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對中共倡議的「一國兩制」，一向嗤之以鼻。殊不知，民眾對民進黨治理下出現的「一國兩治」，一樣感到不屑。「一國兩治」的特色是：同一套法制，對「自己人」便網開一面，給予通融和方便；對於「非我族類」，則收緊封口、盡情封殺。

最明顯的例子是，陳水扁近日幫陳致中站台，然後詭辯說自己是「上階不上台，致詞不演講」。如此胡謅一通，整個蔡政府從總統府到法務部到中監，竟統統自動關閉眼睛和法制，彷彿沒看到阿扁踩紅線。蔡英文上任後滿口「正義」和「改革」，現在大家知道，她主張的是「傾斜式正義」和「選擇性改革」。

最鮮明的對照則是，退休軍公教不滿年金改革的處分向行政院提起訴願，結果迄今已有一．六萬件遭到駁回或不受理，等於全軍覆沒，無一訴願成功。蔡政府表面上告訴民眾，「不滿意可以訴願」；但無論提不提訴願，結果都是一樣的，不會有任何改變。就算你的個案再特殊，訴願會一律滴水不漏地封殺到底。這麼高的封殺率，比起中共阻擋大陸人民「上訪」的功力，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也正是這種「一國兩治」的精神，自己人邱議瑩再怎麼爆粗口都能傲然狂笑，都能推說是韓國瑜的錯；但陳其邁的網路小編出言不遜就得請辭，促轉會揭弊的吹哨者也只能消失於江湖。

對於這種「只容貪腐、不容異己」的政府，民眾還要相信它的改革神話嗎？

在民進黨四面圍剿下，韓國瑜在高雄市的聲勢卻不降反升，繼續走揚。很顯然地，韓國瑜成功戳破了民進黨在高雄執政廿年的光鮮假象，也喚起高雄市民的反省與共鳴。這波「韓流」所映射的高雄民心思變現象，對於還耽溺在「綠色治理」驕傲中的民進黨，不啻投下一顆超級的震撼彈。

從政治經濟學的眼光來看，韓國瑜這樣一個「賣菜郎」竟能隻身攻破民進黨的傳統鐵票區，正說明了一件事實：民進黨經營高雄的眼光還停留在早年的陳舊心態，未曾與時俱進；徒有動聽的迷幻口號，缺乏務實扎根與願景營造。長期以來，高雄被視為台灣的「南都」，以其強大的經濟能量，和首都台北並駕齊驅且互相輝映。遺憾的是，在民進黨的治理下，高雄卻被當成綠營的「獨都」來經營，一面倒地強調其本土特質，卻任其經濟活力削弱，終而使其原有的國際色彩都失去。不知不覺中，高雄竟連台灣「第二大城」的地位都保不住。

事實上，無論韓國瑜最後是否當選，高雄市家道中落的真相已無法遮掩，高雄市民也拒絕再接受虛幻的政治催眠。因此，未來高雄的新市長和藍綠兩黨，都必須對高雄市的發展找到更清晰、更寬闊的定位，才可能有效回應這波「南都覺醒」的浪潮。

概括而論，這次被視為綠營鐵票區的高雄竟出現地動天搖的人心思變風潮，大略可從三個面向觀察。第一，是民進黨治理高雄的疲態與錯誤盡露。不可否認，愛河的整治、環保意識的提升、若干地標地景的建設，都是值得肯定的綠色政績。但相對而言，粉飾性規劃多過扎根性建設、治標不治本的水質改善、撒大錢堆砌政績卻導致債台高築，乃至中央決策錯誤導致民生陷入困境卻絲毫無意反省，則在在都是高雄人難以承受之輕。前幾年的驚天氣爆，與今年的五千個天坑，皆暴露了民進黨廿年治理「僅治表皮」的袖裡乾坤，也吹響了人心思變的第一聲號角。

