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的中小學同步掛上「禮義廉恥」牌匾，引來綠委蘇治芬批評，說這是「威權復辟」、「獨裁遺緒」。帽子扣得很大，但正常人恐難以理解其邏輯：禮義廉恥和威權獨裁怎扯得上關係？

蘇治芬說，以「禮義廉恥」做為全國校訓，是當年「蔣介石以黨領政的思想教育工具」，和「保密防諜」一樣，都是以威權教條箝制思想自由。然而，「禮義廉恥」不是國民黨的發明，或許有人覺得老套，但這是儒家的基本道德價值。蘇治芬或民進黨難道不認為人應知禮義廉恥？

蘇治芬有一點說對了，威權教條遺緒確實仍延續至今，那就是民進黨還在力推「保密防諜」。在威權年代，因「反共抗俄」意識形態而衍生的「保密防諜」，成為政府濫權的藉口；而今民進黨把「反共」變成「反中」，因此無限上綱把所有反對者打成親中、賣台，甚至制定一個又一個濫權法律，這才是「獨裁遺緒」。

特權階級橫行，也是民進黨批評的「威權統治」象徵；但在這方面，蔡政府也發揮得淋漓盡致。一朝執政，各種酬庸、破壞文官體制、獨立機關不獨立皆成常態，且越來越肆無忌憚。這樣的「威權復辟」，蘇治芬和民進黨為何都視而不見？

曾高掛校園的「禮義廉恥」，正是塑造出「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的養分，卻因民進黨執政而逐漸退出校園。若連「禮義廉恥」四字都不能掛，才顯示民進黨已走上「威權復辟」了！

依照《國土計畫法》，各縣市應在今年四月卅日前完成國土計畫。民間團體清點已公布的十五個縣市之國土計畫，發現竟有近十萬公頃農地將消失。而行政院顯不在乎《國土計畫法》要求劃設的八十萬公頃農地目標，反而要將即將到期的法定期限延長為極模糊的「一定期限」，為地方政府解套。此舉，引起民間團體和跨黨派立委的強烈質疑。

行政院對《國土計畫法》的另一重大修正，是自我擴權，規定「經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得適時檢討變更國土計畫」。如此一來，凡政府想要推動的事，皆可用「國家重大建設」之名跨過法令規範，不必受「五年通盤檢討」之限制。這項修正無異是「空白授權」，政府可以任意推翻國土計畫的制度設計，使該法形同不具拘束能力的空法，這是嚴重的「毀法」行動。

依內政部的說法，修法將國土計畫的法定期限改為「一定期限」，是因若干縣市長表示來不及，原有意延緩一年，但仍怕來不及，所以改為「一定期限」。換言之，其目的就是為了幫地方和中央開後門，讓雙方都不受《國土計畫法》約束，讓政府能隨心所欲運用行政權推動建設計畫。

主導這次修法的政委張景森辯稱，現行《國土計畫法》最嚴重問題是「限時完成」和「僵化無彈性」，不能不修；因為「限時完成」會強迫政府「唏哩呼嚕」通過計畫，將造成災難。他還說，台灣過去設下土地使用的重重障礙，結果造成今天台灣違建、違法農舍、違章工廠氾濫，空間治理徹底失敗。張景森的辯詞，根本是自我矛盾。試想，在法令有明確要求的情況下，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可能提出「災難」式的計畫；那麼，如果行政院還刻意鬆綁法令，國土計畫成為災難的機會難道不會更大？

綠委林淑芬為此直接槓上張景森，她認為，《國土法》並未規定不能劃設經濟發展區，行政院的作法，其實只是看上農地和山坡地成本更低，想要動農業用地和國土保育地區的腦筋。何況，現有條例已規定，戰爭、天災、或重大「公共設施」、「公用事業」等計畫可不受通盤檢討限制。由此可見，行政院修法並非為了重大公共建設，而是幫民間業者開發去除障礙。

內政部次長花敬群也承認，有些國家重大建設確實需要民間廠商配合推動，例如「大南方計畫」；因該計畫仍在規劃中，來不及納入國土計畫。這項說法也證實，蘇內閣這次修法不是為了完善國土計畫，而是為了方便政府搞建設、衝績效，並導入民間建設的「利多導引」。這點，正是當初《國土計畫法》最想要避免的，不希望各級政府為了自己的方便各行其是，把台灣的國土破壞得不成形狀。

