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被罷免時，陳其邁是否私心竊喜，外人不得而知；但蔡英文徵召他補選市長時，他倒是哽咽了。陳其邁說，就算用爬的，也要達到目的。這話略顯矯情，哪裡用得著爬，地毯都鋪好了，他坐著轎子就能入主高雄了。

這下子，陳其邁也可以創造紀錄了。韓國瑜是史上首位被罷免的直轄市長，陳其邁則將成為首位同一屆市長選兩次的人；靠著罷韓國家隊，他的當選早就寫好劇本。如此堅忍不拔的勵志故事，不該寫進教科書嗎？

他的故事，還得用陳其邁自己的話來貫穿。他說，高雄是他「一生懸命」的地方。翻成大白話就是：當高雄市長是他此生夢想，一次選不上，把贏的人幹掉再選，直到選上為止，這是他必然的義務。這份堅持，罷韓四君子應最能心領神會。

話說回來，「一生懸命」四字，未免說得浮誇。輸了十五萬票後，他馬上北漂去當副閣揆，這個故鄉他可一刻也沒多留；只有高雄突然下了大雨，他會匆匆返鄉去博點鎂光燈。但新冠疫情提升一級開設時，他悄然放下自己的公衛專業，把指揮官的重擔丟給陳時中去扛。這樣的表現，又是什麼「懸命」？

讓人訝異的是，陳其邁的懸命中也有個「小明」。他說，前年敗選，就像用功讀書卻拿不到第一名的「小明」；這和武漢回不了家的小明遙相呼應。但其他小明是有家歸不得，上學都成問題；好命的「小邁」，則是將踩著鋪好的紅地毯回鄉當官去。

監察院最近針對高雄氣爆案對高雄市政府提出糾正，主因是市府未將四十多億民間捐款悉心用於災民救助，卻挪作其他行政事務費用，或用於購置業務設備，乃至將專款用於觀光行銷宣傳或支付電信費用，明顯違反法律相關規定。與此同時，蔡總統昨天提出下屆監委名單，內定高雄市前市長陳菊出任院長。但以陳菊這種公私不分的行事作風，她真的適合出任御史大夫監督官箴嗎？

監院的糾正案在韓國瑜遭罷免後數日提出，綠營質疑此舉是在「報復罷韓」；氣爆自救會會長陳冠榮則批評，監院「只問顏色，不問蒼生」。事實上，氣爆案事發迄今已經六年，此刻才提糾正，已嫌太遲。再說，這項糾正案若早一兩個月提出，綠營不會指控這是在「掩護韓國瑜」嗎？至於自救會長陳冠榮不僅是罷韓要角，更是參與氣爆捐款運用的關係人，就算沒有利益瓜葛，他能說自己沒有監督不周之責嗎？

二○一四年高雄地下管線深夜氣爆，震驚全台。民間愛心瞬間大爆發，短短時間即捐出四十五億元，匯集成一條大愛之河，希望緩解那些受災受驚民眾之苦厄。未料，如此龐大的善款來得容易，卻給了高雄市政府任意揮霍的機會，儘管制定了捐款的管理運用要點，並明訂專款專用事項，實際上卻恣意踰矩濫用；最後交出一筆糊塗帳，有些捐款連收據都無法查清。

檢視監察院對氣爆案的糾正文，包括幾項重點：第一，根據《災害防救法》規定，所有捐款均應直接用於災民之救助，高雄市府卻任意將善款挪用於購買業務設備，諸如資訊設備、軟體、座椅汰換、遮陽棚等無關事物。第二，市府提報的五十九項捐款運用計畫，均未敘明符合《捐款運用管理運用要點》的哪一項目，甚至辦理泰國市場的推廣行銷、公務員出國考察、E化公務系統整合建置費用，皆挪自民間善款。第三，市府委任律師提起民事訴訟，律師費竟由善款支付；且許多個案求償金額不及萬元，仍支付每案一萬元之律師費，均屬不當及不相稱。第四，珠寶公會捐款三千多萬元，並與陳菊公開合影存證；但實際捐款流向，迄未查清收受捐款的對應收據。

