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選戰最常用的，除了抗中牌，還有「反黑金」和「悲情牌」。在「刪Ｑ」一役，就是這三板斧交互運用。林昶佐選擇以抗中牌作為起手式，主要是反黑金沒標靶，現在打悲情牌又太早；而抗中牌則四時皆宜，只要順利染紅對手，就成功了一半。

在綠營眼中，抗中牌的效用還不止於此。不論選舉或罷免，把戰鬥拉到意識形態對決，變成政黨之爭；就算自己執政成績再差，都能百毒不侵。如此一來，從綠營黨政到側翼都有了動員的著力點。陳柏惟的「反罷免票」衝高，也是奠基於此。

去年罷韓之戰，林昶佐恥笑韓國瑜「沒本事捍衛自己的市政成績」；如今他打出抗中牌，不也凸顯自己的軟肋是「問政成績不佳」？否則，何不用問政績效證明自己不該被罷免？

「清昶」之戰還沒開打，屆時主軸為何，林昶佐還有思考空間。但同一招式用多了，效果只會愈來愈差。儘管陳柏惟是「惜敗」，但林昶佐的爭議不下於陳柏惟，他若也以抗中牌為主軸，會騙得過首都選民嗎？

外媒紛紛探討台海軍力失衡，憂慮隨時擦槍走火。但在國會，行政院長蘇貞昌不誠懇答覆國防議題，反挑釁質詢的在野黨立委：「你要投降嗎？」還痛罵對方「袂見笑」。綠委則集體表態，「挺蘇揆護主權」。原來，連掃把都不必拿出來，光靠罵人就能護主權。

「護主權」不只是暴走閣揆的護身符，內閣官員也競相嗆中比狠，連「不知大陸是什麼國家」的話都說出來。剛被罷免的基進黨立委陳柏惟，在各種劣跡被踢爆後，以「會把台灣顧好」哀求選民把他留住。而這些官員和民代護主權的方式，都是「口腔式」，完全靠嘴巴喊；彷彿國防部長不說台語就指揮不動軍隊，陳柏惟不留在立院台灣就會被對岸吞掉。

「護主權」喊得震天價響，蔡政府就順手把監督國防外交的聲音全貼上「投降」標籤。然而，我國的對外空間卻愈喊愈小。五年多來，我國主權弱化，邦交國減少，參與國際組織被迫退群，雙邊與多邊的經貿協定停留在馬政府的規模，全無進展。更嚴重的是，蔡政府將外交與經貿「外包」美日，漸失開拓國家生存空間的主動權。

蔡總統常吹噓美日友我、世界挺台，但這些口惠都未轉化成台灣的國際參與能量，我邦交數創下史上新低。台灣爭取成為世衛大會觀察員，美國僅止於口頭聲援；說駐美機構要改名「台灣代表處」，顧立雄和吳釗燮人都到了美國，卻兩手空空而回。在反中的國際氛圍下，大國的友好同情把台灣當成小刀般「磨礪以須」，只為牽制中國，卻完全無法「變現」為更實質的外交進展。

蔡政府把美國當靠山，但碰到國家利益衝突時，卻忘了要捍衛台灣的利益。例如，美國要求半導體業者交出業務機密，經濟部長王美花沒替台積電撐腰，卻幫美國找藉口說它「不會洩密」。美國無意與我簽署雙邊貿易協定，王美花提不出對策，還稱拜登有國內問題須解決，台灣要「將心比心」。這是在耍百姓吧？美國的外交政策均以美國利益為先，蔡政府受其制約，還對國內的質疑者扣紅帽子。這種一味媚外的做法，是護主權嗎？

申請加入ＣＰＴＰＰ案，也是政府官員因抗中而角色錯亂的又一事例。談判官員寄望今年輪值國日本相助，無視國內產業毫無準備；面對可能「毀農」的衝擊，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只會空話要「借鏡日美」經驗保護農業。試想，台灣有中共的阻力，只會增加我與他國談判的障礙和成本，怎可能用「反中」取得他國讓利？

