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進黨奪權的戰爭中，「人性」其實從來不是重要考慮，「要贏」才是絕對目標。綠營對待藍軍，一樣也未手軟。同一天，韓國瑜收了民眾一個「吉祥物」，隨即遭近身攝影PO網指他「收紅包」；蔣萬安大嘴批評韓粉不理性，不到一小時即被親綠團體公開放送。台灣為了大選，已經天羅地網密布了。

賴清德值得慶幸的是，由於初選，自己才能享有這等「國安層級」的高貴待遇。自己出入什麼場所，隨時有人盯著，所有與會者逐一被拍下清晰身影，一個也逃不掉。包括賴清德可能沒想過的事，也有人代他發言。例如，他剛剛啟程訪日，政壇馬上傳出他可能在日本宣布「退出初選」。當賴清德呵呵呵地回應，這可能是一種「干擾」時；在觀棋者看來，倒覺得這更像「將軍」前的警告。

目前看來，賴清德原來構思的初選劇本，已完全走樣。現在，已有越來越多人在幫他寫故事、編劇本，就算他採取「佛系」打法，「魔系」依然沒有放棄追殺。當公營事業、醫界都發動挺蔡，他若不束手就擒，又能如何？

從民國八十年到九十三年，中華民國歷經七次修憲，大約平均兩年一次。修憲的品質如何，如今已漸見是非。總統改為直選但行政權仍在行政院，採「雙首長制」卻缺乏對職權的明確分工，國會席次減半造成代表性不足及議事效能低落，缺乏配套的精省造成中央與地方職權紊亂等，在在皆為人詬病。憲法「越修越糟」，幾已是定論。

換個角度看，在修憲高門檻的限制下，如果要修憲成功，就必須獲得不同黨派支持。如此一來，歷次修憲幾不免流於兩種結果：一是為了呼應時事議題而流於民粹，二是過程中不斷妥協變成大雜燴。馬英九和賴清德都曾是參與修憲的要角，對於這樣的背景，豈會不知？一旦啟動修憲，更大的可能，就是重蹈覆轍罷了。

進一步看，馬英九或賴清德的修憲主張，都是從自己的視角看憲政問題。馬英九當了八年總統，所以認為行政權和沒有民意基礎的行政院長分享，無法直接面對民意。賴清德則剛面臨敗選而卸任閣揆，感於官僚體制與民意脫節，因此主張向內閣制靠攏，加強行政院的民意基礎和政策正當性。從解決「自己遇到的問題」看，雖不能算錯；但從宏觀的憲政視野看，則犯了本位主義的毛病。

真正的答案，就在「憲法是死的，憲政是成長的」這句老話。全球民主國家的制度設計其實相當類似，但各國發展出來的民主模式卻各不相同。經由憲政慣例、大法官釋憲、合乎憲法精神的立法和修法等，同樣能達到鞏固民主的目的，未必需要動輒修憲。而台灣目前體制上的許多重大窒礙，許多恰恰是「行憲」而非「修憲」的問題。

最具體的例子，是首次政黨輪替後，陳水扁總統堅持組成少數政府，因此引發了行政權與立法權互相拉扯推諉，使得雙首長制的「換軌」機制蕩然無存。當時陳水扁若願意任命國會多數支持者出任行政院長，焉有後來的憲政體制紊亂？

至於立法者對憲法的漠視，例子更是不勝枚舉。蔡英文執政後，許多以「轉型正義」為由推動的立法，其實違反法治國家的基本精神，且大法官還怠忽職守拒絕釋憲至今。這就純然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憲法問題了。

更近的例子，是立法院正在審議的《考試院組織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法。前者，意圖藉由修法架空考試院的憲法職權；後者，則將「兩岸政治協議」的簽訂門檻訂得比修憲還高。考試院是否應該存在，兩岸是否應簽訂政治協議，都有討論空間；但民進黨的思維，卻完全混淆憲法和法律的位階關係。若執政者的基本心態就是漠視憲法、漠視法治，再怎麼修憲，也拘束不了他。

