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發展，再爭辯這是社區傳播或社區感染，其實已無關緊要。重點在，我們能否迅速找出那些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的人，不論他們已經發作或仍在潛伏期，都要追蹤到底，以防他們又在不知不覺中將病毒傳播給他人。

南韓昨天一天即新增五十三個確診病例，其中逾四十人與一名被稱為「超級傳播者」的大邱女性有關，主要是在教會聚會中受到她感染。這種情況其實防不勝防，就像誰能料到新加坡的一場商務會議，能讓許多不同國籍者同遭感染，而其中一名英國人更在度假途中傳染給十一人。

當疫情進入社區傳播後，疫情指揮中心的訊息發布，某種程度上可能就要傳達得更具體、透明，以便人們因應。例如，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就對「北部女」的措詞感到困惑，不知道此例是否在北市的轄區，更不知如何應對著力。對民眾而言，訊息的過度抽象或不確定，也會讓他們提心吊膽，或無謂的恐慌。

有些問題則是民眾感到不解，政府必須澄清。例如，白牌司機的感染源為浙江台商，終於在檢出抗體後確認。但「北部女」在社區公園的運動和卡拉ＯＫ，若不公布地點，民眾如何知道自己是可能的接觸者？

回顧事件的原委：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台中市政府以「超用生煤」及「廢水排放不合格」為由，依《管制生煤自治條例》向中火開罰九百萬元，並廢止二、三號機組的操作許可證。但同時，中市府也核發中火另八部機組的操作許可證，包括六、七、十號機組展延兩年，一、四、五、八、九號機組展延四年，並要求全廠生煤使用量上限為一一○四萬公噸。台電公司不滿這項處分，一方面向市府訴願委員會提出訴願，一方面也函請環保署釋疑。

照理說，既然此案已進入訴願程序，台電即應走完行政救濟，等待訴願審議結果再作計議。不料，在此期間，環保署竟迫不及待兩度出手為中火護航。第一次，環保署以中火有十%的容許值為由，辯稱中火並未多燒生煤。結果，中市府立即引據環保署二○一六年發給高雄市府的函文「無規定十%容許誤差」，反將了環保署一軍。第二次，環保署又發文台中市府，指市府的行政處分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指撤銷機組許可證並非地方權限，要求市府更正對中火的裁罰。這種護航方式，顯示環保署不僅越俎代庖，且完全悖離其維護台灣環境安全的職責，曲意為汙染者護航。

環保署如此奮勇力挺中火，明顯犯了幾個嚴重的錯誤：第一，片面釋法：依《空汙法》的規定，操作許可准駁及燃料混燒比率標準固為中央權責；但根據《固定汙染源設置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相關許可證的審核機關則涵蓋直轄市及縣市機關。因此，環保署稱台中市府違法，完全只是片面解釋了法令。何況，這次台中市府是根據該市的《管制生煤自治條例》對中火開罰，而此一自治條例正是林佳龍在台中市長任內所制訂實施。林佳龍能運用的地方自治權限，盧秀燕卻不能用來制約中火，這難道是一國兩制？

第二，擅自擴權：環保署指責台中市府無權對中火開罰，其實它忘了自己也不是台中市府的上級指導機關，無權叫台中市府收回成命。此案源於台電函請環保署釋疑，環保署若有不同法律見解，依理應直接答覆台電，讓中火作為訴願的佐證。令人錯愕的是，環保署卻逕自發函給台中市府，要求它收回成命；就算環保署自以為是監察院，也沒有這個資格吧？

第三，認知錯亂：台中市府之所以對中火下重手，原因眾所周知，是因為中火多年來汙染台中空氣，居民已忍無可忍，所以才會祭出撤照的手段。而環保署的職責，是在保護台灣的山川水域及空氣的潔淨，使其免於工業或其他不當汙染；怎料，在這個事件上，環保署卻三番兩次選擇去幫一個大汙染源護航，而不是選擇幫中部居民解決空氣汙染的難題。更荒謬的是，台電的中央主管機關是經濟部，過去一向由經濟部為中火護航；而今，環保署竟去頂替經濟部不願扮演的角色，這是多麼墮落的行為。由此可見，台中市的空汙只能自力救濟，否則要指望誰解決？

