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在選季，蔡政府的補貼政策源源不絕出籠，名目真繁多。最近的一筆，以「造福農民」為名，擴大農業機械補助八億元。令人吃驚的是，受惠對象僅僅八百人；換算下來，每人可獲一百萬元補助。

今年稍早，蔡政府已宣布過一輪「小型農機」的補助，總數也是八億元，這次是再加碼補助。不同的是，前一波小型農機補助有六萬四千名農民受惠，平均每人約獲一萬兩千元補助。相形之下，這波「大型農機」補助，受惠利益將近百倍。對少數農戶，蔡政府一發就是百萬大獎，讓一般小民既羨慕又憤怒。

這項「富農大利多」，是蔡總統在「大型農機發表會」上親自宣布的，當成「伴手禮」，慷人民之慨不手軟。試想，買得起數百萬農機的人，都是資本投資型的富農，這些人還需要政府特別照顧嗎？尤其，政府明知大筆錢就是要進一些特定人口袋，卻假裝在照顧農民，真是騙很大！

最近才爆出立法院長蘇嘉全花五十四萬公帑購買單價六千元的黑鮪魚禮盒，引發側目。明明以個人名義送禮，卻辯稱是「國會外交」，經費名目還列為機密；如此揮霍公帑，怎麼會心疼？也難怪，政府高官面對「白白胖胖」的形容詞，會羞愧跳腳。

韓國瑜打出「學貸免息」的政見，平均一名學生只減免三千元，民進黨就哇哇叫，大呼不可行。但比起蔡英文砸八億補助富農，免除青年的學貸負擔，才更像政府該做的事吧！

總統大選，藍綠肉搏。蔡總統在每個重要選舉行程一再強調「主權」。蔡賴合體，蔡英文要大家團結守護台灣主權，「主權守住，民主自由才能永續」。向青年催票時，蔡英文說，「民主自由一定要握在自己手上，握在自己手上就是主權」。在農會場子，蔡英文也要農民支持她守住台灣主權，讓台灣走出去，透過農產品獲得國際支持。蔡英文正在自導自演一場用主權換選票的「愛國者遊戲」。

陳同佳案最是經典。陳同佳願意來台投案，被蔡政府操作成「護主權」之戰，蘇揆「魔鬼說」指藍營聯港賣台，糊弄民眾吃芒果乾。明明政府打算放棄司法管轄權，卻歸咎中港政府矮化我方主權，以及藍營裡應外合。直到荒腔走板的劇本演不下去，才有「香港不辦、台灣辦」的髮夾彎。這套「自殘變他殺」的劇碼，正是蔡政府用主權換選票的典型操作模式。

近半年來，蔡政府一方面藉著香港反送中運動推動仇中，站在港府對立面；另一方面，又要港府比照國際簽署司法互助協議。這種手法，和蔡英文上任後推翻九二共識，又要北京履行兩岸協議，行徑如出一轍。前者隱藏著中港矮化台灣主權的一中框架陷阱，後者則是中共破壞兩岸現狀、打壓台灣的明證；兩者都可輕鬆導入蔡英文的「愛國者遊戲」。

蔡英文藉習近平談話，把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畫上等號，粉碎兩岸卅年的對話基礎，更不留藍營修補兩岸關係之餘地；並以國安修法嚇阻兩岸交流，聲稱捍衛主權非為挑釁。最近，蔡政府更要制訂《中共代理人法》，把埋葬民主說成確保民主，把犧牲人權說成捍衛主權與安全。她還利用美中關係惡化，打造台灣是全球抗中前線的論述。但是，把兩岸關係當成對美投名狀，有換到更多主權地位嗎？或者是在以「護主權」為主軸，遮掩內政失敗的真相？

