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在國安會議為單一命案道歉，確實有些奇怪，但道歉總比不道歉好。相形之下，網友的評論充滿情緒，卻也一針見血地點出這類政治表態的虛假和雙重標準。畢竟，民眾不滿以及政府要道歉的事情太多了，但官員總是選擇性地應付，當然讓人民覺得只是虛應故事。

以美國萊豬開放為例，迄今為止，只有副總統賴清德一人為當年曾反對美豬美牛進口道歉。至於蔡英文和其他民進黨高官，無論當年多麼聲嘶力竭反對美豬美牛，如今都是一派泰然，彷彿只要一朝當政，要開要禁都是自己的權力，與良心不安或立場改變無關。

其中佼佼者，像閣揆蘇貞昌已經五度遭杯葛無法上台施政報告，他仍拒絕為開放萊豬進口道歉，他甚至反罵在野黨「對不起人民」。蘇揆已淪為最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仍不改滿口官腔官調。

進口萊豬和馬國女生命案，原不宜拿來衡秤；但對一個善於選擇性道歉的政府，誠摯為何物？

川普政府過去幾年對於台灣的友善，包括在軍售及外交上的提升，我方自應抱持肯定與感謝。但其中許多優遇，是基於美國反制中國大陸的戰略手段之需，而非出於對台灣地位的真正關注與同情；這點，我國需有清楚的自覺。尤其，川普個人的反覆無常、白人優先的價值觀、種種罔顧民主法治傳統的脫軌言行，除使美國陷於分裂，更失去了領導世界的瞻矚。但在蔡政府一廂情願的炒作下，台灣竟成了全球「川粉」最多的國家，這是咄咄怪事，也多少反映了台灣本身民主信念的偏離。

川普和拜登的爭雄，最後誰將勝出，很快即可揭曉。就在近數月的倒數時刻，台灣許多親綠媒體熱烈炒作美國非主流媒體散播的拜登家族醜聞，似未意識到美國主流媒體並未跟進這些小道消息。更重要的是，美國媒體近日連續發出了潑「台灣川粉」冷水的報導，迫使蔡政府立即召開國安會議作出裁示及因應，這是人們必須警惕的事：台灣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刻也許即將終結。

美國媒體潑台灣川粉冷水的新聞有二：其一，《華盛頓郵報》十月卅日報導，民主黨人士今年致蔡英文五二○就職的賀詞遭我方大幅刪減，我方卻刻意放大共和黨人士的祝福，明顯有別。此外，台灣政府的官方推特特意分享美國右翼新聞網站的文章，並轉發川普夫人梅蘭妮亞的推文，明顯選邊。無論我方對《華郵》報導的辯詞為何，都說明我外交人員對美國明顯懷有黨派立場，一味偏好共和黨而冷落民主黨；更重要的是，民主黨陣營對這些差別待遇似相當在意。

其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ＮＢＣ）近日報導，一份指控拜登家族醜聞的文件被共和黨廣為流傳，但經調查，發現這份文件的發布機構及撰寫作者全屬虛構。杜撰這份文件的人，是香港壹傳媒主席黎智英的私人助理馬克委託其撰寫，代價為一萬美元。ＮＢＣ的報導發表後，馬克立即承認此事並道歉，隨後宣布辭職。根據港媒早先的報導，馬克是美國ＣＩＡ前僱員，也是美共和黨香港支部負責人，經常在台灣居住。這次，他以一萬美元的代價委託他人製造拜登醜聞的假報告，用虛構人物及人工智慧合成的照片偽裝作者，以馬克和蘋果日報及黎智英的密切關係，儘管當事兩造都否認，但外界仍然懷疑有「自產自銷」及干預美國大選的行徑。

