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蔣萬安閒聊忘了關麥克風，一句「韓粉比較不理性」被錄下外傳，嚇得他趕緊出面解釋，說原意是希望支持者幫韓國瑜「廣結善緣」，讓韓流能一鼓作氣熱到二○二○。這麼會急轉彎，應可獲得韓粉的理性諒解吧！

剛過完五四運動百年紀念，大家都在慨嘆兩岸民主、理性精神的衰退。於是，過熱的韓流現象被貼上「不理性」的標籤，似不足為奇。事實上，粉絲本來就該是熱情的，而「熱情」並不等於「不理性」，「不包容」才是理性的敵人。這點，無論是不是韓粉，都該分清楚。

蔣萬安呼籲韓粉要為韓國瑜「廣結善緣」，說得更清楚些，就是：韓粉要幫韓國瑜爭取同志，不要為他樹敵。有些韓粉遇到不管誰批評韓國瑜，不分青紅皂白就一擁而上惡言相向，這就是「不包容」，也是幫他樹敵。有些對手正利用這項弱點，假冒成韓粉到處挑釁撻伐，破壞韓粉形象，也破壞韓國瑜的氣勢。這就是蔣萬安嘆息之因。

深一層看，放眼台灣社會的不理性，難道只有韓粉值得討論？那些一四五○的網軍又怎麼說？蔡總統為了扳回初選劣勢，不斷演出「辣台妹」向中共嗆聲，為台灣製造緊張對立，這是理性嗎？蘇揆為了卡韓，各路官員刻意扭曲自經區功能，說得像一無可取，這又是什麼理性？

蔣萬安如果回過神來的話，也該去追一追誰偷錄他的談話並公諸於世，其過程有無侵犯隱私？這也是必要的理性。

蔡英文和賴清德的初選之爭，為了要不要納入手機民調，雙方拉高了對峙戰火。這是繼上次藉民進黨中執會延後初選期程之後，蔡英文又一次企圖改變黨內初選規則，以期為自己爭取到最佳勝算。這不能以民進黨的「家務事」視之，事實上，蔡英文的手也正不斷伸進國家體制：《國家機密保護法》的提高管制、中選會主委任用黨內同志、《法官法》修法意圖染指司法等，在在都破壞政府運作規則以圖利民進黨，人們應該戒慎恐懼。

蔡英文之所以主張初選民調應該納入手機，主要是自認擁有更多年輕世代的支持，而年輕族群多半使用手機；因此若納入手機民調，其勝算可以提高。然而，她公開的表述卻採取了一貫的「進步貼金術」，把手機民調形容為「與時俱進」，民進黨要跟著進步云云；否則，就是抗拒改變。相形之下，賴清德仍主張維持現狀，對手機民調的科學性及準確性表示質疑，似乎即坐實了她宣稱的「抗拒改變」。

蔡英文的話術一向厲害，但這次她無法釋眾疑的是：如果手機民調這麼「進步」，兼有代表性又具防弊效果，為何她擔任黨主席多年不推動進步作法將手機納入民調？如今，等到自己身陷困境，才來倡導手機民調的進步性，不免讓人覺得在為自己「量身打造」規則。再說，民進黨正在進行的立委初選民調，全都採取市話抽樣，為何總統初選獨獨要臨時改變規則？何況，手機覆蓋率雖廣，但不少人擁有多個門號，許多持有者並非具投票資格的公民或本國人，更無法分辨地區。這些問題未克服之前，要將手機民調用在蔡英文與賴清德的尖峰對決上，顯然可議。

不難想像，蔡英文特意拋出「手機民調」之議，顯示她目前的市話民調仍處於落後狀態，因此需要手機民調來扳回。事實上，從三月中賴清德突襲參選至今，蔡英文藉由總統職權的各項運作及政治上的嗆辣言行，已成功收服黨內多數派系的支持，這使得她在綠營內部的支持度已追平賴清德，有些民調甚至顯示她已超越賴清德。問題是，在以全民為調查對象的情況下，她卻完全落於下風；如果是在藍綠白三人角逐的「三腳督」情況下，她更是敬陪末座。

