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長鄭文燦舉行母喪告別式，現場除了總統與五院高官、郭台銘等顯貴，還有地方政要和八千社團排隊量體溫進場，據稱高達兩萬人前往弔唁。喪家為避免交通困擾，事先申請五小時的交管，並另設電視轉播，讓無法入場者也能參與。連殯葬業者也咋舌：這排場實屬罕見。

鄭母五月底辭世，靈堂開放月餘，致悼者逾萬，出殯日依然人山人海。現場沒有成群衝天的罐頭塔，卻見兩幅五乘八公尺見方的巨型看板，登錄數千奉花芳名；雖無豪車結隊開路，卻有百官車隊前來。鄭文燦的母親生性低調，竟有成千上萬不相識的人送行，可謂備極哀榮。

蔡總統出任治喪委員會主委，不知有沒有想到，竟會是如此的場面。蔡英文在副閣揆任內喪父、在總統任內喪母，均未設靈堂與公祭。馬英九總統任內喪母，因不設公祭，被鬧場的綠委陳歐珀批評「不懂禮數」。如今，鄭市長的母喪有如此場面，難免讓人側目。

近年政要家族辦後事，顧及政風與殯葬改革，鮮少勞師動眾。例如，連戰與蘇貞昌送別母親，都僅限親友故舊。桃園網民點評此事，不少人謂燦哥多年慷慨賣地舉債，推動建設與社福，與各路人馬，各個派系交好，加上政治前程看漲，有此人氣，不足為奇。

燦哥老長官阿扁也前往上香，他觀察「喪禮人氣指數」，點破鄭文燦在黨內接班梯隊已更上層樓。燦哥說老媽是「民意雷達」，看來所言不假。

總統與大法官的關係，最近引發議論。蔡總統在官邸接見公民團體，因與會者對修法不力表達怨言，蔡英文竟將大法官呂太郎叫到官邸，當著眾人的面對他「喝斥」。總統府雖否認此事，但在場者稱總統確對呂太郎「訓誡」，要求他更貼近民意。問題是，呂太郎目前的身分是大法官，蔡總統任意召喚他到官邸訓話，不僅駭人聽聞，也逾越了憲政分際。

正當蔡總統的監委提名被批評黨派色彩太重，又有官箴及品操疑慮，讓人擔心監察權變成政黨附庸。與此同時，傳出蔡總統將大法官喚來府邸，甚至當眾「訓誡」非其職務範圍之事，愈發讓人擔心五權憲政潰不成形。無論是「喝斥」或「訓誡」，蔡總統臨時召見大法官已屬越權，而呂太郎竟應召而至，更是自失身分。蔡英文若不知總統與大法官應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最近美國大法官在聯邦最高法院所做的幾起判決，正可供她參考。

除了疫情與大選，美國政治最近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近期一連串的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包括川普下令驅逐被稱為「夢想生」的年幼非法移民、懸而未決的同性戀與變性者（LGBT）工作權歧視，以及墮胎診所合法化議題，都是自由派大法官在表決中勝出。川普任內已提名兩位大法官，照理說保守派應該穩居上風；但若干大法官卻跳出傳統保守派價值，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判決。

主要原因是，小布希總統提名的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原為保守派，但在這些爭議案件中，他不尋常地發揮了關鍵作用，選擇支持自由派大法官的見解。在LGBT就業權的議題上，連川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薩奇都投下反對歧視票，使自由派的比數拉得更遠。

關於羅伯茲的角色變化，最直覺的解釋是，隨著年歲漸長，他的意識形態由保守轉為進步。第二種解釋是，他選擇扮演打破均勢的關鍵位置，取代已退休的大法官甘迺迪扮演的中間角色，他倒向哪一邊，哪一邊就獲勝。羅伯茲擔任大法官十五年，在前十四年，他支持的多數決案達八成八，而今年則升成九成八。這也使他成為一九三七年以來最有權勢的首席大法官。

但美國學界與媒體普遍更傾向第三種解釋：羅伯茲懷有更崇高的目的，刻意要維持大法官的超然獨立，以免使最高法院成為政治的附庸，因此選擇與主政者不同調。最能說明這點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墮胎診所的案例。此案與四年前德州墮胎診所的案子完全一樣，但四年前羅伯茲站在反方，結果以五比三輸了；四年後他反墮胎的立場不變，但這次他引述拉丁法諺「遵循先例」原則，認為判決要始終如一，不能因現在保守派居多數就要推翻原判決，所以倒戈站到自由派陣營，裁定路易斯安那州的墮胎限令無效。

