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廂韓國瑜北漂凱道造勢，那廂柯文哲卻轉進宜蘭，來個王不見王。接下來，柯Ｐ還要前進花東接地氣。柯文哲嘴上不鬆口要選總統，但全台趴趴走露臉試水溫，腳步倒未停過。他怎耐得住這寂寞？

「落跑」之說若傷韓國瑜，柯文哲也逃不掉。四年多來，他除了拆北門廣場，還有拆天橋、拆公車道、拆電塔等「拆政績」，把市長大業降格為拆除隊長。更別提，遲未搞定的大巨蛋，和滿城待租的空店鋪怎麼辦？柯Ｐ跑全台，也得顧好老巢。

台北市發展停滯，柯Ｐ大選民調還能「保二」，全拜藍綠惡鬥之賜。六都市長中，他的滿意度排後段班，不滿意度則居冠，首都市民對他已興味索然。他談到捷運民生汐止線，竟罵稱「盲腸」，絲毫不顧隔鄰居民需求。他太缺同理心，是個致命傷。

要拚大位，柯Ｐ能力和政績皆有待加強。在對外戰略上，他主張「親美日友中」，但「友中」就只有「兩岸一家親」一句口號。兩岸關係已逼近深水區，他批綠「去中」、罵藍「買辦」，自己卻在淺水區閒晃，未免想得太簡單！

市府「喬蛋」錄音檔曝光，柯文哲怒轟「北市府被竊聽」，卻想遮掩自己行事不透明。先前馬市府財政局長「喬蛋」錄音檔流出，柯文哲立即「交給廉政會處理」；兩相對照，完全雙重標準。

韓國瑜被批「草包」，至少還賣了水果，鋪平坑洞，關懷弱勢。柯Ｐ四年半數不出政績，難道不是「包草」？

教育部預告《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修正草案，讓外界赫然看見「管中閔條款」，引發爭議。儘管剛走出卡管風暴的台大低調以對，僅表示「大體可以接受」；但正因為卡管事件影響惡劣，大學校園寒蟬未去，遴選制度只能改善，不應改惡。

去年爆發台大校長遴選爭議後，領銜「卡管」的教育部長潘文忠，即預告將修正遴選辦法。然而，四月中潘文忠承受不了卡管任務壓力請辭，修正草案因而胎死腹中。接任的教長吳茂昆意在拔管，並不在乎遴選辦法之補正；其後，葉俊榮努力保住台大的尊嚴，但求仁得仁，亦無暇顧及遴選制度的完善。

如今潘文忠回鍋重任，修正草案於焉捲土重來。比較去年四月潘文忠公布的草案，這次版本略有進步，但也產生了新疑慮。

新草案著重強化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候選人擔任重要職務資訊之揭露，和遴委利益迴避及自律規範；此外，並劃分「校務會議」與「遴委會」權責，希望避免重演台大遴選爭議，以及廣遭質疑雙重標準的陽明大學遴選疑義。但過猶不及，台大雖然肯定這些規定對校長遴選提供了具體的依法行政基礎，但也指出內容「過於細瑣而有矯枉過正之嫌」。前教長黃榮村更奉勸教育部：別將就上意，當個「瑣瑣碎碎的條文管理者」。

關注細瑣問題，凸顯了潘文忠缺乏興利的宏大格局，把教育部長當成了訓育組長。更大的問題，是新增的「管中閔條款」：規定在遴委會怠於執行任務或逾三個月無法處理遴選爭議時，賦予校務會議解散遴委會的權力。這項規定，不僅牴觸大學法精神，也可能在遴選過程中，預留政治干預的「巧門」，甚至把惡質選舉文化帶入校園，製造更多政治紛爭，重演更多卡管事件，校園更無寧日。

去年教育部多次飭令台大遴委會和校務會議重開會議，確認遴選結果，甚至要求重啟遴選程序；其結果，仍只能繼續卡管，無法拔管。換言之，以當時台大遴委會和校務會議結構，即使按新規定把管案拉回校務會議再戰一場，也不會改變管中閔當選的結果。如此一來，只是為校園打手提供更多狙擊彈藥，徒增風波罷了。若換個時空，大學自主可能就被迫低頭了。

潘文忠說，草案賦予校務會議解散遴委會的權限，是尊重大學自主。然而，踐踏遴委會的獨立性，何來大學自主？何況，「怠於執行任務」或「逾期無法處理爭議」的解散條件，前者概念不明確，後者更可不斷製造爭議。貿然推翻遴委會，豈不廣開後門，讓更多政治黑手介入？草案中另有「陳維昭條款」，規定在同一校擔任遴委「最多只能連任一次」，亦違反大學自主，且有就管案進行政治報復之嫌。

