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區議會選舉揭曉，泛民主派獲壓倒性大勝。半年來不斷「蹭」反送中的民進黨喜形於色，彷彿是自己獲勝。賴清德還說，「建制派一敗塗地民心向背」，「國民黨不分區立場和建制派一樣」，要大家支持「護國保台」的民進黨。賴清德把自己當成香港「泛民派」，未免太滑稽。

滑稽之一，香港選香港的，台灣選台灣的，民進黨去蹭香港根本撈過界。滑稽之二，「建制派」指的是親執政者的勢力，民進黨在台灣是建制派，這頂帽子怎輪得到國民黨？滑稽之三，泛民主派的努力獲港人支持而勝選，民進黨去蹭別人，卻忘了自己該面對台灣選民。

蔡英文執政，嘴上喊捍衛民主，實則背道而馳。蔡政府藉口轉型正義和國家安全打壓異己，一面撕毀與軍公教的契約，一面卻大撒幣買選票；運用國家機器恣意妄為，拔管、東廠血跡斑斑；運用行政和立法權大肆酬庸，討好派系，這已是全民認證。這麼鴨霸的政府，怎麼好意思和在野的香港民主派相提並論？

民進黨自誇的民主功績，其實都是過去式；但它掌權的現在式，則以捍衛權和錢為目的。這次為了避免公投影響選情，它甚至不惜把公投關回鐵籠，這怎還有臉自比「民主派」？

民進黨視民主為工具，而不是價值，是「打著民主反民主」；它反中是為了選票，不是為了捍衛國家。民進黨連殺人犯陳同佳要投案都不收，卻去蹭香港泛民派，只暴露自己心虛。

經過半年多的動盪，香港終於透過區議會選舉還魂。綿延不絕的投票隊伍，史上最高的投票率，說明香港人對重建秩序的渴望，也反映他們追求民主的意志。在四五二個席次中，泛民主派陣營拿下近三九○席，約總席次的九成，親北京的建制派則由原有的三百席崩跌為五十多席。這樣的民意變化，為這次反送中作出總結：香港人要民主，特首林鄭月娥的領導已不符期待。

這次選舉，以泛民主派的一面倒勝利作收，除宣示香港「要民主」的決心，也對內外發出兩個不同的訊息。對內而言，是向「勇武派」說：「夠了」，不必再訴諸街頭抗爭暴力，香港要恢復社會秩序，從體制內推進改革。對外而言，則是讓北京看到香港的現實：香港追求的是自主，而不是「港獨」；北京要學會鬆手，否則香港只好自己來。

過去半年的動盪，香港社會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諸如：到港的大陸和國際旅客銳減，旅館住房率大降，商店買氣慘澹，餐廳及公共設施被砸，上班上課受到莫名干擾，包括市民無故遭到毆打攻擊等。這種種不便與不安感，不僅成為建制派攻擊泛民派的理由，外界也擔心可能成為中共插手或鎮壓香港的藉口。

所幸，北京謹慎地保持距離，不僅未如揣測在十一國慶前對香港出手「平亂」，在形式上至少仍由林鄭月娥領導的港府和港警面對失控的局面，維持了「一國兩制」的基本精神。從這點看，北京未在窮於因應美中貿易戰之際沾惹香港內部戰火，堪稱是明智之舉。甚至可以說，讓這次區議會選舉順利進行，是香港社會和北京政府雙方未曾明言的「共識」。

這次選舉結果，遠遠超乎各界早先的預期。泛民派原本認為，區議會只是地方機關，沒有多少實際權力；泛民派可能有所斬獲，但席次未必能過半。誰料，最後結果，所有「非建制派」席次加總，竟囊括高達九成席次。而許多知名「建制派」人物，諸如被稱為「激進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香港最大親北京政黨「民建聯」兩名副主席張國鈞和周浩鼎，和中共人大香港區代表田北辰皆中箭落馬，這確實反映了香港民心向背。相形之下，許多懷抱熱情初次參選的素人和年輕人，則在情勢加持下順利當選，這是沛然莫之能禦的民意潮水。