第二，高雄都會發展定位的錯誤思維。高雄擁有良好的港都條件，人力資源充沛，重工業基礎雄厚，原具備優異的發展條件；除擔任南台灣領頭羊，進可成為南向亞太發展的區域中心。遺憾的是，民進黨卻用「本土主義」及「閉關主義」來限縮高雄的特質，將它當成一個與台北抗衡的基地，用它來擴大「南北差距」的衝突，製造國民黨「重北輕南」的印象。在這樣的心態下，民進黨忙著拿高雄跟台北相比，凡台北有的，高雄無一不可缺；久而久之，卻忘了高雄自己的先天優良條件，忘了自己可以把眼光放向世界。不客氣地說，民進黨侷限高雄發展的作法，和它侷限台灣發展的心態，如出一轍。

第三，陳其邁與韓國瑜兩人本身的條件差異。陳其邁是在地政治人物，又曾任高雄代理市長，輕鬆拿下黨內「西瓜牌」代表出征，原享有豐厚優勢。相對而言，韓國瑜作為臨時空降的外地參選人，又是綠營排斥的「外省人」，並不受到看好。然而，韓國瑜憑其北農總經理任內的扎根基層，在經濟、社會、人情世故上都極接地氣，因而在短短時間內深深觸發了高雄基層的感應，堪稱藍軍的異數。相形之下，陳其邁穩扎穩打的拜票策略則顯得缺乏新意，同時，其父陳哲男輔佐陳水扁時留下的貪腐印象，對於高雄年輕世代而言，恐怕也有不甘的「相對剝奪感」。當年連累連勝文的「政二代」因素，今年在陳其邁身上勢必也會發酵。

從高雄人不在意韓國瑜的省籍身分看，這次的「南都覺醒」，已掙脫了民進黨「本土牌」的硬殼，這是最值得慶賀的發展。亦即，「肚子扁扁，也要投阿扁」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民進黨可以假裝看不到這點，可以繼續假裝民生經濟不重要，但它終需面對民意的叛離。

先就經濟學理論來看，國際間的貿易活動雖可讓交易雙方透過專業分工的方式，使生產效率極大化，進而提升雙方所能消費的財貨數量，卻也會衍生產業外移與勞工失業問題等副作用。此時，理應透過所得重分配的機制加以調和，但執政者常將其視為損害國家利益的嚴重威脅，遂掀起貿易戰等政治手段因應，導致兩國生產效率受到貿易壁壘所抑制，也使貿易雙方的福祉降低，可謂百害而無一利。

再就近代美國幾次貿易戰而言，除了1980年代雷根政府與日本間的貿易衝突外，其餘幾次都以失敗收場。19世紀末，美國為了保障本國金屬與羊毛產業，曾對加拿大啟動關稅戰爭，加拿大也調高美國的農產品進口關稅，做為報復。這場俗稱為麥金萊關稅（McKinley Tariff）的貿易戰，在短短數年間，令美國對加拿大的農產品出口數量砍半，國內物價也因關稅墊高生產成本而飆升。與此同時，加拿大轉向強化與英國的貿易關係，使未曾捲入美加爭端的英國成為最大受益者。

時至20世紀30年代，胡佛政府為了保護國內工業，啟動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提高逾2萬種產品的進口關稅，且以歐洲國家為主要對象。歐洲國家自然回以報復性關稅，造成美國進出口雙雙銳減過半，不僅使工業產能過剩問題惡化，更催生了之後的經濟大蕭條。相對地，蘇聯則適時承接美國流失的市場，讓歐洲國家與蘇聯間的貿易額大幅成長。最終，美國不僅未能從中獲得任何好處，還讓最大敵人坐享漁翁之利，顯見貿易戰或許能嘉惠被保護的產業，但其他經濟或政治層面付出代價卻更大，實為得不償失的最佳例證。

既然如此，為何川普敢於一試？或許與他偏愛師法雷根有關。畢竟，雷根主政時期對日本施壓，使日本自發性的實施汽車出口限額，乃是美國貿易戰史上的少見勝利。因此，以川普為首的保護主義者認為，美國可仿效過去經驗向中國施加壓力，迫使其改善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

