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搬家，一是為省下每年四千多萬元的租金，二有宣示青壯世代向前走的意義。這是明智之舉，但某些黨內要員談起搬家，卻滿口「風水」。有人說，門口石獅子眼睛被挖走了，所以「看不清未來」。有人則嫌中央黨部格局「不方正」，嫌「路沖」，甚至嫌主席辦公室門外三支旗桿在作怪。

一個現代政黨，動不動就扯風水，可知，國民黨很多人還停留在「前現代」。試想，區區一隻石獅，哪裡承受得起「政黨未來」這樣的重任？國民黨內集合了多少有識之士，如果人都看不清政黨方向，卻要石獅代為瞻矚前程，這是什麼奇怪宗教？再說，都廿一世紀了，一個政黨門口還擺著石獅子，不覺得奇怪嗎？自以為是官府衙門，或宮廷大院？

如果風水有用，那麼請來術士做法，調理五行八字，不就可以黨運昌隆、永遠執政了嗎？好笑的是，國民黨迷信風水的人還不少，吳敦義之妻堅信自己的丈夫有「皇帝命」，王金平則自認將承受某種天命。正因如此，去年國民黨的總統及立委提名，才會鬧出諸般荒唐戲，讓大家看個夠。

沒錯，國民黨早該搬出紫禁城，回到庶民人間。至於那對石獅子，就送給寺廟或公墓去鎮煞吧！對於那些滿口風水、求神問卜的人，還是學學孔子，敬而遠之的好。

衛福部五、六月間即放出明年將調漲健保保費的風聲，部長陳時中近日在「二○二○健保國是會議」上幾度提及「沒投資就沒健康」，看來健保漲費勢在必行。陳時中之言聽似有理，但民眾對這項議題可能心存兩個巨大的問號：其一，除了一味調漲保費，政府沒有維持健保穩健久長的更佳管理改革之道嗎？其二，人們每天都看到政府四處撒幣補貼，為什麼健保沒錢了，就要掏老百姓的口袋？

說穿了，政府召開「健保國是會議」，目的就是在為調漲保費鋪設台階，假藉一些專家之言，證明調漲保費是不得不為。問題在，政府除了下令漲保費，把負擔轉嫁給企業和納保人，它對於因人口老化而日益傾斜的健保制度做過什麼財務和管理上的改革？對於台灣庶民最常罹患的幾大國民疾病，衛福部門又做過什麼科學化及社會化的分析，並提出有效改善全民飲食和保健的對策？

台灣洗腎人口高達九萬人，居全球之冠，包括洗腎在內的慢性腎臟病治療經費一年要花掉五百多億元，是健保支出首位。試問，政府提出過什麼健康管理對策，來改善國民因飲食習慣不良而罹患腎臟病的問題？對於花費二九○億的糖尿病、花費一七一億的牙周病，政府又提出過什麼防治之道提醒民眾注意健康？顯然沒有！政府官員把健保當成「台灣之光」，動輒斥喝他人廉價享用，自己卻日復一日看著健保走向不堪負荷。只懂得漲保費，算什麼治理之道？

蔡政府為什麼選在此際提出調漲保費之議？原因無他：立委和總統大選剛剛結束，接下來兩年沒有重大選舉；所以現在得罪一下人民沒關係，不怕付出立即的政治代價。事實上，不獨健保如此，政府許多施政都是根據這種「選舉趨避法則」在進行政治精算；也因此，真正能夠和各界進行理性討論的時間和空間都很有限。

由於去年是選舉年，蔡政府的各種補貼是錢撒了又撒，唯恐不夠周到。直到今天，交通部因應陸客止步所發出的觀光補貼還在各地延續，農委會撒給農民的好康更是接二連三。今年是新冠疫情年，蔡政府針對各行各業祭出的救濟與補貼，則是形形色色創意不絕。然則，儘管國內六月後疫情基本已趨緩，但國境無法解封，政府原以為可以一次解決的紓困計畫，如今已追加到三﹒○仍不知伊於胡底，所以錢還在繼續撒。政府一邊如此揮霍公帑，一邊卻伸手掏人民的荷包，聲稱「健保不漲會倒」，老百姓能接受這種施政邏輯嗎？

