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禁止台灣鳳梨進口，政府照三餐宣傳賣出多少「自由鳳梨」。其中，賣到澳洲二公噸，比起無法出口的四萬多公噸，只是杯水車薪。但因宣傳機器火力全開，彷彿是曠世成就。

開放台帛觀光亦然。大國已開始談解封，台灣手上疫苗太少，只開放每週二百多人的「台帛旅遊泡泡」，也能當成解封樣板宣傳。至於疫苗，千呼萬喚下終於施打，雖只涵蓋台灣千分之三的人口，指揮中心煞有其事吊足民眾胃口，再由蘇貞昌搶先打下第一劑，彷彿就跟上了潮流。

可惜的是，一百分的宣傳，掩蓋不了殘酷現實。鳳梨出口澳洲，靠的是政府補貼數倍運費，得全民埋單；台帛旅遊泡泡比較像單行道，帛琉來客幾稀，對台灣旅遊業助益有限。至於這次AZ疫苗開打，除了副作用堪慮，打完這批，下批還不知在哪裡，「群體免疫」遙遙無期。

看到問題對症下藥，解決問題，是所有負責政府的基本態度。但民進黨政府碰到問題，思考的卻是政治第一，宣傳第一。「聊勝於無」宣傳術，看似政治藝術，其實只是政治騙術。

上述火災，有些是民眾提前掃墓燒香紙不慎所引發，半數以上森林火災原因不明。無論原因為何，久未降雨，風向多變，野火亂竄，在在增加灌救的難度。其中，涉及防火對策、林火監測和氣候治理等多層面問題，蔡政府不能只歸咎天乾物燥或民眾用火不慎，也不能把事情推給地方政府，卻不做任何預防和警示。但火燒山事件如此頻繁，卻不見任何政府官員對此表示關注，山林難道是個「三不管」地帶？或者蔡政府太會「趨吉避凶」，看到不妙現象便三緘其口？

全球氣候變遷導致火災頻繁，也助長野火的規模，並為人類與生態帶來災難。從二○一九到二○二○年延燒八個月的澳洲大火，在反常高溫和長期乾旱下，焚毀澳洲廿一％的森林，燃燒面積達四﹒七倍的台灣，造成卅三人死亡和十億隻動物喪生。去年美國加州大火，燒毀面積達三分之一個台灣，天空被染成詭譎的血紅色。全球暖化為美國西部帶來破紀錄的熱浪，極端氣候是野火燎原的主因。

台灣近期的山林火災，也許登山客用火不慎，也許是掃墓香火引發；但若非正值中南部乾旱，不會如此易於延燒。台灣正面臨六、七十年來最嚴重的大旱，野火四起，不僅搶救困難，危及森林生態，更燒出了林火監測機制失靈的問題。每一場大火，除焚毀林中植物，棲息林中的鳥獸昆蟲皆同遭其殃；而林火所造成的空汙，更完全抵銷人們日常減碳的努力，這難道不是嚴重問題？

蔡政府近年雖全力推動能源轉型政策，但對於更前端的氣候治理，乃至國土綜合治理，卻幾乎一片空白。蔡總統今年的元旦談話，曾承諾要積極找出最符合台灣永續發展的氣候治理路徑；但她的美麗諾言要如何轉化為政策，落實為行動，卻一片霧茫茫，看不出形狀。僅看政府應對缺水問題的表現，對農業一味採取休耕補貼，對工業則只有課徵用水大戶耗水費一招，對水庫缺水、山林大火則幾乎束手無策，讓人失望。

再看，蔡政府的「非核家園」目標，最初只供奉民進黨的反核神主牌；後來在環團壓力下，想再塞進一張「減碳牌」。如此一來，能源政策在「非核」和「減碳」間拉扯，左支右絀，既難以滿足非核的供電需求，又達不到減碳的目標。蔡政府高舉非核口號，但當人民開始拒絕用肺換電，「非核家園」即註定跳票。蔡政府被逼急了，開始不顧生態與環境，全台從埤塘、農地、濕地到海岸，逐一淪陷在太陽能板和風機肆虐下；最後，政府竟還要人民在藻礁與燃煤間二選一。

近期層出不窮的火燒山事件，正是政府治理失靈的一環。台灣因為乾旱而缺水，山林因為缺水而易於起火，政府因忙於政治宣傳而無暇關注環境災情。這種現象，跟蔡政府一味追求反核，卻不顧電廠燃煤和汽機車排放造成空汙如出一轍；為了減碳而犧牲藻礁，也是一樣的心態。

