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長游錫堃聘洪慈庸為機要顧問，遭批評是「慈庸變酬庸」。撇開十二萬月薪算不算酬庸不談，這項人事案最離譜之處是：一位國會資歷為「零」的院長，請只有四年資歷的生手當「顧問」，到底在「互補」什麼？

立法院講究的是「資深制」，蔡總統卻偏偏屬意毫無國會歷練的游錫堃出任院長，這要怎麼帶領國會，令人百思不解。果然，游錫堃一出手就讓人跌破眼鏡，他竟找了只當過一屆立委的洪慈庸來當顧問，還說要借重她的「經驗」。游院長的眼光確有過人之處，但說服力則稍嫌薄弱，因為零加四等於幾，連三歲小孩都會算。

游錫堃之所以聘洪慈庸，說穿了，既不是如他所宣稱的兩人在「性別」或「年齡」上很有互補性，更不是洪慈庸短短的四年國會資歷有什麼足以讓他「借重」。事實上，游錫堃只是趁機擴大他旗下的「正國會」派系在立法院的地盤罷了。

洪慈庸三年前與台中市前市長林佳龍之新聞局長卓冠廷結婚後，與民進黨愈走愈近，林佳龍就是正國會最大將。去年洪慈庸退出「時代力量」後，未能連任，但外界預料她改投民進黨是遲早之事。游錫堃這次捷足先登，利用她來壯大「正國會」的聲勢，同時也兼能用她來掌握時代力量在國會的動向。

這也凸顯了蔡英文的困境。她讓游錫堃擔任立法院長，就是為了制衡民進黨派系，尤其新蘇連。但現在，游錫堃也在擴張自己的派系了。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人們迎來的，也是新冠肺炎病毒的第二波攻勢。外在情勢上，疫情迅速擴及各大洲，南韓、義大利、伊朗等國都出現大爆發局面，全球進入「非常高」的風險等級。內在形勢上，台灣連續爆發查不出感染源的病例，且透過病人和看護導致醫院的內部感染，包括台灣旅遊者自日本、中東等地區都帶進了病毒，情勢日益棘手。

目前全球的疫情地圖，重點仍在亞洲，但應對不足的韓、日已呈疫情爆發，歐陸、中東、中南美洲也均告失守。在第一個多月的首波防疫戰中，感謝國內防疫人員的不眠不休，堅守城池，使台灣防疫成績表現出色。但新冠病毒第二波攻勢來勢洶洶，加上學校開學及二二八、清明連假的人口流動，我們的防疫戰略必須全面盤整，民眾也應重新認識防護之道。

人類對新冠病毒仍相當陌生，一個多月的接戰經驗，公衛界稱其為「最完美的病毒」。這種新型病毒狡猾善於突變，它既頑強又柔軟，進入人體後，人類至今一籌莫展。從好的方面看，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比ＳＡＲＳ低佷多，比較不必過度恐慌；從壞的方面看，它的傳播率很高，防不勝防。尤其，許多患者染有病毒卻無發燒、咳嗽等症狀，他們甚至不知道要就醫，卻在防疫網外遊走。

沒症狀但具備傳播能力的病毒，最為難防。甚至有些已痊癒出院的患者再接受追蹤檢測，竟呈陽性反應，使接觸過他們的人成為高危險群。台灣迄今痊癒出院者僅十二人，滿懷重生喜悅之餘，不能不防新冠病毒逆襲。

台灣日昨出現的「院內感染」案例，一發現即有四起。專家研判，應該是護理人員及清潔人員接觸患者或物品後，未確實做好手部清潔、消毒，而後不慎接觸臉部或口鼻，導致感染。這樣的慘痛教訓，值得民眾警惕：不要忙著排隊買口罩，卻忽略平時「勤洗手」的重要性。

一個多月來的抗疫經驗，不少人已逐漸理解：一個簡單的「勤洗手」動作，竟是最佳的防疫自保策略。這顯示，過去大家對傳染病的恐慌，其實是衛教及公衛意識不足，真正該補強的是衛生知識與生活習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費盡心血四處圍堵疫情，其實教會民眾勤洗手更有效。