蔡總統強硬處理兩岸關係，以爭主權尊嚴為目標，自無可厚非。但無論如何，仍必須衡量自身的實力和國家的代價，並在手段、強度或對應事件上作出進退取捨，才是明智國家領導人的作為。美國是我國幾十年來最重要的盟邦，台灣須與兩黨保持等距或適當的交往關係，才符合我國最大利益，這是專業外交人員皆知的準則。然而，蔡政府卻在政治的一廂情願下忘記了這個原則，利用行銷和媒體操作，把台灣變成一個崇拜川普的國度。直到大選前夕，政府才意識到自己可能押錯寶，最後可能「賠很大」，不嫌太遲嗎？

政府編列預算須依照一定的程序，嚴格遵守相關法律規範。每項業務的推展皆須有詳細規劃，從施政目標、具體作法、問題遭遇、財源籌措至預期效益等，一一做嚴謹的事前評估。是故，每筆預算項目皆須明確指出用途及其經費估算方式。這次衛福部在追加預算中含糊編列「因應疫情變化辦理相關防治工作」52.8億元，完全違法且牴觸預算體例。立法院所訂用以規範行政院的預算法及財政紀律法，朝野立委在審查預算時竟然自己也不遵守。

這次朝野協商決議的主要重點有二：一是衛福部須待同時編列的疫情監測、疫苗研發採購等五項經費用罄，才能動支這筆預算；另一是此經費限定僅能用於前五項範圍內的事項。以專業論之，立法院其實做了一個最糟糕的決定，既不敢核認這筆預算是蘇揆所言的預備金，同時又「空白授權」，坐實了行政院小金庫的成立。

如果這筆預算是「預備金」性質，依預算法規定，其科目名稱即須以預備金列之，不能以其他科目代替，且須分辨係第一或第二預備金。前者，須編於機關單位預算中，但不得超過經常支出總額1%；後者，須編於行政院預算中，其數額視財政情況決定。但因其為預算彈性機制的一部分，所以在經費使用上不受到政事、計畫、業務或用途別科目間不得相互流用的限制。

行政院若欲維持應付疫變的預算彈性，就應該公開透明的依法編列預備金。但立法院並沒有要求將52.8億改列為預備金，顯然表示這筆「因應疫情變化」的經費，並不符合預算法有關預備金的規定。蘇院長之前的說辭遭到立法院打臉，至少應向社會表達歉意。

既然立法院認為這項預算不是預備金，依理就應要求行政院按預算法規定，將該科目的用途具體說明清楚。未料立法院未循此途，竟然允許該項經費繼續以原方式提列，僅以通過主決議限制其動支的時機與用途。這種做法充滿了政治妥協的斧痕，也暴露出立法院專業不足的弊病。

立法院或以為規定這筆經費須待其他預算都用完後才得動支，即已達到控制其浪費的效果，殊不知如此反而鑄下違法大錯。其一，除預備金外，依預算法第37條規定，歲出應按政事、計畫與用途別科目編列並計算成本，但立院並未依此要求行政院改正；其二，除預備金外，依預算法第62及63條規定，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各用途別科目間的流用則受到20%的限制，立院卻准予一筆未明經費流用於其他科目。

疫情未歇，各界關注政府會否再推出「紓困4.0」預算，行政院表示「若疫情有新發展，會適時因應」，可見現行預算體系本即賦予行政院應變能力，朝野政黨不應未明究理地破壞體制。

事已至此，一切晚矣，亡羊補牢之道只有依據預算法第95條，由「監察委員、主計官、審計官、檢察官就預算事件」主動查辦，或依據財政紀律法第18條，「政府歲入、歲出或其決定違反預算法相關規定者」，由有關學術或社會團體出面，敘明具體內容，函請審計機關依法處理。維護財政紀律，監察院的撥亂反正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九○年代末期，台灣開始施打流感疫苗，就如同早年施打日本腦炎、Ｂ型肝炎疫苗，都有民眾質疑。一九九九年全球Ｈ１Ｎ１大流行，二○一○年普遍施打疫苗，雖也有不良事件爭議，但當年因流感死亡人數只有半百，台灣因此成為防治流感全球楷模，疫苗也普遍獲得民眾信任，以後年年施打。今年更因新冠肺炎疫情威脅，造成搶打潮，一劑難求。