潘文忠強調教育部將不插手，堪稱黑色笑話。只看拔管一役，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四權介入殲滅戰，管案僵局如同「怠於執行任務或逾期無法處理爭議」情形；但問題不在遴委會，而在蔡政府！事實上，教育部在遴委會已指派五分之一代表，對遴選狀況應能充分掌握，再把政治黑手伸得更深，只是在摧毀大學自主。

草案對教育部自身的聘任權責，也未加釐清。管案最大的問題，是遴委會依法選出管中閔，教育部卻不依法聘任。教育部原只要依法行政，即沒有任何問題，但教育部刻意扭曲法令。未來任何大學再來一個管中閔，教育部還是可以卡管，並把罪名賴給遴委會，再把責任推給校務會議。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制度的缺失亟待補正，但只要執政者干預校園之心不死，再完善的辦法都能鑽出裂縫。管案折損了三位教長，死裡回生的潘文忠更應徹悟；讓政治與校園保持距離，阻絕政治黑手，為大學留下生路，為教育留下生機。

其實，這些發生在台灣的現象，相當程度也發生在眾多國家。簡單說來，就是在全球化之下，贏者圈可以到處攻城掠地，嬴弱者或者成長停滯，或者退出市場；各國即使經濟數據上有所成長，卻都集中在少數產業，讓普羅大眾產生不滿，政治上「變天」到處都是。「非典型」政治人物受到庶民歡迎，就是因為傳統政客以傳統方案解決不了問題，提供了非典人物或極端政黨出頭的機會。若執政黨無法解決這個產業成長不均的問題，政黨輪替很可能也會成為台灣未來的政治常態。

我們以主計總處的工商普查資料，觀察台灣從2006到2016年的十年產業成長變化，發現下列現象：首先，十年來企業據點從110.5萬個增加到129.6萬個，成長17.3%；受僱者也由755萬人增加到883萬人，成長17.7%。人均勞動生產增加26.2%，但人均勞動報酬只增加17.1%，顯然勞動者分酬在持續惡化。

其次，十年人均勞動報酬成長顯著超越平均數（17.1%）者，只有電子零組件業（51.7%）、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產品（55.3%）、貨運（33.4%）、電腦程式設計及諮詢（21.3%），2016年這些行業僱用人數為106.2萬人，為總僱用勞工數的12.0%，也就是只有一成上下的受僱者會自認為待遇持續有成長，特別是電子相關產業人員。

其三，人均勞動報酬成長遲緩（十年不到15%）的行業，包括批發（14.1%）、紡織（13.3%）、成衣（13.3%）、零售（13.0%）、塑膠製品（13.0%）、住宿（11.0%）、金屬製品（10.9%）、汽車（10.5%）、不動產（7.3%）、基本金屬（5.2%）、餐食（4.8%）、飲料（2.5%）、食品（2.0%）、美髮美容（1.3%）、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2.3%）。

這些行業僱用人數達373.9萬人，為總僱用人數的42.4%；而對基本金屬等六種產業所屬的89萬人而言，勞動報酬可說完全不動，經濟成長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無感的。至於剩下來的402.9萬受僱者，或占全部受僱者45.6%而言，可能認為經濟有些微成長，但感覺不大。

這應該是今天台灣產業界對經濟好壞的大致感受：一成多一點的受僱者認為的確有成長、相信政府說法，四成半受僱者認為雖有些微成長，但實在太慢、不符理想，還有四成多一點對政府說經濟有成長是「完全無感」，甚至會認為政府在造假欺騙。這是當前全球化下，產業變化快速，受惠者集中在電子資訊相關產業的結果；也是導致許多國家勞動大眾都對現況不滿，頻頻更換執政黨的原因。

了解這種狀況之後，政府就該對那些對成長無感或不滿的產業，以各種政策措施提供更多協助，或以某些策略讓這些產業能夠獲得更大的成長動能，這幾年出現的「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正是這個意思，也就是經濟成長應該讓所有的成員受惠，不要集中在少數產業或族群。但是，我國近年來的三個政府，也就是韓國瑜批評的三個總統帶領的政府，都沒有針對這個問題調整其產業輔導政策。政府只會對優勢產業「錦上添花」，極少對弱勢產業「雪中送炭」，因為一來「行政怠惰」讓他們因循故舊，二來輔導方案經常採競爭模式，只有優良企業或產業可以拿到，造成了惡性循環。

