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分析，若首波戰損四萬軍人，等於四分之一志願役被滅。如此，真能「我死則國生」？軍醫局搶預算，意外引來網民議論：誰是廿四萬分之一？

蔡政府應美方要求加強全民應戰，傳出「七年級生」明年將延長教召。這些人憤憤不平，質疑為何要替四個月役男守灘頭？政府既要攤牌，何不恢復徵兵？還有人大哉問：開戰要躲哪裡，才不會變成廿萬戰死平民？這才知，求生手冊得等後備署明年成立才編製。

有些網民很淡定，認為「廿四萬」只是蔡政府為反公投放送芒果乾。蔡總統不忘利用美國替芒果乾提味，聲稱台海開戰，必有美軍馳援。誰知國務卿布林肯隨即潑冷水，媒體三問中共犯台美國是否出兵，他只肯復誦會確保台灣自我防衛。

大家吵了半天，國防部長邱國正才姍姍說明，廿四萬是「動員人數」；但已難平人心。試想，若廿四萬裡沒有美國大兵，這公投炒的芒果乾肯定餿了。更別說，明明是美中相爭，台灣子弟幹嘛替美國搶當廿四萬分之一？

近幾年，升溫與極端氣候對地球的威脅愈來愈大，各國民間與環保團體對政府的要求也逐步加大。主要是，科學界預測氣候變遷將繼續惡化，當全球升溫達到一定程度即無法逆轉；也因此，《巴黎氣候協議》要求全球氣溫升幅不得超過工業革命前平均值的攝氏二度，並以控制在一﹒五度以內為最佳值。

即使美國與中國大陸近年在經貿、科技、軍事上激烈競爭，拜登仍急於與習近平就氣候變遷議題展開對話。原因就在，這兩大經濟體是排碳最大國，兩國若無法合作，全球要達到減碳目標便幾無可能。尤其，前總統川普在任內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議，拜登雖重新加入，但排碳落後的美國要如何追趕，仍是一大問題。

蔡政府在COP26召開前夕展開了連串宣傳，聲稱我國要在二○五○年達到淨零目標，並打算將此目標入法。事實上，蔡總統上任後，減碳始終不是她的優先項目，而一味推動廢核。川普退出巴黎協議時，我政府不曾提出譴責；直到拜登當選，她才說我國要提出最符合永續發展的氣候治理路徑。但一年快過去，她口中的減碳治理路徑，仍不見蹤影。國發會主委龔明鑫近日說，我國「最快」今年底可提出淨零路徑；但民間和企業對此憂心忡忡，深怕蔡政府的淨零方案會跟總統的能源轉型方案一樣，只有目標宣示，卻畫不出到達的路徑。

歐美各國推動「淨零方案」，通常和能源政策放在一起考慮，因為能源和電力是全球主要碳排來源。但是，蔡英文的能源政策一味強調「非核」與「增綠」，而火力發電的目標比重卻高達八成；如此一來，便大大增加了我國減碳的難度。至今，非但「核退綠進」不如預期，以「燃氣」取代「燃煤」發電的計畫更可能因藻礁公投而遇挫。而今，蔡政府能源轉型最糟的結果正在浮現：今年兩度大停電，代表供電不穩；去年台灣連減碳二％都達不到，代表減碳無力。

歐洲機構去年底公布「二○二一年氣候變遷績效指標」，我國在六十一個國家中排名五十七名，是倒數第五，溫室氣體排放與再生能源發展均被評為「極糟糕」。惡劣的減碳成績單擺在眼前，蔡政府卻毫無反省或警覺，仍繼續用華麗的口號進行大內宣，自稱跟得上國際腳步。這豈止誇大虛浮，根本是在欺騙百姓。

環顧全球，多數國家設定要在二○三○年達成減碳五十％的目標。相形之下，我國減碳不論在企圖心或實踐作為上，都難稱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蔡政府若不再做出改變，未來我國將面臨國際間愈來愈多的「碳排懲罰」，不但國際形象蒙塵，產品外銷國際市場時也可能遇到碳排壁壘。