此一情勢，說明蔡英文近期的極力運作，確實鞏固了黨內對她的支撐，但並未為她爭取到全民的支持。原因非常明顯：第一，整個蔡政府的施政效能並未改善，去年底敗選時人民「討厭民進黨」的諸多因素依然糾結未解；第二，蔡英文近期將全副精力都用在迎戰賴清德及藍軍對手，執政上只見砲火煙硝，不見任何積極建樹；第三，民眾對蔡英文的執政和改革大話已到了一個倦怠的地步，而「辣台妹」近期變本加厲的抗中演出，也已遠遠超出她自己原先的劇本，無助增加她的魅力。

一般人看到了蔡英文對付賴清德的搏命演出，看到她不惜破壞民進黨的總統初選制度，不少民眾只是抱著「看好戲」的旁觀者心態。但人們必須警惕的是：一個不以民主遊戲規則為意的人，既然連黨內初選規則都可以任意破壞，對國家體制的公平與健全自不會有任何珍惜或尊重。

最近，趁著各方都把注意力放在藍綠初選，執政黨展開了一連串對民主體制及遊戲規則的破壞行動。例如，民進黨日昨搶著三讀修正《國家機密保護法》，將馬英九、吳敦義等人即將於五二○到期的登陸管制期限再延三年；如此霸道自私的政府，會尊重遊戲規則嗎？此外，《公投法》的修改和李進勇的任命，都毫不掩飾民進黨將手伸進選舉的企圖。包括《法官法》的修正提案，要讓親綠團體包辦司法評鑑，染指司法，又稱得上光明行徑嗎？

蔡英文想要贏得初選，得從傾聽及回應民意下手，而不是硬幹。

雖然2019年全球景氣都趨緩，但是對於台灣而言，經濟下行來得太快。而且，由於第1季的數據不佳，主計總處進一步下修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為2.24%，台灣經濟今年將面臨保二的嚴峻考驗。過去在世界經濟一直屬於成長前段班的台灣，自2015年開始，經濟成長率已連續四年低於世界平均值，預估今年也很難翻轉。

即令經濟數據所反映的現況如此，卻與政府的體認存在嚴重落差。2020年初的總統大選將近，政府一再宣揚當前經濟表現為20年來最好，失業率持續下滑，出口也在美中貿易戰下維持成長，台商回台投資額節節上升。

但是，政府顯然忽略台灣經濟結構上的問題。目前經濟政策只是在炒短線，欠缺長期經濟發展策略，提振景氣效果有限；失業率雖不高，但因無法創造高薪就業機會，所以整體薪資水準停滯不前。政府漠視20至24歲的年輕世代失業率一直維持在兩位數，大專及大專以上學歷者失業率也居高不下，顯示國內產業需求與教育養成出現重大落差。

至於出口仍維持成長，但主要以附加價值不高的加工出口為主。台商雖然為規避美中貿易戰而回台，但多數是屬於生產製程的移轉，長期效果有待觀察；國內投資力道有限，吸引外人投資更不及鄰近國家，顯示整體投資環境有待加強。

未來提振台灣經濟，政府不該只有治標不治本的短期措施，而應以宏觀角度，建構台灣永續成長經濟發展藍圖。我們也期待未來出線的總統候選人，可以提出使台灣經濟脫離困境的具體措施。

世界上小國經濟發展成功的範例很多，共通的發展特色是可以成功吸引全球資源，才能打造出小國的優勢。但是，近年來台灣無論是在資金、人才、甚至技術等方面，均面臨外流的情況，嚴重阻礙經濟發展。

資源外流的原因很多，首先必須由制度面徹底改革，包括產業結構、教育體系、勞動市場及基礎建設等全盤著手。台灣必須以「去籠築巢」的思維解除限制，強化內部優質營運環境的構建，才有可能重新成為過去資源流入國家，再創經濟成長高峰。

台灣也要擺脫長期以來重製造、輕服務的心態。服務業占台灣產值近三分之二，並僱用了近六成勞動人口。但是台灣服務業國際競爭力一直不足，出口能量遠遠不及製造業，更普遍欠缺創新能量。歷任政府推動服務業方案可謂林林種種，但是挹注資源不足，再加上服務業涵蓋範圍廣、涉及多個部會，以致權責不清，成效普遍不佳。

