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購疫苗中，莫德納是僅次於AZ的第二大主力，總數五○五萬劑。年初訂購時，陳時中說「五、六月會到貨」；但如今已八月，只送抵一二五萬劑。比起美國政府捐贈的莫德納都有二五○萬劑，該廠交貨效率令人搖頭。

莫德納交貨遲緩，主要是產能不足。同屬mRNA技術的BNT疫苗，今年產量約三十億劑，莫德納尚不及其三分之一。雖說莫德納明年的目標也是三十億劑，但未必能達標。奇怪的是，蔡政府宣布，到後年為止已加購三千六百萬劑莫德納，形同將外購疫苗全部「押寶」莫德納。

蔡政府難道不怕重蹈覆轍，買得到、卻拿不到貨？又或者，這正是堅持只要莫德納的理由；就是看準它會延誤，蔡政府力推的高端疫苗才能順勢上場，加碼採購？如此才能合理解釋，除了意識形態，蔡政府為何堅持不買BNT。

蔡政府疫苗政策，一路走來，荒唐如一，就是政治、利益優先，人命、疫情擺兩旁。今年台灣靠「捐疫苗」度難關，明年全民「被迫高端」，恐難避免。

在指揮中心規定的民眾施打疫苗排序中，最受爭議的一類，一直是第二類的「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所謂「政府防疫人員」，定義可鬆可緊，全憑指揮中心隨意認定及任意增刪；其中，有高風險的一線人員被排除，卻也有文書工作型官員被趁隙納入。數月來，輿論一直要求政府公布「第二類接種名單」，指揮官陳時中卻始終拿《個資法》當擋箭牌，稱這是私密之事。陳時中顯然知道其中有不可告人之事，必須規避監督，因此拒絕公開。

如今，食藥署的超打及自肥情況被揭開，一葉知秋，人們不難看出蔡政府官員在疫苗施打分配過程如何徇私圖利自己。食藥署的編制人員為六四六人，但其造冊施打人員多達一三五六人，為署內人員的兩倍之多。其中，包括聘用人員、臨時人員、委外人員乃至替代役均被列入；由食藥署長吳秀梅擔任董事長的「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DE），一七五名員工亦全數納入。其濫用情況，比起「好心肝」的爭議，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此，在野黨抨擊食藥署「監守自盜」，可謂一針見血。

食藥署並非一般民眾熟知的機構，直到這次新冠疫情，它才一躍而成為台灣政治舞台的要角。讓食藥署一夕大紅大紫的演出，是在上月十八日，由吳秀梅親口宣布讓沒做三期試驗高端疫苗取得我國的緊急授權（EUA），獲准製造。吳秀梅還刻意略去十五名評審專家的保留意見，宣稱僅一名專家反對，把對高端的放水及護航包庇到滴水不漏。更荒謬的是，食藥署發給高端緊急授權後又拖了半個月，才徐徐對郭台銘等團體購捐的BNT疫苗核發EUA。食藥署的偏頗心機，豈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

至此，外界不免懷疑，為何食藥署的疫苗超打名單要把「醫藥品查驗中心」人員悉數納入。這個財團法人的成員，包括負責疫苗審查的委員，難道是食藥署非得先將他們全部「罩住」；如此，審查高端疫苗時，他們才會幫衛福部「罩好」高端？此外，食藥署將內外臨時人員、外包人員全都納入造冊施打，難道就是為了安撫他們並預為封口？也因此，外界質疑，當高端送驗封緘之疫苗，有幾批因擴大量產而出現不良率高達八成的問題，吳秀梅才會氣急敗壞地要追查內部是誰洩密。

由小看大，食藥署的自肥、護航與放水，反映的正是蔡政府內部的三大問題：一是政務官決策視野的狹隘化及偏私化，二是公務員公共服務精神的喪失，三是技術官僚專業道德的沉淪。正因為如此，蔡政府官員可以大膽地劃設小圈圈為「自己人」徇私超打，可以極盡官僚醜態為爭議的高端疫苗護航，卻不肯為全民健康做出積極合理的疫苗籌謀。