「韓流」的產生、「庶民」總統的催生，和上述現象有極大關聯，想要「接地氣」、獲得人民信賴的政府，應該深刻認識包容性成長的必要性，適時調整政策。

中美貿易戰升溫，台積電股價也受波及，除了這個煩惱外，台積電與許多用電大戶近期均奔波找綠電，原因在於四月十二日通過的不知為誰而戰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引入用電大戶綠能儲能義務。這些科技大廠好不容易才在四月十一日經蘋果公司表示，在過去一年中加入其「清潔能源計畫」，為蘋果產品的供應商數量達到了四十四家，包括富士康、台積電等。

台積電、鴻海等廠商，心胸相當寬大，自己的努力被政府收割，並不打緊；但卻可能因在家鄉被刁難，無法符合綠電義務，重創其企業形象。這一切都是源於經濟部完全誤解「RE100的蘋果」及「蘋果對供應鏈的清潔能源計畫」完全是兩碼子事。台積電評估有機會符合比較寬鬆的後者，卻被經濟部進一步刁難。

經濟部在過去幾年的能源改革，總喜歡搬出「不然台灣高科技產業就要被蘋果、谷歌供應鏈踢出去的威脅」說詞，推一些對科技大廠無用的制度。過去幾年，花納稅人繳交的數十億，推動眾多能源改革措施，電業法業績為零，迄今沒有任何一家透過電業法買綠電；也把臉書趕跑到新加坡；第一個五二○前後啟動的再生能源憑證也沒人買；原先佯稱要提供給科技產業外銷之用的卻乏人問津；說要幫廠商，結果建議價格是外國的Ｎ倍，是幫還是害廠商？

諷刺的是，原先說好受益的對象台積電、谷歌，一張都沒有買。為掩飾無能，只好在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引進用電大戶綠能義務，要業者來買，刺激交易，以免被監察院糾正彈劾，只能說完一個謊，接著一而再再而三說謊。用電大戶綠能義務在立法院討論當天，可說蘋果在另一個時空的發言，就「實質」打臉經濟部所稱幫忙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立法目的。

在面對南韓三星競爭下，政府跟再生能源利益團體勾結，逼台積電承諾使用綠電，否則不准其三奈米廠。甚至在環評時，問台積電電從哪裡來？將台灣的缺電罪過，怪給這些高科技大廠。更不用說，前一陣子電價調漲，優先調整工業用電，呈現出工業補貼民生用電的怪異現象。政府瘋狂衝貴綠電（特別是離岸風電）開發的結果，台積電未來勢必面臨高電價局面。高科技產業轉型關鍵，經濟部卻反其道而行，不禁想問：「經濟部為何老是找高科技產業麻煩？」「有這樣的經濟部，台灣高科技產業還需要其他敵人嗎？」

面對三星競爭的壓力，台積電向來正面迎戰攻無不克。台商大舉回流，近期經濟部預估年底回流金額從一千億到五千億不等。然而就在這一片欣欣向榮之際，經濟部卻趁台商有不得不返鄉壓力下，「狂電」高科技產業、削弱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剛逃離中美貿易戰的虎口，卻入了經濟部的「綠電」虎口。只能說經濟部真是「生雞卵無，放雞屎有」的trouble maker！

卅年來紀念六四民運，焦點幾乎都放在民主、人權、血腥鎮壓、坦克等關鍵詞上，缺乏從行動選擇的角度提出經驗教訓的省思。

其實，早在事件結束不久，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即曾指出，在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之前，學生是哀兵，之後轉變成驕兵，這群驕兵衝了統戰部的談判會場，從此學運日趨激烈，一步步走向失敗。

已故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曾從宏觀的歷史文化角度分析六四事件，認為在相互對抗的態勢中，中國人的心態上所追求的結果，是要一方全贏而另方全輸。這是因為中國的歷史經驗中，缺乏不斷經由談判、討價還價以取得互有輸贏妥協結果的文化，使得在衝突對抗中往往看不到可能存在建立穩定制度的改革契機。

鄒讜認為六四悲劇產生的原因之一，即係學生領袖以為學運可以獲得全勝，卻喪失了避免悲劇及使學運獲得部分成果的時機。

例如，四月廿六日中共以《人民日報》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但返國後的溫和派趙紫陽總書記，五月四日則公開發言為學運的定性緩頰，卻未獲學生信賴而選擇與之「默契結盟」。

