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東奧正名公投，主張「以台灣為全名」參加所有國際賽事和東奧；尚未投票，民眾即已爭論不休。有些選手擔心「正名」會導致我國無法參賽，表達反對意見，竟遭到網軍霸凌。此次奪金的舉重女將郭婞淳即深受其害，甚至有人嗆她「趕快歸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極盡羞辱。當然，支持正名的選手也不乏其人；於是，本應團結在一面旗幟下的運動員也被迫對立。

儘管公投未過，但直接的影響是，次年台中市舉辦的東亞青運主辦權便橫遭取消。正因如此，國人對於「中華隊」、「台灣隊」名稱之爭也日趨劇烈。此次東奧，民進黨就要求必須稱呼為「台灣隊」而非「中華隊」；藝人瑞莎臉書寫「中華隊加油」，也慘遭圍剿。所謂正名，徒勞之餘，更導致社會撕裂。

在國際大環境下，「中華台北」並非讓人滿意的名稱。但當運動員奪金升起我奧會會旗，現場我國旗歌響起時，多數國人的感動其實無分軒輊。政治蹭熱者須適可而止，「巴黎奧運正名公投」到此為止吧！

台積電因為幫全球產業代工而成為台灣的「護國神山」，如今卻因為美中爭雄及地緣政治的連鎖擠壓，被迫須赴海外設廠。所謂「一個時代的結束」，究竟是吉是凶，令人關注。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日前代表出席APEC會議，即公開表達了對經濟強國要求半導體在本地製造的憂慮，他認為這個趨勢「會相當可怕」。張忠謀這話，顯然是說給美日元首拜登和菅義偉聽的。

身為全球第一的半導體代工廠商、台灣市值最大的企業，台積電跨出台灣的布局，原應被視為企業擴張的美事。但關注半導體業的各國智庫及西方媒體卻多持不同看法，認為在原料供應鏈不完整及勞動條件不同的國家設廠，將大大墊高生產成本。張忠謀即警告，花費了數千億與多年時間後，有些國家可能發現晶片仍無法自給自足。

美日德等國掀起這波半導體本土製造風潮，有其遠近因素。美國是半導體業製造的發源地，後因不敵日本製造的成本優勢，逐漸放棄晶圓製造，間接促成台灣晶圓代工業的興起。川普任內與中國大打貿易戰和科技戰，除壓縮大陸晶圓空間，也希望藉政策補貼重振美國本土的晶圓製造。兩年前張忠謀即預言台積電將成為地緣政治兵家必爭之地，果然，台積電去年即宣布赴美設廠。因新冠疫情引發的晶片荒，更激發各國建立自身晶片產能的決心。

台積電目前已分別在大陸與美國投資設廠，日本與德國也積極向台積電招手；其中，在日本投資的腳步又較德國為快。這些，顯示台積電的海外布局，愈來愈受到地緣政治的牽動，也必須在自己的發展腳步與市場需求之間求得平衡。

台積電面對這些海外投資的壓力，必須謹慎以對，因為其中有三重隱憂：第一，如張忠謀所說，各國都要建置半導體供應鏈是不切實際的想法，讓供應鏈最佳化的方式是強化自由貿易環境，而非競相在各國設廠。第二，電子通膨的疑慮升高，根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研究，在美國設置晶圓廠的成本較在亞洲高出二成五到五成，這些成本勢必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民眾購買相關電子產品的負擔勢必加重。第三，一旦產線橫跨亞洲、美洲乃至歐洲，台積電能否維持目前生產的高效率，頗受質疑。

更值得關注的是，台積電在這些對外投資中，究竟掌握了多少主動權？在美中貿易戰中，蔡政府對台積電赴美國投資顯比鼓勵它在國內投資更熱中；在民間購捐疫苗時，台積電被政府拉來作為稀釋郭台銘的槓桿，可能更藉它作為與德國及BNT廠交涉之籌碼。蔡政府吃盡台積電豆腐，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台積電的自主性及對台灣經濟的重要性，這是惡劣的政治干預。

台積電在台灣，具有人才、專業經理人及供應鏈完整便利等優勢；一旦分散海外，所有條件都要大打折扣，效能即難保證。台積電受各國爭攬，固然可喜；但護國神山被政府拿去當外交運作籌碼，則令人可憂！