減碳是跨國、跨世代的迫切承諾，政府必須從能源政策到產業政策做出務實的安排；否則空有目標，願景並不會自動實現。蔡政府的能源政策看起來已經走歪，再拗下去，我們就要面對國際懲罰與內部的代價。蔡政府的淨零政策仍是張空白支票，這是台灣應對氣候變遷最危險的事。

這次日本眾議院大選，自民黨是出乎意料的好戰果。過去兩年日本政府對於新冠肺炎的基本政策，是想在疫情控制與維持經濟活動之間取得平衡，疫情稍微改善就急著鬆綁推動觀光餐飲促銷活動，但鬆綁政策後的疫情往往失控嚴重，今年8、9月疫情顛峰期間，染疫民眾數超出醫院負荷能力，不少人是在無法接受適當醫療情況下病逝家中。

日本政府防疫政策的失敗，民意對自民黨高度不滿，迫使前首相菅義偉負起政治責任，在9月底自民黨總裁任期屆滿後宣布不連任。而贏得黨主席選舉的岸田文雄新首相也擔心夜長夢多疫情再起，趁著新內閣新氣象，民眾對自民黨的支持度轉好，就任首相十天後就宣布解散眾議院，創下日本戰後，最短命內閣以及解散後最快投票的兩項紀錄。

在此背景下，民眾對於防疫失敗的不滿選票，應該是在野黨收割的大好機會。在野黨也看好時局，全力搶疫情不滿選票。結果是自民黨比選前減少15席次，但是合作積極的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與共產黨，卻是各丟掉13與二席，在野黨可說是慘敗。

為何日本最大在野黨慘敗？主要原因在於國際局勢對日本國內左派政黨不利。近年北朝鮮不斷試射導彈，中國對於釣魚台步步進逼，加上上個月俄國與中國海軍舉行十艘軍艦聯合巡航。在國家安全情勢日趨嚴峻的情況下，日本左派依舊宣揚與美國保持距離的主張，自然得不到民眾支持。

相較左派在野黨的低迷，右派在野黨在這次選舉大躍進。國民民主黨從八席增加到11席，而日本維新會從11席暴增到41席，一舉成為日本第三大黨。維新會在此次大選成功，除了左派在野黨無法吸收不滿政府選票外，還有維新會的主要勢力來自大阪地區，而疫情中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維新會的副主席）對於疫情採取比中央政府嚴格的態度，獲得民眾好評，在吉村洋文的光環助選下，大阪府內15個選區的自民黨參選人全軍覆沒。

維新會吸票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岸田新首相的經濟政策不受財經界歡迎。岸田從選舉黨主席開始就鼓吹新型日本資本主義，強調重視分配，並且暗示要開徵新的金融稅，作為分配財源。然而金融稅話題一出現，就讓日本股市連日崩跌，財經媒體諷刺是「岸田驚嚇」。之後岸田封印了金融稅話題，但是新資本主義一詞卻讓日本財經界持續不滿，例如最大電商企業樂天的社長三木谷浩史就批判岸田的政策，擺明是搞社會主義。

在財經界不歡迎氣氛下，這次大選後期，岸田在助選場合，幾乎都已不講分配等偏左派的財經政策，但依舊讓財經界與資產階層對岸田不信任，其結果就是明顯流失政黨票。根據共同社的出口調查，這次各大政黨死忠選民的政黨票流失以自民黨最嚴重。

總結大選結果，日本財經界應該相當滿意。自民黨走過疫情的低迷支持，獲得絕對安定多數席次，意味今後日本政局的穩定，有利於財經政策實施。此外，原本岸田首相個人有左傾的經濟政策走向，然而他的理念不僅選舉中被財經界反彈，選舉結果也造成支持者流向右派在野黨的維新會。岸田非大破大立型政治人物，這次的選舉結果將會壓制岸田，之後不敢貿然實施過於激烈的分配或租稅政策。

