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兩岸經貿初趨活絡時，李登輝政府憂慮西進過急將造成產業空洞化與技術流失，因而有「戒急用忍」政策；陳水扁政府時，經發會通過「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兩岸政策共識，開啟了台灣最急速西進投資的時期；馬英九政府認定中國大陸是台灣經濟解方，透過ECFA與諸多政策強力深化兩岸經貿往來。暫不論這些政策的對錯成敗，歷任政府對於兩岸經貿都有明確的態度宣示，作為政策指引，反倒是到了兩岸經貿投資依存度達於高峰、中國大陸經濟面臨20年來最重要轉折、台灣緊密依附的全球生產鏈面臨裂解的此刻，當今政府始終對兩岸經貿抱持曖昧態度，未曾有明確的政策宣示。

十年前，大約正是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取代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之時，大陸經濟日益勃發，終在全球生產鏈中取得最關鍵地位。在此背景下，台灣經貿與投資深刻連結中國本有難擋的引力，也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驅動力。只是時移事往，彼時的優勢竟成後來的困局。去年美中貿易戰正熾時，不少國際觀點都認為台灣將是受創最重的國家，正因兩岸經貿的連結程度最高。

美中貿易戰至今仍方興未艾。我們一方面慶幸台商回台投資潮使得台灣的經濟有所支撐，但另一方面台商面對這些外在劇變，正面對決策困難、短期內成本遽增的痛苦。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加上美中衝突加劇，使得本已有下行隱憂的大陸經濟前景更加難測，幾乎所有產業都陷於摸黑前行的困局中。

當然，疫情與美中貿易戰仍是近期影響兩岸經貿最主要因素；但即使不論此二事件，兩岸貿易結構近年來也有很大轉變。在中國大陸近年來發展進口替代、建構完整供應鏈的努力下，兩岸貿易已逐漸由上下游合作，演變為水平競爭的關係。根據研究，台灣即使過去最具競爭力的電子零組件產業，目前也已回復至「次強競爭力」水準，其他各產業的出口競爭力更是在逐步衰退。觀察2019年的數據，儘管美中貿易戰已對全球經貿帶來不小衝擊，也衝擊我對陸出口，但我對陸出口比重依然居高不下，反而是我國因貿易戰所獲得的轉單機會導致我國對中國上游中間財的需求與進口增加。

因此，中長期來看，即使不管貿易戰與疫情影響，兩岸經貿也勢必出現較大的結構性轉變。這種轉變可能是一種兩極化的趨勢：台灣擁有領先技術的產業，如半導體與若干其他電子零組件，有望隨著大陸的需求擴張而成長；其餘產業因競爭力漸失與大陸的進口替代策略，出口量價都將逐步挫低。長期而言，若不能找到其他替代市場，則我國對大陸的出口比重與獲利能力都會逐漸降低。

政府的產業與經貿政策，從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新南向政策到致力加入CPTPP、爭取台美FTA，足可令人感受到重新打造產業結構、多元全球布局以避免對中國過度依賴的努力。然而，政府並未全力宣示此一目標，使得現有的產業與企業無法在亂局中得到比較明確的指引，政府相關單位也無法據以擬定明確的政策加以協助。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許多考慮移出中國大陸的台商左右為難、求助無門，政府竟無單位專責協助。如果視台商為國力的延伸或未來產業布局的重要參與者，政府豈不該有明確的政策宣示與具體的實質協助？

民進黨昨天在立法院強闖通過《農田水利法》，除明訂水利會由公法人改制為「公務機關」，會長改為官派，原屬水利會之土地、水權一律轉移為國有。民進黨清算國民黨，好歹還透過「黨產會」這隻黑手居間操作；但對付水利會卻省了這道程序，直接立法將水利一切業務充公、財產收歸國有，何其粗暴！

