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捧川媒體除散布各種真假不詳的「捧川打拜」訊息，甚至有民眾要募款支持川普。美國主流媒體也注意到此現象，華盛頓郵報報導台灣民眾在全世界「獨樹一格」，挺川普比例高；還說民進黨也「選邊站」，致蔡政府擔憂若拜登當選恐降低對台支持。

由於選情撲朔迷離，讓蔡政府轉而強調「對兩黨平衡交往」，總統還在國安會議上說台美關係「不受任何變數影響」，頗有從「選邊站」變「兩邊押寶」之勢。川普塑造美中對立把台灣推上第一線，而民進黨炒作「台美關係史上最佳」，已讓許多民眾認定川普是「台灣支柱」、「民主捍衛者」，入戲越來越深。

俗話說，「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但看戲的前提是要有門票，絕大多數台灣民眾沒有美國大選投票權，竟也如此入戲，只能說「又瘋又傻」。不論是瘋是傻，對他國的大選如此投入，未免本末倒置。萬一影響不了選舉結果，卻影響到未來台美關係，才真的得不償失。

日本決定排放含氚廢水的消息，近幾年曾一再提出，每次都招致外界批評，因而只能一延再延。福島漁民反對，是顧慮會有「風評被害」的後遺症，影響所及，可能所有漁獲均無法販售。周邊國家擔心的，則是排放的廢水輻射強度偏高，對周遭海域魚類帶來不可測的影響，乃至魚類被人類食用後產生更大副作用。

國際原子能總署六年即曾建議日本，針對福島核廢水進行控制性處理。日本經濟產業省更在二○一三年成立「氚水任務小組」，詳細評估五種可行的外釋方式，包括：蒸發後排至大氣、電解產出氚氣後排至大氣、直接注入地質岩層中、儲存於地下、稀釋後排入海洋等。二○一六年提出的評估報告，結論是「釋入海洋」為反彈最小的選項。

福島電廠所屬公司東京電力，曾在二○一七年決定將廢水排入海洋。但當時福島電廠尚有空間儲存廢水，在民意反彈及鄰國抗議下，未能執行排放作業。如今氚廢水總量超過一百廿萬噸，積存多年的廢水突然決定釋入海洋，讓外界疑慮不安。

從輻射安全角度來看，福島事故後，溶入或進入冷卻水中的放射性核種高達六十三種。二○一三年，日本引進法國亞瑞華公司的先進液體處理系統，執行放射性核種濾除作業。二○一五年五月作業完成，除了半衰期十二﹒四年的放射性氚外，其餘的六十二種核種都被濾除。這批完成過濾的含氚廢水，加上後續因冷卻水遭活化的含氚廢水，因總量太大，後年將達到儲存上限，因此必須適度排放。

關鍵是，排放含氚廢水是否會造成海水及海中生物的輻射汙染。由於天然輻射的活化作用，海水中本來就含有放射性氚，只要氚濃度不超標，就不會對環境造成衝擊；問題在：日本的氚濃度處理有沒有達到國際規定的無害標準？目前各國對含氚廢水的排放規定不同，日本規定每公升水氚活度的限值為六萬貝克以下，美國是三萬七千貝克以下，我國則是五萬貝克以下。國際原子能總署則要求，福島每公升廢水的氚活度必須低於一千五百貝克，始得排入海洋，條件更嚴苛。

目前各界關注的是：福島的氚廢水處理是否完全符合原子能總署的要求？對此，日本有責任與周邊國家及福島居民作好溝通，並接受國際公信機構的檢驗，包括排放作業是否足夠嚴謹都必須公開透明。日本不能為求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卻對海洋環境、食品安全和人類健康造成二度輻害，更不能蠻橫地以鄰國為壑。

目前韓國已強烈表示反對，並啟動跨部門應對機制；中國大陸也要求日本深入評估、訊息公開，並與周邊國家充分協商。我國距離福島超過兩千公里，雖直接影響機率較低，也不能大意。蔡政府不能碰到日本就軟腳，必須要求日本審慎評估與充分溝通；原子能管制機關更應加強我國海岸線上的海水取樣偵檢作業，從現在到含氚廢水排放後的兩年內持續進行，透過大量數據的累積，以及後續的結果比對，才能讓國人安心。

