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一再呼籲政府將「酷碰券」改發現金，扯破喉嚨，還是遭綠營封殺。滑稽的是，民進黨剛強勢表決通過增編一百多億元發酷碰券，但不到廿四小時，即因外界一片罵聲，經濟部只好說會持續檢討。簡直是鬧劇一場。

蔡政府正在「防疫有成」的興頭上，一片自我感覺良好，對外界所提不同意見完全聽不進去。酷碰券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必須使用特定商家發行的行動支付，沒有手機或沒有使用這些工具的人，全被排除在外。同樣糟糕的是，你得先拿出更多錢來消費，酷碰券才會回饋四分之一到你身上。請問，窮人在疫中玩得起這種高貴遊戲嗎？

這些問題，輿論都討論過。本專欄即曾寫過《酷碰券一點都不酷》一文，認為這不僅無法振興消費，且對社會弱勢極不公平。然而，蔡政府一意孤行，堅決不採藍軍所提的發現金，更別提馬政府用過的「消費券」。但酷碰券又高興了誰？

大疫當前，執政者還在爭這種意氣，顯得器度很小。事實上，叫什麼券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簡單公平，以產生最大擴散效果為原則。美國、香港、新加坡紓困，都是現金直接入戶。蔡政府卻在精挑細選誰准許領、誰不能領，彷彿自己真的是「給錢的大爺」，只打賞他看得順眼的人。

請看看德國政府的作法，光是對藝文界的紓困就端出台幣一．六兆，要讓藝術家、創作者、表演者和媒體免於困頓。我們的政府卻只想到要排除誰。

海軍敦睦艦隊爆發群聚感染，感染源仍然成謎，但其中數人已驗出抗體，推測可能早已感染並痊癒。此事再度暴露台灣防疫漏洞百出，專家和地方首長曾多次建議中央進行全面普篩，卻被視為「逆時中」，還被網民出征。疫情指揮中心近日坦言，本土快篩試劑都還在「驗證階段」；外界才恍然大悟，陳時中先前為何拒絕全面普篩，難言之隱就是檢驗能量不足。台灣快篩試劑進展如此緩慢，其實不是技術追趕不上，而是被官僚的僵化保守絆住了腳步。

就在本月十九日台灣疫情達到高峰這天，南韓正準備逐步恢復日常生活。南韓宣布放寬社交距離管制，允許教堂等設施重新開放，確診數也降到個位數；對比台灣，上演了大逆轉。兩個月前南韓一度是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但當歐美疫情相繼失控，南韓疫情卻能獲得控制，即使最嚴重的大邱也始終沒有封城、停工。其關鍵，就是南韓透過大規模普篩揪出可能的感染者，目前至少已採檢近六十萬人，為台灣的十倍以上。

南韓能在短短時間內收斂疫情，靠的就是擴大檢驗能量，並研發快篩試劑，除布建上百處實驗室，也普設「得來速」快篩場所，每天檢驗量可達一萬人。反觀台灣，合約檢測實驗室雖擴至卅四家，但日檢驗量直到近日才增為三千多件。防疫專家一再疾呼政府應對歐美回台人士全面篩檢，指揮中心卻始終迴避，關鍵原因就是能量不足。

由醫護人員採樣，再送回實驗室化驗，這是耗時費日的「慢篩」法。南韓則除了送回實驗室外，更在第一時間即研發出快篩試劑，縮短流程。南韓一家生技公司在該國出現首例確診前四天，即決定暫停其他五十多種產品生產，全力投入防疫研究，二月初便推出第一版的檢驗試劑組。

業者嗅到商機應變快速，但政府態度更是關鍵。南韓政府採取快速審批，一周內即完成原本要一年半才能走完的許可程序，一個月內就批准四種篩檢試劑上市。如今，南韓每天可以生產十萬個篩檢試劑，可賣給其他國家使用。南韓以國家力量迅速打開試劑產業的綠色通道，讓該國生技業在防疫戰扮演關鍵角色。南韓對國民進行大規模普篩，也對歐美入境旅客全面篩檢，靠著國家試劑隊的「科技力」讓疫情降溫。

反觀台灣，在疫情爆發以來，除了用入境圍堵與隔離的傳統方式擋疫，靠的完全是口罩。蔡政府對內以「口罩國家隊」沾沾自喜，最近更以撒罩外交進行「大外宣」。事實上，就防疫技術等級看，口罩是最低階的，要真正「超前部署」抑制疫情，仍須厚植檢測及醫療能力。