蔡政府在大陸以及美日大國面前，對聲張主權是兩副嘴臉，在「護主權」的糖衣下，包藏著民進黨「顧政權」的私心。也因此抗中愈用力，蔡政府在美日面前頭垂得更低，不止釣魚台主權失語，連國防預算都被美國干預，「主權不容侵犯」如同幽靈呼喚。

日本新首相岸田表態挺台，但希望兩岸對話解決；美國防部希望台海緊張和平解決，強調不對台灣主權採取立場；外媒更點名拜登政府別把台灣當棋子。國際政治現實對比蔡政府的執政失利，更凸顯官員的浮誇不負責任。一個對內「色厲」、對外「內荏」的政府，值得尊重嗎？

資誠企管顧問公司的調查亦發現，阻礙推動ESG有效性的前五大因素，分別為ESG目標與企業成長目標不易兼顧、缺乏撰寫報告的標準及法規複雜、缺少領導階層的關注或支持、監管單位反覆無常的規定、難以量化ESG投資的潛在報酬率。相形之下，在ESG的眾多面向中，積極推動減碳的阻礙程度較輕，且符合當前全球趨勢。

眾所周知，以美國、中國及歐盟為首的世界各國，陸續宣示將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實現碳中和，已有128個國家宣示2050年達成淨零碳排，更有95國中央銀行正與氣候科學家和綠色金融系統網絡（NGFS）等國際組織合作，參與度高的政府甚至運用租稅和補貼的財政政策，支持公私部門研究氣候變遷議題。同時，也有不少企業努力突破產業既有侷限而執行減碳有成，備受各界讚揚。

像是加拿大鐵道運輸公司通過採用氫燃料電池和電池技術改造柴油動力的火車頭，開發零碳排放的鐵道運輸；美國生質能企業Enviva利用生物質技術，將廢棄樹枝和鋸木廠殘留物等低價值木材，轉化為高能量、低水分和均勻尺寸的工業木屑顆粒，取代煤炭作為能源；印度礦業公司Hindustan Zinc則使用耗水量較低的技術和實施水資源回收，提高水資源再利用效率，並將整個產業鏈採數位化控制，以提高採礦過程的生產力、安全性和成本效率等，均是顯例。

不過，企業執行減碳計畫不只需要決心，更需要金融體系的資金支援，才能逐步落實。尤其應讓發展碳捕捉、封存與再利用技術等價值鏈企業，易於取得資金；反之，對那些破壞氣候的企業營運和投資計畫，則應限縮其資金取得，並逐步停止支持有害環境的投資活動。

當然，銀行業對企業有關碳中和的融資案件審核，除需傳統財報及氣候變遷的趨勢分析外，尚需僱用對科學和技術有所了解的專業人士，以掌握特定申貸項目對零碳排放的目標是否有所貢獻，從而做出明智的審查，特別是要鼓勵那些力求減碳技術不斷創新發展的計畫。如比爾蓋茲所言，一些解決方案將來自尚未聽說或信任的技術，就像十年前的電動汽機車、氫驅動的卡車和火車、風力船舶等。

除了銀行業外，基金投資觀點的轉向，也能促成零碳排放朝更正向發展。基金機構晨星指出，近三年追蹤能源轉型趨勢的主題基金已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主題類別。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養老基金─挪威政府養老基金自2006年開始推出非投資列表，排除對環境有害或者治理水準存疑的公司；去年3月，日本政府年金投資基金（GPIF）、美國加州教師退休金（CalSTRS）和英國大學教師退休基金更是聯合發出聲明指出，那些只關注短期財務指標而忽略長期發展可能的上市公司，不再是他們的關注重點，都間接地促使上市公司朝推動減碳和永續發展方向前行。

要言之，在全球暖化趨勢愈演愈烈，氣候變遷造成的災害已漸從意外轉為日常，並對人類社會及經濟發展帶來巨大衝擊下，金融體系實應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協助企業進行減排及永續發展相關投資與革新；企業在將ESG納入經營日常時，也不妨將執行上相對容易的減碳列為最優先項目。如此一來，全球因應氣候變遷的成效，必然大有進展。