綜合上述糾正事項，無論綠營如何辯解，乃至「蔡系監委」如何從旁撇清或干擾，都無法洗白陳菊市府團隊濫用民間善款的事實。試想，一個自命開明進步的政府，竟能將社會大眾濟助受災戶的捐款挪去當成行政費用，購買無關的事務設備，甚至用於八竿子打不著的對泰觀光行銷推廣；這樣公私不分的團隊還有什麼紀律可言，又如何對得起高雄災民和廣大捐款人？由於事隔久遠，監委最後僅輕輕以「糾正」作結，並未直指哪些人瀆職、哪些人可能涉及圖利他人。然而，領導這個市府團隊的陳菊如今要出任「御史大夫」之首，負責監察百官之廉能和正直，她究竟要以什麼樣的「身教」，向百官和萬民示範何謂官箴？

除了剛被糾正的高雄氣爆案，陳菊尚有一件與其相關的「慶富案」仍在監院接受調查。其中，陳菊掌管的高雄銀行在短短四天內就通過慶富獵雷艦的十七億履約保證金，更在董事會未決議下即提供慶富公司卅億元貸款。她的海洋局長王端仁還涉及幫慶富喬獵雷艦造船塢。如果陳菊當上監察院長，此案恐怕只有無疾而終一途，否則，要怎麼辦下去？

一個心中沒有正直界線的陳菊，要出任監察院長，社會還能期待她整飭官箴、糾舉濫權不法嗎？這樣的任命，蔡總統還不如直接把監察院廢掉算了，免得它變成另外一個只看政治，不問是非的機構。更可議的是，蔡英文對於國家公器的濫用和扭曲：她若任命黃煌雄、沈富雄出任院長，或許還會贏得一些掌聲；遺憾的是，她心中已不再容得下任何社會公正人士了！

蘇揆聲稱振興券「好領、好用、好刺激」，多數民眾的第一反應卻是「好少、好慢、好複雜，不刺激」，金額比不上馬政府時期的3,600元；最低面額200元、不能找零，不利小額消費；繁雜手續領取只實質增加2,000元的消費券，還不如發放現金簡單又方便等。

可能是因為後來高雄市罷韓等重大事件，分散了民眾的注意力，蔡政府似乎誤以為民眾沒有意見，至今都沒有改進振興券的意思，而在同時，境內疫情零確診已經超過60天，民眾紛紛出遊，但振興券還是要拖到7月15日才能開始使用，平白浪費了六周振興的大好時機。

按照蘇揆的三倍券邏輯和算法，是指讓民眾掏出1,000元的鈔票，換回3,000元的消費券，以3,000元除以1,000元，故有振興消費三倍的效果。但網路上立即就流傳一個諷刺意味十足的「小明」神算法，在政府不增加支出的前提下，若改為民眾只出500元，換到2,500元的消費券，豈不就有五倍的效果？再積極思考，若民眾只出1元，拿回2001元，就有2,001倍的效果了。

以此類推，若民眾1毛錢也不必出，拿到2,000元，等同於對人民發放現金2,000元，從簡單算術來看就是「無限倍」的效果；亦即順著蘇揆的邏輯和思考模式，對民眾直接發放現金，振興經濟效果大到無限；相較之下，三倍券的振興效果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上述小明的神算法，並沒有否定蘇揆的算法或邏輯之意，而是希望政府能夠更積極思考，既然要振興經濟，「好領、好用」就能振興三倍，何不擴張為30倍「更刺激」、更值得全力以赴？若行政院、國發會、經濟部等官員不將小明的神算法當做一回事，認為只是反諷蘇揆的數字遊戲而已，就應該想想為何至今都百口莫辯。

再從法律的實務角度思考，要民眾將1,000元的「鈔票」變成3,000元的紙本「消費券」，也有財產權是否應由人民自由支配的爭議。政府打的算盤是，希望民眾自己也掏出1,000元，來換取政府贈送2,000元。問題是，3,000元的消費券中，有1,000元是來自於民眾掏出鈔票轉換成紙券，若到了12月底沒有用完，豈有不讓民眾將之轉換回現金的道理？何況，消基會從消費者權利保護的角度，認為這1,000元如同民間盛行的禮券，是用現金換成表彰權利的憑證，因此發行消費券的政府沒有限期使用、逾期作廢的權力。政府的消保官最好慎思明辨，以免將來衍生政府和民間的爭訟。