對水利會職權和資產如此強取豪奪，民進黨表面的說詞堂皇：水利會改為公務機關是「升格」，可避免被地方派系把持，農民照樣享受灌溉之便，政府也會持續改善水利設施。但民進黨沒說出口的盤算是：全台十七個水利會長全部改為官派，日後選舉就更便於掌控基層農民動向，一百五十萬名水利會員皆成囊中物。民進黨沒有回答的大哉問則是：消滅公法人，剝奪農民的自治權，合乎民主進步的價值嗎？任意「沒收」水利會的民間資產，蔡政府覺得這樣的霸道立法沒有違憲嗎？

對於打慣順風牌的蔡政府而言，四年多來利用完全執政做了許多踰法濫權的事，不僅自鳴得意，更將這些作為美其名為「改革」。但是，如果改革就是像推土機一樣推倒眼前的障礙物，卻不必計較是非黑白或追究法理人權，這跟濫權、威權有何兩樣？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除了水利會成員和國民黨、民眾黨表示異議，更有多位綠營人士包括林濁水、蘇煥智、陳昭南等人公開反對，認為這不僅踐踏民間自治權，更非法侵占農民組織的共同資產，是反民主的集權作為。目前水利會已登記之資產約三千公頃，尚未登記的土地仍有一萬二千多公頃，蔡政府將這些土地及百年來農民辛苦開墾之灌溉系統一舉「收歸國有」，連最基本的「徵收」程序都略過，根本就是劫掠。

試想，連這些參與民主運動多年的民進黨人士，都無法苟同蔡政府強徵水利會資產的惡行；那麼，今天掌握權力的這些民進黨人，為何卻不覺得自己的行為不妥？他們把自己當初追求的理想和信念都拋棄了嗎？最諷刺的是，這項粗暴立法，是由出身「台灣農村陣線」組織的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一手主導。一個原以推動農運為理想的人，一旦入朝為官，就搖身變成政客的馬前卒，親手毀壞農民自治、掠奪民產而不以為意。陳吉仲的政客化，又意味著什麼？

民進黨對於權力的無盡胃口，大到令人難以想像。除了農田水利會長將改為官派之外，民進黨立委蘇治芬五月間提案修改《農業法》，要求將三分之一的農會理監事改為官派。三月間，則是綠委鄭運鵬提案修改《地方制度法》，要求廢除全台鄉鎮市長及鄉鎮民代表的選舉，全部改由官派。由此可見，水利會長改為官派，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線頭；民進黨更大的目標，是要消滅所有的地方自治機構，全部改由中央來分封官員，從農民組織到基層機構一個都不放過。如此一來，中央政府的權力將大到不可想像，而原來保存著地方草根民主力量的鄉鎮選舉，則將全部遭到閹割。那樣的台灣，將是什麼景象？

民進黨對於權力的無盡胃口，還表現在對獨立機關的鯨吞蠶食。獨立機關的中選會，由中央指派李進勇出任主委，表面上退出黨務，實際效忠的就是民進黨。獨立機關的通傳會（ＮＣＣ），蔡政府最近規劃要將其改組為「數位發展部」，變成專打不實消息的公務機關，這在為誰服務？更遑論，黨產會和促轉會一面快速「東廠化」，一面還要延長其存在期限。這也說明，包括「口罩國家隊」在內，近期各種國家隊爭相出檯，完全不是意外演出。

蔡英文是不是「大政府主義」的信徒，我們仍不清楚；但在她的治理下，國有化、集權化的傾向正傾巢而出。民進黨那只布袋，什麼公的私的都敢笑納，依然不滿足。

「劍外忽傳收薊北」，吳釗燮高調宣布與非洲國家索馬利蘭互設代表處，人們乍聽還真是「涕淚滿衣裳」，畢竟蔡政府執政後就只聽過斷交聲，都快忘了建交是什麼滋味。但一知道這個國家仍未受到國際承認，雙方也還建不了交，頓時涼了半截。

這像是菜只炒到一半就端上桌，吃起來味道怪怪的。畢竟不是建交，沒有人覺得太振奮。吳釗燮說，「很高興」跟大家宣布這項訊息，但他嚴肅的臉上似乎擠不出幾絲喜色。為什麼公開如此半生不熟的「喜訊」，顯得莫測高深，也令人不解。

