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藝人歐陽娜娜要上央視國慶舞台獻唱，李永得就說要蒐集相關事證，交陸委會認定是否「違法」。一時間，「開罰說」甚囂塵上；雖然李永得最後並未開罰，但仍鬧得滿城風雨。

對大陸出版品的管理，李永得更表現得秀味十足。文化部先把一本漫畫童書列為禁書，已令人大開眼界，接著又要對大陸出版品改採「送審制」，有如出版法復辟。此路不通，他又提修法，規範「大陸黨政軍出版品」來台須先經許可。彷彿大陸書來台，台灣人就會被洗腦。

藝人支持新疆棉，和「支持違反人權的政府」畫上等號，疑問不小。新疆棉事件涉及國際政經角力，蔡政府既支持人權，就應支持藝人有表意自由。再說，我邦交國和經貿對象有不少非民主國家，可以說蔡政府「支持違反人權的政府」嗎？把意識形態加諸藝人，只是道德勒索罷了。

李永得一口氣說出這麼多「政治金句」，似乎把文化部當成蔡政府的宣傳工具。如此表態，不像民主國家的文化部，反而像中共黨機器底下的「中央宣傳部」了。

這兩場以「溝通」為名的座談和會晤，其實是去年蔡政府跳票的溝通平台「狗尾續貂」，來得太遲。去年六月，蔡英文總統指示成立藻礁溝通平台，由經濟部、環保署、農委會等部會參與，並指派陳吉仲主持。事後，各部會卻忙於萊豬開放問題，原訂九月、十月舉行的溝通會議均因故延宕敷衍，讓環團屢失望至極。正因如此，才激出七十萬人連署的藻礁公投。事隔十個月，公投案火燒屁股，政府才回頭要和環團溝通，恐難挽回。原因是，如今已加入了七十萬連署公民的意志，絕非環團可以擅自撤回或妥協。

整個過程，最突兀的是陳吉仲的角色，他是以什麼身分介入藻礁協調？藻礁過去屬於農委會業務範圍，但「海洋委員會」成立之後，藻礁業務已移交給海委會，非農委會管轄。若論環境保護，藻礁是環保署的業務範圍；若論劃設藻礁保護區，則應由地方政府桃園市主管。在這種情況下，陳吉仲究竟有何資格主導藻礁公投議題的溝通？何況，以其處理農業事務的斑斑紀錄，面對萊豬進口是一味擁護開放美豬，面對缺水問題則一味強迫農民休耕，他何時堅定維護過弱勢農民的權益？

唯一可解釋的理由是，陳吉仲利用的是他入閣前的社運角色，以自己的「前身」和環團人士套交情，要對他們動之以情施壓。這樣的「變身術」，其實更凸顯了蔡政府的矛盾：執政者就要接受在野和民間的監督與檢驗，否則即失去民主制衡的作用。像陳吉仲這樣因「功在民進黨」而入朝為官，主管農業卻不能造福農民，還想撈過界利用學界和環團的力量幫民進黨粉飾太平。他個人到底有什麼真正的理想和追求？

今天在中興大學舉辦的溝通座談，就是由陳吉仲在他原來任教的大學推動，並和曾與他一起發起「反國光石化」的莊秉潔教授主導。檢視相關參與學者的名單，環團人士直批：「親綠色彩濃厚」。以過去民進黨的社運參與，確和許多環團或社運團體建立了緊密的互動，因而把這樣的聲援關係看成理所當然。但如果社運團體變質為政治上的「挺綠」、「親綠」，從而忘卻關懷弱勢、追求公平正義的初衷，那等於使自己淪為政治附庸，失去了主體性。試想，十年前陳吉仲和莊秉潔反馬政府的國光石化案，為的是保護芳苑濕地及白海豚；而今他們卻全力替蔡政府的中油三接護航，卻不惜犧牲千年藻礁海岸，這難道不自覺矛盾與雙標？

再說，環保人士若為了特定利益或特定人情而淪為政治的附庸，等於背叛社會運動，也塗銷了自己的正當性。對陳吉仲而言，他已無多少聲譽值得顧惜，只能繼續隨波逐流。但對於其他仍置身學界的人士而言，則應在政治強流中把持自己的專業良知，切勿步上詹順貴等人損失形象還被倒打一耙的後塵。同樣的道理，也要提醒藻礁聯盟的潘忠政等諸君子：公投走到今天的門檻，已經容不得誰被政治摸頭、誰能代表和政府談判妥協；走錯一步，便遺臭萬年。