說來可悲，前任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為了替名不副實的能源政策背書，不惜把自己一生名譽都押給了深澳電廠案，最後卻慘遭政客背叛。經過那樣的教訓，環保署仍未認清自己的初衷和角色，竟還不惜繼續出賣自己的專業，去為狡猾政客效犬馬之勞。說穿了，台中的空汙一日不改善，中火的汙名就一日難以撇清；環保署扮這種護航角色，未免太不自量力！

若考量延後開學，以及民眾調整行為減少外出、宅在家裡，而有效減少部分需求的貢獻，即可知實際上口罩是「嚴重短缺」。因為從個人角度來看，每人每七天才用兩個，等於一個口罩要用三、四天，或等於必須周休五日才夠用。

從整體來看，群聚感染風險最高的上班族（從使用大眾運輸工具通勤，至室內工作場所與他人密切互動），最需要口罩卻無從取得口罩，反而退休族、家管者必須外出排隊領取口罩，增加感染風險；而為防範感染而戴口罩領口罩，形成「最需要口罩的人沒有口罩，不需要口罩的人有口罩」的「逆選擇現象」和浪費，在在顯示口罩政策不只有市場失靈，更有政府失靈的現象。

因此，在中部發生「死亡後確診」的案例之後，以及下周學生開學可能增加群聚感染風險之虞，政府可不能還陶醉在「台灣是實名制成功」的自我感覺良好之中，更應深切檢討如何改進口罩的供需制度，建立一套「口罩經濟學」，消極面可避免疫情若持續惡化時再發生口罩之亂，積極面則可因應未來類似疫情爆發時，可以派上用場。

首先，因應疫情應該由專業的醫界出來講話，才能抑制恐慌；若相信官大學問大，反而治絲益棼。例如，此次疫情爆發時，若先由醫界提出「病患才需戴口罩」、「勤洗手比戴口罩更能防範接觸感染」之類的專業呼籲，民眾自然會有包容性的作為，即可減少恐慌性的需求。可惜，行政院長帶頭宣布對口罩管制出口，強制徵用，勞動部還宣布企業應備足口罩讓員工使用，反而讓敏感的民眾產生供給不足的憂慮，引發全民戴口罩的不正常、甚至浪費的現象，難怪衍生酒精、衛生紙搶購的風波，口罩之亂也難以平息。

其次，新冠肺炎最怕的就是群聚感染，因此政府的政策首要在於讓民眾「多用網路，少用馬路」，以降低群聚的機會和風險。實名制讓民眾排隊搶購口罩，顯然不是明智之舉；更好的作法就是「抓大放小」，由工廠直接配送至健保的各「投保單位」，則員工群聚的公司行號就有足夠的口罩可用，又不會增加超商、藥局的負擔，交易成本最低。更智慧的作法，就是除了製造業非親臨至工作場所之外，服務業或後勤、行政業務的員工，或學校、職訓機構、會展，可在家工作或在家學習，並善用網路資源傳遞資料訊息、召開會議，完全避免群聚感染的風險。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病毒疫情具有「外溢性」，既然是人傳人，對抗疫情應該無國界之分。就像鄰居失火，首要之務不是各自囤水，以應火燒過來時使用，而是大家提水共同消滅火源，才是同蒙其利之道。否則火源無水可滅，坐任火勢失控，鄰居還是活在恐懼之中，囤水最終也徒勞無功，可見得自保未必符合共同利益。可惜政府未能體認疫情的特性，在國籍上大做文章，失去對中國大陸展現善意的機會，也讓在陸台商心寒，政府應趁疫情緩解之際，趕緊伸出友誼之手，以免兩岸經貿關係雪上加霜。