尤其，我們的代表處捨「中華民國」不用，卻以「台灣」為名，也頗為蹊蹺。對方代表處光明正大取名「索馬利蘭」，毫不羞澀；我們用「台灣」，難道也在表示雙方都是從脫離母國而獨立的新國家？

但吳釗燮只見秋毫不見輿薪，索馬利蘭獨立了三十年，迄今無一邦交國，活脫就是「台獨」幻想的現實版。游錫□曾說，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沒了，台灣的邦交國就會出現。對此，索馬利蘭倒是可以澆盆冷水說：你想得美！

吳釗燮出任外長三年多，丟了五個邦交國，算上李大維那兩個，蔡英文的外交戰績是難堪的七比○。吳釗燮與其替台灣找新邦交國，不如好好鞏固「中華民國」的十五個朋友。但他喜歡逞口舌之能，罵對岸武漢肺炎、有病、獨裁毫不收斂，彷彿不惜再丟幾個友邦。只怕最後猛然發現：明天的台灣，竟然就是索馬利蘭！

被川普炒魷魚的前國安顧問波頓，最近出了一本披露川普秘辛的回憶錄《事發之室》，對於了解川普是很有價值的。此書可信度極高，否則川普不會以「洩漏機密」為由，用盡法律手段讓原本預定三月就發行的「天機」，延遲至六月才上市。

新書發表後，不少媒體都往戳破川普親台是台灣人一廂情願想法的方向來著墨。事實上，任何務實看待川普對台決策模式的台灣政府高層，都不應寄望川普「這個人」能對台有多偏好？反而應該是要著重在，川普搖擺政策下如何去擷取意外發生的「對台永久性利益」，包括軍售與友台立法。

對於台裔美國人來說，川普種族主義也許是場浩劫，但對於被中國長期霸凌的台灣來說，「川普政府」在川普無厘頭領導下產生任何對台跳躍作為，反而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會。國際關係裡的「穩定」，從來不是屬於弱國的穩定，亂世不會讓本來就身處谷底的弱國更糟；美中之間任何權力重組，台灣都可能從中獲利。反過來說，如果美中回到某種老大與老二的默契，在一個美國若棄台在戰略上對美沒有任何好處前提下，台灣就是在美中權力階層下回到原狀，nothing to lose！以下幾點思考：

波頓說，川普怕激怒習近平，彼此已達某種共識，如此情形下要如何證成台灣是平安的？答案是：習對蔡英文這次五二○就職演說沒太大反彈，甚至對江啟臣領導下的國民黨重新定位九二共識也反應冷淡。習可能理解民進黨親美抗中路線，只是在應付國內選舉。然後習也了解共和黨選戰手冊，指引川普只要打抗中牌，對紅州選民就有吸引力。習了解要給川普面子不掠其鋒，台灣還搆不到那就揍香港出氣。大家各取所需，相安無事。

但習最在乎兩點，波頓提到一是讓蔡英文訪美，二是軍售給台灣。後者美國早就在做，只是是否要敲鑼打鼓地做？然後武器要賣多好？波頓說國務卿龐培歐、前白宮幕僚長穆瓦尼與他自己贊成對台軍軍售六十六架F-16V戰機。他們除了反共之外，著眼於台國防部可以一次付清八十億美金。尤其穆瓦尼又是前南卡州參議員，南卡為軍火生產大州，這項軍購能為該州帶來許多工作機會。川普當時問波頓是否有可能取消這項軍購？川普最後抵不過三位核心幕僚堅持，只要求「安靜地賣」。

基本上，台灣也不是沒有收穫，至少我們知道中共的痛腳是對台軍售。又哪天川普神來一筆讓蔡訪美，習近平又擋不了，習就準備被批鬥下台。

最為外界議論的，是書中提到川普將台灣比喻為筆尖，中國比喻為桌面；其背景是川普顧及諸多與中國有千絲萬縷利益的華爾街企業，而川普本來就是華爾街富賈。規模經濟上來講，台灣本非中國對手。但川普這樣說的動機，還是商業算計，而非戰略或政治上棄台。