人民已聽膩了「健保會倒」這樣的恐嚇。大家希望看到的，是政府提出讓人可以信服的健保管理改革方式，先從杜絕浪費著手，同時合理提高使用者的部分負擔，落實「使用者付費」精神。其核心概念是：全民共同負擔的健保，不能因少數人的浪費或政府的管理不當而被吃垮。扮演管理者角色的政府官員，有責任提出更積極的財務管理辦法和國民健康政策，讓未來世代也能同享其利，而不是一直把錢砸進醫療和藥物的黑洞，讓更多民眾不健康地活著。

正當疫情衝擊各項產業，調高健保保費的另一難處，是員工和企業負擔沉重。蔡政府可以思考的另一途徑，是提高政府的補助成數，由現行的一成提高為一成五甚或兩成；如此一來，既可提升政府的管理責任感，也可舒緩納保民眾的繳費負擔，同時減少企業杯葛的阻力。陳時中說「不投資就沒健康」，話說得很對；由政府多出錢來「投資」人民的健康，也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從當時總統大選的各陣營到如今的政府部門，似乎對此議題興趣缺缺、淡化處理，民間對此問題的關心也遠不及對美豬美牛或振興三倍券的熱議。這種景況某種程度也反映了台灣長期作為國際孤兒下的自我貶抑思維，一來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氣候協定，台灣從無機會參與，對於應負國際義務的觀念也就相對薄弱，二來氣候變遷是國際大事，小國如台灣難以蚍蜉撼樹，既難以成事，也就無需徒勞。

事實上，台灣作為全球貿易大國，長期享受全球化的好處，然而諷刺的是，台灣的人均碳排量至今仍在全球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也是亞洲最高。台灣對於減碳目標的「國家自訂貢獻」規劃2030年時的溫室氣體排放將較2005年減少兩成，《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則明定2050年時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應減至2005年的一半以下，即在2050年時，台灣的人均碳排量預估為5.4到6公噸，較之巴黎氣候協定2050年的減碳目標人均碳排量1.0到1.7公噸，台灣的減碳目標實在不算理想。

我們可以想像政府面對經濟成長與減碳帶來成本提高的兩難困境，但也必須指出這樣的兩難困境不但在逐漸趨緩，甚至可以是互補互利的目標。過去台灣的經濟成長高度依賴製造業，經濟成長可提高所得與生活品質，事實上的矛盾卻是生活品質將日益受到環境破壞及極端氣候的嚴重威脅。幸運的是，相較於去年之前的情形，在美中經濟戰爭與新冠肺炎疫情的外在驅動下，台灣的產業結構已在快速轉變。隨著疫情對生活與消費型態改變的催化與5G時代的來臨，台灣正逐漸朝向軟體產業發展，各種智慧應用的輸出勢將逐漸取代單純產品製造的出口。觀諸政府現階段最重要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政策，也將數位資訊產業與資安產業列為領頭兩項主要目標，顯示政府也有決心帶領產業朝向軟體轉型。在這樣的產業發展趨勢下，台灣未來對能源的耗用與碳排放水準可望逐漸降低，當然，這還需要政府更積極地提出耗能製造業與相關企業退場的政策誘因機制。

在此趨勢下，我們建議政府不妨大方積極回應青年對於氣候改革的訴求，一方面彰顯台灣作為貿易大國正在履行應盡義務，另一方面也可作為產業發展的指導方針，加速台灣產業的升級轉型。

去年，英國的氣候變遷倡議團體曾發動示威，要求國會推動2025零排碳，並成功促使英國國會通過投票，宣布地球正面臨氣候緊急狀態，反對黨工黨更呼籲應針對氣候變遷採取「實際行動」，以避免演變成無法控制的危害。因脫歐問題勢將面臨經濟危機的英國都對氣候變遷問題如此重視，對於目前經濟表現獨步全球的台灣而言，其實已到了不應自我貶抑的時刻。

