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實施後，已在香港造成寒蟬效應。有些政治積極人士主動離開香港，有些港人關閉或刪除了自己常用的網路帳戶，唯恐以言賈禍。港警則在街頭高舉國安法專用紫色警告旗，首日即逮捕了三百多名示威者，目的在製造肅殺氛圍，展示國安法的利刃。

國安法固然鋒利，但它立法的目的，應在阻止港獨訴求在境外力量的支持下蔓延擴散，而不是在扼殺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它真正的作用，應該是要恢復香港的安定與繁榮，而不是要打擊香港居民的自信與光榮。因此，港府使用這部法令，一定要遵循香港的法治傳統，在適當的範圍依法理而行，切不可以濫捕為樂。

中共治港發生問題，通常發生在兩種情況：一是北京自認「施恩」於香港，卻因缺乏溝通，而流於一廂情願。例如，大量開放陸客自由行赴港，以為有助香港繁榮，卻忽略了腹地狹小的香港承受不起人口衝擊。二是中央駐港辦公室未能扮演好溝通角色，迎合中央甚於體察香港民意。即使是港府失職理屈，中聯辦也不思尋求解決，故導致民怨滔天。反送中運動惡化成打砸阻路，原因在此。這兩種情況，都應嚴防再犯。

這兩天，美國國會通過《香港自治法》，英國則聲稱將允許持有英國海外國民證（ＢＮＯ）的港人入籍英國。這些，都可能加速香港菁英的流失。北京若不想讓香港變成失色的東方之珠，須慎用國安法，否則香江風光將日漸變色。

憲法法庭最近就《不當黨產條例》釋憲舉行言詞辯論，一個月內將宣布解釋公布期日。在釋憲進入關鍵時刻前，國民黨向黨產會提出行政協商建議，表示願意將剩餘黨產全部捐作公益，以達到「黨產歸零」的目的。但是，黨產會對此卻持保留態度，顯然另有政治盤算。

黨產條例從立法到實施，一路充滿爭議。民進黨挾國會多數強行立法，黨產會成為權力空前龐大的機關，對所謂「不當黨產」及其認定的「附隨組織」可以任意殺伐。如此集「行政管轄權」和「司法裁判權」於一身，不僅打破法治運作的基本規則，更是對民主憲政的戕害。

落在執行上，黨產會更變本加厲雙重標準執法：對國民黨及傳統上被認為是「親藍」的團體如婦聯會、救國團、中廣等進行無止境追殺；但對依同一標準亦屬「不當黨產」範疇的台綜院、世界基金會或已落入民進黨人之手的台苯等，則毫不聞問。黨產會並藉此掌控了國民黨的財務大權，國民黨欲動用相關資金，均須由黨產會核准。在這種情況下，政黨政治的公平競爭其實已被剝奪。

蔡政府和黨產會雖窮盡一切政治手段追殺，但黨產條例實施近四年，黨產會沒入國庫的「不當黨產」，僅一千三百餘萬元。究其原因，正是黨產條例的法條與黨產會的執行皆悖離民主憲政原則；因此，相關審理的司法機關不是主動聲請釋憲，就是以釋憲程序進行中暫停裁判。一切僵局，需待釋憲後方才有解。

此次國民黨提出的行政協商，主張將黨產除了辦公處所外全部捐出，捐贈的對象為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勞退基金和其他公益用途。但黨產會卻推託再三，一方面表示「回歸真相，和解才會有堅實的基礎」，一方面則堅持國民黨黨產都是在黨國一體專政下非法取得，所以黨產不是想捐給誰就捐給誰，依法必須「納入特種基金」做轉型正義等用途。

黨產會對於國民黨提出的「行政協商」之議興趣缺缺，表面理由是要依法而行，並合乎轉型正義原則。問題是，以黨產條例的粗糙和黨產會行事的粗暴，究竟合乎了什麼民主和法治價值？黨產會對國民黨或相關團體資產的取得，無論合法或非法，一概認定為「非法」；這種「有罪推定」心態，合乎誰的正義原則？黨產會所謂「回歸真相」，其實就是利用政治追殺，以兌現自己打壓對手的利器。所謂「依法」，就更荒謬了：所有的法，不都是民進黨在自導自演，自己說了算？

