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我負責」說得輕快，但聽在民眾耳裡，不免質疑：「你能負什麼責任？」最近接連發生多起外籍民眾返國前後發現確診，指揮中心皆支吾以對，最後以未能查出確切感染源為由推託，甚至直接宣布「結案」。這種虛應故事的鴕鳥作風，誰會相信陳時中能誠懇負責？

為了外交而放寬防疫標準，絕對必須謹慎，不能心存徼幸而造成破口。試想，美日人員來台均非單槍匹馬，而是大批人員隨行，即使提出健康證明，仍無法排除潛伏期之疑慮。尤其美國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已有五百多萬人確診，衛生部長應負極大責任。但此際川普政府卻派他來展現外交友好，大剌剌長驅直入；即使不接觸民眾，也將會晤不少官員。陳時中信口說「我負責」，除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誠信，也作踐本國防疫標準，讓民眾感到不是滋味。

由彰化縣府與台大公衛院合作的「萬人血清抗體檢測」，最近發現部分民眾抗體呈陽性反應，甚至是「中和性抗體」。這顯示，國內確實存在「隱形感染者」。陳時中連這些現實都不敢面對，卻對「外交泡泡」大談負責，不怕戳破自己吹的泡泡嗎？

時力成立的背景，是馬政府中後期連串「公民覺醒運動」的結果，和太陽花反服貿、反都更、大埔事件及洪仲丘事件都有直間接關聯。這些事件重創國民黨，促成政黨輪替，也讓多名公民覺醒運動主要成員合力組成時代力量，成了年輕集結的新興政黨。

然而，組黨後的時代力量，卻無法吸納並兼容這些不同公民運動的精神。太陽花學運植根於「反中」，反都更、洪仲丘和大埔事件則源於對人權和社會正義的關注，兩者雖在「反國民黨」取得交集，本質卻殊途。問題在，「反國民黨」及「反中」的果實被民進黨摘取後，接收「覺醒力量」的時力仍然奉守「反中、反國民黨」為主要路線，如此一來，當然使自己陷入窄巷。

組黨後，時力從未能擺脫「小綠」的質疑。二○一六年立委選舉，它甚至得靠民進黨禮讓，才拿下三席立委。時力雖然也會揭弊，以示對民進黨的監督，但其力道卻遠不如對國民黨的監督。以去年的國安私菸案為例，黃國昌把矛頭對準華航和國安單位，卻始終不敢向總統府發難。對於民進黨執政的諸多弊端，時力不是閉口不談，就是輕描淡寫帶過，所謂監督只是聊備一格。

但在意識形態這端，時力卻表現得「比民進黨還民進黨」。例如在媒體管制上，時力主張要消滅特定媒體，顯與民主國家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扞格；對於民進黨假國安之名行侵害人權修法時，時力常提出比民進黨還要激烈的主張；對民進黨防疫的「雙標」作為，時力甚至不時推波助瀾。時力一方面要當監督執政黨的在野黨，監督卻經常放水；一方面主張公平正義，但一遇統獨的意識形態，就把公平正義拋諸腦後。目標不清，行徑取巧，正是時力的寫照。

去年時力爆發的第一波出走潮，引爆點就是路線之爭。時力「留一手的監督」和「比民進黨還民進黨」，讓民進黨不滿，認為「小綠」對「大綠」的忠誠不足，更非可靠的「側翼」。也因此，黨內的「堅定小綠派」林昶佐、洪慈庸等人，才會陸續出走。時力的誕生，原本就是靠著民進黨從旁孕育，林昶佐和洪慈庸出走就算不是「西瓜靠大邊」，也只是「回歸母體」罷了。

說穿了，時力以「小綠」自居，意識形態與民進黨高度重疊，又無法扮演「忠誠的反對黨」角色，它能與藍綠政黨區隔的就只剩「清廉」的招牌。徐永明過去常以「反貪腐者」自居，如今卻不自愛地接受財團賄賂，這也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