國際地位與國家品牌形象快速提升的台灣，此刻更應宣示對氣候變遷問題的重視，並提出符合國際標準的減碳新目標，努力升級成為全球真正的主要國家。

「親愛的山姆，經由我助理告知，上周他們在夢幻總教頭棒球賽以十比零擊敗你的隊伍。我知道你很忙，可是我們對你期待比這高多了，就算你還只是個資淺法官。」

密西根大學法律系教授賀歇維茲回憶他在最高法院為甫過世美國自由派大法官金斯柏工作的時光，雖然她在捍衛女性與少數族裔權益上總是咄咄逼人，甚至讓「惡名昭彰」一詞在身上變成稱讚字眼，可是私底下仍然有輕鬆一面，以上公文就是其中一例。二○○六年金斯柏聽到助理擊敗親自為夢幻總教頭選秀的大法官阿利托，雖然她搞不太懂那是什麼奇怪遊戲，還是署名開了這位新同事一個玩笑。

大法官阿利托是知名棒球迷，也是費城人隊鐵粉，所以接到金斯柏發給整個最高法院公文後很不服氣，公開宣誓當年會期結束前會加倍努力，不會再輸一次。

事實上，因為職業棒球是美國文化重要元素，歷屆大法官有許多成員像阿利托一樣熱愛這個運動。紐約時報曾提到一九五六年艾森豪總統任命小威廉．布倫南，就職剛好碰上世界大賽第一戰，結果其他同事要看完比賽轉播才願意讓他自我介紹；此外，過往會議紀錄也顯示曾經有法官要助理當庭提供洋基與紅人比賽即時成績。

大聯盟職棒是近代全球職業運動起源，而這一切亦與美國大法官會議有深刻連結。在一九二二年聯邦聯盟與國家聯盟訴訟案中，最高法院裁決大聯盟不受反托拉斯法案約束，奠定後來職業運動發展基礎。近百年來這項裁決經過數次挑戰，最近一次在兩年前，不過每次都是聯盟獲勝。棒球迷大法官阿利托上任不久後，還曾經公開撰文討論此案，可見其淵遠流長之重要性。

除此之外，一九七二年球員佛洛德控訴大聯盟案，大法官雖然做出對聯盟有益判決，仍然以附加解釋文促成現代自由球員制度；一九九五年罷工超過半個球季，最後是聯邦法官索托馬約爾裁定聯盟想讓替補球員上陣是違法行為才告終，十幾年後屬自由派的索托馬約爾獲歐巴馬總統任命為大法官，甚至還以「救了棒球的人」來介紹她。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共有九人，恰與棒球每隊上場比賽人數相同。數字當然只是巧合，然而就像一支球隊一樣，唯有九位不同出身、信仰、位置、立場的成員為相同目標努力，團體才會一起進步。

前述金斯柏與阿利托雖分屬自由與保守兩個極端，仍在公餘能互相促狹，而其實看過金斯柏自述紀錄片更會知道，與她在公務上幾乎所有議題都針鋒相對的保守派旗艦人物大法官史卡利亞，正是她一起欣賞歌劇的終身摯友。從保守派到自由派，大法官有各自堅信之價值，然而憑藉對法治與人權精神共同信任，才能建立起良好關係，將社會維持在時代正軌。

只是，不知道在紛亂現世，這一切是否還能夠繼續呢？

（作者為運動文學作家）

美國總統大選首場電視辯論，只見兩個老男人相互叫囂、謾罵，許多美國媒體都承認這場糟糕的辯論已經重創美國的國際形象。沒想到，辯論結束不到幾天，川普總統及其夫人同時被檢測出感染新冠肺炎。川普的染病不啻是宣布美國防治新冠的失敗。

入秋以來，隨著學校復課，歐美國家迎來第二波疫情。即便疫情嚴峻，許多人仍然抗拒配戴口罩，甚至經常有抗議口罩規定的聚會和遊行。

台灣很難理解西方國家為何如此抗拒口罩，歸納主要原因：第一，極端個人主義：他們認為面部是個人特徵的表現，蒙面是對個體的壓制。他們認為自己的身體自己作主，只要我夠健康，就不用戴口罩。政府規定人們戴口罩是干預自由。甚至許多人是陰謀論的支持者，他們認為政府與財團尤其是藥商勾結，誇大疫情的嚴重性，試圖控制人們的自由，監控人民活動。這些人中許多就是前幾年西方國家反疫苗運動同一批人。

第二，從個人主義衍生的強者形象：既然個人主義只相信自己，就要足夠強大，表現強者的形象才能免於被欺凌。疫情爆發之初，美國許多媒體還暗示那是東亞病夫才會得的病。許多戴口罩的人，尤其是亞裔，被侮辱、攻擊的事件時有所聞。他們認為只有病人才戴口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川普為了維持強者的形象，堅持不戴口罩，甚至嘲笑對手拜登的口罩。