然而，當年美日貿易衝突沒有演變至兩敗俱傷的局面，主要是雙方都有所讓步，亦即美國最終並未對日本輸出的汽車課稅，而日本則自發性的限制汽車出口數量，使美日雙方實際地針對貿易不對等現象，進行經濟利益的重分配。但過去美日間的妥協範本看似成功，卻絕難複製在當前的美中貿易爭端上，原因在於當年日本並非僅著眼於貿易利益，更有美日安保條約的考量。也就是說，政治利益才是日本決定讓步的真正主因。類如今年歐盟決定降低美國汽車關稅，促使歐美貿易對抗休兵的情形。

換言之，川普想打贏美中貿易戰，絕對需要對手「配合演出」。但當前美中之間並不存在如美日或美歐般的同盟關係，遑論美國以國安之名發動貿易戰，等同將經濟對抗轉化為政治衝突，更讓以泱泱大國自居的北京政府勢難妥協。有趣的是，今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IMF）所做的情境分析指出，若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反而會讓有轉單效應的日本、歐盟等國家經濟成長加快，重演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歷史戲碼。至於同樣未捲入紛爭、有轉單效應的台灣，是能如IMF預期亦分得若干漁翁之利，抑或因兩岸經貿關係緊密，遭受池魚之殃，仍需視美中貿易戰後續發展而定。

一代大師金庸以高齡離世，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金庸不論寫作或對社會政治的關注，都有相當高度的風範。不論是鹿鼎記中的韋小寶、笑傲江湖的令狐沖，或是射鵰英雄傳的郭靖，都是讀者耳熟能詳的角色。在華人世界中可以說是ＩＰ（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版權）授權的先驅，電影、電視劇甚至電玩遊戲都可看到改編的作品，更獲得相當的成功。

總有不知者認為，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就是因為充滿中國元素才無法發展。事實上若是將ＩＰ產業分成十個面向，包含文學、動漫畫、電影、連戲劇、綜藝節目、主題樂園、電玩遊戲、周邊商品、音樂及授權合作，其實真正三分天下的是美系、日系與韓系。金庸的中國武俠風，其實只占有一席之地，而非引領風騷。

每當我們談論所謂ＩＰ經濟時，總是在尋找那最有價值的明日之星，尤其是擁有原創能力的作者更是鳳毛麟角。雖然常聽到台灣最有優勢的就是創意，但看看這些年，少數台灣作者的小說改編電影，卻未能在華人文學圈產生認同；或是仍在萌芽的原創動漫，在故事與整體產業發展的願景上，還看不到真正獨具「台灣特色」的代表作。

如同金庸的創作歷程，從媒體寫作到小說創作，從歷史故事到江湖佚事，不但必須建構出完整的世界觀，更要能刻畫出角色的深度。必須要有龐大的閱讀能力和對社會的關注，更要能一生專注在堅持的事情上。

原創ＩＰ何其不容易，例如披頭四的歌曲，全球耳熟能詳，但要能在不同的領域授權，也要考量市場與接受度。日本經典動漫鋼彈，可說是台灣小朋友的共同回憶，但是能被製作成周邊玩具，不代表拍成電影就能被市場廣泛埋單。

當台灣在談論原創ＩＰ時，卻讓學生在經典文學和歷史的學習與閱讀內容越來越簡化。

當年輕的創作者需要舞台時，台灣的影視產業及動漫產業也有意願支持，卻受限於環境的不景氣及市場接受度，長期採購日、韓、中的影視作品及代理日系為主的動漫才能生存。

不論是現在的教育環境頹圮，或是文創政策的偏差，還是台灣一直都沒真正面對自己是什麼樣的品牌，當我們緬懷一代大師的離去，也想起台灣應該產生下一個金庸或下一部笑傲江湖。但更必須面對的是，要什麼樣條件與資源，才能培養出這樣的創作者與代表作。

一代武俠大師金庸過世，擁有兩岸甚至中文世界廣大書迷的金庸，令人懷念。

金庸本名查良鏞，在大陸時期一九四四年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由於對國民黨職業學生不滿，而被退學。後進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已更名國家圖書館）工作，但只工作一年即離職。一九四七年轉入上海東吳大學，因而金庸以東吳大學校友自居。二○○七年政治大學頒發金庸先生榮譽博士學位。

