黨人士都可能心存忌憚。

韓國瑜能否選上高雄市長，尚屬未知數，不過，選戰過程中，他將對手壓到喘不過氣，還能抽空南北趕場，為其他候選人站台，拉抬國民黨整體聲勢，就算韓國瑜最後輸掉選戰，幾可斷定各界評價將是「雖敗猶榮」，因為他替國民黨立下汗馬功勞，未來藍營布局絕對有他的一席之地。

何況韓國瑜去年投入國民黨主席選舉，已充分展現企圖心，當時同台競爭下，韓國瑜的票數雖然輸給現任黨主席吳敦義、前主席洪秀柱和副主席郝龍斌，如今韓國瑜即將一戰成名，未來在國民黨的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只要韓國瑜繼續發光發熱，成為國民黨內耀眼的明星，指日可待。

因此，面對韓國瑜是否為黨內另一顆太陽，吳敦義才會說，「幾個太陽都很好，但地球只要一個太陽。」同時，不忘解釋是他任命韓國瑜為高雄市黨部主委；針對同樣話題，韓國瑜也巧妙回應，「國民黨需要一個后羿，把其他太陽射下來，因地球不可能有那麼多太陽。」更強調說「國民黨有黨主席」。

雖然雙方展現對彼此的尊重，眼前考量當然是一個月後的選舉，但談話裡暗藏機鋒，恐怕待選舉結果底定，國民黨展開新一波的人事洗牌、布局時，就被迫得處理國民黨內幾個太陽的問題，屆時，是合縱連橫、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還是正面迎戰、直接上演卡位戰，現在各陣營早已私底下盤算。

只是與其算計未來黨內競合關係，倒不如正視韓國瑜快速竄紅的現象，這正是國民黨以往最大的弱點。

昔日的國民黨，予人「老、男、藍」的刻板印象，總是吸引不到青年族群，連帶將網路世界拱手讓給民進黨。但韓國瑜懂得利用年輕人熟悉的語言，在網路上占有極大聲量，甚至可以和綠營網軍一較高低。

即便最後縣市長選舉結果，無法將這些能量換成實際選票，日後只要能掌握韓國瑜的這些優勢，截長補短，國民黨將可充分注入新血、重新打造形象，但就怕國民黨內不允許其他太陽的存在，讓韓國瑜現象在藍營只是曇花一現。

火車失速會導致出軌、飛機失速會導致墜毀。交通工具太快、太慢都會肇禍，那政策如果失速呢？

「準點到站」是公共運輸業的經營目標之一，準點到站意即實現對乘客的承諾，也代表運輸業的營運管理績效，所以，無論如何「準點」一定是使命必達。這次的普悠瑪出軌事件，除了機械問題外，「準點」的壓力也是主因之一。

其實，比「準時到站」更重要的就是「安全到家」，若兩者不能兼得，當然要放棄準時，不能冒著生命危險。

政策失速也一樣會肇禍，當年風起雲湧的「非核家園」其核心價值毫無問題，基於生命安全與環境永續，台灣絕對禁不起發生一次核災，於是現在政府把「非核家園」的目標訂在二○二五年達成。

為了「準時」實現這個目標，以下現象不免讓人覺得政府相關部門壓力不小：「以核養綠」公投案補件事件；買家未明就把核四的燃料棒送走；台中燃煤電廠火力全開導致空汙；原本急著蓋深澳火力發電廠，但不知什麼「深奧」原因，不顧當年總統對藻礁的承諾，突然宣布以觀塘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取代深澳燃煤發電廠；盡量降低核能機組發電，已經難得看到備轉容量率呈現綠色燈號…種種現象，無不肇因於「廢核」。

二○二五年「非核家園」是建立在「五十％天然氣、卅％燃煤、廿％再生能源」的政策之上，全球能源消耗的潮流，是盡量不使用會排放溫室氣體的電力與交通工具，而八成的發電會排放溫室氣體，看不出對全球暖化的減緩有任何誠意。更何況天然氣完全仰賴進口，存量頂多十四天左右，且不論人為有心的阻擋，天候不佳就足以影響存量。