極端氣候下，旱澇交替恐成常態，野火頻率也在上升。蔡政府五年，台灣走到缺水缺電又缺氧，人民被迫臨渴掘井，這不該是台灣的宿命。

拜登就任後，美中高層首度會談，日前在阿拉斯加舉行兩天。雙方在會中火爆交鋒，激烈互嗆；次日未發表聯合聲明就草草落幕。美中兩大國的角力，從川普延伸到拜登政府，戰況從明爭到暗鬥，難分難解，但從近來一些脈絡，或可研判未來發展趨勢。

以正迎面而來的新世紀20年代為例，首要關注的將是美國、中國、歐洲乃至全球未來的走勢，及前三者彼此的互動關係，尤其是中、美之間。

被視為「中國通」的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指出，整個2020年代，對中國和美國而言都是關鍵時刻。美中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實力將前所未有地接近，這對雙方、亞洲甚至全球而言，都將是「危險的十年」。

借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美國作為一個已有一個世紀左右的老大，正面對著一個來勢洶洶、雄心勃勃的老二中國在後面追趕，隨著雙方差距的快速縮小，焦慮的老大必會想方設法對付老二，甚至把老二往死裡打，欲去之而後安；另一方面，新興崛起的中國終將發現即使想要做個安份的老二也未必可得，因而也會被逼得只有一個選擇，跟老大拚一死活，此即「危險的十年」之邏輯。危險，不單是指中與美，也指亞洲及全球。

我們或可從三個角度對20年代的大形勢作一觀察。首先，就美國本身來看，它經濟上最大的機遇或挑戰取決於跟中國的科技戰能否勝出；除此之外，美國在經濟金融（巨大寬鬆政策與負債下的積累風險）、社會（持續惡化的貧富問題及種族矛盾）及政治（近乎一半對一半的民粹對立）各方面的困境均很難解，凡此均將弱化其霸權地位。

其次，未來十年的最大概率事件將是中國GDP超過美國成全球第一，對於一個已在GDP寶座上稱霸了一個多世紀的美國，這將造成多大心理衝擊有待觀察；同時還可以預期的是，美中雙雄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一島鏈的交鋒將日趨激烈，台灣及台海現狀能否維持充滿了懸念。

與此同時，儘管美國極力阻擾，但通過RCEP及一帶一路，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亞太經貿網絡將逐漸形成，美國用心建構、旨在壓制中國的戰略布局（美、日、澳、印四邊）能否有效運作也值得觀察。

最後，從全球角度看。首先是美中與歐的關係。英國雖然退出了歐盟，但也正因為如此，讓歐洲減少了來自美國通過英國對歐洲的影響與牽絆，加上美歐之間原本存在的利益分歧，歐洲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將會強化，是否因此會鬆動自二戰以來的大西洋格局值得觀察。順著這個脈絡，中、歐關係的強化幾乎也是必然的趨勢，2020年末雙方簽訂的投資協定即傳達出了清晰的信息，在此之前，更早已有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獲得了歐洲積極的回應；近年來，中、歐班列大幅增長，讓「絲綢之路經濟帶」從抽象化為具體。

與此同時，長期以來，由於美國的霸權主義及美國國際影響力的式微，上世紀二戰結束以來由美國一手打造的國際體系與秩序，從聯合國、IMF、WTO、WHO，到以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的全球金融體系，也都呈現出鬆動與弱化現象，以致於愈來愈難以應付全球性的挑戰與問題，諸如貿易保護主義、氣候、能源、疫病、糧食、網絡安全、恐怖主義、核不擴散等等，都缺乏一個有效能的國際體系來加以處理，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能力、威望與道德，均開始受到普遍而強烈的質疑。

綜合以上分析，全球面對著正迎面而來的20年代，是一個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及高度衝擊性的年代。對美國而言，危機似乎大於機遇，對歐洲而言，危機與機遇並存，對中國及亞洲而言，機遇似乎大過危機；與此同時，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似已在胎動之中。

AZ疫苗在國外出現一些施打副作用，讓許多人有疑慮，此時政府高官願意帶頭示範是件好事，可以讓民眾放心跟打。如能全程實境揭露，不但更能取得人民信任，還能彰顯醫護人員不為人知辛苦一面，也順便指導民眾施打前、施打時和施打後應注意事項和觀察狀況，不是更好嗎？可惜，這第一針，只作半套，閉門施打，讓人充滿想像空間，效果大打折扣。

「打疫苗是好事，不需要作假」，話雖沒錯，但有時候人的心理會影響生理，心若安定，打針效果會更穩定，可以減少很多因為心理因素引發的身體不適。所以，才會有請指標人物帶頭施打等情事，再多補充說明或花費唇舌澄清沒打假針，都沒有以身作則公開過程來得更能說服人心。