羅伯茲雖是保守派，但他認為不能把法律當成政治工具來用。他認為，法律判決有其內在邏輯，不能因為最高法院組成改變而改變。他的作法，引發共和黨國會議員的強烈批評，叫他辭職回去選議員；白宮官員甚至直接叫陣，「那些沒有經過選舉的法官們侵犯州的權力」。但羅伯茲不為所動。

美國憲政是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大法官雖由總統提名，但一旦宣誓就職，即獨立行使司法權。我國為五權憲法，大法官、監察委員與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但近年來獨立性格不斷削弱，附庸特徵則不斷增強。主要原因是總統將任命權當成酬庸工具，立法院則把任命權當成法案交易，導致大法官、考監委提名人須百般討好當權者與政客，制度遭到扭曲。

以川普的無禮，批評羅伯茲時還不敢指名道姓；而蔡總統以司法改革者自居，竟連對大法官的憲政尊重都未做到。羅伯茲若看到台灣的景象，一定瞠目結舌，不敢置信。

此外，財政部也表示，貨物稅制若要調整，必須從整體稅制、能源稅共同考量，不能針對單一產業減徵。但能源稅相關政策討論已久，就是遲遲無法推動，政府的立場則仍是模稜兩可，涉及跨部會溝通，需要時間凝聚共識。換言之，政府目前的立場是，汽機車調降貨物稅茲事體大，必須審慎思考。

其實，在貨物稅條例中，過去數年共增列了七條條文，給予各種車輛類諸多租稅減免，包括供研究發展用、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安及公衛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郵政供郵件運送之車輛、裝有農具之牽引車、合規之農地搬運車及不行駛公共道路之工程車等，都免徵貨物稅；電動及油電混合車輛也有減半徵收。

最近實施中且最特別的就是，第12條之3自106年起至110年底止，購買全電動車輛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貨物稅；以及第12條之5，鼓勵民眾汽機車汰舊換新給予貨物稅退回的優惠，亦即五年內報廢或出口登記滿一年之出廠六年以上小客、貨車，於報廢或出口前、後六個月內購買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新車每輛定額減徵5萬元；或五年內報廢或出口登記滿一年之出廠四年以上汽缸排氣量150CC以下機車，於報廢或出口前、後六個月內購買新機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新機車貨物稅每輛定額減徵4,000元。自105年放寬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購買新小汽、機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也能適用。這些廣泛的減稅措施都有助於改善環保，促進節能，也減輕基層民眾負擔，並為業者製造可觀的商機。

在稅法中已有諸多租稅減免的情況下，部分民眾爭取對汽機車調降貨物稅，在時機上有待商榷。因為貨物稅的徵收有七類，稱為特種銷售稅，各有其特殊政策考量，例如對水泥、油氣類課稅，有環保、減緩資源耗竭的意義；對車輛類課徵貨物稅就是基於節能（燃油或天然氣會使能源耗竭）、環保（排放空汙、溫室氣體、噪音）等理由，在沒有新的能源稅制，或環境稅費制度檢討改進之前，貨物稅還沒有到取消的地步。

再說，如果要降低汽機車的貨物稅，則應視當前汽機車的持有狀況而定。尤其機車存量目前將近1,400萬輛，等於每1.5人就有一部機車，且七成以上為老舊機車，所製造的空汙、排碳、噪音等，不亞於固定汙染源的工廠、發電廠等，還有更弱勢的行人安全受到威脅，造成諸多交通意外事故等，社會成本可說是非常之高，也是台灣生活品質無法進一步提升的最大瓶頸。而環保署雖然對於新機車都有比較嚴格的環保要求，目前已經提高到接近國際水準的第六期環保標準，但對於舊機車只能透過偶爾的路邊臨檢給予規範，無法促進舊車的淘汰，也就對於改善空汙、噪音方面的貢獻不大。

因此，當前急務應該是檢討汰舊換新的成效，仍以達到汰換汙染較嚴重的老舊汽機車為主要目標，必要時可以提高退稅的額度，或延長實施年限，但也應要求業者提出新車降價的搭配措施，提高換新車的誘因。當汰舊達到預期的目標之後，就可以進一步檢討車輛類貨物稅的稅率結構；例如輕型的機車可調降貨物稅，重型機車則可調高貨物稅，並將車輛類貨物稅收指定於補貼大眾運輸的票價，促進所得分配更公平，也能減少私人載具的需求。