各方對這次產業激勵補貼的發放模式，有不同的建議。在野黨建議廣發現金，被行政院再三拒絕，理由是會被拿去儲蓄而減弱循環消費所產生的乘數效果。但即使外界建議，對儲蓄率較高的有錢人「排富」，只對相對較窮、儲蓄率低的國人普發現金，政府還是回拒，就讓人難以理解；好像普發現金的外國決策者都腦袋有洞，只有台灣政府素質超高，才能看出這個嚴重的問題。事實上，國內就是有些經濟極弱勢的高風險家庭，不僅沒有電子能力和資訊管道，要他們拿出1千元現金來購買三倍或五倍券，還真的會有問題；而許多沒做商業登記但受疫情嚴重衝擊的「地下經濟」商家，也無法在政策設計下獲得紓困或振興。在冷氣房討論、設計政策的政府高官，大概都不瞭解這些社會情況。

暫且不談發放現金模式，就以發放消費振興券而言，迄今的坊間討論和政府回應，顯示我們對施政效果研究粗略，故後續施政還是只能「摸著石子過河」，大體上照著去年的版本宣科，不是一個精益求精的政府該有的施政態度。事實上，對去年發放「三倍券」如有更詳盡的消費統計，效果評估更為完整深入，政策設計就可以更加精準，讓產業振興的效果更符合社會需要。

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馬政府舉債858億元，對民眾每人發放3,600元消費券，預期可增加GDP的0.66%。當時在野的民進黨批評該政策遲緩、擾民易錯，不如發放現金。事後，經建會在2009年底委託的嚴謹評估發現，對GDP產生的效果只有0.28~0.43%，大約產生了六到七成的替代性消費，顯著低於原先對激勵經濟的效果評估。去年新冠疫情爆發，蔡政府改變振興模式，以民眾自掏腰包1千元購買3千元的「三倍券」來激發更多消費。今年7月經濟部針對去年7月發放的三倍券進行績效評估，估計至少達到1,349億元的經濟效益。其實，這個評估簡單且粗糙，除了總消費額中，有三分之一是民眾自掏腰包的錢以外，另外的消費額中也沒評估扣除了「替代效果」後真正的激勵經濟效果。

國發會對外界質疑的回應，說「三倍券」每1元可以激發的經濟效果最高可達1.99元，遠高於馬政府「消費券」最高可激發的0.7元，但卻沒有公布詳細的評估模式，無法確定是否可以直接比較。但就算的確如此，並未考慮發放過程中的混亂脫序，以及民眾為瞭解如何取券和實際取得所耗費的大量時間成本，也未考慮百貨公司和大賣場可能會拿到高比例的激勵資源，導致更需要協助的微小型企業實際上難獲振興的問題。此外，大賣場和百貨公司獲得激勵的銷售極可能集中在價格相對較高的製造業產品，導致最後獲利的是景氣狀況原來就相對較好的製造業，而非更需要協助的服務業。如果對這些狀況不加探究思索，就以「三倍券」效果良好而要加碼實施「五倍券」的話，上述問題不僅都被掩蓋住，而且更高倍數的振興券將會讓問題更加惡化。

要解決上述問題，不只有必要對「五倍券」的適用範圍限定在受疫情衝擊最重的行業，更需對可購買商品做細緻的規範，才能避免實際上激勵的對象不是原來設定的目標。

美國對外政策，無論盟邦或對手，向來「一碼歸一碼」。首任女國務卿歐布萊特無數次以「多面向關係」形容美國融合軍事、經貿、人權等手段與議題，軟硬兼施、寬嚴不一的靈活（有時明顯雙標的）對外攻略以維護自身利益。

「一碼歸一碼」的政策邏輯，認為即使傳統英美、美日同盟鐵哥兒們，也不可能利益完全重疊，毫無分歧，何況是競爭對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年三月闡述美國對中政策時表示：「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是在『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而在『必須』敵對的時候敵對。」

中國大陸副外長謝鋒日前在天津，與到訪的美國務院副卿薛曼會談時，抨擊「美方的『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就是遏制打壓中國的『障眼法』。對抗遏制是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語陷阱」。