近卅年來，台灣多次出現過標榜「第三勢力」的政黨。從早期的新黨、親民黨、台聯，到近幾年的時力和民眾黨，時力算是黨內菁英的自主結合，而非由其他政黨分裂出走的一群。時力的成員多出自社會運動，能直接訴諸民意，本應最有機會打破傳統政黨包袱，走出不一樣的政黨發展之路。遺憾的是，時力緊抱「反中」意識形態的結果，淪為「大綠」民進黨的側翼，漸漸步上了台聯自主性不足而沒落的後塵。奉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台聯，成立初期也曾有過若干年的光輝歲月，但路越走越窄，如今在政治上已無足輕重。

時力不分區立委王婉諭說，這次危機是時力深刻反省的契機。問題是，它如果仍以扮演「側翼」和「小綠」為滿足，而不思索監督掌權者的偏頗不公，不積極捍衛百姓權益，其衰敗已可預期。有志扮演第三勢力的政黨，均該以此為戒。

從過往經驗來看，共和黨偏向較低稅率、市場管制較寬鬆的主張，使投資人大多偏愛共和黨執政，整體市場氛圍亦傾向風險追逐，這也是過去幾年川普執政下，美國景氣熱絡、股價指數屢創新高的一大因素。反之，民主黨傳統的政策清單如提高稅率與勞工保護等政策，以及民主黨政府往往對經濟活動設下較多管制，多少削減了企業的獲利能力。於是，民主黨治下的金融市場氛圍向來較傾向風險趨避。要是再加上近年來民主黨內左翼勢力興盛，其主張的嚴格限制金融業營運、拆分科技巨頭、增加財產稅、課徵碳排放稅等「左翼新政」，或多或少都將為拜登所採納。不禁讓各界擔心，若年底由拜登入主白宮，則濃厚的政策不確定性是否會讓市場氛圍轉向風險趨避。

只是，拜登要勝選真的毫無懸念嗎？回顧去年底民主黨的總統初選，早早表態參選的拜登，起初民調支持度並不亮眼。之後趁著黨內左翼內訌，拜登成功收攏左翼派系的游離力量，再加上川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失策、對BLM運動發表諸多爭議言論，導致傳統支持者流失。一來一往之下，拜登相對溫和的政治立場，便吸引中間選民支持，甚至得到部分不滿川普的共和黨選民投靠。由此可知，拜登現有的高民調支持率並不是本身條件有特別優異之處，而是因為他是中間選民、左派民主黨人及溫和共和黨人在沒有選擇下的「唯一選擇」。

換言之，倘若有外在變數導致投向拜登的引力減弱，年底選情也將出現變化，而這個關鍵因素無疑就是美國的經濟表現。

觀察二戰以來歷次美國總統大選，除去主動退選的福特總統外，僅有卡特總統與老布希總統未能獲選連任，兩人任內分別面臨著石油危機爆發，以及冷戰軍備競賽遺留的龐大債務，導致美國經濟遭逢嚴重衰退。也就是說，只要任內美國經濟表現穩定，現任總統多能順利連任。就此標準檢視，3月後疫情爆發所造成的經濟停擺、高失業率與恐慌情緒，或許才是川普民調節節敗退的真正關鍵。因此，如果年底前美國經濟能好轉，則「下架川普」的議題熱度就會減弱。

畢竟，在選民對川普減稅政策認同度甚高的前提下，若美國經濟重獲成長動能，種族衝突與貧富矛盾都將鈍化，選戰焦點也將重新回到經濟議題。如此一來，拜登就會失去「反川普」此一最大的選舉助力。當然，假使年底前美國經濟仍舊處於低迷，經濟壓力將激化族群矛盾並引發對立，那麼在執政績效成為川普最大選舉包袱的情況下，拜登贏得勝選也就水到渠成。