東亞乃至印太或歐盟，和中國之間都有大大小小的矛盾，但均未放棄對話與經貿。日本雖然強敵在側，安倍仍藉改善日中關係，來推動外交自主。蔡政府毀掉兩岸關係，點燃外交戰火，把責任全推給北京；如此，自己不必思索如何改善僵局，還能藉用美國的口惠吹噓台灣國際地位提升。然而，毀棄兩岸互信，除讓蔡英文爬出治理失能的國政泥沼，對實質民生毫無助益；否則，何需大撒納稅人的錢補貼兩岸對立造成的人民損失。

蔡英文目前雖民調領先，但其對策無一是在利台。否則，為何她從「港人港審」轉彎為「香港不辦台灣辦」，蘇揆又要放話執行死刑以嚇阻陳同佳投案？如果抗中贏得國際支持，為何日本「大哥哥」連地方發出的國慶賀電都要否認？若台美關係可當成仇中反中靠山，為何庫德族被拋棄，而更親美的日韓都要隨人顧性命？

中共對台打壓逾半世紀，國民黨在兩岸主權攻防中求同存異的生存戰略，卻被蔡英文扭曲成出賣退讓。她自己的路線，就算消滅九二共識，國際上一中原則仍不動如山。對中華民國，她積極剝離主權中的中國脈絡，卻無法交代自己捏造的七十歲國家的法律依據，這個主張讓國家定位有如國王新衣，她竟以此為連任號召。

蔡英文力推「中華民國台灣」是最大共識，看似國家定位新論述，卻是虛擬的共同體。試問，其憲法依據為何？她想用「中華民國台灣」通吃藍綠，但這條路只供「內用」，根本走不出去。民粹標籤幫她黏附許多激情支持者，卻禁不起本質追究，這就是「護主權」的真相。

川普要讓美國再偉大，抗中貿易戰玩再狠，仍得靠妥協換取實質進帳。蔡英文則是升高兩岸衝突，蓄積仇恨當成自己連任的動力，卻使台灣的生存空間縮減。「愛國者遊戲」聽似英勇，卻是一場自毀民主、自廢主權的騙局。

無論各方如何解讀，台灣經濟正面臨諸多挑戰，產業發展出現瓶頸是台灣經濟成長遲緩的主因。台灣缺乏帶動產業起飛的龍頭項目，也欠缺宏觀的產業發展戰略。特別是數位化時代下，包括AI、5G、物聯網、大數據與區塊鏈等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這些新科技需要大量研發與硬體投入，但這些投入不易立竿見影，需要長期才能見效。

政府在不願「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心態下，經濟政策主要是在炒短線，包括「5+2產業」、「前瞻計畫」以及「新南向政策」，對於這些重要的新興科技則甚少著墨，使得相關產業無法因應新科技下的商業模式，因而阻礙台灣經濟成長。

台灣經濟成長趨緩，所得分配也未見改善。租稅制度仍是有利資本利得，對富有階級有利，產業政策未能照顧弱勢產業，加上青年失業率仍居高不下等因素，均使得所得分配趨於惡化。

至於兩岸產業分工形態轉變，對於台灣經濟影響更是深遠。美中貿易戰大幅減損中國大陸的世界加工基地地位，帶動台商移出中國大陸市場；雖然削減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聯結，降低台灣經濟對大陸依賴。但因過去台灣企業在大陸發展模式以加工生產再出口為主，較為疏於經營內銷市場；一旦生產搬離中國，在大陸難以維持原有規模，更遑論開拓內需市場。即使台商回流台灣，也難以帶動台灣經濟成長。

兩岸關係惡化，也波及到台灣經濟。各國政治外交除了早已將台灣視為絶緣體，甚至在經濟上也被迫必須選邊站。例如跨國企業在加碼投資台灣時，深怕得罪中國而波及其在大陸企業；如此勢必會降低台灣對外資的吸引力，影響台灣強化供應鏈的能力。

教育制度的崩解，更不利於台灣經濟發展。台灣教育體系最大的問題是供需失調，一方面政府無法針對未來產業發展需求，妥善規劃教育資源，以至於很多大學畢業生投入職場無法學以致用，產生低度就業的情形；但在許多新興領域，台灣卻面臨人力不足的窘境。