未來必須由基礎建設、輔導體系及法規多管齊下，透過雙向投資與貿易的促進，推動服務業科技化及國際化，拓展海外市場，以擴大台灣服務業市場規模。另外，必須同時導入新科技，並提出系統化的整合服務，深化台灣服務貿易模式。

台灣的內需市場有限，出口仍將是維持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但台灣未來出口不能再依賴台灣勞工血汗的努力，必須由「加工出口」轉變為「加值行銷」，並提升服務業出口的比重。未來出口將是台灣人才腦力的結晶及創意構想的成果，並搭配新科技及文化的內涵。這些足以彰顯台灣的服務與商品，代表台灣的價值，才能讓台灣逐漸擺脫淺碟式的經濟。

事實上，各界對於解決台灣經濟問題的看法差異不大，真正的關鍵在於政府能否展現決心，擺脫長期以來政治凌駕經濟、非專業主導的情況，並且發揮執行力，落實政策，台灣才能不再空轉，進而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

台灣的經濟已經沉悶了很久，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即乏善可陳，當時台幣對美元的匯率達廿五比一，最近幾年在卅上下游移，之前經濟成長率幾乎都在五％以上，現在的常態是在二％與三％上下游移，狀況比日本與歐元區稍好一點，比美國差，今年我國成長率預估會低於二％。

歐元區與日本的個人所得差不多是四萬二千美元、美國已達六萬五千美元，台灣只有二萬六千美元，長期與我們競爭的韓國、香港、新加坡是三萬四千美元、五萬二千美元、六萬二千美元。我們這種低成長，與主要競爭對手差距不停拉開的狀況不能持續下去，否則會積重難返。

當競爭對手跑得快，後起之秀（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等）來勢洶洶，國家欲振乏力的狀況沒有明顯轉機時，人民會信心低落、接受現狀追求小確幸，而且渴望別人幫助。

一九九五年時日本個人所得已經與現在差不多，所以說日本失落了廿幾年。日本人這段期間中愈來愈保守，國內消費不振，社會福利支出沉重，公共投資不足，政府債務急劇惡化；企業與個人都希望政府幫忙，老邁該淘汰的大企業受到政府保護，新創事業難以產生，勞工也希望政府保護，農產品更不能隨便開放進口，年金改革鼓勵延緩退休，一言以蔽之，日本廿年來是個緊縮的社會。過去因為經濟繁榮，人民可以多年吃老本，工業與科技基礎雄厚，外銷還可以是經濟成長的動力，但是年輕人愈來愈啃老，所得無法增加，與父母住在一起，靠世代間財富移轉維持生活，出國念書的人少了，不敢生小孩，也不歡迎移民，更諷刺的是，美國已經比日本強大很多，還要藉貿易不公平的理由從日本獲利。

這些情況都正在台灣發生，只是，一九九五年日本發生問題時，比現在台灣的生活水準還高得多，當時台灣每人國民所得是一萬四千美元，僅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台灣該怎麼辦呢？努力學新加坡及美國！新加坡是小國，一九九○年代末期時國民所得不到二萬一千美元，與台灣同屬四小龍之一，但當台灣步履蹣跚時，新加坡卻勇往直前；美國是百年強國，永遠強調競爭，即使已經是冠軍，絕不容許自己成為亞軍。

新加坡小，知道不可能凡事自己來，國家的關鍵策略是「槓桿」，利用別人的人才與資金到新加坡發展，國家的政策、法規、行動等等全部朝這個方向努力，例如新加坡只有六所公立大專學府，政府鼓勵新加坡人出國求學或者外國人到新加坡辦教育。台灣人口雖然接近新加坡的四倍，但其實還是很小，我們必須歡迎外國人來做我們選擇不做或沒有能力做的事，只要決心強，方向正確，我們的規模比較大，可以做得比新加坡更好。

美國的立國精神是讓每個人可以自由冒險發揮。鼓勵競爭，促進競爭環境是政府一貫的政策，社會當然也保護弱者，但是相信強者愈多，對弱者的保護也會愈好，全世界私人慈善公益氣氛最濃郁的國家可能就是美國了。台灣人都充滿愛心，只要我們能像美國人一樣習慣於競爭與淘汰，我們可以建立制度讓強者保護弱者。

