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建銘的機靈曾贏得蔡英文的讚揚，不是沒原因的。蔡總統拋出「修憲」議題，所有綠委立刻忙著找題目發揮，藍軍則想著這回不再當煞車皮；只有柯建銘想的不一樣，他想的是：時間要算準。

真的，蔡英文並沒有錯愛柯建銘。修憲的門檻很高，立法院通過後，還要經公民複決，有效票須超過選舉人數一半才行。所以，老柯想的是：公民複決一定要「綁大選」才行，而且算準要在二○二二年舉行。

問題是，民進黨去年才強行通過《公投法》修正案，把公投和大選「脫鉤」，目的是讓公投提案更難通過。現在民進黨為了修憲，柯建銘又動歪腦筋想要讓「修憲綁大選」，這不是在打自己的嘴巴嗎？何況，民進黨不僅把公投和大選脫鉤，還規定公投只能「每兩年」在「八月的第四個星期六」舉辦。算來算去，民進黨要在二○二二年八月舉辦修憲複決，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當然，以蔡英文團隊在初選「做掉」賴清德的謀略，還讓他最後乖乖接受「蔡賴配」；民進黨接下來要拗回「修憲綁大選」，甚至讓大選改日期，應該不是太難的事。就像先前公投法規定公投必須「綁大選」，也是民進黨堅持如此；誰料，二○一八年底一下子通過了七個公投案，民進黨又嫌公投門檻太低了。

在民進黨眼裡，中華民國的憲法和法律都是用來「修改」的，而不是用來「遵守」的。老柯的算盤能翻來覆去，就算準愚民遊戲太容易玩。

中國大陸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北京決定直接制定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例和執行機制，對香港投下震撼彈，也引起台美和各國的關注。香港人昨天發起第一波抗爭，川普則揚言會有強力回應，意味美中角力將更激烈。在台灣，各界均高度關切，總統府並稱「一國兩制」與民主自由必然扞格。「港版國安法」對兩岸三地的衝擊，值得關注。

外界對中共驟然提出「港版國安法」感到意外。港英末代總督彭定康批評，中國不應在全球疫情流行之際霸凌香港；《紐約時報》則形容，這是習近平趁西方忙於抗疫時「馴化香港」的政治豪賭。事實上，中共在去年四中全會即已就無止盡的「反送中」抗爭作成決策部署，強調將維護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並建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很顯然，北京的箝制欲望，對應港獨及反送中抗爭失序，已形成惡性循環。

港府無能立法又無力治理，北京因而代位立法，加強管治。在形式上，這將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公布實施；實質上，則是中共繞過香港單邊立法，在港設立國安及執行機制。中共展現維護國家主權決心，絕不容忍港人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和港獨分裂國家，並釜底抽薪解決了越界執法的法律難題。但更多人擔心的是：當河水犯了井水，「兩制」既垮，唯剩「一國」。

美、英、加、澳、歐盟等均表達關切，但恐僅美國有能力採取行動。美國可能制裁被認為侵犯香港人權的機構、企業或個人，也威脅取消香港特殊地位，撤銷關稅優惠和簽證待遇；此舉，勢將嚴重打擊香港作為自由港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這不但會銷蝕香港「金雞母」的獨特性，也將堵住中國大陸聯通世界的一扇重要門戶。

美國可針對非其領土的香港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保護香港法案》，卻不准中國對自己的領土制定「港版國安法」，看來矛盾。這固可說是為關切民主自由與人權，但更接近事實的解讀，應該是美方藉以擴大美中貿易戰的衝突。尤其，中共這項立法明顯針對顛覆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干預，主要在打擊「反中亂港勢力」，從美國、台獨到港獨其實都不難對號入座。

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必使兩岸問題變得更複雜難解。北京的底線畫得明確，台灣不能暴衝或心存僥倖；但台灣大多數民眾反對「一國兩制」，也毋庸置疑。北京透過《基本法》預留的後門，伸手強勢管治香港，不僅讓港人擔心民主自由與人權保障受到威脅，也讓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更覺反感。去年香港推動《逃犯條例》修法，不少台灣民眾就擔心過境香港的安全問題；一旦「港版國安法」通過，這個擔憂就變得更具體了。