台灣生技能量充沛，國發基金也曾投入大筆資金扶持生技業，為何到了關鍵時刻，我們卻只有技術含量低的「口罩國家隊」，「試劑國家隊」則始終只聞樓梯響，迄今連一支本土試劑都未問世？事實上，我國研究機構及生技業者投入研發快篩及藥物的團隊不少，也紛紛秀出成績，卻礙於須具備長期臨床效果驗證的法令限制，遲遲無法走完應用或上市的最後一哩路。

五年前，《藥事法》中即已增列「緊急授權」條款，讓原本七個半月的流程可縮短到一個月。未料，衛福部食藥署竟直到上月廿六日，才在生技業者不斷催促下，打開這個綠色通道，包括放寬可以使用模擬檢體。然而，這距離出現首例確診，已過了兩個月。

政府徒有這支「尚方寶劍」，卻因食藥署的僵化、保守心態，白白浪費兩個多月。台灣不僅因此無法擴大篩檢能量，只能放任無症狀者趴趴走，也讓敦睦艦隊群聚感染成為破口。政府一味管制口罩，不問防疫及生技上的躍進，這算哪門子「超前部署」？

蘇貞昌不是最愛以「有政府會做事」自我標榜？看看這被僵化官僚耽誤的國家試劑隊，魄力在哪裡？

慢半拍非常明顯。1月20日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政府把重點全放在防疫，尚未把產業經濟的衝擊放在心上。在野黨早在2月1日提出500億元的防疫紓困條例草案，但行政院遲至10日才召開紓困會議，20日通過紓困條例；立法院遲至15日開議，25日通過紓困條例；行政院27日通過特別預算，立院於3月13日通過。後來補提的紓困修正案和追加特別預算則要遲至4月底才完成，可謂一再貽誤先機。

欠大器，是指紓困特別預算太少。首提600億元，只想壓過國民黨的提案，看不出救急的態度，更和去年選前猛開支票的數千億元不成比例；修正紓困條例，把規模誇稱為1.05兆元，扣除並非政府支出的紓困貸款7,000億元，實則政府紓困振興全部只多花了2,100億元，相較歐美日紓困經費幾十兆台幣，實在微不足道。

沒高度，也就是缺乏宏觀視野，從紓困條例兼有振興之名，卻不願超前部署振興方案；偏金融工具，輕財政手段，以及各紓困方案「條件限制」多而流於短暫、繁瑣、零碎，即可見一斑。紓困措施除了央行降息2碼外，多由部會各提湊數，針對觀光關聯產業及農產、餐飲、文藝等事業，給予營運、員工薪資補貼、紓困貸款等，勞動部則對減班勞工，推出充電、安心就業、即時上工等計畫，對失業勞工提供失業給付、職訓津貼及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等。

但紓困對象的條件限制，例如紓困貸款限營收年減20％者、旅館業補貼限客房住用率或營收年減五成者等，必有遺珠之憾；紓困貸款短期降息，可能誤導業者或個人錯誤投資，進而引發銀行壞帳風險；企業營運或員工薪資補貼，可能引發企業選擇放無薪假，擴大失業潮。綜合而言，逆選擇現象可能讓需要幫助的沒有獲得幫助，獲得紓困的也可能引發道德危機。央行降息也減損了退休族、債權人的收入，並讓貨幣政策幾無運用空間。

其次，財政政策大都為稅費緩繳或降低費租等，雖然讓受衝擊的企業、個人喘一口氣，但助益有限。如從更高廣的角度來看總體經濟，疫情衝擊的是「全民」的總體消費、投資和出口，值此非常時期，政府應有針對全民實施擴張性財政的思維，也就是積極、大器地提供全民稅費捐的減免，例如一年內營業稅稅率調降1個百分點，提供綜所稅每戶的稅額扣抵1萬至2萬元，企業虧損可向以前年度扣除等，都可顯著提高國人的可支配所得，有助於促進消費、投資、出口，進而回饋幫助直接受衝擊的企業和個人，具有超前部署振興方案的積極意義。

以此觀察110億元的酷碰券政策，提供民眾最高25%的折扣，聲稱可四倍效果，直覺上就是毫無效果。因為受困的已無收入，哪來掏錢享受折扣？限行動支付，豈不是變相排貧、排老？限制用途並排除超商超市、量販、電商等，不就是讓它無法產生效果？相對於更具刺激消費效果的消費券，或是國民黨所提的排富現金補貼1,000億元，乃至於各國直接對全民的現金補貼，蔡政府實在應提出更宏觀、高度的紓困或振興措施。