相較於美國總統拜登接種第一劑時是電視現場實況轉播，蘇揆和阿中部長的閉門施打，是遜掉了。而且原定才是全台第一針的新北亞東醫院，力邀侯友宜市長到場打氣，卻很巧妙的被搶了頭針，轉移了鎂光燈焦點，這算是疫苗政治學嗎？若是，那麼眾人引頸期盼的國產疫苗研發成功時，希望能邀請小英總統率先施打，全程公開，安內攘外，穩定民心，打響國際。

文獎條例修正的目的是促進本國藝術市場還是本國藝術品市場發展？我們要當文化輸出國還是輸入國，從兩件事看出警訊：

其一，近日沸沸揚揚的「奈良美智」展覽，以台日友好為訴求，在台灣巡迴展出。日本輸入奈良美智的藝術造成台灣轟動，我們輸出的則是口罩、珍珠奶茶和台灣鳳梨。

其二，文獎條例修正基於文化部認為，二○一八年香港蘇富比拍賣會拍出一幅台幣近廿億的趙無極作品，買家和賣家都來自台灣，若拍場在台灣，政府根據這幅畫可課稅兩千多萬，幾乎等於台灣藝術品整年的稅收等，可知道趙無極一幅畫抵台灣一年交易稅在文化上的相對意義是，本國藝術品市場嚴重萎縮。

曾經台灣藝術市場由中產階級撐起一片天，他們不是左手買右手賣的炒家，也不是買得起千萬藝術品的富人，一百萬元以內的藝術品交易件數超過百分之九十，而且大都是本國藝術品。然而近廿年來民間「藝術團體」成員透過媒體形塑，只有買趙無極、常玉、奈良美智等非本國藝術品才有利可圖，或私下告訴藏家，買本國藝術品會賠錢。以此窺知呼籲「文獎條例」要拓展的藝術市場，並不等於本國的藝術品市場。

稅改的另一目的是「藝術商人」要台灣搶當亞洲藝術交易重鎮。為什麼鄰近國家不如法炮製？台灣不是香港，我們要稅收，也要文化。當媒體人以權威角色提示收藏家要賺錢就不要買本國藝術品時，文獎條例只問交易金額不問文化內容，而讓非本國藝術品交易鉅額一樣享有租稅優惠，實在很難看到本國文化願景，更別說有助於本國文化藝術工作者了。如此僅將藝術品金融化單純計算稅收，何不回到財政部研究比較妥當。

文化部除了建立正確的台灣美術史，更應該推波助瀾本國藝術品的初級市場與次級市場發展，在這次「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草案」第廿八條藝術品前面加上「本國」，創造市場端收藏本國藝術品的誘因，促進文化與經濟與時俱進。唯有如此，我國的藝術家、收藏家、藝術市場、文化價值，才能將台灣凝聚成為驕傲的文化輸出國，這才是文獎條例修正的積極意義。

也有人認為，名字涉及符號意義與身分認同。取一個合適的名字，不但具有「印象整飾」效果，顯現自己某種形象，也象徵家族世代的傳承；在「姓名學」的分析中，名字更承載著一輩子的命運，命名豈可不慎。所以，父母為孩子取名字無不用盡心思。由於名字如此的重要，民法也將「姓名權」視為「人格權」的一部分，並明文規定禁止「姓名權」的侵害。

然而，支持者認為，改名沒什麼大不了，為吃鮭魚壽司而改名，只是好玩罷了。「人不輕狂枉少年」，人生何妨為自己開個玩笑。這種不傷及他人的行為，甚至還可成為少年輕狂的珍貴回憶。

還有人主張「改名」是取回「命名權」的主體行動。人一生下來，都由父母依其意志命名，孩子並無同意權。「姓名決定權」是自然人決定自己姓名的權利，藉由改名，可以展現自己對名字的自主權。不過，有這種想法的人恐怕不多。更何況，這種選擇並非自由意志、自我主張的表現，而是受到商業行銷的驅使。

許多人對這種「吃鮭改名」的行為無法苟同，認為是非不分、價值偏差；不但作賤自己，更是離經叛道。然而，你的是非不是他的是非，你的價值也不是他的價值。「吃鮭改名」的爭議，正是「三觀不合」所引起。

據報導所顯示的資料，改名者的年紀大約落在十八至廿三歲之間，這是需要特別去理解的世代。與其指責，不如去正視這些年輕人的思維模式和生存心態。

這些被稱為「鮭魚世代」的年輕人，大都有下列行為特徵：淺層思考，人生不做長久規畫，行事不會觀前顧後；喜歡即興式的演出，獲得意外的效果。拒絕道德綁架，不談忠孝仁愛，不說禮義廉恥，只要我喜歡有何不可；反抗威權與傳統，將叛逆視為成長的動力。低慾望、低抱負，不求功成名就，只求一時歡樂；喜新厭舊，很容易厭倦，普遍缺乏情感的忠誠度。生活娛樂化，用娛樂來界定生活；人生不需要大道理，好玩才是王道。