黨產會之所以有恃無恐，主要是目前行政、立法權都在綠營手上，「英系」大法官之人數也已超過釋憲門檻；這點，從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庭上一些大法官毫不迴避，而鑑定人一面倒的特定立場，一目了然。問題是，用不當黨產成立「特種基金」，無異讓民進黨再擁有一個「小金庫」，可擴大東廠規模，並遂行利益分配。而如果國民黨透過行政和解使黨產歸零，如此一來，黨產議題將無法再成為民進黨的「政治提款機」。

國民黨過去坐擁龐大黨產，對其他政黨構成不公平競爭，這是黨產必須處理歸零的主要原因。但在國民黨願意捐出所有黨產用於公益後，民進黨若仍堅持用鬥爭的方式追殺清算，這也是另一種不公平的政黨競爭，又與威權時期的國民黨何異？

既然國民黨要求行政協商「黨產歸零」，那就應確保能在全民監督下促成，使黨產用於最大公益用途，而非由民進黨隻手決定其處理分配。事實上，無論大法官釋憲結果如何，勢必都會引發不同的質疑。如能早一步在雙方同意下，使國民黨黨產捐作公益，將有助大法官以更公正的態度面對黨產條例。無論從國家長遠發展，或政黨和解的角度看，民進黨和黨產會都不應再刁難這次黨產歸零協商了。

香港國安法的爭議太多，無法一一詳述；總歸而言，香港國安法就是一部以言入罪的21世紀思想犯法典。然而類似內容的法律在中國內地早已實施多年，亦即中國刑法102-107條危害國家安全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是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1年，這次國安法並非針對香港的創舉。因此本案爭議所在，一是違反英、美西方社會所理解的「一國兩制」，一是違反了過去幾年來港人所表達的期待意志。

然而北京的立場也很清楚。1982年鄧小平會見柴契爾時，開宗明義的就指出中國對香港的基本立場很明確，「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1997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這裡有三個關鍵字，主權、治理模式及繁榮。換個講法，香港一國兩制的治理模式是以「確保一國主權為前提的兩種制度」，當兩制威脅一國主權時就違反了基本條件，加以鎮壓拘束乃天經地義。第二，一國兩制是為了促進香港經濟繁榮，若兩制反而成為經濟繁榮的威脅時，也違反了基本條件。從這個角度觀察，或可理解為何中國大陸推動國安法理直氣壯。

港人從此失去民主自由，對一向崇尚並珍惜這些價值的台灣感受尤其強烈；更重要的是，同樣面對一國兩制壓力的台灣，彷彿藉此預見了未來的處境，更能對港人的處境感同身受。西方世界反應也很迅速，除了譴責外，美國實施制裁，英澳擴大移民配額。不過這些做法大概也是台灣及各國能做的極限了，因為在一國原則下，香港畢竟是中國的一部分。

港人未來政治處境固然令人擔憂，但在經濟發展上卻可能是另一個局面。受反送中等動亂影響，香港經濟成長持續疲弱不振。2019年時香港GDP成長率為負1.2%，明顯落後於亞太各國；今年加上新冠疫情衝擊，展望更加黯淡。5月時亞洲開發銀行公布的預測，將香港經濟成長預測調降到負6.5%。若推估成真，將會是過去60年來最慘烈的一年。這樣的發展，也讓北京推動國安法找到一個切入點，將「還香港穩定、促經濟繁榮」當成訴求重點。支持國安法的港媒指出，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將揮別過去的紛紛擾擾，從此進入繁榮穩定新時代。」

近年香港GDP基期太低，要出現顯著改善並不困難。5月傳出推動國安法之初，就已有許多北京進場護盤的傳聞，而過去一個月港股確實也很穩定，甚至在國安法生效後還持續開出紅盤。為展現「剝奪民主自由，換來經濟繁榮」的承諾，中國大陸可能會持續提出「惠港」措施，強化香港作為進入中國資金、技術及管理的門戶，以及中資的主要出海口二個地位。