最後，波頓認為台灣與庫德族類似，都可能是川普棄子。但請反事實假想：美國會願意讓台灣成為中國一部分，拱手將美在台幾十年來所協助建立的科技與國防成果送給中共？甚至在台灣部署長程飛彈對準美國本土？自私的美國怎麼想都不可能幹這事。

二○二○邁入下半年。在台灣大家可能覺得疫情已經過去，但全球的疫情其實更加嚴峻，已經超過一千萬的確診。未來世界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在疫情暴發後的第一個月，確診病例數不到一萬例。但從一百萬例到一千萬例，只歷時八十天，單只過去一個月病例數增加近四百萬例。而從一百萬例到兩百萬例是十二天，從九百萬例到一千萬例則僅用了六天。因此疫情是仍在加速擴散中。最嚴重的美國，確診數已經高達約兩百七十萬例，死亡人數為近十三萬人。前幾周反種族主義抗議占據了美國的頭版，但現在疫情又成了頭條新聞。疫情的蔓延在台灣真的很難想像。

目前最大的不確定是疫情還會持續多久？在有效解藥及疫苗出現之前，全球確診和死亡人數會有多少？第一波流行危機什麼時候結束？第二波會不會很快捲土重來？這樣下去，全球經濟是否會陷入嚴重的大衰退或大蕭條？或許這些問題可能太遠，可是看到這兩天美國的德州等十二州已宣布停止經濟重啟計畫。美國傳染病權威佛奇表示：部分地區可能需要重新關閉企業，並重啟防疫限制。我們真的很難期望世界經濟何時能恢復往日的榮景。

其次，疫情已導致需求急速萎縮以及供應中斷。企業有可能陷入資金及供應鏈的斷裂困境。

不少國家雖推出財政援助配套或是通過行政措施，舒緩企業的資金周轉壓力或讓企業得以延付租金與貸款。然而這些援助只在解決燃眉之急，難以為繼。而且當阻斷措施結束而步入後疫情時代時，企業是否能在沒有財政援助以及政策保護下繼續生存，才是真正的考驗。

第三，疫情改變了世界供應鏈，並提高了未來企業的成本。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國根據本身的比較利益，在全球的生產與供應鏈進行橫向整合，互通有無，也形成供應上的及時制度（Just in Time）。然而，經過疫情的洗禮後，不少國家為了確保安全及供應的無虞，尤其重要物資能自給自足及安全提供，避免出錯的制度（Just in Case），將重新形塑未來的世界分工。

未來經濟充滿變數。面對諸多不確定的因素，國家與個人都應保持警惕，靈活應變，抓住脈動，掌握新的機會。

二○○三年索馬利蘭直選總統，引起位於約翰尼斯堡的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的關注，時任主管米勒（Greg Mills）曾提及，自○一年該國宣布獨立以來，因與索馬利亞的領土與種族爭議，難以獲得非洲及歐美國家的外交承認；若該國將來被國際間承認，頗值得處境類似的台灣思考。

米勒曾是力主南非與我國斷交的學術界要角，他的論述受到南非政府的重視，發言提到台灣，顯示對我國已有深入認識。

索馬利蘭迄今猶未獲任何國際外交承認，也非聯合國會員國。日前蔡政府宣布，索馬利蘭的台灣代表處將與我在漁業、農業、能源、教育等領域合作。邦交國使領館與民間辦事處最大差異，在於官方與非正式關係，不能錯把馮京當馬涼；使領館人員享有外交豁免權，可以參加駐在國的外交使節團活動，與各國外交人員交流；但辦事處並未列名於外交名錄，雙方互動冷熱程度，在於執政當局一念之間。

是以，我政府對處理邦交國和非邦交國的事務，一向大不同。扁政府初期，我仍有八個非洲邦交國，並設有若干代表處，其中少數國家在非洲的戰略價值，遠大於索馬利蘭，當年這些國家也曾向我表達積極合作意向，但在我方審慎評估下，邦交國在斷交後希冀有利可圖的後果，從未同意非邦交國的一廂情願，仍堅持建立並維持邦交，即是增長我國際人格與能見度。

