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到難以想像的是，指揮中心認為，案一一五三是上月廿八日在上模擬飛行訓練時，把病毒傳播給了案一一八三的教官；而飛行教官是第二天才去打疫苗，已經遲了一步。更不巧的是，前者五月四日確診後，指揮中心從他發病日起廿四小時匡列接觸者，而兩人在訓練課的接觸恰好相隔廿五小時，所以教官被略過。結果，教官一中鏢就是兩人確診，他已傳染給妻子。

可見，指揮中心訂下的規則，越來越多漏洞。以廿四小時為標準匡列接觸者，顯然就是個漏洞，尤其讓確診者自陳發病時間，本來就會有不小的錯差範圍。就如諾富特旅館的管理空窗，民眾檢舉了還不管，官僚作業哪裡跑得過病毒？

連續兩名機師打了疫苗還染疫，必然打擊民眾接種的信心。尤其，兩人都是在三天的隔離檢驗為陰性後，次日出關便去施打疫苗；可見，機師的防疫檢驗效力有多失真。前一位機師打了疫苗，在十二天後確診；第二位機師，則是在接種九天確診。這團迷霧，指揮中心到底要如何解釋？

「我就是大人」，是最典型的家父長威權心態，不管派系怎麼爭吵作亂，最後就是「家裡大人」說了算，這既不民主也非制度，就是威權的宣示。一方面警告壞事的徒眾，居然沒有把「家裡大人」放在眼裡，鬧到要「蔡大人」出面道歉這麼難看，成何體統？另一方面，這次事件□面上是民進黨染黑，骨子裡是派系借題發揮搞鬥爭，鬥爭手段刀刀見骨，不惜相互毀滅，於是蔡英文再祭出團結挺台灣的「共同目標」，至於團結的方向，當然是「蔡大人」說了算。

更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強調，她不會讓民進黨回到二○○八年她剛接任黨主席的樣子。蔡英文是在提醒民進黨人，彼時民進黨分崩離析，灰心喪志，派系大老沒人願意挑大梁，如果不是蔡英文，民進黨哪有今日的權勢風光？民進黨人吃香喝辣之餘，怎能忘記蔡英文是如何救起這個黨的？如今各派系反過頭來「刀刀揮向英系」，蔡英文再不講話，難道真以為「英系沒大人」？

台北市的「趙家人之亂」，目標就是多年掌控台北市黨部的國策顧問黃承國，英系要角黃承國權勢如日中天不是新聞，但黨內藉警界「北投之亂」，以「趙家人」之箭，力攻黃承國的管訓背景，動機和目標相當明顯。而嘉義市黨部和立委王美惠的人頭黨員爭議，固然也是地方爭鬥戲碼，但同樣是綠色友誼連線追擊英系立委，南北呼應，政治鬥爭脈絡十分清楚。嘉義市黨部主委黃露慧告御狀，稱英系「刀都架在身上了」，非要蔡英文主持公道不可，除凸顯民進黨黑風暴源頭就在英系，也在測試蔡英文如何處理「自家人」。

蔡英文在去年全代會就預警，要民進黨人以行動證明「全面執政必定腐化」劇本不會成真，但蘇震清案馬上讓蔡英文重申的「清廉勤政愛鄉土」成為笑柄。如今連小小的趙介佑都能讓警局禮遇有加，何況是綠營新貴？基層對這些不公不義亂象早已難忍，但民進黨內仍是派系惡鬥，連最易震怒的行政院長蘇貞昌都如此靜默，一副事不關己坐看好戲的態勢，就是等著看「蔡大人」如何收拾場面，更顯示民進黨在一片團結聲中的權鬥肅殺氣氛。