綜上，從近期賭盤預測拜登勝選機率達60%可知，年底民主黨重返執政已逐漸成為大多數人的意見，以至於目前金融市場投資人將總統大選結果，視為影響未來經濟表現的重大不確定性因素。但若選前美國經濟表現超乎預期，拜登看似篤定的選情也將一夕逆轉。例如7月26日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便預測，今年第3、4季美國經濟成長率將各達到20%，似乎代表有利川普選情的情境仍在。無論前述兩種情境何者成真，未來四年金融市場氛圍究竟是趨向趨避或追逐風險，還是得看選前三個月的經濟表現及其牽動的總統大選結果。

台灣目前最驚人的新聞莫過於立委集體貪汙，為什麼神聖的民主殿堂藏著這麼多惡魔？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金巴多早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二○○七年他出版《路西法效應：好人如何變惡魔》，次年該書獲得美國心理學會「詹姆斯書獎」。

路西法是上帝鍾愛的天使，他從上帝恩典中墮落為撒旦般的惡魔。所謂路西法效應要從「史丹福監獄試驗」談起。一九七一年金巴多在史丹福大學開展一項影響深遠的心理行為試驗。他選擇了廿四名精神正常的學生受試，並把他們隨機分配到「囚犯」和「看守」兩組，金巴多自己則擔任「警司」。看守們被告知責任和權力，並供以制服和警棍讓他們看起來就是看守；另一方面對囚犯們宣布人格已被剝奪，他們沒有姓名只有囚號。果然，看守組的受試者很快進入角色，他們竭力對囚犯羞辱和凌遲，而且手段不斷升級，最後強迫囚犯脫光衣服站在烈日下。金巴多的試驗原定兩個星期但僅六天就終止，因為兩個囚犯受試者心理崩潰退出試驗。

為什麼史丹福的受試學生把扮演惡魔的戲演得如此繪聲繪色呢？原來在一個被邪惡占據的時空場中，好像太空的黑洞一樣，一切都將扭曲和變形，就連試驗設計者金巴多「警司」也不例外，據他妻子回憶金巴多在那些日子裡，已經成了打人罵人的加害狂。金巴多最後說，這場瘋狂的試驗證明一個定律：在一定情況下幾乎所有正常人都可能成為邪惡的代理人。

前不久媒體透露幾位涉案立委曾對經濟部人員施壓、咆哮等，這不就是史丹福監獄試驗搬到了台灣嗎？二○○三年美國占領軍在伊拉克監獄虐待俘虜種種醜聞，是史丹福監獄試驗更早的翻版。鑒於商業價值，二○一五年阿爾瓦雷斯執導的電影「史丹福監獄試驗」問世。

墮落是怎樣發生的，坊間流行「爛蘋果」論，著眼點是個體，判斷的標準是道德，這是一種結果論。但是金巴多的試驗宣示了新的系統論，如果蘋果掉進了「壞木桶」系統狀態都要腐爛。壞木桶是誰製造的？史丹福監獄試驗證明「爛蘋果，壞木桶，製造商」是三位一體的系統。分析貪腐既要從「個體」的視角看爛蘋果是否存在，也要從「狀態」的角度看有沒有壞木桶，最後從「系統」的觀點考察誰是製造商。

台灣社會目前的爭論焦點僅僅停留在個體的法律層面，大家急於了解押了誰放走誰有沒有自己人，一種分裂社會所特有的典型心態。對於立法院是不是壞木桶無人發問，至於執政黨是不是壞木桶製造商更沒有人敢問了。

在金巴多監獄試驗前的一九六三年耶魯大學社會學家米爾格拉姆進行過「權威」試驗，他企圖測量當「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的拒絕力量究竟有多大」。很遺憾每個國家每個發展階段都不一樣，台灣社會雖已走出威權時代，但並沒有走到執政黨不再玩弄權威的時代，不管經歷了幾次政黨輪替，難道不是這樣嗎？

有夢最美，但因政客作孽，希望並未相隨，反而是痛苦就在眼前。因為平均壽命延長，五十歲的朋友都還算年輕人，假如我是今日的年輕人，以下兩件事，是我絕對不會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絕對不買房，租房就好，千萬別聽房仲的甜言蜜語，什麼有房斯有財，背上卅年的房貸。