衛教是公共衛生的基礎，民眾若衛生知識不足、生活習慣不佳，公衛體系再多努力也是事倍功半。洗手、擦乾是很簡單的事，竟然要新冠病毒當老師，何其諷刺？不僅如此，人們生活作息多親近陽光，不在人多處逗留可免感染也是極簡單的道理，但要落實卻何其困難。

新冠病毒肆虐，最終仍然寄望藥物、疫苗的研發成功來解決。目前國衛院和幾所教學醫院都有相當進度，問題是研發到商品化量產之路仍很漫長。技術與科學門檻或許不是最關鍵，疫苗生產後的市場才是最重要；而國際疫苗大廠從來都是利益導向，看不到市場獲利潛力，疫苗研發常常戛然而止。以國衛院這次應對新冠肺炎的藥物及疫苗之研發為例，就是運用過去研發ＳＡＲＳ、ＭＥＲＳ未達陣的「半成品」；原因是，當年好不容易研發到生物試驗階段，病毒就消失了。

目前許多國家都在研發新冠病毒的疫苗及藥物，也傳出若干進展；但要取得人體試驗成功並投入生產，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在此之前，更重要的是國際間彼此交換抗疫和治療的技術與方法，對待輕症和重症病人各有何迅速有效的療方，以降低患者死亡的風險。中國大陸累計治癒人數已達四萬多人，樣本數目最龐大，經驗也很豐富；儘管兩岸間政治溝通不良，但醫界和學界的交流絕不能中斷。在此之前，全球雖未找到對抗新冠病毒的良方，但人們只要勤洗手，或許就能降低被病毒入侵的機會。

除此之外，多數服務型的行業，其實可以彈性運用「電傳勞動（telework）」方式因應疫情，不但可降低群聚感染的風險，員工也可安心工作，企業正常營運。

所謂的電傳勞動，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定義，是指企業員工可以「利用電腦軟體、網際網路等從事約定的工作，並利用電子科技回覆工作處理狀態」，通常有「不受場所限制」和「可自行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兩個優點。勞動部也將「電傳勞動工作者」定義為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於事業場所外藉由電腦資訊科技或電子通信設備履行勞動契約型態的工作者。

電傳勞動不受場所限制，勞工可以在企業場所以外的地方（例如在家）工作，省去通勤、交通的時間和費用，並可在較輕鬆的心態和環境下提供勞務；工作時間可彈性安排，來自於通勤時間的節省，也可以配合企業的特殊緊急需要；企業則可明顯節省場所的相關成本。基本上，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通訊軟體的普遍應用，除了製造業之外，電傳勞動幾乎可適用於其他產業。

例如新聞媒體工作者，早就不需要到企業場所工作，在外採訪、蒐集新聞資料，完成文字或圖像的報導並上傳到企業場所即完成任務。近年運作電傳勞動的環境條件日益成熟，也有愈來愈多的通訊軟體與平台、雲端系統輔助勞工在家工作。例如阿里巴巴為企業打造的通訊軟體「釘釘」，2014年上線後已成為全球最大的企業聊天服務，中國大陸獨立用戶就超過1億人，企業用戶700多萬家，使得電傳勞動的模式愈來愈普遍，成為因應疫情的利器。

值此疫情蔓延之際，我國的企業除了以「異地備援」來防範風險，製造業受限於非在場不能使用廠房機器設備從事生產，其他的行業或企業大可利用電傳勞動模式讓員工可以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既可減少交通時間，也避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和在企業場所群聚而衍生感染的風險，並可在較無拘束的環境下發揮工作效率，提高生產力。

同樣的道理，教育事業如學校、補習班等，也可以參考電傳勞動的模式，善用電腦軟體、網際網路等，從事教學資料的上傳、講授、討論，並利用電子科技繳交作業、考試等，讓師生避免群聚感染的風險，照常在家學習。

不過，由於電傳勞動大都為「在外（家）工作者」，工作性質特殊，雇主常以通訊軟體或電話等交付工作，這些工作者常有工作時間過長、工作時間認定不易及出勤情形記載等問題，引發勞資糾紛。

