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監察院預算都不超過八億元，今年一舉突破九億，明年更攀上十億高峰。預算反映業務，是監察院工作越來越重要嗎？事實上，除增設「國家人權委員會」，監察院的監督功能越來越薄弱，對關鍵大案毫不避諱地護航與雙標。加錢加人，根本是浪費。

導致監院預算暴增的主因，是徒有其名卻不見功能的人權會。人權會妾身未明，連是否應訂定職權行使專法，民進黨都難有共識。但人權會卻迫不及待大增預算擴展業務，甚至以辦公空間不夠為由，要規畫「長遠辦公地點」，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民進黨一向主張廢掉監察院，如今卻又伺機擴增監察院預算，說一套做一套，好不諷刺。民進黨的如意算盤，應是把監察院當成盲腸，切掉盲腸後，用人權會取代監察院。如此一來，監督政府的監察院，搖身變成監督人民、民間團體的人權會，民進黨就更肆無忌憚。

至少有一點，蔡政府做得很成功，就是把監察院形塑成「民進黨說的樣子」。但一邊喊廢，一邊加預算，不矛盾嗎？

眾所皆知，華航／諾富特的感染破口來自「三加十一」的錯誤政策。由於綠委范雲的推波助瀾，指揮中心放鬆規定，讓機師入境只要進行「三天居家檢疫」，再加「十一天自主健康管理」即可。如此，遠較一般民眾的「十四加七」的隔離規定寬鬆許多。正因為居家檢疫時間太短無法有效驗出是否確診，造成潛伏期中的機師帶著病毒在社區乃至全台擴散，引發五月本土疫情的滔天災難。

誰料，陳時中非但不記取這個慘痛教訓，也不承認華航諾富特是防疫「破口」，到六、七月間旋又對機師開啟「三加十一」及「五加九」的方案。其中，對於已完整接種兩劑疫苗的機師，甚至只要求「七天自主健康管理」，連居家檢疫都省了。指揮中心的假設是：機師只要接種過兩劑達兩周以上，身體即有完整的防疫保護力，因此無須再嚴格隔離檢疫。遺憾的是，這次染疫的三名機師雖都接種過兩劑AZ，卻無法形成護身的「金鐘罩」，相繼在國外被凶猛的Delta病毒攻陷，並傳播給其他家人。

由此可見，指揮中心以為完整接種兩劑疫苗即具有完美的免疫抗體，機師即不須再作隔離，完全是落後而不正確的認知。事實上，從七月至今，台灣已發現四十多例境外移入確診個案的「突破性感染」，本土也有八例，其中各款品牌的疫苗皆有，尤以AZ為多。這顯示，接種兩劑疫苗，並無法確保人體免於病毒的侵犯，尤其是目前盛行的Delta。既有華航／諾富特的前車之鑑，指揮中心卻又貿然放寬機師的入境檢疫管理；在同一個破口上跌兩跤，陳時中難道只是失憶？或者已失去學習及反省的能力？

病毒不斷出現新的變種，疫苗必須不斷更新技術，救治患者的藥物和療法需要精進，包括國家的總體防疫策略也必須與時俱進。但在陳時中身上，人們卻看不到他管理與思維上的進化，他一直維持著去年「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看不到全國民眾在疫情管制下的□悶，看不到人命損失的痛苦，看不到醫護人員奔忙的辛勞。他每天例行公事地報告確診數字，威風凜凜地駁斥媒體記者的質疑，面不改色地為自己的失誤辯解。至於國內疫苗數量為何始終不夠，陳時中根本不覺得自己有必要交代這個問題。

再看，政府給予機師的特殊待遇，更造成了他們自以為是的「特權」心態。即使只要進行七天自主健康管理，有些機師仍會伺機鑽漏。這兩天，即有一名確診機師被查出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違規到人多的地方聚餐，且在填寫「健康聲明書」時隱瞞症狀，在疫調時作不實陳述。既享特權又不誠實履行義務，像這種政府刻意開鑿的防疫破口，誰能擋得住？