五年前立法院通過《國土計畫法》，是站在國家長遠發展的視野和責任，希望建立一套制度性的國土利用願景。但今天，行政部門只圖一時之行政方便，便要輕率推翻這套制度，可謂極其短視。對此，立法院務必要盡心把關，不能讓行政部門予取予求。遺憾的是，民進黨內雖有林淑芬這樣的諤諤之士，但以綠營黨政運作的模式，這類單兵的警告在立法過程中幾乎不起作用。僅看勞基法一例一休的修法過程，扮演烏鴉的林淑芬常因違反黨紀遭到罰款處分，也擋不住黨團的大軍壓境，《國土計畫法》能例外嗎？

當全民都在為了防疫而緊張，行政院卻利用此一時機在《國土計畫法》上劃刀鑿洞，為自己開後路，為民間業者設便門，實非明智之舉。人民以八一七萬張票將蔡總統送上連任之路，絕不是為了讓她放手大搞建設，卻不顧國土的長遠安全。而閣揆蘇貞昌的短視近利，在其選前狂撒幣的施政，也已一覽無遺。這些，難道都要成為未來四年的新常態？

韓國早在2018年底就開始向企業提供5G服務，並且在2019年4月開始全球最早的5G個人服務。韓國5G經驗有幾項特點：首先，加入者是超乎預期的踴躍。原本市場預估大約到2019年底，使用者會有200萬人，但實際上5G簽約者已經達到500萬人。

就韓國5,100萬人口數來看，5G商轉不到十個月，就已經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簽約，顯示出5G通訊的強大吸引力。另外，韓國5G迅速拓展，也有其特殊因素。相對於美國電信商只在少數城市試行，韓國SKT、KT與LGU+等三大電信商在5G商轉後，迅速將覆蓋範圍推向首爾與六大都會區，到2019年底，已部署19萬個5G基地台，覆蓋85個城市93%韓國人口。

韓國政府策略性壓低價格也有助於5G快速推展。4G時代，由三大電信商寡占市場，韓國政府為了促進5G價格庶民化，引入虛擬行動網路（MVNO）經營者進入市場，並要求三大電信商有義務提供5G頻道給MVNO使用。

韓國MVNO業者初登場就聲勢驚人，南韓最大商業銀行「國民銀行」，推出Liiv M品牌通訊服務，並找來天團防彈少年團代言，而主要的訴求就是破盤價格。今年預計另一家大型銀行「KEB韓亞銀行」也將參入MVNO業務，預料價格將會有另一番廝殺。

除了5G電信價格競爭外，5G手機也出現了庶民品牌。原本只有Samsung與LG的數款5G手機，價格最低也要2.3萬台幣以上。韓國最普及通訊軟體的Kakao Talk，在去年11月推出預載Kakao系列App的平價5G手機「Stage 5G」。這款手機比市售5G手機便宜兩成以上，並且品質口碑頗佳，其祕密就在於，Kakao找中國手機製造商ZTE代工生產。

即使如此快速發展，但韓國5G的使用者心得呢？很遺憾的，大部分的5G使用者不是很滿意。5G通訊的特點是，超快速、低延遲並且基地台可以同時與大量的終端連結，但缺點就是電波穿透力弱，因此就算短短十個月內，就完成85個城市的覆蓋，但這終究是理論上的數據，在電波傳達不到的街角或者室內，使用者的手機就自動切換回4G LTE服務。有些消費者因為5G時常斷訊而氣惱，乾脆直接關掉5G功能，變成簽了約，卻自願降級使用4G服務。

另外一個遺憾是，至今通訊商尚未提供殺手級服務。雖然有運動賽事、演唱會直播等服務，但是4K畫質，對於手機的小螢幕來說，實在是感受不到特別差異。若只是看一般HD影片、上網與視訊電話，4G通訊服務也就足夠。雖然市場對於5G在自動駕駛、物聯網等方面的應用有很大的期待，但就韓國經驗來說，目前的智慧型手機並非5G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

參考韓國經驗，對於台灣消費者來說，由於5G的應用少，價格也會很快從高端走向中端，因此消費者不一定要第一時間簽約，可以等待適當時間。而對電信業者來說，如何落實覆蓋率，並且開發殺手級應用，變成吸引客戶簽約的重要關鍵。

對政府來說，此次總標金達到1,422億元，比政府所編預算超收近千億。然而過高的得標價格，恐會壓縮企業的營運空間，拖累5G基地台的建設，不利台灣產業界在全球5G時代的競爭。五大電信商已向政府提出高達820億元的五大補貼與協助訴求。我們認為從健全5G發展的角度，政府可以仿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成立90億美元基金協助農村發展5G的經驗，將部分溢收金額用於偏鄉與公共性強區域（如機場與高鐵沿線）的5G建設，以政府之力，讓台灣已經落後韓國一年的5G建設能夠急起直追。