至於能表彰台灣經濟冷暖的國發會景氣對策信號，則是在8、9月連續亮出兩顆代表經濟穩定成長的綠燈。一時間，台灣似乎有別於歐美先進國家提前走出疫情、率先復甦，但是情況真的是如此嗎？台灣經濟自此能夠高枕無憂了嗎？

首先來看，今年第3季出口年增6%，達到900.6億美元，創歷年單季新高。如此亮眼的成績，除了拜疫情下的遠距商機、5G通訊熱潮所賜，也與美國發出華為禁售令，陸廠提前拉貨所致。事實上，如果扣除電子零組件與資通訊產業，台灣的傳統產業，如機械、紡織、塑化產品、基本金屬等，目前都還深陷在負成長中，不若電子業走路有風。

電子業興旺，傳統產業則是苦哈哈，凸顯的正是台灣產業的不均衡發展。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10月23日，全台共有655家事業單位、約1.3萬人仍在實施減班休息中，多數為傳統產業。

其次，來看失業率。根據主計總處資料顯示，9月失業率為3.83%，較前月減少0.16個百分點。疫情下，能保住失業率不惡化，已實屬難得，但如果深探求職者結構，會發現國內20-24歲年輕人的9月勞參率為59.2%，略低於去年同期的59.6%，顯示這波疫情已促使不少年輕人延後就業、「避風頭」去。

其三，疫情改寫世局，尤其是在美中貿易戰角力下，世界已開始走向「一球兩制」（美國vs.中國大陸）。儘管在一球兩制的初期，不少台商為了符合「兩制」，分拆一部分大陸投資回台設廠，表面上，台灣似乎成為「兩制」的受惠者，但誰也不知道接下來的美國大選，及勝選者的中國政策會不會調整，又或者大陸現在為了反制美國加速進行的「十四五」規劃，在十年臥薪嚐膽後，是否會出現「東風壓倒西風」的態勢？現在全然不可知。

執政當須知，未來的世界，即便是在疫情灰飛煙滅後，也難重回疫情前的軌道。面對當前的世局變奏，我們必須有所準備：「二中一青」：中小企業、中國大陸與青年，將會是今日一分耕耘、他日一分收穫的重要突破口。

面對風險，台灣不能沒有電子業，但也不能只有電子業，這波疫情提醒了我們，台灣還必須深入在不同產業裡培養出佼佼者來。是以，政府不妨重新審視多年未曾大翻修的《產業創新條例》，重新賦予它新的時代內涵，同時也加強扶植中小企業。台灣中小企業共有146萬家，占所有企業的97%，就業人數近900萬人，占總就業人數的78%，政府應再接再厲發掘中小企業裡的「隱形冠軍」，擴大既有的成果，厚實產業實力，並讓年輕人有就業努力方向。

針對年輕人在疫情下迴避職場，雖是人之常情，但是政府應持續為青年找路，鼓勵年輕人進入產業，或是依循興趣投身新創。現在最怕的就是，在疫情結束後，年輕人因找不回進入職場的通道，白白成為國家的損失。

在對外交往上，我們也不能輕忽中國大陸被美國逼入死角後，在日後可能展現驚人的爆發力。尤其是在大陸主張今後要走向內外並重的「雙循環」，台灣的前途不能單邊獨押美國，而是要想辦法參與到大陸的內需成長與供應鏈裡，兩邊的商機都盡力爭取，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超前部署。

今年十月二十五日既是台灣光復節，又是農曆的九九重陽節；這一天重陽節活動不少，至於光復節，在民進黨主政的政府與黨中央似乎不存在。妙的是，在野黨與對岸都有舉辦光復節相關活動，這究竟是兩岸對歷史解讀的相似，還是國內政黨認知的不同？