其實這和西方的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之精神幾乎違背，但有趣的是這種時空分享卻是人類生活競爭的一種韌性適力，也是另一種生存藝術。如台北近郊的陽明山國家公園，其經營以保育、研究、教育、遊憩為宗旨，惟其角色也是北北基的都會公園，是市民之親山型都市公園，更是士林北投區居民之鄰里公園。包括早晚的散步居民、假日自行車族、重機族必經之越線，是長距離親山者之健行天堂，也是想登百岳者行前之重裝備登山訓練基地。這一幅生活景描繪出吾人雖身處青山綠水間，卻忽視了坐擁唾手可得綠資源對身心療養之珍貴性。

近期台北市府推出的「台北大縱走」影片，相當精采。對於出入在五百公尺海拔下首都核心圈中的生活族群，可能很難想像到台北竟有如此多元豐富色彩的生態與生活景。英、美、加、日、法…等國均有許多民間出版的全國性與地方性之步道圖，以及吸引人一生去完成的長距離步道指南。這些不同等級的步道系統均無須砸大錢作硬體建設，卻是人與土地互動自然形塑出之地域風土網絡。

疫情期間政府不鼓勵民眾遠行出遊，但社區步道、郊山步道卻是最珍貴可及的獨處場域。如果國人平時養成了與大自然互動之習慣，未必一定要到健身房受訓或到特定ＳＰＡ保養，大自然就是一個完全無料的供氧機，也是一個充滿可鍛鍊身心的十全教練場。回過頭來思考，不只是台北，全台各地均有數不清的郊山、水圳、海岸、河岸步徑，它無需是名勝，也不必是打卡熱點。如果我們懂得平凡，感激尋常，欣賞如常，相信大家一定得以各自尋覓到獨一的祕密花園或紓壓天地。

而面對後疫情的尋常化，許多國家之基礎建設、民生福祉政策也面臨重新調整之轉捩點。民間的千里步道協會已和林務局合作，刻正建構全國生態綠網，在城鄉介面除了各類保護區、國家公園、風景區、森林遊樂區外，若能拓大其他有效地區保育措施之串連包括山／海／圳／森／川／里等之微型建設，似乎更應是福祉國家前瞻建設之新典範。

（作者為文化大學景觀系主任）

筆者與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前院長賽馳（Fred Seitz）熟稔，因他曾是我國的首席科技顧問，我們談過國家科技組織設計的事宜，例如，為何美國國家科學院那般的架構？

一九二八年，我國創建中央研究院。因創辦中研院的主要成員是中國科學社社員，中研院成立後，接收中國科學社在國際上作為中國科學界官方（國家科學院）代表的地位。概念上，中研院似乎模仿德國科學院（成立於一六五二年），而非美國國家科學院（成立於一八六三年）；前者內建專職研究員與設備，而後者否。

此種設計影響國家科技發展，例如，德國自認其大學水準不及美國的主因之一是，美國「藏富於民」，一流科學家在各校各地負責栽培與傳承高徒，下一代「站在巨人肩上」，更見成就；美國科學院則是個「空殼子」，科學家有事才去，例如，共商為防疫而整合全國資源的問題、回應國會的要求而出版報告、代表美國出席世界性的科學院會議。

中研院號稱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具三任務「人文及科學研究、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其實只是一任務「學術研究」。其次，科技部自認肩負三任務「全國整體科技發展、支援學術研究、發展科學園區」。因此，中研院與國科會有些疊床架屋。第三，值得思索的是，總統府哪需「學術研究最高機關」？中研院哪需操舞此令箭與大學競爭預算？

十六年前，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到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提及其研究成果約同美國萊斯大學。十多年前，筆者曾應邀到中研院講解「電磁波的健康效應」，因研究設備需增用電而拉電纜，弄得一些同仁抗議。十年前，有電機院士跟筆者抱怨文史同仁不解電磁波而抗爭。四年前，中央研究院拒設基地台，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非常頭痛，筆者向廖俊智院長反映，他說部分同仁抗爭，還擺不平而無法設。這是中央研究院的（科學）水準嗎？

部分院士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了解彼院是個「空殼子」，而且這種設計對國家比較好（尤其教育與經費競合）。所以，我國應即考慮解除中研院的實體研究，例如切割為大學；希望該院以國為重。

