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愛在豬事上作官秀。去年藉非洲豬瘟，在桃機飆官威；今年開放萊豬進口，赴台北港視察，加碼帶上「豬肉儀表板」。蘇揆誇口，進口豬肉要逐批查驗，並由海關、農委會與衛福部把關，「不只一關，要三關」。可惜陣仗再大，不敵新北市長侯友宜一語戳破：「萊不萊，還是無法讓民眾一目了然。」

政院宣稱，「豬肉儀表板」彙整三關數據，公告國產與進口豬每日入市數量，包括進口豬檢出萊劑數量，還能追蹤萊豬的下游業者。奇怪的是，大官若明知萊豬在哪裡，卻讓人民盲購碰運氣，這儀表板倒像花腸子，只為騙人放心。

「逐批查驗」有違貿易實務，不可能天長地久。進口商可能先避避風頭，等政府撐不下去，再徐圖商機。業者評估，上半年應無萊豬叩關。既然「敵人不在貨櫃裡」，蘇揆的查緝秀就是虛晃一招，純屬表演。

侯友宜則說，進口商允諾不進萊豬，但誰能保證永遠？「當查驗流於形式、疏於注意時，才是最關鍵時刻」。一語道破萊豬現身江湖時機。

說穿了，蘇內閣的黔驢之技，就是官民心理戰，玩躲貓貓護送萊豬「匿蹤入市」，還嚴禁地方執法「零檢出」，免得美國人不開心。林濁水說反萊如火燎原，民進黨正是縱火者。可惜蔡蘇一豬障目，絲毫不察勢已「愈戰愈敗」。

台灣二○二○年經濟表現亮麗，財經圈多以「Ｖ型反轉」形容，認為經濟已在疫情趨緩後第二季觸底反彈。襯以台股近來屢創新高，這樣的說法，廣為各界接受。中央銀行也樂觀預測，台灣去年成長率可達二﹒五八％。連韓國媒體都盛讚，台灣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不看中國臉色」。

「Ｖ型反轉」的說法，未免過度簡化了台灣經歷疫情的衝擊。原因是，用平均值來討論經濟表現，掩蓋許多產業和勞工飽受經濟折磨的事實。更準確的說法，台灣經濟的表現其實是「Ｋ型復甦」：有一批產業及投資者因機運湊合而大獲其利，但另一些產業及從業者卻因各項管制而深受衝擊，因此社會的貧富差距變得更懸殊。在Ｋ字的上揚端，是科技股、產業龍頭、金融投資者；在Ｋ字下墜端的，則是傳統產業、中小企業、藍領階級和低所得者。

再看，韓媒對台灣經濟「成功」的解讀，則恐怕劃錯了重點，也不符合事實。只要檢視一下經貿數字，即可發現情況並非如此。以去年前十一個月的外貿統計為例，我國和大陸的貿易額為一九五一億美元，較前年同期增加十二﹒九％；其中出口為一三六七億美元，占台灣總出口額的四三﹒八％。換言之，台灣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度高達四三﹒八％，比馬政府時代還上升了三﹒八個百分點。雖然蔡政府立場反中，但現實上，台灣經貿卻更向大陸傾斜。

儘管兩岸政權互相敵視，事實上兩岸經貿難以脫鉤，這在深受新冠肺炎衝擊的二○二○年更顯真切。我國去年之所以能保持成長，除了島內疫情控制得宜，相當程度也得力於中國疫情的迅速獲得控制；因此兩岸的產業供應鏈仍能保持活絡往來，得以在全球消費及生產下墜的情況下持續出貨。台灣二○二○成長率可望達二﹒五八％，固值得驕傲，但這絕非「全球唯一」；據估計，中國大陸的表現也可望超過二％的表現，其第三季甚至已達四﹒九％的成長。

也因此，陸委會和國台辦最近競拿出口依賴度的話題做文章，互相揶揄對方「是你依賴我」，其實無法遮掩兩岸產業高度相互依存的事實。假使蔡政府覺得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增長，是代表「大陸對台灣的依賴增加」；試問，蔡總統五年來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目的何在？在增加大陸對台灣的依賴嗎？更可笑的是，陸委會能把經濟學家嚴肅討論的「依存度」問題掉轉槍口，作出全然反向的解釋，只能說阿Ｑ到了極點。