再從經濟角度推論，三倍券是政府給予民眾2,000元之外，自己也多搭配1,000元的消費，也就是希望民眾能「拋磚引玉」。問題是，政府贈送的2,000元代表所得增加，雖然確實有所得效果，但自己出的1,000元是自己的負擔，這部分毫無所得效果，因此民眾真要從自己的腰包掏出1,000元，只會用於本來就想消費、特別是民生必需品的項目上，完全沒有增加消費的功能。換言之，政府打拋磚引玉的算盤，但振興券最多只有兩倍的效果，絕無三倍的可能，根本是對經濟學的認知不足產生的誤解。

因此，就算政府規定消費券不能用來繳稅費，包括水電費、信用卡費、保險費等，也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消費券再多也只有3,000元，又不是30萬元，從個人的恆常所得或從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沒有深遠顯著的效果。既然如此，還要拖到7月15日才能上路，令人啼笑皆非。

活著的人，能不能享受死後的「自由」？

十九世紀巴西作家馬查多．德．阿西斯曾寫過一本小說，敘事者是一位死者。他從墳墓裡說自己的愛情故事。因為已經死了，講話毫無顧忌。也因為死了，觀點特別清晰。

比如說這句：「法國哲學家巴斯卡說人是會思考的蘆葦，胡扯！人其實是會思考的勘誤表。每個階段，都在修正前一階段的錯。直到最後，出版者把修訂完成的最終版本，免費送給墓地土裡的蟲。」

死了一無所有，卻有任何活人都沒有的財富，就是自由。不再受任何規範、評價、野心、慾望、生老病死貪嗔痴的束縛。

當然，從醫學的角度，沒有任何死人能「享受到」這些自由。但在小說中，看到敘事者這樣超脫地笑談一生，仍令人羨慕。

羨慕之餘，我自問：活著時，能不能用死人的觀點，來看事情？

比如說，死了後，對於生前的是非成敗，不會（也無法）再在意，那麼活著時，是否就能不在意？

死了後，生前的愛恨情仇，都沒有意義。那麼活著時，是否就能擺脫這些糾結？

也就是說，活著時，就用死後心境，活得更輕鬆、自在。

死了怎麼會更輕鬆？在小說中，敘事者雖然談的是生、死、愛這些嚴肅的主題，語調卻有一種活人少有的玩心。比如說大放厥詞後他會停下來說：

「我開始後悔我說了這個故事。倒不是因為很無聊，反正我也沒別的事可做，說故事可以讓我分心，不必一直跟永恆大眼瞪小眼。但這個故事講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聞起來就有墳墓的味道。」

活人能不能用這種輕盈，看待自己的榮辱？

當然很難！第一個原因是死後不必吃飯，活著得為五斗米折腰。

第二個原因是如果完全看開了是非成敗、愛恨情仇，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很少人想當死人，我也不想。但看完這本小說，我倒希望自己能培養死人的觀點。碰到很多事時，能從卅年、五十年後的角度來看。一但觀點不同，對這些事的反應立刻不同。

這本書在一八八一年出版，卻能詮釋二○二○年的世界。書的結論是：生命來來去去，每個時代似乎比前一個時代更精明、靈巧、勇敢、技術進步。但最終，還是跟前一個時代一樣悲慘，並且以同樣的速度消逝。

敘事者說：「看清這點後，死去的我，感到冷靜、堅定，甚至快樂。」

墳墓是最自由，和最不自由的地方。正如活著可以很自由，也可以不自由。一切，都在於我們的觀點。墳墓不在土裡，而在心中。

（作者是作家，網路媒體《創新拿鐵》創辦人。）

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遭警方壓頸而死，引發暴動四起。這是種族歧視？還是執法過當？美國每幾年就一次這樣的循環，但這次似乎特別嚴重？

每次遇到類似事件，相關報導常讓人強烈聯結到種族歧視，筆者剛到美國時也都這樣認為。不過，漸漸了解到這可能更高比例是執法問題。

許多國家可合法買槍，對於執法人員來說是高風險，美國更是。同時，美國一般給予執法人員很充分權力和保護，使他們執行公權力時能夠無後顧之憂，這某種程度也反映美國文化傾向信任、能夠自律的一面。