另一方面，台灣高教體系也面臨人才流失情況，許多傑出教授被海外挖角，楚材晉用；且因薪資停滯等因素，台灣已無力吸引傑出人才，導致整體高教體系師資水準下滑，自然難以培養出優質人才。再加上少子化趨勢，導致台灣若干大學面臨學生不足窘境，但政府欠缺魄力，只是任由大學自然退場，缺乏完整配套措施，使教育經費更加捉襟見肘，進一步扭曲教育資源的運用。

事實上，受到國內薪資長期停滯的影響，台灣其他產業也面臨高階人才外流的情況。這個問題若不解決，台灣無論是產業升級或是發展新產業，均將是困難重重。

相關調查結果也顯示，國人普遍認為是執政不當，並非國際環境不佳，才是台灣經濟下行的主因。更使人憂心的是，國人對於未來發展不具信心，認為台灣很難再重返榮景，甚至有即使努力也未必成功的悲觀論調。

未來如果政府心態不改，政策還是繼續炒短線，為選舉濫發補助，並大開選舉支票，將無助於台灣經濟。特別是最近在台日商白皮書直指政府千萬不可因選舉而停止運作，更是一針見血。另外，兩岸關係緊繃，經營環境不改善，對於台灣國際競爭挑戰更大。如果政府還是渾然不知，自吹自擂，沉溺在台灣仍在全球前段班的自滿，台灣經濟將會更難以翻身及再創高峰。

太陽花群眾攻占行政院，警方執行驅離，聚眾者主張遭到警察暴力驅離，身體受有多處傷害，請求國家賠償。台北地院判決市警局必須賠償太陽花群眾，引發眾議沸騰。不同黨派各自解讀，不必大驚小怪。但司法判決語焉不詳，庸懦怯弱，無法定分止爭，那才是台灣民主品質日益墮落的根本原因。

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警械使用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前段也有類似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因此，國家賠償責任必須要以公務員「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作為前提要件。

國家承擔賠償義務固然是憲法第廿四條規定的誡命，但未必就是損害賠償責任的終局歸屬。因為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前項情形，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警械使用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後段規定：「其出於故意之行為，各該級政府得向其求償。」換言之，如果公務員或員警「故意」造成侵權行為，國家對其具有求償權。如此才能檢肅官箴、嚴明紀律、權責分明、檢討改進。道理很簡單，因為對於「故意」違法的始作俑者，不應濫用國家資源替不肖公務員擦屁股。

根據台北地院新聞稿的內容：「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法使用警械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其本質上即是國家賠償法所指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之權利之國家賠償責任。」但法官卻完全沒有認定「哪些員警」執法過當，暴力驅離，豈不怪哉？

法官理由則是：「原告關於所受傷勢是否為警察執行職務以強制力逾越比例原則所造成一節，縱無拍攝到被警察攻擊而受傷過程之客觀錄影畫面可資認定，仍得由原告提出證人之證言，或以診斷結果顯示受有過重傷勢、受傷部位係人體致命或要害部位而具高度危險性等情事，舉證證明至使法院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即應認已盡舉證責任。」但是證人所述為何可信？如何確定員警毆打？是否群眾推擠致傷？因為判決尚未公布，新聞稿內並無隻字片語。

法官所謂：「本件訴訟以降低證明度之方式，為舉證責任之分配，應可符合兩造間之公平。」云云，其實根本就是忽略「前提要件」的遁詞。否則，國家既然必須賠償，不肖員警卻無從究責，這是哪門子道理？不先證明「具體特定」的員警違法，哪來的國家賠償責□？當然，或許警察局對員警身分資料消極抵制，假設如此，那就該讓監察院去糾舉彈劾，而不應篡改國家賠償的法律要件，面面討好。這種法學論證，既能讓太陽花得到賠償，又迴避認定「哪些警察」暴力驅離，刀切豆腐兩面光，政治上聰明，法律上荒謬。