七月三日上午約九時漢光演習訓練時，突擊艇翻覆導致意外死傷，海軍報告研判主因是海象劇變的瞬間「湧浪」。因為是嚴肅事件，用詞需謹慎專業，特此提出討論。

湧浪是海浪的一種。起浪必有造波機制，一般都是風力。規模大者如潮汐、地震，產生潮波、海嘯的超級長波。長波兩列波間隔很遠，可達數十公里，這麼大範圍的水同步舉升下降，縱使波高不怎麼高，上下運動的水量則十分可觀，動量奇大，可以跨洋奔跑而面不改色。

反之，一般風力吹擾出的波浪，縱使小區域內波高濤天，波長卻以十幾廿公尺為概念，水量震盪未必甚大，反而來得快去得快。不過，當風力大如颱風或風域廣如季風，亦可堆積出水量可觀的波動，傳出去後，也形成長浪，波長可達一百公尺以上，開放海域的海面即湧動如一片片的丘陵地者，謂之湧浪。行船其上，未必看見浪花濤天，卻叫人左晃右搖，昏頭絞胃，嘔吐連連。岸邊遠眺，似乎平穩，但長浪列隊前進到近岸遇淺時，即堆起拍岸壯觀的水花，一波接一波，常引人駐足欣賞。

所以，貼岸翻騰的湧浪不會突然興起。突如其來的，學名叫異常波，台灣俗稱瘋狗浪，也不可能在海況平穩時發生。也就是說，海象已多浪，眾浪交錯下，三不五時在某一地點上，數個波峰同時到達，激出超越預期的波高者謂之。風浪中的開放海域常見，近岸當然也會，許多海釣客都曾見識。這次海軍的不幸事件，是遭遇湧浪，還是瘋狗浪？

筆者曾數次前往台中港外調查，夏日早上岸邊風和日麗，遠望海上亦相當平穩。不料正在梧棲港內裝載儀器，突然飛沙走石，打在腿上手臂及臉龐，刺痛難挨。出港後，竟變成嚇人的巨浪，進行海洋科研的人，很能體會海軍弟兄在那種情境下，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完成它。下午回港，令我再震驚，岸上「沙風」完全消失。

這就是白天「海風」吹向岸、晚上「陸風」吹向海的現象，特別在夏天明顯。日照下，海水增溫慢，陸地快。因此海上氣溫涼，空氣密度大；陸上氣溫高，空氣密度小而上浮。於是海上空氣壓向陸地，便形成短時間強勁的海風。晚上相反，海水保溫能力使空氣溫暖，陸地散熱快而空氣降溫快，便壓向密度低的海上，形成陸風。

上網調閱氣象局左營站當天的氣象資料，果然看到上午七點時風速平平，然後每小時加大，中午達到顛峰，然後逐漸趨緩。前後一天資料，亦復如此。風向也都在逐時順時鐘旋轉，但不大吻合海風陸風的簡單概念（七月四日吻合度高），應該是設在離岸約一公里半一所學校樓頂的氣象站有關，難免有房舍影響，而且南邊不遠就是平地隆起的鼓山地形，都可能不太能代表桃子園海岸的風場方向。所以，翻艇事件當時，應該海風強起，瞬間拉起「一股」波峰，不必視為湧浪。

其次，左營港口外，向西北延伸一公里多的南邊防波堤，使桃子園海岸形成直角海岸線形態，對海流和波浪行為可能構成特殊條件。希望海軍已掌握這裡的科學知識，如有缺乏，趕快補強，對往後科技戰爭的演習，能鉅細靡遺又勇敢無畏地操練。國人一直都尊敬在心，無以苛責。

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美之間因為究責的問題鬧得不可開交，美國國內失控的疫情及所帶來的經濟損傷，使得川普的總統連任之路顯得崎嶇。日前港版國安法生效，令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美國已宣布將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停止國防出口，並限制香港獲得高科技產品的機會；而中國大陸亦不甘示弱，嚴詞抨擊美國勿借香港問題來干涉中國內政。美中關係看似會進入全面性的對抗局面。

中美衝突加劇，台灣夾在兩強對峙的風暴中，既是角力戰的中心點，也可能成為擦槍走火的受害區。尤其最近幾個月來，中共軍機頻繁地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出沒，恫嚇及警告意圖明顯。而美軍則召集航母戰鬥群齊聚西太平洋，軍機也屢屢飛越台灣周邊空域，最近更公布與台灣軍事演訓的紀錄影片，兩強的軍事過招雖然未正面交鋒，但是在南海及台灣海峽卻早已瀰漫著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