如今，藻礁只能交由公投解決，不容任何一方打假球！

富邦金控（2881）公開收購日盛金控股票達標，成為我國金控公司之間合併的第一案。此案後續還要經過金管會審查，但「金金併」本是金管會政策，預估將會順利過關。金控業者近年來合併動作頻仍，計有中信金併台灣人壽、元大金併大眾銀行、開發金併中國人壽、台新金併保德信，台灣金融版圖正在大洗牌，但這會讓金融產業脫胎換骨、開創新局嗎？

金融業者常說台灣的金融機構家數過多，要透過合併以擴大經濟規模；其實金融機構成本不見得會隨規模擴大而遞減，卻會隨服務類別增加更具競爭力。事實上《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設計構想正是如此，只是政府後來另外加上600億元的規模要求。這幾年金控合併案正好驗證，在競爭環境中，金控公司都努力完備服務內容，以充分運用範疇經濟效應。富邦金強化證券，中信金、開發金與台新金補足壽險，以及元大金擴大銀行規模，都有這樣的考量。

金融業近20年來的表現愈來愈差。今年台灣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預估超過3萬美元；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國際貨幣基金（IMF）認為台灣人均GDP更可高達5.7萬美元，如此早可進入OECD國家之列。先進國家金融業占GDP比重應該會較高，可是台灣的經濟特質卻壓下金融業的重要性。2002年至2020年整體金融業占GDP比重竟從7.9%降到6.75%，其中估計金融服務業比重跌幅近1.8%，保險業上升約0.6%，證券業則僅微升。

以銀行為核心的台灣金融業結構變化，說明銀行的中介服務未能與經濟成長同步，社會財富流向保險業，證券業的發展則並未受惠於長期的牛市。儘管金融業歷經金融重建與美國次貸危機而受傷，但後續不同業別發展步調的落差，顯然與政府金融監理政策有關。

首先，政府管理金融業向來以安全為要務，採取保守的監理作為。例如即使監管單位是以風險資本比率對金融機構分級管理，卻額外要求高資本額進入門檻；成立單純的網路銀行竟被要求百億元天價也是明證。高資本可以嚇阻過多參與者投入，既能保護原有經營者，也可延遲未來可能出現的退場問題，但是高門檻的保守監理也讓產業進步趨緩。

其次，銀行與保險業成長性不同，除因外在環境變化，監理方式也影響營運。每年金控公司的營運表現前三名，往往是擁有壽險的民營業者；旗下僅掌有銀行及證券的金控，表現則未盡如人意。顯然政府對銀行及資本市場的發展力度不夠，過度監理亦是可能因素。

第三，政府「金金併」政策並未納入以銀行為主的公股金控公司。這說明銀行表現落後有可能是政府管理公股金融機構缺乏企圖心。政府圖政治方便，經常介入指導公股金控經營，卻未能改善營運效率與範疇，長此以往，不利台灣金融發展。政府宜將公股金融機構交由專業經理人管理，政府退居成為被動投資人，以爭取長期收益為目標。

第四，除了大型金融機構被允許合併外，政府更應鼓勵小型創新金融機構的設立。金融法規的限制，加上高資本門檻，逼得申設者都以申請全執照為目標，造成金融機構同質性過高。銀行、保險及證券個別立法的法律鴻溝，更阻卻跨業利基型機構出現，後果則是有創新點子的金融創業者無法存活，既有業者進步緩慢則拖累了產業發展。

金控公司合併代表政府「金金併」政策發酵，是重構台灣金融版圖的開始；可惜我們看不到金融業內部跨業平衡發展，包括公股金融機構進步成長，以及新創利基型金融機構的出現。若政府能突破機構型態的法規建制、改變對公股金融機構的管理角色，並降低創新金融機構進入門檻，未來或許才能看到金融業真正邁向進步。

與一九五七年時的毛澤東相似，習近平也認為「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稱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且「總體上機遇大於挑戰」。毛與習雖然也做出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相似的判斷，但是經歷四十餘年的經濟改革開放與軍隊現代化的中國大陸，使得習的「定力和底氣」要比毛更穩更強。

我們更要注意的是，毛澤東恰在講了「東風壓倒西風」一年後，就發動了震驚國際的「八二三金門戰役」。習近平在「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六年後，如今做出「東升西降」的形勢判斷，且提及未來六年「二○二七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台灣怎能不料敵從寬，深切警惕。