最後，為因應後疫情時代反全球化、保護主義、民族主義的興起，屬於小型開放經濟體系的台灣，受到的衝擊必然超過很多國家，現在更該未雨綢繆，凝聚具高度的、宏觀的、由上而下的整體思維，動員有效的財金政策，將疫情困境轉化為振興經濟的契機。

中美貿易鏖戰一年半，終於在今年一月中簽第一階段協議，未料隨即爆發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川普邀請Ｇ７大國開會，檢討世衛功能，指責譚德塞親中，隱蔽疫情，揚言退出，不再資助，且將疫情責任推給中國。川普大話馬上引發中國的回擊，而後川習雖曾通電話，緩和緊張情勢，但隨著譚德塞反批台灣，台灣反而成為國際焦點，川普也替台灣發聲，引爆中美疫戰的新戰場。

此際，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建議美國宜積極協助美商回流，資助美商撤離中國大陸的所有成本。日本安倍政府也推出「改革供應鏈計畫」，鼓勵日資企業全面離開中國大陸。另歐盟及英國也明確表示，禁陸資企業利用瘟疫期間，購併半導體及相關的智能高科技產業。

中美貿戰顯然已因疫戰進入新的回合，此際美日歐的舉措只見雛型，尚未成為政策，但一葉知秋，中美爭霸賽已經進入新的形勢和階段，「一山容不了二虎」之勢愈演愈烈，台灣和台商「身在江湖」，不可能左右逢源，正如美國正在逼迫台積電要放棄華為客戶一般。

筆者對台灣政府和台商如何因應，提供幾點建議：

首先，台灣政府宜創造自己獨特的生存空間，不宜作為美國的馬前卒棋子，任人擺布。菲律賓杜特蒂總統優遊中美兩強的柔軟身段，是最好典範。

其次，我政府不宜再扮「草螟弄雞公」角色，激怒霸氣鄰居，諸如有些中國不爽的「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等字眼，官方不宜使用，否則中國機艦常態繞台，也不是我們樂見；且ＥＣＦＡ協議十年即將屆滿，大陸若片面取消，我方產業租稅優惠將不能延長，馬上就降低我產業競爭力，喪失市場的壓力的確太沉重。

再者，蔡總統此時到五二○就職之前，像歡迎譚德賽來訪這樣富有「情商」的表達，就可適用在兩岸的交流上；至於外交部和陸委會的黑白雙顏角色扮演則宜靈活運用，防疫陳時中也要搭配合作陳時中，最好再加兩岸陳時中。

此外，政府宜協助台商採取兩邊布局的策略，透過工總、商總、貿協、工研院及海基會等結合各金融機構的力量，再加駐外單位的從中撮合，讓台商的統合力量，得以展現。

至於台商，當關注的作為更多：

一、台商宜改變過去的中心衛星式長鏈組織，改成較為機動靈活化的短鏈結構，期迅速獲得商機。

二、利用過去所建的業務基礎，設法突破打入外商、美商及日商的供需鏈體系。

三、由龍頭企業或中心廠出面號召，在台灣或東南亞分別和當地政府洽商建立「台商工業園區」，邀請我與當地銀行進駐，並請工研院、貿協及生產力中心等協助拓銷和平人才培訓工作。

最後，宜由中華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先做亞洲台商分散投資的再評估硏究。進而由工總、商總、海基會及台企聯等分別探討，如何在現有的台商投資基礎上，充實壯大台商厚基，當然也可擴大配合美日商及當地商的策略聯盟，達到多贏共利的效果。

海軍敦睦艦隊官兵群聚感染疫情，造成各界恐慌並嚴重損及國軍形象。國防部事後檢討，雖列出包括敦睦支隊長回報官兵就診狀況不實、聯檢人員未確實檢視就醫紀錄、部分官兵訪問期間未配戴口罩與艦指部未規畫境外防範措施等四大缺失。但上述缺失都屬操作或技術性質，其實本案最大的缺失，是在國防部的戰略判斷錯誤。