五月的防疫破口來自華航，九月的破口來自長榮，反映的是蔡政府和指揮中心的自大和愚頑。自大的是，他們高估了自己的權力和能力，卻無法做出有效管理，才會在同一坑洞連跌兩次。愚頑的是，他們無法也不想從錯誤中學習，用自己的屁股來決定腦袋，卻讓人民的生命陷於風險。

但是自7月上旬由於變種病毒Delta肆虐，拜登政府過於輕忽，未能在第一時間防範，致使疫情迅速擴散。單日確診人數由7月初零星的數千人，快速上升至最近單日已超過20萬人，甚至已超越拜登上任時的人數，美國疫情再度延燒。

疫情的惡化使得美國經濟大受影響，目前許多州又增加對經濟活動限制，對於以內需支撐經濟的美國相當不利。再加上今年第2季消費者物價上漲率高達4.9%，遠高於第1季的1.9%，各種消費者信心指數也明顯下降，美國國內對第3季經濟成長普遍不樂觀。對以「控制疫情，提振經濟」內政優先做為施政主軸的拜登政府衝擊很大。

由於疫情蔓延導致經濟成長趨緩，美國國內普遍質疑拜登的執政能力，使得拜登的支持率開始下滑。而拜登宣布自阿富汗撤軍，以致阿富汗迅速變天，更使其支持度暴跌。拜登雖然極力為撤軍行動之合理性辯解，但日前阿富汗首都機場恐攻造成美軍嚴重傷亡，阿富汗新政權與恐怖組織鏗然一氣，凸顯撤軍決定之錯誤。而美國國內輿論並不認同撤軍決定，更使拜登支持度重挫，目前其不支持度已超過支持度，拜登正面臨上任以來的最大危機。

美國經濟下滑，也連帶影響全球經濟，特別是美國內需成長減緩會降低進口需求。台灣對美國出口在今年前兩季分別大幅成長24%及32%，未來很難繼續維持高檔。而在美國經濟開始疲軟，預計拜登會加速國內振興經濟措施及基礎建設的推動，針對其中重點項目，例如電動車、再生能源，以及寬頻網路所衍生的商機，政府應有系統盤點，藉由台美產業合作的平台，協助企業切入市場，以彌補出口減緩的缺口。

阿富汗變天影響美國國際戰略布局。拜登延續川普時期方針，聯合盟邦以抑制中國勢力擴張，但由於阿富汗局勢劇變，新政權與美國處於對立，甚至敵對立場，與中國較為親近的基本態勢已底定，此會使美國印太戰略出現缺口。特別是阿富汗新政權接收了美國的大量軍備，形成另一股武裝勢力及不安定因素，也是美國未來面臨的棘手問題。

美國在經濟上是以斬斷中國紅色供應鏈，確保美國競爭力為原則。阿富汗變天雖然對經濟影響微乎其微，然而拜登政府未來必須優先處理國內疫情，以及因應阿富汗新情勢，可能無法更加關注與各國雙邊的經貿關係。其於此，台灣必須化被動為主動，強化供應鏈國際連結；並落實今年6月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議的項目。

今年是911恐怖攻擊20周年，美國之前千辛萬苦才消滅策劃恐攻的蓋達組織，但如今阿富汗變天，另一個與美國敵對，當初也曾包庇蓋達組織，勢力更大的神學士政權興起，拜登政府是難辭其咎。即使美國先前經濟的強勁復甦，也很難彌補民眾再度被喚起對恐怖組織的痛苦記憶，再加上目前通貨膨脹已經侵蝕到經濟成長，疫情仍未有效控制，未來經濟下行幾乎已成定局，對拜登政府更是雪上加霜。有媒體形容今年8月是拜登歷經最壞的一月，但9月拜登面對的環境可能更為嚴峻，拜登政府的挑戰才剛開始。