不管是國家、企業，或個人，「策略」和「執行」這兩件事要同時做好很難。策略好而執行不好，都是空談。而執行好但策略不好，瞎忙一場。

亞馬遜公布去年第四季財報，淨利成長百分之十。消息傳出後股價大漲，市值破兆元美金。

這次財報中最亮眼數字，是「Prime會員數」激增到一億五千萬人。

「會員制」是亞馬遜的策略。不管買不買東西，會員每年要繳一一九塊美金會費。這筆錢帶來持續穩定營收，緩解電子商務起伏的財務衝擊。

但如何讓消費者甘願掏出一一九塊？亞馬遜提供包山包海的優惠：購物免運費、免費享受線上電影、音樂、圖書…等等。

會員制缺點是消費者忠誠度不高，訂了一年發現很少用就取消。為了讓會員戒不掉，亞馬遜不斷增加產品項目，以及優惠條件，網羅消費者生活的每個領域。

一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消費，是食物。亞馬遜在二○一七年買下全美連鎖的「全食超市」。會員在超市購物可以打折，網路上買食物免運費。

我趁在美國旅行時，體驗在亞馬遜網站買食物，感受到它的執行力。所謂執行，是主管能規畫實踐策略必須做到的大小事，而執行者能把這些事做得細膩徹底。

我在線上訂了六十美元的各式食材，預約第二天傍晚送到住處。下單時系統提醒我，明天早上十一點之前，都還可以再加品項。真是賺錢要賺到最後一分鐘！後來果然我想到其他要買的東西，又多花了廿塊。

送貨員準時到達，還幫我把物品送到四樓門口。七大紙袋，有邏輯地分裝：蔬菜一袋、水果一袋、餅乾等乾貨一袋、蛋一袋、牛奶一袋、冷凍鮭魚一袋。冷凍鮭魚用保冷袋和冰塊包裝，牛奶旁放一瓶凍結的礦泉水，蛋在原本的瓦楞紙盒外，再加一個合身的硬紙板盒。至於保冷袋和礦泉水，全送給消費者。

我自己上超市買菜，都不會分類、包裝地這麼仔細！

這樣的服務，要多少錢？亞馬遜會員免費！它建議你給送貨員五塊美金小費，但你不給也沒有關係。

這樣的服務，讓時間到時，我們還是乖乖交出一一九塊美金會費！

但亞馬遜不是一味砸錢拚市占。我注意到低利潤的商品，如冷凍毛豆，線上買不到。賺頭太少，不值得付出這人力成本。

亞馬遜能成為美金兆元企業，是因為它一次又一次成功的策略，包括搶先提供企業雲端運算的服務。這跟它起家的消費者電子商務有什麼關係？沒有。但亞馬遜切入這塊市場，持續地、包括上一季，從中創造高毛利。

不管是個人、公司，或國家，策略人人會說，但決勝在於誰能精準地執行。亞馬遜的成功，不只在遙不可及的「雲端」，也在那一盒舟車勞頓送到消費者手中，卻毫髮未傷的蛋。

（作者是作家，網路媒體《創新拿鐵》創辦人）

筆者正在日本各地出差，很多人問我可不可以來日本觀光，我的答案是現在開始就先緩緩。首先，一個人確診，全班飛機的人不准入境，是自己無法控制的變數。要是成功入境，風險也比台灣大，日本政府與媒體，從COVID-19（日本稱新型肺炎）剛開始，一副是別人家的事，中國人來搶口罩，被當成有趣新聞；一月下旬起，想在住家附近買口罩，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也不知道何時有貨。

隨著確診案例愈來愈多，媒體還是報導如何衝擊觀光，及觀光地區如何行銷，一直到二月十三日第一個死亡病例後，才開始正視防疫、並關注入出境問題。起初無論是政府或媒體都鮮少提到對東奧的衝擊，不願意讓人聯想到東奧會不安全，當然背後又是觀光財考量。在我閱讀日文媒體與新聞評論，也不見有數落政府的，倒是社群媒體上不少心急的部落客及學者的擔憂。

