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的罷免制度，是民進黨在二○一六年底隻手打造出來的，廢掉原本嚴謹的「雙二一制」，過關門檻降為四分之一。當時的「序曲」是，太陽花學運後的「割闌尾」皆失敗，蔡總統一執政便迅即修法為罷免助興。過關時，大綠小綠齊聲歡呼：「台灣民主的勝利」！

當時理直氣壯的修法，隨即拿韓國瑜來試刀鋒，將他罷免。當時蔡英文還大讚：「台灣民主往前走了一步」。沒想到，現在罷掉陳柏惟，蔡英文卻大嘆「台灣民主需要努力」，民進黨和親綠學者也應和呼籲要重修選罷法。任何民主制度，在民進黨眼裡，都只不過是它的政治工具嗎？

事實上，以這次刪Q案的投票率和人數，即使依舊法的「雙二一制」，陳柏惟一樣會被罷免。原因有二，一是陳柏惟自己的「中二」表現太離譜，令選民難以容忍；二是民進黨的操作太過火，把不滿的民眾都逼出來。蔡英文事後去電安慰陳柏惟，還稱讚他「值得所有人肯定」；總統的說法，眼裡還有民意嗎？

罷免文化變得惡質，民進黨才是禍首。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特別在中常會發表談話止血，她說，面對真相、釐清責任、修復創傷，台灣社會才能走向共同未來。不過，蔡英文並沒有意思要暫緩促轉腳步，而是更強調應該深究當年的國民黨威權體制。換句話說，蔡英文非但未延續國慶談話中團結在野黨的意思，反而要民進黨人「團結起來」，不讓威權遺緒扭曲轉型正義的意義。這席話充滿肅殺之氣，不只民進黨無法止血，恐怕還會有更多猜忌與獵巫，以轉型正義之名，行政治鬥爭之實，讓民進黨自殘自傷而難以抑止。

黃國書線民歷史會被揭露，主要是促轉會執行「監控類檔案開放閱覽之當事人意見調查計畫」，部分當事人看到自己被監控的內容，相互比對，揪出名為「黃凡」的線民應該是黃國書，黃向新潮流承認而遭退流，消息外洩後，再發表聲明退黨不連任。雖然黨內多肯定黃國書「承擔歷史責任」，但黃也恨恨地說「政治就是這樣」，對背後政治謀算仍有不甘。

促轉會除了無限上綱把所有歷史過錯推給「國民黨威權體制」外，能夠還原真相有限，反而造成更多的猜忌與指控。畢竟檔案是當年情治人員篩選、層轉、過濾的二手或三手資料，並不等於真相；而一九八○年代光調查局布建線民就超過三萬人，這些人在資料有限的公開下，都可能成為下一個黃國書，甚至可能是遭冤枉的善意第三者。

沒有健全法制，沒有穩妥計畫，只是一小步的檔案開放，都在黨內引發這麼大的政治風波，更何況有立委主張全面公開，衝擊難以想像；而促轉會更宣布將增訂《促轉條例》專章回溯追究刑事與行政責任，可以想見那不會是真相與和解，而是另一波社會大撕裂的開端。

民進黨立委管碧玲說，促轉只做半套，赤裸裸上演相互猜忌、二次傷害；新潮流大老林濁水更批評促轉會「流為掌握黑資料、偷偷放話以展權威和正義感的機制」。促轉會先被前副主委張天欽變成「東廠」機構，原較受社會信任的主委黃煌雄因此辭職，繼之者則把公信盡失的半殘促轉會變成調查單位，卻做不到對相關內容的比對核實；即便是追殺國民黨，促轉會除了口頭威脅和各單位擺官威外，根本欠缺政務能力，侈言要「還原真相」，實在是緣木求魚。

法制不備，促轉會又連適格主委都找不到，任由這樣的半殘組織來推動轉型正義，說明民進黨並沒有真正尋求和解共識的決心與誠意。當蔡政府放任繫著「抓耙仔」標籤的失控血滴子到處亂飛，政客當然知道如何見縫插針，政壇甚至傳聞未來可能攻擊目標不乏地方首長。民進黨人派系爭權鬥爭的性格從不落人後，別說兩黨難和解，連黨內亂鬥也難遏止。