中國會採取這種護盤、扶植的作法，在港外資其實也都清楚。6月初香港美僑商會的調查就指出有七成的受訪外資表示目前並無將資金或營業地點遷離香港的規劃，也有超五成的外資表示短期雖有變數，但對香港長期展望樂觀。簡言之，雖然台灣及各國都不願成為下一個香港，但只要台商及外資將香港比照深圳上海，謹守「莫談國事」原則，香港讓大家賺錢的功能看來不會立即出現改變，也尚無被取代的問題。

最後，想賺錢的港人、台商及外資榮景可期，不用擔心。但被奪走自由而心碎的港人，台灣及各國應該至少給他們離開香港、重新開始的機會。

香港是被清政府割讓予英國的殖民地，所以逃脫不了「被移交」的命運。中國大陸不是馬來西亞，所以香港也無緣師法新加坡而「獨立建國」。

一九九七之後，香港的最大可能利益是：智慧地讓北京願意將「一國兩制」盡量交由香港自己來定義。香港的最佳可能期待是：成為引領大陸政治改革與民主實踐的示範區。這兩種可能，現在都變得不可能了。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趕在七月一日香港移交廿三周年之前，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並且立即生效，引來香港內部及國際社會極端的評價與極大的震撼。鄧小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看是回不去了。「一國兩制」在香港就此終結了嗎？自由開放的「東方之珠」還有救嗎？

港府曾嘗試依照《香港基本法》廿三條規定，自行就國家安全事項立法，卻被五十萬市民遊行抗議擋下來，一拖就是十七年。此次北京以「你辦不了，我替你辦」的態度，合法但霸道地給港人立規矩，給外人看顏色；講得好聽是「壓制亂源，依法治國」，說得難聽是「利劍懸樑，鐵幕罩頂」。此法一立，明年七一的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北京面子上的問題，應該就不大了。

香港長期相對於大陸是存有優越感的。大陸收回香港廿三年來，手伸得愈來愈深，合法入港定居的大陸人愈來愈多，尤其是近年來，伴隨著大陸影響力的漸次加大，偉大復興強國夢的高張鋪陳，香港的「不一樣」與「純度」急速降低，滑向「一國一制」的恐懼早已不斷累積增溫，壓力鍋變成氣炸鍋，遲早的事。

一宗港人在台灣犯下的凶殺案，如果發生在兩岸有直通管道，兩會有制度化協商的時期，手機隨時可通，司法互助協議可用，兩岸間與台港間，尋得個案處理通緝與引渡的特殊安排，不是不能處理。至少此一陸港炸鍋的燎原星火，不一定會燒到台灣，也不會有人撿到槍。

「台灣不是香港」孩童與路人皆知，但香港言論集會自由、政事日程自決、排拒大陸影響的期待，一再被鯨吞蠶食弱化，遂累積成「恐懼的總和」。台灣政客鼓動「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有如把北京加給香港的帽子，搶來戴在自己的頭上，搞「情緒洗腦、販賣恐懼」，等於是暗助中共對台心理戰的同路人。此種失敗主義心態，不但大陸瞧不起，香港同胞也會心寒。

台灣真正愛護香港，就不要因香港被當作美中戰略爭霸的棋子而暗喜；也不要眼看陸港關係惡化，而想看北京的笑話；更不要在協助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成為「攬炒」香港的幫凶，反而更把香港推向「一國一制」。

台灣真心關切香港，就要秉持健康、合憲的精神，深入思考七百五十萬香港人民的願望與整體利益，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之特殊台港關係的基礎上，盡力並優化台港正常對話交流合作，才能博得香港同胞的認同，相知相惜，結伴而行。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今年大學指考已結束。一一一年開始，指考改為分科測驗，明年應是最後一年指考；雖是最後一年，數萬考生權益仍須保障。

一類組有二百六十多個系只計算國、英、數乙成績，這種計分方式鼓勵了許多二、三類組考生加考一類組的數乙；每年約有一萬名考生加考數乙。跨組考生目的不一，有些當作數甲的模擬，有些做為備用，當自然科沒考好，仍可用國、英、數乙成績進入頂大商管科系。當然，每位學生都有權從現有制度中選擇對自己最大利益的方案，因此，公平的考試制度除須確保各類組考生組內競爭的公平性外，跨組考生與本組考生間的公平性也應重視。