沒有完美的國家，只要努力學習別人的長處，我們可以截長補短，青出於藍。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教授）

高雄市長韓國瑜極可能代表國民黨角逐明年總統，面對日後大選辯論，除了提出治國願景和理念外，他必須在政策內涵多下苦功，才能爭取更多選民的認同。

韓國瑜爭取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但在市議會備詢時，多次以「發大財」來回應，連日來成為綠營攻訐的話題。韓國瑜於是在臉書開直播，強調市長是分工授權，他提出大方針和市民需求，其餘交給相關局處規畫。

這種回應模式，外界其實不陌生。去年底的高雄市長辯論，對手以「中芸」和「汕尾」兩個漁港轉型問題考過韓國瑜，結果韓國瑜回稱，他是選市長，不是選公務員，問這些沒意義，就像他不會問高雄市有多少消防栓。

韓國瑜回答這類問題的機智，各界記憶猶新；但那次辯論會過後，許多人都在問，幫韓國瑜模擬辯論的國民黨智庫，到底做了什麼？雖然投票結果出爐，韓國瑜贏得選舉，但不代表這一套還能將韓國瑜送進總統府。

畢竟，韓國瑜是去年臨危受命投入市長選舉，由於準備匆促，許多市政內容不熟悉、政策規畫不周延，選民為了求新、求變，願意給韓國瑜主政的機會，但韓國瑜現在已是高雄市長，雖然尚無法對市政瞭若指掌，但選民絕對不是光靠三言兩語就能打發。

何況韓國瑜邁向總統之路，高雄市長任內的政績表現，肯定是被放大檢視的指標，縱使城市治理時間雖短，他反而要把握住每一次機會，以展現對市政的投入與用心程度，爭取日後更上一層樓。

而且市長選舉不比總統大選，總統大選的許多議題會牽扯到國家安全，韓國瑜即將遇上的對手不是現任總統蔡英文、就是曾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這兩人都實際接觸國家大政，韓國瑜若無法清楚掌握問題本質、政策規畫內容，很可能在辯論詰問過程中被考倒，選民恐怕也不樂見未來國家領導人的跳針式回答。

國民黨內有意爭取提名的新北市前市長朱立倫、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等人，為求有朝一日成為國家領導人，歷練許久、苦心準備多年，韓國瑜若想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如何扭轉外界對他不熟悉政策、只喊口號的刻板印象，將是首當其衝的關鍵。

一○八課綱是實施十二年國教的最後一哩路。在九年一貫中強調「孩子學習帶著走的知識」，在新課綱中轉變為「培養核心素養」，但在現有的教育體制、現有的教育現場中，素養到底要怎麼教？學生怎麼學？這也讓許多習慣按照書本的老師開始思考未來如何做改變？

依據國教院的定義，「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著重的是在面對真實的生活情境中，可以運用的能力。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並不會分國語、數學、社會、自然等科目，如果教學情境中教的都只是僵化的科目，學生在真實情境遇到問題必無法因應，這與世界教育潮流在跨科整合不謀而合，也希望透過教育改革讓孩子能與世界接軌。

國教院曾舉一個國小數學非常貼近生活的例子來說明知識和素養的不同。國教院設計了一個製作果凍的活動讓學生瞭解比和比值的運用，透過不同的水和果凍粉做出不一樣口感的果凍，讓學生瞭解水和果凍粉的比例關係。做果凍或布丁是孩子生活中常有的經驗，透過操作的經驗學習比值，未來必也能應用在更多的生活情境中。

另一個高中例子是數學的最佳直線與相關係數，以往可能都是許多複雜的計算題，在新課綱中先由歷史介紹迴歸、生活中會用到的情況，並運用許多例子示範解題。如夏天的溫度和珍珠奶茶銷售量的關係、喝葡萄酒和降低死亡率的關係、汽車速度和耗油量的關係。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如果素養教育落實，孩子不再為了考試而死讀書，必可提升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教學現場，比較難實施的應該是跨領域部分，因為越是高年級越多科任老師，如何在相關聯的主題中連結便要看老師間如何協調。國、高中還面臨大考的壓力，更會壓縮實際教學的狀況，如果大考題型不轉變，未來國高中的教學一樣會換湯不換藥。而大考中心也已宣布未來題型將有重大改變，包含情境式命題、著重閱讀理解與圖表判讀等運用知識能力，以及跨領域跨學科的綜合題型等。