川普沒有通過新冠肺炎的測試，美國也是。美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科瑞□施克在三月的「外交政策」期刊就指出，美國未能通過這場領導力測試。川普不僅在美國國內領導的失職失能，在國際上更是。川普上台後，奉行單邊主義，拒絕國際合作，尤其在全球疫情大爆發更需要國際共同努力對抗人類公敵時，施克指出：「由於美國政府的狹隘自私與無能，美國將不再被視為國際領導者。」

川普染病，也許我們會有一段時間看不到飛揚跋扈的川普，我們也有可能進入後川普甚至後美國的時代，美國將面臨重大的選擇，就是在愛國主義、孤立主義、種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包圍促擁下，繼續川普的對抗路線；還是學會謙卑，客觀認識現今世界，加強國際合作。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七月的「專題企業」上就指出，美國把注意力專注在大國對抗的國家安全戰略是錯誤的，廿一世紀的國家安全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他引用美國國防部顧問丹澤在二○一八年做出今天讀來有如預言般的總結：「廿一世紀的技術不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而且在後果上也是全球性的。病原體、人工智慧系統、電腦病毒以及可能被意外釋放的輻射，也許將成為所有人都要面臨的問題。我們必須採用商定的報告系統、共用控制、共同的應急計畫、規範和條約作為緩解眾多共同風險的手段。」

台灣長期被國際組織排斥在外，對川普的單邊主義鼓掌叫好，台灣也追隨川普捲入大國對抗，面對可能的後川普時代，我們應該要冷靜思考自己的出路。

台中火力發電廠擬設置以天然氣為燃料的第十一號與十二號機組，預計民國一一三年商轉；台中市政府則以需經都市設計審議為手段從嚴審查，台電認為刻意卡關。中市藉此要求中火必須對發電機組總量管制，新增兩組就必須拆除兩組火力機組，以維護空氣品質，此作法反映了中央跟地方的互不信賴。中市府實為不得已，但為保護市民健康則不失為良策。

台中空氣品質在市府努力要求中火降載下明顯改善，因此減少燃煤機組數量是解決空汙的苦口良藥，在中央宣布台中燃煤自治條例無效後，讓市府頓失依據，雙方互信關係因而降到冰點。

中火表示，天然氣依賴進口，存量只有一個星期，如果燃料供應不及就必須停機，到時候中部地區就缺電，必須南電或北電中送，言下之意是中火燃煤機組隨時都要再啟動，這樣的說法讓人難以接受，難道全台重要供電系統要依靠來源不穩定的天然氣？而且隨時要啟動造成空氣嚴重汙染的燃煤發電機組。這就是中市府對中火不信任的原因。

執政的民進黨為捍衛反核神主牌，不惜犧牲中部民眾的健康，盧秀燕市長當然會挺身反抗。所以市府用各種方法希望中火發電機組總量管制，有其必要性，也符合市民期待。中火表面上說是把燃煤機組改成燃氣機組，事實上因為天然氣的來源不穩定，燃煤發電機組必須隨時重啟。對台中市民而言，套一句台灣俚語，這叫做「放屁安狗心」。

奉勸台電若真以蒼生為念，應該發揮專業精神建議執政當局調整能源政策。

「愛台灣，更愛台灣健保」，台灣健保為世界資優生，且為世界各國師法對象，這是台灣的驕傲。但健保動輒□生財政失衡，救健保成為揮之不去的輪迴，歷經數年就會來一次。

「沒投資就沒健康」，重點是如何投資？依健保法第十七條規定：「本保險保險經費於扣除其他法定收入後，由中央政府、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分擔之。」因之，上從業管單位，下至輿論全聚焦在後段三個對象，產生「救健保，落實使用者付費」定型思考，致使提高保費議題甚囂塵上。

國內受新冠疫情影響及經濟不景氣，要調漲健保民眾是否能接受？業界能否忍受？勞保年金年年都說要倒，蔡政府提出改革方向，遇到民意反彈，勞動部即刻收回，無限期延後研討。提高保費救健保，如遇民意反彈，小英是否能一肩扛起萊豬、勞保年金及健保保費的全盤壓力，民進黨是否願意承受「逆時中」的反彈？