近兩年來，「台海是國際上軍事衝突風險最高的地區」的觀點充斥於歐美，發表之多，流傳之廣，聲量之大，令人實在不得不上心。彼等的論述與警示，應非在我國立法院及行政院主計總處面前，為國軍代言爭取預算額度，而係對於人民解放軍「東出」能力與強度不斷提升的高度警戒。

大陸今年慶祝「建黨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達標，並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全力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對外交涉上，自覺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也不忌諱偶爾露出「戰狼」的牙齒。然而，北京近年的姿態也幾乎激起國際「防中」統一戰線，對於仍不願宣告完全脫離一九八七年「十三大」所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共而言，當仍有諸多懸念。

美國外有中國勢力的快速擴張，內有左右異見及經濟社會重大分歧，企圖在短期內重新鞏固世界獨霸的位置，實非易事。即使美國自二戰後享有國際規則的主宰地位，已經動搖，然而以美國科技之領先，軍隊之戰力，美元之強勢，文化之廣被，仍將是一個極具韌性不服輸的強權，要美國屈居第二，亦非短時期可成。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經歷歐巴馬的轉向亞洲、川普的強力脫鉤、拜登的團結盟邦；三位美國總統以不同戰略，應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如今中美進入長期戰略競爭，已為國際社會之共識，東西是否因而升降，霸權是否從此移轉，仍在未定之天。

夾在強權爭霸的板塊擠壓中，台灣既與大陸血脈相連，經貿互賴，又與美國體制相同，安全互依；自然會有被迫選邊之客觀壓力，也必須有避免突發戰端的主觀警覺。

我們想問政府，尤其是國安團隊，是否同意現在台灣也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否內心認同國際情勢已有「東升西降」的趨勢？台灣對於未來十年到廿年的「戰略形勢判斷」是什麼？想不想告訴認真工作繳稅的民眾？（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從記者會可看出拜登對中國政策的想法。首先，他說美國無意和中國對抗，但會要求中國在國際規範下與美國進行包括貿易、科技在內的公平競爭。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說中美關係不是零合遊戲，並說中方也支持遵守國際規範，但全世界最重要的國際規範就是聯合國憲章。

表面上，美中兩國看似一致，實則是各說各話。中、俄兩國外長王毅與拉夫羅夫廿四日簽署合作協議，其中就有一項要求聯合國禁止任何國家對成員國「進行武力脅迫或片面制裁」。

其次，拜登在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將在科技研發與基礎建設大舉投資，以大幅超中國大陸。

無疑，拜登計畫結合民主盟國的力量，發展成一個多面向與多元化的「民主科技聯盟」來對付中、俄為首的獨裁國家。

第三，拜登不愧為外交經驗與閱歷豐富的政治人物，深知只有民主、自由、人權才能將美國在亞洲、印太與歐洲的盟友拉攏在一起。

從一月二十日就職總統以來，拜登就揚言要成立「民主科技聯盟」，又說要在上任一年內召開「民主峰會」，目的就是要以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號召盟友追隨他的領導。此外，他並抨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骨子裡沒有民主」以彰顯美國在這些普世價值的道德制高點。

習近平、楊潔箎、王毅可能對這些普世價值不屑一顧，但民主、人權卻對歐洲、日本、英、加、澳、紐等國家具有號召力。當拜登登高一呼，要對大陸在台港藏疆違反人權或戕害民主「究責」或「聲討」，他們就立刻群起響應。

面對拜登政府來勢洶洶的壓力，中、俄兩國已於三月間成立一個十六國的聯盟。此顯示、中美之間的競爭已從相對單純的競爭變成較為複雜的聯盟之爭。我國身處兩大聯盟之間，可能將比以往在兩強之間更要戰戰兢兢。

原先鄰居超過半數同意，但是同意申請補助後，部分鄰居反悔、抵制，干擾廠商測量與規畫。透過里長辦公室又再進行溝通，提供鄰居有關升降椅不會妨礙樓梯通行的資訊。但無論廠商出示圖片、數據、報導，以及無障礙社福團體說明，鄰居根本聽不進去。

這個案子透過社福團體轉介到律師事務所，協助義務行政訴訟，主張「無障礙權利應當優先於私有權」。歷經兩年多，最終由台北市都發局通過，要求鄰居不得干擾升降椅設置，否則罰鍰。

花三年等一個電梯椅設置，等到連我父親也中風了。我們更需要這項設備。但到頭來還是無法增建。一來，即使有罰鍰，低樓層鄰居不認可公文的合法性。二來，低樓層鄰居持續跟老人家施壓，讓老人因怕麻煩到鄰居而變卦。三、繼續干擾廠商測量與規畫。折騰了三年多，樓梯升降椅還是無法設置。