選後岸田馬上宣布在11月中就會公布大型景氣復甦政策，隨著日本疫情明顯改善，穩定的政局下，預料今年冬季與明年春季，日本將會有一波後疫情的內需復甦景氣。

美國面對第一次「史普尼克」危機時急起直追，一九五八年就發射「探險者一號」人造衛星，開啟了美蘇軍備競賽。美國故總統雷根任內推動「星戰計畫」，更是將軍備競賽推到最高點，也因此拖垮了前蘇聯經濟，進而使得冷戰結束，畢竟當時前蘇聯的經濟總產值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

中共記取前蘇聯的歷史教訓，並未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雖然經濟總產值已是美國的十分之七，比起前蘇聯更有條件。中共領導人也清楚十四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相對就讓總產值略等於美國的五分之一，跟前蘇聯似又相去不遠。只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大帽子下，中共似不能不有所作為，試射超高音速飛彈應與此有關！

既然密利意識到解放軍現代化比預期更具威脅，在兩強爭霸的格局下，要說服美國國會投入更多軍費進行武器研發應不是難事，就看中共是否要奉陪到底！中共在各項發展過程中，確實掌握些許「後發優勢」，否則美國不會發動科技戰，然而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共已具備與美國一較高下的能力？

美國核彈頭有六千顆，是中共的廿倍，更遑論在海底匿蹤效果佳的戰略核潛艦，美國有七十六艘，中共只有九艘。

中共想利用後發優勢，減少對世界經濟、主要是美國經濟的依賴，避免在兩強爭霸中居於弱勢。這反映在外交上就是戰狼外交，中共在阿拉斯加對話直指「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說明準備放手一搏！

儘管拜習熱線時希望競爭不要升溫為對抗，中共更認為以競爭定位彼此關係之不當，不過國際格局日趨兩極，雙方爭霸態勢恐難稍歇。究竟誰會勝出？端視誰犯的錯少，尤其中共犯錯空間更小，否則難保不會步入前蘇聯的命運。

第一個建議是維護多邊共識。習近平指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是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基礎，各國應以多邊合作方式落實，而非由美國或任何國家說了算。習近平延續九月在上海合作組織的基調，即面對美國從「實力地位」出發解決國際事務的原則，以及對中國「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中國應保持制度自信，視其為一種霸權、霸道和霸凌。

第二個建議是聚焦務實行動。習近平強調各方應重信守諾，制定可行的目標和願景，根據國情推動應對氣候變化舉措，已開發國家不但要做得更多，還要為開發中國家提供支持。這個建議有兩大重點：

其一是不能「一刀切式」。北京強調，各國的發展道路和治理模式應適合本國國情，因此應由各國因地制宜自主安排。想要主導國際去碳化的美國，不能將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放在同一個天平。

其二是不能「口惠不實」。北京認為拜登政府雖然提出了二○三○年碳排放量減半，但沒有具體方案；如果共和黨再次執政，拜登的承諾可能隨時被推翻。此外，北京一方面呼籲各國應盡速推進全球碳市場體系的協商；另一方面呼籲以美國為主的已開發國家，應盡快落實二○○九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承諾的二○二○年前每年千億美金資金挹注，以協助開發中國家共同應對氣候變化，而不是轉嫁減排責任。

第三個建議是加速綠色轉型。習近平強調要以科技創新為驅動，推進能源資源、產業結構、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以及推動經濟社會綠色發展。中國大陸不但在二○二○年底，將單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相較二○○五年下降四十八點四％，超過向國際承諾的四十至四十五％目標；還提出二○三○年碳達峰和二○六○年碳中和「雙碳」目標，以及針對各重點行業的減碳行動方案。甚至寧願犧牲經濟增長也要落實「能耗雙控」指標。

習近平的三點建議，凸顯北京在氣候議題上與美國脫鉤的意圖；同時展現中國大陸想走自己的路，以及未來想主導全球綠色發展道路的企圖心。這三點建議揭示了未來中國大陸氣候議題的戰略。各界應持續關注。

