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討厭老人家碎碎念，選民也一樣。政治人物若不能發想治國理念，至少要誠懇服務選民；再不然，也要能提供一些趣味娛樂。如果三者都不行，卻一天到晚碎碎念，當然惹選民反感。

就以「換柱」這件事為例吧，這是國民黨心裡一個難解的痛處。三年前，藍營不僅丟了江山，還搞得內部分崩離析。這一切，不都是因為眾將官看到形勢不利，個個「怯戰」所致嗎？而今情勢似乎變得對藍軍有利了，當年怯戰的懦夫們立刻搖身變成了「勇士」，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時間真是一面照妖鏡，一照即知。

這還不算，馬上就有人翻箱倒櫃，把當年諱莫如深的往事，添油加醋地搬出來說嘴。於是，有人說自己曾被六度「招親」，但最後一揭榜，結果「新郎不是我」，言下好不哀怨。於是，誤入的「新郎」只好打圓場，說「可能因緣不足」。於是，被換者還要強忍痛苦站出來旁白，說落榜者「咿咿呀呀」不表態，心意難測。

這些打啞謎般的情節，就算當事人點滴在心頭，也早已是不堪回首的往事。這種時候拿出來說嘴，到底想說給誰聽？又有誰會感到興趣？然而，國民黨的老人家就是不懂得時代在變、選民在變，偏要拿這種不鹹不淡的故事碎碎念，來破壞選民的胃口。

國民黨的老人家，請看看自己黨內的中生代吧！大家都期待這個黨能走出一條新路，老人家何不把眼光放向現在與未來，別再叨念歷史了。

經過四回合的協商，華航機師罷工事件在進行七天之後，終於宣告落幕。我們很難形容這是一次「成功」的罷工，原因是不僅有數萬名無辜旅客受到影響，華航的營收也受到衝擊，機師工會的若干訴求也被打了折扣。但無論如何，這場被稱為「貴族勞工」的抗爭事件至少示範了一次理性的交涉，勞方和資方在政府協調下平起平坐對話，走出了過去台灣勞工「悲情抗爭」的模式。

台灣的勞工抗爭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尤其運輸業的罷工更是禁忌。即使一九八八年台鐵司機員即進行過一次罷工，當時有一千四百人參與，卻只能以「集體休假」的名義選在五一勞動節進行。那次，雖達到火車大規模停駛的目的，卻稱不上真正的罷工。直到近年，包括國道收費員爬上高速公路ＥＴＣ門架示威，乃至關廠工人連線的激憤臥軌，都充滿了悲情與血淚。從這個角度看，機師罷工能經由合法程序取得罷工權，用對等、理性的方式向資方據理力爭，乃至公開向社會大眾說明說服，都說明勞工運動躍進了一大步。

相形之下，華航資方和政府部門的因應處理，卻顯得倒退。蔡總統上台後，一再標榜進步價值及勞工權益，聲稱勞工是民進黨「心裡最軟的一塊」，強調適度休息是不可抹煞的勞動人權。然而，華航管理階層卻對機師長途航程的疲勞駕駛問題充耳不聞，與工會的談判則抱著倨傲的態度，對桃園市長鄭文燦的協調建議置若罔聞，終於導致機師驟然在春節發動罷工。儘管許多旅客對機師感到不滿，但整體而言，外界輿論多認為華航資方處理失當要負更大責任。這點，在罷工落幕後，恐須另作檢討。

華航資方原先拒絕提高疲勞航班的派遣人數，主要理由，是這將造成公司「營運成本增加」。這個「成本」的藉口，理由其實相當薄弱。原因是，過勞駕駛不僅攸關機師的勞動人權，更影響旅客的安全及公司的聲譽，不應輕易打折。更何況，長榮航空接受了該工會的相同條件，華航卻悍然拒絕，更顯得華航資方高傲不近情理。事實上，若同意機師工會的派遣條件，華航需增加的人事成本一年約為三億元。而這次的罷工事件，華航短短幾天營運損失就高達四億多元，這還不包括聲譽損失在內。從事後諸葛的角度看，華航高層算盤打得太精，結果卻事與願違，得不償失。