在對美關係上，其實習近平、楊潔篪、王毅三人都常講「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等於也不否認外交上本有「多面向關係」，而須「務實面對，分別處理」的通則。但是為何現在北京要把「三分法」比喻成「障眼法」？

答案可能就在中美雙方在「本質」上的「戰略互疑」。如果美國對中政策，本質上被認定是對抗遏制，其他的事就都不好辦了。美國講「歡迎和平崛起的中國」，中國不相信。中國說「永遠不稱霸」，美國不相信。

「中國是唯一一個擁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嚴重挑戰穩定開放的國際體系的國家」。布林肯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了習近平所稱，「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的能力。然而台灣的能力，卻無從比擬。

美方所稱的「從實力地位出發」的交往，無論是否居高臨下，遭遇北京越來越強力的抗拒，但是用在對台關係上，就順利得多了。為了生存與發展，台灣親美已數十載，然若在外交、國防、對陸政策只求「唯美是從」，尤其是在目前兩岸制度化交流中斷五年，台灣駐港澳辦事處人員被迫撤離，大陸軍機艦威脅增加之時，台灣更沒有李登輝和馬英九政府時期，對美「有限卻可操作」的槓桿。

日、美兩國先後捐贈疫苗，民進黨政府頓時減壓，網民貼圖按讚，灌爆網路。別忘了，號稱最挺台灣的兩個國家，仍會在「可以」協助的時候協助，「應該」施壓的時候施壓，「必須」拒絕的時候拒絕。

疫苗會送，萊豬要吃，貿易不讓，軍售不降，美國對台其實和對中國大陸一樣，總還是堅持「一碼歸一碼」。就看我們有沒有深刻體會「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自行研發疫苗當然是國人的共識，但高端疫苗到底能否以免疫橋接的方式就列為通過？顯然還是廿位專家關注與討論的焦點。對於目前較流行的Delta變種病毒，高端的保護力最讓人疑慮，至少有四位專家提出應增加對Delta保護力驗證。並且建議未來仍須對致病力與高傳染力的變異株，同時應加強研發改良型疫苗。

至於免疫橋接審查上，比較了高端與ＡＺ疫苗的中和抗體效價，食藥署的標準須不劣於ＡＺ疫苗。從會議紀錄來看，至少有八名專家認為除了中和抗體效價外，不易確認Ｔ細胞的免疫反應以及抗體依賴性等，建議高端應提供更多免疫原性和疫苗保護力資料，以及後續應提供其他Ｔ細胞反映數據。更有專家明確表示，除了中和抗體外，應取得有國際認可的生物標記再申請為宜。

還有至少有十位專家建議，高端需補做三期臨床試驗的相關資料，這也是專家會議的普遍共識。專家建議第三期臨床試驗應持續規畫與執行，可將第二期的延伸性試驗，讓受試者施打第三劑，未來才能與國際接軌。

綜觀這份會議紀錄，討論多半落在動物實驗上的數據結果，但是對於在人體上的反應與數據，不同族群的反應討論明顯不足，更麻煩的還是過度強調「免疫橋接」，而避提第三期臨床試驗，明顯是專家更關切的焦點。至於，高端到底有沒有對抗變種病毒？顯然專家都不敢下定論。

問題是指揮中心與食藥署對於通過ＥＵＡ比對高端疫苗本身的科學效力與數據更積極。換言之，這份會議紀錄所能反映通過ＥＵＡ是既定的流程結果，會議紀錄內容顯然不是現場討論的還原，而是經過潤飾。

ＥＵＡ的審查是針對緊急狀況下來討論，可是指揮中心和食藥署讓專家在國內疫情已趨緩和之際，進行審查，這更呼應了從小英總統和執政團隊從股市就開始「護航」的作為，政治操作痕跡十分明顯。

總之，從這份會議紀錄的披露，更反映出蔡政府的「疫苗政策」的荒誕，國內從五月疫情爆發時，缺乏疫苗的保護，讓雙北市苦撐奮戰；等到日本與美國的捐贈疫苗陸續抵達，還有郭董、台積電與慈濟出面買了ＢＮＴ，看起來疫苗數量好像是夠的，但是事實上疫苗就是不足！民眾飽受「疫苗荒」的恐懼症候群，多數人還未打到疫苗，顯然就是集體恐懼的根源。結果呢？拿高端來填這個空窗期，這個政治算盤打下來，就是快速通過ＥＵＡ和高端列入公費施打，這樣的設計結果，當然就是讓全民成為高端的試驗對象，這不是荒誕又是什麼呢？