最諷刺的是，當這些食藥署的相關人員把自己的手臂打好、打滿之後，他們毫不在意地批准三期試驗沒做、二期仍未解盲的高端疫苗，將它送上公費施打的寶座，丟給廣大毫無選擇的民眾去施打。這時候，他們應該感到很放心吧；因為自己已經有了國外疫苗的保護力，完全不必為高端可能的風險操心。

政府振興經濟當然有許多政策可供選擇。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來看，從去年第1季起，各國即已採取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來維持經濟動能；只是這樣的政策至今已經產生股市、房市泡沫及嚴重通膨壓力的後果，台灣也是如此。

就台灣而言，更棘手的問題是疫情及管制措施帶來的是產業及個人之間兩極化的影響─製造業不但享受空前榮景，還能在內需服務業飽受衝擊的情形下，使全年經濟仍能維持5%以上的正成長，從業人員也必受惠不少；衝擊最大的服務業由於乘載了近六成的就業，使得產業及就業都受創甚深，也是失業率突然衝高至4.8%的主因。

在這些背景下，無論紓困或振興政策，都比去年更需要「打對點」地細究紓困與振興對象，畢竟在經濟成長表現如此良好的情形下談紓困與振興，在過去是匪夷所思之事。普發現金是近來廣被討論的政策選擇，但普發現金與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很像，在股市、房市投資狂潮及物價蠢蠢欲動的環境下，這種「錢雨」政策很容易助長惡果。其次，普發現金不能限制用途，因此很難「打對點」地灌注到急需振興的內需服務業。

疫情對內需服務業的衝擊主要源於管制措施，只要疫情順勢得控、疫苗施打普遍，解除管制才是最好的振興措施。短期內，限期使用的振興券，就像央行控管資金流向的選擇性信用管制一般，對於振興內需服務業會有最大助益。如果選擇性信用管制是一般可以接受的央行政策，振興券則也值得肯定。儘管如此，面對各界對於振興券的疑慮，行政院及國發會還是應該積極說明溝通，也應該更注重施行細節，減少不必要的爭議。

首先，去年三倍券由於得到業者各種加碼優惠措施的助攻及地方政府的良性競爭，使得成效較預期為好，也是不同於2009年消費券的特殊現象。為了確保此次五倍券的成效，中央政府除了仍應爭取業界與地方政府的共襄盛舉，也可擴大特定目的振興券（如動滋券、藝Fun券），以強化「打到點」的成效。這其中，雖然振興券是短期措施，如果能兼顧經濟長期結構的轉變，當會更為理想。例如，疫情的延續及5G技術的發展已使得消費習慣與產業型態大幅改變，宅經濟、平台經濟方興未艾，受到直接衝擊的傳統小商家與零售業者本已需轉型因應，如果五倍券可以設計引導協助各種數位轉型的發展，成效就會更為顯著。

其次，振興券的補貼倍數愈來愈高，固然希望收到更好的振興效果，但也必須避免養成民間對政府過度期待的依賴心理。疫情爆發以來，一方面實體經濟受創，另一方面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所引發了金錢投機熱潮，已使得工作價值受到傷害。若再加上政府不時的撒錢紓困振興，的確很容易進一步造成「凡是過得不好，政府就應該負責」的依賴心理，降低了努力的誘因，對長期經濟帶來不良影響。因此振興政策也應維持市場的競爭性，使市場擇優汰劣的功能不至於因振興措施而無法發揮。

最後，紓困與振興是目的不同的兩回事，既然要談振興，就不宜與紓困混為一談。疫情的管制措施已使政府投注不少資源來對各界紓困，其實是短期應急不得不然。事實上，振興才是最好的紓困措施，也因此，使產業恢復活力、適度轉型，同時避免依賴心理的養成，是振興五倍券必須把持住的目標。

黑數質疑並非陰謀論，而是方法論探討。感染群的死亡數據是結構型的，共有三種相關數據：第一部分是有症狀的感染人群死亡數，由官方確定。第二部分是沒有症狀的感染死亡群，官方未必掌握。第三部分是雖有症狀但未就醫而死亡者，更在官方統計之外。官方能披露的只是第一類數據，顯然小於真實發生的全部數據。

