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時中煞有介事地辯稱，分配原則是根據各不同類別未接種人數之百分比綜合計算所得。這個答案，毫無說服力。試想，新北人口不僅比高雄多了四成五，確診者更多了近百倍；指揮中心卻完全不把疫情嚴重程度納入疫苗分配考量，這是弱視還是色盲？

在輿論大譁後，陳時中才改口說，要對雙北等熱區加發十％的疫苗。據了解，這項決定是閣揆蘇貞昌親自下令；這未必表示蘇揆更能苦民所苦，而是政府「重南輕北」已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蔡政府施政，向來赤裸裸表現重綠輕藍。蔡總統日前在臉書談地方防疫，對藍營執政的苗栗和新北，談的就是「中央支援」；對綠營縣市長，則大讚他們展現效率、協助鄰近縣市、減輕中央壓力等。藍綠有別，溢於言表。總統的高度如此，陳時中怎不望風跟進。

防疫遵奉「藍綠有別」的原則，是不把民眾的生命當一回事。疫苗分配還要看首長的顏色，難道人命也可以分顏色？

衛福部先前對國產疫苗做出「不做三期」的決定時，台灣尚無本土疫情，每日只有零星境外移入。當時因國內幾無病毒環境，所以臨床三期很難做；衛福部因而決定取巧抄捷徑，儘管決策邏輯頗有爭議，外界還比較能夠想像。問題是，在稍早無疫情的情況下，國內民眾都不願接種ＡＺ疫苗，遑論去接種國產疫苗。簡言之，在無疫情時，即使政府緊急授權放水，因接種人數不會太多，對台灣的成本也比較小。

但五月之後情況驟變，台灣已近有一萬二千人確診，死亡皆在雙位數。目前的情況是：一則病毒四散，三期臨床其實有更多執行的條件；二則民眾接種的意願提高，但因國際疫苗嚴重不足，將有為數不少的群體必須接種國產疫苗。如此一來，政府倉促放行的國產疫苗，將打在數十萬、數百萬台灣人身上。我們關心的是，萬一程序跳躍的國產疫苗有風險，這就變成數百萬台灣人要共同面對的風險。所謂「無疫情即無風險」，國產疫苗不做三期，是政府在稍早「無疫情」時做的決定；但如今卻要應用在當下「疫情氾濫」的情況，這難道不是一個嚴重的決策盲點？

政府跳過三期臨床試驗直接發給國產疫苗緊急授權，顯而易見的風險有兩個。其一，高端所使用的S-2P蛋白質會不會產生重大副作用，從區區三千個二期試驗樣本，未必看得出來。假設，這種活性蛋白有萬分之一的致命率，三千個樣本點未出現死亡，似很正常。一旦擴大施打到五百萬人身上，其死亡數就是五百。這是多可怕的人命成本？

其二，疫苗的保護力除抗體外，還要看Ｔ細胞。二期臨床試驗結果只看得到抗體，卻看不到Ｔ細胞。所以，只檢查抗體就給予緊急授權並普遍接種，極可能產生許多「保護力不足」的接種者。如此一來，台灣的疫情可能拖長，各行各業都受傷，經濟成長將受到重大影響。

正當台灣疫情流行，國產疫苗不做三期試驗，政府即逕核發緊急藥證，其社會成本不可謂不小。這些情境發生的機率是多少，目前沒有人知道；可能是廿％，可能是十％，也許有官員覺得可以「賭一把」。但必須提醒的是：萬一賭輸了，台灣將不僅損失幾趴的經濟成長，而可能是成百上千條人命，包括因爭搶疫苖而撕裂的社會，以及人民對政府的憤怒與挫折。

世衛組織之所以不願採取「抗體計算取代臨床三期」的橋接，正是因為人命關天，在人本關懷的前提下不能輕易妥協。台灣如果僅為「扶植本土產業」的下位考量，而輕易放棄人本理念，這會是蔡英文的選擇嗎？