例如有些企業採用的通訊軟體，要求員工使用定位功能、以臉部掃瞄證明會見客戶或參加會議，主管都認為自己的要求應優先處理，甚至假日也會要求員工辦事，造成勞工有苦難言。

因此，勞動部在2016年9月即制訂了「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規範在外工作工時認定及出勤紀錄的共通性原則，並分別就新聞媒體工作者、電傳勞動契約工作者、外勤業務員及汽車駕駛等各類型，列出應注意的特別事項。其間明訂勞資雙方應將工時、休息時間、延長工時等，以書面勞動契約約定並訂入工作規則，記錄工時非以簽到簿或出勤卡為限，如網路回報、客戶簽單、通訊軟體及其他可供稽核出勤紀錄的工具。但雙方的約定，仍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的強制性規定。

總之，在此疫情未歇之際，建議勞動部不妨再加強對企業、勞工的宣導或推廣電傳勞動的模式，相信可營造勞雇雙贏的結果，更有助於控制疫情。

新冠肺炎目前全球已有近九萬確診個案，及近三千死亡案例。他們的臨床及流行病學資料顯示，人類可能面對自一九一八年西班牙流感以來，最嚴酷的全球疫情大考驗。

新冠病毒可算是一種十分「成功」的微生物，首先它的傳染力非常強，比Ｈ１Ｎ１有過之而無不及，飛沫及接觸皆可傳染，家人共餐、牧師佈道，即可傳給多人；再來是有很長的潛伏期，在潛伏期間就有傳染力。

更重要者，它有不少無症狀，甚至不發病的帶原者。十一歲少年的確診，其實是瞎貓碰上死耗子，因為他沒有症狀，只是因有病患接觸史，才被篩檢發現，否則必然繼續趴趴走。

二○○九年的Ｈ１Ｎ１大流行，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感染，因此新冠病毒感染全球三分之一以上人口，並非高估。更嚴重者，新冠肺炎的致死率比Ｈ１Ｎ１的零點零二％高很多，目前全球確診個案的死亡率約近一％，是流感的近五十倍，如果一直未能發明有效的藥物及疫苗，最終將造成千萬以上的死亡。

川普一向不把流感疫情放在眼裡，美國也不像台灣會大規模接種流感疫苗，因此這一季（通常以十月秋冬開始算至隔年五、六月）已有二千萬人感染，一萬六千人死亡。但他們在了解新冠肺炎病毒的厲害後，也緊張起來，發動全面的防疫作為。

台灣對新冠病毒的防疫，仍然依循：一、防堵於境外；二、發現入侵一個不漏；三、避免境內傳染；四、緩和社區感染。以成果論英雄，各界原以為台灣距中國大陸最近，人員貨物來往最多，應是重災區，但實際上，相較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為優，至今可謂「功績卓著」。

原因一方面是二千年即設立疾病管制局（現為疾管署），完備「傳染病防治法」，依法可強制隔離治療病患及疑似感染者、徵用防疫物資、動員醫事人員等。另一方面是已有多次設立指揮中心的經驗，加以兩岸因政治情勢，在疫情發生前，來台陸客人數已大幅減少等因素，得以至目前為止防疫表現非常優異。

但本人自元月下旬起，多次在媒體上提出警告，爆發社區感染必不可免。目前韓、日病患已達數千和近千人，若平均每名病患接觸二、三百人，就要追蹤幾十萬人，即使做得到，也將耗盡防疫的能量。

Ｈ１Ｎ１流行時，當確診病患以萬名計，就不再追蹤可能接觸者，只能加強全民個人防護，全力醫治病患，減少死亡。台灣的新冠疫情已逐漸進入社區大量感染併院內感染的階段，必須有所準備。

防疫政策及措施，必須分析臨床發現及流行病學的資料，採行因應之道。根據中國大陸至二月廿三日資料，發現感染者以中老年人為主，青少年除原已患有其他疾病者，甚少感染；死亡率八十歲以上近十五％，但隨年齡急速下降，七五到七九歲八％，六十到六九歲三點六％，四十歲以下零點二％，十歲以下近乎為零。然而政府至今仍比照流感，將防疫重心放在青少年、學童（Ｈ１Ｎ１的主要患病年齡群），反而耗用大量防疫資源及人力，令人不解，在可見的未來，要有與新冠病毒長期共處的準備。

全民支持及配合防疫措施，對罹患者及配合隔離者，非但不可予以汙名化，且應給予溫情關懷。因疫情必然引起若干人高度恐慌，1922防疫專線應同時聘請心理師協助；民眾則可使用「心情溫度計」App自我量測，或撥打1925（依舊愛我）、1995、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尋求協助。