轉型正義不僅探究真相，更攸關社會互信與人民和解，但蔡英文只會偷懶「深究威權」，不願也無力整合歧見，建立共識；結果就是林濁水所說「愈促轉，社會愈不和解愈對立」。然而，愈促轉愈撕裂，連民進黨都難以承受，何忍讓台灣社會一再遭受凌遲。國家需要和解前行，蔡總統不敢擔當，至少不要成為製造分裂衝突的點火者。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即將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盛大舉行，估計約有100位領袖及2萬名官員與民間環保人士參加。這次會議的共同目標就是更快更大幅度的縮減溫室氣體排放量。六年前「巴黎協定」各國同意的攝氏1.5度上限現正加速到來，讓人們更加憂心氣候變遷的威脅，而使得這次COP26格外引人注目。

據明晟公司（MSCI）最近的調查，隨著經濟快速復甦，全球9,300家上市公司在今年直接的碳排放量就增加了6.7%。如果COP26無法對溫室氣體排放做出有效約束，那麼未來全球氣溫上升攝氏3度亦不無可能。雖然MSCI認為上市公司每年如果減少10%「絕對碳排放量」或可化解危機，但這類要求十分困難自我達成，所以各國政府管理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就非常重要。

台灣雖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締約方，但仍恪遵國際減碳協議，而在2015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政府還因此提出行動綱領並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儼然擺出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半的陣勢。不過我們若認真細究，政府減碳的執行力似乎還有改善空間。

就以管理碳權分配極為重要的碳權交易所無法設立為例。金管會最近在立法院指出，因為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管制目標、配額及查核登錄機制都還未到位而無法推動碳權交易。歐盟、美國加州、中國大陸及紐西蘭都已建立碳權交易，而我們則徒有「行動綱領」卻未落實建構碳排放量資料庫，更遑論碳權配額的管理了。政府延宕第一階段溫室氣體排放調查，自然就扼殺運用市場機制協助產業減碳的可能。

再以占台灣發電量31%的公民營燃煤發電廠更新設備為例。燃煤發電設備更新的資金是綠色融資嗎？雖然新設備會比舊設施減少部分碳排量，但相對於天然氣發電則絕對仍是高排碳。未來大型發電企業申請貸款或發行債券融資，若純就債信與獲利條件評估，很難相信案件會被金融機構拒絕。結果政府大力支持的「赤道原則」或「責任投資原則」就可能被輕輕放下了。

解決企業排碳汙染問題較好的方法便是汙染廠商支付排碳權利金。如果企業汙染的社會成本被內生化，金融機構就能據以評估專案融資的可行性，進而減輕承擔環境保護守門人的重責。現在全球減碳行動已箭在弦上，台灣需要更積極內化企業的排碳成本，而市場機制運作的設計就遠比政府指導干預來得更有效率。

「產業創新條例」是目前推動產業永續發展最重要的法律，其中包括政府補助或輔導企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綠能再生產業。然而檢視行政院國發基金挹注的資金卻是杯水車薪。就以投資重要新興事業為例，截至今年6月底，基金共投資64家企業，其中只有五家與綠能及循環經濟有關，投資金額則僅約46億元，占總投資的7.2%。節能減碳與綠能再生既是國家重要發展政策，政府投資比重顯然還有調升的空間。

聯合國曾警告全球已近「失控暖化」，政府如還沿用「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五年檢討一次的慢郎中步調，那麼國際淨零要求排山倒海而來必然傷害國內產業發展。政府實有必要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建構更積極的「行動綱領」以為因應。

值此COP26開會之際，我們呼籲政府真心重視全球暖化問題；千萬別認為2050年溫室氣體減半目標還很遙遠，也不要以為2025年才啟動總量管制還來得及。未來兩年政府若沒有具體行動，確立綠色稅費或是碳權交易機制，台灣廠商可能會因碳排放的遵循成本而削弱競爭力。所以請政府動起來，趕緊將迫在眉睫的氣候暖化壓力蛻變成為台灣循環經濟的新契機。