因此，馬英九和賴清德提出的修憲「藥方」，嚴格來說，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馬英九所說的「總統向國會負責」，實際上，在總統制國家，總統代表的行政權和立法權是分立而制衡的；兩者合一後，總統制分權制衡的效果何在？賴清德要求立委兼任閣員，是向內閣制靠攏，等於更強化內閣民意基礎，甚至可和總統抗衡。如此，是在解決扞格還是製造扞格？

台灣當前最大的問題，其實不在修改憲政體制，而在各部門要服膺憲法和民主法治精神好好「行憲」。如果掌權者或實力人物都只著眼於黨派私利，根本沒有遵憲、行憲的意識，不論憲法怎麼改，運作上還是會偏離軌道。

之所以有這樣的寄望，主要是金融海嘯發生後，聯準會共進行三輪量化寬鬆措施，且將金融穩定納入政策制定考量中，使其成為聯準會法定雙重職責（Dual Mandate）─物價穩定與最大化就業之外，另一個隱性的政策目標。然而，聯準會對金融穩定的定義莫衷一是，權衡尺度掌握在少數官員之手，易對貨幣政策推行產生雜音。因此，在力促當代貨幣政策目標能有效執行上，聯準會職責範圍究竟應如何劃定，產官學界看法各異，並概分為三大觀點：

第一類觀點認為，應將金融穩定升格為聯準會的政策目標之一，亦即將雙重職責轉變為三重職責（Triple Mandate）。原因是金融海嘯後的經驗顯示，金融恐慌與經濟衰退將讓物價與就業偏離目標，代表金融穩定與物價、就業穩定是一體兩面，忽略金融穩定將難以達成兩大政策目標。所以，將金融穩定設為聯準會的政策目標之一，無疑是確保經濟穩定的要件。

第二類觀點則認為，聯準會應簡化政策目標，將雙重職責改為單一職責（Mono Mandate）。持此觀點者強調，當前聯準會的雙重職責係建立在菲利浦曲線上，也就是物價與失業率之間的抵換關係。但如今的生產特性已經與以往不同，諸如自動化、頁岩油革命降低生產成本，將長期拉低物價等，以至於當失業率處於低點，且物價沒有顯著上漲壓力時，聯準會就陷入是否該繼續升息的難題中。一旦雙重職責出現對立，不僅官員們會有不同見解，金融市場也備感困惑，反而將加大市場波動。

第三類觀點指出，現行雙重職責毋須改變，但聯準會須增加政策的可預期性，例如公布升降息等政策的決策公式，才能正確導引市場預期，且應藉由強化金融監理來達成金融穩定，而非透過市場干預來實現，以免觸發市場投機性行為，讓道德危機更頻繁發生。

這三類觀點有其立論基礎，卻也各有不足之處。像是維持現行雙重職責，並強化金融監管以確保金融穩定，除了會面臨物價與就業兩項目標時有衝突的老問題外，在防範風險上恐將過於被動；而將物價穩定視為單一職責，則在日趨複雜的金融與經濟活動下，待聯準會觀察到物價變化再出手，為時已晚。

相形之下，將現有的雙重職責改成三重職責，應是較合宜的方式。即使難免會有貨幣政策制定更加複雜的疑慮，但鑑於金融海嘯後，各界尤為關切金融穩定，諸如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債務超載（Over Debt）、資產負債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等相關議題頻繁出現，且隨著金融科技日益進步，金融交易的形式愈趨複雜，聯準會若單以監管方式進行金融管理，其政策有效性只怕會逐漸減弱。所以，與其讓聯準會被動地追趕市場變化，倒不如擴增其職責範圍並主動出擊。同時，將金融穩定設定為聯準會法定任務後，如量化寬鬆等政策執行可有確實的法源依據，成敗也能有客觀的評定準則。