關於未來，才念中學的雅凡嘉德當然有很多夢想，像是進哈佛大學校隊、拿下女子職業籃球冠軍，或是成為ＮＢＡ教練等等；不過除了籃球夢外，她還希望能夠進入太空總署工作，而去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兩位女性生化學家也讓她深受感召，因此對基因編輯技術展開興趣。

雖然雅凡嘉德夢想包羅萬象，可是知道她的故事就不會覺得那些只是癡人說夢。雅凡嘉德不但籃球打得好，並且在今年全美拼字比賽獲勝，成為近百年賽史首位非裔冠軍。「希望將來你會成為我們家族一員！」賽後太空總署發了推文，祝賀小女生不凡成就。

如果她生在台灣，然後念的是體育班呢？

蓋比．湯瑪斯今年二十四歲，美國南方喬治亞州出生，小時候練習足球與壘球，可是自從在電視上看到短跑名將艾利森．菲立克斯比賽以後就愛上田徑。她是非裔母親跟牙買加裔父親的混血，不少人相信牙買加人身上帶有獨特基因排序，天生適合短跑，她的表現也很符合這種理論。今年奧運兩百公尺資格賽她跑出美國田徑史上第二快紀錄，最後在東京拿到兩座獎牌。

粉絲給受歡迎的湯瑪斯許多暱稱，包括「神力女超人」，這個外號不光是來自她飆速時飄逸的長髮，更因為她像動漫英雄一樣同時兼具多重角色：神力女超人是考古學家，而哈佛大學畢業，目前在德州繼續進修的湯瑪斯則是從事流行病學研究，並且在全球疫情顛峰到東京參加奧運，彷彿就像是好萊塢劇本情節。

如果她生在台灣，然後有立委說她族裔基因特殊，適合專心發展運動呢？

這幾個月在奧運熱潮裡，台灣選手優異表現讓「體育班」與「原住民基因」等議題再度浮出檯面，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對天賦學童提供更多資源，讓他們專精運動，提升未來奪牌希望。姑且不論族群偏見與社會正義的部分，光是從前述例子來說，除了拼字比賽與籃球，雅凡嘉德喜歡神話學、音樂、電影，還想要學煮印度菜；湯瑪斯對全球公衛與非裔醫療資源平等有高度興趣，目前還是會積極繼續參加短跑賽事。運動原本就只是全人發展其中一個環節，不管是金氏世界紀錄或是奧運獎牌，都不需要成為人生唯一目的。

孩子未來有無限多種可能，就算天賦異稟也不該侷限夢想，更不值得被大人的目標耽誤。（作者為運動文學作家）

這次國賠法第五條增列法官、檢察官因執行審判或追訴職務「受免除職務或撤職之懲戒處分確定」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時，就其參與之案件要負國家賠償責任。修法理由是認為法官、檢察官如果已經在案件中有達到免職或撤職，可以說是情節違誤嚴重，這時也要讓民眾可以啟動國賠。且國家賠償是先向機關求償，之後才向法官檢察官求償，中間還有層層審核把關，法官檢察官執行的職務攸關民眾權利，人民的法槌高舉用力監督司法，有什麼不對嗎？

這必須回到法官檢察官免職或撤職處分所針對的行為和原因說起。首先免職或撤職是屬於法官、檢察官歷經懲戒程序下才會產生的結果；規範與評價的對象，並不是著重在法官、檢察官特定違背義務的「行為」，而是觀察其違失行為所顯現的整體人格，是否讓人認為其未來不再適合擔□法官、檢察官的職位。這和傳統上在國賠法中，是對於公務員個別行為，判斷的標準是各別「行為」顯著不同。所以把法官、檢察官的免職、撤職作為國賠法的連結，真不免有竹竿接菜刀、牛頭接馬嘴的說不出的突兀！