美國處理台海危機時，通常由幕僚找出以往類似情況或案例供決策參與者參考，提出政策選項並分析利弊得失，再呈請總統做最後定奪。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爆發時，美國就是先由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白宮國安顧問雷克、國防部長培里等人開會，最後柯林頓總統拍板定案。未來情況也可能大同小異，當然也可能由總統親自主持國安會議因應危機。

這次拜登是在ＣＮＮ主播詢問之下再度重申他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八月下旬美國撤兵阿富汗，信用瀕臨破產，拜登情急下脫口說出「台灣若遭侵略，美國將以北約模式回應」。由於美台協防條約早在一九七九年底廢止，因此這次對台戰略再保證較為精準，也更具實際意義。

值得注意是，不僅白宮官員表示美國對台政策不變，遠在比利時北約總部開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也隔洋喊話，表示美國將協助台灣自我防衛，並說美國將繼續信守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的「一中政策」。

他們迫不急待地做出澄清，主要就是不少人質疑拜登的對台再保證是否代表美國計畫揚棄「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儘管美國學政界人士中主張改變的聲浪甚囂塵上，但美國卻不太可能改變此一立場。

首先，「戰略模糊」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因為總統可以對是否出兵馳援台灣或捍衛台灣到什麼程度，採用自由裁量權。

其次，若是美國改採「戰略清晰」，則即使台灣在政策或行動上挑釁大陸，而美國卻仍必須被迫出兵，殊不合理。

第三，美國深信「永遠不要讓對手知道你要做什麼，也永遠不要讓對手知道你不要做什麼」的策略，因為只有讓對手莫測高深，對手才會三思而行。

第四，「戰略模糊」對我國也不是一件壞事。北京只有在不確定華府會做什麼反應的情況下，才不會輕易對台用兵。

由此觀之，拜登對我國的戰略再保證絕不是任由台灣領導人填寫的空白支票，而是否「冒進」也不是蔡英文總統說了算！

回顧陳柏惟任內的「豐功偉業」，除了質詢時荒腔走板且口無遮攔、多次發表狹隘偏激言論，使得其選區選民面臨全國的訕笑外，在政府的爭議性政策上，一概護航執政黨到底，甚至在疫情爆發後依然如此，反對公開三加十一會議紀錄與要求政府採購四千萬計國際認證疫苗的兩項提案，在民怨不斷累積下，人民自然想藉此次罷免教訓民進黨與身為側翼的陳柏惟。

陳柏惟的爭議言行數不勝數，在投票前爆出肇事逃逸、涉入簽賭的負面新聞，對其岌岌可危的選情雪上加霜；綠營由上到下在選前對其「留下優秀適任立委」的支持，更被認為是提油救火、催出高投票率的原因。

陳柏惟所屬的台灣基進是標準的民族主義政黨，常打著「愛台灣」、「捍衛民主」、「抗中保台」等旗號，透過叫囂引戰、製造對立以壯大自身，在宣稱捍衛民主的同時卻不容他人質疑，反之更會被扣上「中共同路人」的帽子，實為打著民主反民主。

陳柏惟與地方連結不深，他在台灣基進多個縣市黨部廣設服務站，成為同王浩宇般的「不分區立委」，被控無心於地方。罷免團體更控訴陳柏惟時常在地方「失蹤」，直到出現聲望危機才出現。而選舉承諾跳票，也是罷免陳柏惟原因之一；空汙議題跳票更成了增加他仇恨值的加乘器。

過去陳柏惟發表爭議言論時，顏寬恆一概以不評論帶過，面對顏家悄悄布局罷免傳言也否認到底。但面對顏寬恆的忍讓與勸諫，陳柏惟似乎左耳進右耳出，甚至高傲回嗆顏；同時基進黨黨主席陳奕齊、友好組織WeCare也在罷免前狠酸顏寬恆與國民黨欺負弱小，絲毫不把擁有重兵的顏家放在眼裡，使得顏家有正式介入罷免的理由，陳柏惟自然面臨遭到動員罷免的滅頂之災。