風險意識的覺察，首先要增加的並不是對於風險的知識，而是觀察力。對於周遭環境的觀察，就如同開車除要注意前方路況，也要注意後方、對向與側方路況。戶外活動更應該保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的狀態，再將收集到的資訊透過知識的分析，才能在高度不確定性場域的戶外，減少風險發生，而這樣的歷程將不斷在活動中反覆執行。

戶外活動的準備方法，筆者整理出ＫＥＡＳ法則，包含知識、裝備、態度與體能。其中態度是最重要關鍵。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戒慎恐懼，時刻小心謹慎，哪怕這個環境已經去過無數次，總是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知識則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在戶外生活的知識，包含吃喝拉撒睡與衣食住行；其次為有關戶外的知識，包含天氣、地形、水文、地質、生物等相關知識；第三才是戶外活動的特殊知識，如潛水、登山、攀岩等。

裝備，每一次戶外活動都應落實「十項必需品」，哪怕只是單日的郊山健行或是多日的長程縱走。十項必需品包含：導航、照明、工具、備用食物、住宿、保護、保暖、救命、飲水、生火等十個系統，都與維生有關。當事故發生（如迷途）能夠維持一段時間等待救援。最後才是體能。

許多人在接觸戶外活動初期，會認為裝備與體能是最重要的，而忽略了心態，因此會在新聞上看到越級打怪而失敗的例子。

當我們落實ＫＥＡＳ的準備法，在活動前必然對要去的場域、要從事的活動，以及可能發生的事故與其影響，進行了解並放入心中，此時就能夠落實風險覺察的意識，也就會更主動去觀察。隨著觀察與經驗增加，便能歸納出一些小通則，成為我們進行風險管理的工具，便能減少戶外活動的事故。

以虎豹潭事故來說，就目前資訊而言，應該是沒有注意到山區微型區域天氣變化與雨後河流可能的變化速度所導致。在中央氣象局網站可以得到小型區域內的三小時預報，能幫助判斷；而台灣山高水陡，上游下雨山洪很快就會到達中下游。如果有注意到這些狀況，或許就能避免此次的遺憾。

最後，要提升休閒活動時的風險意識，必須先落實日常生活的風險覺察，讓風險覺察變成生活習慣。如此，轉換場域時也能更加小心謹慎。最簡單的做法是，到一個新環境先了解當地平面圖和逃生路線，以及從安裝住宅火災警報器開始。

蘋果供應商策略，向來拉拔老二打壓老大。加上中國市場占蘋果業績二成五，又有中國政府加持補助，蘋果不得不低頭提拔中國廠商。中國許多廠商包括立訊、藍思、瑞聲，還有京東方因而受惠。這些廠商與台商都有非常深的淵源，有些中國廠商老闆向台廠學習過，有些中國企業老闆更是出自台廠。但徒弟學成後立馬翻臉和師父搶訂單，加上蘋果從旁協助，徒弟們不斷壯大，讓許多台廠感到不小壓力。

大立光以單一產品做到極致的「小巨人路線」也開始被質疑，為何這種模式德國、日本廠商都可行，但台廠卻踢到鐵板？若仔細分析其差異，原因可能包括：

首先，德國與日本小巨人廠商都是圍繞母國大廠發展而成的，所以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情感。以德國為例：德國有許多小巨人廠商，當初都是因應德國自身強項產業（如汽車產業）延伸出去的。這些母國大廠與自家小廠有著多年打天下的革命情感，更有許多小廠是大廠某部門分割出去的。大廠與小廠關係，似航空母艦與巡洋艦相互依存著。大家住得近，一起從小公司做到大企業，這種深厚革命情感超越利益連結。當大廠到國外打天下時，小廠也跟著圍繞在大廠旁邊伺候著。上下游供應商的關係，從父執輩到子孫輩，從國內延伸到國外，歷經百年而不衰。