五四後大多數學生已停止罷課，事件朝好的方向發展，但五月十三日卻有二千多名學生發動絕食，可能是因趙紫陽的讓步反讓他們再升高對抗。此舉讓學運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也普遍得到了北京民眾的同情，但卻是吾爾開希說學生轉為驕兵的開始。

五月十四日晚上，改革派的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邀學運「對話團」在統戰部大樓對話，但大批「絕食團」的學生包圍統戰部示威，儘管閻明復保證不會「秋後算帳」，但學生執意要求中央公開認錯，談判仍破裂。此後，學運領導權移轉至激進的「絕食團」，絕食的戰術雖成功，戰略上卻失去避免走向悲劇的機會。

趙紫陽和閻明復處理學運無效，在黨內也失去了權力，於是由強硬派的國務院總理李鵬上場。

在北京已經實施戒嚴的情況下，李鵬在五月十八日以現場直播方式，仍然和學運領袖展開直接對話，這應該是最後的溝通和警告。但是從吾爾開希在談判中傲慢粗鄙，儼然一副勝利者教訓失敗者的姿態來看，預示著學運將以拚個全贏與全輸的歷史悲劇收場。

六四事件雖是大學生爭取民主的愛國運動，但終究因陷入道德化的理想主義情緒，忽略民主乃為從溝通、協商與討價還價的過程中，經由互有輸贏的妥協而建立穩定的制度。因此，六四事件注定以悲劇收場嗎？

繼去年九月發表《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後，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六月二日公布了《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再度表達大陸在美中貿易戰的立場。

白皮書全文約八千三百字，以八國語言發表，主要內容有三點：一是指控這次貿易戰是美國主動挑起，且損害到中美兩國和全球利益；二是認為一年來歷經多輪談判都沒達成協議，都是因為每一次到最後美國出爾反爾、不講誠信而導致談判破裂；三是表示大陸仍願意採取合作的方式解決兩國經貿糾紛，推動達成互利雙贏的貿易協議；對於中美貿易戰，大陸的態度一直是「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

這一次的白皮書內容多是重申過去立場，顯示大陸並沒有太多的反擊工具去因應貿易戰，或其他反制措施傷害到本身利益較多，對美方的打壓力度不大。因為一直以來美中雙方的經貿活動是不對稱的依賴關係。據美國海關統計，二○一八年美國出口到大陸為一二○三．四億美元，大陸出口到美國達五三九五億美元，美國對大陸可課徵關稅之金額遠大於大陸對美國可課徵關稅之金額。

去年六月十五日美國宣布對進口自大陸五百億美元之商品加徵廿五％關稅後，大陸隨之決定同樣對進口自美國之五百億美元商品課徵廿五％關稅反制；今年五月十七日川普宣布將另一批從大陸進口之二千億美元商品關稅從十％調高到廿五％後，大陸只能針對六百億美元美國商品調高五％至廿五％不等之關稅予以報復，所以大陸能對美國商品繼續調升關稅之金額只剩下一百億美元，但美國貿易代表處五月十三日已先列出了下一批大陸出口美國課徵廿五％關稅之商品清單，金額高達三二五○億美元。

目前大陸也開始以非貿易手段回擊美國，例如立案調查美商聯邦快遞未經授權將兩個從日本寄往大陸華為辦公室的包裹轉運至美國，但華為已表示包裹內是一般文件，並非技術產品，不涉及機密外涉。同時商務部也公布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對出於非商業目的對大陸企業實施封鎖、損害其利益的外國企業、組織或個人，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但尚未宣布具體措施和罰則。

不過，在貿易戰漸漸轉變為中美兩國長期的對抗下，不少製造業外商正考慮遷往其他地區，若大陸對境內美商的報復手段太猛，恐怕會加速境內外商的撤離。

報載台北市美國商會五月廿九日發布「二○一九台灣白皮書」，並提醒台灣持續改革至關重要。如果投注過多心力在政治選舉，可能讓台灣陷入空轉。美商指出，面對美中貿易戰、數位經濟及共享經濟崛起等問題，台灣現在可說是壓力高漲，「台灣是否該沉湎於這種『政治假期』令人存疑」。其中數位經濟更是攸關我國資訊服務產業的培植，而關涉國內產業優化、就業增加與待遇提升的要務，是所有政治人物無法脫逃的現實議題。