這次選舉結果，實質意義有三：第一，這表達了香港人回歸民主、恢復秩序的渴望，大批支持民主的新人進入區議會，是香港民主政治扎根的第一步。第二，高達七成多的投票率，說明原被視為「經濟動物」的香港人，開始重視並積極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這是好現象。對中國大陸而言，香港除作為一個「經濟櫥窗」，又多了一層「政治櫥窗」的功能。第三，區議員在特首選舉委員會的一二○○名選舉委員中占有一一七席，在七十席的立法會中則占有六席；亦即，泛民派可以藉由這次地方選舉的勝利，將影響力逐漸伸至特首及立法會選舉，進而改變目前港府一味聽命北京、罔顧香港自主的現狀。

從北京的立場，其實不妨正面看待香港這次選舉結果。這次香港的民意大爆發，主要是承續了上次「雨傘運動」後「特首直選」遭到沒收的民怨，反送中示威才會有如此強烈的反彈。林鄭月娥作為北京指定的特首，明顯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處理香港的社會矛盾，才會一挫再挫，鬧到不可收拾。這次選舉，在某個意義上，是香港人用選票幫港府及北京穩定了香港秩序。

簡單地說，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垂範」特區，它有其特殊歷史因緣及地理際會所形塑的特殊「社會驕傲」需要維持；這點，需要北京的尊重，而不是箝制或懲罰。這場選舉，是香港選擇走向民主，而不是走向獨立，這是北京絕不能誤讀的。

回顧台灣歷年重大斷橋事件，如1986年的中興大橋、2000年高屏大橋、2008年后豐大橋，以及今年的南方澳跨港大橋，幾乎每十年就會發生嚴重的斷橋事故。因素包括台灣地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地震發生次數頻繁，加上夏季颱風豪雨多，橋梁結構屢有基礎沖刷風險的惡劣環境挑戰，使得橋梁的設計、施工、使用與維護管理更需周延。

此次發生意外的南方澳跨港大橋，造價新台幣2.5億元，採用1,500餘噸鋼板，是亞洲第一座雙叉式單拱橋，於1998年竣工使用，橋齡僅21年。一般來說，橋梁結構都有加強韌性設計，提升承載安全係數，通常在正常維運下使用年限可以長達40年，為何這麼早期就發生事故？根據專家研判，其一可能是鄰近海邊，鋼索與橋面板的焊接處長期遭受海風鹽害鏽蝕；其二是大卡車未依規定頻繁超載，造成多根鋼索彈性疲乏、拉力失效；其三是大橋隸屬於台灣港務公司管理，排除在交通部橋梁管理系統之外，恐有安檢與維修未確實之嫌。

對此，從數位科技運用的觀點來思索，倘若此一大橋能事先導入橋梁智慧物聯網（AIoT）安檢技術，透過各式感測器記錄橋梁相關數據（如鋼索應變、橋柱位移），定期傳送數據至雲端，隨時分析可能潛在的安全問題，如鋼索預力損失、橋柱變位加劇等，早期通知後勤單位採取及時維修對策，或可避免此次斷橋事故發生。

目前政府正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其中交通基礎建設的重點是發展軌道建設，包括大型鐵道建設以及都市捷運等新建路網，目的是滿足全民移動的生活需求，進一步縮減城鄉差距，規劃立意良善。然而，我國自2018年即步入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比逾14%），預估最快2026年即進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比逾20%），新興運輸軌道雖可帶動地方觀光與經濟成長，然人口減少的趨勢可否支持如此龐大的交通工程投資與維運，尤其是這些設施的品質現況及安全監測，攸關民眾安全及經濟發展。

而於此同時，我國70至80年代建構的重大交通工程，如中山高速公路、東西橫貫公路與全台公路路網，目前許多大橋的橋齡已高，如中山高圓山橋42年、台北新生高架橋36年等，皆有必要全面盤點與分析其使用安全性，以及時保養和維修，進而保障大眾的生命與財產安全。

因此，國家基礎建設必須改變傳統推動新建工程的舊思維，以兼具科技與經濟的方式強化老舊工程的使用年限。譬如，廣布智慧感測器與物聯網基礎設施、建立全國橋梁3D數位分析資料庫，隨時掌握所有橋梁的狀況，並預先做好安全改善。

另一方面，2020年我國5G服務即將商轉，重要關鍵基礎設施前線人員可運用無人機巡檢空拍4K影像，或運用橋梁機器人輔助檢測，藉此取代用肉眼檢測裂縫、露筋等工作，另可搭配擴增實境（AR）眼鏡將照片傳送至後勤單位以提供5G遠距支援，讓橋樑安檢工作更精確與有效率。未來，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持續推動的同時，建議政府應重新審視既有公共工程監測及維護預算分配的合理性，透過數位科技來防護既有及未來的基礎建設，讓全民在享受新建工程成果帶來的便利之時，亦保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甚至可以將此經驗與解決方案拓展全球市場，展現台灣產業在資訊科技應用上的水準與實力。