質言之，蔡政府的盲點，就是搞混了「施打疫苗」與「疫苗產業」的目的。疫苗產業是為了培育「未來」可能疫情的自主防衛能量，但是疫苗施打卻是為人民免於「當下」的生命威脅。沒有當下，哪裡有未來？沒有生命安全，又何來產業前景？政府的當務之急，就是極力爭取國際認可的疫苗，絕不可本末倒置！

今年5月初疫情擴散以來，國內確診人數與死亡人數快速攀升，防疫措施並升級至三級警戒，所有人外出都必須戴口罩，室內集會不得超過五人，室外不得超過十人。由於疫情迄今還未明顯降溫，三級警戒期限也再延到6月28日，屆時是否會再延期，現在誰都沒有把握。

疫情嚴峻，國人被逼得待在家中，哪裡也不敢去，立即受到影響的就是相關服務業，包括餐飲、觀光、旅遊、電影、展演，甚至連國人最喜歡去的夜市也都門可羅雀，甚至關閉，造成服務業立即陷入一片愁雲慘霧。根據全國商業總會的最新調查，今年5月服務業整體營收平均比去同期減少56%，甚至比去年3月、4月疫情爆發之初最嚴重時期還要少36%。

先前國發會曾經依據去年經驗估計，如果疫情能在6月底受到控制，我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僅減少0.16個百分點；但若這波疫情延續到第3季才結束，GDP則會減少約0.5個百分點。目前疫情究竟何時才能有效獲得控制，似乎並不樂觀，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國發會低估了服務業受到影響的程度。甚至，若是依照去年第2季國內消費成長率為-0.32%來推論，最壞情況是原先主計總處估計今年第2、第3季的消費成長率4.7%與5.3%，都可能會消失。由於民間消費占GDP約55%，預期對於全年經濟成長率的影響應該會超過1個百分點。

另外一個影響則是就業機會的流失。這些服務業都僱用了不少員工，如今很多小商家或餐廳被迫停業，所以6月初公布的無薪假人數就已開始快速上升。到了暑假之後，若是這波疫情還未能結束，屆時不但放無薪假人數會持續攀升，失業人數也會開始大幅增加。以美國為例，去年初疫情還沒爆發之前，失業率不到4%，等到去年4月疫情惡化時，失業率一下子激增到14.8%，直到疫情緩和之後，失業情況才得到改善。

對照服務業的慘狀，我國製造業得利於國際經濟復甦的帶動，出口不斷增加，形成一片榮景。依據財政部公布的最新資料顯示，我國5月出口金額達到374億美元，是單月歷史新高，年增率達38.6%。如果合計今年前五個月的出口，也比去同期增長約30.2%，可說是近年以來少見的增幅。

由於國際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國際市場上對於電子相關產品的需求仍然相當強勁，同時，對於傳統產業的需求也逐漸浮現，預估今年下半年我國電子與傳產出口仍然可以維持佳績。再從5月份製造業放無薪假的廠商與員工數目幾乎沒有什麼變化，顯示疫情對於製造業還沒有產生明顯的影響。

現在看起來，今年我國的經濟將會進入一個非常極端的情況，即製造業一片大好，服務業則是哀鴻遍野。在出口強勁帶動之下，今年經濟成長率應該還可以維持在一定水準，但是不同產業間的差異會非常的大，因此政府在採取相關因應政策時，應該要在產業上做出區分。

首先，國內的疫情一定要儘速地控制住，儘快施打疫苗絕對必要。近日已經有一些科技廠商傳出零星疫情，若是疫情不幸進一步擴大到其他的高科技廠，甚至進入管制更為嚴格的四級警戒時，對於製造業衝擊之大將難以想像。其次，紓困對象一定要有清楚的選擇，政府要將有限的紓困資源用在諸如服務業等最適當的對象之上。最後，等到疫情減緩、國人恢復外出活動之時，政府若是推出振興經濟的補貼消費措施，建議必須要有產業別的差別設計，因為不同產業受到損害的程度差異很大，補貼對象也應該要有所選擇。

