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二月一日即報到，當天便選出游錫堃出任新科院長。現在，民進黨卻以「防疫優先」為由，打算將開議日期延至廿一日。試問，讓整個國家因新冠肺炎疫情搞到無法如常運作，是明智的決定嗎？

民進黨主張立院延後開議，有兩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一，要讓行政部門能全心全力對抗疫情，不必分心到立法院備詢；其二，本屆立委有許多是初試啼聲的新人，對議事運作仍不十分熟悉，可以留點時間給他們多做準備。

這兩個理由，都十分牽強。行政部門固需要全力對付疫情，但在口罩分配、隔離和接運台胞決策上已出現不少紊亂現象，需要民意機關加強監督並提供更開闊的建議。立法院若以配合疫情為由降低問政，其實才是自我閹割。至於新科立委需要準備，更非正當理由，也小覷了他們的潛力。既然當選，就得儘快開工，否則怎對得起選民和這份優渥的薪水？

國會不應延期開議的另一理由，是政府不可帶頭不正常運作，製造疫情嚴重的錯覺。先前教育部宣布各級學校延後開學，已造成這樣的印象，並導致家長為照顧子女問題無所適從。學校延後開學，至少是擔心教室成為群聚感染的中心，但立法院並沒有這類問題。蔡政府正因口罩供應不繼，要求民眾少戴，立委們何不藉此好好示範如何不戴口罩而運作如常？

除非立法院要自我矮化，繼續扮演橡皮圖章，否則請及早開議。朝野都要拿出智慧，別鬧笑話。

新型冠狀病毒擴散，各地紛紛傳出種族歧視問題，西方甚至東亞都有抵制「中國人」的舉措。微妙的氛圍也在華人圈子裡流淌，不只是「中國人」，只要是華人，甚至亞洲人，都在不同國家遭到莫名的對待。最令人傷感的，則是華人之間的自我歧視。

幾天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一個春節晚宴上致詞時說，一些國家因疫情出現排華情緒，這是愚昧且不合邏輯的心態。他強調，這場疫情是一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更不是種族問題。

這不是「中國人」的事情嗎？又與新加坡何干？原因是，在許多西方人眼中，新加坡華人與「中國人」無異，或者難以區別。李顯龍舉例，一個新加坡旅行團在澳洲被禁止登上某座山觀光，「因為你看來是華人，你可能正帶著新的病毒。」

法國則有一家報紙，頭版標題寫上《黃色警報》。雖然後來該報道歉，卻已證實了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蠢蠢欲動。在日本，神奈川縣箱根町一家甜點店貼出告示：「中國人種進入商店禁止」，毫不掩飾其厭惡心理。韓國亦復如此，多家商店禁止中國人進入。

排華情緒也殃及台灣。一位台灣女生到韓國釜山聽演唱會，被視為「中國人」，而被要求隔離量測體溫。台灣網友在網上嗆說：「韓國人根本就是藉防疫之名，行種族歧視之實」。

這些案例顯示，諸多現象除了對疫情的恐慌，也隱隱包含了種族歧視。亦即，有一種舊型的歧視病毒包裹在新型冠狀病毒之中，隨著疫情擴散在全球飄浮。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舊型病毒似乎發展出一個新型副產品：華人圈裡的相互歧視。

世衛組織把這個病毒稱為「二○一九新型冠狀病毒」，因為光「武漢肺炎」這個名稱，就被認為是個歧視性語彙，它指涉著武漢衛生與文明程度的低落。疫情擴散後，一支大陸女網紅大啖蝙蝠湯的影片在全球瘋傳，事實上，這是四年前在帛琉拍攝，與武漢沒有任何關聯。但透過網路傳播，卻一次次加深「野蠻的中國人就是疾病帶原者」的歧視印象。

武漢人甚至遭到自己同胞的歧視。上月日本名古屋發生上海人拒絕與武漢人同機事件，引發軒然大波。而武漢人被人在網上公布個資、被拒入住酒店事件更屢見不鮮。

歧視其實是一圈圈向外擴散的漣漪。大陸民眾自相歧視的同時，香港醫護竟以罷工逼迫港府「封關」；新加坡人聚在一起過年，卻在嘲笑中國人「除了桌子與飛機，只要四隻腳的、能飛的都吃」，武漢疫情就是這麼來的。歧視大陸人的其他華人，也被東亞鄰國歧視，越南就有餐廳貼出告示：「不允許中國人，香港和台灣人進出」。然後，華裔或亞裔在歐美又同遭歧視。美國校園裡，華裔學生遭其他族裔排斥；巴黎公車上，越南和柬埔寨族裔女子則遭到人身攻擊。