檢視蔡英文從政治谷底翻身，壓制賴清德、打敗韓國瑜，就是因為習近平提出「兩制台灣方案」，讓她順手撿到了槍。而習近平倡議探索「兩制台灣方案」，還強調兩岸各黨各界代表對話溝通、民主協商，因此只要還談兩岸心靈契合，就不能搞單邊主義或硬幹作風。但中共不能期待民進黨，也不敢寄望國民黨，於是在推動兩岸社會融合上，繞過蔡政府，就操之在北京的範圍推出各項惠台措施。這與「港版國安法」單邊立法的背景類似，差別只在「示惠」與「樹威」之異，北京當然也無法為台灣代位立法。

在「一國兩制」議題上，台港情況不同。在台灣，只要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不變，就難有「一國兩制」的選項。在香港，如果中共能夠信守鄧小平的承諾，「一國兩制」其實是最有利於港人維護自由民主與人身安全的制度性保障。然而，香港若從「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兩岸距離就只會更遠了。

日本重量級半導體產業專家南川明，接受日本電子業專業媒體專訪，分析疫情後2020年的全球電子業展望。南川明評估，受疫情影響，2020年全球電子業的生產將比去年減少7.7%。這樣的衰退接近2008年金融海嘯對於全球電子業的影響，當年是減產8.7%。南川預估2020的全球半導體設備投資，將會比去年減少2%。在過去數月，三星電子已經變更西安第二工廠的3D-NAND生產計畫，而台積電3奈米試產線裝設，也因歐美疫情影響，供應商無法如期交貨，原訂6月裝機被迫延後至10月，南科18廠試產線投產恐怕被迫延後至少一季。而就市場展望而言，疫情導致各國失業者急速增加，消費者支出減，手機銷售低迷，尤其大陸市場，3月底開始，日本的半導體業者來自中國訂單進入急凍狀態。

儘管2020全球電子業不管是生產面還是消費面，都將是負成長，但對於電子業的發展還是樂觀，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疫情帶來宅經濟蓬勃發展，相關電子產業業績旺盛。疫情期間，因為居家工作、遠距教學與會議等需求，日本的網路資訊流動量成長20%，歐美國家甚至有超過30%的成長。宅經濟帶動筆電、平板、網路設備與相關零組件的急單效應。而各網路巨擘企業，如Amazon、Netflix等都在積極擴建資料中心。如前述，儘管三星放慢用於智慧手機生產NAND Flash記憶體西安工廠的投資計畫，但是生產資料中心用DRAM的韓國平澤工廠，投資案則是照原訂計畫走，由此可以看出，疫情下資料中心建設所帶來的硬需求。

南川明樂觀的第二個理由是，儘管疫情延緩今年5G產業的需求，但需求只是延後並沒有消失。南川分析過去十年間，凡是因為景氣衰退使得半導體需求減少，隔年就會出現爆發性成長。金融海嘯使得2009年景氣低迷，但是2010年的景氣反轉，讓半導體市場在當年有三成的成長。同樣的，2016年全球景氣滑落，但2017年之後是兩年的半導體好景氣。因此，南川預測，2020年經濟受疫情的影響愈大，2021年電子業的反彈就會愈高。

研究機構IC Insights在4月下旬所做的全球記憶體市場評估，也有一致的看法。在疫情爆發之前，這家機構樂觀預測今年記憶體市場，將因5G產業崛起而強勁增長14%，但受疫情影響，今年記憶體市場將與去年持平，約1,104億美元。未來兩年將恢復成長，2021年估成長21%，2022年再成長29%。

綜合前面討論，2020年的全球與台灣電子業，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疫情下宅經濟的受益企業，另外一種是在生產或者消費面上，因為疫情而被迫負成長的企業。而對負成長的企業而言，2020年將是先蹲後跳的一年，因為疫情被壓抑的需求，將會在2021年一口氣爆發。

此外，近日美國宣布供貨華為的海外企業，只要有使用到美國科技，都必須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才能出貨，這將會為我國2020電子業帶來隱憂。儘管美國沒有明文禁止台企提供半導體給華為，但是許可制度帶來高度不確定性。以2018年美國商務部對中興通訊的出口禁令為例，從4月禁令開始到美中協商後的7月解禁，中興實際上有三個月陷入無法營運的狀態。料敵從嚴，在美中科技戰升溫的情況下，2020年內可能出現，有數個月無法供貨給華為的營運風險，台企必須做好準備。