或謂新冠病毒出現，純屬超低機率之大意外，人類被震懾突襲了。亦有稱小布希總統十六年前在美國國家衛生院演講，早已提示全面做好因應全球疫情大流行。當時就坐在聽眾席的佛奇醫師，應感觸最深。

新冠疫情自前爆發以致蔓延全球，對世界各國或可稱為「黑天鵝」，然對於疫情過度掉以輕心，如今一年多後陣法大亂的台灣，算是「灰犀牛」之經典。

台灣抗疫的作戰準備、戰爭指導、指揮管制、後勤補保、後備動員，幾乎全都不符基本的戰爭指導與準則。疫情爆發後，友盟援助極其有限而不可恃，外媒評論現實嚴酷而不留情，我們國軍對此當頭棒喝，豈能不深體教訓，盡速綢繆。

對於外部與日俱增的威脅察而不覺，對於中共不會武力犯台過度樂觀，而對於國際紛至沓來的警告，朝野全民或充耳不聞，或狡辯自慰，或苛責國軍，以為建軍可好整以暇，戰事不會驟然發起。此乃形勢判斷之謬。

阻敵於境外，制敵於國門，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似以「防衛固守」為戰略指導，且輕忽至以閣僚擔統帥之責。即至無法「重層嚇阻」而出現破口之後，面對迅速流竄病毒，逐次升級圍剿追殲而不可得，用兵遂陷於被動之城鎮游擊作戰。此乃戰爭指導之謬。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如同軍事用兵之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統一指揮，令行禁止固為必要，然參謀本部從對戰事之發展，戰局之掌握，到戰情之發布，倘未能求實而欺瞞扭曲，矛盾反覆，凡事以政治為考量，必將失去各作戰區及人民群眾之信賴。此乃指揮管制之謬。

打仗打的是後勤，乃千古教訓。台灣此次疫情應對之策，因對疫情過於樂觀，缺乏儘早獲得充足應急戰備與後勤保障能量的意識。除了個戰輕裝的口罩，組成所謂國家隊外，對於決戰關鍵的疫苗，卻有「輕外購預置以保自研自製」的明顯痕跡，以致緩不濟急。此乃後勤補保之謬。

台海戰事若起，數分鐘之內，幾枚導彈所造成之傷亡，即可超越過去一年半疫情之加總。以近幾周醫護能量瀕臨崩潰，需要號召離退醫護支援的情形觀之，台灣因應軍事作戰的軍陣醫療之負荷估算，野戰醫院之時地預置，緊急醫護之後備動員更將遠遠不及。

在各國爭搶疫苗之時，台灣前有戰略部署之失算，後有國際配送之牛步。美日兩國之捐贈固然可貴，表象如大旱雲霓，實則為杯水車薪。他日倘台海爆發軍事衝突，裝備彈藥之即時補充與國際軍事奧援多不可恃。此外，戰時之水、電、油、瓦斯、網路均難保供應，宵禁時間、物流運送、人員管制等景況，將遠較防疫第四級之硬封城，艱鉅百倍。

台灣醫護尚有ＳＡＲＳ經驗可供傳承借鑒，而國軍自金門砲戰之後，已六十三年未有實戰歷練。國軍觀今日抗疫之亂，能不戒慎？（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依據災防法，指揮官是依災防法所設置，以前所有災害前（後）都進駐大坪林站之國家災害應變中心，各相關部會副首長高層也進駐，彙整資訊，協商並決策，推動。救災大致進入尾聲即結束運作，回歸權責部會。此次疫情，指揮中心也未進駐國家災害應變中心，其係依□福部機制運作。在國家災害應變中心是各部會派員（常是部會副首長）進駐。委員會則有經過合議之法律效益，現在的指揮官就是由上而下的決定，權力太大，常會逾越法律權限。