由於金庸與台灣國家圖書館及政大、東吳兩校都有密切的關係，建議國家圖書館可為這位曾在該館工作過的館員舉辦相關展覽，並結合政大與東吳兩校，找尋當年查先生在校期間的求學資料，共同為這位與台灣有密切關係的館員或校友舉辦展覽，以資紀念。

十月廿一日發生的台鐵普悠瑪翻覆事故，十八位罹難者昨天聯合公祭。行政院長賴清德向家屬致歉，強調會將事件調查清楚，痛定思痛改革。亡者已矣，台鐵真能脫胎換骨？

普悠瑪事故引發國人高度關心，除了大家都是潛在的台鐵乘客，也因為鐵路向來被認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而台鐵代表的台灣百年鐵道文化，在事故後也變成人人喊打的「百年老店」，必須痛下決心，徹底改革。

事故發生後，尤姓司機員雖受重傷，逃過死劫，也成為追查事故的最重要線索。他剛闖過鬼門關，卻被檢察官聲請羈押，再獲法院交保；到通聯紀錄曝光，又從眾矢之的，變成代罪羔羊。這一幕幕，宛如電影情節，卻更映照台鐵管理之鬆散與顢頇。

完整通聯紀錄加上行政院初步調查，讓台鐵無法把過錯都推給司機員承擔。行政調查小組召集人吳澤成實際操作體會，司機員一人要排除障礙及應付各種狀況，「實在太困難了」。勞動部也發現尤姓司機員十月間曾跨日工時達十七個小時，已違勞基法。

民眾這才驚覺，原來，所謂「最安全」的鐵道列車，竟是司機員超時工作、獨自在駕駛座上搞定所有問題換來的。而比起安全抵達，大家過去最常抱怨的誤點，根本微不足道。

這樣的場景，在描寫二○○五年ＪＲ西日本電車福知山線出軌造成一○七死、五六二傷的紀錄片「八十秒殺人事件」，有不少雷同。在誤點一分鐘以上就會受罰，還會在大庭廣眾被罵「笨蛋」的壓力下，該列車廿三歲司機員高見隆二郎為了追回誤點時間，將車速推至極限，結果衝出彎道，造成日本戰後第四嚴重的鐵道事故。

片中提出質疑：「永無止境的追求效率，真的是好事嗎？」「日本（為了）追求效率到了盡頭…，人類究竟要被壓榨到什麼程度？」對照普悠瑪事故中，尤姓司機員在事故發生前四十三分鐘一路求援，邊開邊修邊趕點，能不令我們同樣反思？

尤姓司機員昨在公祭現場激動下跪，但被奪走八條人命的董家沒怪罪，還要他好好保重，「我們一起找出真相」。相形之下，台鐵改革千頭萬緒，昨天竟還有前副局長與多名官員因收受廠商賄款、接受性招待，被最高法院判刑定讞。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事隔十三年，ＪＲ西日本官網至今仍有「福知山線列車事故」道歉啟事。台鐵能否完成改革猶未可知，但要改頭換面，先要知恥。

二○○一年八月，我應邀到新加坡參加「哈佛大學亞洲暨國際關係會議」，並發表論文，站在會議中心好奇地看到外海大排長龍的貨櫃輪，等待進入繁忙港口，內心十分羨慕。回台不久，飛返高雄演講，從空中卻驚訝地發現原是世界第三繁榮的高雄港，竟然空蕩蕩，貨櫃輪屈指可數！

高雄是我成長的故鄉，也是培養我走向世界的寶地。看到故鄉的國際競爭力衰退，感慨萬千。最近選戰，高雄儼然成為城市發展與治理爭議的焦點，這是可喜的進步現象。誰能讓高雄從國際競爭挑戰中浴火重生，重現榮景，誰就應是高雄的領航人。