隨著八月新課綱開始實施，新課本送到學校後，老師備課時一定會遇到過去經驗中從未思考過的課題，但本著教育專業理念，相信每位老師必會竭盡所能把新課綱精神發揮到極致，讓我們的教育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和世界接軌，讓我們的孩子能在國際上更具競爭力。

中美正在貿易大戰，表面原因是川普認為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二○一七年高達三七五二億美元，但中國海關統計只有二七五八億美元。二者差了近千億美元。主因之一是香港的轉口貿易所致：美國海關對從香港轉口來的中國產品視為從中國進口，但對自己出口至香港再轉至中國不認為是對中國的出口。另外，美國海關不計入其服務業對中國的順差。這種統計方式誇大了美中貿易逆差。由於全球貿易中已約有六十％來自零組件、代工貿易和不經海關的服務貿易，海關統計已無法完整呈現全球貿易變化。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預計，未來十至十五年全球貨物貿易僅二％左右增長、服務貿易量十五％左右增長，而數字貿易（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則是廿五％左右的高增長。廿年後世界貿易將形成三分之一貨物貿易、三分之一服務貿易、三分之一數字貿易的格局。

於是，中美各國競相發展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因為大數據好似未來經濟成長的石油，人工智能是引擎。這也是中美貿易談判卡住的大癥結，還有誰的大數據比中國大？美國要求中國結束針對外國雲計算企業的歧視，放寬外資在本地存儲數據的要求，及將數據轉移到海外的限制，好讓美國的人工智能可分析利用中國的大數據。中國當然不願讓步。

另外，將來全球服務貿易量的成長是貨物貿易成長的七倍。故中國在二○一五年成立上海自貿區，主打服貿。現在遍地開花，已有十二個自貿區。南韓更早在二○○三年就成立仁川自貿區，花了三七○億美元。南韓已跟中、美、歐盟和東協大部分國家都簽了自貿協定了，何以還大花血本投資六個自貿區？

理由之一是，自貿協定主要是開放製造品貿易的零關稅，但對不通過海關的服貿和金流及人流，仍然有許多非關稅障礙和法令限制。為了攀上更高端的價值鏈，那就開闢一塊比自貿協定更開放的自貿區吧！事實上，南韓就是想把仁川自貿區打造成東北亞的香港，與天津自貿區協議合作構建跨境電子商務，希望能成為此區域物流、金流和人流匯集之處。

一台筆電有二千多個零組件，一部手機有五百多個零組件，零組件在各層次的加工過程中於國際間乒乓來回。如果這個零組件在這個國家被課一點稅，那個零組件在那個國家被拖一點時間，累積起來的整體成本驚人。所以為了極大化全球競爭力，跨國公司在其產業價值鏈的全球布局，一般會選擇低稅率、零壁壘的自貿區作為樞紐，能提供相應的設計、物流、配送、銷售、金融結算等生產性服務。

攤開地圖，台灣剛好位於亞太最有錢經濟體的中心，又有全球頂尖代工製造產業鏈，有絕佳的地理位置也發展服貿，可惜「人不和」。身為自貿協定孤兒的台灣，理性上應急起直追南韓，成立自貿區並與大陸的自貿區在服貿和商務數據上整合，以求攀爬全球價值鏈的更高階梯。

如果鴻海到印度設廠生產iPhone不算洗產地，沒道理在高雄自貿區生產就是。期待高雄自貿區能創造兩岸分工整合的空間，讓台商能東西兩大市場兩頭賺。如此，既吸引台商鮭魚返鄉，又帳面上能大幅縮減美中貿易逆差。

台灣詐騙集團人神共憤，政府不斷宣導，不但銀行職員會主動提醒提款民眾，警方還有個緊急報案專線，稱之為「德政」絕不為過；但是還有一個黑暗王國－「地下錢莊」，長久欺凌弱勢百姓，政府卻一直沒有前瞻性的作為。