每回丟了一個邦交國，蔡英文只有一招就是「團結顧台灣」，這次民進黨內腥風血雨，蔡英文不見是非、不聞己過，對身旁重臣愛將也不忍揮淚斬馬謖，就只能擺起主席派頭，警告全世界她還是個「大人」。然而，「大人」不能有效仲裁解紛，只會不知所云地主張ＡＩ排黑，拿一個莫名口號應對當前的難題，顯示民進黨已經是個失能的政黨，排除不了黨內染黑的惡局，克服不了內政失措、警政失序的亂象，連祭家法懲罰的本事都沒有，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口號黨」，要如何爭取民眾的支持與信心？

蔡英文這次連「不要懷疑改革的決心」都說不出口，正意味著民進黨積重已深。做為英系、民進黨和國家的「大人」，蔡英文總得有個大人樣，做些事情給個交代，別讓人以為民進黨真的變成機器人做主，一個只有權鬥沒有黨魂的政黨，怎麼會有大人呢？

美中關係進入新時代，每天都有新變化，令人有霧裡看花之感。上個月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通過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具有撥雲見日之效，有助於釐清美中在經濟面向戰略性競爭的重點。繼上周的整體架構性分析後，本周將聚焦在供應鏈重組的較勁。

在經濟領域，戰略競爭法並非推動美中經濟競爭的唯一工具。事實上從川普時代啟動的貿易戰關稅制裁、外人投資審查及出口管制三支箭不但沒移除，還在持續擴大。除了華為禁令迄今聞風不動外，連先前傳出的中芯國際管制鬆綁，看來也只是謠言；上個月拜登甚至再度公布新的半導體設計管制名單。除此之外，基於提升經濟安全考量的供應鏈盤點及回流檢討，也是拜登100天新政的優先推動項目。

貿易及科技戰表面上是以不公平貿易或武器擴散為由，實際上也帶有創造壓力，迫使美系供應鏈降低對中國依賴之目的。

確實有效。自2019年開始，台商在內的美系供應鏈體系為了規避制裁關稅，替美商代工資通訊甚至電視機的台商開始將供應鏈遷回台灣，運動器材、衣飾鞋類等原本就蠢蠢欲動的勞力密集產業也逐步往東協、墨西哥移動。出口受管制不能再出貨到對岸的業者，也開始尋找替代客戶及市場。按照統計，大約有15-30%在中國大陸的美系供應鏈體系已經啟動產線調整或搬遷工程。

顯然美國不滿意第一波壓力下供應鏈調整的速度，因而決定透過國家力量，加大協助力道。「戰略競爭法」第一部分，就是規定政府應編列每年至少1,500萬美元的預算，由各地使館聘請專業顧問，提供在中國境內有供應鏈的美國企業諮詢服務，服務重點包含退出中國市場策略、部分產線移出至中國境外策略以及尋找「去中化」之原物料供應商，而服務內容涵蓋協處法令等障礙，提供各國市場資訊以及各國夥伴引介對接。

此外，供應鏈「去中移轉」服務除應以中小企業為優先外，更要求前述諮詢顧問專家接受各地使館館長（Chief of mission，通常為大使、代表或總領事）的直接指揮監督，且館長需負責與國務院、商務部以及其他國家使館代表處之協調事務。言下之意，「去中移轉」服務將是各地使館的優先推動事務。

美國商務部國貿總局（ITA）原本已有「供應鏈及專業服務辦公室」提供業者協助，「戰略競爭法」有二個不同，第一是針對性、第二是要將力量從華府擴散各地，由各地使館一起僱用顧問來擴大支援的廣度及深度。這種加速供應鏈自特定國家移轉的服務，無疑是要打破全球基於比較優勢的分工結果，不是市場經濟思維。但美國的邏輯是，全球供應鏈如此高度的集中在中國的現狀，本身就是以人為力量扭曲比較優勢的結果，而且已經形成國家安全威脅。

以上新機制發出的訊息，第一是美國政府希望改變現狀，降低供應鏈在中國的集中度，而且成為長期方向。第二，美系供應鏈「去中移轉」無需全部脫鉤，但絕不能一事無成。第三是由於移轉很緩慢，貿易戰及科技戰等壓力來源短期不會退場。