台灣與對岸有複雜的情仇糾葛，和難解的認同難題，不能僅以歧視視角解讀兩岸的互動；但台灣對大陸的鄙夷，卻顯而易見。外交部長吳釗燮對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稱許中國的防疫努力，反譏「是在說哈囉嗎」，所流露的正是對大陸的不屑。

在這些嘲諷的同時，大陸正以傾國之力，對一座座城市進行封城。千萬人等級城市的封城，其難度又豈是台灣可以想像？圍城中千萬人忍受的煎熬與折磨，難道不能博得一絲憐憫，或一掬同情之淚？

無謂的嘲諷，所透露的是藏在舌尖後頭的歧視。但自以為躋身先進文明的星港台，向大陸投以鄙夷，殊不知這種同種族之間的歧視，才是西方對華人更為歧視的根源。歧視無助防疫，只會讓人隱藏病情，造成更多感染。李顯龍說得對，正本溯源，這是緊急公衛事件，不是國籍問題，更不是種族問題，別再愚昧下去了！

這次的疫情因傳染性極強，迅速擴及亞洲、歐洲和美洲各地，台灣緊鄰中國大陸、港澳地區，受波及的狀況遠甚於亞洲各國，政府在疫情發生後，採取提早送回在台陸客團、暫停陸客團來台、禁止我旅行社出團赴大陸旅遊，以及統一配售口罩、延後各級學校開學日期，停飛大陸多條直航航線、暫時關閉小三通等一連串措施，處置極為明快，對避免疫情在台擴大有極重要的功效。

然而，在疫情持續擴大下，政府對於受到疫情直接而全面衝擊的航空、觀光產業，卻一直停留在研議階段，從總統府到行政院、交通部，都不斷聲稱會給予艱困業者紓困和協助振興，但到目前為止，只有口惠並無實惠，與之前的明快處置措施迥然不同。

就航空業來說，因疫情升溫，停飛的航線不斷擴增，光是到2月底，我國籍航空公司三大國際黃金航線中位居第二和第三的兩岸、港澳線，就取消了600多班，加上其他地區因旅客恐慌，紛紛退票或更改日期，總取消航班多達700餘班，而且疫情一日不減緩，取消航班的動作必將持續，甚至擴增，這種無法預期結束時間的衝擊性，對營運成本極高的航空公司而言，受傷狀況遠甚於去年的兩次罷工事件。

交通部考量航空公司營運嚴重失血，有意減收其機場各項服務費用，但又擔心此舉將使航班數最多的桃園國際機場營收大幅降低，進而影響其財務健全、正常營運，故向行政院建議訂定暫行條例，由政府編列特別預算來緩解航空業的燃眉之急，然而，建議方案提出一周迄今尚無下文。

另一個因疫情受傷慘重的觀光業，已在國人暫時不敢出國，陸客來台歸零，港澳旅客因需隔離14天，來台人數銳減，加上外國旅客來台明顯減少，令各旅行社、飯店和航空公司苦不堪言，加上國人為了防疫，已自主性減少外出，致使國旅人數、到餐廳用餐人數都快速縮減。萬豪酒店董事長劉文治日前就說，疫情爆發後，退訂房、訂位的電話就沒停過，業績掉到只剩三分之一。

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估算，若疫情延燒到6月，觀光業將損失達1,800億元，但業界估計，包括旅行社、飯店、遊覽車業、免稅店、各式賣店、餐飲業等，整體損失將超過2,000億元，體質較強的業者，得勉強咬牙苦撐，但體質較弱的業者，勢必因撐不下去而宣告倒閉，倒閉潮一旦爆發，影響的不只是個別業者，還有眾多員工失業及其家庭生計陷入困境，連帶衍生出社會問題。

政府深知觀光業的困境，希望地方政府減免業者的地價稅，但地價稅是地方極重要的稅收來源，減免後不單影響其歲入，還將引發其他行業效尤，要求比照辦理，故而北市府建議，最佳的處理方式還是盡快訂定特別條例或暫行條例，讓補助、紓困有法源依據，各級政府得以對受影響的業者施以援手。