早在今年二月廿日，南韓爆發一名士兵休假回到濟州海軍基地後確診新冠肺炎，此為韓國軍隊首位感染病毒者。隨後，南韓陸、海、空軍部隊亦分別出現許多病例；南韓國防部為遏止疫情擴散，立即限制官兵休假、外出和探視；廿四日，軍方再隔離約七千七百人，國防部並下令暫停所有軍事操演，包括韓美聯合軍事演習。

南韓軍方在防疫作戰中，其謹慎小心態度及採取的各項積極防疫措施，早就值得我國安單位與國防部借鏡，並有所警惕。但為何海軍敦睦艦隊出訪計畫，仍被國防部高層批准放行，並決定於三月五日自左營軍港啟航出發，前往帛琉訪問；以上毫無敵情警覺性，並輕忽「世紀病毒」的大意心態，值得檢討。

總之，軍方年度例行的海軍敦睦艦隊，主要是以遠洋航行訓練及訪問我國邦交國為目的，並不是有急迫且重大的國家任務需要立即執行。尤其，遭逢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緊急時期，為防軍人不必要的傷害，暫停或延後敦睦艦隊訪問計畫，是國防部長與高級將領該有的戰略考量素養，相信也是多數國人應能接受的彈性作法；然而，國防部戰略判斷錯誤，終於讓世紀病毒在軍中部隊與社會潛伏或蔓延。

新冠病毒不僅到處肆虐，也引發國際間不少矛盾，並衝擊到全球政經秩序。國際矛盾的主線之一，是美國總統川普對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秘書長譚德塞的指責，說他偏袒中國大陸，防疫工作不力，造成疫情不可收拾，所以美國要停止對ＷＨＯ的捐助，甚至另立新的組織取代。

明眼人看得出來，川普說法是選戰操作，想把防疫不力責任甩鍋給中國大陸和ＷＨＯ。事實上，疫情爆發後，ＷＨＯ在一月卅日宣布疫情達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標準，美國接著在卅一日禁止曾去過中國大陸的非美國公民入境，並開始從武漢撤僑。

不過，做了這些動作後，川普就天下太平，沒把新冠病毒放在眼裡。直到三月下旬美國疫情惡化，川普才驚覺大事不妙，於是炮火四射，企圖推卸責任。

川普言行並未得到普遍認同，除美國輿論界對他多所批評外，近日國際間也出現不少打臉他的動作。以他對ＷＨＯ的責難來說，Ｇ７的其他六國雖有檢討聲音，但相對溫和，並都反對美國停止捐贈經費給ＷＨＯ。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組成的七十七國集團聯合中國大陸，於四月十九日發表聲明，讚賞ＷＨＯ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發揮了領導作用，呼籲國際社會團結一致支持ＷＨＯ。Lady Gaga更發起全球支援ＷＨＯ的線上募款演唱會，力挺譚德塞。

然而，這些事實在台灣媒體上幾乎消音，或者以扭曲解讀的「假消息」呈現。我們只看台灣官方和許多網民與川普一個鼻孔出氣，猛烈攻擊譚德塞，罔顧譚德塞在ＷＨＯ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聲望及影響力。坦白說，這種作法只會增加台灣參與ＷＨＯ或ＷＨＡ的阻力，無助於大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

就整體國際影響力來說，中國大陸或許還不足以和美國匹配，但在第三世界圈子裡，則有著不下於美國的號召力。包括ＷＨＯ在內，許多聯合國所屬組織，是以第三世界國家成員居多數，沒有海峽對岸點頭，台灣很難有參與機會。可嘆的是，這場疫情本可成為兩岸改善關係的契機，卻被民進黨政府「親美反中」弄得雪上加霜。

長久以來，台灣習慣性地唯美國馬首是瞻，但是，凡事講究「美國優先」的川普，已讓美國世界老大的光環褪色。他因應疫情荒腔走板的表現，恐怕應驗了季辛吉「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的論斷，台灣政治人物是否應該體察此中的興衰起伏？

川普攻訐譚德塞和中國大陸有他選舉操弄的盤算，台灣官方和網民應聲附和，卻只看到義和團式地殺氣騰騰而已。

英國智庫發布「全球前四十新冠肺炎安全國家」，以色列居榜首；指揮官陳時中表示，英國智庫採用的是「過程指標」，主要看政府危機處理。以色列因長期處於伊斯蘭教包圍敵境，所以能有效地透過手機App，以「防恐規格」切實追蹤病患活動範圍；如今為了對抗疫情，該國總理內唐亞胡與政治對手達成共組聯合政府的歷史性協議。