「戰略競爭法」只是參議院委員會提出的草案，未來還會有很多修正變數。不過字裡行間充滿拜登行政團隊常用的思考方式及關鍵字，似乎也並非少數參議員一廂情願的產物。對台商而言，對本法後續進展當然要注意，然而若改變現狀已成定局，應該提早檢視客戶群及體系定位，才能充分利用這些服務及各國的誘因來分擔成本。對政府而言，也應該超越「回流」單一思維，效法美國成立台商供應鏈調整諮詢辦公室，協助海外布局重組。

拜登雖仍走川普反中路線，但手法細膩，例如美國氣候大使柯瑞訪問大陸的同時，派前聯邦參議員陶德等人訪台，並持續軍售台灣，其目的在於兩岸平衡外交之外，亦傳達給北京美國協助台灣防衛的訊息。此外，拜登政府至今的動作也顯示出「台灣不獨立，中國不動武」，仍是符合美國最大利益的兩岸政策。就連向來對中強硬態度，素有「亞洲沙皇」稱號，現任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都贊成美國保持模糊的兩岸政策，即可知道拜登的態度。

話雖如此，拜登將重返國際社會列為首要的外交任務，重拾多邊主義，積極整頓國際盟邦原有的隊形，期恢復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當然成敗責任落在國務卿布林肯的肩上。所以目前台灣在國際上的空間，是最能挑戰北京的能耐及底線，這也是七大工業國集團外長會議公報上，表明支持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原因。隨後，布林肯在國務院新聞聲明中，以「恢復台灣在世界衛生大會的適當地位」為名，直指中國不要阻擾，讓我國能再以觀察員參加大會，提供對抗新冠疫情的寶貴經驗，好盡早結束大流行的疫情。

值得注意的是，七大外長公報有關台灣的論述，是歸在中國部分，而且是在末了的章節，他們鼓勵兩岸要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歧見；布林肯的聲明中，一再強調台灣在國際衛生安全上的重要性，卻避用獨立國家或政治實體稱呼台灣。因此，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對兩岸的問題仍採取模糊態度，避免觸及主權歸屬的爭議，日前法國參議院無異議通過「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工作」決議案，即是佐證之一。簡言之，歐美知道中共對台灣問題的底線，不願為台灣獨立與中國兵戎相見，否則目前國際反中氣氛正濃，大可在不與中國斷交的前提下，先與台灣建交，以測試北京的反應。

今年世衛大會是拜登政府和北京首次在大型國際會議上，為台灣問題較勁的場合，雙方都有輸不得的壓力。假設台灣在美國全力動員下，仍無法參加今年的大會，除了表示美國輸了美中第一回合的競爭，未來勢必須再加大力度，集結國際盟友以壓中，否則無法奪回昔日的領導地位；同時，中國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必定糾集第三世界國家在世衛大會中全力封殺台灣的與會，否則北京的國際影響力就有待商榷，亦無法向國內交代。

拳擊賽前的過磅，拳手都會相互叫陣，以壯聲勢。美中之前阿拉斯加會談，緊接的氣候峰會，及安理會安全會議，都只是過磅程序，本月台灣能否參與世衛大會才是首回合，其結果皆代表美中勢力的消長，但無論如何，我國都必須有一套應變的劇本，否則台灣如何能繼續立足於國際。

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台灣與中國隔著一個海峽，而烏克蘭與俄羅斯間幾乎沒有任何明顯的地理屏障。一邊是海峽相隔，一邊是平原相連，讓台、烏防禦難易有很大差別。