台灣防疫的成功，對經濟穩定具有極大的助益，這是事實。但任何有責任感的政府，都不能沾沾自喜於總體經濟，卻忽略了社會上受到疫情衝擊而墜落的一群，這也是極迫切的事實。我們之所以要強調經濟是「Ｋ型復甦」，原因就在，蔡政府的大內宣近期有流於「歌功頌德」的傾向，喜愛吹噓政績光鮮，而刻意遮掩社會真相。每當有社會陰暗面的消息傳出，或吹哨的聲音響起，政府就會設法掩蓋及消音，這顯然有害社會公平與正義。

以產業為例，電子業是天之驕子，去年前十月成長了十七％；對比之下，其他產業的出口卻是負成長十﹒七％。以平均值看，總體出口成長是三﹒四％，但細看業別，卻是哀樂各異。若再算上服務業，多少旅遊業是跳崖式的下墜，多少知名老店或品牌收攤，多少人失業，多少社福機構募不到捐款。這些，在在需要政府的關注與安頓。

Ｖ和Ｋ之別，就在那下滑的一撇，蔡政府不能看上不看下。

所謂韌性意指企業回應災害事件及從災害中回復的能力，這包括事件發生前的預判，事件發生中的回應與調適，以及事件發生後的回復與成長。首先，在事件發生前的預判方面，企業是否在平常即有對未來環境做前瞻掃描與評估的行動，是否針對未來可能對企業產生重大衝擊的外在可能因素，例如政治法規（如美中貿易及科技大戰）、科技（如破壞性的各種數位技術）、經濟（如金融海嘯）、社會環境等變因進行相關的評估，尤其是組織所面臨的各種可能風險，如產業供應鏈、市場、競爭及客戶的變化，並預擬因應舉措。

由於國內大多是中小企業，資源相當有限，這方面的前瞻思維相當薄弱，大多抱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平常並沒有積極對未來可能的變化預作準備，因此當意外一來，常常措手不及而很快就停業或倒閉。去年疫情發生不久，一些知名的餐廳就宣布關門，實在是令人相當惋惜。

而根據WEF 2020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未來十年內還可能發生的風險包括極端天氣、天然災害、喪失生物多樣性、資料詐騙或竊取、網路攻擊、水資源危機、全球治理失敗及資產泡沫化等風險，從產業發展的角度，有需要評估其對國內產業可能的危害程度而未雨綢繆。

其次，在事件發生中的回應與調適方面，首要之務在於保障全體員工的健康與生命安全。

以此次疫情為例，如何做好相關防範及健康管理措施，以保護所有員工的健康，有賴於公司平常的演練及疫情時期嚴格的管制。觀察目前台灣企業的防疫狀況，雖然有些組織以很嚴肅的態度在進行防範與管制，但也看到很多單位在國內疫情緩和下已放鬆戒心而形式以對，若萬一形成防疫缺口，後果將不堪設想。

除了人員的安全外，如何讓組織營運不中斷，包括業務、生產、供應鏈的掌握，以及如何在公司沒業務之下還能繼續存活，考驗組織的應變能力。尤其是現金流，有日本經營之聖之稱的京瓷公司創辦人稻盛和夫即指出，企業經營必須以手頭的現金為基礎，努力提升自有資本比率，保證自己的現金流量。

該公司可以在二至三年沒有營業額的情況下仍能存活，因為有足夠的儲備。而除了平常的準備之外，隨時掌握政府的紓困與振興措施也是必要的行動。

最後是事件發生後的回復與成長。此次疫情影響既深且遠，不管是國際政治、經濟產業、消費及民眾的生活方式都將展現出與過去不同的面貌，雖然帶來許多挑戰，但也有許多的商機亟待發掘。