往年施打，皆按照風險高低排定日期，今年則無，導致十月五日一開打，五十至六十四歲大量湧入。雖然十七日起恢復老小優先，但本人廿日不到九點前往住處附近的陽明醫院北投分院，號碼也早已全滿。

然而廿二日開始，韓國發生多達六十多起施打疫苗後死亡事件，其中賽諾菲疫苗也有在台灣使用；接著新加坡也停用該疫苗，引起國內恐慌，發生緩打潮。

本人是高風險族群，卅日再前往同一地點施打，十點四十施打完成，是第七號，後續好像至多只有兩三名。

一葉知秋，緩打十分嚴重，疫情指揮中心恐必知之甚詳。目前當務之急，是如何提升高風險者之施打率。既然韓、星、台都對特定疫苗有所質疑，應暫停施打該疫苗，待釐清之後再恢復使用。所幸目前仍有國光、東洋等可供施打，如此可提升民眾對疫苗的信任感，提升施打率。

二○○九年底Ｈ１Ｎ１疫情初始，全球均缺疫苗，國光為國內首支自行生產的疫苗，其核定會議由台灣疫苗之父李慶雲教授主持，審查委員則為扁政府時期聘任（因國內只有這些專家），本人時任衛生署長，未置換一人，只在審查會議開始前，在門口向委員們鞠躬，感謝他們的辛勞。後來發生若干不良事件，遭在野黨為主的立法委員及少數媒體，指稱是疫苗引起，也是交由獨立醫學專家委員會判定，本人從未參加及置一詞。

不良事件有兩種，一是與疫苗無關，只是剛好有時序關係。台灣每天約有五百人因各種原因死亡，其中必然有發生在施打疫苗之後，但並非因疫苗之故的死亡。當然，不良事件也確有因疫苗引起者，這應交由專家委員會獨立鑑定。在此建議疾管署，要公布疫苗不良事件鑑定專家名單，但不公布討論內容，以確保委員獨立性，如此可以昭公信。

再者，疫苗指揮中心應將不良事件分類，例如死亡為第一類，需住院治療為第二類，再如吳宗憲先生頭昏眼花極度不舒服為第三類，紅腫發燒第四類。然後將各類疫苗不良事件人數除以各疫苗施打人數，可得知各疫苗各類不良事件百分比，以透明公開的科學數據為依據，獲得民眾信任，才是防疫的首要。

當年名嘴鄭弘儀，並非專業人士，卻一再宣稱流感疫苗會致人於死，造成緩打潮，未施打疫苗而染病往生者及其家人，應向他討公道。當年最終總算以科學證明，獲得民眾信任，普遍施打優良疫苗，而成為當年全球防疫成效最佳國家，實為國人的幸福。

（作者為退休教授、前衛生署署長）

一○八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包含：學生的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其中，基本資料與修課紀錄都是由學校直接上傳提交；課程學習成果在是學生修習「有學分」的課程後所產出的學習成果，然而這也是常引發爭論的項目。最常見的爭論焦點有兩個：第一、為了準備課程學習成果，影響課程學習；第二、高中三年，當個人興趣改變時，過去準備的課程學習成果就統統無效。

關於第一點，在過去主要由考試分數決定升學表現的模式中，學生的學習內容常常不會脫離考試與課本的內容；學習模式也常常是背誦記憶知識，再透過參考書或考卷的反覆練習，而熟知相關知識，然後想辦法在考試中得到高分。但這樣的教學與學習成果往往就只停留在考試分數的高低，無從得知學習過程中有何改變、省思或心得。

新課綱實施後，有心的老師就可以有系統地透過整學期的課程教學規畫與作業設計，讓學生配合課程教學與作業繳交的進度，在學期中逐漸累積歷次的作業、報告與作品，而不只是傳統的考卷或講義。這樣，課程學習成果就會自然而然產生了。同學們到了學期末的工作，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這些學習成果的呈現方式，展現自己的學習特色與學習脈絡，目的不只是當升學的準備，更可以反思自己對該科目是否具有真正的學習興趣與未來的職涯發展。