再看機師工會方面的表現。這次的罷工行動，完全依照勞動法規進行，工會談判的應對進退也堪稱理性；儘管協商過程不如上次被喻為「顏值最高」的空服員罷工那般順利，卻也獲得不少民眾聲援。比較值得商榷的是，在工會的五大訴求中，改善「疲勞駕駛」一項確能打中一般民眾的同理心；至於要求保證十三個月全薪，則與公共利益無關；要求停招外籍機師及限制外籍機師升訓，則涉及就業歧視，訴求之正當性不免受到質疑。

這次民航史上首次機師罷工事件，能夠擺脫以往的激憤與悲情抗爭，與資方和政府官員面對面協商，寫下了理性、透明的一頁。但機師工會仍耿耿於懷的是，華航資方的威權式管理仍未被觸及，不少人唯恐罷工落幕後遭到「秋後算帳」；這點，則有待勞動部和交通部持續關注。連日來避不露臉的華航董事長何煖軒，無疑是引發這場罷工的關鍵人物，但他憑其良好的黨政關係在華航高壓治理，卻可倖免於負責。罷工期間他接受媒體訪問，仍然強悍宣稱：工會「不能踩我的紅線」。這句「我的紅線」，完全說明他的「人治」本位。那麼，罷工機師期待不遭到秋後算帳，會不會只是幻想？

罷工不值得鼓勵，但也不需要一味抹黑或醜化。尤其，當時代在進步，勞方能夠更有尊嚴地與資方對話協商，都是正向的發展。

近年來台灣勞工意識抬頭，罷工是勞權，如何妥善處理勞工問題與罷工事件，本來就是執政當局的重要任務。而這一次華航機師的罷工事件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在罷工發生之前，勞資雙方本來已經有過將近一年的協商，其中也包括了長榮機師在內，但是經過一年協商，長榮航空與機師達成了雙方可以接受的協議，華航卻無法與機師達成協議，而導致最壞的結果。

啟人疑竇的更在於，在華航股權中，航發會占35.45%，行政院開發基金持有9.59%，再加上中華電信的4.86%，這些泛公股的股權已經接近一半，政府當然有權力去做所有的重大決定，但是交通部卻說，華航是上市公司，政府無權干預勞資協商結果，這種說法令人無法接受，我們只能說是「行政怠惰、執政無能」。

回頭檢討，這一次罷工過程中有幾個關鍵人士，只要他們肯略做調整，結果可能完全不同：

首先，最關鍵的是華航董事長何煖軒，他在兩年多前空服員罷工事件中，因為當時政黨剛剛輪替，他一上任就完全接受勞方開出來的所有條件，很順利地解決了罷工事件。表面上看起來很風光，但是此例一開，其他勞團很容易有樣學樣，現在華航機師罷工很難說是沒有受到當時事件的影響。

我們想問，現在何煖軒代表資方，立場為什麼又突然變得這麼強硬呢？如果他願意略有彈性一點，可能罷工事件就不會發生了。

其次，這一次罷工事件的發起單位是桃園市機師工會，權責單位是桃園市勞工局。去年12月，華航已經向桃園市提出「調解申請書」，如果桃園市勞工局立即接受並且開始處理調解事宜，則依法律規定，調解期間不得進行罷工，那麼罷工事件也不會發生；或是至少可以拖過年假的高峰期間。但是，桃園市勞工局卻沒有任何的作為，而導致罷工的發生。

第三個關鍵就是交通部長林佳龍。泛官股占到將近一半的股權，而且華航所有的董事和獨董都是官派，交通部是直接的權責機構，只要交通部一聲令下，華航的資方立場當然可以隨時調整。但過程中，交通部和桃園市政府都沒有任何作為，自然就會有人產生一些政治聯想，說是執政黨內有黨派之爭等等。