二○一五年十二月在立委邱文彥、林淑芬、田秋堇等強力推動和民間團體壓力下通過國土計畫法，也於二○一六年一月公布，內政部隔兩年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目前各縣市政府的國土計畫無法按時交卷。國土計畫無法落實實施，就個人理解最大爭議在農業區的農地數量的畫設，此舉會影響城鄉發展土地，也影響人民土地變更權益，讓縣市政府不敢定案，因而行政院要求修正國土計畫法，增訂「經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得變更國土計畫，讓國土計畫能否按原先理想實施蒙上陰影。

目前國土計畫法，將把國土畫分為國土保育、海洋資源、農業發展及城鄉發展等四個功能分區，以國土性質區分使用管制程度。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得禁止或限制使用；海洋資源地區應以資源永續利用為原則，建立使用秩序；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原則，避免零星發展；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分區畫設全國國土計畫每十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市與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其中並規定了五種情事，得適時檢討變更之。

其實，國土計畫可以適時檢討變更的情事之一，「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便與目前擬新增的「經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非常近似，因此行政院此舉是多此一舉，或許是想要藉由修法取得「空白授權」直接變更，這也就是目前朝野立委齊聲反對的主因。

□台灣、韓國、中國大陸的國土計畫都有師法日本，韓國是最早學習成功，目前已進入第五期研擬中；中國大陸也在前幾年公布第一次全國國土計畫。台灣則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引進日本國土計畫，但我們的國土計畫法在立法院五進五出躺了廿三年，因此國土計畫連一期都沒實施過，豈不汗顏？

日前報載屏東沿山公路台糖的平地造林區要變更為太陽能光電區，就是縣市政府國土計畫無法按時公布的後遺症，讓台糖公司有機可乘。因此筆者呼籲行政院應要求縣市政府按原訂期程公布各縣市國土計畫，好好落實實施中華民國第一期國土計畫，不要讓國土計畫壯志未酬身先傷。

至於畫設農業區土地數量問題，個人建議透過生態補償機制，以人口數為基準，來核算糧食自給所需農地面積，無法畫足的縣市要提供經費補償農地畫設數量多的縣市政府與農民，讓農民有更多收入來源，讓農業縣另外有新歲入來源，如此農地畫設壓力就能平順解決。

國內已有四十一人確診新冠肺炎，還出現「院內感染」。其中，第十九例的死亡白牌計程車司機及第卅二例的非法外籍看護，兩人都是非典型的體制外工作者，政府平時形同沒在管，如今一旦「出了事」，不僅管與不管都動輒得咎，也顯得束手無策。

白牌計程車是指利用私家車（車牌為白底黑字）經營載客業務，不同於計程車對於車輛檢驗、駕駛人考照、收費標準有嚴格限制，白牌車便宜、方便的特性，有一定的市場。

早年白牌計程車多靠街頭攬客或口耳相傳，如今手機和網路盛行，只要用通訊軟體就能叫車，就連跨國企業Uber來台時都做起白牌車媒合生意，政府大舉掃蕩後，Uber雖合法了，改與租賃車合作，但為數不少的白牌車也跟著回歸「地下市場」。

這回白牌車司機染疫，讓交通部長林佳龍喊出要嚴抓白牌車，但有需求就有供給。白牌車在台存在數十年，有些白牌車司機甚至做出口碑，服務品質和價格都不輸正牌計程車，靠著網路「線上」攬客，在「線下」的政府像是瞎子摸象，且抓不勝抓。

非法外籍看護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國內長照體系仍在建構，合法移工聘用條件嚴苛、程序繁瑣，一旦家中老人有急病住院，急需照顧者幫忙時，醫院內不管口耳相傳或靠小名片文宣廣告，仲介帶來的非法移工看護就是被照顧者家庭的救命浮木。

不同於白牌車司機，民眾搭乘非法計程車並不犯法，但雇用非法移工代價可是最高七十五萬元罰鍰。然而國內現在光登記有案的行蹤不明移工就超過五萬人，還不算偷渡或跳機的外籍人士，全台各醫院或家庭內早有數不清的非法移工負責補上長照缺口。