其次是烏克蘭部隊軍心不振。二○一四年克里米亞事件時，烏軍幾乎沒做任何抵抗即紛紛投降，讓俄軍幾乎兵不刃血就拿下克里米亞。雖然北約在二○一四年後提供許多武器與訓練以重振烏軍士氣，惟提振程度有限。從二○一七至二○二○年間，約有七點七萬名合約士兵離職，約占廿五萬烏軍的三分之一。離職原因主要是收入、伙食、福利等與原先烏克蘭政府承諾有差；停戰遙遙無期，也讓烏軍士氣低弱。當然，亦有俄軍拒絕赴烏克蘭的零星報導，但軍人離職的規模小很多，或許也是因為俄羅斯不承認有俄軍在烏克蘭境內有關。

今年初因為俄軍集結邊境，在兵源不足下，烏克蘭議會三月底通過緊急動員法律，允許在不宣布動員下召集預備軍人。這項法案能為烏克蘭增強多少戰力，有待觀察。反觀台灣的志願役募集，雖然之前困難重重，但目前已漸入佳境，一○九年官士兵招募均達成計畫目標，留營率也達七十七點九％。

最後，台灣與烏克蘭國際經濟地位不同。烏克蘭領土面積大於德、法，人口則略少於這兩國，算是歐洲大國，但經濟重要性並不如其領土與人口所呈現的。烏克蘭ＧＤＰ全球排名五十八，人均ＧＤＰ落於第一二四名。在貿易量方面，雖與歐洲有相當程度的貿易連結，但與美國經濟連結程度甚低，是美國第六十五名貿易夥伴，貿易量僅卅二億美元。而台灣是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也是歐盟第十四位貿易夥伴，略高於烏克蘭的第十八名。

台灣除在全球經貿中占有顯著分量外，在全球重要的半導體產業中，也占據全球最大IＣ代工無可取代的地位。從全球重要國家相繼要求台灣解決晶片短缺的問題，與紛紛邀請台灣廠商設廠，即可知台灣半導體代工產業對全球的重要性。因此不管是對美國和對全世界而言，台灣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烏克蘭除了控制俄羅斯輸歐瓦斯管線外，幾無不可或缺性，且此一重要性僅對歐洲適用，並將在「北溪二號」建成後大幅降低。

台灣與烏克蘭分別面對中國與俄羅斯的威脅日益嚴重，本文無意淡化中國對台可能動武之壓力，但台、烏兩者有某些本質上差異，若將烏克蘭的現況推論至台灣未來的處境，似有過於簡單之虞。

一位醫師因脊椎問題，長期行動不便。這位醫師自認經濟能力尚可，珍惜醫療資源，勉強在每次能強撐卅秒的狀態下，堅持自己坐輪椅、移動、上廁所，多年來未申請外籍看護，亦未申請長照系統的照顧，都靠家中女性支持。但今年三月手術，目前尚在恢復期間，想要申請一張巴氏量表，卻發現求而不得。而長照系統派員到府訪問，照表操課，制式答覆這位醫師「巴氏量表非長照系統工作範圍」。

這位醫師自我解嘲表示，針對他的六級殘障，長照的服務範圍就是「患者病床到浴室之間的通道」。但他需要的是全時間照顧而非長照系統派人「陪伴睡覺」，或者來半小時協助做做關節運動，後半個小時擦擦澡而已。其憤懣可想而知。

既然長照系不能為他解決巴氏量表問題，他轉向醫療系統求助。但幾番折騰，他求助的醫師除了要他掛號門診次數到符合規定之後，最後卻仍告訴他「巴氏量表，開而無用」，因為「負責審核的又不是醫療系統」。申請不到量表即代表不能申請外籍看護。更荒謬者，因為需要之前的診斷書參考，他才發現，在他今年手術之前，即有復健科醫師為他開立六級殘障的巴氏量表，但是竟然從頭至尾未曾告知他這個「病患的重要權益」。他強烈質疑這裡面存在「系統性的問題」。

另一位自頸椎以下身體失能，但頭腦清楚的患者，則碰上連三位外籍移工以照顧他「太累」求去。一位甚至將肺結核感染了家人，一位做沒幾天就暗中將行李偷運出雇主家，造成他財物損失。令這位患者產生求生不得，求死不甘的情緒。