這時對照台灣媒體，突然覺得「眾聲喧嘩」的好處，雖然媒體頻繁報導引起口罩搶購熱潮，但是從超商賣口罩到實名制，醫療院所、罕見疾病患者、計程車司機等迫切需求，記者報導或評論，甚至網民意見，都給予政策制定者思考與評估空間。

傳播學中的「眾聲喧嘩」，並非各自表述，而是鼓勵不同理論、方法、意見對話，形塑共識。政府並非萬能，面臨新的疾病與傳染途徑，也無法獨立完成所有面向工作，必須廣納意見。就像「災難風險降低」，除了處理傳統的自然災害，也面臨極端氣候、自然災害引起的科技災難或是化學、生物、放射性、核爆炸事件…新型災難的不確定性大增。除了專業上預做規畫準備，也必須在事件發生後依據情境應變，正面看待「眾聲喧嘩」的重要性。

無論是防疫或防災，如果只有由上而下政府政策，忽略由下而上社區需求與草根力量，及過程中的彈性、誠實與謙卑，從多國經驗可以看出，自認萬能的大政府也可能失靈。

「眾聲」也包括個人，不能置身事外，在防災時，常需社區居民討論個人與社區需求，發展出自助、共助與互助方案。這次新冠肺炎，除買口罩、酒精等物品，您跟家人商量出防疫對策了嗎？ 甚至是如何協助社區防疫。病毒無法立刻消失無蹤，社區感染也是無法避免，「眾聲喧嘩」必須持續進行，讓防疫成為每個人的責任，政府廣納意見、媒體監督政府、個人協助社區，才能準備好這場長期抗戰。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擴大，須接受居家隔離、檢疫人數也增加。只是針對違反者的處罰效果，僅是行政罰鍰，效果似有限，能否改以刑罰對待，卻是必須思考的課題。

只要與新冠肺炎確診者有所接觸，可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要求接觸者為十四天居家隔離。而如果是從感染區回國，也依傳染病防治法授權，要求回國者十四天居家檢疫。而無論是居家隔離或檢疫，所要遵守的誡命皆屬相同，即不得外出，並應遵行檢疫的相關指示。

若有違反而四處遊走者，兩者處罰效果卻有不同。居家隔離情況，可處六萬元至卅萬元罰鍰，於居家檢疫場合，則處一萬到十五萬元罰鍰。兩者要遵守者既相同，所可能帶來的傳染風險，實也無太大差異，為何罰鍰金額有不同，實有檢討空間。

此外，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二條，也有針對不遵行主管機關指示散布傳染病，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明文。惟此罪於主觀上須是明知自己染傳染病、於客觀上須有傳染他人結果。故不管是居家隔離或檢疫者，因處於潛伏期間，尚未有病徵，實無法說是明知染有傳染病，且在潛伏期間內是否可能傳染給他人，也難以證明其中因果。在此條文並無未遂犯規定下，若無法證明因果關係，即屬不罰的未遂，致使此罪的規範極為有限。

故於立法上，實有必要依情節輕重而有不同處罰效果。即對於單純不遵從主管機關對居家隔離或檢疫指示，但尚未對公眾安全產生危害者，僅屬抽象危險狀態，仍可維持目前罰鍰方式，惟金額上限必須提高。而若不遵從指示，雖尚未傳染他人，卻危害到公眾安全，如外出時間長且遊走地點與接觸人數眾多情形，即達具體危險狀態，就有入罪化的必要性。

至於造成傳染他人結果者，即現行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除必須增訂未遂犯處罰外，於主觀要件上，似乎不應限定為明知的確定故意，也應包括有預見的不確定故意，甚至得考慮增加過失犯處罰。凡此種種，都是立法院必須立即進行的重要工作。

武漢肺炎不見得春暖就花開，有說現在專家的話少聽，因為病毒比猛於專家，兇猛到大家遭殃。但最新觀察點，不在武漢，而在北京，這一是因為歷史，十七年前ＳＡＲＳ疫症，也是風起於廣東，一山西女生到廣州聽台星演唱會，將病毒帶回山西再傳北京；一位廣州老醫生隱瞞病情躲到香港酒店，最後北京香港成最大疫區。這兩天北京風緊，香港諸事皆悲，大家珍重。