在非常時期，應採取非常作為，尤其執政黨完全掌控行政、立法權，完全執政更應展現完全負責的態度，現在第一場防疫戰執政黨明快出手贏得滿堂彩，這二場的紓困戰，也該有所表現才是。

另外，在紓困的同時，各部會可同步規劃疫情風暴過後的振興方案，提出鼓勵民眾出遊、逛街購物、聚餐、消費的措施，才能讓業者得以快速恢復生氣，進而帶動低迷的經濟。

美國是世界最先進的國家、全球第一強權，美利堅合眾國不似中華民國曾有兩個共和、法國五個共和或是韓國六個共和，它擁有兩百多年來從未中斷的憲政體制及民主治理，是人類政治史上被各國稱羨及學習的對象。

非洲與美國一樣，曾是歐洲強權的殖民地，自一九五○年代展開獨立運動後，也曾渴望建立非洲合眾國，但最終成為五十多個獨立的國家。儘管大多數非洲開國英雄曾幻想要建立類似美國的政治體制，許多國家的憲法承襲了美國的三權分立精神，也給予人民各項自由的保障，但後續的發展卻未能如願。

如果我們將大多數非洲國家取得獨立的一九六○年作為一個起點，過去六十年來非洲民主政治的道路走得並不順遂。許多倡議美式民主的獨立建國領導人走向獨裁，不少文人政治因軍事政變而中斷，大部分的非洲國會僅是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司法單位往往淪為威權獨裁者的統治工具，鮮少具有獨立性。人民的參政權或因選舉中斷而被剝奪，或因遭到打壓而無法展現自由意志。本應監督政府的媒體，無法行使第四權，新聞記者也往往成為被迫害的異議分子。

非洲缺乏民主，美國必須負上極大的責任，這乃是因為在非洲國家獨立後卅年的冷戰期間，美國的國際戰略思維是在扶持任何願意加入其圍堵和對抗共產陣營的政權，並不在乎這些國家領導人是否認同美式的民主與共和體制。一九九○年代冷戰結束至今，匆匆又已卅年，非洲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較前卅年進步不少，但透過修憲延長任期的威權統治者仍比比皆是；在全球各地已相當罕見的軍事政變，不時會在非洲一些脆弱國家出現。

我的兩個主要研究領域—美國與非洲，基本上是兩個看似在政治發展上大相逕庭的區塊。早期美國政治的重點在於憲法、聯邦體制、三權分立制衡、選舉與投票行為、公民自由權等，而非洲政治的研究則側重於認同政治、族群衝突與內戰、軍人干政與軍事政變、恩庇侍從關係、世襲壟斷制度及個人統治。一九九○年代以後，民主化、民主轉型、民主鞏固及民主衰退，逐漸成為討論非洲政治發展的重要課題。

非洲的民主政治道路可說是走得跌跌撞撞，感覺有進展時，又出現倒退現象，或是新的隱憂，但卻仍然令人期待，因為過去討論西方民主政治內涵的憲法、制衡、政黨、公民自由權等，逐漸在非洲成為具有實質意義的概念。反倒是用來批判非洲民主發展障礙的認同政治、族群衝突、恩庇侍從關係、世襲壟斷制度及個人統治，如今也可用來分析美國政治。過去在非洲談的是民主倒退，現在美國則擔憂民主出現從較溫和批判的危機、衰退或失靈，到較嚴重悲觀的崩潰、終結和死亡。

我們過去是否對美式民主過於美化而相對醜化非洲的政治發展？我們是否低估即使民主制度也無法改變人類基於對權力欲望和眷戀所產生的脫序作為？當川普領導的美國走向政治極化、高喊美國優先時，它與非洲原生論（primordialism）的認同政治究竟有何不同？

若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兩個不同區塊的政治發展，或許就能謙卑地看到原來美國民主政治並沒有想像中的優雅高尚，而非洲政治也不是刻板印象中的粗糙庸俗。前者過去的掩飾及包裝，蒙蔽了我們應有的客觀判斷，如今這些陰暗面逐漸浮出，我們對美式民主應當不會存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待。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大陸因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全境醫療物資緊缺，近日竟發生重慶市訂購的口罩，途經大理市時遭強行徵用的離譜案件。儘管事後在上級機關雲南省政府出面下，大理市同意歸還口罩，且主導徵用的主管也遭免職，事件看似暫時落幕，但這恐怕只是個開始，更多嚴重的狀況將陸續發生。