就不同組考生而言，長期被忽略的是考試時程配置的公平性，這問題在跨考數乙時更明顯。有句諺語說，一回生，二回熟。目前指考考程安排就對一類組考生極不公平，而數乙又首當其衝。

目前第一天考二、三類組專業科目（物、化、生），第二天考數乙、共同科目（國、英）及數甲，第三天考一類組專業科目（史、地、公）。當二、三類組考生考完第一天專業科目後，基本上已適應考場氛圍或調整了情緒，能更從容應付第二天考試。而一類組考生上場第一科即是需要較多計算且相對較弱的數乙，初登場特別容易緊張，更容易失常與出錯（我曾聽過一位數學很好的孩子，緊張到乘法一再出錯，最後當年只拿了八十分，大大失常）。當一類組考生還在建立穩定狀態時，二、三類組考生已經進入非常穩定狀態，這是由於考程規畫未考量人性造成的極大不公，對一類組考生絕對不利。

為求公平，建議大考中心將第三天一類組的史地公調整到第二天，第三天舉行共同科目數乙（數甲）、國、英或數甲（數乙），或者共同科目調整到第一天，讓所有考生維持相同的穩定度答題；當然這只是初步建議，細節仍待大考中心研議。

如果大考中心無意調整考程，一類組考生只能自救，方法是考試第一天上午準時到離家最近的二、三類組考場，拿一份數乙模擬試卷，按照考試時間表，第一堂模擬數乙考試，第二堂可模擬國文或英文，然後下午再去看考場。相信此方法可提前體驗考場氛圍，有助降低第二天考試的緊張，同時增加穩定度。

每個考生特質不一，有的容易緊張，有的較不易緊張，這是天性，但透過完善制度的設計，降低人為因素的影響與維持公平的考試制度，絕對是大考中心可以改善的地方。除明年的指考外，更希望一一一年新制能從人因的角度更完善規畫，把人為因素造成的不公平性降到最低。

中共中央組織部七月初公布黨內最新統計資料稱，截至二○一九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九一九一萬名，比上一年淨增一三二萬名。此數據似與近年海外反共媒體和團體宣稱大量中共黨員「三退」的報導相反。

會有這麼多人入黨，除部分抱有理想者外，更多應該是著眼於未來的工作與升遷。大陸的憲法規定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由此賦予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不敗地位，從各級政府、軍隊、學校、國企央企等要職一律是共產黨員，就連近年的民間企業都成立了黨組，為黨員保障了大量的工作機會。

但加入共產黨並不容易，從申請到成為正式黨員，得過好幾關，先是成為入黨積極分子（黨組織考察入黨動機、思想狀況、工作態度），再是成為預備黨員（黨組考察政治立場、工作積極性），這期間還要有兩名正式黨員的介紹，最終經上級黨組審查通過才會被黨組織吸納。這段過程少則一年，多則數年。

就連現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當年也是申請多次才獲准入黨。官媒新華網說他是先後寫了八份入團申請書（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中共發展黨員會優先從共青團員中考慮）、十份入黨申請書，經過一番折騰才成為黨員。

黨組的審查，最重要的還是政治成分，只要政治立場稍微有點問題，如家人長輩有點海外關係、國民黨關係，都會讓組織懷疑，增加政審力度，入黨難度也加大，父輩曾有過的黨內政治鬥爭也會影響到子女入黨申請。

共產黨是個組織嚴密、講究紀律的政黨，它一手掌控了國家所有的資源，只要成為黨員，一定「雨露均霑」。這也是為何近年中共打貪腐，每打就是一串粽子的全數黨員落馬。

大陸一般民眾不敢招惹黨員，尤其在愈鄉下愈基層的地方，若跟黨員作對，就是跟組織作對，一旦被扣上「反黨反政府」的大帽子，誰都吃不消。

共產黨的「黨組」在黨員心中還是個不可冒犯的神主牌，甚至是護身符。部分黨員作威作福、吃香喝辣，即使涉貪被抓，面對檢察官的訊問也愛理不理，最經典的回答是：「找我組織去」、「我只跟我組織說」。