期待最糟情境不會發生。

（作者為前衛生署長、退休教授）

新冠肺炎確診卅四案例在醫院衍生出一名清潔工與三名醫護人員感染，目前這四名案例雖只是輕症，然二○○三年和平醫院爆發的ＳＡＲＳ，除因院方隱匿疫情，就是因醫護人員對洗衣工的救治疏於做好防疫措施，造成後來院內大傳染，犧牲了好幾個醫護人員。

對於疫情指揮中心在防疫上專業的指示，國人應嚴格執行外，針對醫院的洗衣工、清潔工、搬運工以及許多看護，指揮中心以及各級醫院，都應該採取更綿密的關心與防疫教育訓練。因為這群基層勞動人員，欠缺防疫專業，卻要每天穿梭於醫院各角落，而且他們都是經濟狀況比較弱勢者，辛苦之餘欠缺一般中產階級的健康資本，面對疾病，相對說來比較險峻。

為了養家不得不每天往醫院鑽，處理的都是最容易沾染細菌病毒的衣物或廢棄物，其危險性並不輸醫護人員。希望醫院照顧他們的作為，應等同醫護人員等級。這群醫院工作人員，在勞務安全及防疫物品上需要得到更多照顧。照顧好他們，才能做好整個醫院的防疫工作。

在武漢的疫情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韓國感染數字一直維持在二十多人，增加速度平緩，心想韓國控管有條有序，是時還為台灣實施實名制，每周每人限購兩張口罩感到不可思議。但在大邱新天地教會女信徒（卅一號）二月十八日確診之後，情況急轉直下，到三月一日確診數字已達三千七百多例，一時人心惶惶，對於韓國社會各領域影響極大。

許多外國人憂慮韓國疫情是否已失控，歸納疫情快速增加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是韓國採「主動調查、全數檢疫」的方式，只要是新天地宗教（名單已掌控，信徒加研習生約近三十萬人）信徒，各地方行政當局一律主動聯絡、追蹤，有症狀者立即實施檢疫。加上韓國並未限制人口流動，處於潛伏期中的感染者任意移動，連帶使得精神病院、軍隊、基督教會等均發生確診病例。在種種複合情況下，確診患者數字呈現爆發性增長態勢。

從二月初起，一般民眾已開始嚴肅看待此一事件，政府也一再宣導注意事項，教育部等政府機構也勸導各級學校取消密集聚會的場合，例如畢業典禮和新生入學典禮等，開課日期也延到三月十六日。軍隊更已下令停止實施休假、暫停韓美聯合軍事演習、呼籲宗教界暫停各種法會、彌撒、禮拜聚會等活動，避免疫情持續擴大。

新冠病毒疫情日趨嚴重之際，也帶動消費心理萎縮，一般民眾不願外出、聚餐、消費，購物則以網購為主。因此一般傳統市場、餐廳均陷入蕭條局面，為此，韓國政府也緊急編列特別預算六點二兆韓元，意圖振興經濟。

目前韓國新冠肺炎疫情最為迫切、亟待解決的問題是負壓病房的嚴重不足，導致數位確診患者在等待醫院通知時死亡。尤其大邱、慶北當地的醫療資源相對不足，但該兩地的患者約占整體確診者的八成，因此韓國政府已緊急規畫將患者移動到其他區域隔離就診。尤其韓國城鄉發展差距明顯，醫療資源仍以首爾、京畿道等大城市為優。此外，醫療人力、物資的投入亦有待增加與落實。

目前韓國在看待疫情發展、檢討擴散原因時，仍難免落入政治傾向的考量與判斷。在野黨猛烈抨擊文在寅政府未能全面管制中國人入境南韓，導致疫情失控。但執政黨則堅守政府已經實施有效政策，讓赴韓的中國人銳減；並說明疫情擴散的主要原因為新天地信徒接觸、傳播頻繁所致。預計政爭將會延長至四月中旬的國會議員選舉，並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韓國民眾已經認知到接下來的數周將是重要關鍵期，目前除購買口罩不易之外，尚未發生搶購民生物資的情況，政府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的記者會讓民眾確實了解最新的發展情況，大部分韓國民眾也依據政府的呼籲，做好個人預防措施，並減少外出與參加聚會的次數。