蔡政府夸言：索馬利蘭肯定台灣模式的國際合作精神，並繼續深化雙邊合作等；乍聽之下，覺今是而昨非。我方仍須思考，國家資源有限，未來可能付出的代價。

外交成績單不是相濡以沫的大內宣。建交實屬不易，但不能以辦事處搪塞。若蔡總統有心於外交事務，應責成駐外館處突破一切困難，積極尋求與重要國家建交。

在民進黨立委運作下，民國一○七年通過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將於今年十月一日正式改制公務機關，由政府指派新任會長。在相關子法未制定且外界仍有疑慮前，又於昨日強行三讀農田水利法草案。只是這樣的改變，對農民及農業未來發展是好、是壞，時間將會給出答案，而背離民意的政黨，也終必付出代價。

農業用水，原本在與工業用水、民生用水的調配中就屬弱勢，總是第一個被調派犧牲，被要求休耕。當初設置水利會主要目的，在調派管理農民、農業用水；改為公務機關，水權將由政府直接調度，勢必嚴重影響農民權益。

農業用水現況，現存問題，該如何調配管理農民本身最知道，以目前連灌區內的農田都長年供應不足、自顧不暇，在管路、圳溝都未完善建設情況下，政府部門宣稱要擴增灌區外農地卅七萬公頃，能否如政府部門所言，可以服務更多農民，可發揮更大功能，外界多所質疑。

當前農田水利會財務結構差異大，公權力不足，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率下滑，確實需要革新、改變，需要導入新的經營管理模式，應該加重農民的參與程度及話語權，但絕不是直接變成公務機關；人事權改由執政黨支配，難保不酬庸（現行肥貓有增無減）且與先進國家作法背道而馳，台農發（台灣國際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殷鑑不遠。

另一個爭議點，在於農田水利會改制後，資產及負債將由國家概括承受，並納入農田水利作業基金管理，該「作業基金運作模式」，也引來學者的強烈質疑和批評。過去有關土地徵收、地價稅等法規，都是處理非國有財產，如果不經過土地徵收程序，就用國家概括承受方式處理，學者專家也質疑，會有違憲疑慮。

遺憾的是，如此重大的改變，攸關廣大農民的權益，而當事人的想法與看法，卻未受到充分重視，掌權者依舊高高在上，此與民進黨過去強調人民作主、尊重民主的作法，大相逕庭，令人汗顏。

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官派，是否對農民更有利，相信很快會有答案！

台北市政府近來擬將捷運中山、雙連站間的線形綠帶重新設計施工，引起環保團體抗議，民眾擔心既有草地與林蔭將被噴泉水景硬體設施取代，表達捍衛綠地決心。所幸捷運公司在新版設計說明會，保留了彩繪大地的綠草林蔭。

相關新聞喚起當年在捷運局時，與同仁為了堅持行人徒步區與線形公園設計理念，多次與民代及沿線商家居民溝通協調往事。

由於原北淡線鐵路在地下化與高架化後，新生許多開放空間，如能適當規畫，有機會改善周邊實質環境，串聯淡水、北投、士林、圓山各景點，與橫向基隆河藍帶系統，成具代表性的城市綠色櫥窗。

我們承續原顧問的規畫概念，地下段的上方設計為行人徒步區，高架橋的下方闢為線形公園，並規畫人行步道與自行車道系統。然而當時協調會上，居民聽說要在家門口或店門開闢公園或行人徒步區，紛紛反對，要求比照建國南北路建設停車空間；於是一次次協調說明會，試圖爭取居民支持。

記得曾有監委要求將一段線形公園變更為停車場，經踏勘發現停車場面對的工廠，恰與該委員有關！也曾有市議員要求北工處遷移栽植完畢的喬灌木，以供陳情里民辦喪事擺酒席，種種現今看來不可思議的事，當年幾乎是我們時時要應付的！

雙連站段為地下段開始進入高架段的爬升段，無法開闢為商店街而得以成為覆土較深的區段，所以設計團隊將其規畫為大型草地，配合兩側商業行為與文昌祠，作為林蔭休憩區；為提高居民認同，與附近雙連國小合作，讓小朋友一同設計草地上鋪面，命名為「彩繪大地」；很多小朋友把珍藏的寶貝彈珠、小玩具都嵌上，三不五時會回到螺旋土丘上探視自己的創作，「彩繪大地」成為當地民眾的共同記憶。