去年十月底，美國總統川普推文稱民主黨對他的彈劾調查是「一場私刑」，並煽動共和黨員的仇恨情緒：「若換成民主黨人擔任總統，而共和黨人贏得眾議院，即便只是微小的優勢，也可以彈劾這名總統，無需正當程序、公平或任何法律權利。所有共和黨員都必須牢記此時所看到的一切：一場私刑。」

依牛津辭典解釋，所謂私刑，意指一群人基於仇恨未經法律審判就處決（某人）。私刑是一種「有罪推定」的懲罰形式。在水門事件期間，被調查的尼克森總統也曾擔心參議院水門事件調查委員，會有一種「私刑暴徒心態」。

綠營名嘴在某政論節目中公開承認，「罷韓投票是一種仇恨的動員，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事件。韓市長被提名總統候選人時氣勢如日中天，反轉的關鍵是年輕人用創意抓住一些小事去ＫＵＳＯ、去酸韓市長」。此種仇恨動員，使得韓市長在網民心目形象逆轉，也是一種有罪推定的私刑。

引用加拿大哲學家麥克魯漢的巧妙比喻：網路媒體散布的內容只是「小偷隨身攜帶的鮮美肉塊，用來引開守護我們心智的看門狗。」在台灣，網軍刻意散布的「倫理惡」，讓大眾的心智沒了看門狗，「私刑暴徒心態」借勢而起。台灣人原有的民主智慧與良知，因網軍帶我們進入膚淺時代，而宣告式微。

在台灣，「有罪推定」的病毒已經四處擴散，媒體上的未審先判，網路上的群攻霸凌，都是症狀。廣義上，促轉會、黨產會以及此次的罷韓，都可以被歸類為侵犯「民主」這個有機體的「有罪推定」病毒。台灣已不再依證據論斷，而是放任用投票或網路民意來甩鍋被奉為普世價值的「無罪推定」原則，從此將如罷韓一樣，可以印製各種法律事件的酷碰券，兌換心目中想要的政治利益。

罷韓是一時的，但爾後凡是對官員不滿，即可用川普眼中的私刑用詞誘開人們心智的看門狗，誰能保證用「倫理惡」培養出來的「罷免」病毒，不會在各黨派間蔓延？當政黨的互動只剩仇恨，台灣的民主政治將永如菜瓜布的肺，無法正常運作。若不希望「罷免」病毒在台灣擴散，其疫苗又該由誰來研發？

印地安人有句名言：「土地不是我們從祖先那繼承的，而是向子孫們借的。」是否，我們也應沉澱思考，台灣當下這塊引以為傲，講究人權的民主樂土，是否也是我們向子孫們借用的？

日前下了一波梅雨，南部若干地方有大小積淹水災情傳出，而高雄市是否淹水也特別引發國人關注。因為若有淹水情況，罷韓團體及民進黨將如同「撿到槍」借力使力推升罷韓成功率。而韓市長就任以來，對於清淤、地下排水道非常重視且不遺餘力進行清淤工作，從去年乃至於日前這波梅雨，雖有部分地區淹水，但都快速消退，沒有造成嚴重災情。由此可見清淤和疏通地下排水系統這種基本功略見成效。

此次下雨也考驗韓市長的路平品質。因為過去的道路柏油都禁不起下雨考驗，只要雨後，道路處處都是坑洞，才會有前年「八二三泡戰」及五千個天坑出現。韓市長就任後對於馬路柏油刨除、鋪設更是不敢馬虎，所以重新鋪設的馬路柏油品質都非常扎實平坦，頗受市民的肯定與稱讚。而經過這場豪大雨的洗禮，可發現這些重新刨除鋪設的柏油路，仍然是非常平坦完整，絲毫沒有看到任何坑洞，品質應該通過了考驗，相信市民應該有所體驗且有感才對。而且像路平工作做得好，與我們息息相關，不管開車或機車族都是多了一層保障，這難道不是民眾之福？

面對下雨積淹水問題，韓市長語重心長說：天上要下多少雨老天爺決定，但清淤防淹是真本事，且退水的速度要由市府團隊來努力，大雨過後檢討並持續努力。這幾句話簡單平實，但卻真的一語中的、鏗鏘有力。