找出黑數十分困難，目前使用的「超額死亡」算法是一種粗略的間接估計方法，爭論很多，但原理簡單受歡迎。所謂超額死亡是指如果一種突然疾病或災害侵襲社會，死亡人數在極短時間內必定暴衝，只要設定好死亡發展的趨勢「基線」，很易識別死亡暴衝超出基線的「超額」部分。

例如某地某月急性流感爆發，統計的全因（所有原因）死亡人數為一二○人，用前五年的同月死亡人數平均值作基線，假定為九十人，於是該地該月因急性流感的「超額死亡」為卅人。在邏輯上，人們可以用超額死亡的數據說明某種突然事件的存在，例如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大屠殺，一九六○年代中國大陸的大饑荒，這些突發事件都可用超額死亡的發生時間證明。

今年六月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全因死亡量為一六六三九人，同時查出前五年（二○一六—二○年）同月的平均死亡數為一三六二七人。二者存在明顯的差距，原因是新冠肺炎在台灣大爆發、死亡人數衝破基線。該月全因死亡數值一六六三九是死亡估計基線一三六二七的一點二二倍，超額死亡比為廿二％，超額死亡絕對數字為三○一二人。

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的同月肺炎累計死亡人數為五三五人，現在很容易追出「黑數」了。假定新冠肺炎實際死亡人數占超額死亡人數的七十％，那麼全台約有二千人左右亡於新冠肺炎，統計公布的六月死亡累計人數五三五人，二者差即為統計的黑數，大約為一千五百人。

由於超額死亡與「基線」設定的標準關係密切，因此不同的基線就有不同的超額比例。例如經濟學人對於台灣基線設定為「五年平均數中的最大值」，因此他們算得今年六月台灣的超額死亡比只有十五％，推出黑數大約為一千人。目前計算各國超額死亡人數並與新冠肺炎死亡數字作比較的機構除經濟學人外，尚有金融時報、紐約時報及歐洲死亡率監測等，但他們的數據不適合相互比較，因為不同時間超額死亡的數字可能差異很大。

雖然超額死亡人數可代表疫情肆虐的程度，可是在獲得其他輔助證據前並不能當成新冠肺炎死亡的真實數字，也不能以此判斷一國有否低估或隱瞞疫情。最後建議，指揮中心不宜緊縮死亡的統計口徑，放得越開黑數越小疫情越透明。比利時就是例子，政府公布的死亡數字不僅包括醫院內外所有的新冠確診死者，也包括「未經測試但判定為大概率新冠死者」。川普執政時期曾經嘲笑比利時死亡數據高，但是其疫情治理卻遠勝於美國。

筆者為醫學生。醫學領域與余英時教授的淵源，或可回溯至二○一四年，余教授獲首屆唐獎漢學獎，卻因身體因素而猶豫是否返台領獎，當時北醫大校長閻雲教授，也是唐獎教育基金會董事，特別飛美幫余教授體檢，才讓教授安心來台領獎。

余教授是思想史上的典範，在歷史與學術界皆有重要地位。其一生提倡民主自由不遺餘力，對任何違反民主自由的行徑，皆挑明其立場，並發起聲援，余教授為真理而奮鬥的精神當是現代華人社會楷模。

最重要的，筆者認為余教授並非只是埋首研究的學者，他對於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總是當仁不讓，他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講詞中曾提到，「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消失了，知識分子正迅速地邊緣化」，對於他所認定的理想，余教授總是堅定的捍衛，不改初衷。

其實在不同領域中，研究內容雖相異，但核心概念卻相通。雖余教授已然離世，但其精神卻永遠不死，對現代醫學領域也有樹立標竿之作用。醫學是要使用於人體的處置，醫學研究更須秉持著尊重專業的態度，以及為全民謀福祉的宗旨，不管施予任何醫療措施，不可違反醫學倫理，當有任何違反醫學倫理的行為時，身為專業學者或知識分子，不應忽視自己的社會責任，當鮮明地表明其立場，這不僅是維護科學領域的專業性，更是社會中重要的監督力量，身為一領域的專家，更不可依附或崇拜權威，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

