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看似稍稍趨緩，但蔡政府卻讓人民不得好過。全台一半人領了紓困或救難金，但接種一劑疫苗者則不到四成，還不知道第二劑的下落在哪？紓困難，打疫苗更難。蔡總統讓蘇揆放過百姓口袋，但她自己的疫苗政策，仍打著愛國主義綁架人民手臂。

蔡政府揠苗助長挺高端，見人民信心不足，便推饑餓行銷。環顧亞洲各國搶貨各出奇招，進入第三劑爭奪戰；唯獨蔡政府好整以暇，疫苗見底就叫人民忍一忍。官員則千方百計，呼喚年輕人打高端，為蔡總統的生技夢加持。

各國領袖皆忙於對付變種病毒，蔡總統閒待下周打第一針。全台幾乎無疫苗可打，衛福部則殫精竭慮，讓舉國陪總統等高端。大內宣造勢「連高端都打不到」，明明產能不足緊急使用，竟唬爛成供不應求。

蔡總統等到她鍾愛的疫苗，人民被迫收看她的注射秀，仍須繼續承受疫情威脅。防疫政治的荒謬，讓人得見「蘇倍券」還馬英九公道；而高端蔡一意孤行，竟顯得蘇揆髮夾彎良心未泯。

蘇貞昌二○一九年初以新北市長敗軍之將出任閣揆，這或許是蔡英文的用人奇招，或許只是暫時性的安排；但兩年多來無法找到適當人才接替，也間接助長蘇貞昌的傲慢自恃。以五倍券的發行為例，民間要求發現金的聲浪強大，對去年的三倍券頗多質疑，綠營民代也都感受到這股不滿；但蘇貞昌一意孤行，堅持要發行兌換的五倍券。為此，蔡英文先與蘇揆見面談過一回，蘇貞昌以為他已說服總統；直到英系立委公開反彈，他才放棄兌換，但仍堅持印製五倍券。多麼執拗的閣揆！

從五倍券的決策，即可看出蘇貞昌的獨斷與偏執到了什麼地步。對於在野黨呼籲發放現金，他置之不理也就算了；但這類聲音在民間相當強烈，許多民進黨立委也持此論調，蘇揆卻決心漠視到底。再者，蔡總統在府院例行會晤要求他「好好與立委溝通」，已暗示她有不同意見；但蘇揆未聽懂蔡英文的話中話，和立委溝通時，只同意九百萬人免付千元。直到最後，是十名英系立委同步在臉書公開主張「全民免付千元」，蘇揆才知道勢不可挽。

蘇貞昌之所以托大，一則是他性格使然，二則是他知道蔡總統需要他在前面幫忙擋箭，故而有恃無恐。諸如，萊豬進口之爭，或者桃園藻礁與中油三接之成敗，乃至於一波波疫苗荒如何解決，不少都出自蔡英文的決策，這些爭議都有賴行政部門幫忙紓解及善後。蘇揆仗恃自己不可或缺，以致連民意和黨內意見都棄而不顧，這是他個人嚴重的盲點。長期下來，他好大喜功的行政作為常犯眾怒而不自知，也逐漸變成民進黨的政治包袱。

從蔡總統的立場看，蘇揆的老練、厚顏和霸道，的確有助於幫她擋住不少射向總統的箭。不僅如此，總統還可利用蘇貞昌的鐵臉和酷吏形象，襯托自己的柔軟和理性，讓許多政府思慮不全的施政責任落到蘇貞昌身上。每次出現爭議事件，蘇貞昌聲望的滑落幅度都比蔡英文大許多，這正是蔡英文精明之處。無論如何，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期待畢竟是一體的，儘管總統和閣揆的風格略有落差，但久而久之兩者的責任和形象都會疊在一起，民眾必然會把總帳算在民進黨頭上。亦即，蘇貞昌偏執形象不改，終會變成蔡政府的汙點。

人們談到「蔡蘇體制」，當然是認定政府的運作是一體的，而不是兩個個別政治人物的演出。問題是，台灣當下的氛圍，政治經常被化約為「個人」的意志與行動，甚至歸類為「派系」的爭奪殺伐。如此一來，政府體系的有機運作與分工制衡幾乎消失不見，一個國家對人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也被略而不談。