幾十年前，打著民主進步旗號，捍衛言論自由的民進黨，在台灣完全執政不到四年，全身上下已經嗅不到一絲民主的味道，就連進步兩字，也都被他們埋到地下。如今，民進黨這個完全執政的政府，強推充滿「羅織莫須有罪名」的「反滲透法」，更讓人厭惡。

很顯然，民進黨看衰了台灣這塊他們一直想要建國的土地。他們更把台灣人民當成一片不懂得、也不敢反抗的爛泥，想怎麼踐踏，就如何糟蹋。他們甚至還自信，台灣人民不如香港人民，台灣人民不會為了反對「反滲透法」，而像香港人為了「反送中」一樣，走上街頭抗爭。

香港人反的「送中」條款，只限於某些犯重罪的案件，才有「送中」可言，還有個限度及範圍。反觀民進黨現在要推出的「反滲透法」，幾乎是彌天蓋地的，把所有他們想得到、想要限制或打擊的對象、行為，全都涵蓋在內。這比當年民進黨「先烈」鄭南榕以生命反對的「刑法第一百條」，還可怕。我都覺得，鄭南榕今天要是讀了「反滲透法」的內容，他也一定自焚殉道。

民進黨力推的「反滲透法」，表面上看起來，是在反所謂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干預，但實際上，它是在舖排一個箝制台灣人民言論、思想及行動自由的基礎，讓他們這個黨可以發動國家機器，打擊、關押任何他們看不順眼、威脅民進黨政權的人或事。

檢視「反滲透法」十二條的條文，後十條所規範的政治獻金、妨害選舉罷免行為，我們現行的選罷法、公投法等等，都已經有了規範及罰則。民進黨在「反滲透法」訂這十條規定，主要是在現行法律之外，多張了一大片的「莫須有法網」，準備用來讓他們想要羅織罪名，打擊異己時，有個法源。

「反滲透法」最可怕的條文在第二條。該法條第一項第一款就「境外敵對勢力」的界定，不僅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或團體，就連「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之國家或「團體」，也視同境外敵對勢力。

「主張」屬言論及思想自由的範疇，鄭南榕當年反刑法第一百條時，就是做這樣的「主張」。而所謂的「團體」幾乎把全世界人類的社交形式及組織，全都包含在內。兩岸交流協會、福建或湖南同鄉會，當然會被視為反滲透的團體，就連其他交誼性的組織，只要民進黨政權視為不許，都可以拿「反滲透法」來處置。

至於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界定的「滲透來源」，更是天羅地網的，把民進黨所能想到的大陸、台灣間所有的機構、團體、組織及個人，全都規定在內。給了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想指誰是「滲透來源」，誰就是滲透來源的解釋權。

這是一部典型的「東廠復辟法」，比香港「送中」條款還可怕的法律。台灣人民應有警覺。

這次大陸詐騙犯王立強共諜案，經蔡英文總統在臉書貼文表示該案正是大陸干預台灣選舉的證據，整個烏龍間諜案發展至今，儼然就是「詐騙集團碰到詐騙集團」，讓蔡英文政府成為全世界的笑柄。

只要對情報業務略有所知的人，都可從王立強的言行舉止看出他是冒牌間諜。他說他負責香港與台灣的情蒐與顛覆行動，但以港、台超級複雜的情勢，任何一地都不是廿六歲的毛頭小夥子所能勝任的。

他操大陸口音，卻聲稱他負責在香港大學埋樁布線，但卻不會說英文，更不合情理，因為大多數香港大學都用英語教學。

再以他的南韓護照來說，任何懂拼音的人都可看出是假護照，不僅原來護照持有者的拼音與王立強的姓名風馬牛不相及，而且還是一位女性，真是笑話鬧大了。

王立強說，他來台灣是為了對付民進黨，讓蔡英文下架。他並說，他為大陸的軍委總參工作，卻不知總參早已更名為聯合參謀部。至於他為聯參部那個單位工作，卻是一問三不知。

很多人一定奇怪王立強為何要在澳洲投誠，又說是奉命做台灣的工作，原因倒不難理解。他是大陸認定的詐騙犯，在反送中運動後逃出香港，選擇在澳洲自首，並搬出一套替大陸從事對台工作的說詞，說不定可以獲得澳洲政府的政治庇護，還可以得到台灣蔡英文政府的獎勵。