基進黨與前身基進側翼多次以民進黨側翼自居，陳柏惟因此善盡「身為側翼的義務職責」，在萊豬等重大民生議題上一概護航執政黨。選民最初對陳柏惟寄予厚望，希望其可以改變顏家長期任職中二選區立委局面，陳柏惟卻將「執政黨側翼」發揮得淋漓盡致，加上諸多爭議事件，選民自然想罷免他。

蔡政府在網軍、萊豬、疫情、能源等爭議上皆使民眾深感不滿，但距離明年地方選舉尚久，因此罷免陳柏惟與年底公投便成為民怨的發洩管道。陳柏惟因親執政黨立場與外界對其之印象，選民心中已有「罷免陳柏惟=教訓執政黨」之想法，陳柏惟自然會成為出氣對象而被投下「賭爛票」。

不動產交易金額龐大，從看屋、議價、付訂、簽約、交屋貸款到還款，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輩子的重大決策。不動產建商、代銷業者或仲介商掌握並主導物件大多數資訊，與消費者存在資訊不對稱之狀況，若發生爭議其影響及衝擊極大。因此，業者應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充分揭露資訊，避免以不實行銷活動誤導消費者，或以欺罔或顯失公平的賣房行為。

虛假廣告是一種普遍現象，各國依不同的公共和私營機構來執行消費者保護和公平競爭法規。為分析不同制度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學術研究以公司在雙頭壟斷競爭環境中進行虛假廣告的可能性作為分析基礎。在對廣告聲明可信度的假設則設定消費者是理性預期的或天真的，前者可判斷不實廣告並理性決策，後者則無法分辨不實廣告，導致消費糾紛。結論發現社會福利最大的法令管制狀態取決於執法成本與兩種消費者占比。若無法區別不實廣告的天真消費者占人口多數，法令規範必須繁瑣且執法強度必須嚴厲，以嚇阻廠商不實歪風，減少天真消費者受騙上當，過多的事後審判造成的福利損失；反之，理性消費者通常足以判斷不實廣告，設定過強的查察機制徒增社會成本。

公平會年報統計，截至一○九年年底，被公平會處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處分案件計有二二四一件，其中不動產業計有六四三件，比率為廿九％。以一一○年統計看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類型的違規到九月為止的統計數量共卅七件，其中「房市交易、建案」部分占了七件，僅次於最大宗的「產品販售」違規。

在世新大學產業經濟實驗室所做的資料文字探勘分析中，在所有個別案件的質化資料文字雲中，「建案」這個關鍵字在所有的分類中文章提到的強度僅與第一名的「產品販售」差一次，可見其重要性。其次就交易金額來說，房市交易因金額龐大對消費者影響甚鉅，若真以模型估計的方式計算天真消費者變化，加總的損失政府不得不重視。

跳開選舉考量，以國家或地方治理需要來看，目前台灣的行政分區，無論就治理效率與資源分配，都面臨需要全面檢討的時刻。台灣進入現代治理始於日治時期，日本治台時台灣行政分區只有六個州，分別是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與花東等州，至今看來無論從人口、地形、資源、交通與生活圈各面向，都還相當符合目前台灣各地區的現況。台灣光復後，從原本的六個州改成十六個縣市，有當時分而治之的統治考量。當初的政治考量與環境，如今都已不復存在，反而太多的行政區劃分，稀釋了各地資源整合的可能，也阻礙地方行政效率提升與各地特色發展的機會。

如今又因六都的設立，及地方與中央財政劃分法的修法，造成六都與其他縣市的財政資源差距加大。因此，同樣是國民，只因住的行政區不同，就沒能享用同樣的國家資源與福利。而非六都的各縣市政府，也因行政與財務資源的落差，無法與六都同步發展，產生發展的瓶頸。無論從國民待遇的公平性，或地方政府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縣市合併的規畫與重劃，排除選舉考量外，已到需嚴正面對的時刻。