另外，這次罷工事件中，廣大消費者受到的損失，不能輕輕放過。華航每天都公布有多少的旅客因為航班取消而受到影響，大家可以想想看，一般的上班族每年有幾個九天連假？好不容易安排一次出國旅遊，或家人團聚，結果因為飛機停飛而導致整個旅行泡湯，這種損失豈是退還機票錢，或是再加上250美元所能補償？然而，旅客權益受到嚴重損害，行政院消保會卻沒有任何的發聲，這是負責任政府部門該有的作為嗎？

總而言之，勞工爭取自身權益無可厚非，而資方在商言商，也是天經地義，但是華航是半國營事業，政府有能力決定華航所有重大的決定。罷工事件拖了那麼久才解決，不但勞資與消費者三輸，更造成政府與國人全民皆輸，我們建議政府部門應該拿出魄力，別讓問題重演。

國民黨近日將研議要不要引進美國總統初選的機制來決定二○二○的總統提名人選，這個想法在黨內引起不同陣營間相互角力和猜疑。然而，不論支持或反對，不妨先了解美國總統初選辦法和精神究竟是什麼？將美式初選套用在台灣，對國民黨甚至台灣總統大選又可能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從初選投票規則來說，美國總統初選大致可分為開放式和封閉式。開放式初選，顧名思義指的是不論是不是黨員都可參與，而封閉式投票則是將資格限制具黨員身分選民。不過，因為初選算是正式選舉，所以即使在開放式初選，選民也只能在兩大黨中擇一參與，大幅減低為灌票而特意參與他黨初選可能。採用開放式初選好處，在於成功勝出的候選人通常是能被中間選民接受的人選。相對來說，只讓黨員參與初選，所產生的提名人雖然比較符合黨員期待，卻不見得能在大選中吸引關鍵的中間選民。

正因為沒有哪一種初選機制是完美的，所以即使同一政黨，在不同州也有不同規定。以二○一六年總統初選為例，共和黨只在廿二州採用開放式投票，而民主黨也只有廿四州以開放式初選決定該州支持者。換句話說，不論是採用開放式或是封閉式的初選模式，都可能會有不公平的情況發生，國民黨內有人反對美式初選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可是如認真考慮採用，就不能只看投票規則，必須進一步理解初選精神。

美式初選精神，是提供欲參選者公開且直接的競爭平台，先辯論再投票；透過直接論述政見及面對面交鋒，讓選民看清候選人論述能力和應對風度後再決定。因此，辯論時的表現對於是否能夠獲青睞有著決定性影響。政治學者研究也證實，相較於總統選舉辯論時，多數選民早基於政黨立場而有定見，黨內初選階段的辯論確實左右選民投票意向。

以近來美國總統初選來說，歐巴馬在二○○七年宣布參與初選前期，民調落後希拉蕊柯林頓將近卅個百分點，但透過電視辯論表現，民調一路攀升；到○八年超級星期二前夕，民調首次超越柯林頓，最終入主白宮。同樣發展也出現在一六年川普身上，當川普宣布投入初選時，只有六趴共和黨選民願支持，當時沒人料到這個財大氣粗商人，居然透過多次辯論，抓住選民厭倦傳統政客說話拐彎抹角的心。

如果把美式初選制度跟國民黨現有初選制度相較，會發現兩者最大差異，在於服務對象不同。美國機制核心價值是為選民服務，要透過初選讓選民挑選最有說服力和個人魅力的候選人，可是台灣卻是從政黨內部菁英角度考慮，導致初選只能看出人際關係和派系實力。面對明年總統選舉可能出現三強鼎立，想要勝選，國民黨必須找出有說服力，能夠爭取中間選民支持人選，而美式初選著重辯論和言詞交鋒，不只可讓候選人直接說服選民，也提供政治人物擺脫既定形象機會。其實，對國民黨來說，選民要看的是，這個黨究竟有沒有改革決心，如果改革玩真的，選票自然假不了！

酒駕撞死人悲劇頻傳，再次引發修法嚴懲的呼聲；然而數據顯示，二○一三年修法，將酒駕致死刑責提高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後，雖有效降低酒駕致死率，從每年數百人降到每年一百人；但近幾年酒駕致死人數始終維持在一百人，無法下降。