醫療、長照及國際移工的市場需求，就是高齡社會與那些無法自主行動的病患。但六級殘障病患拿不到巴氏量表，長照系統機構經常前往關心卻只是斤斤計算病患照護時間的補助申請，最終病患只能靠本籍看護一天二千七百元的照顧，試問有多少病患負擔得起？這些真正有需求的病患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都得燒他們自己的錢來解決，都得燒光這些病患家屬疲於奔命的精力，甚至還可能摻有這些外籍移工的血淚在其中。

在這些需廿四小時照顧的重殘患者眼中，外籍移工仲介機構與長照系統差不多，皆有營利或政府經費補助的需求，對他們幫助極有限。外籍移工又因勞權問題，讓病患常遭被突然「丟包」狀況。病患及家屬面對自己既沒有虐待、也沒任何衝突的情況下，看護動輒求去的困擾，其實都只能接受勞權的現實，接受「移工可挑肥揀瘦」，以致經常處於患得患失、乃至生不如死，備受折磨的狀態。

移工自由移動的權益與重症重殘病患的權益同等重要。政府相關機構有責任妥善管理並協助解決。

在考試領導學習的台灣教育現場，對絕大多數學校正式教師來說，雙語授課是新的工作負擔，對考科端更是洪水猛獸般看待。本國實施雙語弔詭之處，是雙語創新政策與教育現場明顯不相容：結構面來看，台灣長期強調升學教育，為學校招牌與個體升學選擇下，學生被訓練在考試與分數競爭。如此教育現場現實下，考試技術成為重點。

以英文來說，同樣考試領導教學，學生學英文是為了能應付考試中相關英文聽力、閱讀、寫作等測驗；其中，因為升學考試口說不考，所以一般學生不會刻意練習。如此產生一個現象，即學生在生活情境下的實際表現，從看英文電影、聽英文電台到與外國人互動，無法有效將英文課所學轉換到實際溝通能力。學生很能考試，但到應用性卻變得很陌生，這就是台灣教育現象。

根據上述觀點，雙語政策當然不易推行或完全成功，因為現階段雙語政策顯然沒有在國中會考、大學入學考試等列入大考規範，比方說雙語出題。

本國教師是國家意志執行者，也是長期被考試制約的專業工作者。主政者意志或許滿足了家長美好想像，但忽略了第一線教師固有的辛苦工作，又增加新的教育舉措。而孩子呢？永遠就是在長期不變的升學主義、透過日新月異、不同包裝下的考試設計，一代一代的考試下去。

終究，雙語政策與升學有根本衝突，除非考科未來試題也是雙語出題，不然雙語教育在考科項目不易實施。另一方面，非考科雙語課程先行實施，包括今年台北市國中小大舉招聘藝能科雙語老師，也呈現教育現場不一致，有著科科不等值之科別不對等。

期待更務實的雙語政策，期待政策制定者有理想，更要接地氣。官員們應多到教育現場走動，多聽基層老師聲音，方能在雙語教育目標與實際推動細膩處達到平衡，造就多贏。

台灣是一個重「情」的社會，特別是我們父母那一代，有太多是彼此委曲求全才得以讓婚姻維繫。而各式各樣的理由，為顏面、為家庭、為小孩、為父母、為經濟…看在今日自我意識抬頭、經濟獨立、擁有個人發展空間的新一代女性而言，簡直是匪夷所思。

熟齡離婚，通常是處於奉養父母的責任已了，子女羽翼漸豐的空巢期。假如在婚姻的經營上，遇上的是一個習慣、脾氣、價值觀、金錢觀…截然不同，且外遇不斷的另一半，長久以來的壓抑終有瞬間爆發的一天。「想做自己，日子要過得快樂些！」就變成壓倒岌岌可危現狀的最後一根稻草。