尤其，在蔡蘇體制的病態結構下，立法院的功能遭到貶抑，立委的意見可有可無，監察及司法機構則退化成黨派的打手。這些，無一不是蔡蘇體制的大問題，因為「體制」已被掏空。民進黨自己也許看不清，但「蔡蘇體制」的斷裂和破漏，後果都丟給全民承擔，五倍券正是這樣一個四不像的怪物。要算總帳的話，民進黨是逃不掉的。

近期中國股市及全球中概股全面下跌，MSCI中國指數由6月以來跌幅達到二成，而如果從今年2月的高點計算，跌幅更高達三成。究其原因，主要是北京政府對科技與補教業加強監管，引發市場恐慌所致。

資料顯示，自去年11月以來，中國已發布超過50項涉及反壟斷、網路及數據安全、教育、金融和社會公平領域的新監管規定，平均每周至少採取一項新的監管行動，頻率遠高於過去幾年，且每有重大監管新規頒布，均導致金融市場重創。諸如去年11月螞蟻金服IPO叫停，其母集團阿里巴巴更於今年4月因違反《反壟斷法》被罰182億元人民幣；6月滴滴出行在美國紐約證交所上市後因違反網路安全為由遭審查；7月整頓教培行業的新規上路，不只封死了中國補教業的資本運作空間，更引發市場對於限制「協議控制」投資方式的集體恐慌；8月騰訊被迫限制手遊時間，以及中國工信部規定智能網聯汽車數據須在境內存儲等，又讓市場憂心將影響字節跳動和騰訊等公司的海外發展。

這些監管新規所涉及的行業五花八門，加強監管的目的從追求國家安全，到學子健康、經濟公平、社會風氣等，不一而足。目前看來，這波加強各領域的監管力度非但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更是一個中共由上而下，對於中國企業在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所應扮演角色，以及中國企業與政府、人民間關係的重塑運動。

具體地說，近期中國行業監管動作頻頻，實是兩大思維的反映：一是習近平亟欲在2022年中共20大延續執政，不僅要確保企業對共產黨在經濟、社會和國家安全上的關切事項作更多地服務，也要向這些中國科技巨頭宣告，中共的絕對領導權威不容侵犯。因此，過去中國企業的野蠻生長，或是取悅海外投資者都將不再是優先選項。同時，在美中科技戰的背景下，中共擔憂西方透過市場力量、數據使用影響中國科技業發展與國家安全，甚至動搖統治基礎，掌握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遂成為這波加強監管的首要目標。

二是今年3月中共兩會宣示中國全面脫貧，人均GDP站上1萬美元，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但伴隨經濟長期快速成長而來的是已經惡化、急需解決的社會問題。鑑於這些問題將深切地影響中共的統治基礎，故在經濟成長目標取得階段性任務後，北京當局施政的首要任務從追求成長轉向處理貧富差距、房價高漲、少子化等社會問題，像是透過反壟斷調查試圖改善電商領域及科技業大公司持續獨強的現況，電商龍頭阿里巴巴便首當其衝；發布保障外送員權益的新規，即是強化企業對勞工的保障，亦導致中國最大的外賣平台美團在港股價大跌；對於補教業的雙減新規亦復如此，名義上是希望透過新規減輕家長和小孩負擔，實際上則是衝著貧富差距將造成階級複製而來，以期改善少子化問題，兼顧社會公平。

當然，近代經濟發展史上也不乏擁抱國外資本及國家安全之間的爭論，但若論人治色彩與其執行力，中國可謂數一數二。回顧自2012年起的反貪腐，到2018年2月先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全面法制化監管，3月份遊戲版號暫停發行，更直接導致中國遊戲市場停擺逾半年，6月份境外新藥上市及仿製藥新規重創製藥業；再到2020年11月至今的科技、網路、教育等監管都是例證。因此，在評估中國經濟與產業發展潛力時，投資人理應將近年監管政策的轉彎所造成的干擾，列為投資決策的重要考量之一，更要有政策鐘擺縱然再次擺回，市場樣態也未必全如往昔的心理準備。

台灣的政府與民間應該更清楚，如果解放軍攻台，美軍的馳援是不可倚賴的。在共軍海空第一擊迅速登陸後，即使國軍仍可抵抗，美軍到達台灣島外，也只會有艦砲射擊與空襲，那麼戰場就在島上，我們的家鄉必然焦土一片。百姓有鄰國可逃嗎？四面環海，連作難民都沒有機會。