台北市第一個通過增設升降椅的案例，其實是因為鄰居是親戚，加上建物的樓梯寬度比設置規定標準寬度的還寬很多。

原合作的電梯椅廠商曾告訴我們，不僅台北市有「老人困老宅」問題，南部更嚴重。在歐洲某些國家，住宅設置電梯或升降椅是強制性的社會福利政策，只需官員確認該棟建築有人有需求，就會依照該住宅樓梯空間，設計出符合方案，安裝電梯或升降椅。

為了增建電梯、升降椅要取得鄰居同意書、知悉各樣公文流程與撰寫，對任何一個家庭都是負擔。目前增設電梯或升降椅的制度，都是在阻礙、減緩這些老人行無礙的目的。

這個高齡社會的配備，不該是政府將球丟給需求者，自行與鄰居溝通，解決反對的雜音，這個設施應像消防設備一樣，每棟建築都該強制設置。

此外，老人搬去社會住宅，在適應上不容易。他們多半不願離開原有的家，因為自家空間的習慣與方便，讓他們獲得安全感。若只是因為需要行動自由，就必須搬家，離開熟悉的社區鄰居朋友，其實是沒有考量到老人與環境間的情感網絡與歸屬問題。

我國在二○一四年就立法將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賦予國內法效力，並且視各項無障礙為基本的人權。但迄今政府與市場機制所有的制度安排與配套措施，是讓需求者與家屬求助無門。樓梯升降椅廠商叫價高昂，依樓層可高達百萬；更不用說，相應的結構改造工程所需的花費。

另外，營建署與縣市建設主管單位對樓梯寬度的要求，都視為是均質、一樣的，實是沒有考量到早期公寓形形色色的樓梯走道與建築型態。要求以往各式各樣不合樓梯寬度的老公寓，去符合現今的標準，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唯有主事者深切認識到老人不被困在老宅是一項人權，政府責無旁貸立法視為公共政策，讓高齡社會下住宅具備電梯、升降椅是一項基本的社會福利，才有可能與長照2.0相接軌。否則，社會福利社區化的遠景，將會是空談。

▌數位專題：

□老宅困老人 台灣難解的雙老難題
□居家醫療 拯救被老屋困住的長者
□四代同堂、家中有家 打造理想老後居所

二○○七年，查黑中心起訴馬英九貪汙罪，馬當天請辭黨主席並宣布參選總統，國民黨一路開綠燈，讓馬順利獲得黨提名。一九九九年的陳水扁，二○一九年的郭台銘，也都是因人設事而改變規則。

趙少康的對照組是花蓮縣長徐榛蔚，去年立委輔選無黨籍夫婿傅□萁，考紀會依照慣例對徐停權一年半，四八四名黨代表要求翻案。想當年，馬王政爭，連署恢復王金平黨籍才二四九人，可見黨代表搶救徐榛蔚有多迫切。

後來，考紀會從寬認定停權一年，仍遭中常會退案，多名中常委強力護航，甚至拍桌怒罵，揚言若處分徐，「中常會不如解散算了」，「這種中常委不幹也罷」。徐停權案延遲一年多，至今還卡在考紀會。

趙徐際遇有雲泥之別，這樣的國民黨正常嗎？中常會、中常委、黨代表是否充分代表黨意？黨員結構能否反映基層民意？

中常委為徐榛蔚大力奔走，卻不給趙少康參選機會，「卡趙挺傅」難杜悠悠之口，不如開大門、走大路，讓趙參選黨主席，黨員可以多一個選擇。況且大部分韓粉不是黨員，趙韓聯盟不一定能勝選。