旅日友人自高中就與他的前妻愛得轟轟烈烈，因家庭背景懸殊，受到女方父母極大阻力。直至友人事業有成步入紅毯，周遭親友都以為從此就可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然因女方以照顧年邁雙親為由，長年留在國內。在異國獨自打拚的朋友，一天工作疲累之餘，回到家可以享受到溫馨的家庭生活遂成奢望。

生意上交際應酬的場合，不乏投懷送抱的女性。那年友人前妻赴日，意外發現他與日本女人及一個小男孩的合照…婚姻破裂，女方賭氣嫁給他的高中同學。長輩們例如家母就說：「這把年紀了，只要她不離婚，誰也撼動不了她大老婆的地位。真是個憨查某！」

「挑蔥賣菜，誰要和人公家尪婿！」是我們共同的朋友站在女性角度的說法。多年後與友人前妻偶遇，問她過得好嗎？她則回答「就比較有家的歸屬感！」相同的婚姻模式，走到後來會有不同的結果本是常態，個人觀點上的差異，會產生不同的處理方式，沒有一定的對與錯，只能說婚姻的經營，是門艱難的課題。

就協力事項言之，新冠肺炎防治政策，乃至紓困和振興經濟政策，當然是以中央部會為主；尤其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更是責無旁貸。此外，就協力政策的執行部分，當須以地方機關的居家隔離為重心，並且由警政、民政及衛生機關或單位扮演防範和監控的角色。以此次華航機師居家檢疫尚有外出，即知監控的機關或單位應未落實臨檢所致。倘若監控單位明確課予責任，即不致有漏網之魚。中央與地方的責任分工，既然已出現缺口，相關機關就宜儘速協商，以彌補漏洞缺口，俾使採取更縝密的方式監控被隔離人員之行蹤足跡。

就協力的方式言之，中央與地方係工作的分配而非責任的推諉。地方對防疫的協力工作，絕不宜有所延誤，如何避免社區傳染或社區群聚，此一方面地方的權責就在於掌握足跡。因之，疫情指揮中心宜在知確診者情況下，尤其足跡部分雖不見得全般掌握，至少應可了解現住地所在，並即知會地方權責機關或單位。此項工作既已有多次的疏忽情狀發生，有儘速補破口的急切作為必要。

就協力的經費言之，中央既已有特別預算之編列，就應適時撥付，並且以最簡捷的方式完成核銷事宜。當今防治工作已令人不勝其煩，如果再就核銷事宜尚有所爭執或延遲，實在更令人煩憂。簡單的說，就是以各自的法定權責下，依相關行為指引規定，在不牴觸會計法下，簡化辦理各項核銷事宜。

就協力的人力配置言之，該等人力配置多屬於臨時人力編組，除給予若干津貼外，不再支付其他固定酬勞。此項防治措施，相關任務之執行者，應肯認榮譽感以盡義務之方式，從事各項必要協力工作，不宜再存有領取額外收入的心態。

在國人已防疫疲憊下，防疫工作即容易出現缺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縝密政策作為，就更顯得重要。由於國人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至為明顯，當今除固定的政令宣導下，中央部會應以「政治行銷」的方法，就疫情舉辦令人記憶猶新的政令宣導，始為可行之道。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信息交換絕對是防疫成功的關鍵，希望執事者固然各有權責，但分工務須合作，合作自須形成共識，共體時艱，全力以赴。

多年來觀察艋舺公園遊民的問題，甚而是台北車站以及相關公園、街道景觀，均發現台灣已步入和五十年前紐約對付弱勢有色人種之「社會政治」處理手法。怕犯罪、火災把木涼亭改為金屬材質，怕遊民隨意棲居，把公共街道及公園座椅縮短，且中間加設扶手（障礙），為了怕遊民影響城市意象與觀光收入，不定期驅離遊民並予以「不方便」之公共設施服務。