且別忘了十月二十五日這一天還有一件值得紀念的事。話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氣勢正焰，十月十七日攻陷廈門並擬趁勢奪取金門，二十四日深夜即渡海進攻，登陸金門後和國軍激戰三晝夜終被擊潰，全軍覆沒。這是國軍一連串失利自大陸撤守後的首勝，這就是「古寧頭戰役」，不僅保住金門，更保住台灣，也是決定了國共分治的關鍵戰役。

至今已經七十一年了，金門人不會忘記「古寧頭戰役」，這就像七十五年前的台灣光復，身為中華民國國民也不應忘記！

還記得嗎？兩年前在金門舉行的「八二三砲戰六十周年紀念」，中央未有高層參加，反而隔天在金門巧遇「野放」的副總統。在那個時候，有民進黨高層認為，那場砲戰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戰爭，好像和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如今卻在馬祖高談生命共同體了。

光復節的前一天，民進黨成立了馬祖地方黨部，宣稱完成「台灣地區」最後一塊拼圖；此外，還拋出更名議題，將「連江」更名為「馬祖」，理由是藉由對媽祖的共同信仰來連結台灣並成為生命共同體。儘管國人對「馬祖」的熟悉度超過「連江」，更名之說，絕非空穴來風！可是換個角度，若是國民黨提出更名，民進黨大概會指向親中作為，因為連結了距離更近的湄洲-媽祖的故鄉。

也許是民進黨如同其黨名「進步」了。今年的八二三，蔡總統親自前往金門參加紀念活動。在飛機準備下降金門之際，蔡總統是否在座機中向左望去，看見一群高樓林立在長長的海岸線上，那裡是廈門。換言之，飛機不僅飛越了海峽中線，還來到了廈門上空附近。在那時，誰都會擔心地面上有共軍蠢動，還好當天有美國在台協會人員陪同，他們成為了蔡總統的生命共同體。這種感覺不是靠口頭的宣示，而是真實的體驗。

金馬和中華民國的關係確實有一段生命共同體的歷史。金門位於閩南九龍江口與廈門相對，馬祖位於閩北的閩江口與馬尾相對，一南一北分別控制了福建的主要港口與海路。從一九四九年至今，金門縣與連江縣乃為中華民國福建省有效轄區。戰爭期間家園曾被摧毀，軍管時期曾失去自由，但他們知道誰曾為這塊土地犧牲與奮鬥過？

其實，金馬和中華民國的關係不只這樁。當年國父在海外宣揚革命，南洋華僑紛紛受到感召響應革命事業，金門作為一僑鄉並未置身事外。除了有鄉親組同盟會金門分會，金門山后人王敬祥僑居日本參與革命，還曾擔任中華革命黨神戶大阪支部長。更值得稱道的，宣統三年，黃興領導廣州起義，在「七十二烈士」當中有陳清疇等十位為連江縣人。

即使歷史相當程度是掌權者所建構的，但總不能刻意扭曲，甚至今是而昨非。民進黨政府既然都認同十月十日的國慶，沒有理由忽略光復節及古寧頭戰役的重要性。（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我國的小學和國中是義務教育，這種普及的教育應該是值得讚揚的，因為即使家境清寒的弱勢孩子，也可以受教育。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是，有很多孩子其實幾乎沒有受到什麼教育。有人升到了大學，ａｂｃ仍然寫不全。有人升到了高中，其實不會分數的加減乘除。也有高中生不認得最基本的英文字，如not、at、in、with、there、who、when等等。

這種程度的學生也在學校受教育，對他們而言，這是浪費時間。對國家而言，這是浪費經費。孩子們沒有最基本的學業程度，也就喪失了最低的競爭力，可能將來要接受政府的補助。這對個人是痛苦的，對國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我們必須檢討小學教育制度。現在的小學是絕對沒有留級的，孩子在一年級時就跟不上，以後在班上完全鴨子聽雷，但是級級高升，一路升上去，老師對於這種情形也就無能為力了。