雖然賽前，教育部一度因安排選手坐經濟艙飽受批評，但體育署從二○一七年以世大運培養選手信心，二○一八年起編列了三年十二億經費實施「二○二○東京奧運黃金計畫」，挹注資源在有望奪牌的選手上，仍被視為是此次台灣選手在東奧表現優異的重要助力。也顯示近年政府對於實踐「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發展國家體育運動願景的方向正確。

不過，要大力發展體育，單靠政策與補助經費的路徑太單一。導入市場概念，整合力量，打造有利發展運動和健康產業的生態系，導入運動科技並提升運動員技術支援，每個環節都是前進的關鍵。

以體育大國美國為例，從高中、大學到職業及奧林匹克體育，結合市場導向的商業運作模式，不斷提升收益，除能用於培訓選手、爭取教練、擴充專業照護人員和運動產業服務人員，還能投入體育產業創新，優化經營治理和執行績效。

目前國內的發展，仍以仰賴政府資源為主，欠缺企業的廣泛投入與市場支持，難以促進公私協力和社會集體力量的長期參與，而無法提供專業運動員生職涯發展的保障。以協會代辦徵選、照顧國手的執行層面為例，二○一七年修正國民體育法時，雖已規定各協會須開放給所有民眾參與，也明定了若干排外規定，例如判決確定者不可擔任理事長，理事長不得任命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為專任工作人員等等，但目前協會最常見也受到詬病的狀況就是只掛名卻運作消極，進一步修法改進協會的治理效能勢在必行。

每四年一次的奧運，倡議的精神是以運動取代戰爭並展現國力。這次東奧的中華隊選手在競賽場上，多年磨一劍的精湛表現和奮戰韌性，已凝聚出龐大的國內向心力，更是對外拓展台灣國際形象的契機。政府除了祝賀致意，也該向選手的精神學習，快速檢視政策和法規疏漏，推動產業鏈和生態系的發展，鼓勵企業贊助運動賽事，同時改善協會執行機制的效能。

欣賞運動賽事總是能帶給我們很多啟發，選手登場的那一刻，令人目瞪口呆的豈止是力與美，更是面對壓力時強大的心理素質。那追求目標的堅定力與爆發力，感動了無數觀眾跟著一起笑一起淚崩。我們必須一起記住此時此刻，立刻思考如何替選手們鋪一條更給力的路，讓他們不斷壯大，奔向下一場萬眾矚目的國際賽事。（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教務長）

然而，實務上機構工作人力流動率高、照顧工作的分工與整合，都是機構在經營與管理上常面臨的挑戰與困境，若無法適時與恰當回應，極易發生疏忽、甚至虐待的危機事件。縣府已勒令出事的德芳教養院停業，院生安置其他機構。但問題就此解決了嗎？未來如何預防及避免憾事再次發生，才是機構管理的核心。

我國自二○一三年在老人福利機構推展獨立倡導服務，目標在保障機構內的低收入戶老人及無法表達看法、意見或做決定之住民，協助表達其看法，並鼓勵能自我決定，滿足其基本需求。盼能藉由長照公評人制度建立，維護服務使用者基本人權及與權益。二○一九年拓展到十個執行縣市，目前共有十一個民間團體投入此項服務，尚有少數縣市至今尚未加入。

面對壽命延長，如何提升機構住民的生活品質，策略之一即為結合「獨立倡導人制度」的推展，由倡導人主動發現與了解服務個案之生活抱怨與倡導需求，也可以提供改善服務品質之參考。由於此服務是獨立於政府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獨立倡導關懷人鼓勵個案表達其生活抱怨，共同思考問題與從體制內外尋求問題解決之道，對於有認知與溝通困難之個案，倡導關懷人定期訪視可觀察與監督其照顧品質。