近日台灣社會紛擾不堪，證之於國內疫苗的研發與緊急授權之使用，充滿了許多醫療專業與醫療倫理的爭議。自由與民主，不只適用於政治，在醫療專業上更顯重要。平等與人權本是天經地義，疫苗注射本於專業，當依照風險排序，全球皆然，唯獨台灣卻特立獨行，進而產生諸多爭論與反彈。筆者認為，我輩在醫療體系中，應當憑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盡力維護民眾的健康，方不負余英時教授所樹立的典範。

柔道楊勇緯、鞍馬李智凱、拳擊黃筱雯也爭金失利；空手道文姿云因裁判判決沒能站上最高點；柔道女王連珍羚、台灣欄神陳奎儒都淚灑賽場。其他選手們能登上奧運殿堂也都是肯定，成績不理想者不必妄自菲薄，人生不如意居多，挫折難免。

戴資穎在東奧頒獎台上，手舉銀牌神情落寞，筆者感同身受，心中湧起求學時代表澎湖海事水產學校，到基隆參加全省水產科學生技藝競賽，母校歷屆競賽的成績輝煌，筆者的實測比賽成績優異穩定，浮袋和織網兩項目破記錄，老師在啟程前一天下班前勉勵筆者：「這一次去基隆，你要拿個人第一和團體第一雙料冠軍回來」。比賽結果，只拿到團體亞軍…

筆者曾赴日籌拍王貞治傳記《感恩的歲月》影片，王貞治在書中說，父親王仕福，因故鄉浙江青田縣沒有電氣，企盼王貞治能考取電氣工程師，回故鄉造福鄉梓，王貞治以一分之差落榜，後來投入棒球，若當時考取電氣工程師，就沒有世界全壘打王了。

期許選手和國家更努力，讓世界看見台灣。

土銀為純官股銀行，所以麟洋為公務員須受《公務員服務法》之約束，而有兼職限制。然而土銀也是營利事業，只要其營利行為不違背《銀行法》等相關規範，未嘗不能跨業經營有利於該銀行之事業。所以只要由土銀接下代言業務，即可指派麟洋代言。

銀行經營之業務固然明定於《銀行法》第三條，且洋洋灑灑列了廿二款，乃源於銀行為特許事業，又其得經營之項目應經主管機關核定或許可，以免出現地下錢莊。再者，當前為促進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發展，非銀行得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申辦銀行業務創新實驗。因此，「直接投資生產事業」有損賠風險，尚為法律許可，「廣告代言」並未經禁止，當然可以為之，無庸質疑，亟待主事者勿自裹小腳。

日前蔡總統也說：面對全球零碳經濟，台灣要加速擴大布局綠能產業。只是總統沒告訴大家會拿出什麼具體作為，扭轉台灣減碳績效全球排名吊車尾的現實。

由於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各來源中，源自交通的占超過兩成，我們的能源轉型，也就不該僅止於發電，還需將交通等其他部門一併納入。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則預測，為滿足電動車成長，未來廿年內的電力需求，將翻倍成長。而這些電力必須來自風能、太陽能及核電。

而總統標榜的能源轉型目標，電力來源中卻有八成仍需仰賴燃燒化石燃料的火力，且預計用來補核電缺口的再生能源並不看好。因此，就算電動車能有驚人發展，對台灣整體減碳仍難有幫助。此時，亟待總統領導重新檢討能源轉型政策，朝向整體排放歸零逐步推進。

過去十年來電動車技術大幅進步。例如新版電動車的電池能量密度，可比二○一二年的高出一倍，電池價格比二○一○年的便宜逾八成。全球電動車銷售數，也從二○一○年的一萬七千輛，成長到二○一九年七百廿萬輛。