台灣是全球有偶率最低的國家，每名婦女平均一生只生一個小孩，因此每隔一代，人口將減少一半，自二○一九年起，台灣人口已開始負成長，對住房的需求大減。然而內政部營建署在二○一八年公布的台灣空屋數，已達九十一萬六千戶，民間估計則在一百五十萬戶以上。人少屋多，供過於求，未來房價必定大跌，現在高價買房，分期付款一付卅年，屆時將欲哭無淚。

不信的話可以看看日本，即使是東京、大阪離蛋黃區車程僅半小時的市郊，房價也大跌。至於「村」（與台灣的「鄉」類同）則進入「鬼城年代」，因為人口太少，只好併村，以達起碼的人口規模，維持地方基本的服務，如保健所、垃圾清理、路燈等。鄉村人口不斷流失，地方甚至提供免費房屋，入住者只要維護好房舍，每年繳交房地產稅，就是對地方大有貢獻。

日本年輕一代，只要願意繼承上一代的房地產，特別是在郊區或偏鄉，就是一種孝順。日本無人繼承（或因交不起遺產稅而放棄）的土地，加總起來已比九州大；台灣無主的土地，也早比金馬為大。因此年輕人等著繼承先人的房居、土地，不使荒廢，也是種孝順，不必覺得不安。

假如我是年輕人，另一項不願做的事情就是交勞保費。目前五十歲以下青壯年所交的勞保費，就是在支付目前退休者的勞保年金。勞保基金潛在虧損已達十兆以上，再五、六年就破產了，蔡政府每年編二百億補助，根本九牛一毛，只在以拖待變，把燙手山芋丟給下一任去承擔。

勞保為何淪落至此？當然是混蛋政客的傑作。本人在一九八八至九○年間，負責參與規畫全民健保，數十次對勞工相關團體演講或座談，強調應依精算合理調高費率，並以法國工人為求退休獲得較高保障，上街頭抗爭，爭取調高費率為例。但當時的政府，特別是執政的國民黨勞工立委，仍一再壓低費率，還宣稱是為勞工省錢。事實上，當年勞保費用係由勞工負擔三成、雇主七成，無一定雇主的職業工人，政府負擔六成、勞工四成。壓低費率，雇主最爽，他們負擔七成的金額變少，而這些所謂「勞工」立委，還大言不慚，說為勞工每月省下幾十元費用；媒體也以之為頭條，說多少百萬勞工每月可省ＸＸ元，真是可笑至極。

勞工領袖若不是理盲，就是已被資本家收買，成為其走狗。沒有近憂，必有遠慮，光陰真的似箭，勞保馬上就是退得晚、繳得多、領得少。能不交嗎？勞保局很快將您送至法院行政執行處，不是直接由雇主處扣繳你的薪資，就是由勞保局自你的銀行帳戶扣繳，甚至凍結；若仍未扣足，則拍賣勞工不動產。

惡法亦法，執政者、立法委員、資本家、勞工領袖，一致理盲濫情，能奈何？（作者為前衛生署長、退休教授）

白宮已經發出禁令，在四十五天之後禁止美國公司及個人與抖音的母公司字節跳動交易，雖被批評是開市場開放的倒車；但是全球經貿秩序已經從自由市場模式，轉變成「新重商主義」，企業不能沒有祖國，跨國企業不再吃香，華為的５Ｇ處處碰壁，已是先例，現在又有抖音與微信遭禁，甚至Zoom踵繼其後。

但是產業不同，國家的扶持方式也不同，華為靠軍方的力量，中芯國際的晶片製程更是由國家投資，但是App靠的是創新與市場，國家資本介入的程度不高；但這是否意味著這十年來出現的App，包括三大ＢＡＴ（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以及近年新竄起的ＴＭＤ（字節跳動、美團、滴滴）就沒有國家介入？