然而，新冠疫情發生已經一年半，政府現在還在仰賴災害防救法及傳染病防治法指揮官的模式運作，不見院長影子，未能以更高層級正式之組織運作，許多事務未能超前部署，這才是關鍵問題。

碰到大災難，依據災防法及過去經驗，防救災及重建無法明確區隔，一開始即要將防救災及重建同步運作，提高層級，所以莫拉克颱風八月八日災後，行政院依據災防法及總統指示於一周後之八月十五日即成立「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委員會」，由行政院長親自召集，□動委員會組織及法律授權力量，進行事項之協調、審核、決策、推動及監督。行政院重建會成立當日隨即指派筆者任副執行長進駐國家災害應變中心，並與指揮官毛治國部長辦理交接，將救災工作無縫由指揮官模式接軌轉移到重建委員會。行政院長親自召集主持重建委員會，結合中央各部會首長、地方政府首長、企業、ＮＧＯ及災民代表之力量，全面運作充分發揮。

現有指揮官體制，各防疫機關人員備極辛勞，應已完成階段性任務，未來防救災及重建事務及時程仍待長期持續努力，盼望中央政府能參考過去經驗，及早□動更全面性之組織，依民主政治權責相符原則積極應作。

此次峰會是拜登上台後的首次出訪，藉以推動美國的外交理念與影響力。在抵達歐洲時，拜登便表示此行代表「美國回來了」，這也是他與前任總統川普在外交政策上的差異之處。川普四年內採行「美國優先」政策，對於國際組織及議題，如果有不符合美國利益之處興趣並不大，甚至採取退出的動作。即使對於歐洲的盟邦，如果不配合其外交理念也不假辭色，在任內與德法等歐盟領袖國家相處並不融洽，迫使德國總理梅克爾說出歐盟必須走自己的路。

然而自拜登上任後，改採多邊主義外交，注重國際參與及盟友合作，意欲恢復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尤其是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美國在全球最大的競爭對手，更積極拉攏歐亞盟邦共同應付中國的挑戰。此次Ｇ７會議即是拜登抗中政策具體的實踐。

首先，拜登的首次出訪就選擇了歐洲，彰顯美國非常重視歐洲的盟邦。這本是美國自二次大戰以來的外交傳統，美國與跨大西洋的盟邦間具有共同的文化與價值觀，而且英德法等國都是當前的國際政經大國，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而言，美國要對抗中國與俄羅斯，也需強化此一歷史同盟關係。拜登還特別先抵達會議地主國英國，並與英國首相強森簽署「新大西洋憲章」，以強化英美的特殊關係，也具有重要的外交及戰略意涵。

其次，在此次峰會的議題設定及氛圍中，拜登均特別強調西方國家共同維護民主價值的重要性，以對抗中俄專制政治的挑戰，會後的公報內容已大致反映出美國的期望。例如，公報首度提到Ｇ７領袖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台海兩岸議題和平解決」，此一內容與美日峰會及美韓峰會的聯合聲明完全一致，顯然是拜登政府的一貫主張，說服其他國家領袖同意，寫入此次的公報中。

公報也提到「要提倡我們的價值，包括要求中國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特別是新疆方面和中英聯合聲明保障的香港人權與高度自治」，反映出Ｇ７的共同價值觀，批評中國對新疆及香港的人權政策，提到中英聯合聲明也呈現英國的主張。公報也提到嚴重關切東海與南海形勢，並支持美國倡導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Ｇ７也宣布新的全球基礎設施計畫，提供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資金，也是針對大陸推行的「一帶一路」策略進行角力。

從此次峰會的結果而言，拜登的聯盟抗中政策已然奏效，代表西方世界的Ｇ７國家再度與美國立場一致，對於中國採取競爭抗衡的政策，背後凝聚的基礎是共同的民主價值觀與對於中國崛起的憂慮，但與冷戰時期的東西集團對抗亦不相同，未來Ｇ７與中國仍呈現競合並存的關係。