無論如何，自1977年聯邦準備法案修正案通過後，長期奉行物價穩定與最大化就業雙重職責的聯準會，未能於事前妥善防範金融海嘯來襲，已反映出隨著時代變遷，聯準會職責與政策目標已有調整的必要。因此，聯準會是否會受美中貿易談判可能破局的影響，進而改變現有貨幣政策走向，固然是當下亟須追蹤的議題，但若想掌握聯準會政策動向對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深遠影響，則要長期密切關注其對自身政策使命定位的動向。

沈豊桂／服務業（高雄市）

近日，高雄市長韓國瑜回應議員自經區一事，引來軒然大波。議員認為市長對於市政與自經區議題不甚了解，媒體與網友並以斷章取義影片轉載，讓韓國瑜形象大受影響，更讓自經區議題嚴重失焦，高雄恐等不到是否能設自經區前，反先「經濟自戕」！

綜觀此事，高雄議員透過質詢方式，表達對自經區的看法與憂慮，本就無可厚非。但需注意的是，「自經區」屬中央權責主導，不論立法推動與後續執行，高雄市身為地方政府，更多的時候是在扮演事前提供資訊，與事後承接施行目標的角色，韓市長對此尚未成形的政策，恐怕不易提供議員超出地方權限的滿意答詢。韓市長所指出的法規鬆綁與制度創新等大面向方針，其實是恰如市長身分的回答，外界實不必大加指點。

論及「自經區」論辯，早成為黨派意識形態對決的主戰場。有論者認為，實施後台灣將成對岸「洗產地」協力夥伴，此論點卻遭執政團隊官員打槍，對執政黨形同迎臉重擊。再者，對於自經區縱然有諸多疑慮，站在執政者角度，實應「多對話、少對抗」，趕緊將這些疑慮漏洞，透過立法、修法來加以填補，經溝通後再行提出更符合社會期待的加強版「自經區」。如此一來，對於期待爭取民心的執政黨而言，豈不手到擒來？為何卻總走「為反而反」的老路，令人不解！

有心者透過玩弄兩岸政策，挑撥台灣人民對大陸的恐懼排斥，已不足為奇。從早期開放三通會「木馬屠城」，到ＥＣＦＡ「查某找無ㄤ、查甫找無工」，如今時間驗證都是「政治語言」、「選舉標語」；無奈如今仍不少人對此套路樂此不疲，喊出自經區是幫大陸「洗產地」，對比以前用詞溫和不少，但實質動機仍不脫玩弄意識形態，以奪取政治利益手法。

高雄經濟停滯多年，又負債累累，新市府幾是坐困愁城為錢傷神。先不論自經區有無神效，試問維持現狀又與坐以待斃何異？何不大膽融合各界高見，推出自己的加強版「自經區」並加諸實施，總好過「能混就混」不是嗎？

黃瑞麟／媒體工作者（台北市）

蔡英文總統在臉書與蘇貞昌院長喝台灣茶，強調台灣好茶，絕對不能讓「中國茶」經過自經區加工後，偽裝成「台灣茶」，真「有那麼嚴重」嗎？

其實，國內早有不少工廠購買國外原料來台加工；誰又可保證台灣進口原料，沒有來自外國（含對岸的）？自經區爭議，對許多人而言，只是意識形態問題，你我身上穿的、用的、吃的，都沒有來自對岸嗎？要守護與擦亮「MIT」金字招牌，靠的不是禁止自經區，而是應該嚴格把關與抽查工廠，讓不良品無法以台灣製造名稱搗亂市場。

二次大戰前，大部分歐洲與美國人，只知道日本出口產品就是紙傘、和服、玩具及廉價飾品。由於品質低劣，「日本製」在歐美人民心目中，不啻是「劣等品」代名詞，從而有「劣等品製造者」的負面聲名。

今天呢？「日本製」產品雄峙國際市場，Made in Japan代表的是「優等品」，是日本人的榮耀、驕傲、勝利。日本，雖輸在沙場上的戰爭，卻贏得市場上的競爭。

日本新力公司創始人之一盛田昭夫認為，「日本製」產品之所以能在戰後短短幾年就享譽全球，最主要原因：企業家有共識，那就是企業若要生存，就必須把製造的產品輸出國外，搶攻國際市場並擴大市占率。