老實說，雖然App無須國家資金注入，但是絕對靠國家政策創造出其壟斷地位，滴滴打敗Uber，國家介入的斧鑿痕跡甚深，人民日報更在抖音上有一億粉絲。

對於企業家來說，當然期待國家政策，但如果這意味著市場受限，就希望掙脫國家給予的限制，這就是抖音目前的困境。

抖音的老闆、字節跳動ＣＥＯ張一鳴一直是非政治性的，以技術取勝，在設計旅遊搜尋網站享得大名後，轉攻新聞，成立App《今日頭條》，利用演算法根據用戶過往曾閱讀和搜索內容推薦新聞，用戶暴增，目前今日頭條月活躍用戶已超過二點六億。

為讓新創的抖音（TikTok）在海外站穩腳跟，拓展市場，張一鳴放下身段，努力妥協和讓步，解散大陸境內的內容審核團隊，將伺服器放在大陸境外，抖音在各地有不同的運營團隊，高薪聘請當地國家人士擔任高管，負責運營和政府公關，一切按照當地的法律規範。

抖音早已成為全球增長最快、下載量最高的短視頻App，不僅美國政府有國安疑慮，也遭到美國其他App老大哥的忌恨。現在抖音遭到麻煩，Instagram的 Reels，YouTube的Shorts紛紛出爐，要爭奪短影音市場。

原本張一鳴還想持有少數股份、保留大數據演算法的關鍵技術，但遭到白宮的拒絕。根據新的交易提議，字節跳動將完全退出，看起來張一鳴是預備投降了。

在美國壓力下，做為一個企業家，張一鳴要保有自己利益的極大化，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中國卻以民族主義痛批抖音，要求學華為，對美國硬起來；從北京的立場，這是警訊，如果沒有及早阻止，其他的App將逐步脫離掌握，此例不可開。官方媒體已經放話，中國政府可以審查抖音交易中的技術轉讓是否違反中國法律，換句話說，不是美國單方面有權決定這樁交易而已。

被美中夾殺的抖音，原本是美國最期待爭取的新一代企業家，他們有國際觀，希望爭取國際市場，但是川普的政策，誠如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所批評的，「把我們在中國的朋友推向反美民族主義」，現在抖音被美中兩邊夾殺，逼其只能選邊，美國也失去了能夠和平演變中國的最好機會。

衛福部食藥署日昨舉行「研商促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藥品及疫苗研發座談會」，成為廠商抱怨大會，批評現有媒合平台無法讓後端廠商加入研發，產業鏈不能連貫。

全球新冠疫情看來即將延燒到第二波，感染人數即將突破二千萬人，死亡人數已七十多萬人，目前有超過一六五支疫苗在開發中，廿七支進入臨床試驗，六支進入臨床三期。

中國軍事醫學研究院的康希諾生物公司發展的疫苗已經由軍方特准使用一年；中國科興生技的全病毒疫苗已於七月進入臨床三期，預計將提供一億劑疫苗；國藥集團的全病毒疫苗也於七月進入臨床三期，預計年底提供疫苗；而復興醫藥集團將在明年底提供十三億劑疫苗。

美國政府補助將近十億美元給Moderna公司，預計明年初提供十億劑mRNA疫苗；美國政府以十九億美元向輝瑞藥廠預購一億劑mRNA疫苗，預定明年底提供十三億劑。

英國牛津大學與英國藥廠阿斯利康合作研發的猩猩病毒改造使其載有COVID-19棘蛋白基因，臨床試驗資訊顯示可以誘發抗體以外，也會引發Ｔ細胞免疫反應，可能成為最有保護效果的疫苗；英國政府已經搶先訂購一億劑，預期今年十月可緊急使用，預計提供二十億劑，且每劑只要三到四美元，供全球使用。疫情嚴重的巴西，也善用感染病患眾多可協助疫苗臨床試驗的優勢，順利取得一億劑的授權製造，每劑成本只有二點三美元。