那麼再生能源比率再拉高一點不是更好嗎？但如果是擔心導致電價上漲而設限，那真的讓人無言。低電價讓製造業有競爭力，卻是目前發展綠電最大的絆腳石，政府應認真檢討合理的電價，讓電價透明化，老是凍漲（就像台鐵票價、油價、學費…），不能解決問題，只是把問題丟給後人處理而已。

二○二五年轉眼就到，開著「非核家園」列車的駕駛，對於準點到站的心理壓力也許才要開始；適當壓力是好事，太大壓力會出事。如果確定無法準時到站，把原因說清楚講明白，大可把時間往後調整，不要為了準點拿人民的肺跟鼻孔來發電，也不要與全球暖化反其道而行。

核能並非不能除役，而是要利多於弊，核能發電若不宜發展，用不著上街喊，自然會走入歷史；反之，若因為技術進步（事實上，核能發電的技術一直在進步中），萬一成為最佳的發電來源之一，難道還想當摩登原始人嗎？「非核家園」衝太快能源政策會出軌，「核電」即時停用電力供應會墜毀，能源規畫必須集思廣益、拋棄成見才能又準時又安全到達目的地。

此次普悠瑪出軌疑與二○○七年宜蘭大里火車對撞有類似之肇因；當時就是因列車自動防護系統（ＡＴＰ）故障釀禍。事後台鐵駕駛曾提出如發車前發現ＡＴＰ故障應即刻更換列車，若是行駛中故障則啟動雙人乘務程序，並降速行駛，但當年犧牲五條人命的慘痛教訓似乎仍無法改變台鐵的作法。

宜蘭地方法院指出，司機員關閉普悠瑪ＡＴＰ，又未注意列車進站及過彎時應減速的規定，導致無法過彎出軌。列車自動保護系統原本用以防止人員超速駕駛時即自動制動的系統，駕駛員怎能任意關閉此安全系統，尤其在面對火車誤點的壓力下，駕駛員為了趕時間可能會加快行駛速度，在經過彎道時就易發生出軌事故。

人本來就會有失誤、犯錯的時候，在安全設計原理會採用防愚設計來彌補人員失誤可能引發的意外，但在實際應用遭遇故障或趕工時，人員卻又為了方便而將此安全防護系統關閉，導致意外的發生。就像在工作場所易導電的環境實施電焊作業，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要求電焊機須使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但現場作業人員卻常因為操作時覺得不方便，而跳過此裝置的功能，因而發生觸電意外。

台鐵本次發生普悠瑪列車的出軌意外，也是人員關閉列車自動保護系統而超速闖禍，對於駕駛員而言，他也是無心之過，在誤點趕時間的壓力下，難免會加快駕駛的速度，因而肇事卻要他負責任，對駕駛員來說實不公平。

既然人員犯錯是難以避免的事，就應從安全防護著手，列車自動保護系統即是彌補人員可能超速駕駛而設計，該系統應與火車的動力採連鎖控制，也就是人員無法在列車自動保護系統故障情況下啟動列車。如果普悠瑪能採用此種設計，這起意外是不致發生的。在怪罪司機員的此時，是否更該檢討台鐵的安全管理制度及使用的安全防護設施，一味地歸咎司機員是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的。

針對普悠瑪翻覆事故，除了全面救災外，更應該精進災害應變能力。

中央政府面對大型災難，通常會成立應變中心，以整合資訊或相關資源投入救災。其功能發揮除緊急救難（包括現場救災與緊急醫療），還有相關資源動員，及跨機關或組織間的合作，都需要龐大（專業）人力投入。而發揮前述功能前提是，健全完整的緊急災難資訊系統，理由有三：

災情資訊系統有助救災：災難發生之初，很多人都想知道，何以普悠瑪號會發生這麼嚴重的車禍？多少人傷亡，那些人傷亡？傷者送到那裡就醫？搶救過程與進度為何？路段搶修情形又如何？由於事發突然，很多人都希望有充足且正確的資訊，但過去政府面對大型災難，很少主動建立完整資訊平台，提供正確資訊。

災情資訊有助救災資源動員：救災具緊急性，需要在短時間調度相關資源進行搶救。若能有即時資訊，當可立即動員以應救災與相關醫療之所需。甚至可能因為災情透明，除了可獲得國內立即支援，也可能引起國際的關注，發揮即時救災的功能。