舉例來說，美國警察攔檢，你沒聽指令且更糟的把手放進口袋，儘管有妻小同車，還是很可能被連開數槍致死，而該員警很可能會被當地警局解職，但是法院大概會判他無刑事罪，然後地方政府會用保險給付家屬一大筆錢。

同樣，明州二○一六年就發生這樣事件，卡斯提爾被警察連開四槍致死，副駕駛座的女友用手機直播轟動一時，同車還有應該是他的小女兒。不僅是黑人，如是白人手伸口袋或拒捕呢？其實，也是一樣的。站在合理值勤警察立場，他們受到很強大的保護，或說白了，警察的命比普通人值錢，遇上有潛在危機時（儘管是主觀的），可以先發制人。一些較不具同理心的員警，就易濫用職權，甚至有種族刻板的主觀影響。

另外，美國文化有時候過於「力量」主宰，用直升機抓飛車嫌疑犯，也見得到。所以在美國，警察攔檢，要配合指令，尤其雙手通常會被要求放在看得清楚位置，例如放在方向盤。不要以為像在台灣可以耍大爺，甚至開車作勢要衝撞員警。

那種族歧視呢？只能說，有人的地方不太可能晶瑩無瑕；不過黑人可以當上總統、成為全國體育明星、四星上將、終身職大法官，這已經是世上很多國家比不上了。

當然，還是有害群之馬，有種族主義者，有濫用職權執法者。與其過分強調歧視，不如思考如何制定執法規範、行為準則，讓主觀判定值勤危險的比重，縮到最低。

二○一五到一七年，美國每年有近千人死於警察執法，其中九十三％有攜帶槍械或其他攻擊物體，廿五％具精神疾病，七％沒有攜帶武器仍被擊斃的，有四十％發生肢體衝突，卅％有口頭威脅，其它則有可疑舉動或逃跑。這是華郵專案收集資料，ＦＢＩ統計顯示致死人數，從二○一五年開始有所下降。

從資料分析角度，這資料是員警自願提供的，有可能有些偏誤，但還是可以參考。另外，敏感的族裔，非西裔白人男性占四十四％，西裔男性占十八％，非裔男性占廿二％。

北京超過五十天沒有確診病例，近日卻出現一六八例本土病例。防疫人員指稱，從當地農產批發市場鮭魚砧板驗出病毒，官方因此忐忑不安，深怕爆發第二波嚴重疫情。

疾控中心表示，從病毒基因全序列分析，顯示其為「歐洲株」，因而該中心有意甩鍋歸咎於感染源來自國外汙染的鮭魚，以致挪威鮭魚出口業者頻頻喊冤，損失慘重。筆者不解，為何該市場不查明該染毒砧板是否曾被病患使用過？挪威魚貨出口公司也應追溯該批鮭魚包裝人員是否有人染疫？這不就立竿見影解明了嗎？

早期疫情期間由歐美返中境外移入病例不少，歐洲株病毒應早就流竄北京社區內，該市場發現歐洲毒株，不代表是隨鮭魚進口侵入吧？

從鮭魚砧板驗出病毒核酸，病毒專家會推論鮭魚或砧板曾受汙染，或懷疑操作者是位帶毒病患，沒人會說鮭魚是新冠病毒宿主。但台灣媒體似乎又檢到槍，斷章取義醜化中國防疫意圖甚明，令人搖頭。台灣也應以流行病學思維，研析引爆北京這波疫情的病毒源頭，或可作為日後另類「超前部署」防疫的借鏡。

北京官方指出，此波疫情病毒株與過去流行的類型不同，很多病患有過去未曾出現的關節疼痛臨床症狀。其實至今世衛組織匯整全球各國陳報的新冠病毒株之全基因序列分析發現，都僅有一、兩個核甘酸差異而已，尚未發現有變異株的存在。病患出現關節疼痛，和先前感染歐洲株多位病患，出現嗅、味覺喪失一樣，只是個人臨床表現的差異，並未涉及病毒株變異問題。據知流感病患，有些也會有關節疼痛、嗅、味覺喪失等少見的臨床症狀，專家也不會歸咎流感病毒有所變異。