全民歷經多月「順時鐘」防線，昨天喜迎連續四十三天無新冠肺炎本土病例。隨著國內疫情趨緩，相關原有管制陸續逐步放寬，景點、商圈也開始出現人潮回籠，但近日幾個場景，卻似乎顯見後疫情時期「解封」作為不若防疫時期般「順」暢，甚至出現雙重標準。

先是中央和地方互槓酒店舞廳復業，接著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和交通部針對雙鐵賣不賣站票也不同調；這幾天當台北車站大廳在開齋節呼籲人潮避免群聚之時，另一頭國家音樂廳也重新「開門」迎接聽眾，但「口罩音樂會」之餘還得梅花座，指揮官陳時中卻是穿著花襯衫和木屐，「男神」般在民眾緊貼簇擁下逛墾丁大街。

台灣防疫確實成功，但代價是民眾和業者大規模縮減民生和商業活動，包括交通、觀光等「海嘯第一排」產業更是幾乎窒息。

交通部率先「超前部署」，提出取消端午連假期間台鐵站票和高鐵自由座禁令的規畫，未料指揮中心先是同意規畫，但陳時中接著卻說「站票要總量管制」，後來又說要「有限度的站票」，最後更直說反對站票，讓交通部和雙鐵暈頭轉向，一時間「抓不到時鐘的走向」，最後只能取消站票規畫。

再看北車大廳爭議，官員忙著推動防疫旅遊、規畫安心旅遊國旅補貼，「海嘯第一排」彷彿吹起振興號角，不少民眾更是等不及振興補助啟動，很多景點早已湧現因防疫悶壞的觀光人潮，全民正要重啟正常生活，北車卻是高舉防疫大旗，試圖阻擋戴口罩移工在開齋節依往例聚集慶祝，就連前來聲援的民間團體，戴著口罩也被「柔性勸導」，讓人摸不清解封步調還「順不順」？

這天晚上，「阿中」部長還以「樂活防疫旅遊」為由，把指揮中心移師墾丁，戴著口罩的防疫團隊還在墾丁大街上接受群眾歡呼、簽名、大啖海鮮，不僅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新聞畫面上甚至看到許多民眾沒戴口罩，但從防疫團隊、地方首長到民代卻是大喊「我台灣、我驕傲」。

不少人一頭霧水，難道這就是要大家順著的「防疫新生活」？

防疫緊繃，指揮官一聲令下全民遵守，「防疫陳時中」確實幫我們守住了台灣。如今全民期待回復正常生活，路途卻正走得顛簸，我們能否也有「解封陳時中」帶領大家前行？

在全球傳染病（COVID-19）的疫情仍未有效緩解之際，流行病對於貧富差距的影響也成為輿論關注的議題之一。

「科學」（Science）雜誌在五月十四日刊登的一篇特稿指出，流行病對全球或國內貧富差距的影響相當複雜，長期歷史研究發現，規模最大與最嚴重的疫情，特別是當窮人與富人同時大量受害，導致財富累積中斷，例如股市與房市崩盤、有錢的年長世代大量死亡，可以造成「大夷平」（Great Leveling）的效果：疫情越嚴重，越能減少貧富差距。著名的實際案例就是中世紀末歐洲的黑死病與一九一八年的大流感。

當然，這只是疫情失控的副作用，就算關注貧窮或階級問題，通常沒有人會為了減少貧富差距，故意擴大全球疫情，好讓資本主義崩潰或引發革命。

疫情「社會脆弱性」 短期貧富差距惡化

流行病可能造成第二種情況，則是導致短期貧富差距惡化。天災風險研究稱為「社會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公共衛生或醫學研究有類似的概念「易感染性」（susceptibility），通常指影響人們受災或感染的社會、經濟或身心條件，如疫情裡的健康不平等。

在個人層次，中下階級或低所得家庭、因族群或膚色受歧視者、照護家庭的女性、身心健康狀況造成行動能力障礙者，受災風險較高；在總體層次研究中，前述弱勢群體透過居住地點、醫療、教育、住房或公共工程品質差，或公共交通不便等中介因素，也會提高受災機率。總之，天災或疫情可能侵害某種弱勢族群，導致貧富差距惡化。