看著別人日增的「安全係數」，面臨敦睦艦隊帶來的防疫缺口，名列上述調查第七的台灣，位置會不保嗎？

新冠肺炎雖然難纏，「坦誠以對」、「團結合作」早是戰勝病毒的共識，但長期抗疫只是初步有成的我們，是誰不忘政黨爭鬥，處處藏著貓膩？又是誰在「磐石艦」讓台灣陷入防疫空前危機，忙築「切割的防火牆」，見抨擊聲浪難擋之後，才有個遲來的道歉？

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身穿手持打火機燃燒國旗圖樣上衣，使電視劇「國際橋牌社」引起熱議，據製作單位說，劇名靈感是源於現實「就像在一場牌局中，有時如籌碼，可是又上不了牌桌，偏偏每件國際大事都會牽動台灣。」此刻爆發危及全島的群聚感染，在這場「究責牌局」中，是誰把別人當作「贏的籌碼」？又是誰看苗頭不對，致上歉意後就想「安然下桌」？

真相，對政治來說或許是個笑話，但對「不長眼的病毒」，笑話就是那個因迴避真相而狼狽不堪的人。但願蔡總統的道歉，並非什麼特定時空下的「勇氣與坦然」，更期待以色列不分黨派的全民抗戰，能成為台灣防疫的典範！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走向地獄。」

雙城記開頭的這段經典文字，說明了現實的兩難。貴族的敗壞，相對換來的是革命的殘暴。我們在面對疫情危機時，也面對了許多的兩難，端看我們如何抉擇。危機時的決定，將會定義我們是誰，並決定我們的未來。

持平而論，台灣整體的防疫表現是可圈可點的。官方沉著應戰，指揮若定。民間配合度高，再加上憂患意識強烈，早早就把戴口罩當作全民運動。但政府決策絕對不會只有單一面向。防疫和維持經濟活動之間，如何滾動式地尋求平衡點，是每一個國家都面臨的考驗。例如多國政治領導者皆選擇防疫優先，而美國總統川普則是希望盡早解封恢復經濟活動；另瑞典則以最小規模管制，希望不影響經濟和日常生活。公共政策的抉擇反映不同的價值觀，不一定是絕對的對錯。危機時刻，考驗的是決策者的領導力。

領導者既要面對疫情帶來的生命損失，又要考慮人民的生計和國家經濟實力的保存，有些還需要面對即將到來的選戰考驗。在危難的時候，更能夠看清楚領導人的能力及人格特質。有人臨危不亂，沉著應變；也有領導人輕忽在先，卸責在後。沒有人在決策上可以不犯錯誤，但是有沒有從錯誤中學習，以及決策時的動機，都將會是疫情過後各方檢驗的重點。

不只政治領導者如此，企業領袖也同樣面臨困難的決定。面對疫情來襲影響公司營運，企業家必須在股東和員工之間、高層和基層之間的權益做取捨，先犧牲誰，先照顧誰？就可以看出企業的價值觀。另外更必須做出短中長期因應各種狀況的準備布局。

再者，有些企業願意在艱困時期共體時艱，主動紓解長期合作夥伴的壓力，例如許多願意降租的房東或降低收費的廠商。有這種雪中送炭、量力助人的公司；當然也有獨善其身，一寸不讓的企業。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曾經說過，「千萬不要浪費一個好危機（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危機怎麼會是好事？當然不是。但是當大家都面臨同一個危機時，能夠做出正面反應的個人、企業或是國家，將有機會在危機中浴火重生。危機時刻，正是能夠建立堅強凝聚力團隊的最佳時機。

台灣因為疫情防範得宜成為學習典範，又有餘力捐口罩給許多國家，已經為我們增加了許多的國際好感與能見度。但是不斷地用廣告強調台灣在幫忙，還要去抨擊沒有具名表達感謝的國家，則是自己又抵消了原來善行的效果，值得國人深思。

這到底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答案就在我們每一天所做的選擇裡。如前所述，危機時的決定，將會定義我們是誰，並決定我們的未來。

（作者為雲品國際董事長）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報導台東縣民賴金田貸款買山種樹，只為把大地還給自然，並幫野生動物開一家大餐廳。這位賴桑憑著一股愛護自然的熱忱，默默地種樹，既豐富生態，也為「保護生態，永續發展」做了最好實踐，令人感動又佩服。