何以致之？因為刑罰能夠嚇阻的酒駕，已經到了極限，剩下的那些連被關都不怕的酒駕者，很可能都是酒精成癮患者，必須當成病人來治療。

酒癮治療乃讓這類病人接受兩種治療，一是藥物治療，也就是吃了藥以後，只要一喝酒就會身體不適，藉此來自我克制。另一是非藥物治療，是針對酗酒的相關壓力、情緒與社交因素，在清醒時刻給予心理諮商，教導如何避免誘發酒癮的因素。

酒癮病人除了容易酒駕肇事以外，也是家暴高危險群，如果把酒駕與家暴兩群人口交叉比對，將可得出一大串重疊名單，但台灣可曾做過類似研究？如果能讓酒駕累犯接受酒癮治療，對於家暴防治也會有外溢效果。

幾年前曾經討論過酒駕累犯強制治療，後來不了了之，主因酒駕人數太多，即使累犯每年也有數千之譜，遠超出醫療院所收治量能。解決之道其實不難，如可將酒駕累犯再依危險因子多寡分類，並就高風險族群優先施以強制治療。

台灣近年來編列百億經費做藥癮防治，但酒癮防治預算有多少？藥癮傷身害己，但酒癮導致酒駕與家暴，害己又害人。臨床人員都知道，酒癮治療比毒癮更繁難，尤其非藥物治療更需耗費大量人力與心力，能不碰就不碰，因此需要衛生單位給予鼓勵與支持。政府應考慮修改刑法，強制高危險酒駕累犯接受酒癮治療，並編列相關預算，讓醫療院所訓練更多酒癮治療人員，並發展實證有效的酒癮治療模式，才能降低不怕重刑罰的酒駕累犯風險。

面對全球經濟風險提升，美國聯準會（Fed）升息立場也鬆動。主席鮑爾一月底公開市場操作會議後表示，Fed升息理由已有所減弱，同時也在評估結束「縮表」的合適時間。這是二○一五年開始升息以來，首次提到結束緊縮貨幣政策言論，很明顯試圖向市場傳遞升息循環將要結束訊息。

一直以來，美國貨幣政策是各國央行決策時重要參考依據，在鮑爾釋出偏向「鴿派」言論後，其他國家央行也紛紛轉向，澳洲、英國、荷蘭等央行隨後均提及暫緩緊縮想法，印度央行更進一步調降利率。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實鮑爾並不是說要停止升息，而是開始思考升息及縮表的結束時機。他強調通膨將是升息最重要參考指標，下一步行動將取決於數據資料。他也指出美國經濟表現強勁，目前尚未見到衰退風險上升。失業率仍處於史上最低區間，十二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一點九％，是二○一七年八月以來首次低於二％，數據面上Fed沒有再升息的理由。

然而，Fed是否馬上會停止升息？恐怕並非如此。去年以來Fed頻繁使用中性利率（Neutral rate）代替實際公布的聯邦基金利率為政策目標。中性利率是指在充分就業和穩定通膨下，貨幣政策既不收縮也不擴張的利率水準。也有人稱之為長期均衡利率或自然利率，中性利率通常是估計後得到，也並非是單一利率，而是一個浮動區間。

Fed副主席夸利斯去年底曾說，目前估計的中性利率水準為二點五至三點五％，目前利率二點二五至二點五％仍然偏低。此外，十二月會議後公布的利率預測點狀圖，今年將升息二次。彭博針對經濟學家調查顯示，Fed將在六月和十二月各升息一次。

也就是說，目前最有可能情況，Fed還會升息兩次，才會結束升息循環，時間點可能會落在年底。雖然可能與市場馬上結束有一些落差，但若能配合縮表退場，景氣動能受到的抑制效果也將逐漸減輕。

不論如何，今年經濟風險是提升許多，Fed立場轉向寬鬆，對於全球經濟利多於弊，讓經濟平安過渡增添更多想像。

民進黨在去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中崩敗後，一般預估，民進黨的中央執政權也極可能不保。在這種現實下，一向只顧掌權，而不管民眾死活的民進黨，很可能利用他們僅剩的一年完全執政時間，全力通過他們想要通過的法律，來鋪陳他們一中一台，或台灣獨立的所謂理想。擴大限制退休高官或政務官到大陸，只是其中一小步。