我在大學裡的學生幾乎都是天然獨，他們成長的年代，對岸的政府走向更獨裁的威權，民進黨政府推波助瀾，再加上香港的民主一再受到鎮壓，他們的政治傾向，是歷史使然，無可厚非。但是年輕的孩子沒有想到的是，一旦開戰，就是他們要持槍上戰場，對抗由職業軍人組成的解放軍。我們要問，屆時蔡家有孩子當兵嗎？蘇家有孩子當兵嗎？務實台獨的賴家會把孩子從美國叫回來參戰嗎？最重要的，台灣所有人的孩子，需要這樣犧牲嗎？

我們這些大人，尤其為國家前途負責的中老年大人們，應該要正面地負起責任，思考如何「獨自」面對共產中國的進逼。要窮盡一切辦法止戰，與對岸和平共存，而不是讓美日把我們作為圍堵中國的前鋒，然後放任側翼政客、名嘴與宣傳機器，叫囂愚民，不負責任地把國家推向戰火。阿富汗的悲劇活生生地在眼前上演，應該是全民覺醒的時候，沒有人能幫我們解決問題，只有自己。

歷史為兩岸留下的難題，讓我們這一代的大人來想想如何化解吧，執政者不要只想到用「芒果乾」來煽動仇恨，買武器與打仗，帶著大家陷入內戰最悲慘的結果。尤其孩子們是無辜的，絕不可以送他們上戰場。

一方面，九一一事件後，反恐成為美國國家安全與利益所在，如今拜登政府撤軍也是出於全球局勢驟變而牽動美國利益之考量；另一方面，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前政府受到美軍駐守支持而過度依賴美國，以至於國防與安全武裝力量弱化，且政權安於利益集團私相授受，無心正面與神學士對抗。結果就是政權腐化，忽略美國自歐巴馬政府以來撤軍宣示，以及川普政府與神學士簽署協議的訊號。美國撤軍是兩黨共識，未來阿富汗內部權力鬥爭和強權國家地緣政治角力，將決定中亞地區穩定和前景。

神學士首先面臨的是內部舊政府成員的挑戰，此時周邊強權國家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如何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發揮穩定力量顯得非常關鍵。阿富汗鄰國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土庫曼等中亞國家防禦能力薄弱；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藉由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與塔吉克維持軍事同盟關係。塔吉克經濟則相當依賴俄羅斯的庶務外匯，俄羅斯得以立刻啟動俄塔軍事演習以靜觀其變。

由於俄羅斯、伊朗和中國都與美國關係惡化，巴基斯坦基本上是中美之間的牆頭草，諸多因素增添中美俄合作協調的難度。因此，中俄在上海合作組織架構下進行阿富汗問題的協調，將成重要的溝通平台。阿富汗毒品氾濫和難民出逃，中俄首當其衝。因此美國撤守才是中俄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挑戰的開始，而美國將有更多的迴旋空間和中俄競逐中亞。

目前，神學士以一派君臨天下的胸襟進行特赦，外國機構人員則在失去美國庇護後倉皇出逃。阿富汗難民何去何從？與神學士政權的對話恐將成為新常態，如何從對待一個恐怖組織到一個政權代表？蘇聯和美國從阿富汗撤軍顯示：沒有哪個強權國家可單獨支撐或是控制阿富汗作為地緣政治的基地。阿富汗仍是兵家必爭之地，只是美國甩掉了駐軍包袱，採取人道救援方式維持其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阿富汗當前的權力真空與混亂，需要更多國際人道援助，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國際救援儼然是大國外交施展影響力的新途徑。

當前國際體系呈現區域強權和宗教文明匯流態勢，美國單極時代的民主和平論遭遇前所未有挑戰。未來國際政治需在強權代表的文明基礎上進行對話，相互尊重與平等對話構成區域與全球連結特徵。大國在區域整合和區域機制基礎上發揮領導角色，且持續強化各自軍事經濟發展；中小國則避免節外生枝，在多極體系環境中，須採相應的多邊關係與平衡外交，以謀自保。