說到大家珍重，還真因最近有個「大家」遭殃，那是騰訊全新自媒產品平台《大家》，在完全沒有報病危下，突然死亡，這事對中國文化界、新聞界影響不小，星期三當晚各種悲情，接著又是各方討論其死因，是自殺、被自殺，還是他殺。

本來疫情大災難，是各路媒體獻身時刻。有人說過去數十天中，有媒體大紅大紫，有媒體成了狗屎，還有媒體生死不明。大紅大紫的可以說，是財經、財新和三聯這三家，三家主平台都是雜誌，於是雜誌全面翻身，零售價三十元人民幣的《財新周刊》，一度炒到八十八元，雜誌沒存貨也沒法加印。成了狗屎的，生死不明的都放下不說，《大家》之死，可以議議。

《大家》誕生於二○一二年底，當時有人以為依托騰訊強大網絡媒體平台和數量驚人用戶，搭建個體化自媒體平台，宣布創辦當天，有四十八位簽約，騰訊還說，將投入千萬量級資金以簽約、稿酬的現金回報以及優質平台服務模式， 打造百家爭鳴、兼容並包的思想盛會。

是否能百家爭鳴，兼容並包，主要看內外兩層，內這一層看人，現在回看第一批簽約名單，是左中右都有，後來還擴展到中港台及外國，那意思是把華文名家，一網打盡，才敢以大家名頭來稱做大家。另一層則要看外部環境。辦《大家》的和在這平台上寫字的，多屬華文世界好手，他／她們也多數有情懷，就這兩點，是成功到關燈好多人要哭的來因，也是其再怎麼委曲求全，謹小慎微，走一步看三步，最後還是要身死的基礎。

有關《大家》，扼腕之日有三，一是其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想辦的人以為春天來了；一是今年一月廿七日，上海陳季冰寫了篇《武漢肺炎50天，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秒刪；一是二月十九日，節氣雨水，一片念鄧聲中悄悄自殺。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美國疾管局在給美國人看的旅遊警示網頁，將台灣列入「有明顯社區傳播」名單，卻遭蔡英文總統否認，形成「台灣總統在防疫專業上打臉美國疾管局」的怪事。

外交部說，「台灣不符合社區傳播四要件：找不到感染源、本土病例多於外來、形成傳播鏈、廣泛發生群聚事件」，但為什麼新加坡在二月七日，當國內出現第卅一到卅三共三起找不到感染源案例當天，就宣布該國已有社區傳播？因為，承認社區傳播不代表防疫失敗，遮掩社區傳播也不能向國際炫耀，唯有誠實面對疫情，才能補救漏洞，讓防疫升級。

以第十九例白牌司機來說，所謂「找不到感染源」，乃指透過一般疫調手段無法確認前一位感染者，台灣卻是用刑案規模來清查通聯紀錄，而且在逆轉酶（RT-PCR）檢驗陰性後，開世界先河施以自行研發的抗體來檢查，雖說最後證明所謂浙江台商乃感染源，但民眾都不免狐疑：此感染源只傳給白牌司機嗎？其他被感染者是無症狀、處於潛伏期，或者早被當成其他疾病處理了？

以第廿四例北部婦人來說，僅有接觸史資料為「女兒同學在一個半月前到過中港澳」，實質上就等於找不到感染源。指揮中心說，「已掌握此案例接觸者三百多人」，但未掌握到的有多少人？如果一位生活單純的婦人都會染病，其周遭社交更活躍的人呢？

中國大陸最新疫情數據顯示，新冠肺炎死亡率為二．三％，代表每位死亡案例背後可能有五十例輕重症，而新加坡至今沒有任何死亡案例，卻已有八十多確診案例，台灣到底真的沒有其他案例，或者只是還沒被檢驗出來？