相對於熱心人士在山上廣植樹林的實際行動，政府在平地的植栽綠化工作，似應更加強落實。受全球暖化及溫室效應影響，氣候異常、氣溫升高成常態，種樹被視為降溫、減緩暖化有效手段，年初在瑞士舉辦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便倡議「一萬億棵樹計畫」。

每年植樹節都有植樹紀念及贈送樹苗活動，但往往流於形式，不管是機關首長種下的樹，或發放給民眾的樹苗，始終未見成樹成林。至於最常被選作行道樹的黑板樹及小葉欖仁，每逢颱風季節，不是腰斬，就是被砍頭，不但破壞市容，對城市美綠化更是很大的諷刺。

「為未來種一棵樹」的願景工程，讓國人認知到種樹重要性，也看到民眾為這塊土地付出的努力，擁有更多資源的政府實應在植栽綠化作為上更加把勁。對不適宜充當行道樹的路樹該移則移，慎選具美綠化效果，又能調節氣候的本土樹種，特別應避免種樹再砍樹，及換首長就換樹種的浪費之舉。

蔡英文總統為了敦睦艦隊染疫事件，正式表達歉意；蔡總統道歉了，但行政院長蘇貞昌呢？這件事難道都不用負起任何責任？

這就是現行體制的矛盾，我國屬雙首長制，總統由人民直選，可提名行政院長，卻是由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因此總統「有權無責」；只是依憲政運作，總統是三軍統帥，負責國安事務，行政院長鮮少碰觸兩岸、國防，但這方面就算無權，同樣有一定責任，因此是「無權有責」，畢竟不論國防部長或外交部長都屬內閣成員。

截至目前為止，敦睦艦隊的染疫事件，究責暫時只辦到敦睦艦隊支隊長、艦指部指揮官，雖然國防部長、海軍司令自請處分，但蔡總統親上火線道歉時，特別強調要等到調查完整、釐清責任後，再進行懲處。

接下來，若是疫情獲得控制，這次艦隊染疫事件或許可以止血，只是一旦疫情蔓延，恐怕要有更多人摘下烏紗帽。

可以預見的是，當有下一波懲處時，海軍司令部、國防部絕對是首當其衝。至於國防部頂頭上司之一的蘇貞昌，因為蔡總統幾乎已把責任攬在身上，閣揆恐怕也覺得責任不在個人，他就算不出面代替行政團隊道歉，這把火也不會燒向自己。

何況疫情發展至今，防疫工作的成敗，幾乎全落在衛福部長陳時中頭上；自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迄今，包括疫情擴大、指揮中心升級，一直都由陳時中擔任指揮官，理應站上第一線的蘇貞昌，一直交由陳時中指揮大局。

由陳時中任指揮官，是借重專業，但不代表陳時中能協調其他部會。以敦睦艦隊疫調來說，軍方表面上雖然配合指揮中心，實際上卻不太甩陳時中，甚至對疫情和軍方管理諸多隱瞞，直到蔡總統下令後，軍方才陸續吐出真相。

這意味著陳時中根本管不動國防部。本來，當指揮中心一級開設時，因為要協調跨部會事情愈來愈多，通常由閣揆親任指揮官，方便管理、調度，如今仍由陳時中獨挑大梁，這樣的安排，這一次難道沒有嘗到苦果嗎？

但這或許不是民進黨政府在意的，因為他們想要度過的是政治危機，至於防疫責任只是其中一環，只要有人扛責任就好。

新冠病毒全球肆虐，有愈來愈多產業類移工向外國人安置中心反映：雇主以防疫理由加強宿舍門禁管制，甚至下班後、休息日、例假日，皆管制不准移工外出，若有購物需求，則需託付本國籍同事代為購買。

管制如同拘禁，粗魯的剝奪移工自由與私人生活選擇。儘管資方宣稱是為保護，避免移工染疫。而申訴移工感受到的是，自己被「關著」，像生活裡只有工作、吃飯、睡覺、看電視的動物。

這嚴厲的管制禁令，若非源自於雇主對疾病過度恐慌而過度反應，便是以愛之名的歧視，或以防疫為藉口趁亂將移工集中管理，以減輕管理者的工作量與人事開支，特別是免除不假外出或行方不明的疑慮。

然而，雇主絕不敢將如此強烈的手段用在本國籍勞工身上，因為他們深知這是違法行為。本外國籍勞工就是同工不同命，相較於感受到歧視的壓力，以防疫為由的嚴厲管制，是身體與心理的雙重束縛。