疫苗生產有眾多的技術平台，此次嚴重的全球疫情終於讓其百花齊放，哪些疫苗最安全有效都有待後續的評估研究。然而科學與技術的創新是無止境的，多元化的前瞻疫苗友善的研發、生產，法規環境必須由政府來建構，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總該將此列為重要議題了吧！

從牛津大學的疫苗研發，可知大學及研究機構研發的能量是關鍵性的角色，而國內還是很難擺脫ＳＣＩ的無形束縛。這很好解決，只要將研發成果未來的應用性加倍在其升等論文點數積分，兼有應用性的研究給予的計畫經費加倍，這些措施就會立竿見影的改善疫苗研發被認為不太前瞻的印象。

國內在二○○九年才完成人用疫苗廠設置的國光生技公司，至今詹啟賢董事長還對未能讓公司轉虧為盈引以為意，這波疫情讓該公司終於有了四十二億元的多家銀行聯貸，但卻是包含還舊貸三十二億元的新貸。像這樣政府政策性支持成立的疫苗公司，到底政府的疫苗採購策略或法規出了那些問題，應該好好檢討。如果只是將疫苗產業當成純粹的商業運作要其自負盈虧，好不容易建立生產線了，疫苗的買主主要是政府，要跟這些國際大廠比價，比不贏就重大虧損，比贏了大概也賺不了錢。

這次嚴重的疫情，我們眼睜睜看著全世界都快開始打疫苗，中國大陸在安排送疫苗的情境，我們的疫苗卻在未定之天，只能繼續在國內戴口罩。別的國家可能很快開放打過疫苗的人可以入境，而我們只能繼續玩虛擬出國吧！

從這次疫情可定論疫苗為關係國家安全的國防產業，有了百花齊放的疫苗產業，更將奠定政府將生技產業作為未來知識經濟產業的基礎。打好了疫苗產業的基礎，才有機會締造出台灣生技新藥產業成為未來知識經濟的護國神山，除了民間的努力以外，政府的前瞻加持勢在必行。

近來政府採購法評選委員制度，媒體批評聲浪不斷，吵得沸沸揚揚。政府標案被質疑有「御用評委」爭議，從行政到立法部門都支持制度性檢討。

公務機關採購時納入外部專家學者參與，確可免除機關內部自行審議遭瓜田李下之嫌，亦不能因個案弊端推翻或否定全盤制度設計。事實上，擔任政府標案評選委員都要簽切結書，承諾恪遵法令，公正辦理評選，評選過程如涉及不法，仍須比照一般公務員接受法辦，屬於刑法上廣義之公務員；因此擔任評選委員如有涉貪或洩漏機密等不法行為，依法仍應負起刑法與貪汙治罪條例之刑責，罪責可謂極重。

現行評選委員都屬於臨時性編組，係由機關從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資料中就評委專長遴選，報請首長核定即可，每次出席費二千五百元，車資住宿費另計。然而，機關評委審議的資料每因招標個案不同，有時僅有一廠商參與投標，有時卻有多達七、八家或十餘家廠商同時參與，評選過程所花費時間不等，尤其對於參與廠商資提供之資料，評委須事先了解研判，所耗時不貲。亦囿於區域評委較少，經常有台南、高雄、花連、台東、離島找北部地區委請專家學者參與評選；此均造成不同工卻同酬情形，因此有部分專家學者分身乏術無意參與現象。是以，未來如何規範防堵弊端之餘，對於評委之待遇適度合理提升，仍應顧及。

又規範評選委員出任資格應比照退休公務員制度納入「旋轉門條款」，規範出任評審委員資格，對於曾任政治職務者，則以類「旋轉門條款」機制把關，政府採購法修正草案將明定曾為政黨黨工、民代、民代助理，離職後三年或五年內不能擔任政府標案評委；未來或可從專家學者之條件限制或每名評委一年可參與機關標案件數量規範。再者，現行公共工程委員會每年均會要求評委在網站上提供更新職務資料或連絡方式，卻均無查核制度，亦為制度上之缺失。