很多人認為美國不會輕啟戰端，然而事實上川普很有可能希望以軍事行動來挽救選情。根據美國媒體最新民調顯示，川普支持度落後拜登十二個百分點，十一月的連任很可能無望。如果他製造一次與中國大陸的衝突事件，激起美國民眾的民族意識，淡化他在防疫及種族議題上的爭議，或許就有機會扭轉乾坤。事實上美國軍機軍艦只要一進入台海和中國叫陣，雖然滿足了台灣對美國增援協防的心理期待，但卻會增加中國大陸的憤怒及反擊，對台灣並沒有實質好處。尤其最近所公布的台美聯合訓練的影片，更加碰觸對岸敏感的神經，提高擦槍走火的機率。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大陸應該會高度克制，不會輕易落入川普的圈套。因為目前中國外有嚴峻國際形勢，內有疫情洪水肆虐，輕啟戰端並非智舉。尤其在疫情及香港事件後，全球反中的情緒高漲，與美國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已形成抗中的統一戰線，一旦中美衝突，中國大陸可能面臨西方世界的制裁，也會間接幫助川普的選情，並非其所樂見。所以在美國大選之前，中國大陸應該不會輕舉妄動。如果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勝選，雖然他目前順應國內反中情緒，對中國的態度轉趨強硬，但未來中美關係是否會有新的轉折還不得而知。

不管中美關係如何變化，做為世界兩大強權，都為其國家利益考量，終會在合作與對峙之間擺盪。然而對台灣而言，危險永遠存在，而現在更為緊張，「國際危機組織」六月的危機觀測近年來首度將台灣海峽列為政治與安全情勢重大惡化地區，只是很多國人似乎缺乏危機感。中國大陸從未放棄過統一台灣的決心，因此我們要更加小心謹慎的應對，不要輕言挑釁，增加對方攻台的藉口，也不要在中美衝突白熱化時，過度向美傾斜，讓台灣成為美國反中抗中的棋子。

若台海發生衝突，其戰場一定在台灣，無論戰爭之勝負結果為何，台灣必定首當其衝，後果不堪設想。盼執政者以天下蒼生為念，以「和平」、「避戰」為己任，讓台灣能不受戰火威脅，永遠是個宜居樂業的寶島，這才是全體國民之幸。

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在六月底的二○二○年度工作計畫研討會中，向全國宣布四項因應新冠疫情的新政策。首先，他們要把「在家學習」（即台灣的遠距教學）成為學生生活的一部分；第二，加快國家數位素養計畫；第三，加強弱勢學生的數位財務能力；最後，擴大大專院校的跨學科學習。

這四項政策聽起來跟台灣的政策差不多，但如果詳細研究細節，我們可以發現本質上的不同：新加坡不浪費危機，玩真的，而且動作很快！

第一，新加坡的疫情比台灣嚴重，但是在過去四個月，全國師生利用線上學習，讓學生的學習不間斷。疫情現在雖然稍緩，他們決定，未來每兩個星期會有一天居家學習，這樣不但可以避免被疫情干擾，更重要的是，可以加速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反觀台灣，教育部雖然做了很多調查，也推動很多活動，但是很多學校（尤其是偏鄉學校因設備不足及在家無法上網）只是虛晃一槍，蒙混過關。若疫情不幸在台灣爆發，很多學校是沒有準備好的。

第二，新加坡原先宣布，要在二○二八年時讓全國中學生都有筆電。在過去半年，他們看到學生在家學習的優點：學生按照自己的進度安排自己的學習歷程，這是終身學習的素養。因此，他們決定超前部署，讓所有中學生在二○二一年時就擁有筆電。這不單單只是硬體的投資，更重要的是，老師的教學、教材都需要調整，才能推動個人化學習。

反觀台灣，筆者從二○一四年就開始向教育部建言「一生一平板」政策，但是教育部屢次用經費不足來拖延。其實各國都有財務壓力，新加坡也不例外。為了把錢用在刀口上，他們只提供免費的筆電給弱勢學生。台灣正好相反。台北市從二○一八年開始推動「一生一平板」，結果天龍國的學生拿到免費筆電，而偏鄉學生卻遙遙無期。真是情何以堪！

第三，新加坡在疫情期間發現很多弱勢學生沒有銀行帳戶，無法有效地收到國家補助。他們決定，為幫助弱勢孩子面臨數位支付的來臨，不但要幫每一個孩子開銀行帳戶，而且要在學校裡教學生使用數位工具管理財務。這個財務管理課程非常重要，因為弱勢家庭沒有儲蓄習慣，如果沒有特別培訓，孩子長大後還是月光族。