高雄曾是台灣第二大城，處處展現經濟地理特質與敦厚人文素養，甚至某些在地特色超越台北，包括商業盛極一時的鹽埕區、人聲鼎沸與國際活力無比的高雄港、聞名的加工出口區與工商業活力、無垠的西子灣沙灘，還有歷史悠久的機場與工業設施。

然而，過去常被北部人戲稱為「下港人」的高雄人之厚道、善良、守法、慷慨、熱情的打拚精神，及長年建構的光榮海港城市繁榮景象，好像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暴力、車禍、經濟衰退、保守與人口外移等負面代號。高雄人如今常被冠以「紅綠燈是參考用的」之交通違規族群。

廿年來，高雄部分硬體設備在南北平衡的政策下，大幅度進步了。然而，高雄整體文化素養與國際競爭力確實在衰退中。一九九九年高雄港繁忙到碼頭不夠用。如今碼頭閒置了，只好轉型為文創、休閒和觀光特區。

為了高雄的浴火重生，無論將來誰擔任市長，宜應跳脫政治包袱、以前瞻視野規畫人才培育的中、長程策略。高雄地區有十七所大學校院，以及著名的高雄中學。如何配合當前國際發展趨勢，正視並引導優質人才培育，是讓高雄振衰起敝的基本途徑。

其次，在充裕優質人才的運籌帷幄下，積極進行國際招商與吸引外資，是重振經濟與士氣的不歸路。這種配合現代網路運用的環球經貿關係之建構，當然包括中國大陸。高雄確有先機將在地農產、漁獲、工業製品等向大陸推廣。雙向互利互補的經濟與旅遊活動也可藉此恢復、展開，及時刺激經濟成長。

新南向也是選項之一。東協十國積極推動「國際移動力」之規畫與教育，這正是當前台灣教育應審慎研議的國際課題。因此在人才培育與國際招商外，加強終身學習與人才國際流動機制，是改革高雄，讓高雄發揮潛力，浴火重生，恢復繁榮的願景工程。

我從南部來，卅年前也是北漂青年。我觀察南部市井小民次文化中有種觀念，就是叛徒最可惡。

老百姓勢單力孤，必須靠博感情，聚眾自保，才不會被欺負。所以當他們要挺一個人，就一起挺，要鬥一個人，就一起鬥，團結才能取勝。在這種文化中，背叛是最忌諱的，被視為叛徒將無法生存，所以人人勇於附和他人，怯於表達異議。

民進黨在南部已成氣候，已成只能對它宣示效忠，不能表示反對的神祇，誰敢脫隊誰就是叛徒，誰就是台奸。這種氣候名之曰「綠色戒嚴」亦不為過。

想反抗除非有人帶頭。這回高雄市長選舉，一肚子怨氣的小人物，看到一個個過去民進黨的頭人倒戈反叛，替他們壯膽，那還有什麼好怕？因此韓國瑜的場子群眾簇擁，興高采烈，像沐浴在「解嚴」的鬆綁歡樂中。

某位倒戈大將說，這回高雄市長之爭，不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在競選，而是高雄人和民進黨在競選。這是正確詮釋，這次是高雄人造民進黨的反，韓國瑜是時勢造的英雄，雖未必成功，卻十分壯烈，難怪全台灣都關注。

衣索比亞這個非洲最古老的國家，在二○一八年經歷了三次的政治大變動。第一次是二月該國總理哈勒馬利恩．戴沙略突然宣布請辭；接著是七月時接任的總理阿比伊．阿邁德聲明在經過廿年的戰爭後，衣索比亞與鄰國厄立垂亞達成和平協議，阿比伊也因此成為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熱門人選；十月下旬則是總統宣布辭去職務，接替的是衣國首位女性總統莎勒沃可．祖德。換句話說，衣索比亞今年換了國家元首、政府領導人，也同時解決了與鄰國長期的戰爭。

哈勒馬利恩（衣索比亞姓名與中文姓名類似，姓在前面）是在衣索比亞前總理強人梅勒斯於二○一二年過世後，由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接替成為政府領導人。衣索比亞是個多種族國家，最大的兩個族群歐洛莫及阿姆哈拉合起來超過人口的六成，其他族群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包括兩個超過百分之五的索馬利族及提格雷族。