台灣人也可以申請加入共產黨，但從主客觀來看可能性不大。主觀部分，一是台灣人難以通過政審，二是共產黨允許台灣人入黨更多是著眼其功能性，要嘛你夠知名能起到樣板作用，要嘛能夠接受任務回到台灣發展地下黨組織。

客觀上，加入共產黨一旦被台灣政府知悉，馬上面臨最高五十萬的罰款，如果發展黨組還觸犯更嚴格的國安法律問題。

有些在陸的台灣年輕人以為認同共產黨就可申請入黨，恐過於天真。

在台灣的原住民曾經被稱為山胞，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當時大家發現原住民都住在山上，所以稱他們為山胞。如果有山難，營救的人往往要請山青來幫忙，他們身強體壯而且很熱心。我們對於山胞的印象就是這樣。

為什麼原住民要住到山上？誰都知道，原住民從前是住在平地的，是逼不得已才向山上遷移，現在台北市寸土寸金，如果要追溯既往，這些土地都是原住民的，可是他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最近常聽大家強調「正義」，如果我們講正義，當然應該補償當年對原住民的不正義。大多數國家對原住民有種種保障，美國有印第安人保留區，也有很多國家給原住民金錢補助。以美國來講，印第安人保留區裡的印第安人毫無競爭力，他們孩子的學業程度奇差無比，成人因為有保障而常常會酗酒。這種保障是相當不對的。

我們的原住民問題乃是在學業程度上相當落後，所以往往沒有競爭力。我認為絕對應該做的，是給原住民的下一代更好的教育，使他們有競爭力，可以靠競爭力不僅在社會上生存，而且還能出人頭地。遺憾的是，目前在偏鄉居住的原住民孩子，學業程度相當落後。政府應該知道這一點。

政府有專門處理原住民問題的單位，他們的工作當然應該是幫助原住民。西方人常說，給他魚吃，不如給他魚竿。政府有關原住民事務的單位應全力幫助原住民的下一代，因為他們多半住在偏遠地區。政府對偏鄉孩子的教育是相當漠視，就以英文老師來講，很多偏鄉學校要共用一位英文老師。

社會還有一個絕對錯誤的觀念，很多人認為原住民的天分是唱歌、跳舞和體育，對於數學尤其不行。這種錯誤的觀念使得很多政府官員認為原住民孩子學業程度不好是很自然的事，教育部又常常強調偏鄉學校要有特色，以至於原住民孩子常常要練習田徑或者打棒球、唱歌跳舞等等。太多活動使得他們的學業程度一直非常落後，這些孩子學業落後的情形更加加深學者的錯誤觀念，而不知道這些錯誤的觀念造成原住民孩子在學業上的落後。

如何提高原住民孩子的學業程度要經過研究，如政府有心要幫，應好好做些研究，知道問題所在。最重要的是，應有一個想法，為了正義，一定要對原住民有所補償，而最好的補償方法是幫助他們的孩子。

美國獨立紀念日前夕，川普刻意選在「總統石像國家紀念公園區」，有四大前總統頭像的拉什摩爾山下發表演說。他將要求移除「南方邦聯」人物銅像及紀念碑的群眾定義為「左派側翼暴徒」，認為他們的行為正在「抹殺歷史」，「汙衊我們的英雄」及「洗腦我們的孩子」。

紐約時報批評他發表了一場「黑暗且具分裂性的演說」，企圖發動一場「全面性的文化戰爭」，將左派描繪成煽動仇恨的「稻草人」，然後對它窮追猛打。

在此之前，共和黨內高層策士歐唐納爾政治顧問公司建議川普：在年底選舉時，以「強烈攻擊中共」的手段，來應付新冠疫情的議題。現在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將近三百萬，死亡人數也快要突破十三萬，雙雙高居世界第一位。要拿這個議題作文章，只能凸顯自己的「治理無能」，所以川普只好改弦易轍，拿最近發生的種族暴動，做為新的打擊對象。

川普選戰策略的轉向，確實有其現實基礎。美、英兩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將美國打造成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在美國零點一％的人擁有廿％的財富，零點九％的人分享另外的廿％，其他九％再占四十％。極端的貧富差距使矽谷選出的眾議員向媒體坦承：他的鉅富選民非常擔心美國會爆發革命。