於是，當來自香港詐騙集團的王立強在澳洲自首投案，民進黨雖然覺得過早曝光，可能還不是時候，但既經媒體披露，蔡英文也只有將計就計，在臉書中把該案說成是證明「中國對台灣的威脅與滲透是愈來愈強烈了」，一方面藉此證明「中國大陸的確干預台灣選舉」，一方面證明通過「反滲透法」（原推「中共代理人法」）有其必要。

未料，烏龍間諜案像滾雪球一樣愈來愈大，一場自以為是精心算計、抹紅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為蔡英文選情加分的大戲，竟然急轉直下變成騰笑中外的鬧劇，應是蔡英文始料不及的。

周末閱讀嚴震生教授在「名人堂」專欄的文章後感觸很深。我在大學任教已經超過二十年，從當初懷抱學術傳承使命感的新科博士，到如今面臨退休前有何未竟之志的老教授，最感慨的莫過於培養博士的困難。

高等教育環境的惡化由來已久，大學普及化造成教育資源的稀釋，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平均品質，雖然整體的人才培育並未減少，但是追求高端知識的學術人才培育受到很大影響。近年來，不僅出國留學攻讀博士的人數減少，國內大學博士生的培養，也有嚴重問題。蔡英文總統的博士論文爭議只怕更加重這項使命的難度。

嚴教授的文章讓我慚愧，因為我很晚才知道蔡總統博士學歷的問題，當那份多方關注的博士論文進入國家圖書館而可以上網閱讀之後，我並沒有參閱過。嚴教授的文章讓我自省的是，如果我看了蔡總統的論文，又會如何？

蔡總統的博士論文題目涉及經濟與法律，我是經濟學者，嚴教授是國際關係學者，算起來都算相關領域，不過我猜想我們都不會對三十幾年前的博士論文做內容的評論，而最後焦點還是會放在形式。我參與過不少次博士論文的口試工作，論文撰寫規格是必要的審查，因為形式的自我要求是一位學者基本的態度，格式都不遵守的學生，很難讓人相信治學會嚴謹。

蔡總統曾經公開解釋過，說以前的作法有所不同，這說法雖然令我不解，但也無從質疑，博士論文的品質與形式可能因校系或指導教授的要求而有不同。我更關心的是蔡總統透露她撰寫博士論文的經驗，如果那是真的，就徹底顛覆我對博士學位的看法。

蔡總統曾經在二○一一年的一場演講中說過，在英國求學期間有一天接到學校電話告知指導教授對她的進度有質疑，又見不到她。蔡總統當時回答，她已經寫好博士論文，之後拿了大綱給系主任看，系主任看了之後大為讚賞，然後就更換了她的指導教授。這段話在影片中是蔡總統親口所說，引起全場大笑。我但願這是蔡總統編出來的玩笑話，或者期望所有攻讀博士的學生當它是玩笑話。

博士的培養是一個過程，我所認識的學術界朋友都對指導博士生有很深的責任感。論文提案之前都會要求學生和老師經常討論，以確定研究方向與方法的正確。一項研究在沒有過程的情況下突然交到老師手上，絕對不是博士養成的正常作法。

最後，蔡總統的經驗，還有一個問題是所有博士生必須注意的。且不說系主任介入更換指導教授會引起爭議，如果論文構想是在一位老師指導之下提出，將相同的構想轉而由另外一位老師指導，這會涉及學術倫理甚至剽竊的問題。未必每位老師都會非常介意這樣的學生行為，不過有志攻讀博士的學生還是應該避免。

動輒數百億且影響往後數十年發展的軌道建設，包括北宜高鐵、高鐵南延屏東、桃園鐵路地下化案，審查過程爆發違反程序正義的爭議。交通部審查委員淡大教授張勝雄指控，審查只是形式，除堅辭委員外，將號召相關產業推動交通建設審查法制化，交通部長反以少數委員凌駕政府不正常予以駁斥，蔡總統則強調決策係以國家角度等語，孰是孰非，令人困惑。為化解政府恣意的疑慮，交通部應提出政策衝擊影響評估及計畫確定裁決聽證的事證。