也因此近來各國業界、政府及民間都一致追求電動車，以大幅減輕空氣汙染、降低依賴石油進口、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同時助長經濟發展。根據國際綠運輸委員會（ICCT）的研究，為避免全球氣候變遷帶來最糟厄運，必須在二○五○年之前將幾乎所有車輛以電動等零排放車取代。

根據ICCT研究，轉型到零排放車輛的關鍵在政策。例如歐洲近幾年在政策上的新排放標準，驅使車商推出十幾種電動車款，大大增加了電動車數。又例如在中國大陸，其兼顧供給與需求的政策，也同時驅動了電動車的生產與採用。大陸在政策上一方面強化對內燃機車輛的法令限制，同時擴大提供消費者各種誘因，讓消費者更容易購買、註冊及駕駛。

台灣若積極推展電動車，可先著眼於巴士、卡車等重型車輛。這類車在全部車數量上占比雖小，但造成的氮氧化物與PM等空氣汙染排放，卻相對高得多，且台灣在這方面的技術，也已有良好基礎。

台灣若夠前瞻，能在全球零碳壓力下，重新檢討能源政策，務實地強調能源效率及暫緩去核等零排超前部署，將可望扭轉碳排趨勢、開創產業新局面，同時保障國人的健康。

第一，不當的開發：由於經濟的誘因，常有民眾、商人、農民與溪河山林爭地。這些開發，不論合法或非法都可能造成山林、溪流腹地與環境的破壞，甚至導致災害的發生或加劇災情。例如七月初發生於日本伊豆半島熱海市的土石流，造成十八人死亡；熱海市政府對於山區涉及違法或不當開發，即無奈表示「無法制止」。而這除了和政治與經濟不當糾葛有關，也和以下因素有關。

第二，不當的工程：開路、造橋、治水、防災等諸多不同類別工程，有些固然有需求，但是否必要卻常有討論空間。例如有人指出，成本數億或數十億的工程經費，遠高於經濟產值，但在選票誘因或政治壓力下，成了不得不蓋的昂貴工程。這樣的工程由於受益或影響者少，關心的利害關係人通常不會太多，監督者也就較少，因此可能出現下個問題。

第三，低落的工程品質：雖然行政院下設公共工程委員會，針對國家重大公共工程進行監督與規範。然而，像太魯閣號事故就很難讓民眾相信工程品質有保障。特別是從發包、招標、領標、決標、履約、驗收等過程，如果沒有適當的透明公開與監督機制，難保工程品質不會出現問題。如果加上政治力的介入，就讓民眾對工程品質更沒有信心。

第四，執法效能不彰：對於發生在主管機關（包括地方政府、河川局、水保局、林務局）轄區的不當（含違法個案）開發行為，因為有些和政治團體或利益掛鉤，以致執法效能不彰。因此才有二○○七年台南地檢署檢察官主導環境結盟機制的出現，並快速讓汙染業者收手。環境結盟機制曾經遍地開花，受到政府與民眾重視，且有豐碩成果，目前卻因諸多因素使其發展受到限制，也得不到重視。

第五，未能記取教訓：當我們檢視各種災害原因，都希望類似問題不再發生。可惜很多災害的發生存在同樣（重複）的錯誤或未能記取教訓。主管機關或監督（民意）機關，並沒有認真看待每個災難個案，好好檢討，調查致災原因，並公布調查報告，持續監督避免錯誤再次發生。

未來天災還是會發生，但以目前的防災機制，可以推論伴隨天災出現的人禍，仍會持續存在。除非政府、民意機關、全民覺醒，才有可能降低這些天災下的人禍。

上述「客貨混載」的機制，也引發各界對偏鄉長期以來的交通運輸困境，提出討論。立法院法制局五日發表「放寬計程車載貨相關法制問題探討」，結論之一即是：交通部應適度鬆綁客運業兼營貨運業務，以符「地方創生」政策需要。

針對原住民地區、偏鄉的交通運輸需求，政府投入許多資源，但是橫向連結的思考仍有不足。例如行政院在今年推出「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投入卅五億元經費，補助內容從偏鄉學校食材費、興建中央廚房、統籌人力及運送等事宜，但同時農委會、教育部及衛福部都有類似對應偏鄉交通的補貼措施，各部會未能整合之下，分項計畫實施易碰到性質重複問題。