在中國的地方制度下，大理市係雲南省白族自治州之下的縣級市，而重慶市則是與北京、上海、天津同為直屬於中央的直轄市，位階與雲南省政府同級，較大理市高了兩級。縣級市政府膽敢攔截直轄市政府的物資，是自中共建政以來絕無僅有的個例，這凸顯出，在疫情持續擴散、中央無力遏制下，中國境內開始發生在「無政府狀態」下才會出現的強徵情形。

由此也可推論，在中共中央所能提供的物資無法滿足各級地方政府所需、或是資源調度能力欠佳等狀況下，地方政府為爭奪已成為準戰略物資的醫療資源，在檯面下的角力鬥爭已極其嚴重，終致有人率先採取強徵手段。尤有甚者，目前疫情所需者僅是醫療資源，然而隨著之後情勢發展逐漸影響到經濟、貿易、農工商業等領域，屆時不足的物資將更多。一旦稀缺者為影響人民實際生活的必需品，勢將把物資爭奪戰推向另一高峰，類似本案的狀況將屢見不鮮。

關於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在大陸稱為「條塊」問題。當前的中國，表面看似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然而實際上地方主義已在逐漸抬頭，有人認為此現象係當權者為在派系鬥爭中鞏固權力，不得不以默示態度對地方政府進行權力讓渡，久而久之造成高層「令不出中南海」窘境。以本次事發的雲南來說，該省係在滿清「改土歸流」政策下才被納入中央集權體制，因此地方意識尤其強烈，如民初雄踞當地的軍閥蔡鍔即為一例。

倘若中國政府無法抑制疫情的擴大，影響的除人民健康、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外，更將衝擊中央領導威信。

一架龐巴迪噴射機一月廿七日墜毀在阿富汗山區，當初傳出是阿富汗民航機，後來證實是美國的通訊與情報蒐集機，提供部隊中繼通訊；但也有一說是ＣＩＡ空中指揮中心，用以暗殺地面的人員目標。

飛機是在神學士控制區域上空失去聯絡，殘骸還冒著煙的時候，影片就被上傳網路，神學士宣稱擊落了這架間諜機，上載多名中情局高官，墜落時全部斃命。

這讓美國大吃一驚，神學士過去只能打直升機，從未擊落過高空的噴射機，傳聞是神學士獲得了伊朗提供的新型機動防空飛彈。三小時後，美軍證實飛機失事，但否認被擊落，而且表示只有駕駛與副駕駛兩人陣亡，兩天之後才宣布他們的名字。

在此期間，來自伊朗的消息則開始蔓延，宣稱真正目標是飛機上的ＣＩＡ伊朗任務中心主管麥克．德安瑞亞（Michael D’Andrea），目的是為之前遭狙殺的蘇雷曼尼復仇，應驗了伊朗媒體所說的「要在他們攻擊我們的同一層級上攻擊他們」。

如果要找一位與蘇雷曼尼「間諜王」匹敵的美國同行，德安瑞亞差可比擬；此人是美國情報界的傳奇，外號「黑暗王子」（Dark Prince），九一一之後，他負責獵捕賓拉丹，擔任反恐中心主任任內，掌管「鹽坑」拘留所，刑求無數嫌犯，而且出動無人機，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敘利亞、葉門等地，獵殺恐怖分子的次數，達到一年一一七次的空前紀錄。

又因為他的穆斯林信仰，被暱稱為「麥克教長」（Ayatollah Mike），《00:30凌晨密令》電影中ＣＩＡ總部辦公室內，鋪下祈禱毯，每日五次向麥加方向頂禮的高層官員，據說就是暗指他。

川普上台後，對伊朗轉為強硬，當時的中情局局長龐培歐指派他為伊朗任務中心主管，美國更無所忌憚地使用無人機獵殺恐怖分子，除了蘇雷曼尼被暗殺，川普近日宣布擊斃阿拉伯半島凱達組織的首腦拉米，都有著德安瑞亞的影子。

究竟德安瑞亞是否死於這場空難？ＣＩＡ拒絕評論，軍方與政府聲明中不清不楚，沒有講明究竟還有沒有其他人在機，對於伊朗傳出的消息，沒有任何美國政府人員願意具名否認，讓這個謠言越演越盛。