在白人人口中，固然有四十七％是所謂的「窮白人」或「垃圾白人」，可是占全美人口十三％的非裔，絕大多數都被壓在美國「階級金字塔」的底層。青年社會學者艾莉絲．高夫曼所著的「全員在逃」一書指出：目前美國有二二○萬人受到監禁，四八○萬人處在緩刑或假釋狀態，這些受刑人主要是來自非裔社區的男性，他們占了犯罪人口的五十％。

有一位名叫歐文思的非裔評論員指出，即使是在這次事件中被捧為「烈士」的佛洛伊德，在他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就有五次進出監獄的紀錄，罪名包括吸毒、販毒、持槍搶劫。其中有一次是聚眾闖入民宅，用槍指著一位孕婦的肚子，將現金劫掠一空。這次則是持用廿美元的偽鈔，才鬧出命案。

遭到川普無預警解職的聯邦調查局前局長柯米在他的自傳「對誰忠誠」中指出：全美前六十大城市中，有四十幾個經常發生年輕黑人襲警，或警察槍擊非裔的案件。他向非裔總統歐巴馬報告這個問題，歐巴馬聽了，也是一籌莫展。有些社會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革命」，是因為非裔當年是以「奴隸」的身分被販賣到各地，而不是集中居住於某一地區，所以黑白之間的「文化對抗」只能表現為「間歇性的暴動」。

蔡英文最重要的對外政策是抱緊川普政府的大腿。她經常用文青式的語言，說台灣是跟美國有同樣「進步價值」的國家，叫「我們的孩子」聽得飄飄然。但是她卻從來不說清楚：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幸好川普是個口無遮攔的政治人物。從他的言談中，大家倒是可以經常反思：美國究竟是不是蔡英文想像中的「民主天堂」？

因應新冠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各國無不採取巨額紓困，規模之大史無前例。蔡政府在防疫紓困方面也是超前部署，立法院最早通過規模六百億元的「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行政院復又通過「新冠肺炎特別條例修法」草案，加碼對受害企業及個人紓困。這二階段的紓困總規模已達一點零五兆元，約占ＧＤＰ的五點五％。此外，立法院甫通過四千二百億的後四年「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預算。令人憂心的是，政府透過舉債擴大及追加預算大肆撒錢的結果，財政赤字及債務風險將隨之上升。

首先，筆者自行計算台灣二○一○至二○一八年的平均財政赤字率（財政赤字額度占ＧＤＰ比重）約一點四％，低於三％的國際警戒線，中央及地方總債務（不包括四大退休金的隱藏債務），約占ＧＤＰ卅六點七％，尚在法定範圍內。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四月底的債務占ＧＤＰ的比重為卅三點○八％，已逼近金融海嘯時的水準，後續可能會再上升。

其次，根據財政部截至六月底的國債鐘顯示，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計五兆六七七四億元，平均每位國民負擔債務為廿四點一萬，為近幾年來最高；若加上地方債務，則要再增加好幾萬的負擔額度。

再者，根據財政部公布的一○八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初步統計結果，個人綜所稅稅收大致持平；但營利事業所得稅因受上市櫃公司獲利減少影響，較前一年大減八五八億元，創近三年來新低。尤有進者，今年稅收將受疫情及景氣衰退影響而下滑，下半年將更趨明顯。換言之，明年的稅收不容樂觀。

此外，租稅負擔率定義為「總稅收除以ＧＤＰ的比例」，用以衡量一國國民租稅負擔程度，比率愈高者表示國民支付給政府的稅收愈高；反之，則愈低。台灣近廿年的租稅負擔率均不高，二○○○至二○一○年的平均約十二點七％，其中二○○八年達十三點四％，往後幾年大致維持在十二至十三％之間，平均值為十二點四％，近二年維持在十三％左右。雖然二○一八年租稅負擔率到十三點四％，但仍低於ＯＥＣＤ國家的廿％，以及國際間十四至十五％的平均水準；亦低於鄰近的韓國、日本及新加坡。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論是財政政策，或是貨幣政策，都是雙面刃；亦即愈強力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所造成的後遺症愈大。根據國際金融協會最新報告顯示，全球累積債務與ＧＤＰ的比率在去年已達到三二二％，總規模達二五五兆美元。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估計各國已撒下逾八兆美元的救市及紓困巨資，今年首季累積債務將上升至二五七兆，達ＧＤＰ的三四二％，恐讓衰退的經濟雪上加霜。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在歲出增加、歲入減少下，未來加稅勢不可免，以補過大的財政破洞。俗謂「冷在風中，窮在債中」。全民平均負擔債務加重，低薪未獲改善，還要面對人口老化及扶養比上升的壓力。唉！這對年輕人來說，恐是不可承受之重。