不平等導致防疫漏洞 疫情易侵犯弱勢群體

台灣在疫情爆發之初也呈現了社會脆弱性。在ＳＡＲＳ與這次疫情中，除醫療人員外，醫院外包清潔工、白牌計程車司機、兩岸工作移民、東南亞家務移工、大樓保全人員、特種行業女性工作者、與磐石艦水兵等，都是職業跨境移動與不平等導致防疫漏洞的例子。

從前述研究可知，「大夷平」通常是在抗生素與疫苗發明前的瘟疫，當時醫學無法確認傳染病源，沒有安全飲水、社交距離、口罩等阻絕人傳人的方法。「科學」雜誌特稿指出，這次疫情似乎更類似後一種情況，也就是侵犯弱勢群體，導致受害者所得減少或破財消災，以致貧富分化。

政府補助真正災民 才能減少貧富差距

在台灣近年來的天災與瘟疫歷史上，極少出現「大夷平」效果，以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地震、二○○三年的ＳＡＲＳ與二○○九年的莫拉克風災來說，對全國貧富差距幾乎沒有影響，災後貧困出現在少數災民群體，政府補助款針對受災戶而非普遍發放。筆者研究顯示，補助真正的災民才能減少貧富差距。而且，前三次災情的兩到三季之後，都出現過Ｖ型的經濟反彈。

全球若走向「大夷平」 紓困政策要隨之加碼

這次我國政府與公民社會合作之下，有效限制疫情，國內經濟情勢相對樂觀，在這種情況下，有錢人與做工的人一起拿補助款，彼此的貧富差距不會消除。針對受害者進行「精確紓困」，才是減少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雖然日前政府紓困有資訊與技術困難，但是政策方向沒錯。

不過，如果全球疫情難解，引發大蕭條或戰爭風險，情況走向「大夷平」，危機就是轉機，我國紓困政策要隨之加碼，甚至考慮長期產業轉型與創新契機。

台灣貧富差距擴大 皆與經濟蕭條有關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貧富差距兩度明顯擴大，都與經濟蕭條有關。第一次是二○○一年資訊業泡沫化所致，接下來十餘年台商資本西進中國大陸，非典型工作增加，使年輕世代成為高失業率與低薪的「崩世代」，之後引起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

繼二○○一年之後，台灣第二次貧富差距惡化，來自二○○八年全球大蕭條，影響擴及中小企業，兩岸三通與ＥＣＦＡ更使得低薪服務業，例如旅遊、餐飲與運輸等依賴陸客。隨著民進黨上台，中共以減少陸客自由行與團客來威脅，相關產業民眾收入減少，加上年金改革衝擊，引起二○一八年的民粹政治「韓流」。

恢復全球化是迷夢 藉機創新福利國家

近來美中貿易戰持續，迫使依賴中國大陸廉價勞工的台商回流，加上疫情在武漢與東北反覆爆發，恢復全球化與兩岸開放已是迷夢，民粹政治即將退潮。台灣政府與民間應藉機改善健保，推動公共托育、智慧長照與產業升級，創造就業等，建立下一代兼顧健康與公平的「創新福利國家」。（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因肺炎疫情，空間流動受到限制，台鐵順勢想處理台北火車站「黑白格廣場」長期被民眾與移工聚集而坐的「慣性」。這考慮禁坐的想法，引起社會譁然，有人叫好，有人替移工出聲。

台鐵公權力是假疫情剝奪人民公共空間的近用權嗎？而火車站裡面的空間，到底是屬於全體大眾還是旅途中的遊人？城市中公共空間領域有哪些侷限與機會？從近來快閃反叛空間被霸占的行動中，挑戰著公共的界定與空間的反思。

台北火車站的室內空間極為寬敞，為購票、托運行李、走路等「坐火車」的旅人增加快意。然而，不成比例缺少候車休息的座椅，正好釋放出極大的「公共空間」。

害怕遊民坐臥在座椅，卻拆掉長椅不讓等候旅客久坐的初心，讓出更大地面，黑白格上的棋子，轉變為東南亞移工休息時的重要場地。從防雨防曬、空調加持、購票者的忍讓，到空間掌管者台鐵的逐漸默認，台北車站這塊公共空間的「場域」，對於移工來說，已經轉化，甚至內化為熱天雨天最好的集會場所。