期待全球疫情獲得緩解，讓民眾生活早日回到正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二月廿三日宣布「除非經過報備者，擬限制醫事人員出國」，引發各界熱議。指揮中心搬出醫師法第廿四條及醫療法第廿七條，認為醫師及醫療機構分別於法定傳染病的預防或重大災害，都有遵從主管機關指揮義務等規定來回應。

但憲法賦予人民遷徙自由的權利，除非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都不得以「法律」限制。雖然防疫工作是在維護公益，但指揮中心宣布的「出國禁令」，仍應要有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授權限制醫療人員出國，才能限制。但翻遍醫療法或醫師法，找不到對於醫師出國管制的規定，所以指揮中心援引上述法律，都不妥當。

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條中的概括條款規定「依其他法律限制或禁止出國」才能限制人民出國，也呼應憲法對於遷徙自由的保障。在少部分的輿論聲援質疑下，指揮中心雖然在二月廿七日的記者會上以「協商會議沒有詳細討論法源，主要考量有多條法律可以適用」作為回應，但此種「先限制，再找依據，反正會給補償」的心態，與行政機關需依法行政的原則相悖。

立法院已於二月廿五日火速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紓困條例）》。而矚目焦點之一，是第七條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命令或措施」。這也是前次因應ＳＡＲＳ病毒，由立法院制定臨時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暫行條例》所沒有的規定。此規定雖然看似授權情指揮中心得以行政命令做出與防疫相關的極大權力，但是《紓困條例》對於人民出國限制依然隻字未提，顯然立法者不欲透過《紓困條例》限制人民出國的權利。

其實，若指揮中心在召集各級醫院討論後，仍一番好意要「禁止」相關醫療人員出國，在立法院仍來不及修正《紓困條例》或另訂相關出國管制的法律前，可以考慮頒行無強制拘束力的參考標準，就限制出國的區域、落日條款及詳細的補償的規定（例如紓困條例中徵用或調用的補償規定，避免醫療院所與醫療人員的勞資糾紛），並請各公私立醫院以內部管理的方式配合，制定合理的請假規定，而非直接下令「禁止」醫療人員出國。

盧梭言「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東西也都不會再有力量。」在防疫的關鍵時刻，縱然不希望糾結在法律的泥淖裡，而讓防疫措施顯得縛手縛腳，或為「人權一百分，防疫零分」的荒謬現象。但願能藉此討論，強化公眾對於法治及人權的意識，再以法這股力量支撐防疫的行政舉措，更能提升民眾法意識並遵循政府頒行合法、合理的措施，平安共度這次疫情的危難。

二月初，大陸新冠肺炎疫情最嚴峻時，日本援助大陸口罩，紙箱外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二月底，輪到日韓疫情緊張，大陸疫情趨緩後大手筆援助日韓，捐贈南韓口罩紙箱外也有「道不遠人，人無異國」等句。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是一千三百年前日本長屋王之作，大意是我們不在同一個地方，未享同一片山川，但當我們抬頭時，看到的是同一輪明月。「道不遠人，人無異國」出自一千一百多年前新羅（朝鮮）詩人崔致遠之手，大意是道義相通，不會因為國家不同而產生距離。

除了這兩句，在捐贈的物資外箱上也散見王昌齡的「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詩經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等。這些詞句都在表達：「彼此雖然生活在不同的國家，但大家生活在世界同一個大家庭。疫情當下，只有共同合作相互扶持才能度過困難」。

大陸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日前說，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感染範圍最廣、傳播速度最快、防治難度最大的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但也因這場疫情拉近大陸與日本、韓國等近鄰的距離。

二○一二年九月日本宣布釣魚台國有化，徹底激怒大陸。中日官方關係降至冰點，海上武裝衝突一觸即發，大陸民間反日情緒高漲，多家在華日企遭到破壞。

南韓也是如此，二○一六年七月南韓宣布部署薩德飛彈系統，中國強力反對，並祭出「限韓令」（韓國的影視音樂全被禁）及旅遊禁令；韓國電子產品滯銷；同意出租薩德基地的樂天集團在大陸大量關店，損失慘重。