現在全民應共同來思考討論台灣合理行政區域劃分的議題。其實這件事在當初廢省時，就應一併處理，但有時重大政策的推動，需要有政治大環境的配合。如今看來，這樣的政治氣氛已在形成中，而日治時期台灣分成六個州，是這個討論中值得參考的雛形。各界可趁此時機，構思能使台灣各地百姓共享國家資源，各地政府效能可一起提升，台灣能長治久安的合理行政區域劃分。

我研究「古氣候學」，知道近卅年來科學家們透過分析中國各地鐘乳石中的氧同位素含量，得以建立以往的氣候乾濕指標，我不免叩問：夏朝初年真有大洪水嗎？我一邊摸索古氣候學的答案，一邊研讀各種歷史與考古文獻。

研究古氣候與上古史，年代是個大問題。本世紀初，中國國務院集合天文、物理、考古、歷史、地質…學者進行「夏商周斷代工程」。另方面，自然科學家們也對鐘乳石精確定年，賦予各地古氣候紀錄年代控制。我試著比對兩者，發現在公元前兩千年左右，夏朝初年雨量果真偏高，間接支持了《史記．夏本紀》、《竹書紀年》所記述的堯舜鯀禹時期的氣候背景。

另方面，山西襄汾縣一九七八年出土的「陶寺墓葬群」的考古研究成果讓我驚駭。該遺址地處晉南，正是史書記載唐堯、虞舜、夏禹活動之地。遺址甚廣，文物層的年代約為公元前兩千三百年到一千九百年左右，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文物型制與組合表明早中期相當於唐堯、虞舜，而晚期則為夏后氏時期。換句話說，所謂唐堯、虞舜、夏后其實是三個不同部族與時代的代表或象徵，他們在不同時期控制該地區。

更早的文化層顯示該地區原是西方夏族所有，而被東方黃河下游來的唐堯部族入侵，貴族墓葬中陪葬有大汶口和良渚文化晚期的陶盆玉器；這些人的牙齒釉質的鍶同位素特徵與當地的平民墓葬者不同，表明他們是來自外地的成人入侵者或移民。

這些科學考古證據暗示：一、夏族人（以鯀為代表）被來自東方的唐堯部族打敗，居住地被侵占；二、虞舜承繼唐堯，但最後又被西面的禹夏所取代，陵墓被暴力破壞；三、史記記載如同時空膠囊，將四百年歷史濃縮在幾個代表人物的言行故事中，並賦予美好的「禪讓」敘事，包裝殘暴的殺伐征服歷史。

科學考古成果驚心動魄，既支撐也顛覆了傳承兩千多年的華夏古神話！

（作者為台灣大學永續地球尖端科學研究中心兼任教授）

近二年小英政府改變過去消極做法，開始推動台灣參加聯合國與其相關國際組織會議，主要策略就是針對聯大決議第二七五八號提出不同見解。台北認為，此決議只處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並未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體系內代表台灣，更沒提及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蔡英文國慶談話提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此論述與推動重返聯合國相關。

北京大力反擊，表示此決議是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徹底解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聯合國與其廣大會員國均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當然就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代表權。北京認定蔡總統的「互不隸屬」說等同「兩國論」，表示堅決反對。習近平在今天的中共加入聯合國五十周年紀念會議上應該會有回應。

五十年前出席聯大的會員國，投下贊成（七十六票）、反對（卅五票）、棄權（十七票）的國家，今天他們的立場一樣？還是出現變化？如果聯大對此決議草案再投一次票，結果又會是如何？

當初投下反對票的日本、美國、紐西蘭以及澳洲，支持台灣的解讀與立場，此應無誤。

美國長期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與相關組織。上月美澳國防與外交部長聯合聲明強調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日前美台官員在「美台國際組織工作小組」視訊會議上，討論如何擴大台灣有意義的參與聯合國與其他與公共衛生、氣候變遷等相關之國際組織。日本與紐西蘭應該也採取支持立場。