目前對機構除了有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機制、地方政府例行查核做為考核品質之依據，對於照顧品質監測多仰賴家屬平日探視與互動後的意見反映。檢視德芳教養院在一○六年度（第十次）評鑑結果丙（通過複評），依規定應接受主管機關輔導並積極改善，並由主辦評鑑機關實施複評。

面對不易具體表達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照顧者必須依個別差異性發展出適用的溝通模式。而身障住民的家屬如何掌握機構實際的照顧現況與品質，並無多元管道，實際運作亦有難度。若能結合第三方的中立視角協助機構住民，不僅能適度掌握機構照顧服務現況，更能藉由服務使用者的視角，回應在機構內的生活品質現況，透過倡導關懷人主觀性的資訊，除能提供有助於提升機構身障者權益維護之落實，亦能達到預防抑制虐待的積極目標。

然因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之維護機制與策略仍多感陌生，對全日型住宿之身心障礙機構的認識更是有限，甚至仍停留在早期的刻板印象。推展獨立倡導人方案初期，多會邀請各縣市機構承辦及民間團體參與說明會，以利後續倡導關懷人之招募與訓練。期盼未來能有更多的縣市參與獨立倡導方案，建構多元化的品質監測機制，透過公私協力共同為提升照顧品質一起努力。

郭婞淳曾經對「東奧正名」公投委婉地表示不滿，就被網友出征。七月二十七日她在東奧獲得舉重金牌時，全民歡騰，不知道那一些當年出征她的人會不會神經錯亂。

林昀儒苦戰世界球王樊振東，不只「雖敗猶榮」，簡直成為「全民英雄」。這時刻，有誰問他或他家人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嗎？

只要穿上「中華隊」的制服，就代表國家，如果有人在乎東奧選手個人的政治立場，一定是政治智障。其實所有為「國旗歌」被全世界聽到而拚戰的選手，都是「我們」，「我們都是一家人」，政治在這時候自動退位。不是說奧運選手沒有政治立場，總統大選的選票上面，他們不可能蓋「中間」；而是他們的身分超越政治。

如果我們對政治的態度，也像對奧運選手一樣，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社會的圖像？政治好，全民獲益；政治不好，全民遭殃。理論上，被人民選舉出來的公職人員就是代表國家；理想上，他們的努力應該是為了全民利益。政治立場不同的人，只是對「如何讓社會更好」有不同的見解，沒有誰比較愛台灣；難道有人會問戴資穎比較愛台灣，還是李智凱、郭婞淳嗎？

林昀儒和戴資穎在競技場上失利，令人惋惜，但是他們的拚勁則帶給我們更多的感動；最近許多政治人物狂蹭奧運選手，如果他們把心力用在「如何讓社會更好」，不只會令人感動，更會令人尊敬。

許多國外人士喜歡台灣，理由幾乎都是「人情味濃厚」，所以我們最大的資產是人民普遍善良。然而，「善良」兩個字似乎在政治人物的字典消失，他們為了牟取個人政治利益，邪惡無底線，教壞了支持者、汙染了社會；渾然不覺他們的作為和「愛台灣」是最大的矛盾！

奧運期間收到各種簡訊，全民一心的氛圍令人感動。如果「政治」的結果攸關全民，我們為什麼不能用關心奧運選手一樣的態度關心政治？不論一般人民或政治人物，把國家、全民的利益擺在個人利益之上，這難道不是大家共同的利益？

台灣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從法律角度而言，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自此之後，期盼兩岸能從敵人逐步改為競爭對手，進而成為合作夥伴，如果能成為兩岸一家親，那就再好不過了。

歷史發展脈絡也正朝這個方向前進，自從一九八七年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經過卅多年發展，目前中國大陸是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與第一大進口地區，更是對外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同時也是台商對外投資與人民出外旅遊最多的地區。兩岸早已從過去的敵人關係進展到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

而在大陸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進而邁向現代化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台灣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截至二○二一年四月底止，台灣共核准四四五三八件赴中國大陸投資案，核准金額為一九三二點三億美元，若再加上台商從第三地轉投資，投資金額遠遠大於此數。若根據中國大陸統計，截至二○二○年十二月，共核准台商投資案件超過一一七一八六件，為中國大陸帶來資金、技術、管理、通路、稅收、工作機會與創匯等，同時也為兩岸經貿往來搭起交流合作的平台。