至於即將登場的中常會演講，恐怕連舌戰也稱不上，趙少康不是諸葛亮，中常委也非江東群儒，講一講，罵一罵，親痛仇快，讓外界看笑話而已，不如改為「敗選檢討會」。

國民黨二○一六大敗，二○一八靠韓流僥倖勝選，二○二○又慘敗，趙少康參選與演講以及徐榛蔚黨權，其實都沒有那麼重要，二○二四極有可能再輸一次，才是國民黨當務之急。

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原住民人口已近五十八萬人，外籍配偶人口也已近五十四萬人，此數據尚未包括外籍移工及外配在台所生的子女，但不可諱言，原住民與新移民存在較多就業和隔代教養的問題，家庭暴力與兒少保護案件的比率也偏高，特殊境遇婦女的人口數亦較其他族群多，特別是近年來單親和經濟弱勢家庭數目急遽增加；而社會福利工作一向強調在普及性福利服務的架構內，應該依個案不同的文化背景，量身制訂符合他們需求的服務，因此面對原住民與新移民族群，多元文化能力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台灣受少子化及高齡化影響，實施長照社福政策，亟需社工專業人員，國人為了國家社工師證照必須修四十五個專業學分，以及超過四百小時的機構實習，資格甚嚴。現又為國際化的大纛，增列通過英語檢定，忽視在地化的聲音，是否真能解決案主的問題，令人質疑。

社工人員面對社會問題，為了解癥結之所在，最主要方式係從案主的價值觀及生活經驗看問題，也就是案主背後的文化脈絡，才能提供處遇最佳的策略，因此多元文化能力的培養實為當務之急。增列英語檢定，只是讓考生到英語補習班補習，通過檢定後是否有助解決案主的問題？筆者誠摯建議，不如增列「原住民及新移民語言課程」的學分，加強社工師原住民及新移民語言的能力，讓語言生活化，拉近社工人員與案主彼此的關係，才是務實之策。

儘管科技日益精進，但海上環境充滿無數未知的環境不變，也因此自古以來在海法與保險領域，就將海上貿易的本質定義為海上冒險，此呼應了先人「行船跑馬三分險」的職場危險認知，也因此才成就了諸多的海上保險業者。

其實，船舶擱淺如同路上汽車擦撞一樣，幾乎無可全然避免的。只不過此次擱淺事故的主角是超級巨型貨櫃船，而且是發生在影響全球經貿至巨的海運主動脈上，才會造成此史無前例的重大經貿損失與全球關注。然而在眾說紛紜的事故探討中，卻少有人論及船舶大型化帶來的負面效果。

近十幾年來，航商、造船廠乃至學界在規模經濟的獲利理念下，紛紛主張訂造超大型貨櫃船爭搶市占率，從一萬ＴＥＵ迅速增長到現在的二萬四千ＴＥＵ。航商與造船廠都稱此等超級巨輪是「傑作」，但是立於船上駕駛台的操船者始終認為她是「怪物」。因為要提高裝貨率，巨型貨櫃船已不再是我們傳統認知中「船」的船型，不僅變胖且吃水更深，因而船舶運動性能與操縱方式完全與小型船不同，何況大部分傳統港口的地型地物完全未變，此相對限縮了船舶的運動環境，也影響船體四周的流力分布。

以此次運河擱淺事故為例，運河寬度自二○一五年拓寬浚深以來即少有變動，但貨櫃船船體卻不斷加深加寬，前幾年海運市場不景氣，貨櫃船少有滿載情況，故而對船舶操縱影響不大。如今適逢疫情運價大漲，貨櫃船無不滿載，因而在大幅增加船舶吃水的同時，也讓船舶在運河的受限水域中航行時，船底距離河床的間隙變小，船舷離兩岸距離也相對變短，因此極易產生操縱困難的淺水效應與河岸效應。

海上行船本就充滿風險，人定勝天終究是勵志理想，但總不能無限上綱，以當前的科技欲訂造再大的巨輪在技術上與設計上都不是問題，但航商與船廠卻忽略了應有的配套措施，反一味地將事故原因歸諸於人因或操縱疏失上。須知即使此次事故船上的印度籍駕駛團隊以素質優良聞名亦回天無力，因為專業知識克服不了操船環境的巨變。

巨輪會擱淺在蘇伊士，同樣也會擱淺在其他水域，試想吾人若不幸遭遇類此事故，我們要如何面對與善後？

然而，拜讀四日聯合報財經要聞版名人TALKS陳國樑教授「豈可又為富人謀減稅？」及廿三日民意論壇黃于玲「要當文化輸出國，還是輸入國？」二文，才發現事情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單純，甚至令人懷疑此新增條文是包著糖衣的毒藥。

姑且不論富人將如何利用該條文避稅，僅從文化立法初衷來看，其動機就相當可議。眾所周知，國際大公司拍賣文物，幾乎都是鎖定天價的知名藝術品，本土創作能與之相抗衡者微乎其微。據聞，相關遊說團體承諾未來拍賣及展覽將保留十分之一的空間給本土作品，讓台灣的藝術家也能被國際看見。這樣的說法，似乎更加證明以降稅做為誘因，將導致本土藝術受到排擠，必須靠著拍賣公司「施捨」一點機會才能存活，何況所謂的承諾，並未落實於任何草案中。