政客們夸夸其詞的民主、主權，如果不是依循客觀的法律標準，那就只是「強凌弱，眾暴寡」的鬼扯。當今台灣，在藍綠白各方政治勢力擠壓之下，只有堅定的司法或許勉強能夠掙扎出狹窄的縫隙，讓公共政策能有一絲絲喘息的空間。

台北市政府「學姐」黃□瑩被媒體爆料，疑遭北市府顧問性騷擾。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與性騷擾防治法規定，被害人身分應予保密，除非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認為有必要。此案尚未繫屬犯罪偵查機關，各媒體爭相報導前，有誰獲得「學姐」同意？

媒體報導，九月初，北市研考會主委向柯市長報告案情，十月底，北市議會砲火隆隆，北市勞動局才介入調查，這時距離案發已經一個多月。如果案件沒曝光呢？這是柯市長掛在嘴邊的SOP嗎？

北市社會局借重「學姐」高人氣搏媒體版面，問題是，她自己就是性騷擾被害人，滿臉笑容替社會局代言的背後，有誰在乎「學姐」感受？

性騷擾案曝光翌日，副市長黃珊珊對媒體道德勸說要保護當事人隱私，卻眼睜睜看「學姐」被記者輪番拷問，「學姐」身為北市府副發言人同時也是被害人，其實北市府應該保護她，根本不必接受媒體聯訪，避免被二度、三度傷害。

性侵害與性騷擾定罪率不高的主因之一，在於「密室犯罪」難以舉證。將來在調查與調解過程中，顧問與「學姐」LINE對話可能是最重要的物證。筆者建議，顧問立刻完整公布LINE對話，沒有所謂「偵查不公開」的問題，既然問心無愧，為了老婆與小孩，這是自證清白的最後機會。

至於處理此案荒腔走板的北市政府，北市議會應該成立專案小組，包括柯市長在內，都該接受調查，如果發生性騷擾，把兩人隔離就交代了事，那性騷擾防治法不如廢了吧。

《礦業法》從二○一七年三月啟動修法，歷經兩年半仍卡在立法院，由於第九屆立委任期即將結束，環團高度憂心法案屆期不續審，多年努力付諸東流。蔡總統就任後曾兩度承諾礦業改革，行政院近日也推動向山海致敬的運動，但對環團呼籲卻「已讀不回」，態度曖昧。

水泥固為重要產業，但水泥生產是僅次於水的第二大消耗物質，人均使用量一年三噸；它使用大量自然資源，如石灰石和沙，每生產一噸水泥還需六十至一三○公斤燃油和每小時一一○千瓦的電力。水泥業的二氧化碳產生量僅次於發電。生產一噸波特蘭水泥會向大氣釋放大約一噸二氧化碳，有時甚至更多，故水泥業約占人類生產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七至八％。有鑑於此，聯合國環境規畫署早在二○一○年即指出，水泥生產能否「綠色化」，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台灣的採礦業不僅破壞生態環境，不需地主同意即能挖地開礦，甚至既有礦場也多數未經環境影響評估，用了九十年的老舊《礦業法》顯然嚴重違背環境倫理。在廿餘萬公民連署壓力下，《礦業法》連續兩次列為立法院優先法案，但在民進黨多數的國會中，至今依然不動如山。詭異的是，如同前瞻計畫、藻礁換深澳、PM2.5和諸多選前建設支票，三年來除少數團體獨力苦撐外，台灣當年那些所謂「正義之聲」卻噤若寒蟬，環境正義莫非已淪為政治服務，棄之如敝屣？還是已心灰意冷？

回顧扁政府時代制定的《環境基本法》，明定「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對於兼顧原住民權益和抑制二氧化碳，亦有明文規定。《礦業法》修正，包含基本人權、生存權、財產權、資訊權和環境權，以及產業永續發展政策和環評程序正義，是何等大事？蔡政府將循環經濟列為重要政策，但對水泥產業轉型或綠色化，卻置若罔聞，行政機關嗯嗯啊啊地應付，令人懷疑是以拖待變，毫無誠意。