「緊急授權審查標準」的臨床資料，係採用「免疫橋接」。先說「免疫」，是指抗體生成性，並非採取國際上接受的「保護力」，嚴格說不能算是「臨床」指標。該標準也承認，這是「替代性療效指標」。世衛組織也為此舉行會議，但因不確定性甚高，能否直接預測並取代臨床保護力，還無法獲得共識。

在疫苗上，「免疫橋接」是指疫苗臨床保護力的平台建立後，後續下一代或擴大使用對象的疫苗只需要呈現「非劣性的抗體高度」就可通過，過去也曾用於其他疫苗。但在本標準中，免疫橋接是指在國內另一家醫院另找一個國外疫苗，目前選ＡＺ，與本國疫苗比較，此設計與原本定義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無法找到夠好的比較疫苗，而過去還沒有使用於疫苗的緊急授權上。

「療效評估標準」問題較大。樣本數方面，非劣性試驗是與另一有效疫苗相比，需要樣本數會更大。本標準沒有提供樣本數計算標準，只有一處提到安全性需要三千人以上，沒說明細節，與ＡＺ相比時，只提到ＡＺ樣本數為二百人。國產疫苗都需要分別與ＡＺ比較嗎？為何ＡＺ只需要提供二百人？這裡又衍生四個問題：

一、採取外部對照組，為國內某醫院施打另一疫苗者，不是原有計畫中同樣受試者族群的內部對照組，也非隨機分派，這樣可比較性必然會出現偏差。

二、施打人數ＡＺ只有二百人，與高端受試者近四千人比例懸殊，這樣結果會被人數多的高端主導。如果兩個樣本基本特性相差甚大，又需要做抽樣或統計上的調整，臨床試驗需要這樣處理，很不妥當。

三、採用的比較疫苗只限ＡＺ，疫苗製造方式不同，抗體檢測方式也可能不同，如何比較？

四、幾何效價平均比值，根據「非劣性試驗」，訂定太過寬鬆，九十五％信賴區間下限達零點六七（三分之二）就可接受，是不是暗示，滿分一百得到六十七分就等於「不比一百分差」？血清反應比率五十％，一半一半不是等於丟銅板嗎？而依照「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的要求，這麼大的變動，是否應該申請變更？

最關鍵問題，還是免疫生成為替代性指標，能否推論真正的臨床保護力？全世界都還沒有定論，這種事「獨步全球，台灣第一」是不是太冒險？現在國內疫苗需求急迫，但國外幾個知名疫苗都是第三期已有期中或全部主要評估標準結果才申請。再怎麼急，台灣要符合國際標準，總該作第三期試驗。

我們建議：緊急授權審查除需符合食藥署所訂標準外，也需要繳交第三期臨床試驗計畫書，審查通過，開始執行，才給予「有條件通過」一定期限（如兩年），准許暫時使用，期限到後再審查第三期結果，決定是否正式核准上市。有條件使用期間，施打疫苗的「知情同意書」必須詳細說明目前疫苗狀況，供民眾決定是否接種。第三期試驗可在國內或國外進行，除針對舊有病毒外，也可檢視對感染變種病毒的保護力。

新冠疫苗緊急授權審查是嚴謹的科學，希望主管單位和研發廠商謹慎從事。

大家都知道北北基是重災區，中南部只有零星疫情，很多縣市連續多天零確診，若有疫情，也都是由北往南傳，南部民眾若做好基本的防護工作，是很安全的，染疫的機率極為微小。圍堵北部疫情往南傳的效益較自身防疫的成本更小，就如同如果只有一個口罩，應該給染疫者戴，而不是健康的人戴一樣，這樣才能降低傳染的機率。目前這種分配方式，如同隔壁鄰居失火，拿滅火器噴自家，做法不對，反而害了自己。

目前染疫致死以北北基六十歲以上的民眾居多，在疫苗不足的情況下，若北北基六十歲以上高危險群先打，台灣的染疫致死率大概可馬上降八成。防疫中心應該拋開力求公平性的包袱，從宏觀的角度，優先分配給染疫率高的縣市，對整體的防疫效果會更好。