另外更深一層的憂慮，在於司法獨立的開倒車。因為司法獨立保障的是第一線職司審判、追訴人員執行職務的獨立性，可以無所畏懼的本於確信的認事、用法，今天一旦又擴張了免職、撤職的懲戒事由，尤其如同前述這些免職、撤職事由是連結到法官、檢察官違失行為所顯示的整體人格，無異就是在法庭活動劃下一條標準不明確的紅線，何時會逾越、何時會被認定達「免職」、「撤職」程度就有了模糊空間。這樣第一線的法官、檢察官難保不會覺得那與其勇於認事，不如走向防衛性司法那端的光譜才明哲保身？

那世界潮流又是如何？例如聯合國有關確保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第十六點「在不妨礙懲戒或對於國家請求賠償責任下，法官就職務上不當或過失行為可豁免民事賠償責任」；又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法官基於執行職務所為之不當行為，不須負擔民事賠償責任，惟基於惡意所為之職務上行為，不在此限（Randall v. Brigham案）。其後更進一步拓展法官豁免權，認為即使基於惡意所為之職務上不當行為，亦無庸負擔民事責任，僅於所為之不當行為與執行職務無任何關聯時，始須負擔民事責任（Bradley v. Fisher案）。甚至在德國民法第八三九條第二項規定：「公務員就訴訟案件為判決時，違背其職務義務者，以其違反職務義務成立犯罪行為者為限，對於因此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違反職務義務而拒絕或遲延職權之行使者，不適用前段之規定」。

如果我們稍微參考國外法制對於法官如何追究責任的作法，會很明顯發現目前國賠法修法恐怕是兄弟吾人所獨創，如果真的往這方向立法，司法獨立的破口已經是可預見的結果。或許我們在制度改變前可以停看聽一下，總比之後亡羊補牢來得好。

近日行政院主張修法，增訂法官、檢察官就其審理個案「受免職或撤職處分確定者」，亦屬國家賠償責任。草案引發諸多討論，有謂修法造成司法功能萎縮，導致防禦性之敷衍應對；或認「免職或撤職」之態樣均具有明顯惡意，修法增訂合理有據。涉及見仁見智的政策取捨，自應參考其他國家的比較法制，俾能有助於觀念釐清與價值辯證。

依英美法系的法理，基於「司法豁免」原則，法官就其審判職務所為決定，無論動機如何，毫無例外，一律不受損害賠償的追訴，此乃「絕對豁免」。一八七一年Bradley v. Fisher一案，最高法院認為：「適當執法的最重要普遍原則是：司法官員執行法定職務，應該免於受到定罪、毋須擔憂個人後果。要求法官回應每位自認遭受判決侵害的人，並不符合上述原則，而且破壞司法獨立，而欠缺獨立性的司法既不值得尊重，也沒有功用。」

一九七六年Imbler v. Pachtman一案，最高法院認為檢察官在審判程序的職權行使亦得主張豁免，如檢察官輕易遭到指控，事後還要舉證「善意」才得免責，將無法履行實現正義之義務。最高法院認為「經過最後思考，不誠實的官員造成的錯誤無法獲得法律救濟，會比履行職責的檢察官被迫面對可怕的持續報復更好。」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抉擇，如同釋字第二二八號的不同意見書，在「確保司法功能」和「提供私權救濟」間的掙扎，中外皆同。

一九九三年Buckley v. Fitzsimmons一案，最高法院認為檢察官僅就「審判程序」之職權，享有「絕對豁免」，其餘「調查」和「行政」等事項，檢察官只能主張「相對豁免」。

因此，行政院增訂「受免職或撤職處分確定者」，應該是在「確保司法功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落實國家賠償的憲法義務，可資贊同。

真正值得批評的是：法務部舉例說明未來「國民法官」和職務法庭「參審員」也適用相同規定，但是條文竟然隻字未提，反而在「說明欄」中長篇大論，又稱民事執行法官和刑事執行檢察官「並不適用」。如果不適用修正條文，那是「絕對豁免」嗎？還是回復公務員「故意或過失」的國賠要件？攸關適用主體的重要規範，竟然法無明文？「說明欄」所表達的見解，會有什麼法律效力？即將實施的「裁判憲法審查」，承審具體個案的「大法官」，有沒有國家賠償責任？