政策衝擊影響評估，為理性決策選擇的基礎，是對規畫目的及問題爭點提出各種可能措施，分析評估實施結果對社會、產業及政府影響的效益與成本，而公聽會就是衝擊影響評估的重要工具。因軌道建設規畫係針對未來事物的預測，而公務員可能存在盲點，容易站在本位主義立場，忽視其他客觀的資訊，造成恣意武斷。

再者，軌道規畫方案往往仁智互見，故方案架構及內容難免具有可爭辯性，故須就政策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對產業的衝擊等進行論證，而質疑是發現真實的手段，歧見是發現盲點的機會，然系爭各軌道建設方案的政策衝擊影響評估有無執行？是否已舉行公聽會？均未據說明，國人如何相信各種觀點已得到充分考慮，而實現了優化選擇呢？

軌道規畫方案如涉及土地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設施設置，將影響地方的開發與發展時，基於法治國原則，在確定計畫的決定之前，尚須踐行公開聽證程序，以符合權利保障的精神。

亦即，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六四條規定：行政計畫有關一定地區土地之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置，涉及多數不同利益之人及多數不同行政機關權限者，確定其計畫之裁決，應經公開及聽證程序，並得有集中事權之效果。交通部如未舉行裁決聽證，如何使國人信服其確定後的計畫為適當？

民主社會強調程序的優先性及溝通理性，程序上的疏失與不義，不僅是釀成爭端的原因，其嚴重者甚至將造成民主的障礙。軌道建設審查須兼備意見聽取、利益調和及權利保障，交通部應適時提出前揭程序的事證，以化解恣意的疑慮。

繼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拋出「育兒補助666」政策後，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也喊出「零到六歲國家和你一起養」，將育兒津貼加碼每月五千元。然而，與高額教養費相比，育兒津貼不過車水杯薪，催生效果有限。況且，許多國家經驗也顯示，提高津貼其實是失敗的生育政策。

丹麥為鼓勵生育，不但產假期間夫妻可以休五十二周有薪假，孩子從小學到大學學費全免，幾年來丹麥的生育率仍然沒有增加，全球排名落在一五二。新加坡育兒福利可說最慷慨，養育兩個孩子政府補助逾十萬美元，但生育率仍然逐年降低，二○一八年甚至降到最低點，全球排名墊底。

生不生孩子原因多元複雜。我們必須反問：為什麼要生孩子？養小孩有什麼好？為何許多人寧願養寵物？這些問題有了答案，才能找到對策。

有一陣子，不生似乎成為社會潮流。除怕養不起，更重要原因是個人及時享樂主義盛行及家庭倫理崩解。當傳宗接代、養兒防老已成為落伍思想，生孩子動機確實受到很大影響。

很多人認為養育小孩會影響夫妻生活品質，事實上，這是一種想像的焦慮。依據美國學者葛拉斯、西蒙和安德森比較廿二個國家研究發現，在美、英和澳洲等國，養育小孩確實降低了幸福感。然而在挪威、匈牙利幸福感卻因而提升。換言之，養育小孩是否影響生活品質，因國情而不同。

為人父母最大回饋，是陪伴過程中看見生命成長的喜悅。社會心理學家艾瑞克森的人格發展理論指出，青壯年期若能超越自我，致力於子女養育，將有助於年老的生命圓滿。

養育小孩像倒吃甘蔗。心理學家賀思特和伊夫雀兒研究，在美國，隨著年齡增加，有小孩的父母幸福感也逐漸提升，無子女的父母幸福感卻逐年下降。尤其五十歲後感受特別明顯。

為提升生育率，各國除提供各種經濟補助，更會藉由不同優惠措施，促進家庭情感，找回家庭價值，提升有子女家庭生活的優勢。例如英國搭公車可用低廉的價格購買家庭票、法國三個小孩可享七折優待、俄羅斯三個以上孩子家庭得以享受公共場所免排隊、韓國有孩子家庭停車可免費。

提高生育率，不能只在育兒津貼上找對策，如何傳播養育子女的正面經驗和價值，想辦法重建家庭意識、凝聚家庭情感，或許更有效。

全香港共十八個區議會改選議員的結果，泛民派贏得八十五％席次的壓倒性勝利，有香港學者稱選舉結果為「變相公投」，具有向港府和中國表達不信任的意義。港府和中共應該虛心檢討，但勝者也應在法治的基礎下，深思未來的民主路線。