當初投贊成票的七十六國，除英國外，奧地利等十六國都是歐盟會員國。馬爾他投反對票，賽普勒斯、希臘、盧森堡及西班牙此四歐盟會員則投棄權票。

二○一九年底歐洲議會重申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日前歐洲議會通過「台歐盟政治關係暨合作」報告，支持台灣參加國際組織。今年五月，美副國務卿薛曼與歐盟對外事務秘書長沙尼諾會談時也做了同樣表示。由此觀察，歐盟會員與英國支持台灣對決議第二七五八號的新解讀是有可能。

依二○一七年「聯合國大會實務指南」，除非涉及聯合國定期與維持和平之預算的決定，聯大決議對會員國不具約束力。聯大決議之政策建議與執行係個別會員國的責任。換言之，聯大第二七五八號不具法律約束力，其解讀與執行端賴各國的外交政策。

內國法與國際法的司法實務中，因新證據的取得或過去見解發生錯誤，法院的判決是有可能被推翻。國際關係中，新的外交關係與國際情勢的變化，也有可能促使聯合國成員對所通過的決議做出不同解釋。

聯大決議第二七五八號新解可能是台灣進入聯合國的鑰匙。但要順利拿到這把鑰匙，就看北京採取何種阻撓措施。

過去五十年，在艱難的國際環境中，歷任政府都致力開拓國際空間，包括一九八一年兩岸參加國際奧會，建立均參加民間國際組織的通則。一九八六年兩岸參加亞洲開發銀行，建立均參加政府國際組織先例，之後續有一九九一年ＡＰＥＣ，二○○二年ＷＴＯ。從上述實例出發，未來我們需要努力的包括：

一、如何參考民間國際組織的通則，也建立政府國際組織的通則？一九八○年代之前，兩岸曾在民間國際組織激烈競爭，建立通則後，除少數零星的例外或意外，台灣均能順利參加。

二、如何受到國際組織制度性參與的保障，順理成章每次自然參與，不必像ＷＨＡ每年討論邀請函。

三、如何以中華民國（台灣）政府的名稱、身分和地位參與？

台灣參與民間國際組織，已建立「中華台北」的一致性名稱，有一定比例民眾不滿意，但歷任政府已接受四十年。

但在政府國際組織仍不一致，亞銀原將我國會籍名稱中華民國，改為「Taipei, China」，台灣認為這樣變成中國的台北，而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拒絕接受，後亞銀改為「Taipei,China」，「,」後沒空格，亞銀認為這樣的名稱變成專有名詞，就沒有台灣擔心的問題，我們仍拒絕。之後我們繼續抗議，但仍捍衛會籍、繼續參加。

在ＡＰＥＣ我們用「中華台北」、ＷＴＯ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簡稱「中華台北」，最近申請ＣＰＴＰＰ，也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上述國際組織，我們在名稱、身分或地位有委屈，但基本上是中華民國政府管轄台灣代表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大陸代表大陸，互不隸屬。

台灣參加國際組織時，國際組織本身、各會員國政府包括對岸政府，已「事實承認」或「默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台灣，因此我們努力方向是：將之提升為「法律承認」，建立名實相副中華民國（台灣）政府的名稱、身分和地位。

有可能嗎？能開創這種新轉折嗎？可能性在：找出符合美中台內部與外部、現實與法理的最大公約數。

這可參考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當時美國和中國建立「同意有不同意」的處理爭議原則，這為美國十任總統及大陸五代領導人接受。每當中國提出「一個中國原則」，美國就提出「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然後雙方繼續打交道。

歷來我們參加民間及政府國際組織，大陸都宣稱基於「一個中國原則」，我們有中華民國憲法的立場，當時參加了，歷任政府都繼續參加。也就是當大陸必提「一個中國原則」時，台灣沒必要認為被矮化，這反而限制自己，我們就表達我們的立場，以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回應。從這裡出發找美中台內外最大公約數，讓台灣強化台美關係，和平兩岸關係，和大陸能打交道，防止大陸阻撓。

回想過去兩岸在國際組織和雙邊外交的競爭，是歷史前進的大方向中，負向的浪費時間與資源，未來應積極致力將之轉為正向的發展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