目前台商在大陸各大城市均成立台資企業協會，目前約有一五○個，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一定程度的貢獻。舉其犖犖大者，江蘇昆山在過去曾有八千多家企業，其中四千多家是台資企業，占五十％，而雇用的勞工與貢獻的稅收各約占六十％，創造的外匯收益約占七十％，由此可見在大陸發展的道路上，台灣不但參與且做出極大的貢獻。

當然在兩岸經貿往來的過程中，台灣也受益匪淺。舉例而言，二○二○年台灣整體貿易順差為五九三點九億美元，而對中國大陸加香港的貿易順差為八六六點五億美元，若是沒有中國大陸加香港出口順差的貢獻，台灣貿易將面臨二七二點六億美元的逆差狀態，經濟也將呈現負成長，也就是說大陸市場是台灣經濟成長的源泉。

而自二○○九年六月卅日台灣開放中國大陸企業來台投資後，截至二○二一年四月，一共來台投資一四七二件，投資金額為廿四億二千多萬美元，雇用了上萬名台灣幹部，對台灣經濟成長、就業、稅收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在兩岸貿易投資如此密切的狀態下，合則兩利，鬥則雙輸。在廿一世紀的今天，生活在兩岸的同胞有能力也有智慧，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爭議，希望雙方都能有東京奧運兩岸運動家的精神，進行「流汗競爭」，千萬不要意識形態作祟，而使得兩岸重蹈「流血戰爭」的歷史悲劇！

從習近平執政開始，大力肅貪，同時整頓媒體，使之成為「黨媒姓黨」下黨的喉舌，進而整軍經武，推動一帶一路，建立起以習為核心的中國崛起時期，對亞洲與西方民主國家日益產生威脅，而有今天美中對峙的緊張局面。

從一百年來中共走過的歷程來看，其中有明顯的寬鬆、成長、收緊、突破的大循環（或者說「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循環）。言論寬鬆的時間短而緊縮的時間長，寬鬆之後的緊縮，就進入政治與經濟狂飆時期。過去的江西富田事件、延安整風、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與肅貪等莫不如此，這些長期連續性的間斷重要事件構成了中共藉政治運動而發展的內在基因與外部面貌，由階級鬥爭結合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方面衝決共產黨發展的阻力，一方面造成大量的犧牲者而累積起高度的政權危機。

雖然中共藉由長期嚴酷的政治運動、宣傳與教育，成功地使得共產黨員與中國人民內化了共產黨要求的同化，然而對於普遍的中國人來說，卻帶來了嚴重的歷史傷害與心理扭曲，以及一切以共產黨為中心的思想、觀念上的偏差。共產黨只能在如此建構的封閉式社會中如魚得水地存活著。今天的共產黨員與中國人民，依然要服從與貫徹黨的最高領導「指向哪裡，打到哪裡」的意旨。

從歷史上看，目前的中共已經達到或接近了其顛峰狀態，而從中國人近代以來歷經動亂的角度來說，中國目前的國力與老百姓的生活水準，也值得肯定。然而，從現代化國家的標準來評量，人民應具有基本的言論自由以及人身保障，對此，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仍然有明顯的差距。提供人民言論自由是不論什麼社會制度的國家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在中共目前緊縮的言論政策以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圍堵處境中，建議中國的開放政策必須堅持下去，不能依過去的慣性而被迫再度自我封閉，反而陷入了美國所寄望與設計的窟窿中，使得中共與中國人民再度孤立於正常國家的秩序與文明之外。

而要打破這個內外夾攻的危機，就必須思考如何有一個新的開始，以突破過去「開放到緊縮」循環的魔咒，從制度與執法上確實保證共產黨與人民都在言論自由上具有平等的地位，從而民間可以辦理獨立於政治控制的媒體。事實上，《新青年》、《大公報》等媒體在民國初年與抗戰時期都是存在的，說明惟有言論自由可以真正地將國人的智慧經由公開的討論、辯論中整合出來，政黨、政府的施政也才有客觀的依據。這個要求，其實是再現過去一個世紀中國在艱困中曾經擁有最有創造力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