災情資訊有助民眾安心：事故發生後，由於台鐵系統全國連線彈性調撥，造成交通混亂。民眾對那些班次誤點或脫班不清楚，造成生活或工作不便。軌道損壞情形、預計何時通車、民眾轉乘資訊、家屬住宿資訊等公共需求資訊，有必要做系統化整理。

災情資訊是救災最重要元素，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有努力空間。救災過程，立即成立資訊（網頁）平台，將災情作正確、系統與完整的呈現。由於官方的資訊平台相對具有公信力，民眾也較能獲取正確與系統的訊息。

這次災難，如果台鐵也有類似完整、系統的災難網頁資訊系統（如台鐵專業或人力不足，應由中央相關單位提供），絕對可以提升政府救災體系的功能。

沙烏地阿拉伯承認涉入華盛頓郵報記者命案後，美國揚言制裁，沙國亦不甘示弱的表示將限縮石油出口，屆時國際油價可能飆破每桶二百美元的歷史新高。川普究竟將如何應處？

就政治及軍事層面考量，沙國長期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堅實的盟友，兩次波斯灣戰爭均提供美軍極大協助，如雙方關係不穩，其他大國可能趁隙而入。至於因油價上漲可能造成的經濟影響，較之政治層面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就國際政治來看，最大獲益者可能是俄羅斯。二戰結束後，蘇聯與美國爭霸，展開長期軍備競賽，七○年代後漸感不支。幸因石油危機發生，中東國家減產，蘇聯靠著出口石油一度起死回生。然而好景不長，八○年代中東國家恢復供給後，直接衝擊蘇聯經濟，終導致解體悲劇。普亭上任後，重整石油產業，再次靠著油氣資源復興。美國近年長期維持低油價政策，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壓抑俄羅斯發展。

另一受衝擊的是中國。伴隨經濟快速成長，中國對石油的依賴不在話下。其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目的之一即試圖連接歐亞大陸貿易板塊，確保中東石油得以從陸上管線輸入，避免海運可能面臨的「麻六甲困境」。儘管中國與俄羅斯簽有石油交易協定，然在石油交易仍以美元作為結算貨幣下，價格必定上漲，導致經濟成長趨緩，挑戰執政當局領導威信。

至於在美國社會內部，油價漲跌同樣引發議論。美國本即蘊藏大量頁岩油，但因開採成本遠高於一般原油，以致企業興趣缺缺。近年隨著技術提升，成本逐漸下降，若油價再飆高，開採頁岩油將有利可圖；另方面，即使美國擁有自給自足的石油供應，但高油價同樣衝擊民生經濟。如何讓油價在開發商與仰賴石油才能發展的企業間取得平衡，必須審慎權衡。

川普究竟應為捍衛人權價值而制裁沙國，抑或在利益考量下不再持續追查？以大方向來看，共和黨對比於民主黨向來較輕價值而重利益，而企業界出身的川普，恐將尤為利益導向。

廿四日「急診室躺三天 住不進、出不了」，提及一對老夫婦在急診室待床三天，寧願等候健保病床；身為健保署一員，也有家人住院的經驗，可以充分感受民眾看病之苦。

根據健保署統計，近三年醫院急性病床約維持十一萬張床，醫學中心占床率約八十二％，區域醫院六十七％，地區醫院僅五十％，顯示各層級醫院急性病床平常仍有收治病人的空間，僅少數醫學中心會有一床難求之現象，且又與各醫院內部收治病人機制管理方式有關。

依規定，公私立醫院健保病床比率應分別達七十五％及六十％以上，若未達標準，依其不足數每床處一至五萬元罰鍰，健保署定期監控。健保署也要求特約醫院公開資訊，每日於住院櫃檯、官網及病房護理站標示相關資料，不定期實地查核。

健保署也提供急診轉診獎勵、醫學中心急診病患下轉住院獎勵、急性醫療醫院醫師訪視獎勵等，透過醫院協調轉院，原醫師也可到轉診醫院訪視，讓病人放心。

陪伴絕大多數台灣孩子長大的國語日報，今年十月廿五日滿七十歲，如今小亨利是個老亨利了。國語日報為台灣語文教育長年做出的貢獻，有目共睹。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國語日報七十年來奉公守法，從不曾有踰矩之想，如今卻為訴訟所惱。當今的教育部認為：最初本部出錢辦國語日報，該報是個屬下機構，現在該歸位了。教育部不承認新改選的董事會，派七個人任報社董事。雙方告上法庭，初審結果教育部敗訴。