第四，王乙康說「技術及行業都日新月異。要解決重大挑戰，像氣候變化或社會不平等，需要跨越學科界限的專業知識。COVID-19將重置競爭環境並加速所有這些趨勢。」他舉新加坡大學為例，新加坡大學與企業夥伴共同針對工業4.0時代，將提供十個跨學科的本科課程，例如經濟學和數據科學，計算機和項目管理，或工程和商業。如果單一主修，需要修到八十到一百個學分；如果雙主修，兩個專業各需修四十個學分，另外廿個學分涉及兩個專業的綜合項目，還是可以在四年畢業。

反觀台灣，大學畢業要修一二八學分，如果雙主修，通常要一六○個學分以上才能畢業，要花五年時間。在這情況下，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就比新加坡大學畢業生少了很多靈活應變的能力。

在這次疫情，台灣沒有病兆，反倒疏忽了強身。新加坡跌一跤，顛倒勇！前英特爾執行長葛洛夫說，在十倍速時代，快魚吃掉慢魚。在戴蒙的「動盪」書裡，他說「以其他國家作為解決問題的典範」是脫離危機的一個有效方法。希望台灣能多向新加坡學習。

記得曾在教學研討會上，某國中教師跟筆者訴說她從事國文教學面臨學生的質疑：「我是台灣人，為什麼需要學中文？」她不知該如何回答。顯然對這名學生而言，國文課已變成令人困惑的課程，這位老師問我：「難道中文要改名成台文，教學內容純粹限定在台灣人與台灣事，才能被學生視作『國文課』嗎？」顯然這就是教改廿五年的成果。

這更讓我想到日昨立法院長游錫□建議，將中醫與中藥改名稱作「台醫」與「台藥」或「漢醫」與「漢藥」。這兩件事情來自相同的思路，就是台灣不能跟「中國」這兩個字沾上任何一點關係，否則都具有政治不正確性。

筆者曾經不只一度詢問某位中醫師：「您的醫術如此精湛，是否能將您的觀念撰寫成著作，繼續流傳於後世？」這名醫生生前曾很誠懇回答：「我只有在具體某些藥方上面有些獨特的進展，然而就基本理論而言，我的醫學觀念無法超越或脫離《黃帝內經》，這部著作已經將中國醫學理論架構完成了。」筆者看著他那本早已破舊不堪卻留著密密麻麻註記的《黃帝內經》，顯然對他而言，他精湛的醫術源於自己鑽研戰國至秦漢時期中國最早的醫學著作，再結合長年實務經驗的累積，才能終有所成，救治無數重症患者。

任何學問如果要被獨立冠名，起點需來自該學問已具有理論特殊性，顯然對這名中醫師來說，中醫無法變成「台醫」。然而，這名醫師可是本省籍閩南族群的「正港台灣人」；並且，他生前最忿忿不平的事情，莫過於他雖有豐富的行醫經驗，只因為具有大陸中醫藥大學的碩士學歷，在台灣中醫師證照制度已被系統性壟斷下，他不能在台灣行醫。

那中醫能否改稱「漢醫」呢？如果你知道真正的漢醫傳承本來都來自民間師承，並不來自深受西醫觀念影響的大學中醫系統，現在培育出來的中醫能稱作傳統的「漢醫」嗎？

對照大陸在二○一六年頒布並於隔年實施的中醫藥法，不只尊重大學中西醫結合發展的中醫系統，更尊重民間的師承，授予學習中醫或者經多年實踐，醫術確有專長的人員，由最起碼兩名中醫師推薦，經各省市政府中醫藥主管部門組織實踐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後，即可取得中醫的醫師資格。顯然大陸民間傳承的中醫更符合「漢醫」傳統學問授受作法。

台灣不承認具有大陸中醫藥大學學歷者能在台灣行醫，更把傳統師徒傳承的中醫視作「密醫」，在去年八月底前更已長達廿年未發出中藥行執業執照，放任中藥文化凋零，到底台灣有什麼條件稱自己在發展的傳統醫學為「台醫」甚至「漢醫」？