我在美國認識一個越南家庭，父母學歷高英文溜，小孩學鋼琴，文化造詣相當高，我們很談得來。但我很早就注意到，關於越戰任何事，在他們家是不可碰觸的話題。這讓我有點訝異，因為禁忌包含很多電影、小說、歌曲。台灣一些朋友，即使開心唱電影「花木蘭」主題曲，也要藉機發表政治見解。而當音樂劇「西貢小姐」因選角種族問題，和對亞洲女性描述政治不正確，成了熱門話題，在他們家都是零，完全沒人提。

耶誕節在他家飯局，電視播「銀色聖誕」，路易阿姆斯壯沉厚的黑人老爹嗓音、吉他伴奏女高音，一首接一首，大家聽得正開心，朋友默默拿遙控器轉台。過了幾天有機會，我向他提到那件事，原來他並非不知道「銀色聖誕」，那首歌是當年美軍逃離西貢的撤僑暗號，每個越南人都比我更深刻記住「銀色聖誕」。那是越南夏天，氣候潮濕炎熱，電台突然播出不搭調的耶誕歌曲，西貢的外國人神色倉皇；不多久，越南人也明白將要發生什麼事，一切都太遲了，使館外聚集大批人，最後一架直升機在微亮的天色裡從屋頂飛出去。幾天後，再也沒有西貢，只有胡志明市。

朋友說，幼年時在越南對美國人的印象，是骯髒兇惡的大兵，當他到美國時還是小孩子，看到滿街美國人包圍他，簡直嚇傻，童年不快樂，完全沒朋友。我聽他訴說往事，心裡澎湃各種思緒，我其實不清楚他們老家在越南經營哪種事業，但到美國後，一家三代奮鬥到今天，是成功的「模範亞裔」。或許，有能力在戰亂裡逃出去，不管是搭竹筏、或像阿富汗難民攀在飛機下，都不是泛泛之輩。然而，那些在越南街頭騎腳踏車的賣花女、在街角凳子沖咖啡的小販，又有什麼樣的故事？

我自己對美國人第一印象來自洛杉磯奧運，留學後發現，大部分美國人，吃太多馬鈴薯片喝太多汽水，體重是我兩倍，並不像好萊塢電影裡的美女帥哥；也逐漸了解，原來看那麼多奧運體操明星主演「美國頌歌」之類電影，根本俗濫到不值得寫影評。整個想起來，我對美國的重新評價，比當年逃出西貢，或如今逃不出喀布爾的阿富汗人，根本小巫見大巫。他們的夢醒了，台灣卻很多人仍做相同的夢。

美國人真的對誰許諾了一個美好的樓閣嗎？或是某些人自己幻想出來的空中樓閣？其實，從來沒有真正具體的承諾，只有「對盟友的承諾神聖不可侵犯」這類官式修辭。我也在社會打滾多年，這類致詞的話，隨手拈來可以寫好幾千字，用完刪掉，跟扔到馬桶的廁紙一樣。

看著一篇篇報導阿富汗難民新聞，彷彿觸摸到越南朋友家庭歷史。政治現實哪來承諾？憑什麼，我們伸手向別人要承諾？「銀色聖誕」不斷唱著：「我又夢想銀色聖誕」，夢想，成了憂鬱的妄想，終究並非現實，這該是亂世之民的體悟。

泛藍與泛綠立場南轅北轍，透過一場奧運傑出競賽，原本可強化公民國家認同及社會凝聚；然非但沒有達成凝聚國家意識作用，反而加速內部公民社會解離。無論是執政黨內部主張激進台獨訴求派系及黨外主張台獨政黨，正力推奧運賽事作為「台灣正名」起始點，從而以台灣名義參與聯合國及國際政府間組織，最終透過修憲方式達成以公投程序變更國號，實踐建立「台灣共和國」終極目標。

當國際媒體稱呼「中華台北」隊為台灣隊時，獨派人士欣喜若狂認為國際社會也支持「台灣正名」。甚至執政黨部分立委批判以「中華台北」名稱，是一種被殖民、被矮化及被標籤化。若執政黨立委如此評價「中華台北」名稱，那麼二○一八年蔡英文總統、行政院長賴清德拍板定案，仍以「中華台北」名稱參賽東奧決策，豈不是民進黨當局也自我矮化台灣呢？「中華台北」並無矮化台灣之意涵。