盛田昭夫亦主張，如果你要賣人家高品質、高價位產品，首先需要一個豐裕富足的本國市場。只有豐裕富足的國家，才能夠製造出高品質產品。隨著日本人越來越富裕，「日本製」品牌知名度，也越來越響亮。

「窮人製造不出高品質的產品」，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開發中、經濟落後以及貧窮的國家，沒有任何知名品牌、或者製造品行銷於國際市場的根本原因。

巴西、哥倫比亞、衣索比亞、印尼等國家盛產咖啡，但是全球知名品牌的即溶咖啡、隨身包咖啡、高級烘焙咖啡，沒有一個是這些國家製造的。一個產品品牌形象，是由其國家形象、製造者形象、產品形象以及使用者形象等四項要素共同組成的綜合體。

台灣，過去曾被世人譽為玩具、禮品、製鞋與紡織等王國，「台灣製」不但是循著「日本製」走過的路徑在前進，還幾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的「翻版」。

現在，台灣出口以高科技產品為主力；企業必須打造出強勢品牌形象，才能擁有更大更強的競爭力，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才能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經濟環境中，永續經營下去。

具體的說，為擁有高強競爭力與競爭優勢；為在國際市場上立於不敗；為求永續經營；打造出強勢品牌形象，政府必須快速設立「自經區」。

美國川普總統揚言五月十日將針對來自中國兩千億美元進口商品上調至廿五％關稅，引發全球市場恐慌。雖然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仍如期赴美談判，但最終發展如何仍未定，市場持續地動盪恐難避免。

台灣日昨公布四月進出口數據，表現已經不是很好。出口年增率從前月的負四點四％上揚至負三點三％，進口年增率則從六點六％下滑至二點六％，貿易順差由卅一點二億美元下滑至廿六點九億美元。未來恐怕雪上加霜。

從出口國結構來看，以往港陸占台灣整體出口比重約四成，今年前兩個月已下滑至卅七點三％，創二○一七年以來新低。但前兩個月對美國出口占比則來到十四點二％，創二○○六年以來的十三年新高。因此就此數據來看，我們可以清楚的觀察到美中貿易衝突已經導致供應鏈移轉。在中國與台灣都有生產線的台商，為避免被美國課徵高關稅，許多廠商去年就開始動作，將大部分產能移轉回台灣，因此才出現「中國消、美國長」的情況。

準此，台灣對港陸出口占比下滑，但對美國出口占比則續揚，未來還會更加顯著。與此同時則須要認知到我國現在對港陸出口占比已經高達四成，對美國占比只有一成多。要整個扭轉回到九零年代初期的兩地數目對調，根本不可能。

另外，反映在人民幣匯率方面，儘管近日人民幣出現驟貶。但之後美中若如預期簽署協議，應可扭轉人民幣貶勢，並再度轉為升值。過去廣場協議的經驗，我們看到日圓、德國馬克在協議簽署後，都經歷一段大幅升值的過程。因此要提醒廠商做好準備。

我們要提醒大家，今年升值空間仍較有限，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受全球經濟成長動能不及去年的影響，中國出口已面臨下滑壓力。大陸官方不至於放任人民幣匯率指數大幅彈升，因為害怕進一步打擊出口，不利今年經濟成長目標率的達成。

二是美中即使如預期簽訂貿易協議，並非代表雙方永久休兵。倘若中國對貿易協議落實程度無法令美國滿意，貿易衝突恐再起。況且川普總統為拉抬明年總統大選民調，可能再讓美中關係成為炒作題材，因此還需要未雨綢繆。