有人從訊息戰的角度，懷疑伊朗與中東媒體放出的消息，半真半假，但美方否認故事中有許多空白，啟人疑竇，反而讓媒體更容易採信伊朗的說法。

蘇雷曼尼被狙殺後，伊朗對美軍基地發射飛彈報復，但擔心美國反報復，遂經由伊拉克間接傳話，讓美軍躲進掩體。川普第一時間宣稱沒有任何人傷亡，後來美國國防部承認有六十人有不同程度的腦震盪，但死傷之輕微，讓伊朗的報復成為笑話一場。

現在如果伊朗再次報復，協助神學士打下間諜機，中情局官員殉職，美國方面隱瞞，也不足為奇，因為今年要總統大選，雙方都不願意衝突升高，到此為止。

反倒是德安瑞亞的朋友們忿忿不平，如果他真的殉職，遵循穆斯林習俗，應該在廿四小時內於艾靈頓國家公墓隆重下葬，結果中情局絲毫沒有動靜。不過身為隱姓埋名的情報人員，身分敏感，ＣＩＡ不能有任何表示，只有等多年後，蘭利總部的大理石紀念牆上，又增加一顆無名的星星，大家才想起來可能會是他。

被視為首位揭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吹哨者」的大陸醫師李文亮病逝後，大陸網民掀起了向中共政權主張「言論自由」的熱議。此現象固然能促使大陸的公民社會再深化，也挑激了中共必須改革現有的治理體制，但若誤將「公益揭發」或「揭弊」上升到「言論自由」的層次，卻未必能在「公益揭發」上得到有效的改革。

不久前，既是醫師又是台北市長的柯文哲，不過說出了轄區內特定地點將設置檢疫隔離場所的事實，就遭衛生主管機關拿出「傳染病防治法」或其他法律聲稱法辦開罰。此時，為何沒人想到柯文哲是否應有言論自由呢？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外，我國法律也規定公務員未經機關准許，不可對外透露職務上知悉的訊息，本無所謂受言論自由保障的問題。大陸也有「傳染病防治法」，李文亮在大陸也是公務員，又怎能期待他擁有在傳染病疫情資訊上的「言論自由」？

其實，李文亮事件凸顯的是，兩岸都應建立保護甚至獎勵「公益吹哨者」制度；至於保障言論自由則是另一層次的改革問題。

近十年前，我國已注意到建立「吹哨者」的保護制度，多年來立法院也有諸如「公益揭露者保護法」或「揭弊者保護法」等草案之提出，可見逐漸認同此項職場上的新倫理，且以公部門尤屬重要。以目前訂有類似法律之國家而言，涉及公共健康的情事或訊息，皆列為受到公益揭發的事項。行政院研擬的「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中，亦明定「對國民健康造成具體危險之行為」係揭發後受到保護的弊案。

一般來說，政府部門建立吹哨者保護制度的目的，多希望採向政府部門「內部控管」的方式，但英國的「公益揭發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則規定，在特定條件且問題異常嚴重下，向國會議員或媒體揭發亦受到保護。此外，揭發人必須是該機關人員，且要有具體事證作為其合理相信和基於善意的依據。

十七年前ＳＡＲＳ疫情爆發前，大陸軍醫蔣彥永發現衛生部門宣布的資料不實，經其反映無效後，乃透過美國主流媒體向國際揭發了真相，此為值得欽佩的吹哨者。

看到武漢官員隱匿新冠肺炎疫情終釀大禍，台灣也該盡速建立吹哨者保護制度，畢竟公務員向媒體或外界公益揭弊，要具有承擔被報復和質疑忠誠風險的勇氣。

近來從海外視角看民眾瘋狂搶購口罩的光怪陸離，以及民眾無處不戴口罩的景象，不禁感嘆台灣社會是否病了。

儘管新冠肺炎確診案例不斷增加，除了兩起台商家庭群聚感染之外，皆屬境外移入案例，台灣並無社區感染現象，防疫專家與主管機關也不斷呼籲一般民眾沒有戴口罩之必要，然而民眾恐慌心理並未因此有所減緩，反而越演越烈，實令人費解。

台灣為了防疫，有必要搞到全民戴口罩嗎？就以筆者最近在美國加州洛杉磯旅居三個星期的生活經驗與觀察做比較，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面積比台灣小、人口密度比台灣高的大洛杉磯地區，在元月底時，其感染病毒確診者已有二例（當時台灣為十例），而且美國從武漢撤回的僑民也有部分是安置隔離於洛杉磯周邊的軍事基地中。但當地居民鮮少有人戴口罩，而且上學、工作、逛街購物等日常生活皆未受到影響，各種社交活動、運動賽事也照常進行，和台灣因戴口罩而作繭自縛的社會現象形成強烈對比。