例如過去多數活動以面對面的交流進行，非常仰賴人在實體及空間移動，但未來需要透過數位工具進行交流互動，或透過機器人進行無人服務，型塑新的低接觸消費體驗；又如過去在就醫、教育、工作方面的互動交流，未來防疫意識增強將帶動線上生活和在家工作的增加，在零接觸趨勢下，診療、工作、教育和娛樂將移轉至線上，運用創新科技提升零接觸互動。亦即未來需要更智慧、更彈性、更健康及更永續的產品、服務及基礎建設，如何提前部署以掌握未來商機，現在即需採取行動。

河川出海口是捕鰻苗的最佳地點，但也暗藏危機，河川出海口通常比兩旁海灘深，形成海溝，退潮時海水會匯流到海溝，產生很強勁的往外流的迴轉流，一旦誤入很容易溺斃。

宜蘭五結清水海邊又傳出捕鰻苗業者溺斃事件。幾年前一位宜蘭民代的先生捕鰻苗也在這裡出事。河口地形和潮流複雜，容易出事。有關單位應該重視漁民的安全問題，讓漁民了解鰻苗生態和水性，降低溺斃風險。

兩年前我曾建議蘭陽博物館的林正芳先生，舉辦捕鰻苗安全講習會。二○一二年在林先生協助下，我領導的台大漁業科學研究所研究團隊，為蘭陽博物館出版一本書「鰻魚傳奇」，和舉辦為期半年的白金傳奇—鰻魚特展，讓民眾了解鰻魚的奇特生活史和鰻魚產業的貢獻。如今看到憾事又發生，海洋安全教育比什麼都重要。

宜蘭是日本鰻鰻苗從馬里亞納海溝西側洄游過來的首站，出現時間比中國大陸、韓國和日本早約一個月。日商常來台灣搶購早期苗，造成每隻鰻魚苗有時高達新台幣一百八十元的天價。台灣鰻苗的總產量有四分之一出自宜蘭，但是捕鰻苗的安全問題，並沒有受到相關單位重視，而漁民為了生計常常不顧安全；海巡和警政單位應加強宣導，不讓悲劇一再上演。

面對國際綠能減碳大環境，與國內非核家園的承諾，政府發展綠能政策中，太陽能需要使用大量土地，為避免光電吞地，政府轉而從全國四萬餘公頃魚塭，由嘉南至高屏等西部濱海四縣市，篩選無生態疑慮的四千餘公頃魚塭，規畫為漁電共生先行區，後續將再公告彰雲兩地先行區。

漁電共生立論基礎為室外養殖魚塭維持七成以上的漁獲量，土地總面積四成上限內複合架設光電板，增加魚塭土地使用強度，期盼創造養殖與光電相關業者互贏局面。

惟對台灣養殖業者而言，經營上的困境根源於漁村人力老化與缺工，且工作環境辛苦，傳統養殖業普遍低薪，造成年輕人從事漁業工作意願不高。再者，合法魚塭養殖業者電費成本高，復以極端氣候下，魚塭養殖風險高，魚市價格受當下國內外環境下修，直接影響養殖業者生計。政府發展魚塭兼種電下，亦應著手徹底解決漁民根本困境。

發展綠能受先天條件影響，例如，發展漁電共生先行區可行不可行，受限光電漁塭本身條件、當地日照，或者與距離台電饋線、升壓站距離遠近等各種因素，並非一蹴可幾。以中國大陸日前受極端氣候影響，電力需求大增與燃料供給不足等影響，頻頻停限電為殷鑑，台灣屬獨立電網無外力支援，不論高科技業與傳產業不能片刻缺電，政府發展非核家園，應長遠考量減碳與能源供應充足並重，才是正道。

從政策規畫的角度，台灣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方向毫無問題，以太陽光電和風能為大宗也切合台灣資源條件，問題出在進一步的政策設計與執行方式。在政策規畫之初，可能因對現實條件掌握不足而有計畫失誤，或者因實際情勢改變而無法如期推展，政策因此必須檢討改變是理所當然的。光電政策有幾點應該改善，以下提出分析與建議。