幾家醫學中心傳出重複使用一次性醫材的消息，讓人震驚，也不禁質疑，這樣衛生嗎？

衡諸醫療史，醫療器材原本都是重複使用，到了一九七○年代才開始有一次性醫材；但隨著人口老化、醫療成本增加，醫院與病患開始吃不消，於是想到了回收使用。

重複使用一次性醫材，就跟回收免洗筷一樣，衛生堪慮，但為了省錢，卻是醫界行之有年做法。在美國，至少三成醫院重複使用一次性醫材，在日本則高達八成，由此觀之，台灣絕對不只那幾家被踢爆的醫院回收使用一次性醫材。

免洗筷回收後若洗乾淨，其實就跟新筷或者金屬與塑膠筷一樣，可以吃得放心。同理，一次性醫材若徹底清洗消毒，重複使用並不會導致較高的感染風險。根據美國研究，在嚴格管控下，重複使用一次性醫材並未造成病患較高死亡或罹病風險。但問題就出在，有些醫療器材不適合重複使用，卻被回收，或者在回收過程並未依照規定完成清洗消毒工作。

並非所有醫療器材都適合回收，比如高溫下容易變形，或者因為造型與材質關係，容易產生消毒死角醫材，便不適合重複使用。即使可以回收，也會因為器材用途不同，而有感染風險高低之別。因此，美國規定，可回收醫療器材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刀、剪、鑷等相對容易消毒的器材，需要較少管控；第二類是內視鏡器材或鑽子等，需要較多管控；至於第三類的心導管與植入式電極等，就需要嚴格管控。

台灣醫界會認為回收一次性醫材比較省錢，原因之一是目前欠缺管理辦法，放任醫院各憑良心辦事，因此多採自行回收消毒，但在國外，通常必須委由第三方處理，並依據官方準則辦理。簡言之，從事一次性醫材回收廠商，必須被視同製造新醫材的廠商，所有衛生檢測標準一律比照辦理。如果台灣醫院這麼做，恐怕就不會覺得回收一次性醫材那麼省錢了。更何況如果發生感染，無形代價將是難以估計。

從國外經驗來看，回收使用一次性醫材本身並非絕對有害，重點在於能否確實清洗消毒。歐美早有相關回收再製準則，但台灣至今闕如，必須趕緊制訂，尤其對於是否必須外包辦理，以及各類一次性醫材回收的管控等級、可回收次數、消毒程序等，必須清楚列明。

重複使用一次性醫材，不只有感染風險，更有倫理疑慮。有些醫院認為此舉乃幫病患省錢，而且也取得同意，問題是病患真的清楚相關感染風險嗎？此外，重複使用一次性醫材是否安全，必須有實證資料佐證，但在現今遮遮掩掩狀況下，有可能進行公開準確的調查嗎？將這個問題攤在陽光下，接受外界檢驗，才能真正保障病患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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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針對明年總統大選，蔡總統提出舉辦初選應納入手機民調。此議題挖出我多年刺喉之鯁。為何？因為民調講求普及具有投票權之各年齡、職業、城鄉、族群等各領域，方能取得公正、公信之數據。

然長年以來，任何民調何曾納入「具有投票權聾啞社群」？難道聾啞者沒有政治議題表達權？「眾人皆有，唯我獨無」這不叫歧視，什麼才是歧視？

聾啞者不便接聽電話，純屬天限，故昔日不能納入電話式民調，只能百般無奈！如今科技發達，手機式民調乃唯一符合與聾啞社群交流之便捷工具，何不善加利用？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我雖不喜蔡總統上任以來施政表現，且其提出「手機民調」雖暗藏贏取初選之私慾，卻也深得我心。須知：「未曾擁有之事物，最是令人渴望」乃放諸四海皆準之人性。聾啞社群之所欲，何時能進駐執事者之心？

中國大陸的中國工程院正在進行院士桂冠候選，這次引發當地和華人圈爭議與話題人物，是百度的李彥宏。二○一六年有位大學生因病上百度搜尋藥方，當時百度廣告是用競價排行排序，結果魏生服藥後死亡，並在網路留下撼動人心的遺言。