去年重回行人徒步區現場，看見捷運行控大樓前精彩的創意光廊與許多公共藝術，也看到許多卅年前的景觀設施斑駁損毀，我想捷運公司一定認為是時候該好好整建這個綠廊了；這一次，民眾抗爭的是不要奪走大家的綠地，而不再是拿綠地換停車場，顯示歷經廿五年，首都市民真的不一樣了，真要為民眾的進步拍拍手。

進入炎夏，經過這次綠地捍衛事件，我想市府與捷運公司應該認知，市民想要的是一個有遮蔭、能呼吸的綠帶；畢竟在許多人的心裡，雙連站不只是捷運站，彩繪大地的綠帶與拼貼鋪面，早已是雙連居民共同的記憶！

在美國首府甘迺迪球場，六月中把創辦人紀念牌匾拆掉了。甘迺迪球場，原是美式足球紅人隊主場，華盛頓國民隊剛成軍時也用過，是個充滿歷史故事的地標。

球場牌匾被拆除原因，是促成興建的前紅人隊老闆普雷斯頓．馬歇爾昔日糟糕言行──他是種族分離主義者，曾經堅拒雇用非裔球員，甚至連遺囑都特別寫到絕對不能有絲毫財產流入非白人專屬學校，紅人隊名歧視印地安族裔，也是在馬歇爾手中定案。

無獨有偶的，明尼蘇達雙城隊同時間移除了前老闆凱文．葛瑞菲斯球場銅像。「我們不能再對他的種族言論沉默」，球隊發表聲明說。葛瑞菲斯認為明尼蘇達是好地方，因為那裡都是「熱愛工作白種好人」，還說「當我發現明尼安納波里斯只有一萬五千個黑人的時候，立刻就決定把球隊搬過來了」。

在種族平權運動風潮之下，全美重新檢視歷史聲浪席捲每個角落。從街頭到校園許多建築被更名，許多銅像牌匾被拆除，不管是南北戰爭時期主張蓄奴的南方領袖、象徵種族主義的邦聯旗幟，甚或是堅信白人至上的昔日總統，這些人物與符號因為代表的意義被取下了。「德國沒有希特勒紀念碑，只有紀念納粹受害者的地方，為什麼我們需要種族主義者銅像？」面對破壞歷史質疑，主張拆除的人們是這樣說的。

於是普林斯頓大學跟前總統兼校長威爾遜劃清關係、洛杉磯考慮把約翰．韋恩機場名字改掉、紐約自然博物館羅斯福雕像要被移除…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人們往昔錯誤言行在網路搜尋下無所遁形，如同滾雪球一般，平權運動者藉著社群媒體快速串聯鎖定對象，逐步清理時代的黑暗印記。

可是，界線到底該劃在哪裡呢？

深受球迷喜愛的道奇隊傳奇播報員史考利，三年前對美式足球員跪膝抗議表示憤怒，這段談話讓他被一些人冠上種族主義者標籤，現在甚至有媒體呼籲球迷譴責。姑且不論史考利六十幾年播報生涯對非裔球員支持無庸置疑，光是這種輕易用爭議標籤鼓動大眾收回支持與喜好的「取消文化」，正是當下社會運動最大瓶頸。

用現在標準來看，印度聖雄甘地可能是充滿歧視的種族主義者，台大校長傅斯年似乎對校園民主貢獻不夠，美國國父華盛頓家業龐大，更難洗脫蓄奴惡名。然而每個時代都有不同背景，每個人都有相異的生存環境，用單一角度評斷過去既不公平又危險，更容易讓公眾陷入文革瘋狂，把所有事情都變成鬥爭大會。

後來，華盛頓郵報訪問紅人隊前老闆孫女，沒想到她說祖父牌匾本來就該拆了，紅人隊應立刻改名，而且不管那份充滿偏見的遺囑怎麼說，家族基金會獎學金早就對族裔一視同仁。就跟馬歇爾家族一樣，對社會來說，在一切塵埃落定後，最重要還是世代觀念持續進步。畢竟最難拆除的，是每個人心裡的歧視與偏見。