台廠就缺乏上述強相關的歷史情感連結。台廠擅長的操作模式，是所謂的「零件全球化供應鏈分配模式」。這個模式是近年來以全球扁平角度，各家公司如何利用自身有限資源，做出最佳產品脫穎而出。在這模式下，台資企業選擇自身擅長零組件，配合國際大廠開出的規格條件，融入大廠全球化供應鏈。雖然這模式對自身體量小的台企來說，有著加入國際市場機會，但長久下來最終將受制國際大廠採購規格限制，無法自身主動創造自己的品牌與市場。

另外，台灣企業所處產業，是競爭激烈的消費電子產業，面對的是產品快速、疊加、替代市場。從過去ＰＣ、筆記型電腦，到最近的手機市場，一年推出一款產品的速度，讓台廠疲於奔命應對。雖然台灣廠商積極砸重本，添購新設備，提高自身技術吸引大廠注目，但消費電子產業沒有像德國汽車產業鏈般，有著歷史沉澱淵源。加上門檻降低出現更多競爭者，造成這個產業所有廠商利潤下滑。品牌廠不得不選擇有強大政府支持而可降低成本的中國企業做為配套廠商。

過去有很多企業常出現「贏所有競爭對手，卻被時代所淘汰」的命運。美國著名照相膠卷公司柯達，因為無法改變內部「底片思維」，而在二○一二年宣布破產。台灣過去在中國績效良好的大潤發超市，雖贏了所有大陸實體超市，卻被看不見敵人—電商打敗，因而賣給阿里。台灣企業必須盡快從現有固化的「零件全球化供應鏈分配模式」跳脫出來，轉型到一條適應未來自身發展的道路。如果持續依循著「大廠開規格，我跟著做」模式，勢必將被有「成本殺手」之稱的中國廠商所終結。

至於勞保，許部長曾預估政府每年需撥補八百至一千億元才夠平衡，但政府卻以拖待變，每年只靠撥補來敷衍勞工，學者認為那只是一塊遮羞布，來掩飾政府的不作為及無能。

勞退基金至今年八月共存新舊制合計三兆九六六三億元，占全部基金的七十九點六％，單獨或委外操作，每年盈餘分配給近八百萬有提撥基金的勞工帳戶，去年收益一七八一億元，平均勞工每位可分紅一萬四千多元。

而勞保基金至八月有八四九五億元，收益六四四億元全歸政府，政府再拿出二二○億元補貼勞保基金，多的四二四億元被政府拿去再炒股票或委託操作。如果勞保基金比照勞退基金收益回歸勞工，勞保收支逆差就可縮小，勞保壽命可更久。

基金的處理必須有獨立機構及重要官員負責運用投資增息，而不是像現在在勞動部下設一個金管局管理四點八兆基金。以往就不僅一次發生貪瀆情事，內神通外鬼，運用基金炒股，去年九月讓基金一個月內慘賠七四九億元，也沒任何官員負起責任。基金連續出包，加速勞保破產。基金委外代操政策應重新檢討，可仿效外國操作方式，才能增加收益。

勞保老年給付修法，學者認為政府以拖待變，靠每年撥補效益不大，問題仍在。許部長去年表示勞保要在一兩年內解決，至今不見任何改革行動；當時學者希望能在今年上半年完成修法，現在已過了最好時機。目前符合請領老年給付勞工已超過兩百四十萬人，如果修法大砍年金或不利勞工的追溯既往行為，發生擠兌，剩餘的基金將所剩無幾，勞保將如水庫崩潰一洩千里，衝倒政府指日可待。

改革不動，財務壓力愈來愈大，請領年金人數十年暴增一倍，最高一年達一百卅二萬多人，每增加一人領年金就吃掉五個人繳的保費。勞保薪資低，如年改再將所得替代率降低或延長計算投保年資，勞工領到的年金只剩一萬多元，變成「下流老人」。

管理基金靠投資股市也非萬靈丹，本人曾當面建議許部長多次，將勞保基金的操作比照勞退基金，如果每月基金盈餘提撥二百億元到專戶，不要放回原基金操作，如操作虧損才以現行年利率提存。許部長及勞動部卻答覆與法不合，以致問題無法解決。