最後，想要卑微惶恐地低聲詢問：法官、檢察官冤枉百姓，必須賠償究責，那法官、檢察官如果被國家機關冤枉，可以請求國家賠償嗎？例如承辦「曲棍球協會」的檢察官指控監委未能自行迴避，違反監察委員自律規範。嗣後歷經二度彈劾成立，但經懲戒法院認定不受懲戒之後，監察院繼續聲請再審，仍遭駁回。

岳飛可要求秦檜國家賠償嗎？

人類現在最需要的是相互溝通，如果要消滅恐怖分子，絕對應該和激進分子有所溝通，了解對方想法，否則這個世界上永遠有對立，永遠有誤解，也永遠沒有真正的和平。這一切都使我想起教宗若望廿三世。

我是天主教徒，在過去，天主教對基督新教是沒有什麼好感的，最多做到的是不出惡言，但絕對沒有什麼好話。馬丁路德當初的宗教改革，對天主教的損失很大。幾百年來，同樣信仰耶穌基督的兩大教派卻不相往來，大家都只想到對方的缺點，但是教宗若望廿三世卻能夠將這個情況完全改變。因為他強調，我們應該互相溝通，尊重對方的想法。一夜之間，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間的鴻溝就幾乎消失了。

我總記得我在美國望彌撒時，忽然風琴奏起一首馬丁路德所寫的聖歌。我們都知道，可是從來沒有在天主堂中聽到教友唱馬丁路德的聖歌。在我身旁的一位大學生，拿出手帕，擦乾眼淚，因為他終於感覺到互相相愛是什麼意思。當時在柏克萊的天主堂要被拆除，我們的彌撒改到一座基督新教的教堂內舉行，這也是史無前例的。

基督新教也因此開始和天主教接觸，有一位聖公會的主教在成為主教以前，要進行幾天的靜思，但需要一位神長來帶領，結果他請了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來講道，這也是史無前例的。我認識一位基督教的牧師，他說他到外國去，當然不可能找到所屬教會的教堂，主日永遠到天主堂望彌撒。他說他非常喜歡天主教彌撒的安靜氣氛，他也從來不會認為天主教是異端。

教宗若望廿三世的另一改革是表示對世界各種文化的尊敬。在過去，彌撒經文是拉丁文，唱的歌也是拉丁文的，大多數人根本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在這位教宗的改革之下，世界各國都可以在彌撒中用自己的語言。

我們的世界如果真的要有和平，必須強調互相溝通和互相尊重，希望世界上的政治領袖們能夠學習教宗若望廿三世，因為沒有溝通，不可能有和平的。（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而核心的問題是，偵查不公開卻遭公開。應探索的問題是，究竟筆錄遭「公開」（或竊取）與後續處理過程，是否存在「故意」或「過失」；以及大家關注的，是否有「政治力」不當介入，都值得進一步釐清檢討並「公開」，以避免類似的問題重複發生。在此前提下，最重要的不是懲處或立即追究責任，而是釐清事實、因果關係，以及存在的「制度」問題（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規範），再來追究責任。同時應避免過程的事實遭懲處掩蓋，反而讓真正的問題無法釐清或解決。

針對前述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或問題，進行分頭、分組調查：

第一，政治獻金案問題：這個問題目前正由調查局南機站調查中，但因發生「案外案」，或證據遭「不當公開」，難免讓外界產生「行政中立」的疑慮，因此，建議移轉「中機站」進行調查；或至少應換另組調查人馬進行調查，以召公信或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或行政包袱與干預的疑慮。而且，我們也很擔心類似「政治獻金案」究竟是個案或是通案？

再者，當事人有無違反相關法令是一個議題，是否存在利益迴避（政治倫理）問題則又是另一個議題。只是，政治倫理非調查局轄管項目，比較難以著力，但還是可以讓違反政治倫理（例如利益迴避）的事實公開，讓目前的體制盲點獲得適當監督。