法令將移工的生活照顧責任責付給雇主時，讓雇主的角色從生活照顧服務人員，隨時得轉化為惡房東、惡保母，甚至對外出逾時未歸的移工，做出行方不明通報剝奪移工合法居留與工作權。

面對這種嚴重傾斜的權力關係，移工們需要祈禱疫情切莫造成雇主過度恐慌，否則將難以預測自己將來還會遭受何種不合理對待？

防疫期間移工回國是暫不許允重新入境的；依勞動部的因應措施包括：防疫期間聘僱效期屆滿的移工延長三個月效期；休假返國移工暫緩休假，或暫不核發重入國許可；新進移工社福類由政府提供集中檢疫場所隔離十四天，產業類則由雇主提供場所經檢查同意後使用。

在防疫的大旗下，政府自出入境管制移工。移工都與國人共同生活，遵守著共同的防疫規範。雇主若還是有所顧慮，應該是確保移工獲得足夠的資訊做好自主管理。無論如何絕不是鎖上大門，限制移工出入宿舍、廠區的自由。

任何權力都應有所節制，雇主的權力也應做好自主管理。

國防部廿一日晚記者會宣布海軍敦睦支隊失職幹部懲處案，印證綠營這幾天頻頻放話說一定要「星星掉滿地」，果然中將艦隊指揮官和少將支隊長被調職，並口帶威脅地說，這只是第一批，後續還有。果然民進黨執政仍不改民粹辦案，還是先拿將軍開刀，讓星星掉滿地，讓大家爽。殊不知自己已經執政了，還跟在野一樣。

這些將領都是明日捍衛台澎的海上指揮官。像這位艦隊指揮官可是全國軍責任最吃重的長官，他不但統領所有艦隊的艦艇、潛艦、直升機等（軍政），更身兼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軍令），海軍從北到南、從空中到水下，所有執行作戰任務的兵力運用，全在他一人肩上。連他都被拿下，真不知道台海安全誰才是重中之重。

為什麼這件事反應如此激烈，甚至國防部長還要自請處分，最主要原因是：這個新冠肺炎防疫我國看到大陸的慘狀，我們至少有兩個月時間做所謂的「超前部署」，讓客觀環境最惡劣的台灣，在本身防疫上，在協助全世界國家上，甚至在政治上都獲得相當成就。這個來之不易的成就，不能輕易受到傷害。好在發現得早，還沒有鑄成不可收拾的結局前，還有機會緩轉。

我想支隊長最大的疏失，是沒有注意到有官兵曾有發燒現象，不應草率結訓讓支隊官、生、士離艦；結果在離艦的次日被確診，造成全體官兵召回集中檢測。不錯，航行期間，磐石艦有五位、康定艦一位、岳飛艦二位發燒，均在軍醫官處求診治療，這些都建有就醫紀錄，支隊長也都知道這些紀錄。為什麼知道有人發燒沒向上報告，還依計畫結訓放假？這裡要講清楚。

發燒是新冠肺炎的表面症狀之一，但並不是發燒無論大小都構成成立的要件，發燒要燒到多少度以上有規定在，超過那個標準才考慮收容做進一步檢驗。因此當支隊的醫官反映這些都是普通感冒時，支隊長下令結訓放假是正確的。如果支隊長每日從醫官那裡知道健康狀況可以結訓放假，那麼艦隊指揮官為什麼要連帶處分？難道拔掉的星星不夠，一定要湊滿某個數目嗎？

國防部這麼快就把責任釐清，就愈顯得急就章，找人頂罪。我們從頭分析，這個案子攸關僅剩無幾的邦交國邦誼加強，破除萬難也要達成任務，因此去與不去絕非海軍司令部，甚至國防部能夠做主的。要到帛琉去，必先了解該國疫情如何？該國是無確診，但不敢說是「世外桃源」，因我國防疫指揮中心曾協助該國進行檢驗，知道該國紀錄是無檢驗能力所致，因此國防部應事先協調外交部取得資料，再不行情報次長室也有專人在該國可蒐集情報。但是直接交海軍看著辦，就很難有效了，像這一次支隊臨出發前還在打聽島上有沒有確診？

海軍支隊率隊在外執行任務，除按作戰計畫外，大多數突發事件均由支隊長全權處理，而更多的作戰行動均依作戰默契行事，而此默契端賴無數次的操演兵棋推演養成，不期望事務性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