筆者認為，北京這波疫情應只是死灰復燃，社區可能藏有上波疫情的無症狀感染者或輕症者，當他（她）們逛該市場時，因緣際會造成群聚感染。日前媒體報導，該市防疫人員挨家挨戶敲門訪查居民有否去過該市場？並對市場附近四萬多位住戶作核酸普篩。國台辦曾在微博發文批判陳部長「防疫未見專業」，其所謂之未專業即指台灣防疫中心最擅長的「追蹤感染者之旅遊史和接觸史」，此時正可派上北京這波疫情疫調之用。建議陳部長投書中國媒體表達協助疫調之意，「鮭魚染毒之亂」當可平矣。

四月起，全球股市回漲，我國櫃買市場領先集中市場，也創了今年新高。最近櫃買指數已經躍過今年一月三日疫情前的高點一五一點七五，累計今年來漲幅已超過四％，在全球股市中名列前茅。然而今年兩個市場設定的ＩＰＯ（初次上市櫃）家數是五十二家，到目前為止只有九家掛牌，五家申請中，家數遠不如預期。

資本市場的反彈，當然是拜世界再次的量化寬鬆之賜。大盤指數主要由台積電、聯發科的半導體雙雄，以及大立光與玉晶光的光學股領軍衝高。櫃買指數的多頭部隊則由砷化鎵族群的穩懋、宏捷科帶量攻擊；此外，環球晶、中美晶及鈊象也出現多頭買盤。一般認為，在資金行情推波助瀾下，櫃買指數仍有機會持續盤堅向上。然而不論是大盤或櫃買的這些領頭羊，當年也可能都是從小公司，一步一腳印，逐漸發展起來。如何培養明日之星是長久的目標，當務之急是不要因為疫情阻止或扼殺了新秀產生的機會。

因此金管會將提出ＩＰＯ的特別條款，企業申請上市櫃時，若剛好碰到疫情使最近一期財報表現不佳，將從寬認定，包括生技事業及新創事業等，可特許僅看近一期季報，外國企業上市櫃條件也將檢討從寬；並全面檢討上市櫃公司ＳＰＯ（現金增資）條件以利企業籌資。

依目前規定，企業申請上市櫃時，要準備三年的財報，以生技、科技及新創事業為例，從興櫃轉到上櫃，則需提供近一期財報。因興櫃的財報是半年報和年報，若今年十月申請上櫃，須提供今年一月到六月的半年報，剛好碰到疫情，可以想見訂單、營收，財報上的數字都不會好看。因此這些事業，可以僅提供今年七月到九月的季報，不用提供一月到六月半年報。這項豁免規定，對十月以後送件的ＩＰＯ案件，都可適用，可以讓這些有潛力的企業順利實現ＩＰＯ計畫。

這是一項權宜措施，但不得不然，因為這次新冠疫情的影響是前所未見。例如誰會想到歷史上才有的封城、閉鎖，竟然因為防疫而復出，在今日的世界上演。疫情終會過去，只是中間過程已經大大的干擾了經濟生活。未來人類除了應該盡快恢復正常，也應防備疫情捲土重來。

被美國總統川普開除的國家安全前顧問、挺台先鋒波頓即將出書，披露川普曾拿著他的麥克筆筆尖說，這就像是台灣，而他的橢圓辦公桌就像是中國大陸。

波頓也提到，川普受投資中國大陸的金融家影響，對台並不友善。

白宮早就指出，波頓新書有洩漏國家機密之虞；川普則加碼指控，該書充滿謊言和假故事。要是這次關於台灣的故事為假，那就罷了；但若是攸關美國國家機密，那就表示是真的了。

川普對台灣的態度，跟其下官員的對台態度明顯有別。如果統計川普最近兩年公開發表有關台灣的言詞，會發現次數非常的低，好似台灣幾乎不在他的外交戰略地圖上。

還記得美國福斯新聞網主持人在二○一八年七月問川普：「為什麼我兒子應該去蒙特內哥羅，幫助他們抵禦攻擊？」川普回說：「我懂你說的，因為我也問過同樣的問題。」若川普對這個在巴爾幹半島、獨立不到廿年、人口不到七十萬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邦是這樣態度，那他究竟怎樣看待台灣呢？