「微調保費」及加重「部分負擔」，以落實使用者付費的思維，是否可能多個面向思考？全民健康保險法的「法定收入」除菸品健康捐之外，是否可再開拓另外財源？

如果百姓愛逛醫院、愛看病，以價制量也許可收到一些成效，若是人為因素造成的人為漏洞，而且造成健保醫療支出又非常驚人，如此漏洞我們能視而不見？只要到急診室轉一圈，車禍的病患還少嗎？揆其原因，肇禍於危險駕駛為大宗，其罰款可否依比例上繳健保局法定收入，來抵其部分醫療支出？又如菸、酒、檳榔對身體所造成複合性的傷害，及罹癌所造成重大傷病，菸酒健康捐是社會公平的展現，何以菸價遇上選票考量就可以髮夾彎，下調價格？

全民健保具有社會福利性質，彩券營運可否依比例挹注？美牛、萊豬進口對身體的傷害，最後還不是要回歸健保醫療，誰有權主張其稅收不必依比率繳交？「病人自主權法」，是病患、家屬、健保三贏的進步法案，何不提出供全民公議，事繁不及備載，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專業知識，只怕一些政客堆砌一套深不可測的高深理論，來糊弄群黎百姓。

「視病猶親」，台灣人民的健康維護，不容遺落，但健保財政缺漏，要全民一起來抓漏。「起厝怕抓漏」，只要不怕抓漏，就可補漏。

高教危機再添一樁。北部某私立科大積欠數十名教師薪資達三個月，當事人被迫在教師節、中秋節期間靜坐抗議。在此之前，受害者曾向教育部陳情，也透過高教工會再度陳情，均不了了之。

據筆者了解，該校曾經採取若干治理手段，包括將各職級教師的基本授課時數調高二小時；針對不願自動減薪的教師移除其原已排定的授課科目，製造授課鐘點不足的事實；職員減薪二成，未兼行政職的教師其研究費扣減，但行政與學術主管的薪水不予變動等。這些行政作為並未和利害關係人妥善協調。尤其甚者，該校董事坦言，學校所餘現金不足支應資遣費用，教職員結構重組勢在必行等困境，並要求學校列舉評鑑排序後八十名的教師，加速勸退，或者聘請律師採取司法途徑處理。平心而論，這類行為其實與惡性裁員並無二致。

該校發生的問題透露了兩項警訊：

一、私立大學身為公益法人，享有法定的自治權利，自應受到大學法、私立學校法、教師法、教師待遇條例等法令的管轄。私立大學「重營利、輕公益」的現象時有所聞，頻頻拿「不具生產力」的教師當祭旗，出現減薪、欠薪、任意裁員的亂象。即便這類法人犯下違法脫序的行為，負責監督的高教司或技職司似乎是無技可施。這種行政不作為或作為消極的現象助長違法者的恣意行徑，令人扼腕。

二、私校董事會的行政意志凌駕校務會議和學校首長，無法形成各司其職的良性分工。學術同僚的專業自主性和自主權慘遭剝奪，連帶生計不保，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等理想淪為空談。「大學法」第一條第一項清楚敘明，「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任務指標十分高尚，但是「無恆產者，無恆心」，古有明訓。大學教師是屬於高教產業的從業人員，理應享有其法定權益。當他們察覺到職位朝不保夕，動輒必須為捍衛工作權而採困獸之鬥時，政府及社會大眾如何奢談「研究學術，培育人才」這類形而上的目標？

高教寒流肆虐，受害對象並無公、私立大學之別。曾有私校友人告誡筆者：「今日的私立大學，明日的公立大學」，旨哉斯言。在「生存才是硬道理」下，各大學或許可採取柔性治理的領導方式，建立學術同僚的平權關係，激勵校園中的公民參與精神。更重要的是，各大學的校務會議應該真正扮演明智決策者的角色，不宜淪為行政團隊或董事會的橡皮圖章，學校內部才可望落實「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的理念，達成「共同決策，共同負責」的治理目標；如此自家人才可望建立「生命共同體」的意識，一起面對嚴峻挑戰，而非置身事外。