難怪勞動部和移民署想趁非法移工染疫來追捕行蹤不明移工時，深知醫療體系現況的衛福部長陳時中會阻擋說，沒了這些移工，誰來照顧病人？

新冠肺炎目前不過四十一例確診，就有兩例掀開社會不堪的一面，而這只是地下經濟的冰山一角。

疫情過去後，政府應該痛定思痛，思考如何把陽光照進過去社會未能見光的一面，不是靠稽查、掃蕩、剷除，而是想辦法讓這些長期默默付出的勞工，能與社會體制共存、共榮。

立法院長游錫□聘請前立委洪慈庸為院長室十三職等機要顧問，月薪十二萬元，被抨擊為政治酬庸。游辯護為何任用洪，依法有據，不是酬庸，適才適任。

民進黨完全執政四年，遭人詬病之處，不勝枚舉，其中政治酬庸，備受矚目，如口譯哥等。總統選舉期間，國民黨列出清單，火力全開。民進黨也不是省油的燈，全力護衛，並反擊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台灣的政治制度及特殊設計，造成政治酬庸此起彼落，兩個完全執政的政黨，大同小異，政治酬庸現象令人失望。

政治人物包括行政部門及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定期選舉，沒有所謂的政治酬庸。全國不分區立委則係唯一例外。但是政黨提名人選良否，選民會以選票表達意見，國民黨年初立委選舉（包括區域及不分區），即是顯例。

政治酬庸以行政部門為主。但不論總統制或內閣制，行政首長均直接或間接由人民選舉產生。內閣制的主要內閣成員，均由國會議員兼任，政治酬庸機率不大。

總統制或準總統制國家，高階政務首長甚少被安排政治酬庸，因為這些人表現良否，影響公共政策品質及政府總體形象。發生政治酬庸的現象，以非政務首長的政治任命官員為主。例如駐外大使、美國副助理部長以上的官員。可是這些官員通常由總統提名，須經參議院同意，素質不會太差，否則不會通過參議院同意。

台灣的政治酬庸，在部會首長層級鳳毛鱗角。因為部會首長如果沒有基本學識、能力、經驗、領導魄力，根本無法勝任。最高行政首長任命部會首長，十分謹慎，如果政治酬庸，政治代價太高，一般而言，不會輕率決定。台灣的文官制度健全，部會除了部會首長、政務副首長及機要人員，其他均是常任文官。至於派用、聘用人員，少之又少，職位不高，稱不上政治酬庸。

台灣引發政治酬庸爭議，行政部門以政務副首長，或高階任用的機要人員為主，例如此次立法院十三到十四職等顧問。此外，司法、外交、軍事，其他以特考取才的調查、警察、消防、財稅、關務人員，均有完整的用人考試、晉任升遷制度。口譯哥事件引起爭議，因為外交系統有其用人制度。

常任文官體系，有時被批評為過度保守，彈性用人有其必要。甚至公私部門人才交流，目前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系，用人彈性已經不小。適度比例的機要、派用、聘用人員，也彌補常任文官缺乏彈性的不足。與任何組織相似，尤其經營有成的成功企業，對於任何職務所具備條件，均清楚易懂，人員晉升、核薪有所遵循。人力資源、人事管理，在企業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民主健全國家，亦是。

真的造成政治酬庸的漏洞，以國營事業、政府可以掌握人事任命的準公營事業、財團法人、行政法人等為主。日本在一九九○年代實施政府改革，對行政法人大刀闊斧變革。英國柴契爾首相的政府改革，也以公營事業民營化為首要工作。台灣不但未著手類似政府改革，反而變本加厲，類似機構與日俱增。民進黨近四年，更是令人浩嘆。

是否適才適任，其實有一些客觀指標，是非公道自有標準。根本之道，仍然在於縮小政治任命職缺；此外，人民的自覺，俾使執政者無法為所欲為，否則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

日前，就性侵被告以被害人「警詢筆錄」定罪爭議，司法院公布釋字第七八九號解釋乃大法官就被害人審判權益的「首次表態」。

但是，對照一九八五年聯合國「犯罪被害人及權力濫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以及各先進國家相應的政策作為，凸顯我國政府被害保護明顯不足、亟待強化。

如同本號解釋所示：「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上必須詳細陳述受害情節並揭露隱私，已須承受極大痛苦，若於程序中須一再重複陳述受害細節，往往對其身心形成鉅大煎熬與折磨。」然而，大法官雖仿美、日「傳聞法則」的審判論理，但卻誤解各該國家應訊義務的「消極條件」，以致法官縱與被害人未曾謀面、仍需「隔空抓藥」，逕自採認被害人的「警詢筆錄」。

參考二○一九年日本最高法院司法統計資料，該國每年犯罪被害人進入法庭參與審判者達一四八五人次，親自詰問被告或證人計八二六人次，另於庭審中說明被害苦痛、量刑意見共計一七七二人次。