首先，光電設置形式的配比應該調整。最初，光電肩負的目標是二○二五年前設置總容量達到二十ＧＷ，其中地面型負責十七ＧＷ而屋頂型三ＧＷ。幾年後，由於屋頂型很快即達標，所以調整為前者十四ＧＷ而屋頂型六ＧＷ。事實上，屋頂型太陽能還有很大成長空間，工廠、住宅屋頂設置比例仍低，即使近年積極推動的公有建築屋頂也都還有一定的成長空間。

其次，屋頂型光電兼具多重好處，原本就應是推動重點。在台灣豔陽多雨的氣候下，屋頂裝設太陽能板，既可發電又可隔熱、導引雨水減少漏水威脅，有許多好處；相反的，再差的土地都有農用的可能，卻用來搭建光電廠，對糧食自給不足但農業技術精良的台灣，豈不矛盾？應該改弦易轍以屋頂型為主。

第三，家戶屋頂不易推動，但更具政策價值，實應致力推動。屋頂型太陽能在推動初期以公有建築為大宗，因為產權單純且配合政策要求，推動很快，但尚未完全普及。家戶屋頂則因為產權私有且規模小而細碎，執行上要花費較高的溝通成本與設施成本，因此業者普遍不願投入。然而，家戶屋頂既可引導國民親身接觸再生能源有助環保理念的推廣；操作上若能鼓勵各家戶合作設置進而成立社區的合作電廠，則可進一步深化現有的社區營造，創造更高的社會價值。

簡單說，一棟棟家屋的屋頂若能串連，合作經營社區電廠，是解決當前能源課題的可行途徑；而一個個家戶能夠合作，共享資源共解困難，也才更彰顯其社區為真實的共同體。這是一條兼顧再生能源又強化社區營造的路，但需要更細緻的政策設計才足以成就。

基於經驗，至少有兩項機制必須先建立：一是調高家戶屋頂發電的躉購費率，且設立級距鼓勵整合愈多家戶者給予更高的費率。其次是發展更有創意的作法，來鼓勵社區成立合作型電廠。譬如，支持社區電廠為特別名目的綠電供應者，媒合需求綠電的企業，以一社一企的模式，既向社區購電又藉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動與該社區全面性合作。

總之，綠能已是全球共識，但其推動實是一項複雜的社會工程，以屋頂太陽能為例正是最好的試金石，過去政府常被批評「分工而不合作，跨域但不整合」。期待此次能源、農業、生態與文化部門能務實合作，開創出符合綠色精神的政策來！

台東陸域範圍約九十六％屬環境敏感地，除農業及觀光產業外，其他產業發展受限，咸認為應以精緻農業及深度旅遊為發展主軸，惟農業多屬一級原生農產品為主，加工精緻的農產品不多，農民收益有限；至於觀光產業，仍屬淺碟式度假旅遊，部分鄉親將空餘之房舍，移為民宿經營，多少貼補家用，但稱不上產業發展。

台東民宿業者仍停留在「剩餘空房開民宿」的觀念，未來應跳脫「賣房間」舊思維，而是朝專業、主題化或風格化的趨勢「賣生活、美感及品味」新思維。以東海岸都蘭山上的某廚房民宿為例，以原汁原味料理吸引多少仕紳名流前來朝聖品嘗，甚至法國巴黎米其林廚師也前來訪問交流，最近更推出三天兩夜「住＋吃＋學烹調」度假之旅，吸引不少香港、新加坡遊客專程來台東旅遊學烹調吃美食。另舉花蓮一間建築師經營的民宿為例，原先只想蓋一棟會呼吸的別墅，後嘗試經營民宿，讓遊客體會感受後推廣其理念，殊不知吸引許多遊客前往朝聖，創下建築師經營民宿成功案例。

未來民宿主人只要將專長投射在民宿上，營造不同風格與主題，建立口碑與品牌，自然吸引遊客入住，並能推展專業理念，縣府廣邀各類藝術家、專業人士移居台東共襄盛舉。民宿管家與民宿主廚也將走入專業時代，廣邀大學觀光及餐飲管理系學生東漂參與民宿管理工作，形塑台東民宿是主人築夢，遊客尋夢的新境界。