每次前往美國知名連鎖大賣場 （在台灣也有設點） 總是人擠人，幾乎沒有人戴口罩，只有一次看到一對年輕華人戴口罩，在眾多人潮中顯得非常突兀，筆者經過時觀察到旁邊有人口中似乎念念有詞、露出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後來了解，美國人的觀念是「既然自認有感染疑慮就應遠離群眾，若沒問題也不應戴口罩出來嚇人。」

筆者也去過幾家平常大都是華（裔）人進去採買的華人超市，發現約有三成民眾會戴口罩；亦曾於幾家餐館用餐，皆未見有人戴口罩，但聽說有些華人或東方裔經營的餐廳已開始不歡迎華人，尤其是戴口罩的人進入餐廳，就怕影響其他族裔顧客消費意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居家旁的一所小學依舊是上下課喧譁吵雜聲不斷，每天還傳來學童朗誦文章的廣播聲。這些過去覺得不舒服的噪音，現在聽來竟讓人愉悅與安心。這和台灣各級學校紛紛停課或延後開學，而衍生家長無法照顧小孩的窘況，頗有天壤之別。

再者，美國加州政府公共衛生部在宣導民眾為保護自己和周圍的人的健康應採取的步驟時，只強調用肥皂與水洗手、避免用未洗的手觸摸眼睛鼻子或嘴巴、避免與生病的人密切接觸，以及如有發燒咳嗽等呼吸道疾病症狀時應遠離工作、學校或其他人等四項要領，並未要求民眾戴口罩。這和台灣政府於疫情爆發初期鼓勵民眾戴口罩的作法大相逕庭。

由上述得知，政府管控疫情的同時，也應避免造成民眾恐慌，並致力維護大部分民眾正常生活，方為上策。

有關戴口罩一事，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

好友的第一個金孫剛出生時，全家六個人不僅都戴上口罩，先前還全都去打了流感疫苗，深怕一個不小心感冒或流感，傳染給孫子。我們去分享喜悅的時候，自然而然也就戴上口罩，充分清洗雙手，不想給剛誕生的小嬰兒帶來一丁點的影響。

平常搭公車或坐捷運時我並不習慣戴口罩，老被內人念，因為她認為那是密閉空間，我們不再年輕，別給自己添麻煩。我也尊重妻子跟許多人一樣，都有這種預防性的措施。

但像這幾天天冷，我們去空曠的大安森林公園散步時，我反而戴著口罩，並非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而是一直以來，很容易因為冷空氣而刺激喉嚨發炎，所以用口罩阻擋，避免跟自己過不去。

我一個朋友即便在大熱天，沒感冒的情況下，坐公車或捷運時都戴著口罩。他說了自己心裡一道難過的關卡：他有面對人群的恐懼症，和陌生人面對面坐著相望，會讓他坐立難安，戴上口罩可以舒緩這種情緒。所以萬一忘了帶口罩，即便車上有許多空位，他也寧可選擇站在車子角落，面對窗外。

其他如名人出門怕被認出，引起困擾，口罩外還要戴上墨鏡；我一個姪女在去除臉上的一塊胎記前，出門也一定戴著口罩…，想必很多人心中都有他們的難處吧。

新冠肺炎肆虐當下，買不到口罩之亂已夠讓人心煩，如果政客們還要添亂，指責別人戴口罩與否，恐更加讓人厭惡。除有相關症狀者請戴口罩自保保人外，難道不能尊重大家的自主權，讓戴不戴口罩這件事回歸人們自己心中的故事來決定嗎？

中國大陸新冠肺炎擴大，台灣也受到影響，已經有十八案例，全民戒備，口罩問題不少。大中小學延後開學，採取一連串阻絕境外、居家管理、禁止疫區民眾入境等措施。

台灣醫療水準有目共睹，二○○三年包括政府、人民共同抗煞（ＳＡＲＳ）經驗，可以比較從容應對。近日重讀當時疫情總檢討報告，略有心得，政府部門有此報告，亦可作為此次處理新冠肺炎的參考。

二○○三年三月十三日台灣發現第一個ＳＡＲＳ可能病例，不久社區感染、和平醫院封院等。該年四月廿八日成立行政院ＳＡＲＳ防治及紓困委員會，由行政院長親任召集人。六月十七日世衛組織解除台灣旅遊警示。七月五日台灣自地區性傳播名單中移除，整個抗疫工作完成階段性任務。