第二，證據外洩問題：這個問題除可能涉及刑法洩密罪外，還涉及調查局組織內控與外控問題，因此不是調查局有能力處理。比較理想的方式是，（體制上）應由地檢署或監察院介入調查。社會大眾希望釐清的是，究竟這是「個案」或是「通案」。雖然媒體報導稱，這是史上首次筆錄遭竊案例，但我們仍希望知道情節與過程，是否存在政治與行政的通則性問題。或者，即便筆錄遭竊案，除了調查員個人過失外（依媒體報導似乎過失的成分大，不過仍得進一步釐清），是否存在組織內部管控與外部監督（控制）的制度或通案問題，值得進一步查證。

綜言之，不論是政治獻金或筆錄外洩，都可能同時存在個案與通案的問題。這對台灣的政治與行政體制，都是嚴格的考驗。然而，如果能夠因為這次個案，進行政治與行政體制的檢視與檢討，並進一步落實改善，何嘗不是「因禍得福」。而這不僅是政治人物的責任，也是所有國家文官（當然包括調查局在內）、媒體與全民共同的責任。

李行，是一位充滿正義感，嫉惡如仇的謙謙君子，他將對人倫綱常與儒家道統的推崇展現在作品中，從不缺席任何文化藝術相關的重要研討。他將理想奉為圭臬，從不為取悅大眾而降低自我品格，不趨炎附勢，更不刻意討好當權者，其風骨在威權時代如此，政治轉型後仍舊不變。

李行不太為人知的另一面，是他積極參與文化藝術的公共事務。鮑幼玉、吳靜吉與我於一九九○年共同發起草創「文化環境保護促進會」，我們特邀各界菁英，李行（電影）、楚戈（人文詩賦）、林懷民（舞蹈）、楊英風（繪畫雕塑）、漢寶德與黃永洪（建築）、劉緒倫（法律），首創以獎助來支持和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團體，及改善台灣文化生態環境以促進其發展，共同向前文建會主委郭為藩建言推動行政院「文化獎助條例」，並請前立委陳癸淼在立法院會提案，行政、立法兩院於一九九二年拍板定案！除了藝文補助與獎勵，其他重要條例包含公共建設與建築物均須提出總經費的一％移作各類文化藝術使用，改造輔助公共藝術環境。

另一針對民間文化活動的重大條例，則是藝術稅減免至二至一點五％以下。藝術，在早期威權戒嚴時代，曾被視為奢侈的藝術，在當時，比如鋼琴的稅金高達六十％，音樂會與展覽的票券稅金則達卅三％，終在一九九二年瞬即降至十二至六點五％，乃至二％以下，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將藝術視為生活精神的糧食。次年，「文化環境保護促進會」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大部分的成員延續初心，成立「表演藝術聯盟」，這些過程李行無一不積極參與支持。

約在此時，有天李行來找我，提及他即將接任金馬獎主席，欲進行改革。彼時為順應金馬獎即將全部民營化的政策，新聞局在宋楚瑜於院會決定將官方主辦的金馬獎和金鐘獎、金曲獎，轉交由民間團體主辦。李行、我與劉緒倫為此多次在西門町的中影公司密集開會。一九九○年，李行接下金馬執委會改革化的首任主席，開啟了金馬獎的第三階段，樊曼儂創作金馬獎主題音樂「金馬奔騰」，而我則與當時新聞處處長的江奉琪共同擬定金馬獎新規章與獎項名稱內容，沿用至今。

金馬獎增加常設機構及執行委員會，李行大刀闊斧增加委員會人數，增設許多獎項如技術指導、最佳武術獎項、最佳替身獎項等。當時電影界來自三教九流四面八方的諸多勢力盤根錯節，大小會議中委員間各執己見，甚至互丟杯子之類的事也屢見不鮮，但李行主席仍以威制衡權握大局，劉緒倫律師在會議中維持綱紀，我們共同完成推動許多金馬獎的重大改革。自此，李行猶如一座穩固的定心錨，奠定金馬獎穩定的根基與台灣電影的倫理，贏得所有人對他的敬重和領導，被譽為「台灣電影教父」名至實歸。