文化部針對中國個別記者開鍘的舉動，牽動的是對央視等其他中國駐台記者的日後行動。此外對於記者「採訪」的定義，我們也要重新的小心界定，兩位東南衛視記者實際是符合其職責對來賓進行提問與訪問，但卻因此舉無法獲得延期駐台時間，蘇院長更稱此決定是「剛好而已」，試問，日後來台他國記者，其身分非當權者喜愛的國籍時，不論實質行動是否符合駐台記者的規範，「驅之別院」都是剛好而已，那麼我們該如何對國際媒體進行外宣，我國的自由民主與安定昌榮的景象又如何宣揚呢？

近期菲律賓記者蕾莎因網路誹謗被判有罪，需面臨六年刑期，但被提告的時間點卻在刊出報導的五年後，此荒謬感等同於東南衛視記者在台工作十五年後，卻是被驅逐出境為收場。

台灣近年因恐中情緒的影響，對於某些新聞從業人員以及電視台針對中國政治、社會現況的分析報導，不論正面或負面的方向，最後都在輿論與網路平台的操作中變成極端負面的結果，即使部分期望端正是非的媒體也被視為「舔共」、「中共代理人」。

我們是否該從這些舉動中真正的尊重媒體記者，並實質的守護言論自由，以「和理非」的方式，和平、理性也要非語言暴力、法條暴力，給予記者第四權的真正權利，民主不是在法條上好看而已。

陸委會及文化部關注福建東南衛視多日、「主動查證」之後，認為其兩位駐台記者違反規定，在其採訪證有效期限屆滿後，不予續發，艾珂竹與盧嬙已於三日離台，大陸十家傳媒另有廿二位大陸記者（含三位東南衛視）仍在台採訪。

對此事件，外界的討論角度，大多集中在「新聞自由」。有說「重傷台言論自由形象」， 就有人引總部在法國的「無國界記者：台灣沒違背新聞自由」。

但是，要以新聞自由說事固無不可，只是，我們不如說，這是兩岸不正常關係的衍生。一九七○年代以來，兩岸當以「一中屋頂」相繩的言論已經出現；本世紀以來，聯合報也穩定作此倡議；甚至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在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後，與蘇起及施明德等人也提出「大一中」，也是基本相通於一中屋頂的主張。若有這個指向邦聯或歐盟模式的兩岸關係，應該不會有對岸記者不能在台製作新聞節目，致使入台證與採訪證屆期不換發的問題。

兩岸關係不正常，同時遮蔽了兩件事。一是中傷乃至敵視台灣的是網絡而特別是社交傳媒，不是受其政府節制的主流傳媒。二是阻礙我們未能注意大陸的中央與地方傳媒仍有重要差異。筆者參與編輯的《傳播、文化與政治》本周出版，適巧刊登論文比較東南衛視與中央電視台對二○一二與二○一六大選的報導評論。

作者韋旖然發現，兩種傳媒固然都配合對岸政府宣傳，但東南衛視提供的資訊而不是片面之言，比較多些，並且也「相對淡化反獨促統」的意向，對台灣政治與社會民生有更多報導，「為觀眾提供了更豐富的台灣選舉生態實質與政治知識」。該篇耗時查核的論文也發現，央視談話節目在兩個年度邀請七位台灣來賓，東南衛視則有十八位（五位與央視重疊），同樣顯示該媒體傳達給對岸觀眾的台灣面貌，樣式應該多些。從而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駐台記者是「為增進兩岸同胞相互了解」如果為真，按理東南衛視的貢獻可能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