正值五四運動百年之際，大陸便有人以兩年前未能摘冠，自清華大學出走去美國普林斯頓獲聘終身教職的顏寧作為對比；顏寧離開時，曾表達對官方的不認同。從台灣方面來看，可能更是感觸良多。台灣現在心急學界人才西進，怎麼不自問，當知識和學術都向錢看，又對多金商人討好時，學者西進何嘗不也是看在錢的分上。

華人當共省思，真正的無形國力建立在無價上，這也是研究者在分析中美國力相爭時，誰到底能有源源不絕活水。

五四百年剛過，大陸強調要跟黨走時，現在連國家要授予個人桂冠，都能以發財掛帥，我們是否該珍惜得之不易的無價之物。

立法院修正國家機密保護法，對涉及國家機密的退離職公務員之出境管制，改為最長六年期限。由於前總統馬英九出境管制，將於五月廿日屆滿，如此修法，不免有因人設事之嫌，更有正當性質疑。

此次修正係針對核定或辦理國家機密的公務員，於退離職三年內受到的出境管制，直接明文不得縮短，且得延長三年，並以一次為限。只是機密等級有高、有低，一律不准縮短，實有違比例原則。

又關於延長期限，雖有一次三年限制，卻未明文法定要件，而仍以視情況。甚且，還增加遇有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即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的國家機密有永久保密情況，就排除於延長一次三年的管制期間。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用語實在模糊，易流於核定機關恣意認定，且於現今，實很難想像，有哪一種機密須永久保密，致讓退離職者永遠受到出境管制？

由於國家機密保護法修正通過後，在移送行政院與總統後十日內公布，就必然會於五月廿日前生效。馬前總統的三年期限尚未屆至，就無不溯既往的適用而須依據新修法條，有很大機率會成為六年出境管制期限第一人。若果如此，難免落人政治鬥爭之口實。

就算不以國家機密保護法來限制馬前總統出境，其已因三中案被起訴，且所涉證券交易法的特別背信、非常規交易等罪，皆屬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法院似也可因此為限制出境。

於刑事訴訟法中，並無限制出境字眼，而是由司法實務以限制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來為合理化依據。只是限制住居，僅是消極限制被告必須居住於一定處所，並無積極限制移往他處之自由，但限制出境，則涉及移往他國權利的否定，顯然與限制住居所要規範者，有不同之面向，屬性質迥異的強制處分手段。

故以限制住居來涵蓋限制出境，實嚴重逾越法律界限，可能違反憲法第廿三條的法律保留原則與刑事訴訟法第一條第一項的程序法定原則。

面對限制出境的法律真空，非僅是馬前總統個人問題，而是涉及刑事強制處分的整體檢討與修正。

最近參加某大學校慶晚宴，開宴前，學校安排幾位傑出校友上台，報告學校對他創業的助力，例如他在哪一門課學到什麼，或在什麼時候聽到某教授的一句話啟發他，改變他的一生。這是非常好的構想，我們做老師的最想知道是什麼啟發孩子，使他發憤圖強。也常檢討自己的教學：如果當年是這樣教，這一屆學生會不會不一樣？現在有別人例子可以觀摩，我就正襟危坐，預備好好學習。

不料，大會安排某官員夫人坐我旁邊，她顯然對教學沒興趣，一直找我說話。我家沒電視，對她談的韓劇全然不知，最後只好不理她。這很失禮，但也不知該如何讓她閉嘴，心中非常感嘆海明威的那句話：人花二年的時光學會說話，卻要用一生的時間學會不說話。

語言和文字是人類最了不起的兩個成就。大腦有語言中心，卻沒有閱讀中心，語言是天生的，但它還是需要後天環境去啟動它。白冠麻雀一孵出，便把它耳朵灌蠟，隔絕外界聲音，在五十四天關鍵期內，把蠟拿掉，讓牠聽一次牠本族的歌，再把蠟灌回去。一百天後，把蠟拿掉時，牠會唱，唱的跟沒有灌蠟的控制組一樣好。但如果在關鍵期內沒聽過，牠就不會唱。也就是說，雖然先天有此機制，卻還需要後天環境啟動。