第二點的部分：過去跟大學端接觸的經驗，大學教授與招生單位都表示，希望看到的課程學習成果具有學習脈絡、心得與反思的呈現，進而讓大學認識學生具備什麼學習潛能，而非某一學科有什麼偉大的表現，畢竟高中教育屬於義務教育的一環，而且並非每個小孩都是資優班的學生。所以課程學習成果應該展現什麼呢？

個人認為可以利用三個面向為主：核心能力、學科核心能力與學科學習表現。核心能力就是指閱讀理解、邏輯推理、分析綜整、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創意思考、媒體素養…等，這些能力不僅超越特定學科的界線，也是任何領域，甚至是適應未來社會都需要的能力，當然，這些可以透過課程與教學設計，而在任何學科的作業中都能出現。

其次，學科核心能力指的是像語文領域的書寫表達與情意抒發…、數學領域的數據分析與表達…、自然領域的科學探究過程知能…，這些都屬於特定學科領域希望學生達到的學習目標。

最後才是學科學習表現，也就是社會大眾對課程學習成果認知中，所謂的「學科優秀表現」。

如果學生能依照這三個三分之一的原則準備自己的課程學習成果，即使是個人興趣改變，所準備的課程學習成果也會具有一定的效力。

報告陳主委：台灣養的是「國產豬」，販售料理的是「國產豬」，稱「台灣豬」涉及專業性的地方品種命名，您不知台灣本島沒「台灣豬」嗎？

進口美國萊豬肉價格幾乎只有台灣豬肉的一半，農委會和食藥署又無法以肉眼或儀器分析作兩者的鑑別，只能憑商家良心，誰能分辨販賣的貢丸是用什麼豬製造的呢？想當然會有很多商家魚目混珠，假藉店家張貼的政府標章，大賺黑心錢。筆者認為該標章只徒具形式，並無實質的效益。

陳主委指出，「台灣豬識別標章」以金色豬表示精緻，以綠色背景象徵清新。由於台灣還存在豬瘟等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認定的甲級傳染病，外銷市場只限於極少數不養豬的國家，標章上給老外看的英文字「TAIWAN PORK」（台灣豬肉）顯然並不重要，且和中文字「台灣豬」並不搭配。筆者認為若要堅稱台灣養的豬是「台灣豬」，則標章應是黑豬，而不能隨意以金色豬表示之吧？

實際上，幾十年來國內數千個養豬戶，每年上市數百萬頭的家豬，全是「外國豬」。一八七七年客家移民從大陸將地方品種的「廣東黑豬」引進中壢飼養，隔年又引入同種豬在高雄美濃繁殖，這兩次輸台的大陸豬，便是後來知名的「桃園豬」及「美濃豬」，與漳州移民飼養的「頂雙溪豬」，構成早期台灣黑毛家豬的族群。某些畜產專家說這些黑毛豬勉強可稱為「台灣豬」。　

日據時代一八九六年，台灣由國外引進盤克夏豬（毛色黑，鼻端、尾端及四肢末端毛色均為白），一九○○年又自英國輸入約克夏豬（大白豬），再加上一九二六年日本總督府獎勵台灣豬農自國外引進優良豬種，當時盤克夏豬和桃園豬的雜交肉豬之市場占有率，最高曾達九十五％。此外，近七、八十年來，藍瑞斯（毛白色）、杜洛克（毛紅棕色）等洋豬品種大軍壓境，黑毛豬所剩無幾。

根據二○○五年農委會所做的調查，黑毛豬頭數僅占在養豬隻的十二％，至今可說是已全面退出肉品市場了。就連農委會花大筆經費品種改良的「台灣黑豬」，推出後豬農搶著飼養，而其實也是土（桃園豬）、洋（杜洛克豬）混種的產物，其洋豬的血統竟高達七十五％。廿幾年前，該豬種被台商走私去大陸，目前已成為大陸普遍飼養的豬種之一，而非台灣的專利了。