這些行為傾向可視為一種世代特性，或許無關是非對錯；這些人也並非「怪胎」，而是當代社會教育文化下的產物，行為中往往透露出解放與壓仰的成分。因此，我們不應只是偏執的看成偏差或病態，所要擔心的是，如果年輕人越來越不喜歡思考，只追求從「快閃」中所帶來的短暫刺激和娛樂，從而導致面對現實的道德冷漠，屈從於商業利益下的廣告行銷。這種「反啟蒙」失去主體性的行為，會不會對未來的生活造成慌亂與虛無。

政府呼籲不要輕率改名浪費行政資源，但當鮭族卻是政府所孕育。一堆荒誕不經甚至長達三、五十字的鮭魚名，主管機關以大法官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揭示「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故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應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為由，即使顯非《姓名條例》第一條所定「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也無須審查而一概許可。

三九九號解釋肇因於近三十年前，十歲的黃志成由家長以其名與同村較長者相同，申請改為黃志家獲核可。但改名後不到一個月，家長因黃志家受同學嘲弄為「黃指甲」又申請改名，戶政機關以不符合「字義粗俗不雅」的法定條件而否准。案經提起行政救濟再至聲請釋憲，大法官認為黃志家固非屬「字義粗俗不雅」，但「讀音會意不雅」則可認定屬法律所定可改名的「特殊原因」情形之一。

事實上，三九九號解釋僅宣告民國六十五年內政部所做「姓名不雅，不能以讀音會意擴大解釋」的函釋違憲，但因解釋文揭示「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外，理由書中又謂「命名之雅與不雅，繫於姓名權人主觀之價值觀念，主管機關於認定時允宜予以尊重」，才導致後來修正《姓名條例》時，對於否符合字義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之改名條件，須由「主管機關認定」的原規定遭到刪除。因此，目前「更改姓名申請書」只須勾選含有「特殊原因」的選項即可，至於是何種「特殊原因」及改成再怎麼無厘頭的名字，主管機關均在所不問。

政府如果緊抓著「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一句奉為圭臬，《姓名條例》恐怕有超過半數條文也屬違憲。該條例第一條明定外國人、無國籍人申請歸化我國籍者，其中文姓名「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其實已明示改名固然是人民自由，但所改之名至少須符合國人使用的習慣，這也應是三九九號解釋的本意。因此，政府對人民所改之名全然放任的行政怠惰，才應是鮭魚們讓台灣在國際上露臉的主因。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工業產品是最高級的，如果目前無法做出這種高規格的產品，不妨從比較簡單的產品著手。假設那個量測儀的誤差可以到奈米級，我們應該先做出一個誤差在毫米級的量測儀。希望大家知道，做出這種量測儀，會使工程師有相當好的經驗，這種經驗對於發展高規格的量測儀是相當有用的。如果工程師沒有這種經驗，也絕不可能做出高規格的產品。

再舉一個例子，假設我們希望有一個能應付非常高頻率的放大器，這種放大器不容易做出來，可是我們至少要從低頻的放大器著手。如果連做出低頻的放大器都有問題，那麼高頻的放大器也就不能談了。

我非常希望政府了解這一點，因為政府往往希望每一項所補助的研究發展計畫都要能有商業價值。有商業價值當然是好的，但是政府也應該知道，如果研發工作可以使工程師在技術方面有更好的修養，這對整個國家絕對是好的。科技的發展不可能是跳躍式的，如果不會做普通的發動機，也就不可能做出勞斯萊斯級的發動機。

政府應該鼓勵民間公司以及法人，希望他們能夠做可以提高我國工業水準的研究。這種研究在短時間內的經濟效益可能不夠好，但是因為這種計畫可以提高工業水準，這種研究會使工業界最後一定能生產相當高級的工業產品。反過來說，假如工業界沒有做這一類的研究，我們國家絕對不可能有能力做出非常昂貴的工業產品。

政府官員不能只知道一些耀眼的工業名詞，如AI、5G、奈米等等，政府應該盤點我國的工業技術水準，知道哪些工業技術仍然需要往上提升。這些工業技術一定是不起眼的基礎工業技術，政府官員要有勇氣，肯大量投資在這一類的研發計畫中。

我們可以放眼奈米，但是我們不妨從毫米做起。我們可以放眼高頻率的電路，但我們也要先學會低頻率的線路。發展科技必須務實，腳步踏穩以後才可能跨大步。

（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