不知哪一年，國家廢止了留級制度，廢止留級制度絕對出於善意，其目的在於保持孩子的自尊心，也希望孩子對念書有興趣。教改的一個口號叫做「快樂學習」，也是出於同樣的想法。可是這種完全不把關的做法，其實是害了學生的，因為他們慢慢地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懂，不可能對學習有任何的興趣，而且會對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也就自暴自棄。有些孩子成為中輟生，都是因為功課太差的原因。這是一種放棄學生的做法。

我們必須知道，只有極少數的孩子是完全不喜歡念書的。我個人就有這種經驗，只要老師有愛心和耐心，孩子是可以學得會的。

我們大概不可能恢復留級制度，但也不能放棄孩子。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乃是對小學的各種課程有基本的課綱。也就是說，孩子在一年級時的基本數學該學會什麼，政府應該訂得非常清楚，其他的科目當然也是如此。有了這種基本課綱，全國老師都應該注意小學生有沒有到達政府所要求的標準。當然，孩子的聰明才智是不同的，有些孩子在學習上可能比較慢，小學教育絕對要實行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國家教育法中所明文規定的，可惜現在幾乎完全沒有採用這種做法。

我們不需要恢復留級制度，但是我們可以實行因材施教。教育應該保證每一個正常的孩子可以學會最基本的學問。我希望大家了解，我絕對沒有要求政府保證孩子功課非常好，我只是認為政府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孩子。（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去年十月七日，智利首都聖地牙哥部分高中學生，以集體逃票表達對地鐵尖峰時段調漲票價卅披索（約台幣一塊一）的抗議。智利經濟部長Juan Fontaine的反應是建議想節省卅披索的上班族提早起床；交通部長Gloria Hutt則於十月廿五日下令全聖地牙哥市地鐵停駛，造成交通癱瘓，迫使百萬人為了回家必須走上街頭。原本只有部分高中學生小規模抗議，因為兩位政務官的反應、處置以及全智利響應的抗議民眾與警方的流血衝突，促成了此次公投。

依聯合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委員會二○一九年的調查報告，智利國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進了頂端一％人的口袋。此一嚴重經濟不平等現象主要根源是，一九八○年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制定的智利憲法。

皮諾契特獨裁政權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關係，則要回溯到一九七○年相信社會主義的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說起。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即指示ＣＩＡ設法搞垮智利經濟。美國不只支持了皮諾契特一九七三年的軍事政變（阿連德被智利空軍炸死在總統府內）；一批被稱為芝加哥小子們的智利經濟學者也在ＣＩＡ的支助下赴芝加哥大學接受教育，並被規畫於軍事政變成功後負責智利經濟政策的制定。

皮諾契特掌權後，芝加哥學派兩位大老海耶克與傅利曼也分別兩次訪問智利。海耶克在被智利記者詢問對獨裁政權意見時回答：「我寧可選自由的獨裁者，而不要缺少自由主義的民主政府」。傅利曼也表達對智利所採取，被稱為電擊治療（shock treatment）的一連串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絕對支持；其中包括取消對廢疾者的補助。

從以上回顧可看到幾點值得我們警惕。首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張的放任式自由市場經濟強調的自由，是大資本者的自由，而非大眾百姓的自由。其次，「權力傾向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不只是政治權力、資本勢力會腐化，知識一樣有腐化的可能；芝加哥學派經濟思想的腐化力量，是世界貧富不均問題的幫兇。

再者，制衡是防腐最重要機制，人為因素造成執行不公的問題，還可透過換人改善；制衡制度一旦被去除，要亡羊補牢不但難上加難，也曠日廢時，造成更多、更廣傷害。最後，當公理正義與國家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或政治野心產生衝突的時候，「公理正義」是可以棄之如敝屣的。

因蔡總統十月廿八日在臉書邀請支持者參與同志大遊行，引發國禱會內部出現反彈聲音。國禱會為平衡內部勢力及總統安全顧慮，婉轉建議總統不要親自出席，委派代表即可。蔡總統婉覆出席，但也不委派代表參加。長老教會認為國禱會的做法不當，宣布退出國禱會，國禱會被迫緊急宣布臨時取消。