人當然不能做這種實驗，但是從少數受虐兒案例中，看到環境對語言的重要性。因此，父母要盡量跟孩子說話，在智慧啟發上，錄音帶是無法取代父母的。

美國研究發現，日常生活中，父母平均一小時跟嬰兒說一千五百字，高級知識分子平均一小時講二千一百字，但是每天看電視、領救濟金的父母只講六百字。當孩子三歲時，愛跟孩子說話的父母已跟孩子講了四千八百萬個字，而不愛跟孩子說話的父母，孩子才聽到一千三百萬個字，少了三點七倍。

孩子需要聽大人說話來模仿，父親有回家吃晚飯的孩子，詞彙量和語言能力比較強，因為大人對話時，用到的文法和句型比較複雜，詞彙也比較抽象，這會幫助孩子建構新的知識架構，使其更容易吸收複雜的資訊。

哈佛大學追蹤五十七個家庭的三歲孩子，直到他們十六歲，發現不論種族（白人六十七％，黑人廿一％，墨西哥五％，混血七％）、家庭經濟，影響孩子詞彙的正確用法及詞彙量等語文能力指標，最大的因素是父母在餐桌上所花時間及所講的話。孩子在三歲時，透過跟家人一起用餐所接觸到的單字數量，可以預測他們七歲進小學時所運用的詞彙，而這時所用的詞彙又可以預測十年後，他們對語文的掌握。實驗發現常跟孩子說話的父母，他們孩子到四年級時，詞彙的數量和運用都比別人好。

語言很重要，講什麼、在什麼時候講，和講話場合都很重要，很可惜在這方面父母很少教，學校也不教，要靠自己察顏觀色來拿捏。只希望這位夫人在家也是如此熱忱地與她的孩子說話，稍稍彌補一下我的損失。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中美在東亞對峙加劇，呈現類似零和格局。北京國際關係學者最早提出大膽西進；復由於天然資源的迫切需求，經濟學者又加注資本輸出和購買資源，投資國外基礎設施，出售國內過剩產能等想法，從而孕育了大陸一帶一路的倡議。

今年四月，中國與一百廿六國和廿九個國際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規模遠勝二次大戰後，美國在歐洲推動的「馬歇爾計畫」。

中國推動一帶一路並非一直順遂，其中美國、印度反對最力。美國憂慮中國影響力上升，而印度則擔心中國進入南亞會影響其國家利益。歐洲即使最近義大利及瑞士同意加入，德、法等國卻仍持疑慮態度。中國現在歐洲已投資四個機場、六個港口。

最近美國智庫發表報告，列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接受中國投資的七大潛在危機，包括：國家主權被侵蝕、缺乏透明度、債務負擔不可持續、與當地經濟需求脫節、地緣政治風險、環境負面影響、嚴重腐敗溫床等。

針對前述指責，習近平四月廿六日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表示，未來會確保各國商業和財政上的可持續性，並針對推動企業在項目建設、運營、採購、招投標等環節，將依普遍接受的國際規則標準進行，同時會尊重各國的法律法規。

習近平亦指出中國將採取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並強調不會操作匯率貶值，將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這些因應作為使中國在全球經濟外交舞台上更接地氣，與美國川普的強勢單邊主義形成顯著對比。

儘管中國內部還存在貪腐、人權、農民工戶籍、地方債務等諸多問題，同時該倡議還將面臨多方挑戰。但各國及國際組織仍願意持續加入，其主因係全球對基礎設施的需求太大，也惟有中國願意在高風險國家投資使然。

面對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台灣除了謹慎評估可能帶來的各種資金、人才排擠效果外，民進黨政府更應檢討對外政策，擺脫政治意識形態梏桎，降低兩岸敵意。

同時在新南向政策上，宜做出更多元的規畫，從人才培育、雙向或多邊經貿、上下游產品供應鍊、觀光產業等軟實力著手，並藉由台灣品牌創意的提升，創造出更多空間及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