（作者為運動文學作家）

近日港版國安法上路，引台灣批評聲浪稱：打壓言論自由、擴張審判權、刑度過高、違反罪刑法定云云。然就法言法，恐非精確，試以台灣法制申言之。

有謂港版國安法，恐開「因言獲罪」大門？我國刑法第一百條：「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等語。

如與港區國安法第廿二條第一款規定相比較，同者為：皆須行強暴、脅迫，破壞憲政體制、顛覆政府；異者為：我刑法規定，強暴僅須一定「有形力」行使，失之過寬；港版國安法尚須，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攻擊、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使政府失能」，情節嚴重方成罪。立法類似我刑法，並無「文字獄」，亦無違罪刑法定。

或稱前開行為罰則太重？港區國安法第廿二條第二款與我刑法第一○一條二者比對，同者乃：首謀加重刑度，僅為參加者，刑度較低。異者為：我刑法對暴動內亂最高「死刑」，對參加者，最高刑度為「無期徒刑」，較港區國安法規定罪行重大者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顯失之過苛。同為「暴動內亂」，我號稱「民主法治」，刑法居然比中國「專制國家」嚴苛，批評者不是大搞雙標？

或稱：港國安法包山包海，台人在台亦會被牽連？然比較港區國安法第卅八條與我國刑法第五條。皆將「領域外」涉及內亂、外患罪，仍納入自身管轄，兩者皆無「撈過界」；所異者，若領域外對內亂外患管轄，叫做「管太寬」，我刑法前開規定，乃保護主義與世界主義之立法例：從妨害公務、性侵、加重詐欺，鉅細靡遺，豈不是侵害「世界」人權？足見批評之無稽。

總之，即便敵人，尚需公正評論，法律當否，一字之差，失之千里，台人對港版國安法：用謾罵、懶人包、情緒勒索代替法學討論，只是自欺欺人，不是嗎？

剛進入防疫下半場，就傳來國內旅遊業龍頭—雄獅及五福旅行社的高層重整及裁員壞消息！政府雖推出系列紓困振興措施，但是一波波產業倒閉及裁員潮，政府的政策在哪？是要鎖國鎖到天荒地老嗎？

桃機在六月廿四日開放旅客中轉不入境作業。但將轉機旅客當成高風險傳染者看待，讓轉機旅客感到被歧視。因為轉機旅客被要求最後下機，不可以與入境台灣的旅客混在一起通過入境長廊以避免傳染。但從美國來台的入境與轉機旅客在同一班飛機超過十小時以上，下機後到轉機櫃檯的五至十分鐘路程，且是半開放空間傳染風險應該不高，為何要下達這種奇怪的規定？

主因已進入防疫下半場，疫情指揮中心的觀念似乎還是一樣保守。比照其他國家及歐盟的開放腳步，台灣明顯落後保守。當歐盟及日本等國家陸續宣布沒有將台灣列入解禁名單後，政府或是疫情指揮中心也不應該以政治因素或是台灣無法加入ＷＨＯ為藉口。

因為開放解禁是平等互惠的，不會因為台灣防疫成績好就有例外。重點是台灣要繼續鎖國，還是組新的國家防疫隊（有效疫苗及快速篩檢，在機場一至二小時即可知檢驗結果，決定外國旅客可不可以入境），讓台灣重新站在防疫成功的超前部署？再者即便真的是因為政治或是沒有加入ＷＨＯ的因素，導致他國將台灣排除在名單外，政府更需要積極應對突破難關！

新冠肺炎疫情或許會延續到年底，但是為什麼歐盟及日本在疫情仍然嚴峻下要開放邊境？主因還是國內經濟需求，台灣已不是農業社會，許多相關產業需要與國際接軌才能生存！

隨著疫情戰線拉長，希望政府及阿中部長能用開放積極態度面對困境再突破，才能真正解決產業避免更多的倒閉與裁員，也才能重新將台灣推上防疫的國際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