一○八教改上路後，許多基層教師對於新課綱授課內容與素養導向的教育目標頗多微詞；又面臨一一一學測新制上路，考試制度變革大。針對學習歷程的部分，由於已綁定申請入學的占分比重，格外牽動考生、教師與家長的敏感神經。日前發生學習歷程檔案遺失事件後，早已讓人對此制度產生極度不信任感，在聽了總統與高中生論壇對談之後，更讓人深感失望。

針對蔡總統所說：「當學生的經濟地位不對等，教授應先去了解學生背景及家庭，並評估他的家庭養成過程，學習到什麼，現在學校教授應該都有這樣的認知。」由這段話來看，相信總統對於學習歷程在一一一學測中的重要性，並非十分瞭解。

實際上，學習歷程除綁定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成績採計外，教育部無視先前檔案遺失之疏失，進一步祭出罰則：若不配合辦理之大學校系隔年將面臨減招。要知道，大學教授在第二階段書審資料中，非但無法辨別學習歷程的真偽（是否代筆），更遑論深入瞭解學生家庭背景而做出妥適的評分。

學生所反映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等問題，切入點應是討論不同縣市、不同學校教學資源是否公平，才能讓評分機制有更公平起點。誠如台北都會區能與許多一流大學合作開出吸引人且內容豐富的多元課程，而一般鄉鎮型學校附近連所大學都沒有，該如何提供長期合作的教學資源？

總統在回應高中生的問題時，以如此不專業的態度回應，對於百年之計的教育政策、以及充滿雜音的新課綱與即將上路的考招新制，是否真有聆聽人民的聲音？

但中國駐南韓大使邢海明的一通電話卻洩露了南韓政府的外交醜聞。

邢海明質問南韓外交部為何不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發給盧泰愚遺孀的弔唁電報，南韓外交部雖對外解釋係因弔電陸續來自十餘國，因此稍微耽擱，但盧泰愚遺族聽了甚為不解與氣憤。韓國人開玩笑說，文在寅總統不是親中反美嗎？怎麼這次忘了習近平？在外交上確實犯了失禮。

其實，在南韓更正確的說法是，文在寅與盧泰愚不是同一個「顏色」。因為，文在寅討厭朴正熙、全斗煥及盧泰愚三位前後任軍人出身總統，大學時因喊民主反政府，甚至讓他坐牢。

因此，有人創造出一則南韓政局新笑話：生不由己，死也要找對政府。

這個魔術隨機挑兩名觀眾，個別說出心中所想的牌，請一位觀眾說一張牌（比如紅桃七），請第二個觀眾隨意說另一張牌（例如說方塊四），之後由第三位觀眾來發牌，方塊四就出現於第七張牌，最神奇的是魔術師在整個過程沒有碰觸到紙牌。

沒人曾完整地解釋巴格拉斯效應。魔術師們對於這效應是「受控的紙牌把戲」、「運氣的實例」還是「神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我們傾向相信這個效應是以上三個因素的結合。事實上這種效應沒有必要「充分解釋」，因為它是在適當的時候將適當方法彙集在一起的魔術技術，包括用語學（phraseology）、心理學（psychology）和觀眾管理學（management of volunteer）所產生的效應。因此追逐「方法」的解釋，是徒勞的，會落入下乘，缺乏想像力。換言之，重點不在於完整地解釋巴格拉斯效應，而是應由心理學理論的角度來探討如何掌握這種效應。一旦你明白這一點，發揮創意，就會有很多「方法」進行具備巴格拉斯效應的魔術。

根據上述思維來發揮巴格拉斯效應的魔術創意，台灣的魔術師也曾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二○一一年七月葡萄牙舉辦ＥＭＣ全球魔術高峰會，來自台灣的劉謙表演了「巴格拉斯效果」。當劉謙表演他的版本的「巴格拉斯魔術」時，八十六歲高齡的巴格拉斯本人也在現場。表演過程，劉謙距離撲克牌超過兩公尺，完全沒有觸碰紙牌。表演結束，全場魔術師報以如雷般掌聲。巴格拉斯寫了封信給劉謙，稱「You do it better than me!」巴格拉斯盛讚劉謙的手法巧妙，雖然和自己的版本不同，但同樣取得很好的視覺效果。