交通大學向以理工見長，我八年前擔任交大副校長，受媒體邀訪問如何整合科技與人文，讓科技人有人文素養。訪問之前，我先反問訪者，如何定義人文及科技。訪者愣住，人文及科技的差異，不是一望而知嗎？我接下來問，牛頓（Isaac Newton；一六四三至一七二七）大部分的作品屬於人文或科學？訪者說，當然屬於科學。我再問，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一七四九至一八三二）屬於人文或科學？訪者說，當然屬於人文。

其實牛頓的宗教作品是科學著作的八倍，發展出統一世界各地年代的時間軸，對歷史的宗教研究方法有極大貢獻。而歌德則由於在人類的胚胎中發現頜間骨，聞名於世。這兩個例子說明人們主觀認定，將人的專長簡單劃分為科技或人文是值得商榷的。

即使我們強分科技與人文，也應了解，兩者是一體的兩面。例如老子哲學說：「道者，物之所由」，而牛頓的運動第二運動定律 F=ma，當中Ｆ是「力」，ｍ是「物」，而加速度ａ是「所由」，牛頓說的是：「力者，物之所由」。牛頓的物理觀念和老子的哲學想法很相近，不是嗎？又如《莊子》提到「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正是牛頓發明微積分中的極限觀念。

每個人原本都能接受科技與人文的涵養，而在專業的訓練過程，被便宜行事的分類後，思考方式僵化，就無法兩者兼得了。那麼在理工大學如何讓學生能恢復或培養人文涵養？一般做法是要求學生選修通識課程。不過我的經驗，在通識課堂上還需要盡量舉例說故事，較易讓學生接受，若以學術論說方式教學，難以達到效果。

如何進一步連結學生的科技與人文涵養？我以苦思多年的心得，創造一個智慧美學的校園物聯網平台IoTtalk，讓學生發揮科技與人文的創意。如果科技是「真」，人文是「善」，則真與善都有呈現「美」的特質，自然可經由「美」來連結。例如利用我發展的IoTtalk物聯網技術在水池將噴泉和音樂結合，製造水舞的效果，增加花園的美感。工程背景的學生深入體會音樂的涵意，將之呈現於水流，很自然地增進其美學素養。

交通大學和德國後劇場（Post Theater）於二○一八年利用IoTtalk，聯合製作了六燃國際互動劇場，於新竹市「原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 新竹支廠」舉行《無／非 紀念碑》（Nonuments）互動劇，從深厚的人文省思出發，以智慧科技融合劇場表演來進行對人的關懷，對歷史的探究，與國際社會對話。美學平台如何進一步發展充滿無限想像，我非常期待。（作者為交大資工系終身講座教授、科技部前代理部長）

近期，兩岸間除兵凶國危，在國際「非政府」組織「名稱使用」又添紛擾。先是「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聲明因拒更名、拒簽政治表態文件遭國際鳥盟除名；而「全球氣候與能源市長聯盟」將「中華民國」六都會籍列於「中國（China）」，經協調更正為「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北京當局直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地區城市當然應被列中國項下」等語。

從這二件事看出北京當局堅持一中原則，卻不願正視中華民國政府「存在事實」及兩岸「對等地位」。

「中華民國」滅亡了嗎？答案當然為否。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記述「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創立中華民國」，歷史脈絡可循：一九一二民國元年孫先生任臨時大總統、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續接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台北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地區、與同年十月一日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大陸地區、分治「中國」於兩岸。

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主政邁入第七十一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明年元旦將邁進第一一○年均是不爭事實，兩政府當應循此共識建構「中國」統一基礎。

既然中華民國存在，如何看待兩岸關係？

過去七十一年來，台灣地區歷經戒嚴、解嚴、終止戡亂走向民主自由；大陸地區從試行共產主義失敗、文化大革命終場後勵行改革開放有成，各自為「中國夢」戮力。雖蔡政府尚未承認九二共識、親美抗中致兩岸關係直降冰點，但馬總統時期兩岸曾美好交流，人民毋須憂心如何「避戰」，「馬習會」歷史會晤更表徵兩岸和平。若能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兩岸關係邁向統一仍樂觀可期。

七十一年來，台灣與大陸發展各有亮點。論人口、幅員、硬實力，大陸固勝之；從軟實力、勵行法治憲政等觀之，台灣則另有千秋。兩岸從歷史面看兩政府分治一中，從政治面看「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雙方對等尊嚴。當北京政府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時，實應善意表明「就像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加大陸才是一個中國」，以完整陳述一中內涵，奠定兩岸和平統一必要公約數。