空間氣氛本就是一種社會關係，成員之間的維繫也會逐漸影響空間的「符號建構」，這符號包括：權力、族群、經濟、信仰、社會結構、印象記憶，到期待想像等，這樣的台鐵車站符號，都無時無刻讓外來移工相互「再生產」出他們心目中的「集會場所」。

大批的移工因周末聚會、到宗教活動等長期涵化北車內為「社會空間」需要，此思維凌駕到火車站「本體空間」之上，這時的火車站，就變成各取所需的符號意義。通車大眾有想要回自己購票旅途的行動空間嗎？還是旅人也覺得很多人坐在站內地上也沒關係？台鐵有沒有再為候車的乘客準備座椅想法？

而移工原本被認為「期待想像」、可以他鄉遇故知的場域被剝奪，這是台鐵北車的公共責任？或是大學生尋跳舞場地、小學生的校外教學，都想要選擇北車這塊集會場所，適當嗎？

可以看出，公共空間的複雜性與「認知」性，都有不同。今天是因為北車的空間夠大，才能吞吐那麼多人湧入；桃園中壢火車站外來移工也多，但因為連走路通行都難，所以哪能有坐臥的企圖？

在對空間友善釋出善意時，是該對所有使用人釋出善意，取其公共下的平衡；若每種人都想保護、都想得利，結果就是那個虛渺公共空間的衰敗，得不償失。

聯合報廿四日「會考自然科，出現城鄉差距」的報導，讓我想起擔任會考監試委員時無意間發現的情境，藉此分享一下我的所見。

我監試的考場，有一半是某國中體育班學生，坐在講桌正前方的一位，特別引起我的注意。社會科、國文科都非常認真思考、作答，答案也近乎正確，寫作測驗更是寫到第二面的三分之一，且段落明晰。然而，數學科卻是幾乎不看題目的隨意畫卡；自然科剛開始還努力答題，遇到滑輪、電路等與物理相關、可能需要計算的題目時，就是一臉懊喪，胡亂填答；英文科第一大題還勉強，後面遇到閱讀題，也是直接放棄。

從這位學生表現來看，他可以算是有心想讀書的孩子，社會、國文，乃至於自然科中的化學或生物，應該都有認真準備吧？但為什麼其他科目，會選擇無奈地放棄呢？這樣的孩子，我相信不只是這裡，全國各地皆有，為數不少且逐年增加。可以想見，這樣的孩子即使上了高中，也只會加深挫折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

數學不要硬背公式、自然科要實驗與探究、英文要重視聽力與口說，都是新課綱「素養」精神要項，也是值得努力的目標。設計課綱與決定教材的學者們是否捫心自問：什麼樣情境下，可以不透過前人的理論或知識基礎，就發現一個公式且運用自如？可以自己傾注溶液、組裝零件、摘花採果，就知道自然界的道理？可以隨時如身處國外，自然而然會聽會講？尤其在資源不足的偏鄉，可能連基本學科都顧不上，這樣的教學與考試內容，無疑是不公平的。

教育部國教署強調，已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提升教學設備計畫，鼓勵各校申請實驗設備的建置，同時亦辦理中小科學教師探究課程設計工作坊，以補足偏鄉教師資源。但這不僅是硬體與師資的問題，而是教育根本步驟錯誤的問題。

一○八課綱新增了跨學科彈性課程後，基礎學科時數大減，對科目的基本認識不夠，要懵懂茫然的國中生如何依興趣選擇課程？基本理論都不會，如何走進實驗室自由探究實作？學問有其順序與邏輯，如今已站在最高學術殿堂的學者們，是否就忘了自己以前求學的過程與面對課題的困境？

朱熹強調「格物致知」，萬事萬物皆可有理；王陽明面對竹子數日，僅得到飢腸轆轆與頭暈幻聽的結果，並未「格」出任何「知」來。兩位學者如此大的分歧在於，朱熹認為應從外物去證明事理的存在，是先有理而證之，王陽明若未先得理，則如何得證？套用到現今的教育現場亦然，國民教育應該是培養全體國民達到某一知識水準，且以此為基準，發展各項專長。還沒認識根本，就要往分枝邁進，無疑是教孩子邯鄲學步，最後一事無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