現行公共工程委員會在評選結束後，均有對評選委員作評選過程問卷調查，如詢查機關對該評選過程有無不當影響等，可以有效確保與維護評選整體制度合理性與公正性。政府任何體制都可能有缺失，不能因噎廢食；因此，未來如何在制度上防弊與興革乃為當務之急。

資深女藝人羅霈穎日前被發現陳屍套房內，床頭櫃上擺放一包藥品「意妥明」，該藥由檢警送驗，以釐清死因。「意妥明」連帶引出的失眠、鎮靜安眠藥物的開立和使用，是本文想探討並呼籲的重點。

「意妥明」為第一代精神安定藥，可治療出現妄想、幻覺等症狀或罹患思覺失調症的病患，因合併有鎮靜助眠效果，可幫助睡眠；不過，以一般臨床經驗來看，通常是睡眠障礙較嚴重，服用一般安眠藥物仍睡不著的病患，醫師才會開立該藥物。

「意妥明」會有哪些副作用？「意妥明」安全性相對高，並無致死劑量，一般會造成患者嗜睡、血壓偏低。根據衛福部藥品查詢平台，服藥過量會有心律不整等副作用、嚴重可產生痙攣或者昏迷，在我開立藥物卅多年經驗中，還沒有碰過出現「猝死」副作用的患者。順便一提：雖然服用藥物本身並沒有太高風險，但若搭配酒精服用，會使藥性不穩定；食用上不注意也可能導致噎到等難以預測的後果。

失眠已經成為台灣的「國病」之一。世界睡眠協會二○一七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全球有高達四十五％的人口，因睡眠問題而威脅到生活品質與健康。對於許多壓力大的現代人來說，「好好睡一覺」變成一件非常奢侈的事。為了治療失眠通常以安眠藥緩解，但是用於改善失眠和焦慮症狀的苯二氮平類藥物，具高度依賴性；亞太多國精神醫學專家共同執行的「亞洲地區開立精神科藥物的型態」研究發現，台灣開立安眠處方藥物的比率是亞洲各國的一倍以上，位居亞洲第一。

根據食藥署委託調查發現，台灣人每年竟然吃掉四億顆安眠藥。這個第一並不太榮譽，這只能表示台灣的醫師不認真，一聽到病患說睡不好，便開立鎮靜安眠藥物，病患就在這樣狀況下不知不覺掉入「醫療引發的鎮靜安眠藥物濫用依賴」。

依照「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使用安眠藥物，病歷應詳載病人睡眠障礙的情形，並作適當評估和診斷，探討可能原因，並提供衛教建立良好睡眠習慣。非精神科醫師、神經科專科醫師若需開立本類藥品，每日不宜超過一顆，連續治療期間不宜超過六個月。必要時轉精神科、神經科專科醫師評估其繼續使用的適當性。精神科、神經科專科醫師應針對必須連續使用本藥的個案，提出合理診斷，並在病歷上詳細記錄。依一般使用指引不建議各種安眠藥併用。對首次就診尚未建立穩定醫病關係之病患，限處方七日內安眠藥管制藥品。

但是若檢視臨床實務，有很多「例外」案例，特別是一般醫師為了「綁住」病患，便會在未經深思熟慮下開立鎮靜安眠藥物。

以精神科專業來看，失眠常是冰山上的一角，冰山下最常見的是情緒障礙及生活壓力感；在治療時，要兼顧生理、心理、環境因素，並且不會單單開立鎮靜安眠藥物。以藥物選配來說，同時會開立改善情緒、幫助睡眠的藥物，以避免鎮靜安眠藥物依賴風險。希望健保署、食藥署等單位，應該加強管制所有醫師開立鎮靜安眠藥物，才是利民之道！