最近在消防弟兄犧牲後，行政院火速通過修正《消防法》；因此《礦業法》能否修正通過，只不過是「做」與「不做」的態度問題而已。選前，應該是檢視政治人物誠信和驗證台灣環境正義是否快速流失的關鍵時刻。

川普與習近平原來預計於十一月中旬在智利首都舉行APEC峰會上簽署初步貿易協議，但是智利總統突然宣布因受國內抗議活動影響停辦峰會，令很多人擔心川習簽署協議是否會生變，但是筆者認為發生變化機會仍不大。

首先就中國而言，因美國加徵中國進口貨品關稅，使得中國經濟明顯放緩，GDP增速創卅年來新低，失業率上升，物價上漲，企業外移，對中共政權治理構成強大壓力。因此為緩和貿易戰、暫緩美方對華關稅，中國近日發布首部針對營商環境優化的行政法規《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宣示將公平對待內外資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積極促進外商投資。尤其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同等保護等。充分顯示中國開放市場決心。

其次雖然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失業率接近五十年來的最低水平。但是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加徵關稅而造成農民深受傷害，極可能影響選情，促使川普政府不得不在農業方面提供百億美元的補助。同時美中貿易衝突的連帶損害已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衝擊，迫使多數國家主要央行於今年採取降息措施，勢將拖累二○二○年美國經濟成長，令國內企業界及金融業憂心不已，因此川普也需要暫時休兵。

再者中國對全球不同商品的大量需求，對各國經濟增長形成明顯支撐作用。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算，以中國為最大出口目的地的國家和地區去年達到卅四個。中國經濟放緩，受到影響最大的以亞洲國家最明顯，包括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其二○一九年上半年股票上市企業淨利均較一八年同期減少。IMF亦指出，中美貿易戰和中國需求下滑，將造成一九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至百分之三，創下十年來最低增幅。凸顯了世界經濟比想像中更依賴中國的事實。

中美貿易戰彷彿一場精采的德州撲克比賽，川普善用虛張聲勢叫牌，頻頻加注，而且經常反悔善變。習近平展現堅定意志，精算底牌，謹慎跟注，應是棋逢對手。若雙方和解簽署協議，既能減緩彼此國內之政治壓力，又能化解全球憂慮，對川習而言算是雙贏。

中國係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占台灣總出口額百分之四十一。面對中美貿易戰對台灣造成之經濟風險，蔡政府除了推出「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外，未有整體的衝擊評估及因應策略，凸顯蔡政府對全球貿易戰略思維之匱乏。在台美關係升溫，兩岸關係惡化之際，若中美貿易協議簽署成功，應如何因應台灣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改變，以及提升台灣產業在全球供應鏈扮演的角色，將是政府必須立即慎重思考的課題。

川普原本預期在APEC峰會期間，與習近平會面並簽署第一階段美中貿易協議，但因智利取消峰會，川普急了，次日即宣布將另尋新地點；川普急於澄清外界疑慮，或許可以透露出其心態。

川普目前是選舉第一，選情至上，任何不利選情的因素都要排除，任何有利選舉的事都要趕快做，即使涉及不法也在所不惜；一切決策他說了算，反對的人不是辭職，就是被開除。

目前兩件事最能彰顯，一是從伊北撤軍，放棄庫德盟友；二是烏克蘭電話門，不惜扣住軍援要脅。這兩件事讓盟國寒心，憂慮美國是不是還能夠依賴，不知何時會被川普出賣，對台灣攸關重大，尤其要當心。

美國不願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之外，再開第三戰場，所以用庫德族打敘利亞的代理人內戰，庫德族為此犧牲了上萬人。為此，美國曾經稱讚庫德是偉大的戰士，但川普為了選舉前結束海外駐軍，說撤就撤a。