近年國際局勢轉變，中日韓關係回暖，尤其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日本民間主動援助大陸，口罩外箱的動人字句更讓許多大陸民眾改變對日印象，原本電視台播放的抗日電視劇考量雪中送炭情誼都因此停播。大陸外交部還少見的公開稱讚日本，這也是大陸迄今仍願配合推動習近平訪日的主因。

回看疫情下的兩岸關係，不僅未因共同防疫讓兩岸關係升溫，更因台灣第一時間禁止口罩輸陸，以及陸配子女、滯留武漢台胞難以返台，與台灣爭取加入ＷＴＯ等問題，兩岸再齟齬，且加深台灣仇中的氛圍。

中日韓的重新結合或有國際現實的政治考量，本是同胞應互助的兩岸關係卻像世仇般的不斷惡化！最近網路有「疫情會過去，兩岸回不去」的警語，也被反中網友訕笑。

這句警語的意涵應該是勸喻兩岸彼此要有同理心，不要一竿子否定、醜化對方，尤其是操作仇中反中的網友及背後那隻黑手，如果有一天當大陸人民對台灣過度失望而不再把你當做同胞時，台灣面臨的風險恐將大增。

二○○三年ＳＡＲＳ重創了台灣醫療體系，和平醫院封院期間，我們痛失了七名醫護人員，所以因著ＳＡＲＳ經驗，時隔十七年後面臨新冠肺炎，台灣有著超前部署的警覺性與敏感度。

截至目前為止，台灣累積四十確診病例，在國際上堪稱公衛防疫的典範，但遺憾的是，卻也在第卅四確診案例後，發生了院內感染的現象。猶記得第一階段檢疫期間，我們看見民眾因著恐慌搶購口罩，導致社會氛圍緊張，直到政府介入徵用與配套措施後，就在二月中左右，因疫情似乎沒有人們想像得多，口罩之亂才漸趨平息。但身處醫療機構中，我們知道接下來防疫才正要面臨未知的最大挑戰，如何防止疫情擴散與保護醫護人員的執業安全，是醫院首要顧念。

隨著二月中之後，陸續有台商包機、境外旅遊返國與零星社區感染的族群，抗疫的任務隨之加重，民眾因害怕就醫就被隔離的「隱匿現象」出籠，無法配合居家檢疫或隔離的案例屢見不鮮，如何在醫院體制下有效分流就醫人群及管理篩檢與治療系統，便是一大考驗。第一線醫護人員在沒有增加人力的狀態下，輪流廿四小時堅守治療照護的崗位，醫院的管理階層跟隨著疾管署的每日疫情說明，隨時開會討論應變措施，可以感覺到第二階段防堵疫情擴散與院內感染的任務正要開始，這個高壓鍋已蠢蠢欲動。而在第一階段檢疫階段，醫療機構不論是在人員與資源上，已有一定程度的耗能，接下來如何持穩的堅固醫療系統便是最重要的事。

此刻我們需要能穩定第一線醫護人員的心，站在前線，不乏聽見擔憂與害怕的聲音，但以有邏輯與系統的篩檢及治療方式協助醫護人員安全執業，是政府與醫院的責任。我們更需要民眾對疾管署政策與各醫院規範的配合，才能有盼望的持續抗戰下去，而醫護人員要有更堅定的態度與專業素養，成為民眾的依靠，這需要民眾有心配合與醫護有愛堅守。

「愛」其實不該分政治、國籍或民族，唯有齊「心」，我們才能在艱難困境中，展現人性該有的高度與格局。每個生命都彌足珍貴，為每位病人祈禱，為每位醫護人員祝福，我們相信一定可以戰勝這一戰。

為全力防堵新冠肺炎疫情升溫，衛福部長陳時中與新北市長侯友宜在上月廿七日行政院會中，建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行政院長蘇貞昌在行政院會即宣布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從二級提升為一級開設，指揮官依然是防疫獲得民眾信任的衛福部長陳時中。但二級開設與一級開設有何差異？有無民眾該配合或是遵守的防疫生活指引？

一級開設後的首場記者會，指揮官陳時中被問到移工問題時，他卻說：「在這個移工保護上面，當然這是勞動部主管的權責，那我們會提醒他們，對於勞工移工的權利也要注意。」一級開設的指揮官，當然有權力跨部會指揮，但是陳部長兼指揮官這麼說，是不是蘇院長只給名分，沒有給實權？