五日有個聞之令人鼻酸的新聞：年初，屏東一對夫妻因為生意周轉及妻子罹病，不得已向地下錢莊借十萬元，因無力償還高利貸，慘遭痛毆後，夫婦自殺雙亡。之後，警政署四月底連續五天展開「掃蕩地下金融專案行動」，查扣近一億元。

國人當然感謝警政署，但筆者質疑，金融界能否不再視若無睹，設法對貧困百姓的小額緊急需求伸出援手？警方可否有預防性的措施？

事實上，在民國九十八年三月就有立委提出「促請政府編列預算、企業捐款，及銀行提撥一定比率的款項」，合作成立基金會，以低利貸款給一般民眾，協助其創業、做小本生意，扶持弱勢以及度過難關，當時的行政院長劉兆玄也請政務委員或經建會思考這個「窮人銀行」的可行性。但是十年過後、距離孟加拉的尤努斯首創「窮人銀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已十三年，我們的銀行仍然是「窮人」的禁區。

在治安方面，法務部也早在民國一百年訂定「司法脫胎，除民怨」計畫，其中就包括針對地下錢莊的「掃蕩地下錢莊，遏止暴力討債」專項。可是就像本案一樣，地下錢莊暴力討債，受害者為償債而殺人搶劫、自殺，甚至舉家「避債黃泉」等事件仍屢屢發生，而受害者經常是為了僅僅數萬元的借款（欠了鉅款的經濟犯多遠走國外）。

當然，沒錢萬事不能，但事在人為，就怕無心。

這次查扣到的一億元原本來自「被壓榨的人」，若「收歸國庫」，民眾搞不清楚此鉅款的去向，反倒感覺政府好像在「黑吃黑」。筆者建議，何妨將這次警方查扣的一億元，仿照尤努斯的「窮人銀行」成立一個基金會，專門幫助急難的弱勢者，未來如果基金不足，可用警方查扣到的「地下金融」補充，而且這個金額列為警方績效之一，不愁沒有後續。另外，警方平時比照對付詐騙集團的手段，不斷地宣導，將急難呼救中的弱勢者引導向上述的基金會。

若如此，我們雖不能像尤努斯所期待做到「讓貧窮絕跡」，但至少可以使「小債逼死人」的事件在台灣減少，甚至絕跡吧！

最近自經區議題延燒，部分反對設立自經區的人，不時說出「不希望全台變成加工出口區」或「自經區會讓台灣變成中國的加工出口區」等語，似有鄙夷加工出口區之嫌；此言論引發部分區內公會人士反彈，謹借貴報一隅叨述幾語，以為加工區申辯。

加工出口區是我國第一個特區，迄今超過五十年。回首半世紀前，國內民生凋敝、農村勞動人口過剩，加工區的設立，適時為我國引進最缺乏的外資與技術，並創造珍貴的外匯與就業機會。

加工區計吸引外資超過一千三百億元，且為國家引進半導體封測、光學鏡頭、液晶面板等技術，這些產品目前都是我國出口主力。在創造外匯方面更是成果豐碩，經查加工區出超最高曾是全國八倍，目前累積創匯達二點五兆，顯見園區對我國經濟發展貢獻卓著。

雖然在科學園區成立後，加工出口區的鋒芒漸被掩蓋，惟它仍默默進行升級轉型，使競爭力不因時代更迭而衰退，反能與時俱進向前。一○七年加工出口區的各項重要統計數據，皆創歷史新高，就是最佳佐證。

加工區曾引領我國經濟發展，目前仍是中南部重要的經濟支柱。政治人物實不宜因立場不同，隨意抨擊對國家卓有貢獻的加工出口區。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八日審查《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對於法官評鑑組織、適用法律之見解，可否為法官個案評鑑事由，法官評鑑委員會有無監督處分權或懲戒移送權等事項，司法院、立委、審、檢、辯、學界之間，爭議仍多，一時恐難定案。

依統計，自民國一○一年至今年三月底，共有六十二個評鑑案件，每年多數是六個以下，最多也只有十五個評鑑案件。又評鑑案件種類繁多，樣態不一，當前由法官代表三人、檢察官代表一人、律師代表三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四人共十一人，任期二年，所組成法官評鑑委員會的僵固組織形式，實難就要對各類複雜生活事件作出裁判的法官，進行公正合理的評鑑。