這是個多方多輸的結果：總統跟宗教界的關係、同志跟宗教界的關係、宗教內部不同團體的關係都輸了。難道蔡總統不想多方多贏嗎？

宗教團體與同志族群都是社會上的重要族群，宗教政策與性平政策都是政府的重要政策，兩方相互對立攻訐，既非人民之福，亦非政府之福。聰明的政府絕對不會選邊站，相反的是要極力避免極端意見主導全局，並致力尋找中間溫和力量。眾所周知性平處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已擁有相當多資源來創造兩性平等的福祉，但是讓宗教界引頸企盼的宗教司卻遲遲無法成立。

這次事件凸顯政府擁有龐大的性平幕僚給予專業意見，卻缺乏專業的宗教幕僚可以扮演政府與宗教團體的中間溝通、連結的角色，導致蔡政府決策的傾斜，最後犧牲的是所有人的利益！期盼政府能更多平衡兩者的資源，延攬更多宗教的專業幕僚，既能讓宗教界表達對國事的關懷，又能兼顧國家性平政策。

長榮女大生遭性暴力致死事件，不但讓台灣的治安出現巨大破口，也讓許多來台的留學生惴惴不安，尤其是占來台大宗的女留學生們，家長紛紛來電關切。由於台灣近年來廢除死刑等呼籲，許多人對於上述遇害人父母希望台灣法律能對加害者處以極刑的呼籲，恐不樂觀。因為近年來許多類似案件的加害人，仍處在冗長的訴訟過程，甚至有些以精神疾病等理由予以釋放，讓人扼腕。

反觀美國著名性侵案例，本身是人類學家的溫克勒博士，在描述親身受害過程後，指控強暴其實是一種對於受害人的「社會性謀殺」。而台灣過去發生的如木柵之狼、陽明山之狼，白曉燕與彭婉如案件等，這些加害者人不止本身「有罪」，應該被懲罰，且許多人呈現出各種「性病態」，一天不被揭發，他們便會繼續犯案。像這次對鍾姓女大生施暴者，能在案發橋下尋找施暴對象，應有預謀、且不是第一次。但為何附近的治安單位與校方都未有警惕而採取防範行動？平白犧牲一條無辜的年輕生命。

如果追究原因，可能與國內寬鬆的法律成為加害人「犯罪溫床」有關。相對於韓國，在遏制性犯罪法律方面，遠遠超過我們。韓國在面對高發的性侵案，尤其是「兒童性侵」案時，訂定一系列嚴苛法案，如：二○○八年開始強制有性犯罪前科的人，配戴電子監控器，進行移動定位，由保護觀察所隨時掌握行蹤。而二○一○年，韓國政府更架設性犯罪前科資訊網站等大數據資料庫，讓有需要的民眾可登入網站，查尋住家附近性犯罪前科者的相關資料。各級學校更可查到半徑一公里範圍內的性侵犯罪者資訊，加強防範。有些社區甚至會透過郵件通知住戶，新搬進的性犯罪前科等訊息。

因此，防範性侵不幸事件，韓國能，台灣為何不能？

現行刑法第八十七條針對精神病犯的監護處分，最長有五年上限。時限一到不管有無治癒都得釋放，否則構成違法。針對性犯罪人實施的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強制治療，原亦設有最高三年執行上限，在婦女團體爭取下，九十四年修法拿掉了這個最高上限，改為其治療期限至行為人「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只要經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者，即不得假釋，也不能如精神病患監護處分期滿釋放。因此屢生違反平等原則、法律明確性的違憲爭議，也才有盧姓男子認為涉犯強制猥褻僅判刑一年，但對其保安處分強制治療已長達九年，向大法官聲請釋憲。

台灣刑法長期模仿繼受德國，對於符合刑法不法要件的行為，採取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裁方式。依德國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共有收容於精神病院、收容於戒治所及保安監禁。德國刑法第六十七條ｄ規定，對於精神病患者監護並無最高時間上限。針對性侵害犯罪，主要適用德國刑法第六十六條保安監禁，原則上以十年為限，超過十年必須受有罪判決人仍對被害人有實施足以嚴重損害其身心之重大犯罪行為危險性為要件。故德國性犯罪人保安監禁和精神病患監護一樣，二者皆無最高執行上限。