政策的設計若能確實以需求端（如部落的文健站、關懷據點或日照中心的長者餐飲服務）出發，整合部落／社區公共服務項目中的供餐需求，並利用原、偏鄉既有的運輸體制配送（如長照服務車、幸福巴士、公路運輸業者或白牌車等），將能大幅降低成本，也滿足整體需要。

站在資源供給面，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出的偏鄉交通補助計畫，與其分項實施，為地方實作單位造成多工的困擾，不如全面整合，以基金會或信託基金方式，同步導入民間資源，交由各縣市地方政府進行因地制宜的調度。

政府應善用既有的基礎，適度調整中央法規，授權地方政府得考量偏鄉需求，提出自主的監理沙盒方案。以屏東縣為例，縣府在中央的協助下，已有長照服務車輛、幸福巴士計畫，偏鄉白牌車、公車等多元車種在偏鄉部落提供服務，也設有ＩＴＳ諮詢平台得就全縣交通需求進行調度。目前僅需要中央給予明確授權，讓地方政府能全面整合相關部會和民間團體的挹注資源，並以試辦性質計畫協助法規的鬆綁，由地方政府透過實務的運輸規畫，提供整體政策的經驗回饋，作為後續制度修正的依據。畢竟法規應該是跟著人民生活的型態和需求調整，而非導果為因，讓法規侷限了需求端跟資源端的整合工作。

需要推導數學公式的人，喜歡用黑板，因為方便塗改。我則習慣直接在電腦文書處理軟體上推導數學公式。由一個數學式子推導下一步時，將式子複製到下一行再修改，相當便利，比黑板好用。我記住了Latex的所有數學符號，寫式子時洋洋灑灑，都是!#$%* {}[]:”這類符號。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我在寫機器程式碼。

黑板的特性是短暫的信息存儲，因此《不要擦掉》成功的將數學家瞬間的智慧火花凍結於書中。黑板暫存的特性是，塗鴉出錯，可用板擦湮滅證據。唯一的例外是愛因斯坦。他曾經在黑板寫錯，被永遠記住。

愛因斯坦在一九三一年五月訪問英國牛津大學時，給了三場德語講座。第一次演講是相對論，第二次是宇宙學，第三次是統一場論。第二場演講中使用的黑板被擦掉之前，有幾位科學家貍貓換太子的以另一塊黑板替換，而寫滿愛因斯坦真跡的黑板則被收藏在牛津科學史博物館。黑板上的文字雖然信手拈來，但具有歷史意義，因為所展示的方程式取自愛因斯坦當年剛提出的宇宙模型，即弗裡德曼—愛因斯坦宇宙。

這個黑板上最後的三行分別估計了宇宙中物質的密度、宇宙的半徑和宇宙膨脹的時間跨度（黑板上的「L.J.」是以德語表示的「光年」）。黑板上的一行估計值，並未包括在他正式發表的論文中，而後來有人證明，這些估計值有系統性地錯誤，而永久被保存的黑板則使愛因斯坦的小錯誤清晰呈現，算是鐵證如山。愛因斯坦的筆誤在於單位轉換，使物質密度過高了一百倍，宇宙半徑小了十倍，膨脹的倍數也大了十倍。愛因斯坦在演講中使用的第二塊黑板也捐贈給博物館，但被博物館清潔工不小心擦乾淨了。

《不要擦掉》中數學家們的黑板有科學的歷史價值，但其商業價值，在世俗眼中很可能不如美國抽象藝術大師湯伯利的黑板塗鴉。他的作品《黑板》在二○一五年蘇富比國際拍賣出四千七百萬英鎊。我在美國加州美術館看到湯伯利的多幅真跡展覽，線條混亂，如頑童塗鴉。我一時興起，想趁管理員不注意時在他的作品偷偷多畫一個圈圈，絕對不會有人發現。（作者為科技部前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