幾位抗煞專家都呼籲，台灣很可能會有新冠肺炎社區傳播，必須儘早因應，但蔡政府最關心的似乎是國際觀感，不免讓人捏把冷汗。以中國湖北與鑽石公主號疫情來說，ＲＯ（傳播力）值介於二到三，就算台灣因防疫周延打個折扣，也有一點七，那麼如果社區傳播蔓延下去，到了四月中旬將會有四千多案例，對醫療量能形成重大負擔。

防疫必須期待最好，但做最壞打算，而第一步就是面對現實。如果台灣已有社區傳播，「健康人不必戴口罩」宣傳必須檢討，因為潛伏期與無症狀都可能傳染；不必要的大型集會應取消，相關經濟影響就得評估與因應；所有公私立機關行號都應落實量體溫、勤洗手等感控措施。

社區傳播最可怕的後果是發生大流行，屆時不只一千一百床負壓隔離病房爆滿，連疾管署準備的兩萬間單人病房都未必夠用；此外更須招募醫療大軍，及啟動龐大隔離措施。防疫如同作戰，與其繼續否認社區傳播，不如料敵從寬，趕緊做好禦敵準備。

開學在即，面對新冠肺炎的嚴峻疫情，從中央到各級學校無不嚴陣以待，量測額溫成校園第一道防線，但日前寒流來襲，我騎腳踏車到學校辦事，測額溫竟只卅度，令人質疑若誤差如此大，量體溫會不會徒具形式？

廿日「開學又來『體溫之亂』？」投書便指出，額溫計正確量法應是在眉毛上前額掃描一次，但目前不少機關學校額溫量測方式有誤，顯見政府宣導仍有待加強，負責量測人員訓練是否充足，攸關體溫量測的把關成效。

媒體報導無症狀但具感染力案例出現，還有不少受感染者，故意隱匿旅遊史、服退燒藥躲閉體溫篩檢，或違反居家隔離到處漫遊的，大人的不良身教更可能影響學童上行下效，更防不勝防。

目前口罩使用宣導，進出醫院、有感冒症狀及抵抗力較弱者要戴，但學校營養午餐打飯菜時，又要如何處理？除做好校園衛生教育宣導及加強品德教育外，是否該管制學生取菜時均戴口罩？

有謂：人不辭路、虎不辭山。意思是話不要說死，事情也不要做的不留一點後路。弄到最後自處絕地，奧援難求，那時想找一點能夠轉寰求生的餘地，都不可得。

兩岸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由官員似有意若無意的放話，再由網軍推波助瀾帶風向，讓識者憂心忡忡，擔心政府在防疫作戰的同時，也在繼續進行去中化最後一塊拼圖：擦槍走火所帶來的仇恨，完全取代了兩岸人民一息尚存的親情、血緣和文化傳承的臍帶。

「芻狗」是儀式進行中必要的擺飾，但是芻狗的下場是毀棄，絕對不會繼續供奉在廟堂之上。蔡政府不能把八百一十七萬選票當作民粹動員的芻狗，相信所有人民企望的都是國泰民安，而不是遍地兵燹民不聊生。

對大陸來說，新冠肺炎的疫情總會過去，人民生計也應能復甦，但是由疫情帶來的民怨，一定存在。復甦的過程，絕不可能是坦途，無論是管教養衛，都有賴中央和地方的磨合，稍有差池，就是一個不確定的壓力鍋。

宣洩壓力的最好辦法，就是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精神動員，簡單的說，就是用風向轉移可能危害政權的危機。而疫情發展期間，政客操作的岐視和仇恨，有如無法痊癒而必須切除的惡性腫瘤，這些都可能變成宣洩出口。

孟子「以大事小以仁，以小事大以智」，這個「智」就是堅持立場折衝進退之間不能意氣，就是認清局勢可能對國計民生所帶來的危害，而絕對不是暴虎馮河。

近日蔡總統接見外賓再度強調，我國加入世衛組織的重要性。疾病無國界，世人皆能獲得獲的醫療照顧是普世的人權。

除了世衛案外，從一九九三年以來積極推動的參與聯合國案，我國也是以參與聯合國組織與活動為普世原則，爭取各國支持。近卅年來，此案雖屢挫屢戰，值得一提的是，長期關注我國的國際人士指出，當年中共建政後，欲取代我在聯合國的主張，同樣也是用普世原則。因此如何運用普世原則的奧妙，深入台海兩岸領導，惟各取所需而已。