這句話之所以受到重視，不是因為這位醫生知道僅僅用愛不可能治療癌症、心臟病、肺炎等疾病。莫西醫生在演講中也強調了一點，那就是公共衛生的從業人員不能僅僅關心人的健康問題，而應該注意到整個社會的福利。所以他所給的結語應該被解讀成，愛是人類很多問題的解藥。

前幾天，拜登總統宣布美國要紀念土耳沙大屠殺，這場大屠殺發生在一百年前，整個非裔美國人的社區房屋全變成廢墟，三百多位非裔美國人死亡。很多歷史學家做研究，也討論當年這場白人至上主義者屠殺黑人的經過。如果當年土耳沙是個充滿互愛的地方，這場大屠殺會發生嗎？

加拿大總理也被迫對加拿大原住民表示歉意，因為一所加拿大學校發現了二一五具年輕原住民的遺體，顯示了加拿大當年對原住民的政策有嚴重的問題。但是我們也可以問，如果加拿大政府對原住民有愛的話，會發生這種悲劇嗎？

莫西醫生說，愛是人類最早的藥。人類的先哲都是強調互愛的，遺憾的是，人類沒有真正的了解這一點，幾千年來，人類一直發生種種悲劇。就以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對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大屠殺，也是根據仇恨所引起的。

人類現在有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這個問題當然需要用各種方法來解決。我們會發現，有些國家對貧富不均問題完全漠不關心，因此這些國家雖然有很好的ＧＤＰ成長，貧富不均問題依然極為嚴重。德蕾莎修女說，愛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漠不關心。缺乏愛，沒有愛，貧富不均恐怕是很難消失的。

我相信，如果菁英分子對偏鄉孩子多一點愛，就會注意到他們的教育程度問題。我們國家在教育上有城鄉差距，如果沒有愛，這種城鄉差距不可能消失的。

柏克萊是一個相當講究新觀念的大學，可是他們的師生顯然對於舊時代先哲的想法不僅可以接受，而且認為發人深省。我們的社會也不妨想想看，人類的很多問題究竟是要靠哪一個解藥來解決的。（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民眾因為與病毒抗爭的痛苦經驗，有可能在他們體內產生對於政治病毒株的抗體。我所謂的「政治病毒株」指的是民粹思想、族群偏見、排他主義、獵巫行動等有害元素。

疫情肆虐造成民生困頓的局面，卻迫使廣大民眾有更多機會反求諸己，思索何謂良善政治，何謂有能政府。

留美時期，我有天在圖書館讀書，突然體悟：台式民主制度是蔣經國先生留給後人的遺澤。當然，許多政治先行者也貢獻智慧、心血，乃至性命，使它水到渠成。身為台灣之子，加上生長、求學、工作、旅遊的切身經驗，我會努力想傳承有識之士的未竟之志，在能力內盡其所能。

面對台式民主不進反退的困境，許多人轉為灰心。我逐漸體會到，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把台灣打造成一個適格的公民社會，促請政治工作者把保護百姓的權利、增進生民的福祉納為首要職志。除此之外，民眾不應甘願成為政府大阿哥底下的小老弟，而是必須透過知情參與和自主監督的途徑，讓自己晉身為政治事務的審查員。唯其如此，台灣才可望避免墮入政府腐化與寡頭專制的險境。

端午佳節我沒有喝雄黃酒，也沒有喝防疫茶，只是在冷眼旁觀台灣的現實狀況。

就此補助專案來說，兒女寄託在兒少安置機構照顧之父母並未受到影響，真正受到影響的是受託照顧這些失怙兒童的兒少安置機構。結果是未受到疫情影響的父母親可領補助一萬元，而真正受到嚴重影響的兒少安置機構卻領不到任何補助。此政策之公平性有欠周詳。