在二○一八年九月，資深的知名白宮記者伍華德出書，內容提及在討論南韓的國安會議中，川普質疑美國在朝鮮半島維持大量軍力，究竟得到什麼？他接著問：「告訴我，我們花錢保護台灣，能得到什麼？」

川普稱伍華德這本書的內容是憑空捏造，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則表示：「關於美國對台灣的外交究竟有何問題，我可以告訴你每屆政府都會這樣問」。

當蔡英文的決策將台灣放在「全世界對抗中國的最前線」，川普對於台灣的看法，以及協防台灣的決心，就變成我國至關重要的外部因素。

目前確實無從得知川普是怎樣看待聲稱與美國價值同盟、對美國百般配合的中華民國民進黨政府。但根據前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去年初的說法，美國對台灣的防衛承諾「從來都不是絕對的」，例如川普本人對於這種承諾就曾表示懷疑。

如果民進黨政府對美關係的真相是「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亦即川普與其下若干重要官員把台灣當成撈取利益的對象，或者把台灣當成與中共協商談判的籌碼，並未認真考慮台灣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最適需求，這對相信美國政府由於價值趨同而力挺台灣的國人而言，情何以堪。

偏偏民進黨政府近年來「大內宣」的結果，似乎讓愈來愈多的民眾認為台美關係史上最好，所以倘若波頓、伍華德、卜睿哲等人所述為真，國人真的要仔細思考：當前兩岸關係政治對話基礎已失，緊張局面日益頻繁，民進黨政府「一面倒」的對美政策真的是負責任、愛台灣的作法嗎？

為刺激國內因疫情導致疲軟經濟，政府擬於七月發放振興「三倍券」。

由民眾自掏腰包用一千元換三千元的振興「三倍券」，規定不可用的有十一項；後來又表示藝文展演、體育賽事、旅遊活動及彩券都可使用，近日連學雜費、看病掛號費也放寬，網友看了傻眼，「學費的話那是紓困券了吧？」、「掛號費，跟振興經濟有啥關係？」

先不提經濟部沒把替代率考量進去的經濟效益算法錯誤，今年四月當時還是政務委員的龔明鑫提到馬前總統的消費券失敗原因，是因消費券發放替代效果偏高、未能多次流通、乘數效果有限而導致失敗；現在政府將「振興三倍券」設使用期限只能用一次，不就是在重蹈消費券覆轍嗎？

筆者想問，既然行政院將「三倍券」定位為「振興券」，不是「紓困券」，那流通範圍不是更應該限縮在飲食娛樂使用，才能避免拿去購買日常生活必需品所發生的替代效果？更別說可以繳學費、掛號費。

政府前一波排富條款的紓困方案，在民間實施的實情，明顯是排貧濟富。例如：加入農漁保的田僑，或加入職業工會保險的自營工作者，政府既不排富也不限制家戶人數，更不用檢附工作證明和財產申報表，一萬、三萬紓困金快速入袋；反觀，經濟能力差、沒有固定工作的社會底層、真正最需要紓困的國保民眾或無保險者，卻被種種關卡打槍，不僅要寫切結書自述如何受疫情影響工作，還要接受全家財產調查。

如今，政府的「振興三倍券」不再排富，卻又遺忘那群工作不穩定，且等不到一萬元紓困金的弱勢者，以及無家可歸的遊民，他們拿不出一千元來買三千元振興券。

若是振興「三倍券」也放寬有紓困效用，政府就不能再度對這些弱勢族群視而不見，悖離社會公義。

國內疫情趨緩，政府提倡防疫新生活。繼陳時中率防疫五月天到各地示範旅遊樂活，蔡英文總統和蘇貞昌院長日前也到九份老街拚觀光，內政部長徐國勇則到陽明山竹子湖賞繡球花，呼籲國人出外走走。

台灣是美食王國，也有美景勝地，五、六月，阿勃勒撒下遍地黃金雨，像一張美麗地毯；相思樹此時也開滿黃澄澄小花，在風中搖曳生姿，繡球花接力登場，陽明山竹子湖繽紛艷麗，賞花正是時候。