內政部日前公布去年國人平均壽命，台東人又敬陪末座，台東人平均壽命七十六點三三歲，比全體國人少活四點六年，更比台北市人少活七點六年，對一向自詡生活在好山、好水、好空氣的台東人，不啻是最大的悲哀。如何擺脫「短命」的汙名，筆者建請先從振興產業做起，其次是充實偏鄉醫療資源及重建生活習慣。

筆者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各縣市家戶所得資料顯示，家戶收入最低的六縣正是平均壽命最短的六縣，證明家戶所得與平均壽命有很大的正相關。近十年來台東縣政府積極推動觀光產業，但受惠的是少數飯店業者，年輕人仍少有就業機會，只好北漂或西漂，台東鄉親期盼的是產業發展，所得提升，不要為生計疲於奔命。

適值中央正積極推動地方創生計畫之際，台東縣政府應根據鄉鎮特色，開發屬於地方的產業，積極推動農業六級化，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打造台東的品牌，提高農民所得；其次是懇請中央重視台東的交通建設，早日完成花東及南迴鐵路雙軌化，拓寬南迴公路四線道，興建花東快速公路，打通台廿六線公路，才可以縮短台東與西部城市的距離，提高產業競爭力。

台東人雖有健保卡，但「同卡不同命」，近年雖引進高醫及義大醫學中心支援偏鄉醫療，但重症醫療設備相當不足，一般重症患者仍往北高兩市就診，因此充實醫療設備實為當務之急；並讓偏鄉衛生所有「一站式」的健檢功能，除了看診外， 還可以提供基本體檢服務，偏鄉民眾就不用為了做健檢跑到大醫院。另外，部分台東鄉親仍有酗酒及嚼檳榔的習慣，影響身體健康， 重新檢視自己的飲食習慣，回歸健康的新生活，才能延年益壽。

交通順暢，觀光客走進來，農產品走出去；地方創生，產業發展，家戶所得提升；充實醫療設備，重建飲食習慣，健康有保障；生活品質提升，台東人自然延壽，不要每年都說台東人平均壽命最低。

台中「盛唐中醫」藥粉中填加禁藥，造成包括前議長張宏年一家四口在內的數十人鉛中毒，事件引發譁然。但筆者看到的是：沒有中藥「技術士」的雙重把關造成缺漏。而主管機關難逃「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之議。

現行《藥事法》規定，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五日後成立的中藥商，必須通過國家考試。但諷刺的是，政府沒有制訂國考科目類別，近卅年來沒有發出一張合格合法的國家認證。取而代之的是修習十六至十七個學分的西藥藥劑師得以「兼賣中藥」。筆者只是想問，這些加修學分執業的藥劑師真能搞清楚中藥藥材的君、臣、佐、使？知道炮製的煉、泡、炙、煨、伏、曝？還是只能分辨丹、膏、丸、散、湯、膠、露、酒等製劑成品？這是誰「強人所難」？

多數人有在醫院看診的經驗。不管是醫師的字跡龍飛鳳舞，或是一時誤勾藥號，藥師核對時如發現適應症有疑慮，會把關要病患回診間確認或修改處方；發藥時，還必須確認領藥者的資料並告知用藥方法；目的就在雙重把關，避免錯誤。反觀中醫診所，問診把脈、認穴下針、磨粉煉丹，醫師一手包辦；藥師是「視業務需要」才會設置，現實狀況是把科學中藥「換包裝」發給病患，在成本考量下，恐怕就由醫師或護理人員代勞。至於其他自費的藥丸、藥粉，怎麼做的？摻了什麼？沒有相對可以確認的機制，這是法規上的疏漏！

一○五年時衛福部研議設置「中藥材管理技術士」，要求取得證照的技術士，可以調劑丸、丹、膏、散並販售給民眾，最後因藥師公會認定「侵害藥師調劑權」而懸念至今。而今天以鉛中毒案看來，制度上顯然無法讓西藥藥師做到把關的功能，那麼與其關注「誰搶了誰的飯碗」這種問題，不如好好檢視一下怎麼管理，讓民眾用藥得以安全。一味地禁止或是以拖待變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