好比有人研擬出比本土影視產業更優厚的條件，來吸引境外電影、電視劇長驅直入，美其名為活絡影視產業市場，實際上是一邊為舶來品量身訂作一片沃土，另一邊又營造了更惡劣的環境，扼殺本土戲劇的生存空間，結果是逼迫本土影視人才出走。

想想看，政府花了多少心力補助、保護國內影視界，都很難帶動國產劇的發展了。要是文獎條例祭出分離課稅這種便宜外人、苛待自己人，近乎割地賠款的條文，那麼台灣多年來好不容易培育出來的藝文成果，恐將毀於一旦，而國家耗費心血培養的藝術科班人才，將前景黯淡，甚或只好往台灣以外尋找出路。

文獎條例的目標，主要在「提昇國民文化水準」（第一條）。而這次修法新增的廿八條，不斷強調藝術市場，以及活絡市場後，可以賺多少錢、收多少稅，顯然悖離了該條例的宗旨，何況拍賣市場幾乎都是金字塔頂端的巨富在參與，與絕大多數的民眾無關。

更令人憂心的是，租稅優惠把焦點放在藝術商人身上，他們只要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就可以利用藝術家的心血結晶，吃香喝辣。反觀藝術家辛苦貢獻自己的才華與努力，同樣的作品，從完成到賣出，卻要繳多於商人好幾倍的稅。這豈不是在懲罰創作者，鼓勵投機者？

《文化基本法》第廿條規定，對從事文化藝術創作或保存工作有重要貢獻者，應給予尊崇、獎勵及必要之協助及支持。此次文獎條例修正草案之新增第廿八條，不但未思考如何鼓勵、支持創作者，反而有□牲弱勢創作者、成就富人之嫌。更有甚者，一旦國內藝術創作式微，民眾欣賞藝術作品被金錢控制，以市場為單一標準，就更有違文化基本法第一條「落實多元文化，促進文化多樣發展」的主旨。還望立院諸公們三思！

護國神山—中央山脈，可擋自東部來的颱風，但也同時阻弱了東北季風。加上缺梅雨以致形成中南部必然缺水，同時影響了農業與高科技產業。日前民間團體舉辦了五十八年來少有的祈雨法會，地方父母官也均參與。而此亦是農田水利組織正式納歸公務機關後的第一場秀，著實諷刺。

原本「驚蟄開雷，五穀豐登」，但今年反常。回歸氣候與氣象科學，儘管到了民國後始由中研院負責全國氣象建設，才有正式科學化之氣象觀測資料統計。但是回顧中國數千年來之氣候變遷，自夏代設「羲和」掌天地四時，逐漸有官方之「天象」、「氣象」之記載，元代設有「觀象臺」、「觀象儀」，然後逐步走向科學化發展。

縱觀過去五千多年來之氣候變遷史，專家分析出凡每四百至八百年會有一個巨幅之氣候變遷，而其中又有一百年間之微幅波動。此乾旱、小冰河期與濕熱暖化變異輪替發生，均造成廣泛之洪泛、飢荒，而此亦與歷代政治動盪戰亂大遷徙……息息相關。

是以「祈雨法會」應只是一個承傳儀式，借鏡歷史透過節氣儀式來安定民心，並得以事先提醒掌國家大事之官員、君主必須超前部署。這絕不是事後之求奇蹟，而是事前之預警提示。雖然古代各種官職與儀式多元繁複，但它卻有如一種無形的體制，可依時序來監督規範公部門施政。

不怕問「鬼神」，但就怕不問「蒼生」。尤其是處在第一線每日依靠土地生活、生存、生計之庶民百姓。就當今全球極端氣候變遷之事實而言，「風調雨順」已不再是天下太平，它應轉化為主事者有能力、有數據、有工具、有智慧在大自然強烈動盪之影響下，依然能穩健、平和、理智、有序地調適一切章典制度（包括法令、預算、施政方針與優先順序），且必須是超越個別政黨利益的。

就生態系統運作而言，可直譯為「大自然風雨之動態平衡，可預期、可快速調適且有恢復之韌性」。欲求廿一世紀之風調雨順，當然不能只有事後之「儀式」，而需真正仰賴跨領域、跨黨派、跨族群之專業研析與風險評估，用科學精神關照人文發展，讓生態治國超越政黨治國，俾求國土之永續調順與健全。

（作者為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