猶記國發會去年宣布我國已於五月底向歐盟表達申請適足性認定的意願。隨後七月四日個人資料保護專案辦公室正式揭牌，以專注完成我國適足性評估報告，並與歐盟展開對話。此事起因在歐盟去年實行ＧＤＰＲ（一般資料保護規則）；ＧＤＰＲ既是台灣的挑戰，也是契機；專案辦公室希望積極協調各部會，能讓台灣成為國際上個資保護的典範。雖然日、韓皆花二年以上時間以獲取ＧＤＰＲ適足性認定，但國發會仍設定以二年為目標。國發會去年十二月已向歐盟遞交自我評估報告，以展開技術性對話。

然而一年過去，從民間發展以觀，卻多質疑與擔憂。個資法的現狀是否為空有權利面之羅列、缺乏體制面之運行、未見監理面之規範、未聞驗證面之報告？此種實務神祕、實作無據、實績難查的法制實況，真能通過歐盟檢視？歐盟是全世界實施個資法資歷最深厚地區，其發展已及於「實務化、產業化」層次。針對個資法核心任務的技術與組織措施（ＴＯＭ），從法制原則、指導概念、作業格式、技術文件、驗證程序、標準化事宜等，在歐盟皆已是高度發展的產業部門。換言之，監理與合規的專業化、實作化與產業化，才是歐盟關注的重點。就此，台灣迄今顯然一片混沌。

以最具爭議的公務機關強制性資料徵集業務言，法務部解釋揭示去識別化資料的概念內涵與應用廣度，即迥異於歐盟。側重國網中心去識別化能量之舉，亦未納入產業主位的政策考量。個資保護認證與驗證業務，迄未達到與歐盟國際互相承認交流之公信意義。健保資料庫的存在運作，恐會斲喪台歐醫學研究與醫療產業互通。

國發會在法制面上承擔了解釋個資法的繁瑣任務，應屬勇於任事。其迄今在「個資法即時通」之解釋，雖屬有限；但就個資法第六條「安全維護措施」，提舉了ＴＯＭ乃係固有的法定義務，堪稱積極、先進。總之，國發會既然在政策面上揭櫫了與歐盟ＧＤＰＲ互通的重責大任，則更積極的引進歐盟發展經驗，並在民間層次廣泛推動，才能實質提升台灣的人權保護、數位經濟與產業的國際行動力。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時，大陸國防部長魏鳳和與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夏納翰的會談中特別提出「台灣問題」，指美國近來在涉台問題上有「一系列消極的言行」，中方堅決反對，魏鳳和強調，美國不應低估中國軍隊的決心。

大陸已經很久沒在美中雙邊會談中提及台灣問題，也許例行公事走走過場，但都不認為重要到需要在會後新聞稿中強調，但最近台美關係提升的三個首次，包括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改名，李大維會見波頓，以及兩人會見台灣邦交國駐美大使，讓北京覺得有需要再度提醒、甚至警告美國。

問題是，美方聽到有何反應？大陸如果仍在期待美方急忙解釋：波頓與李大維的見面僅是偶一為之的特例，沒有第二次，而且是出自波頓自作主張，恐怕要大失所望了，因為現在的美國官員與四十年前已經完全不同。

現在美國中國通已經不再是談判建交的第一代，第一代官員學者經歷過三公報，知道承認是兩岸微妙的議題，所以台灣官員能不能進政府官署，見到什麼樣等級官員，都是很敏感的，需要再三確認，一有變動就會招來北京抗議。

第二代官員，如現任國防部印太助理部長薛瑞福，他是經歷過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知道中國大陸有時為了台灣可以不顧一切；第三代以降的官員，大概只知道美中貿易衝突，以及大陸偷盜美國科技是多麼可惡。

第一代的美國對華政策官員、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在評論年輕一代的中國專家，如國安會資深主任博明時表示，他們比自己這代更淵博，語言技能更好、更有能力，另一方面卻對大陸比他們老一代人的態度更負面。由於現在的對中政策看法由他們決定，所以他認為大陸不應該「拉黑」他們，中國需要博得美國新一代學者的好感，而不是拒絕他們。

越像魏鳳和那樣的講話，只會越引起反感。香格里拉對話，美國的態度，就讓大陸吃驚；先有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批評習近平違背了不會將南海島礁軍事化的承諾，呼籲採取「集體行動」讓北京負起責任；後有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夏納翰警告中國切勿威脅鄰國主權外，並在提及台灣時主張不能以威嚇解決台海爭端，美國將持續履行「台灣關係法」義務。