筆者建議我國可整合對高再犯風險的精神病犯、性犯罪人，仿德國立法例。終身保護管束與治療收容一次十年，每年的第九個月審理有無繼續收容之必要，兼顧社會保安與犯罪人個人之人身自由。期望大法官能運用其司法審查權威，為刑法性侵害保安處分執行難題，做出終局裁斷。

因此二戰後，基本權利的定位提升到同時拘束行政、立法、司法的「優位指導原則」；也許為了公益或緊急狀態考量，可以有所限制，但也必須具備正當性及符合比例原則；除此之外，其核心價值，不容侵犯。

其中最重要的當屬「言論自由」，大法官釋字五○九號講得清楚：「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

沒有言論自由，則人無從實現自我，無從揭發並阻止政治上惡性勢力茁壯，最後也就無從阻止自己生命、財產權被剝奪。

尊重基本權利就是王道法治國，藐視基本權利就是霸道人治國；民主國家，不分黨派與意識形態，尊重基本權利是最大公約數。

如果一個政府要用各種理由來關掉一家新聞台，背後的動機不言可喻；甚至連程序正義也罔顧，有識之士都應該口誅筆伐，因為「失去言論自由的國家沒有真正的勝利者」，全部都統一口徑的獨裁國家更擅長內部找敵人，到最後大家都會在獨裁陰影下，噤若寒蟬，整個社會生命力趨於凋萎。

中天關台與否，是王道與霸道、法治與人治的角力，結果將影響未來數十年，我們還來得及拯救台灣民主，只要大家勇於發聲。

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Potter Stewart一九七四年所發表「第四權理論」提到新聞自由便是對新聞組織的「制度性保障」，不只限於新聞內容而言。為使媒體有效監督，前大法官林子儀強調，縱然政府有再多充分合憲的管制目的，其所採取的手段仍不得干涉新聞媒體的「言論」或「內容」，否則媒體終將成了「政府的傳聲筒」！

中天換照案聽證會於上周落幕，遺憾的是，該聽證會不僅程序上瑕疵百出，ＮＣＣ所影射中天新聞「品質不佳」、「立場偏頗」，已違ＮＣＣ作為獨立委員會該有的客觀立場，荒謬得以「國家安全」作為審查議案，更被喻為「比四十年前的美麗島軍法大審更糟」。諷刺的是，據報導，聽證會後國安局長邱國正已明白表示，「中天新聞台的存在並不會造成人心惶惶」。ＮＣＣ在本次換照過程中已做了最壞示範，實在愧對一九八七年解嚴至今卅多年來難能可貴的法治建制！

然而，倘若以中天報導內容被裁罰數多而不予換照，則媒體之「制度性保障」便無法實現，正因ＮＣＣ身兼裁處及換照之球員與裁判，只要罰得夠勤，執照當然換不過！但根本上查證不實等瑕疵該由ＮＣＣ處罰，還是市場機制淘汰更為適當？其實，收視率下滑、廣告收益縮減才是最好的監督方法！筆者無意為中天案設定立場，但ＮＣＣ絕不該以「換照」之名，行「言論」、「思想」、「國家安全」審查之實。總統民選至今，我們已經經歷三位、六任的法律人總統，對於正當法律程序、法治國的基本常識豈如此匱乏，不免感嘆保障人權的「政府律師」身在何方？

手握遙控器的是人民，不是政府，讓媒體選擇權回歸百姓才是真正的民主！數十年來努力從「法制」邁向「法治」的中華民國，對人民的公民智慧理應胸有成竹，我們有足夠的民主法治底蘊，無論是統一或獨立或維持現狀，都可以是言論市場中討論的內容，在消息充分的前提下也才有思辨之可能。正如筆者二○一○年便曾投書主張應讓大陸地區媒體（如央視）落地台灣地區一樣，如此才有機會認識及評論大陸的優勢和待改進之處。請ＮＣＣ三思，「抗中」並不可取，勿以「國家安全」之名試圖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