人民必須了解，民進黨不論怎麼論述，它就是一個主張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的政黨。在這種政治意識下，任何台灣與大陸改善關係，增加往來交流活動，在心裡上都不是民進黨樂見，甚至是排斥的。

民進黨兩次輪替上台，接掌中央政權，在處理有關大陸的事務上，只有限縮、敵視，從來沒有開放、親和。大陸配偶取得台灣身分證的年限，就是要比其他國家的配偶，期限要長、條件也要更嚴。

大陸與台灣的交流，大陸即使放寬了，民進黨政府這邊也要限制東，限制西的。就拿最近新的縣市首長就職後，發展兩岸交流的實例來說，澎湖縣長賴峰偉是第一個到大陸開展兩岸交流的新縣市首長。

賴峰偉向大陸方面提出，開闢上海與澎湖城市包機直航。大陸方面立即有善意回應，而且也有大陸的航空公司表達高度興趣，派踩線團來澎湖協商航班的安排。陸委會對於賴峰偉的這一作法，雖然公開表示會全力配合，但事實上，陸委會在航班及航線准許上，另有意見。所以，最讓賴縣長擔心包機直航有變的，反而是我方陸委會的態度。

限制退休高階將領及政務官，赴中國大陸管制十五年，以及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出境三年管制期，改為最長六年的修法，說句實在話，也就只是民進黨人企圖透過法律的途徑，宣示他們一中一台的意識而已，對於所謂保障國家機密，沒有一點實際作用。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各種即時通訊軟體或平台很發達，任何人要想和大陸方面的任何人交換訊息，很容易也很方便。只要有心，根本不必親自走一趟中國大陸，和什麼人見上一面，談上話，才能傳達訊息。

況且，以目前台灣的軍事實力不斷下降，軍人服役年限也不斷降低，我們軍事布局外漏的機會，自然也不斷升高。如果再加上軍事人造衛星的逐漸精密發達，台灣這些軍事布局能保密的機會，實在不多。

更何況我們的重要武器裝備，幾乎全部來自美國。有心蒐集我方武器裝備資訊的人，甚至不必到軍事基地，只要上個網，動動滑鼠，就可以盡窺全貌。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修法加長高階將領及政務官赴陸的管制期等，只是他們即將失去中央政權的療傷止痛劑而已。至於往後這段期間，他們還會搞出什麼更加激進的法案，才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立法院開議，民進黨優先法案中最爭議性的，是修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於退將及退休政務官赴中國大陸延長管制，提高到十五年。這是哪門子的民主政黨？

當代民主政治幾個核心概念：憲政主義、監督制衡、定期改選。憲政主義精神是為了防範民主多數濫用，所以憲法規定人民生存和發展必要的自由和權利，如即使全台八成公民都希望我閉嘴，也不能用公投或其它民主方式剝奪我的言論自由。憲法就是民主多數的限制，也是人權的保障。

至於監督制衡和定期改選，目的都是為了防止權力腐化，也就是說，民主制度設計的礎石：懷疑或不信任。但懷疑和不信任的對象是權力的擁有者，因為只有那些擁有權力者才可能濫權。如果從這個角度切入，民進黨修法提高退將和政務官赴陸年限的作法，似違反憲政民主精神。

退將和退休政務官都不是權力擁有者，他們因為曾任公職，赴陸受到一定限制是合理的；但是提高他們部分行動自由的年限，可能危及他們身為公民應有的基本權利，值得商榷。民進黨把矛頭指向沒有權力的退休人員，令人不解：這是把所有退將和退休政務官當成潛在「間諜」，對他們人格侮辱莫此為甚；此外，這些人有什麼能力「賣台」？

對有權力者採取懷疑、不信任態度，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但是訂定法律防範已經失去權力的平民，這是什麼樣的民主素養？