為了抓住民主黨對手拜登的把柄，川普不惜繞開國務院的外交系統，以私人律師朱良尼來指揮歐盟大使、駐烏克蘭大使、駐烏東特使，質疑命令的烏克蘭大使被勒令退休，他甚至卡住軍援，勒索烏克蘭總統。

或許有人說，美國對台現在空前友善，台灣與烏克蘭、庫德族不同，近日參眾兩院都通過「台北法案」。國會議員表示要承認台灣是個國家，或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等，但誠如馬英九所說，這些都是「友好但缺實效」（friendly but inconsequential）。

有人堅稱台灣的朋友不只在國會，行政部門副國安顧問博明、亞太助卿史達偉、助理國防部長薛瑞福等中層官員都是親台派，但川普才是做最後決定的人。為抗議川普從伊北撤軍，國防部長馬提斯辭職都挽回不了，這些助理部長層級官員恐也難違天意。

烏克蘭面對俄羅斯的侵略，美國政府內的朋友更多，但川普要撤職就撤職，美國國會通過三點九億美元的烏克蘭軍援，川普都可以下令暫不撥款，更遑論沒有拘束力的台北法案。

最挺台灣的國安顧問波頓，私下告訴國安會負責東歐的幕僚，「我們不要與這個毒品交易有關」，他最後也因反對川普私下與神學士和談，硬要自阿富汗撤軍的決定，憤而離職。

至於遺棄庫德族盟友，國會雖強烈反對，但川普詭辯稱既然土耳其軍隊入侵已是必然，為避免美軍傷亡，所以要撤出。殊不知北京至今仍不放棄武力解放台灣，而解放軍武力更超過土耳其軍隊不知多少倍，美國如擔心與土耳其軍事衝突，豈不是更怕與解放軍發生戰爭？

副總統潘斯與國務卿龐培歐最近的政策演說，有人指出是美國對中國的敵視與競爭，但殊不知這是典型川普的軟硬兩手策略，讓手下的人扮黑臉，自己扮白臉，以求得最大的談判利益。我們實在不敢想像，未來川普為了從中國求得更大的利益，會做出什麼事。

但藍營也不用癡心期待川普在一月十一日以前，會突然不支持蔡英文；真正的危險，也許越靠近明年十一月美國大選日才會來臨，那已經是下任中華民國總統的事了。

從產學合作「研發」到產學合作「研究」，大學的「中立性」與「非營利性」不斷受到挑戰！儒家的「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德國康德之「大學的品性是獨立追求真理」，被連連違背研究倫理的不肖者，毀棄得七零八落。

爬梳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蒐羅的國內外諸多弊案後可知：「謀財」是產學合作爆發「利益衝突」的根本！「利之所趨」，讓原本具有高度社會公信力的大學，從產學合作的「研發」開始變質，進而導致大學「中立性」與「非營利性」的節節敗退。最終，植基於「客觀性」與「公眾信賴」的大學「研究」，也慘遭株連。

以醫學領域研究為例，政大法學院劉宏恩副教授參與過的兩次調查均發現：民眾對於生醫「廠商」與「大學等研究機構」的信任程度有很大差異。至於率先開闢產學合作蹊徑的歐美，亦早經多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警醒︰許多民眾確實因為醫學研究受到「廠商利益」的影響，而感到不信任！今年六月，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甘偵蓉發表的專文亦指出：「經費來自商業公司資助的研究，通常正面結果居多，且社會大眾對商業公司所資助的研究，信任度總是比較低」。

綜上可知，當研究人員為追求個人利益，罔顧學術專業必須嚴守的客觀與中立時，即產生研究上的利益衝突。其中最常見的學術倫理悖逆樣態，就是未能公正分析研究發現，朝特定方向闡釋研究結果。長此以往，原本在研究品質與結果之「信任度」上遙遙領先的大學，在幾經雙手一攤地接受「廠商」資助或兩方直接合作後，做為社會良心最後一道防線的大學，如何不會日漸潰退？若政府只知一味鼓勵產學合作，卻不致力於規範研究利益衝突，如此的大學之「道」，不淪為大學之「盜」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