七十年前的事，很多人都不清楚。早年在北平的「國語小報」，奉命赴台灣創辦國語日報，教育部撥經費金圓券一萬元（折合新台幣四五八點七五元），後因戰事緊張，教育部答應的編制和經費都未兌現。經過千辛萬苦，國語日報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廿五日如期出版了創刊號；但新報紙尚未打開銷路，沒有經費，有斷炊之虞。

文獻記載，當時的教育部次長田培林面告國語推行委員會主委：「你們必須做自給自足的打算，千萬不要仰賴教育部給錢。」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也說：「你們應該把它當作一種社會事業來辦。」

教育部沒有再撥一毛錢給報社。不久國語日報拿到生意：台灣省政府訂卅萬冊有注音符號的三民主義，暫時解去燃眉之急。那時只有國語日報，才能印發注音書籍。它是一樁普通商務交易，並非政府補助。

語文教育的前輩們成立國語日報董事會，台大校長傅斯年兼任董事長，董事們全不領報酬，有人捐自己的版稅，多年作無私的奉獻，終於奠定了局面，日日出報，蓬勃發展到今天。

教育部下令辦國語日報，出刊後棄之不顧，國語日報成了「棄嬰」。七十年後「棄嬰」奮鬥有成：世世代代的台灣孩子，人人爭看國語日報、讀古今文選，增進語文程度、出版多種書籍刊物屢屢獲獎、年年舉辦少年國語杯桌球賽，培養了多位國手…，貢獻多到不可勝數。

棄嬰兒於不顧的父母，回頭來確認親子關係，應該是一個感人的故事，誰料到卻是要派員入駐（或入主）財團法人董事會，不承認它是民間組織等。只因為早年曾資助過四五八點七五元，便要你們認祖歸宗，一切由爸爸來管！當年的棄嬰一無所有，長年刻苦奮鬥，如今有點身價。算起來是個一本萬利的好買賣！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或許不是圖利，是「去中國化」的措施之一，要推行另一種國語？切莫胡言揣測，傳「假新聞」的廣電媒體罰二百萬元，識時務者應謹言慎行。

民主制度選出的執政者，以「人民公僕」自況，公僕應該為民眾服務，憑著什麼天條法理，就「巧取豪奪」起來？封建時代的帝王，全面執政唯我獨尊，通常是這樣對待「棄嬰」的。

或許它是促進「轉型正義」的又一章？「棄嬰」行徑絕非正義，政黨輪替，應概括承受，至少現在該道個歉吧！卻又意圖將「棄嬰」的非凡成就拿來我用，算哪門子的正義？

台北地方法院駁回教育部的抗告，認為政府沒有捐助國語日報，但核准教育部派七人進董事會；「拿過來」的目的達到了？

四五八點七五元的轉型正義不可取，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作者為電影導演）

廿一日普悠瑪發生事故後，花蓮新車站二樓擠滿退票與詢問的人群。大家都不知道何時會通車，班次狀態顯示板較近的班次顯示「停開」，次近的顯示「開車未定」，晚上十點後的甚至還顯示「準點」。

服務中心有提供旅客礦泉水，但櫃檯前與值班站長室前擠滿詢問人潮，不安地問開車與退票狀況，台鐵人員得重複回答類似問題，忙得不可開交；廣播系統雖不時報告退票辦法與接駁措施，但在現場人聲鼎沸及廣播回音環境下，還真聽不清在講什麼。

這時，只見售票窗口的跑馬燈還在顯示特殊活動的行銷消息，剪票口旁的公布欄空白一片，均沒有此次意外的最新狀況與應對措施的資訊；而台鐵人員與志工則忙著對慌亂的旅客解釋。

台鐵應記取教訓，在緊急狀況時，能第一時間把廣播資訊用跑馬燈或現場張貼大字報方式，告知旅客最新訊息，並有人力指揮無所適從的排隊人潮，使混亂狀態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