藍綠主張「中華台北」，其實無涉親中與愛台之選擇。弔詭是，當國民黨倡議「中華台北」時，卻遭綠營汙名化「抹紅」。當藍營批判此時推動正名恐影響運動員參賽權，卻慘遭嘲諷無視新台灣國民意識形成。當國民黨領導與藝人為「中華台北」隊加油，便遭攻擊。當民進黨領導做出沿用「中華台北」名稱，這種「歷史性妥協」則被稱譽為展現務實，決策未被意識型態羈絆。這種差異化做法，實質上是割裂政黨互信基礎，難以明確化共同國家利益內涵，導致公民社會、族群關係的對立衝突。

民進黨操作新國家認同兩手策略，形同陷入自我裂解既建構又解構之雙重困境。民進黨切莫一手策略操持「台灣正名」運動，從參與國際賽事、護照、駐外使館名稱，進而透過修憲正名及變更國號，改變國家象徵性政治圖騰；另一手策略宣稱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依據憲法及兩岸條例處理兩岸事務，力主「維持現狀」。本來台灣民眾八成以上贊成維持現狀、反對一國兩制，「台灣共識」是以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

部分民進黨政治精英操作台灣正名運動，自認助益於新國民意識「建構」，卻徒增分化國家認同、割裂社會共識，所謂新國民意識形成正是以「解構」中華民國國家認同為前提。民進黨究竟是要背起中華民國台灣十字架？還是離間中華民國與台灣命運共同體關係？台灣正名運動的雙面刃效應已產生，政黨對立、公民社會分裂、族群撕裂及國家認同分歧，將是全民必須承擔「共業苦果」。一個團結台灣尚難應對崛起中國，更何況是不斷裂解台灣社會。

近年來，流標已不是新聞。可惜，流標原因的討論，常流於瞎子摸象。就以常被提起的流標原因，「物價上漲」與「勞力不足」，這確是事實。但只要付出足夠的價金，就不會「買」不到或是「雇」不到。「物料」與「勞力」永遠是在動態變化。今天因為科技業搶建，加上疫情影響，導致缺工缺料；但換作明年，難保不會因為其他世界情勢的風吹草動，造成類似波動。

要扭轉上述流標原因，只有「減緩波動」與「彈性因應」。

「減緩波動」是在總體經濟的觀念下，就社會具備的營建能量，做適當的規畫疏導，避免所有工程擠在一起執行。流標的起始，差不多就是前瞻計畫一次投入幾千億的時候；加上興建社會住宅蔚為風潮、台商回流不惜代價搶工搶料建廠房。粥少僧多情況下把物價工資推向最高點。當然，在自由市場，要大家排隊蓋房子不容易；但公部門總可以等一等，不要與民間搶工搶料。公共工程多花點時間規畫設計本來就應該。前瞻計畫匆匆上陣，不僅弄得虎頭蛇尾、讓大家忙著花錢，更助長了營建風暴。

「彈性因應」是最能避免流標衝擊的方式，這要從審計制度做起。公共工程預算是在好幾年前就匡列好的，依據是之前數年的決標行情，經過規畫設計的時間，是否能符合新的市場行情，很值得懷疑。縱使有物價調整等加權運算公式，但總有想不到的狀況會影響行情，這兩年的疫情便是鮮明例子。

然而，承辦單位最痛苦的，就是要在早早被「匡列」的預算內執行案子，流標本就是可預期的。經過一再減項、降規，流標再流標的結果，承辦機關最後只好冒著被處分的危險，報請上級變更計畫追加預算。有些上級能體察實情願意核准追加，但壞一點的就收回整個預算。然而，變更程序冗長，經年累月變下來的預算，到承辦人手裡時可能又已追不上物價上漲了。

如果「審計機制」能有彈性一點，能在一定佐證下，配合市場行情允予彈性變更，那不知可省卻多少人力物力。我們的國家，說實在不是沒有錢。但如果管錢的觀念不能與時俱進，讓一個過時的帳房還在用算盤一個子一個子的計較，整個國家的動能，就會莫名其妙地停在那□。