紐約、巴黎、倫敦、東京…再富裕的都會均有其難解的城市社會故事，各首都或主要城市精華區依然有不同時段之生活景觀，自子夜、清晨、日間、夜間……有太多重疊卻難以解決的社會故事不斷重演。曾經，中山北路知名ＬＶ旗艦店走廊，外國設計師做了一個很美的長條木椅（約一八○公分），不久中間加了一個鐵橫桿，再不久那張美麗的椅子消失了…，主因不想正面回應遊民的問題。

日本是個嚴謹自律之民族，即便是東京車站及各公園綠地依然有眾多遊民群聚，但政府與遊民均能接受統一藍色帳篷，其潔淨且有序的「地盤」分割，讓遊民區依然景觀「有序」。而我們的遊民問題，如果只是表象觀察，那幾乎是住在上億豪宅者所無法想像的另類「地域」與「地獄」，但卻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溫度與人情味。處理這些問題確實棘手，且必須有智慧與同理心。

一位公園處官員表示：「我們很不希望把椅子作成不人性的半套椅子，但我們可有機會放上百張可移動之摺疊椅讓民眾任意組合、移動？」當然可以！只是公務人員若沒有強力之政治支撐，沒人敢創意嘗試。紐約第五大道上之公共圖書館前綠地，在廿年前早已擺脫犯罪及不信任情愫，和企業合作放了近百張可移動的折疊椅任市民使用，最後並未發現被「偷走」太多。

歐洲犯罪率、偷竊率不低，但在西班牙小鎮車站前居然可以放一個兩倍king Size Bed的藤編椅供「公共使用」，可躺、可坐、可盤腿、可野餐…。九一一事件後，紐約水岸也出現了長達三米之木質長椅供人徜徉休憩。這些現實與理想似乎並非無解。我們更關切的是人本、人道、人權，到底是口號還是可挑戰之實驗？（作者為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系主任）

全球投資人因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惡化身受其害，有愈來愈強的信念，相信如果不妥善處理ＥＳＧ的議題，世界將無法永續，人不分老少，地不分東西，財不分多寡，無一人能倖免。當風雨愈來愈極端，不是水太多，就是太少的時候；當不是太熱就是太冷的時候；當熟悉的環境正在迅速惡化，例如北極的冰越來越少，海岸線愈來愈退縮，森林大火越來越旺，食物價格越來越高，空氣越來越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新病毒不斷產生，種族歧視愈演愈烈，各種訴求的抗議不斷的時候，這個世界已越來越不穩定，如果不及時處理這些問題，不用談下一代，這一代人都已經感覺沒有明天。

當政府愈來愈無法解決問題，投資人自然希望企業能成為問題的解決方案。企業有資源，而且比一般人對政府的影響力大許多，如果企業重視ＥＳＧ的問題，會遠比政府有效地處理ＥＳＧ問題，因此投資人給企業的壓力將因此越來越大。所以企業的經營必須要有前瞻性，能夠洞察這個世界趨勢，在策略及商業模式當中納入ＥＳＧ因子，才能在不斷更新的環境中維持或增強競爭力。如果能夠把ＥＳＧ永續因素結合於企業策略及商業模式中，達到股東、利害關係人、社會還有環境間的平衡，將能夠持續得到投資人的青睞，繼續成長。

台灣企業的外資持股比率已近半數，總持有股票市值為廿二點七兆元，占全體上市股票市值的四十七點一七％，外資將來必定是要求台灣上市櫃公司納入ＥＳＧ於營運中的主力，企業如果忽略了這個事實，將有可能在未來的投資環境被股東忽略，造成企業永續的困難。台積電一向是台灣企業重視ＥＳＧ的標竿，外資持股比率超過八成，最近已完成關鍵供應商回覆其上游關鍵供應鏈永續管理狀況的新作法，將來必定能夠持續得到外資的青睞。

台灣的創業氛圍越來越強，創業者如果能把ＥＳＧ納入創業的使命、策略與商業模式中，比較有機會募集到資金，得到消費者的肯定與支持，達到企業與社會永續的雙贏。（作者為政大財管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