如果中醫當真要改成「台醫」甚至「漢醫」，就請先依據道理來行事，正視傳統醫學的傳承與認證制度。

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台灣口罩日產量僅一八八萬片，大多依賴進口。疫情爆發後，醫用口罩瞬間成為美國隊長手中的盾牌，不僅成為對抗疫情的關鍵武器，更成為國人情感與榮譽的共同連結，也為外交走出一條血路：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為何台灣的口罩原本仰賴進口，能在短時間內大量製作，且計畫或已將設備與技術輸出至海外？筆者認為，除了台灣各隱形冠軍工具機廠商的攜手合作功不可沒外，專利制度中的屬地主義也是口罩國家隊成功的關鍵。

專利採屬地主義，亦即專利權具有區域性，沒有所謂「世界專利」，專利權人取得的專利權只能在該國或該地區取得保護；在該國或該地區以外，專利權不生法律效力。

根據智慧財產局「口罩製造技術專利分析」一文指出，口罩製造各階段製程技術相關的專利案量分布，以進、出料技術與熔接技術較多，且主要申請人為中國大陸公司與美國公司。中國大陸公司申請案均集中在中國大陸，未在歐美進行專利布局；美國公司較具全球布局觀念，申請案分布於歐洲、美國、中國大陸及世界智財組織。

中國生產成本低，為口罩製造第一大國，故中國專利權人之口罩製造技術相關專利數量多，但僅在國內取得專利權，是可以理解且非常合理的，卻也成為我們口罩國家隊可以突破的機會點。口罩國家隊在台灣製造與販賣口罩、製造設備自然問題不大，而將口罩與製造設備銷往歐美國家也是絕佳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仍有一些技術專利權掌握在美國3M公司手上，而3M在歐美已有專利布局，口罩國家隊務必特別留意，可能需要進行迴避設計或洽談授權，否則會有侵權疑慮。

口罩國家隊在疫情時刻展現絕佳整合能力，專利制度也適時成為神隊友。這次事件也可以讓許多廠商了解專利的重要性，並體認到現在的製造地不代表未來的製造地，現在的市場地也不代表未來的市場地。未來專利布局時，除了考量現在的製造地與市場地外，未來的製造地與市場地也值得多些思考。

民間司改團體會見總統，卻眼見總統「不假辭色地責罵」司法院秘書長，還命他把某位大法官找來，「很嚴厲地喝斥一頓」。

總統是不是逾越了行政與司法的分際？討論已經很多，本文不多說，我好奇的是，那位大法官（乃至當前的大法官們）是怎樣看待自己？

我出生時，隔壁鄰居是已故大法官林紀東先生，印象中的他「望之儼然，即之也溫」，長大後才曉得，林伯伯是一位望重法界的大學者，然後知道，大法官幾乎都是學養俱足且有風骨的法學耆宿。

那是所謂「威權時代」的情況，時下人口中的「獨裁者、劊子手、特務頭子」提名的大法官都是那樣的夙昔典範，而且「獨裁者」對大法官都相當禮遇，絕無「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情事傳出，如今進入「民主時代」後，情況難道反而不一樣了？

《戰國策》的記載：齊宣王召見顏斶，說：「顏斶，你上前來！」顏斶也說：「大王上前來！」宣王很不高興。左右近臣說：「大王是國君，你是臣子，怎麼可以這種態度？」顏斶說：「我上前是趨炎附勢，大王上前是禮賢下士；與其讓我趨炎附勢，不如讓大王禮賢天下士。」宣王怒容滿面，說：「是王尊貴，還是士尊貴？」顏斶回答說：「士尊貴，王並不尊貴。…從前秦國進攻齊國，秦王下令『有人敢在柳下季墓地五十步內砍柴的，殺無赦』；又下令『有人能砍下齊王的頭的，封邑萬戶，賜金千鎰』。以此得見，活王的頭，還不如死士的墓。」

這可能是歷史上最有名的一則知識分子面對國君而能不慕權勢的故事，但這個故事還有下文：

顏斶說完前述話語，齊宣王的左右七嘴八舌圍剿他：「顏斶，你還是識相點上前吧！咱們大王統領萬乘之國，天下有學問、有名聲、有口才、有智謀的人都來了，東西南北莫敢不服，要什麼有什麼。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只能稱為匹夫，出門連車都沒得坐，等而下之的更只能看守城門、閭里小吏而已。知識分子一文不值，真是夠了！」

故事最終是顏斶辭謝齊宣王，寧願過「晚食（餓了才吃）當肉，安步當車」的生活。而那一群齊王左右所言，應該才是一般知識分子的價值觀，這一點古今無異。然而，是當今大法官對自己的期待只是「一般」，還是蔡總統提名的大法官都那麼「一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