審計單位當然能振振有詞的說，那是為了控制國家收支、為了避免巧立名目…。但東西已經貴了，除非不買，否則該掏出的錢，還是要掏出來，又何必以繁瑣流程轉一大圈呢？

當然，會有另一種意見是：只能吃陽春麵就不要加滷蛋，不應過度設計！這是設計單位應聽進去的話。是否過度設計，可以好好檢討。但這兩年標出去的，絕大多數是一刪再刪到只剩骨頭的案例。有多少是「過度設計」造成的，是可以作點研究。

政權說垮就垮，阿富汗政權易手，首都喀布爾迅速淪陷，總統出逃，原政府官員與家屬擠滿美軍撤離的運輸機，有人趴在起飛的飛機上方想逃，然後摔死在起飛後的瞬間。

城市說淹沒就淹沒，七月下旬河南鄭州三天大雨，淹沒公路、隧道與地鐵，車輛如死魚般漂浮，半小時前才趕搭上地鐵的乘客濕淋淋地躺在月台上死去。

地球上，新冠肺炎已奪去四百四十萬條生命，變種病毒推陳出新，老疫苗防線被突破，新疫苗三期沒過，合起來看，就是人類贏不過病毒。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生死臨頭之際，推到極致，逃命求存是以個體為單位的。在那之前，我們希望我們的村落安全、城市安全、國家安全。而現代的生存戰爭，首先是以國家為單位運作的。

數日以來很多人評論美國自阿富汗撤軍，說國際地緣戰略，說始亂終棄，話都有理，更往深處想，仍是「大難來時各自飛」的道理—美國國內新冠疫情嚴峻、氣候災難愈演愈烈，水災火災此起彼落，而基礎建設殘破，兩黨國會對峙，眼看期中選舉要來了，預算案的過與不過正與時間賽跑，拜登總統自家著火，哪有閒情管阿富汗烽火？

十九世紀末英國首相沙里士伯瑞公開宣稱：「這世界上有兩種國家：活的國家，以及將死之國。」那正是清廷甲午戰敗，日本割據台灣後的第三年。他口中的「活之國」是大英帝國、新興的美國、蘇俄和東方新興的日本。而「將死之國」就是中華帝國與鄂圖曼帝國。在那之後，兩個將死之國果然分崩離析，百年多來，帝國的解體帶來的戰亂動盪如幽靈般飄行在亞洲大地；中國內戰、韓戰、越戰、阿富汗…，一幕接一幕，仍未落幕，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命運仍身陷其中。

沙里士伯瑞爵士的一席話衍生出國際政治叢林法則—強者興、弱者亡，不過是替天行道啊！「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大道理從生物學借用到了人類社會，而以國家為淘汰的單位已經上演一個多世紀了。

我們發現，病毒善用達爾文的演化戰略鏖戰人類，而人類仍只能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回應。病毒進化了，現代智人還在重複百多年前的老路，到底誰聰明，誰愚笨？中華民國要學會求生避死！

（作者為台灣社會責任公益減害研究發展協會執行長）

從這陣子流行的POPCAT即可看出端倪，這個手機程式操作極為簡單，系統會依照每個國家目前分數排名時刻更新。這激起了年輕人的愛國心，網路上大家天天關心排名，秀出戰果，並促使大家一起加入衝高排名。

跟年長者不同，我們從小成長於台灣外交失利的年代，新聞充斥著被對岸打壓無法參與國際組織，因此更重視台灣被世界看見的機會，當有這類風靡全球的計分遊戲出現，大家都拿起手機狂刷分數，讓寫著TAIWAN旁邊帶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子的欄位，能站上世界第一。

東奧也是個例子，當台灣健兒奮戰於奧運賽場，不論成績好壞，網路上總是一片感謝，感謝他們能讓世界看見台灣；羽球男雙冠軍賽最後的挑戰畫面，出了各式周邊商品，年輕人追隨購買，不也是愛國心的展現嗎？

或許在我們混亂的國族認同—尤其是世代造成的差異，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是世代間最大公約數。如POPCAT例子，旗子的選用或許激起年輕人愛國心，雖有人質疑國旗黨徽是否代表威權意識跟黨政色彩，但今日這依舊是台灣人共同認同的國旗。

年輕人的愛國心不輸其他世代，我們用自己的方法—或許網路或其他平台，努力讓世界看見我們居住的小島，可能大家對這島的名字有爭執，但我們都愛著同片土地，用各自方法讓世界看見台灣，也努力讓台灣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