研考會負責籌組防治及紓困委員會，下設十二組，負責督考組，於該年八月二日於行政院會提出ＳＡＲＳ疫情總檢討報告。全文超過一百頁，並有各部會附件報告，係有關ＳＡＲＳ防治最完整文件。報告分成兩大內容：重要措施及具體績效，以及檢討與改進措施。

重要措施及具體績效細分十一項：建立組織及運作機制、研訂暫行法規及編列緊急預算、統一指揮抗疫工作、醫療及疫情控制措施、境外管制措施、居家隔離措施、物資管控措施、國防資源支援措施、產業及經濟措施、新聞宣導措施，及規畫後ＳＡＲＳ重建計畫。

檢討與改進措施，包括制度面、執行面。制度面包括長期重醫療輕公衛政策必須合理調整、醫療機構管理及監督機制有待強化、傳染病防治相關法規有待檢討落實、民眾公共衛生與防疫觀念亦待加強。執行面包括國際傳染病資訊蒐集尚待加強、國境疫情管控機制應予強化、機關間橫向及縱向聯繫仍待強化、居家隔離配套措施尚待改善、防疫支援體系尚待加強、防疫物資供需不平衡、國內與國外宣導仍待強化、持續輔導產業恢復正常營運。

危機管理與國家治理密切關係，抗煞經驗累積一些國家治理的知識，對抗疫情，除醫療專業外，政府、人民必須齊心協力，尤其政府各部門彼此合作。此次新冠肺炎肆虐，雖然病毒等與ＳＡＲＳ有別，但是造成的衝擊，不可小覷。目前政府防疫仍然二級開設，但是可預見未來，不可掉以輕心。ＳＡＲＳ的防疫模式，以及累積十多年的經驗，醫療、物資、防疫等多年整頓，國人應該有信心面對此次的挑戰。

醫療機構及衛生褔利部表現可圈可點，其他機關亦是。防疫如同作戰，中央、地方，政府、人民均責無旁貸。重讀該年負責的ＳＡＲＳ疫情總檢討報告，一些心得供大家參考。

新冠肺炎疫情幾乎橫掃全球、人心惶惶之際，我最不願見的「排亞」（西方人分不清亞洲臉孔誰是誰，乾脆一起排）果然出現。

日昨慕尼黑Merkur日報刊出一則中國大使館呼籲德國人勿「排華」新聞，德國社民黨衛生政策專家勞特巴赫也譴責因新型冠狀病毒而歧視亞洲面孔事件，他指出，從醫學角度，這麼做毫無意義，我們不能籠統地懷疑所有人。即使如此，還是一再傳出排華事件，如法蘭克福有餐廳拒絕台灣遊客進入；柏林更有中國人被襲擊；新天鵝堡附近旅館只要亞洲人住過的房間一律大消毒（這是之前從來沒有的舉動）。

德國汽車零件供應商Webasto公司員工因為上海分公司女員工帶病出差德國，造成十一人被感染（其中三位是孩童），全公司停止運作十四天，一三○名員工也居家隔離。我也難免想：若這位上海女員工在德國出差期間已發病，第一時間告知德國同事做好防護，疫情應不至於擴散這麼大吧！

所以，心同此理，住在只有我一個華人的小鎮，自我要求做到沒特別要事不下樓、不外出；不得不承認：西方世界，種族「分別」是存在的。

當然，小鎮絕大多數是有溫情的明理人。小鎮的超市都集中在一區，對街市民要走過雙向單道和中間一塊分隔島的馬路，路其實不寬，但對行動不便推著助行器的老人而言，是不容易一次走過的，曾看過站在分隔島上苦等綠燈的老人家，除非駕駛自動讓路。

前幾天當我走過分隔島，對面走來老阿嬤，眼看紅燈就要亮了，我牽著她慢慢走，還未走到就亮了紅燈，我一手示意駕駛牽著她走完，她千謝萬謝。我候在原地等綠燈，雙向駕駛都揮手讓我先走，一位女駕駛按喇叭對我豎起大拇指，我也點頭謝謝，這樣的互動超貼心的。

值此非常時期，希望大家都能換位思考、心同此理，多一些「同理心」、多一份關懷一起抗疫，度過難關，恢復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