筆者認為台灣養的豬，標章上文字標示應是「國產豬」，而非涉及品種命名的「台灣豬」，由於「台灣豬」稱呼不專業，實施後恐會有紛爭；又標章上既用「台灣豬」，則金豬圖樣應改以黑豬為宜，至於背景就用金色配合之。否則，明年硬要實施此實用價值令人存疑的標章，筆者認為它只是一個蔡政府進口美國萊豬伎倆得逞，綠色掌控台灣的政治圖騰而已。

廿四歲的青春年華，在師長同學眼中活潑外向、人緣極好的大學女生，父親是馬國望族，在馬國社會頗有聲望，原應有美好的人生與前程，卻因台灣治安網絡破洞，讓她再也無法回到父母與家鄉的懷抱。

不知，這女孩在遇害之時是否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後悔？她的家人又是否懊惱讓自己的獨女生來台？而不論後悔、懊惱與否，都已無法挽回女孩的生命，也難以彌補嚴重受創的台灣國際形象。

這起悲劇，無疑是校方、警方與司法的冷漠與怠惰所鑄成，如果有任何一方能夠積極任事，這位喜愛台灣的鍾姓女孩就不可能受害。尤其是九月卅日，已有一位在相同地點險遭毒手的同校陳姓女大生，在幸運脫險後就報案並在網路提出預警，但校方、警方顯然對這段「暗黑道路」並不在意，也因而凶嫌才有機會再度犯案，鍾女也成了悲劇的女主角。

如果，校方在九月卅日事發後，積極要求市府裝設路燈並要求警方加強巡邏，凶嫌必然就有所顧忌而知所收斂；而如若即使路燈未裝，但警方能夠主動加強巡邏，甚至派員輪流埋伏，相信亦可嚇阻歹徒，假使凶嫌膽大妄為，也一定會遭警方人贓俱獲。

令人遺憾的是，校方消極以對、警方則敷衍了事，兩方都愧對鍾女、鍾家乃至國人。

而更令人痛心的是，這位擄殺鍾女的梁姓凶嫌，七年前即有多起偷竊女性內褲的紀錄，顯示是戀物癖的心理變態者，但當時不只法院裁處易科罰金予以輕縱，政府社政機構也無人關心聞問，任由人格異常的嫌犯四處遊走，也為社會治安埋下了一顆不安時炸彈。

也許，法官審理案件時，認為嫌犯雖然獨犯竊盜及侵入民宅竊盜未遂等罪，但竊取的女性內衣非貴重之物，犯行非關重大，所以輕判六個月徒刑與拘役一百一十天並准予易科罰金。法官顯然未正視嫌犯再三偷竊女性內衣已屬累犯，且可能是性犯罪的虞犯，應當責付社政機關加強輔導並列管，但法官不知是不懂犯罪心理學或是案件太多無暇理會「這等小事」，致而准許罰金了事卻也衍生這起國際矚目的命案。

二○一二年，海峽對岸的一家雜誌曾以「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讚譽台灣，當時筆者即以「台灣，最醜風景也是人」在《聯合報》撰文回應，如今歷經鍾女被害悲劇，看來，台灣非但最醜的風景也是人，最讓人惡心、最讓人痛心的風景，恐怕也是人啊！

所謂的規定，就是要寫得清清楚楚，毫無模糊空間，並要訂出罰則，這樣才有強制力，否則就淪為雞肋。教育部的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語焉不詳，什麼叫作合理休息時間，誰說了算？不能在下課時間管教學生，配套措施是什麼？修正辦法的目的是什麼？營造友善校園？以後老師都不要在下課管教學生或實施補救教學，學生常規會自動變好？