其中，程序過程中有律師陪同、協助者一一八四人次，且由法扶律師提供免費服務占六四九人次。同時，二○一四年起「性侵犯罪」受害人，參加上述法庭訴訟活動的人次占比，超過二成並且逐年攀升。

日本刑事裁判「傳聞法則」實務運作，法庭審理維護被害人訴訟權利，並未輕易放棄被害人、被告同台可能，藉以確保法官親耳聽聞各方說法、察言觀色釐清真相，並可堅守英美、歐陸通用之直接、言詞審理「正當法律程序」。

另由前項統計可知，日本維護被害人權益的刑事政策，不僅跨越傳統避免審理過程傷口撒鹽、沉溺傷痛的「消極式保障」。同時，法律規範保障被害人進入審判法庭、全程參與，並與檢察官或律師兩人三腳、攜手合作，兼顧藉由參與司法活動、協助社會復歸的「積極式保障」。

再者，台灣本號解釋認為以被害人「警詢筆錄」定罪的前提，須被害人於審判期日仍「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亦即，大法官的解釋論理似乎想像，被害人不幸遭遇性侵犯罪後，仍可放任主管機關救濟不周，縱使時過境遷仍應躲在牆角、暗夜哭泣。先前小燈泡案件後，政府參考日本警察作法設置「被害保護官」，現仍空口白話、紙上談兵以致被害人如此不堪？

另外，本號解釋要求「警詢筆錄」定罪，並須「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但是，此卻是以犧牲被告的「詰問權利」作為代價，並且轉嫁加重檢、警舉證責任，包括「警詢陳述應經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等等。

對照徐自強涉及撕票的死刑定讞判決，當年大法官力克最高法院反彈「撤銷判例」、「槍下留人」，大聲疾呼：「被告享有詰問證人之權利，乃具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即，本號解釋對於被告保障退縮、被害人維護不足，同時司法成本耗費過鉅、治絲益棼。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擴大，許多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出現歧視華人的言論和行動。最近網路便出現各種教台灣人如何與中國人畫清界線的方法。先不論此舉可能有助長歧視之嫌，在實際上作用不大。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的語言學家巴貝爾（Molly Babel）曾做過一項實驗，找了溫哥華十二位以英語為母語的當地人，六位是白人、六位是華裔，每人錄製一段同樣的英語短句，播放給四十位受測者聽。當只聽聲音時，受訪者絕大多數都表示能理解說話內容，不覺得有口音的差別；但如果同時顯示說話者的影像與聲音，卻有許多受測者表示華裔說話者帶有口音，甚至無法理解。這個實驗告訴我們許多偏見或刻板印象，其實主要來自形象居多，而形象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會反過來干擾我們聽力上的理解。如果刻板印象可以欺騙耳朵，更別提大腦了。

其實刻板印象甚至歧視，本來就是大腦怠惰的結果，大腦為節省精力，對於全新卻又似曾相似的事物，不會完全客觀的去觀察理解，而是從既有經驗與記憶中去尋找，並賦予定義，自我解釋，而後採取行動。

一九一三年英國小說家薩克斯．羅默創作一個邪惡的角色傅滿州（Fu Manchu），他是個犯罪天才，陰狠狡詐，從此傅滿州成為「黃禍論」的典型擬人化形象，也映射出西方對中國的陌生與恐懼。一九三七年傅滿州出現在漫畫中，清朝官帽、狹長鳳眼、細長八字鬚，將傅滿州具像化，成為日後西方影像的中國反派角色原型。電影「神鬼奇航」中周潤發飾演的嘯風船長留的鬍子就是傅滿州鬍鬚。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惡化，許多對中國人負面的刻板印象，如黃禍、病夫等等又都浮現了。在媒體與政客的操作下，對亞裔（不僅限於華人）的歧視更加公開。

正如早年台灣人見到白人都以為是美國人一樣，西方人根本分不清東亞甚至東南亞各種族的外貌區別，更別說從外表分辨中國人與台灣人有多困難。在全球化時代通婚、移民、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從外表區別國族更加不易，甚至筆者自己都有被日本人誤認為同胞的經驗。所以當有人歧視東亞國家的人時，我們都未必能獨善其身。還記得陳果仁嗎？他是一九八○年代美國反對日本汽車傾銷的受難者，被底特律失業汽車工人亂棒打死的中國人；兩名兇手後來被法院輕放，引發全美亞裔民權運動。

當我們對其他族裔受到的歧視漠不關心，甚至極力畫清界線，事實上就是在正當化歧視的行為，也是助紂為虐。如果有一天輪到我們被歧視打壓，我們又有何顏面請別人伸出援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