此時，全家老小出門嘗美食賞美景，一定對振興經濟大有裨益。但振興三倍券要等到七月十五日才能「開花」，姍姍來遲的振興券，恐怕遠水救不了近渴；一堆受疫情影響的企業，搖搖欲墜，嗷嗷待哺，還要等到下月中旬，民眾就算有心為振興經濟出點力，或許只能「等到花兒也謝了」；萬一那時疫情捲土重來，民眾還敢出門消費嗎？

閩南諺語說「花著插頭前」才有誠意，振興券雖不算多，也不無小補，可惜千呼萬喚還要再等一個月；只要振興券早早在握，蔡總統、蘇院長還需要示範嗎？

十七日數十位「小明」父母們到疫情指揮中心及行政院前下跪，跪求蔡政府讓他們與其子女團聚，這一幕讓人為之鼻酸。所謂的「小明」是台灣人與陸配所生的子女，他們沒有中華民國藉，但長期合法在台生活及就學。今年疫情爆發前的春節，他們隨大陸藉的父母回大陸探親或出國旅遊，但蔡政府以疫情考量為由，規定這群人暫時不得入境台灣。

世界各國在防疫政策上都是以不拆散家庭為原則，歐美日等國在中國大陸疫情嚴重撤僑時不具該國國籍的「永久居民」也能一起上飛機。台灣自己對台灣人與來自大陸以外的其他國家地區的配偶所生的子女也沒有這樣不人道的規定。且根據規定，擁有居留權的陸配可以回到台灣，但其子女卻不行，這什麼道理？難道是因為父母是成年人，比較不容易被感染？

大家都說台灣防疫一百分，但大家沒注意到的是，一個自詡為亞洲最民主、自由、開放、包容的台灣，正在上演一齣赤裸裸的歧視戲碼。根據統計，小明的人數不過五十多位，試問讓他們回台灣難道台灣就會垮掉？

世界各國的防疫都是基於旅遊史，但我們「中華民國台灣」卻是基於身分，讓政治凌駕專業，實有深刻檢討及即刻改進之必要。

北韓聲稱對「脫北者」以空飄氣球方式散播反北韓傳單不滿，宣布切斷南北韓間對話管道，日前並在預告下炸毀兩韓聯絡辦公大樓，且揚言要派兵進駐兩韓邊境的非軍事區內。北韓變臉舉動，使得原本平靜的朝鮮半島，突然籠罩在隨時可能爆發軍事衝突的陰影之中。為何北韓會選擇在此時此刻變臉，值得推敲。

就國際體系言，新冠疫情使原本競爭就多於合作的美中關係，更顯緊張；彼此相互指控是病毒起源地，且互逐媒體從業人員或限制常駐人數，完全抵銷雙方一月中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友好合作氣氛。

儘管美國務卿龐培歐與大陸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在夏威夷會面，但因雙方歧見甚深及對抗氣氛濃厚，恐難就具體事務達成諒解，鮮有餘暇顧及朝鮮半島核武擴散與和平問題。正因體系節制力量暫無法有效發揮，北韓趁機片面採取軍事行動，欲達到其政治目的。

就國家言，雖然北韓聲稱其行動係不滿「脫北者」行動，但空飄氣球過去不知凡幾，為何偏選此時大動作反制。研判此舉係北韓受到內部重大危機影響所致，否則何需大費周章。因受聯合國經濟制裁影響，北韓糧食危機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陰影。

原本北韓以為去年二月川普與金正恩在越南的二次會面，會簽協議解除經濟制裁，使缺糧問題得以解決，不料事與願違。這恐是北韓先前承諾廢棄西海衛星發射基地，為何又被爆出疑似恢復運作原因。如今北韓又大動作劍指南韓，恐係受其內部缺糧或重大危機影響所致。

至於此次對外行動的主導者，係金與正而非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並不尋常。不論是否為兄妹唱雙簧，或是金正恩健康出問題，都意味著金與正未來在北韓決策地位愈來愈重要，否則無需透過如此大動作樹立權威。既然金與正預告也執行炸毀兩岸聯絡大樓，宣稱並實際派兵進入非軍事區的可能性就大增。

當然，軍事行動向來都是為政治目的服務，若要降低朝鮮半島緊張，美、中及兩韓間穿梭外交，要在疫情稍歇時儘速進行，才不致出現擦槍走火的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