長年以來，大部分的老師總是默默付出，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長跟學生也很感念老師的付出，但少部分團體不斷地舉極端的例子，把老師妖魔化。老師下課把學生叫到辦公室罰站，學生要上廁所或喝水，不是故意拖延時間，老師一定不會刁難學生。如何在合理的範圍，於下課時間輔導與管教學生，本來就是老師的專業，少部分逾越分際的管教行為，本來就有其他管道可以申訴，結果教育部為了扮白臉，或者為了滿足某些人權團體的訴求，訂了一個四不像的管教辦法，打擊基層教師士氣，影響甚鉅。現在是愈認真的老師愈容易被投訴；照本宣科，準時上課準時下課的老師，絕對不會有事。

要滿足教育部的管教規定很簡單，學生犯錯，通知家長，記過處分，然後最重要的事後輔導，由於不能剝奪學生下課休息時間，就直接跳過處理，老師樂得輕鬆。教育部不站在老師這邊就算了，畢竟犧牲休息時間管教學生，也是基於身為老師的使命感，結果竟還扯後腿，訂出一個令人無所適從的下課管教條款。對此筆者深感無奈，那股對教育的熱情與堅持，不知還能持續多久。

李小龍（一九四○－一九七三，如圖）是我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的學長。我們的共同特點是，近視度數很深，又喜歡塗鴉漫畫。一九八六年我留學華盛頓大學，常在學校的東亞圖書館瀏覽。無意間看到一篇文獻，提到李小龍在一九六○年初在華大一堂哲學課程寫了一篇報告，敘述其武術學習的歷程及展望。他的報告敘述了日本劍道的學習三部曲「守、破、離」。

「守」是嚴格遵守教條，苦練基本功。李小龍提到他苦練詠春拳，期許達到「守」的最高境界。他曾說不怕懂一萬種招式的對手，而是怕把一種招式練一萬遍的人。意志力堅強，每日不斷苦練一種武學，練到極致，就無破綻，是非常可怕的對手。

「破」是開始觀摩其他門派的做法，與所學比較，截長補短。他的大學報告提到西洋拳擊及西洋劍。他觀察拳擊的步伐，頗不同於詠春拳的進退步與碎步。李小龍曾是香港恰恰舞的冠軍，很能體會西洋拳王阿里（Muhammad Ali；一九四二－二○一六）的蝴蝶步，將之融合於詠春拳，因此我們在電影中看到李小龍格鬥時蹦蹦跳跳的步伐已和詠春拳大不相同。李小龍也參考西洋劍的刺擊方式，融入詠春拳的「寸勁」（One-Inch Punch）。

「離」是創新，達到自創一格，開宗立派的境界。這個境界在李小龍的大學報告未提及，因為當時他尚未達此境界。「創新」之難，在於你必須學到前人的經驗，卻又不能模仿前人。李小龍成名後說：「你不能複製成功的例子。」他向許多武術大師學習，這些大師的身教讓李小龍受益甚多，例如他學詠春拳，成為詠春拳高手，向俄國高手學習紅軍在一九二○年代推廣的俄羅斯摔角格鬥術Sambo，也成為其高手。然而他卻不像一般武師，只能教詠春拳或Sambo，而是在「離」的階段，創立了自己的「截拳道」。

「守、破、離」執行的過程有一個重要原則，即是化繁為簡，能將所學進行歸納。李小龍在他的武學歷程大致都辦到了。唯一的例外是他在電影常見的招牌武器「雙截棍」。他雙手舞動兩隻雙節棍，其表演性遠高於單手雙節棍，但實戰威力卻遠低於單手雙節棍。以「守」學雙節棍法，只要單手苦練幾個動作，達到人棍合一，方為正途。

守破離的原則完全適用於大學的研究教學。一九九○年代我帶領的研究生，大都「守」得很好，肯下工夫，勤練基本功。而守過頭，腦筋被咱指導教授教到僵化，就較難達到「破」的境界。二○一○年代的研究生則較活潑，一直想「破」，卻又不太願意「守」，不知天高地厚，就得靠指導教授的耐心訓練了。

（作者為交大資工系終身講座教授、科技部前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