一個曾任公職者，赴陸設限應該多久才合乎國家利益？這當然是見仁見智問題，但是打算從三年提高到十五年，理由何在？民進黨對外宣稱沒有針對性，誰相信？

馬英九、吳敦義已經是一介平民，如果基於「報復」修法，不只格局太小，也不聰明。去年九合一選舉教訓，民進黨理應全心拚民生，但是卻仍不忘拚政治，這絕對不是明智作為。借用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名言，可改成：「我討厭馬英九，但我誓死捍衛他旅行自由的權利」，這是憲政民主的核心價值。

沒有嚴肅看待憲法精神，就是反民主。

蔡英文總統在臉書貼文，指去年農產品外銷金額高達五十四點六億美元，創下廿年新高，出口到中國也達十二點六億美元；然而當總統對於自己的農產品外銷成績沾沾自喜時，讓筆者想到去年夏天，台灣就因鳳梨及香蕉產量過剩，造成大量的鳳梨及香蕉嚴重滯銷，讓不少果農血本無歸。如果蔡政府真有如此亮麗成績，為何香蕉及鳳梨會滯銷？為何還要動員企業去購買滯銷的香蕉和鳳梨？政府官員和基層民眾的感受，為何會有如此明顯落差？

猶記得，綠營與蔡政府曾大力抨擊，馬總統只是用冷冰冰的數字來面對民眾；然而，當蔡政府也用數據來宣揚自己的政績時，基層民眾的感受卻是大不同，甚至連韓國瑜「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都能翻轉全台政治版圖，真不知蔡政府拿冷冰冰數字自詡政績，還有多少公信力？

驚聞文化大學校園火警，造成學生受困、受傷；正值開學之際發生不幸事件，令人唏噓。

教育部為建構安全、和諧的求學環境，特訂每學期開學第一周為「友善校園周」；而文化大學火警，正燒出友善校園中的不友善之處。

各級學校每學期都會實施一次「防災演練」，結合地震、火災、風災、土石流、不明人士入侵、甚至核子災害等，綜合演變成「複合型防災演練」；同時也結合政府、警、消等單位，到校實施校園建築安全評核及宣導、演練等工作。

但從這次火警事件，凸顯學校安全設施強度不足、防災設備疏漏，及學生缺乏應變作為等現象，顯見從小到大所參與的防災演練，遇到真實情況時，仍效果有限。

以筆者觀察，學校在執行防災演練時，多數學生動作不確實、演練不認真、態度不在乎，在心態上一開始就不正確。因為大家都知道，演練是在玩假的，不會有危險，或認為不會這麼倒楣，因此學習效果自然可想而知，若真的遇到災難，傷亡無法避免。

開學後，學校一個月內要規畫實施「防災演練」，執行單位應思考如何貼近實況，讓學生感同身受。演練是為了在發生真實狀況時能夠及時應變、及時作為而減少傷亡，平時就應針對學校安全設施實施檢整、測試，模擬災害發生可能遭遇的情形，做最壞打算、才有最充分的防備。

更重要的是，建立師生正確的防災觀念及演練態度，切勿輕忽漠視，彌補校園中不友善的漏洞，才能讓校園更安全、更友善。

二月初，報載桃園市出現五歲小遊民綺綺，上學夢難圓，立即引發各界關心；經過農曆年，綺綺命運起了變化，在善心湧入及桃園市政府介入後，綺綺開心上學去。由於綺綺原生家庭，父親是輕度智障，母親是中度智障，祖父是遊民，三代弱勢，靠政府補助度日，綺綺靠資源回收鄰居照顧。

綺綺的背景，很類似筆者社區的一戶人家，一家四口有四張身障手冊，母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各有一張智障手冊，父親則是肢障手冊，兩個孩子目前約在十八至廿歲之間，幸而從小送到草屯療養院接受早療及特教並住宿。他們與母親的智能程度相去不多，不同的是母親出生在沒有早療及特殊教育的年代，所以連起碼的自理能力都沒有，而兩位接受早療子女則在草療庇護工廠工作。農曆年、中秋和端午節時，機構派車送他們回家過節，今年過年期間看到他們一家四口在社區小巷走動的歡聲笑語，的確十分幸福溫馨。