筆者生在大陸長於台灣，地緣及中華情懷讓筆者心繫兩岸統一。只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能否適用？用兩制解決兩岸制度差異乍聽可行卻未必保證永續，香港之例讓人借鏡。強求表面的「統」恐難達到「一」。「良制一國」的共識目標更為實際。亦即兩岸各自精進制度外，更要誠意切磋「良制」內容，條件成熟時將是統一到來之日。至於為國家統一前準備，習主席須正視「中華民國」百年珍貴價值，台灣地區人民及政黨則應認清「謀獨」有百害無一利，唯「統一於良制」才是正途。

台北市長柯文哲邀請歷任市長出席「台北設市百年交流分享」。前總統陳水扁表示既然藍綠市長可以坐下來，為什麼朝野沒辦法坐下來？兩岸更沒辦法坐下來？希望「接下來，我們能夠看到朝野和解，更能夠看到兩岸和解」；前總統馬英九點頭附和。

陳前總統倡議從藍綠和解到兩岸和解，代表對化解當前國內政黨政治惡化及兩岸敵意如螺旋般上升的反思。九月初國民黨在全代會中建構立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提出兩岸對話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存在。對照蔡英文在五二○就職演說呼籲「願意跟對岸展開對話」；陸委會民意調查顯示民意高度期待兩岸合作對話。藍綠皆希冀與大陸當局展開對話，且民意期待兩岸重啟對話。從政黨和解到兩岸和解，其關鍵在於重啟對話，通過接觸、交往、合作，化解雙方對立、衝突與敵意。

從政黨和解到兩岸和解，應成為中華民國台灣的核心國家利益。藍綠政黨若具共同國家認同，明確化國家利益，政黨間不應互相進行汙名化、妖魔化的政治醜化，避免惡化撕裂族群、省籍、世代及政黨對立，從而分化台灣社會連帶共同體。藍綠若能互為戰略犄角，泛藍聯盟即可形成兩岸對話與和平之戰略緩衝區。此次民進黨政府對國民黨參與海峽論壇，一再持否定態度；甚至對國民黨被央視記者羞辱為求和，質疑參與論壇恐造成民眾印象不佳及自取其辱。如此政治批判只會固化及激化反中路線，無助於兩岸和解。

國民黨最終宣布不以政黨名義參與海峽論壇，不僅喪失證明具有重啟兩岸對話協商能力及展現政策優勢，也無法扮演兩岸和平的緩衝角色。在反中政治氛圍及路線飆漲下，兩岸路線有逐漸被同化、被綠化及邊緣化之虞。兩岸從官方第一軌道對話、半官方第二軌道對話已難重啟，現連第三軌道民間組織對話亦付之闕如。大陸當局因民進黨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拒絕與其對話，且以外交及軍事極盡壓制台灣之能事。民進黨政府則以牙還牙，刺激反應式一再反制，祭出國安五法、反滲透法，藉由寒蟬效應嚇阻泛藍政黨、社會組織參與兩岸社會交流與對話。

在反中論述及路線建構下，台灣社會正陷入「集體無理性」危險狀態，各政黨間欠缺理性政策對話空間。尤其在兩岸政策形成上，民進黨政府正踏入「雙重邊緣化」困境，完全執政的權力邏輯缺乏政策反思，自身無法重啟兩岸對話，卻又透過相關立法產生遏制效果，限制泛藍政黨參與兩岸社會交流與對話。反中意識及路線一旦成為「政治正確」，將產生雙面刃效應：既攫取執政政治利益，但卻又以醞釀極大國家安全風險及造成台灣社會斷裂為代價。

陳前總統呼籲從政黨和解到兩岸和解，是國內政黨及兩岸同時走向雙贏的「第三條道路」選擇。若能從政黨及社會組織間對話開始，再尋求兩岸政策的「低政黨化」發展，跨越藍綠政治意識形態藩籬，建立良好政黨政治、凝聚社會團結，就能將民主負債轉化資產建立「台灣共識」。從政黨邁向兩岸和解，其真正關鍵在於回歸政黨及兩岸對話基本面。陳前總統的諍言值得朝野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