台東農業發展，仍處於一級傳統農業經營模式，未來應著墨於六級產業的發展，重視二級農產品的加工及三級的行銷管道，創造更多附加價值，廣邀各大學農業學系學生到台東，推動農業六級產業，結合農村休閒產業、在地文化體驗及生態導覽觀光，除促進人口東移外，並增加農民收益。

總之，民宿及農業產業化，並結合國發會正大力推動的地方創生計畫，國人自然東移，且年輕的台東人不必為生計西漂六都，屆時人力資源充沛，產業發展，台東不只是台東。

無論是民間推動或政府認證標章的原意在減少不明的資訊，讓消費者容易辨識或容易就相同產品之間做出選擇。兩者的差異在政府主導認證程序的標章，在國際貿易的過程是有法律影響的。

也就是政府標章，若是認證標準不夠透明，或是對相同的產品造成不公平的待遇時，很有可能被其他國家認為是歧視性的措施，也就是非關稅障礙，有可能開啟追究相關法律責任的程序。而民間推動的標章則沒有前述的法律風險，消費者是否選擇貼有該標章的產品，完全取決於消費者對產品的信心與消費能力，政府無法改變該產品的市場機制。

有些國家會利用迂迴的方式，不管是透過政府預算提高標章的知名度，或是介入民間標章認證與發放過程，讓貼有該標章的國產品產生與同質性產品不一樣的市場影響。雖然世界貿易組織目前沒有明確的案例證明這樣的做法，是不是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定，但這不代表這樣的動作將來不會招來法律的質疑。

一個有心拓展我國國際曝光度，致力將我國法規與國際接軌的政府，應該思慮周詳，不會故意兵行險棋，陷入不利的發展困局。可是近日新聞又報導主管機關表示，只要貼台灣豬標章，豬肉主要可食部位與原料全部是國產，如果不是國產，被查到將依標示不實處以行政罰。若此為政府即將採行的措施，無非是表示這類標章的公權力基礎來自於政府的稽查與處罰，此舉無疑是自認標章是非關稅障礙。

因為在一般民眾和店家的選擇上，顯然大多數會在相當期間內，棄用低價進口豬，於是很可能的情況是國產豬因為供不應求而漲價，而進口豬的市場地位將受到歧視的不公平的待遇，促使原產地國以法律方式解決障礙。

的確，歐盟於去年九月的中歐峰會才嚴正批評中國在新疆和香港破壞人權的政策。但在做完口惠的工作後，歐盟還是回到了實際層面的經貿考量。因為如同中共，歐盟需靠經濟表現來鞏固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必要性。況且，在去年的前七個月，中國已首次超越美國成為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也因此對於歐盟來說，完成中歐投資協定的談判是相當合理的戰略性考量。

而中歐雙方在此投資協定上能達成共識也反映出另一個現實，那就是英國的脫歐間接地幫助歐盟跨出戰略自主的第一步。近年來，德法領導人不斷呼籲歐盟必須走出自己的路。而脫歐不僅讓歐盟道別了從來就沒心加入的英國，也使其擺脫了美國的影響。如同台大蘇宏達教授所言，過去只要牽涉到亞洲重大戰略意義的事件時，美國經常會藉由英國來牽制歐盟，並利用歐盟一致決的特色，說服英國否決任何危害美國國家利益的提案。在脫歐後，此政治槓桿將不復存在。而這也解釋了為何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以推文方式針對中歐投資協定對歐盟的施壓僅維持了一星期就宣告失敗。

誠然，中歐投資協定最後還需通過歐洲議會的表決才能正式生效，但其被否決的機會不大。原因有二：第一，因為下任的歐盟輪值主席是長期接受中國大量投資且早已同意使用華為５Ｇ設備的葡萄牙；換言之，它不會帶頭反對此協定。第二，根據過往紀錄，歐洲議會雖會在「虛」的人權議題上表示意見，但只要關乎到「實」的經貿利益時，歐洲議會從無否決過歐盟執委會的提案。

總結來說，即使歐盟不樂見中國在新疆和香港的作為，且偶爾以言語方式進行譴責，但中歐都需此投資協定來創造雙贏局面。一方面，歐洲虛弱不振的經濟急需更多的中國投資和更開放的中國市場來進行復甦。另一方面，中國在與美國的地緣政治角力中需要積極拉攏歐盟作為夥伴。再者，此投資協定能使中國受惠於歐洲高質量的產品和技術，協助其進一步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為資本密集型產業。換言之，經貿利益的交換將持續作為中歐關係的主旋律。