歐洛莫長期未獲得第一大族群應有的政治權力，不過他們的子弟、左傾的曼基斯楚曾在一九七四年軍事政變後，於一九七七至一九九一年間擔任衣索比亞的領導人。阿姆哈拉是傳統統治階級，特別是在王室時期，但一九七四年海爾．塞拉西國王遭軍事政變推翻後，就再也沒有嘗到權力的滋味。

梅勒斯在曼基斯楚執政期間，就率領提格雷族所組成「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與其他游擊組織所組成的「衣索比亞人民民主陣線」，推翻左傾的曼基斯楚政府。隨後先是擔任總統，並在一九九五年新憲法產生後，成為具有實權的總理。

梅勒斯過世後，繼任的哈勒馬利恩屬南部少數族群沃雷塔，比較能被族群所接受，卻缺乏梅勒斯的強勢領導。二○一六年各地動亂，迫使他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在狀況持續未獲改善的情況下，於今年二月辭去職務，由屬於歐洛莫族、曾擔任科技部長的阿比伊接任。

阿比伊上台後，不僅立刻大赦七千多名的政治犯，還進行各樣的政治、經濟及憲法改革，是衣索比亞今年的第一部政治曲。

在外交方面，阿比伊在六月時表示願意將具有爭議性的領土歸還給鄰國厄立垂亞，結束了兩國「沒有戰爭、但也沒有和平」的持續衝突狀態。七月九日，阿比伊在厄立垂亞首都與該國總統簽署了《和平與友誼共同宣言》，不僅重建雙方中斷的外交關係，也恢復各項交通往來，成就了衣索比亞今年第二部政治曲。

或許因為阿比伊外交方面的努力與成就，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公布前，他一直是相當熱門的得獎人選。

十月下旬，曾在北京大學讀書、與中共總理李克強當同學、獲得國際政治經濟學士及國際法博士、政治立場相當親中的總統特修姆辭去職務，國會選出職業外交官出身、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莎勒沃可．祖德接替，她不僅沒有強烈的親中色彩，也是衣索比亞第一位女性總統，完成了今年該國的政治三部曲。

但這是否意味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接受北京大規模援助的衣索比亞，也如同近期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及馬爾地夫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大規模基礎建設的保留態度，則仍待觀察。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選舉到了，許多候選人會送些小禮物給選民，如面紙、扇子等，直到最近才發現最受歡迎的小禮物，應該是耳塞。

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臉書小編的「耳塞」說，是出於一個年輕人當下毫無修飾的老實話，雖然可檢討，但不噁心。

該小編直言，當聽見對手的宣傳車，自己也是戴耳塞拒聽；這說明了選舉已走火入魔到非理性的地步，把對手的意見當作汙染源，索性把自己隔離起來。

戴耳塞是個反射動作，凡以任何形式拒聽對手的論述，無論刻意走避或換台，其實都是戴耳塞，都是自我隔離。

只是，台灣為何會走到「耳塞民主」處境，這才是問題的核心，也是政治人物必須誠心檢討之處；況且首先戴上耳塞的，恐怕是各黨派的政治菁英及領導人。

該小編又說，自己住在廿四樓也需要戴耳塞。選舉需要以聲勢來確保及強化自身的支持者，需要使用大聲公在耳邊強調「我愛你」，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對於「不愛我」的選民，震耳的聲量也是一種威脅。當聲量取代政見而形成一股壓制的力量，選舉便成為一門壓制的技術，無論甜言蜜語、惡言惡語或瘋言瘋語，都是為了放大傳播與壓制的效果，造成某種「覆蓋」大局的印象。

台灣已走過幾十年選舉歲月，以選舉經驗而言，已「不再年輕」，以選民結構而言，可能也「不再年老」；無論任何黨派，如此粗糙的傳統壓制戲碼若不再調整，在心理上戴耳塞的選民恐將越來越多。