但更加不妥的是，立委尤美女所提修法版本，不但將法官代表減為一人，更新增法評會設專任委員五人，由非法律學者、社會團體代表、律師等出任；外部委員更指定要「長期參與司法改革、人權、公益或弱勢議題」的非法律學者和社團代表。而最糟的是，新增專任與召集委員為簡任、特任官，更加重了評鑑委員會的僵固性及官僚性！

筆者認為，宜依大學禮聘學位考試委員方式，建構靈活化、動態化、功能化、任務型化的法官評鑑委員會。司法院可事先建置由各相關部會推選出來的，專精各生活事件法官、學者、專家之法官評鑑委員候選名單，一有評鑑案件，即送司法院院長遴聘，組織七人或十一人之法官評鑑委員會。又法官評鑑是專業、辛勞，需要認真投入的工作，應給予委員們適當酬謝。現行兩千元出席費，要人開會七、八小時，恐非人道待遇！

另法官法第卅條規定法官之個案評鑑，但第卅一條，卻規定法官全面評核。這是一個不應將法官全面評核，規定在章名為「法官評鑑」之立法混淆與錯亂。相較於同採「司法多元主義」的德國，人口八千三百萬，各級法院有一千六百餘個，法官總數為三萬五千名，而我國人口為二千三百萬，但民刑、行政、智財、家事等各級法院總數不到五十個，專職法官約二千餘人。《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修正草案雖增加司法院一千多員額，但仍遠不如德國，在司法血汗、司法遲滯的情境下，要將法官評鑑規模全面化，恐非妥適！

又為避免評鑑程序不當困擾法官、影響審判，似可參照英國「司法行為調查辦公室」或歐洲司法委員會聯合會之制度，設置類似機構，公正篩選人民對法官評鑑的請求。且應參考德國法制，賦予受評鑑法官有權諮商專家、表示意見機會，並明定於法官法中。

法官評鑑制度實施七年以來，各界多有異詞與批判。因此，應廣納法律及其他非法律專長的學者專家，動態組成法官評鑑組織，建立評鑑請求篩選制度，給予受評鑑法官法定程序保障，來從事法官評鑑制度之改革！

立法院開議後，民進黨團決定把限制退休高階將領及政務官赴中國大陸管制十五年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列為優先法案；另外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出境三年管制期，改為最長六年的「國家機密保護法」，已完成三讀程序。

眾所周知，上述修法針對性很強，劍指馬英九、吳敦義的意味極濃，屬於措施性的修正案，不宜引為治理國家的常則；如此因人修法的現象，使得法律的安定性蕩然無存，從而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更證明基於政黨鬥爭的需要，執政黨修理在野黨，凡事無所不用其極。

如果黨產條例與促轉條例主要針對在野政黨的黨產與名譽，則上述修正案主要針對在野領袖行動自由，揆其目的無非達到殺雞儆猴的作用，冀藉限制反對黨領袖的行動自由，打擊彼等的影響力。

基本上，這是變相的鎖國政策，既然無法說服反對黨領袖，於是乎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挾執政黨立法院人數的優勢修法。表面上，從此依法有據，然而如此蠻幹修法之舉，恐因不當限制政治異議者的行動自由，不具合憲性，乃屬必然的負面發展。而未來政黨之間相互報復牽制，對台灣的民主與政黨政治發展一定有負面影響。

國內的民主法治，鑒於國人欠缺合憲性的意識，從而被不肖政客牽著鼻子走，執政黨以為只要「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一旦掌握權力，即可以無法無天，根本不在乎外慚清議、內疚神明這回事，導致無法無天，整個國家欠缺制衡的機制，一切都是執政黨說了算，反對黨既無力抗衡，如此的民主政治形同跛腳狀態，不能發揮制衡掌權者的功能，真是不知伊於胡底？

表面上，我們有行禮如儀的反對黨，但執政黨胡作非為，不受任何挑戰，這樣的民主徒具形式，因此馬英九、吳敦義行動自由受限，即便是完全不合乎比例原則，亦確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