一位歷練豐富的友人告訴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但是他看不到有何差異？從例行記者會的出席人員到疫情指揮中心的組織架構、人員等等。

行政院發言人Kolas說：形式上，一級開設後，指揮中心的常態會議，將由各部會副首長進駐，詳細做法由指揮中心對外說明。而指揮官陳時中則表示，一級開設後加強方向為三大面向，包含強化橫向聯繫、中央與地方合作、醫院加強部署。

蘇貞昌院長表示防疫視同作戰，要「料敵從寬、禦敵從嚴」，要做好預防社區感染的準備；但更該授權一級指揮官進行跨部會的指揮。

事實上，民眾更關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級開設後，在防疫措施上有何生活指引？如戴口罩的時機有無改變？多少人的室內集會要停止？宗教遶境活動是自主決定或是指揮中心有依循準則？多少人的戶外集會是否限制？路跑活動由各縣市首長決定辦理與否，還是由指揮中心提出一致性的規則等等，具體明確的生活指引，可讓民眾安心並有所依循，才能共同攜手防疫。

台南法官排隊領取愛心便當，遇見案件檢舉人攀談審理內容而產生爭執，嗣後法官仍多次排隊領取便當，即遭拍照檢舉。台南地院認其未謹言慎行，有違法官倫理規範，院長口頭命令「促其注意」。法官不服，即向考試院保訓會提起再申訴仍遭駁回。新聞見報後，網民及同僚均有仁智互見的評價，但是除了八卦揶揄之外，《法官法》立法意旨和司法實務的落差，恐怕要比愛心便當爭議，更值識者憂心！

《法官法》開宗明義規定法官與國家為「特別任用關係」，由於審判職務的特殊性質，因此設立職務法庭。立法理由指出：「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與一般公務員上命下從之性質迥然有別……爰基於司法機關懲戒自主之憲法原理，…參考德、奧立法例，建構職務法庭之組織…」顯然，職務法庭就是處理法官懲戒與保障的「唯一」法定機關。

《法官法》規定職務法庭掌管「職務監督影響法官審判獨立之事項」，學者援引德國法制，認為並非所有職務監督的爭議，全部劃歸職務法庭，而是僅對「影響審判獨立」者，交由職務法庭審理；其餘「不影響審判獨立」者，仍依既有公務員救濟法制。嗣後司法院職務法庭在一○二年度訴字第二號花蓮法官調職案，亦採相同見解，認為此乃「雙軌救濟制度」。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認為機關管理措施不當時，得向保訓會再申訴。由於職務法庭對其職掌自我限縮，所以關於司法首長「不影響審判獨立」的職務監督，保訓會就堂而皇之進行實質審查。例如在一○三年桃園法官無故延滯案件進行，司法首長命其「嗣後注意」，及近日愛心便當爭議，司法首長「促其注意」，均因法官提出再申訴，而由保訓會審理。保訓會決定書援引「法官倫理規範」作出解釋，宣示法官應有的行為準則，看似洋洋灑灑，其實卻是舉世罕見的怪異法制！

保訓會係對「上命下從」的公務員權益提供救濟，如今竟由保訓會來界定、詮釋強調獨立審判的法官專業倫理，不僅混淆權力分立架構，形成行政權指揮司法權的荒謬現象，根本不符合機關「功能最適原則」。這種強烈的違和感，再對照職務法庭立法理由「基於司法機關懲戒自主之憲法原理」，愈發諷刺。

問題出在哪裡？德國法制雖區分「影響審判獨立」和「不影響審判獨立」的職務監督，但前者係由職務法庭審理，後者則由行政法院審理，兩者均屬司法權範疇，符合「司法機關懲戒自主之憲法原理」。但在台灣，保訓會掌管一般公務員的職務監督救濟，其再申訴決定有拘束各機關之效力，且不得提起行政訴訟。保訓會儼然成為「法官倫理規範」的終局決定機關，這樣符合權力分立和司法審查的原則嗎？疏於考慮本國法制環境，對外國法制不加思索籠統套用，輕易就將「司法懲戒自主之憲法原理」自我閹割，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愛心便當雖然免費，但張冠李戴地錯誤詮釋，則會讓司法權付出重大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