國內有兩種基金投資績效收比勞動基金績效高，一是私校退撫儲金制及好享退全民退休投資，而且有超過七十％的勞工都贊成基金投資開放自選平台，基金上下架可更客觀、公正、透明，可減低人為操作龐大資金的問題，可更提升績效，增加報酬率、透明度，勞工自選可更安心自主。

如今幫一位中獎長輩下載農遊券領取ＡＰＰ時，才發現真的很複雜超麻煩。登記資料好像在查戶口，且有問題撥打服務電話也不是○八○○免付費電話，還需打到高雄這一家設計ＡＰＰ廠商，真的相當不便民且耗時又擾民。

還記得蘇院長信誓旦旦：「五倍券要讓國人更好領，更好用，更刺激」。我的感受是刺激絕對有了，但好領與好用卻完全感覺不到。每一種加碼券因政府單位不同，就有各單位各廠商設計的不同領取方式，感覺是「超複雜，超麻煩，超不便民 」。

從疫情開始，排隊買口罩、疫苗預約登記、五倍券加碼券登記與領取，對很多年輕人都嫌麻煩複雜，何況是數百萬老人家長輩們。

蘇貞昌院長為什麼要設計出如此超難使用、既擾民又不便民的各種政策呢？請坐在大辦公室的長官們，上網看看農遊券ＡＰＰ委外廠商，負評不滿意一卡車！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宋燕輝理事昨天在民意論壇發表大作「2758決議新解，入聯鑰匙？」認為二七五八號決議不具法律約束力，其解讀與執行端賴各國的外交政策。在國際關係中，新的外交關係與國際情勢的變化，也有可能促使聯合國成員對所通過的決議做出不同解釋。因此，二七五八號決議新解，可能是台灣進入聯合國的鑰匙。

對於台灣參與聯合國議題，筆者願根據實務經驗略抒己見。

從聯合國的角度來看，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因此，「台灣問題」是「中國問題」項下的子題，聯合國只需解決「中國問題」即可。至於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問題，應由台灣與大陸自行解決。既然二七五八號決議解決了「中國問題」，聯合國根本無意過問「台灣問題」。

國際社會並不是談理論的論壇，而是講求國際現實的場域。即使美歐等國重新解讀二七五八號決議，支持台灣，也不能真正改變台灣的國際處境。因為聯合國一九四個會員國中，與中共有外交關係者高達一八○國，其中包括甚多第三世界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從前多半是歐洲國家殖民地，獨立後雖然與前宗主國維持密切關係，但是內心對歐美國家並無好感，只是以「求償」的心態接受援助而已。彼等與中共並無歷史恩怨，同時中共常無條件提供援助，因此受到高度歡迎。

當中共在國際場域阻止台灣參與時，第三世界國家通常與中共站在同一陣線。二○○四年我友邦在世界衛生大會就台灣參與案發動投票，結果一三三票反對、廿五票贊成，就是明證。

宋理事認為如果聯合國就台灣代表權問題重新投票，未必會與五十年前的結果相同。因為除了美國，英國與歐盟也可能支持重新解讀二七五八號決議。然而即便如此，只要中共反對，支持台灣者絕對不會成為多數。

二○○九至二○一六年間，台灣連續八年獲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二○一三年也以理事會主席特邀貴賓身分出席國際民航組織每三年舉行一次的第卅八屆大會。這些都是台灣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組織的實例。但前提都是兩岸事先建立默契。

二○○三年筆者奉派擔任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副代表。每年照例洽請歐盟、比利時及盧森堡助我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對方坦誠相告：只要你們與中共達成協議，無論你們用什麼身分、用什麼名義、用什麼方式參與，我們都樂觀其成。

這就是台灣能夠連續八年獲邀參加世衛大會，並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年會的真正原因。世界各國政府都知道台灣能否參與國際組織的關鍵何在。台灣如果不好好經營兩岸關係，卻企圖繞過北京尋求國際支持，即使有美歐等國的支持，也只會令國際人士徒增困擾。

回想台灣連續八年參加世衛大會的實例，如今想要參與包括聯合國體系內的國際組織，唯有與大陸進行協商，建立共識才可能水到渠成以竟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