漢高祖劉邦得天下以後，一位「沛縣老革命」陸賈常常引用詩經、書經向他建言，劉邦對他說：「你老子騎在馬上（憑武力）得天下，詩書有啥用？」陸賈說：「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又說：「如果秦始皇當年得天下之後，行仁義之道，陛下哪有機會得天下呢？」

川普得天下確實仰仗推特之力，他的問題在於始終以推特治國直到落選。甚至在前述那位州務卿直言「你太在意社群媒體」之後，川普的回答竟然是「那是『川普媒體』，不是什麼社群媒體」—那正是「馬上得天下，並以馬上治之」，誠可謂至死不悟。

川普的鏡子懸在那裡，但是咱們的蔡英文總統卻視若無睹，毫不引以為戒。她顯然忘了九合一選舉是如何慘敗，只記得總統大選她得了空前高票。獲得大勝的原因是反中，而那正是她的「馬上」，偏偏她這一任的施政繼續高舉反中大纛，甘為川普先鋒，而不冷靜思考兩岸和平相處之道。

同樣「以馬上治國」的是蘇貞昌，公然在行政院裡建立「哏圖中央廚房」，以為打壓所有反對聲音或轉移焦點，就可以不用心在施政（最明顯的例子是萊豬）。

陸賈對劉邦的諫言後半段，「如果秦始皇以仁義治國，陛下哪有機會」，對劉邦起了醍醐灌頂的功效，他要陸賈蒐集「秦為何失天下？我為何得天下？乃至古代國家成敗的道理」進呈。

可是蔡政府非但沒有那樣的思考，甚至是反其道而行：

國民黨何以從一黨專政、包攬一切淪落至今？民進黨不思考原因，卻把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最不好的部分「複製／貼上」，包括箝制言論、查水表等一一照行。

民進黨因「反中」而得以一黨獨大，那麼，共產黨哪裡不好，理當成為民進黨的鑑戒，但是卻不然：中共打壓吹哨者，民進黨亦然；中共容不得異見關媒體，民進黨亦然。

川普馬上得天下，以馬上治之，終至「以馬上失天下」，民進黨緊跟川普，難道還要亦步亦趨跟上去？

自從總統宣布此一政策，在野黨與相關民間組織反對聲浪不斷，其中以執政黨昨是今非作為批判重點者不少，而執政黨從行政院以降，包括相關部會官員、黨籍立委，無一不全力為此政策辯護。如今總統公開懇請國人體諒，不啻打臉為其政策辯護的官員與民代；因為在野黨在立法院杯葛行政院長施政報告的一項前提，就是要求政府應該為此一決策向國人道歉，但是從院長到相關部會官員皆嚴詞拒絕。如今總統懇請國人體諒，等於間接承認此一決策思維不外乎兩種可能：

一、為了獲取國家整體經貿發展最大利益，例如加入多邊經貿組織或是雙邊貿易協定，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

二、純粹來自美方的壓力，例如因為前朝歷任政府對美方的承諾。

不論任一原因，皆因總統懇請國人體諒而間接坐實此決策確實違背了政黨理念，更是將國際政治現實置於主流民意（食安）之上。如此，則行政部門與執政黨各級民代為此政策辯護的各項論述變得十分尷尬，例如：「萊豬是安全的」、「只須標示產地不得標示萊劑」，甚至行政部門逕自宣布地方自訂相關規定與中央牴觸者違憲無效！

在行政部門為政策辯護而產生相互矛盾的措施（學生、軍人不吃），甚至亂槍掃射（冠軍牛肉麵事件）等等一連串左支右絀的狀況下，立法機關也在在野黨強力抗爭下通過相關行政命令准予備查；而總統在行政命令正式生效的當下，公開承認此一決策之無奈，等於間接向國人道歉，尋求諒解，因此在野黨要求政府為此道歉的訴求是有正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