我和李行居家住得很近，有許多共同喜愛的美食，常常約了一起吃飯聊天。李行，三句不離政務，幾乎不談風花雪月，他熱情率直、講話中氣十足，自兩岸開通，將海峽兩岸電影交流、社會及心心念念的文化藝術發展視為己任，耄耋之年仍不忘電影使命，為兩岸電影合作奠下良好基石。

賽爾諾斯公司早在二○一八年六月被起訴，因疫情及曾被稱為女版賈伯斯的公司創辦人霍姆斯的一些理由而拖延至今才開始審理，在八月卅一日開始選擇陪審員。無獨有偶，七月卅一日，美國政府也起訴尼可拉電動大卡車公司創辦人米爾敦詐騙投資者，也是類似詐騙手法—作假直到你把它變成真。

這兩個案例有非常類似的哏。第一，兩個人都是白手起家，兩個都是大學念了一點就輟學去做生意，霍姆斯在史丹福大學念了一年多，米爾敦在猶他州山谷大學念了一學期，兩個人都用很高明的騙術騙走投資者幾十億美金，霍姆斯騙的都是很有名投資人的錢，米爾敦則專騙一般投資者的錢。

霍姆斯號稱她發明的簡便愛迪生血液檢測機，只要從指頭上採集少量的血就能在幾分鐘內檢驗出兩百多種不同的症狀，因此能幫一般民眾節省大量的檢測費，事實上她的機器只能驗出幾種症狀，而且結果也不穩定。米爾敦則說他的公司已推出可以行駛的電動大卡車，可是大卡車卻是個空殼車，連電池都不敢裝，怕電池起火，然後車子由上坡滑下到停的號誌前，給投資者看的影片只顯示車子慢慢地開到停的號誌前，投資者真的以為大卡車能行駛。

為何投資者會被騙？主要因素為公司資訊不透明。賽爾諾斯是個未上市公司，霍姆斯靠其個人魅力，找了一堆政軍名人當其董事，這些人不懂科技，只是幫霍姆斯背書，後來是因為公司的員工實在看不下去告密而被揭發。其實在此之前，學界已有質疑為何該產品的檢驗成果，沒有像一般醫學產品發表在有審查制的醫學期刊上。

尼可拉電動大卡車則是經由特殊目的併購公司借殼上市，對於這類借殼上市的公司，投資人無法像一般上市公司在上市前能詳讀其財務報表，因此投資人只能賭借殼上市公司是個殷實的公司。

兩個公司醜聞都造成投資者重大損失，賽爾諾斯公司燒完投資者錢後，九十億價值的公司已消滅了，其中卅億是付給律師，投資者一毛都拿不回來。而尼可拉的股價則在醜聞爆發後，股價由八十多元跌到一塊多，現在股價則大約在十元上下左右。

台灣股市現在也是火紅，筆者每天都會接到不同買股票及投資的推銷電話，不少人應該也會接到此類電話，大家應該對任何投資都要小心求證，如同巴菲特所說他不投資他不懂的東西。

在新聞鬧得沸沸揚揚時，涉入的南部綠委終於現身了；她除了喊冤，強調不知情外，就是推給政治獻金，但願如她所說的。

「清廉、勤政、愛鄉土」曾是民進黨的初心，取得政權後，初心成為口號。以政治獻金法來說，從總統、立委、縣市長、議員到鄉鎮市區長、代表均有規定，如立法委員部分擬參選人「自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十個月起，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可收受政治獻金，資深的綠委應該不會不清楚。

由於民進黨的立委過半，法案均採強勢表決。如今發生調查局偵查筆錄遭竊，又涉及南部綠委，是否在強大的政治力介入下又不了了之，深信很多國人等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