綺綺雖有家庭，但幾無家庭功能；照顧她的彭姓婦人說，綺綺雖然平時個性活潑，但很容易發脾氣，會打頭或搥牆壁，甚至衝到大馬路揚言給車撞等舉動，小孩的異常行為仍有待專家進一步觀察。

綺綺雖然仍由鄰居照顧，讓綺綺得到家庭般的照料，唯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考量，筆者認為社會局應讓她接受早療篩選，如果有來自父母遺傳，則早日進入早療體系，否則年齡越大效果就越差。其次，為確保受到最妥善的照顧，可委託如家扶中心或專業照顧兒童機構長期照顧，讓綺綺上學的路正常走下去，更要讓綺綺擁有一個快樂、正常的童年。

從一九七三年開始，大聯盟一半球隊採用指定打擊，投手只要專心投球，不需負擔打擊任務。歷史較短的美國聯盟率先使用，然而國家聯盟未跟進，造就出兩個聯盟間最大的差異。

對台灣球迷來說，國家聯盟沒有指定打擊這件事，應該可以說是心裡永遠的痛。旅美強投王建民在效力洋基期間，對戰當時還在國聯的太空人隊，結果因跑壘弄傷右腳，後來連帶造成難以痊癒的肩膀傷勢，曾經讓頂尖打者一籌莫展的身手，從此只能留在大家的回憶裡。

最近幾年要求國家聯盟同樣使用指定打擊的聲浪越來越高，球員工會代表甚至在會議裡提案，要讓投手上場揮棒畫面成為過去。除了受傷疑慮外，現今比賽強度與細膩程度不斷進步，雖然有少數投打俱佳的怪咖，投手整體打擊表現仍然持續下滑，降低球賽流暢性。

這個要求，近日被聯盟主席正式拒絕，確定不會在今年球季實現，也讓傳統派球迷鬆了一口氣。投手上場打擊在國家聯盟已有將近一百五十年歷史，相應的戰術調度是觀戰樂趣之一，改掉後就沒有了。而且再過不到兩個月球季就要展開，倘若突然宣布新制，對已經規畫陣容的球隊不公平。

維護傳統與公平是很好的理由，不過聯盟擱置提案的真正原因不僅於此。球員工會想要用指定打擊，球隊也想要用指定打擊，兩者想要的方式卻截然不同，背後龐大利益衝突需先獲得共識才行。兩年多前大聯盟勞資雙方簽下五年協議，意外造成球隊不再願意花大錢簽自由球員結果，球員工會已經考慮用罷工手段逼迫提前重談。此刻任何改變都可能點燃火藥庫，聯盟主席當然還是謹慎從事最好。

從球員工會角度看，使用指定打擊可以提升資深球員身價，就算防守能力隨年齡退化，還保留一些上場功能。工會甚至提出將比賽登錄名單增加一人的建議，尤其是如果聯盟要限制換投頻率跟緊縮傷兵規定的話，必須以此當作交換條件。

相反地，球隊想要用指定打擊來降低投資風險，不希望手上資產受到像王建民一樣損害，他們卻不可能輕易接受登錄名額增加的附加條款。名單上多一個人，多的不只是大聯盟底薪，而是從球員年資、薪資仲裁，到自由球員身分取得都會有影響。而且如果資深球員人數增加，就算他們僅能待在小聯盟等待機會，按勞資協議規定薪水也比新進球員高出好幾倍。

雖然勞資雙方對使用指定打擊此事有高度共識，談到該如何實行時，最終考量仍然回到基本層面，不是傳統，也不是公平，而是利益。球員工會要從資方球隊得到更多錢，更多工作保障，只要跟自身利益有關，每項規定皆可能是寸土必爭的攻防。然而在衝突與解決間，雙方依舊要合作將共同利益極大化，這就是資本社會勞資關係天經地義的日常。

認清追求利益的現實，就可以省下一些不必要的假裝。

（作者為運動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