近日美國海軍已經加強在南海的多國聯合軍演，尤其鄧福德所言，要採取一致的集體行動，設法讓大陸負起責任，令之前傳說環太平洋軍演將搬到南海舉行，不僅是空穴來風。

傅立民接受大陸媒體訪問時感慨說，過去的交往政策已經一去不返，未來雙方關係模式是「選擇性接觸、選擇性競爭、選擇性對抗」。兩國在一些問題上互相合作，在一些問題上各幹各的，在一些問題上則彼此反對。

他最大的擔憂是偶發事件，雙方針鋒相對的風險正在上升，他雖然沒有明講，但是台灣問題絕對在內。

韓粉大軍六月一日在台北凱道成功集結的造勢活動，不但為高雄市長韓國瑜問鼎二○二○總統大位之路邁向成功的一步，更創造了台灣政治史上「自發性動員」紀錄，也涵蓋多層面的意義。

這是韓粉對韓市長品格操守與能力的堅定信任。韓市長去年從一碗滷肉飯苦行僧方式參選到勝選，人民見證到他不出惡言、不揭瘡疤，更不抹黑、造謠的選舉過程，此正派參選模式已自然反映到對韓的品格操守的信任。因此外界的「黑韓」舉措，只會讓韓市長和韓粉愈挫愈勇，也創造了打破「黑韓」勢力的鐵證。

這場造勢活動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它無政黨組織的動員，更無免費提供餐點的誘因，完全是出於個人「挺韓」或「挺國家」的意願，自費挺身而出。

筆者看到臉書分享一張在滂沱大雨中依然手持國旗屹立不搖的現場照片，令人完全感受到這是對國家和對某人的真情支持表現，如同復製去年三山造勢出現旗海飄揚感動人心的場景，韓粉這股力量絕對是堅定不容忽視。

這是對蔡英文政府不滿的另類表達。回顧這三年來蔡政府所作所為給人民最深刻的印象為何？不就是政治鬥爭無時不在、社會對立加深且劇、兩岸關係充滿敵意、國家前景未見曙光等景象，使得人民看不到希望與未來。

此次造勢，韓粉展現最大最精誠的支持與認同，代表凡以國家為中心、以人民為念的為政者，才是真正左右韓粉的尺度；拉丁文有句名言：「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韓粉則要說：「韓粉的聲音就是人民的聲音。」

郭台銘董事長日前接受聯合報專訪表示，未來當選總統，他要減少中央干預，讓地方政府更自主，但郭董「對台東縣長饒慶鈴明講，如果當選，不要把對我的期望擺太高，因為台東人口相對少，你是我low priority（次要優先），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台東鄉親不能認同郭董的想法。

或許郭董來自企業界，仍以功利主義市場取向的觀點看公共治理，但公共治理不同於企業管理，是為全民服務，並先關懷弱勢族群；若俟郭董更重要的事完成後， 再談台東的發展，對台東人是不公平的。

羅爾斯的正義論談公正不同於公平，公平是不論強弱平均分配，是齊頭式的假平等，公正是利他主義的觀點，是濟弱扶貧重新分配，是立足點的真平等。

羅爾斯認為公共治理應以社會公正為核心價值，對於社會中的弱勢者應予以特別的照顧，使之在社會與經濟資源的分配過程中，獲得比強勢者更多的協助，以彌補弱勢者在初始條件上的不平等，公正是公平加正義，缺一就不是真平等。

台東縣面積占台灣的十分之一，但人口數只占全國人口數的百分之一，中央政府皆漠視台東的發展。

以交通建設而言，花東鐵路及南迴鐵路大部分仍然是單軌，運能有限，假日到台東旅遊，可說是一票難求，何日才能完成雙軌化及截彎取直？

台東人期盼的花東快速公路，公路總局一○六年可行性評估，以花東交通流量不足為由，停止興建花東快速公路，但公路建設應以全國民眾的利益來考量，不只是以花東區域居民的利益來考量。

再以醫療資源分配而言，台東人雖有健保卡， 但「同卡不同命」，一般重症患者皆往北高兩市就診，台東醫療資源相當貧乏，特別是偏鄉衛生所設備不齊，醫事人員不足，因此若依郭董看法，台東屬次要優先縣份，那台東未來發展又要等到何時。

台東不是次要優先，政府施政不能再重西輕東，重北輕南，筆者誠摰地建請郭董公共治理可以企業化經營，但應以社會公正為核心價值，期盼您不只是傑出的企業家，更是成功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