二○一一年日本發生三一一大地震引發核災，台灣所捐款項達到二百億日元，成為海外各國中最高捐款金額。中國大陸網民傳出不同反應，有些認為所有日本遭受的天災都是天譴。當時日本執政民主黨為顧及與北京關係，在感謝各國的廣告宣傳中，並沒有在台刊出日本政府的謝廣告。一二年三月十一日，日本政府主辦大地震一周年紀念儀式，我駐日代表處受到冷落。一三年，安倍政府以捐款最多為由，將台灣列入只有主權國家和國際機構才可參加的儀式，此舉引發北京不滿，拒絕參加之後的紀念活動。

當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中共軍機繞台示威，病毒和軍機無情地揭露中共集權體制下的顢頇和傲慢，究竟是天災抑或人禍？大陸的人臉辨識科技，足以讓公安在數秒鐘鎖定目標，卻無法辨識病毒帶源者。如今嘲諷日本地震的憤青和網民，如何自圓其說？

當全球各地傳出歧視新聞，不僅是中國人，微妙的氛圍也在亞裔中流竄，只要是華人，甚至亞洲人，都在不同國家遭到莫名看待，病毒肆虐讓世人提前看到遠去的中國夢。

疾病不分國籍，台海兩岸有複雜的國仇家恨和認同議題。當台灣開始對大陸疫情出現歧視和鄙夷時，有如中國網民對日本震災的幸災樂禍，則所謂的「普世價值」，也不過是推案時的說帖而已。

下周二高中以下學校即將開學，而各大專院校至慢到三月初也都將陸續開學了。撇開偏鄉小校不談，都會區裡的中小學少則數百人，而各大專院校多則上萬人，上課期間進出校園的教職員工生，及接送家長進出頻繁，如何面對持續增溫的新冠肺炎疫情，除了考驗教育主管單位的應變能力，也相對令學校管理階層傷痛腦筋。

筆者服務的科大，早就對師生旅遊史作全面清查，有出國計畫師生也必須填寫報備資料。近日更發訊息，希望減少非緊急性會議，必須召開的除準備酒精或乾洗手給與會人員消毒外，也告知需自備口罩。

此外，一進入學校網站便被引導進入「防疫專區」，各項細節從該如何正確洗手、戴口罩，到咳嗽發燒的處理方式，乃至陸生繳費日期異動、本學期因延後開學的行事曆等，鉅細靡遺唯恐百密一疏。

截至目前為止，醫界對新冠肺炎並未研發出準確、有效的快篩劑、藥物或疫苗。那麼，無旅遊史或明顯接觸史的輕症或無症狀患者，將成防疫漏洞。一旦開始上課，一個班級那麼多人，再加上這個季節溫差變化大，感冒的人數激增，如此一來便很容易產生混淆。等到病歷確診不知已接觸多少人了，這是讓人棘手的課題。

而在室內上課，至少還可戴口罩防患未然。上體育課呢？研究顯示，適度運動可增強免疫力，不過運動時則不可能戴口罩，況且學生比較偏愛的籃球、排球、壘球…，這類身體接觸較多的團體運動。這時甭說是飛沫傳染了，汗水、體液交流也是無可避免的。身為體育教師，大慨也只能鼓勵學生從事較枯燥乏味的有氧運動，如慢跑、快走、韻律舞蹈等。

新冠肺炎讓人聞之色變，教育部已訂定：一班一人確診，全班停課；一校兩人確診，全校停課；一鄉鎮市區有超過三分之一停課，則全鄉鎮市區停課的標準。但為顧及學生的受教權，日後所衍生的補課問題，是否該有更完備的應對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