戴上耳塞是個簡單的動作，但若要讓不同立場的選民願意拿下耳塞，台灣的民主才算真正有些踏實的進步。

十一月一日是消基會第十九屆新團隊交接典禮，雷董事長領導的新團隊是做事的團隊。我期許六大守則：

一、消基會對消費者一定要「謙卑謙卑再謙卑」，爭取消費者的認同。

二、消費者永遠是消基會心裡最柔軟的那一塊；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維護消費權益。

三、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不滿意，不是跟老闆說，而要跟消基會說，消基會要提供最好的服務。

四、如果消基會偏心，一定要偏向受害的消費者，讓消費者感受到消基會的用心。

五、為消費者爭取權益，如果政府沒聽見，消基會可以講大聲一點，甚至可以拍桌子。

六、消基會新團隊上任後，消費權益要變好，消費者應該可以慢慢感受到，消基會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以上六守則，必須腳踏實地、確實執行，就能維護消費權益、提高消費者滿意度，擦亮消基會的招牌。

最後期勉新團隊：堅持原則、勇往直前、維護權益、除弊興利。

宜蘭縣教育近期因人文國中小解約、興中國中停辦，乃至免試入學超額比序變更，屢上全國版面。就教育權限分工，程序上自有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代表多元意見，負責諮詢地方教育事務，外界尚難置喙。

然從個案所串成之整體教育發展，不禁要問，曾是台灣實驗教育與學校建築領頭羊的宜蘭，如今對教育理念的堅持為何？以此次超額比序會考成績，由三分法變更為七分法計分爭議為例：

一、自十二年國教啟動，會考究竟為標準參照（僅區分通過或不通過）或常模參照（有分數高低之別）之定位爭論不休，原政策理念係為減輕學生升學負擔，避免分分計較，故會考成績僅分類精熟、基礎、待加強三類，無奈考量都會區分發現實需要，於是當年教育部同意再劃出A++、A+、B++、B+四標示，原因即為所有比序項目中，僅會考成績最有鑑別度，可鮮明區分出學生程度。

二、十二年國教實施迄今已四年，入學制度趨穩定，且按宜蘭資料顯示，九十一％學生已可用前五志願錄取高中職，可見現行比序並無操作困難，此時走回頭路，是否偏離十二年國教初衷？

三、宜蘭縣府宣稱係比照其他縣市辦理，經查基北區或桃連區當前確實採七分法，惟沒說的是，維持三分法亦大有人在，如竹苗區或嘉義區，且其人口數均超過宜蘭，是以宜蘭的升學壓力是否大到需如此細膩區分學生成績，不無疑問。

四、縣府握有歷年學生免試入學原始積分，建議可透過分發程式模擬分發，具體證明究竟採三分法或七分法為宜，方能服眾。

陳金德縣長曾批評仰臥起坐也算分數，違背教改理念。同理，入學制度調整更應朝真正免試邁進，而非加重會考成績比重，期盼縣府繼續堅持教育理念，帶領宜蘭成為十二年國教典範縣市。

昨「數據製造的美化願景」，空氣指標部分與事實不符，特作說明。

台灣從二○一六年十二月開始實施的空氣品質指標ＡＱＩ，各種汙染物濃度所對應的警戒顏色，完全比照美國。採用相同或類似的國家還有韓國、澳洲及中國大陸等。

為了加強民眾對空汙的防護，環保署實施新式指標的同時，將啟動應變工作的門檻降低。只要PM2.5超過五十四微克／立方公尺（紅色警戒）就啟動應變措施，而非過去七十一微克／立方公尺才啟動，讓民眾更快注意到空氣品質的變化，而不是等看到紫色才注意。

文中指台中紫爆天數下降是因為環保署放寬標準，絕非事實。二○一四年台中PM2.5濃度超過七十一微克／立方公尺有八十七天，降到去年的廿四天。全年PM2.5濃度也從廿七微克／立方公尺降到去年的廿點二微克。

環保署不會美化數據，數據資料公布於網路，民眾可自行統計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