畢竟，區議會議員的職權僅限於對港府施政的諮詢和建議，泛民派若過度賦予這次選舉結果為港人高度展現意志的意義，就須面對「一國兩制真的失敗了嗎？」的問題。再者，選舉制度造成泛民派得票率「超額代表」，也是值得留意的現象。

香港所有各區議會議員席次總數為四五二，經畫分成四五二個選區各選出一名議員。在此單一席次選舉制度下，由於無須得到過半數選票即能當選，若選區參選人超過二人時，就容易發生政治黨派在該次選舉中贏得的席次比率，遠大於總得票率。

這次香港區議會泛民派獲得約近六成的得票率，但贏得超過八成五的席次，就是選舉制度造成「超額代表」的結果。何況，香港各政治黨派眾多，建制派和泛民派若紛紛各自提出候選人，在單一席次選制下未能形成兩派對決形勢，最終得到的席次率和得票率，往往就不符比例性。

觀察此次香港選舉，因有一起「外來票箱」的爭議事件，反讓我們了解香港在九年前開始，已讓服刑或在押的合格選民，得以在懲教署院專設的投票站行使「不在籍投票」。台灣實施民主制度甚久，但對政治權利的維護卻比不上香港，令人汗顏。

過去，港府以係額外懲罰以防止罪行及教育公眾守法為由，而以行政措施實質剝奪了在囚人的投票權。

二○○八年時，有團體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法官認為港府不能證明剝奪投票權能達到其所稱之目的，且以行政措施一律剝奪在囚者投票權還構成了歧視，裁決違反了《香港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

香港早已讓在囚人士實施不在籍投票，說明他們具有深厚的法治基礎，有條件可萌發出民主的初芽並長成大樹。

交通學界、建築和景觀界等正發起連署，籲請交通部尊重專業、建立重大交通建設的公開審議機制。這顯然是衝著蔡政府近來強勢頻推各式軌道建設而來，政策買票凌駕專業審查，這股反撲力量不容小覷。

總統大選前，蔡政府積極推動各項軌道建設，但從高鐵南延屏東案、北宜高鐵案到桃園鐵路地下化案…頻頻引發外界對審查程序不正義的質疑；桃園鐵路地下化案審查委員、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教授張勝雄，甚至在交通部審查會議上當場請辭抗議，並發起上述連署。

面對外界質疑，交通部長林佳龍卻公開將砲火射向審查委員，指是特定委員反前瞻、反軌道計畫，個人意見凌駕多數意見，甚至凌駕政府，導致許多縣市鐵路立體化政策原地踏步。

林佳龍甚至說，委員會制度太浮濫，積非成是，必須修正，「少數委員決定重大國家建設並不合理」。林佳龍不吐不快，還接著在臉書發文指再批，應協助政府提出可行方案的部分專家學者，卻因本身特定立場，刻意在委員會中獨排眾議。

但連署一上架，短短不到兩天就有近千人參與，不僅包括學者、運輸業專家，連公部門人員也看不下去，參與連署。這股籲請交通部建立公開審議機制的力量，恐怕不是林佳龍口中所說的只是特定委員、個人意見，效應正持續擴大。

所謂審議制度，也是過去交通部立下的規範。如今交通部屢屢破壞審查程序，說穿了，就是為趕在大選前迅速昭告天下蔡政府積極推動各項軌道建設，豈容任何審查委員阻攔。林佳龍洋洋灑灑講了一堆冠冕堂皇的審查程序不正義的藉口，恐怕只是藉著將矛頭指向審查委員，合理化和掩飾蔡政府為政策買票自毀遊戲規則罷了。

錯誤的政策比貪汙更可怕。動輒數百億元、甚至逾千億元的軌道建設，更需要審議制度來把關，這不是林佳龍口中的凌駕政府，而是在替錯誤的政策設下周延防線，避免決策者一己之見，甚至只為選舉而鑄下社會資源的損失。

學界發起連署目前還只是籲請，禮貌性對蔡政府提出預警與建言，若交通部還是我行我素，不懂得謙卑正視外界這股力量、反省檢討，屆時反撲力量恐怕就不只是學界連署，可能會有更多人用選票投下不滿審查程序不正義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