就以我內人任職的育幼院來說，立即產生兩大問題。其一是因為孩子並非都是同一班級學生，每個孩子（包括國高中學生）都必須有一台電腦才能上視訊課程，該院一下子要生出四十幾台電腦，才夠孩童各上各的課程。這些經費育幼院根本無法負擔，這一點政府有關心到嗎？對原本就捉襟見肘的各私立兒少安置機構來說，簡直就是雪上加霜。

其二是育幼院要求所有工作人員全天候留院協助照顧所有兒童，一起解決三級警戒時期衍生的問題；例如國小含以下每位學生必須由老師每人負責協助一位孩童操作電腦。

平常孩童到校上課不在院內期間，老師可以處理行政工作及整理記錄資料。如今孩童整天在院，扣除學校遠距課程，剩餘的時間，育幼院必須安排不同老師輪流教導其他有利孩童成長的課程，例如美術課、書法課、閱讀課、獨輪車學習課、藍球課、羽球課及烘焙等課程。這些另外安排之課程，因防疫警戒屬於突發狀況，無法臨時聘請老師，只能請院內老師各承擔一科，上網自習以負責教導。這些另外增加照顧時間及專門課程的鐘點費，都須育幼院自行籌措，政府毫無經費補助。

實施三級警戒以後，兒少安置機構忙得不可開交又無任何補助，交託兒少於安置機構的父親或母親卻閒得爽領一萬，這是何等不公平啊！

常聽官員說「有政府會做事」，那就趕緊研究一下這個問題要如何解決！不然可預見的一兩年內會有不少私立兒少安置機構關門大吉！

全世界已是地球村，台灣無法自絕於世界之外，不能只局限於同島一命，除非隔絕於世，而這是不可能的。接種疫苗是目前唯一可減少感染的主要方法，新冠肺炎疫苗使用至今已超過六個月，但疫苗仍然無法趕得上病毒的突變，國外已進入須接種第三劑疫苗的計畫，及變種病毒疫苗的研發，甚至認為像流感疫苗一樣，每年均須接種新的疫苗，而國內也在研發疫苗，是否有考慮到這些因素，值得憂慮。

新冠病毒已使我們生活型態發生重大改變，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及勤洗手，將是持續防疫的基本方式，而西方握手及親頰的習慣也可能因此改變，我們從病毒身上學到了什麼？必須要用謙卑的方式去面對病毒。病毒突變的速度及逃避人類圍堵的技巧，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只能在後面追得很辛苦及無助。唯有放下人類的成見、意識形態及自私行為，病毒沒有國界及人種之分，必須全世界共同面對此一困境，將病毒擺中間政治放兩旁，否則病毒會很快從任何一個地區反撲。

人性共同的弱點，一旦疫情緩解就開始鬆懈，但是病毒藉由突變，仍持續精進改變感染的策略，現在的變種病毒除了傳染力變強以外，還演化出能讓病人免疫力下降及增加病毒量的方式，成為傳染性強和致死率高的超完美病毒，這種變種病毒的出現速度，可能到時連新命名法所使用的羅馬數字都不夠用。

新冠病毒的優勢能迅速改變並適應新生活，此病毒合併之前所有人類呼吸道病毒的優點，能長久適應永續生存，並且完全遵照傳染病的基本原則，讓大部分病人約八十％是無症狀及輕症，不會趕盡殺絕被感染者，使病毒得以持續散播。因為傳染快速且致病嚴重，新冠病毒是史上最快引發全球大流行的病毒。

雖然新冠病毒只有十五個基因，與人類擁有的三萬個基因是無法相比的，但卻造成全世界大流行，是人類從沒有遇過的傳染病大浩劫。在病毒眼中，人類只分成三種，那就是易感染族群、已感染族群及康復族群。目前全世界仍有將近七十億人口是屬於易感染族群，如何面對並解決此一浩劫，端賴人類的智慧，畢竟能打敗敵人是小智，能分清敵友是中智，能化敵為友才是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