台灣年輕人的魔術創意，源源不斷。二○一七年七月台灣魔術師簡綸廷獲得ＦＩＳＭ國際魔術大賽冠軍，也是撲克牌魔術，令外國網友深感驚艷。二○一九年在Asia's Got Talent的演出播放於YouTube更獲得近八百萬點閱。

巴格拉斯效應或簡綸廷的創意，很適合成為物聯網課程應用範例，我要求學生發揮想像力，利用物聯網和心理學交互作用，產生類似巴格拉斯的效應，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作者為科技部前代理部長）

認識歐部長，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一九六八年，家父派駐玻利維亞大使館，我在當地高中畢業後，父親決定送我去美國念書。當時從玻利維亞飛往美國，要在祕魯待一夜才能轉機。家父擔心我人生地不熟，因此寫信給他在秘魯大使館的同事，請他來接機；那位同事就是時任秘魯大使館的三等秘書歐鴻鍊。

行前家父一再叮嚀，見到這位外交部的同事要尊稱為叔叔。飛抵祕魯一出機門，就看到這位年僅二十多歲的「歐叔叔」；他讓我在他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再送我去機場；臨走前，我向他鞠躬，說了聲「歐叔叔，謝謝您。」這是我們第一次的見面，也是我最後一次叫他「叔叔」。一九七四年，我進外交部服務，這時歐秘書已是榮獲十大傑出青年、外交部最年輕的副司長，「叔叔」現在已經變成了長官。

歐部長是位傑出的外交官，不但彬彬有禮，充滿幽默，更是待人友善，他的笑話功力更是一絕。我在擔任禮賓司司長時，歐鴻鍊時任次長，因為負責的是邦交國最多的拉丁美洲事務，因此應酬聚會也特別多。記得每一次陪同宴請外賓，歐次長都能在飯桌上以流利的西班牙文逗得外賓們哄堂大笑。但也因為這種拚命三郎的個性，讓身體長期勞累，他還曾在出訪中美洲時過度操勞引發猛爆性肝炎，送醫急救。但身體的警訊沒有讓這位外交官慢下腳步，康復後他二度出使我國最重要、人口最多的邦交國瓜地馬拉。

二○○八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後，想找歐大使出任外交部長，但擔心職務繁重身體吃不消，因此要我側面了解歐大使的健康狀況。我輾轉得知，歐大使每天下班打乒乓球，周末打高爾夫球；馬總統知道後馬上安排了與歐大使會談；原本沒有意願的歐大使，在與馬總統懇談後最終答應出任外交部部長一職，並在任內成就斐然。

我跟歐部長都是高爾夫球迷，多年來每周都會相約球敘；球場上經常可以看到我們幾個七、八十歲的老人，為了一兩桿而爭執，完全忘了外交禮儀。二○○九年歐部長退休後，閒雲野鶴，陪著夫人經常去美國以及日本與兒孫們團聚；當時我在日本任代表，當然少不了每次都要綁架一下歐部長吃頓飯，再聽他講講笑話。有次聚會，我特別請了我的機要秘書蘇啟誠來作陪；啟誠在席間透露歐部長是他的表舅，因為他娶了歐部長姐姐的女兒。歐部長當下大驚，原來自己的外甥是幾十年的同事！當時歐部長還責問啟誠，為什麼在任內時都沒有來看過這個表舅？啟誠則靦腆的說了一句「我們一家人都以部長為傲」。 啟誠謙虛憨厚的個性，格外讓歐部長開心。

歐部長這位盡責的外甥，後來晉升到大阪處長，卻因為「關西機場事件」遭到國內網軍的惡意誣陷、長官的苛責，導致這位極富榮譽感的職業外交官選擇在家中自縊以示清白。歐部長對此悲痛萬分，對啟誠所遭受的不平待遇更是極感憤怒；當時近八十歲的他多次公開為啟誠仗義執言，最後外交部還了蘇啟誠一個清白，認定他是因公殉職，但歐部長也因此遭現任駐日代表謝長廷一狀告到法院；經過長達兩年的訴訟，就在今年的九月二十八號，高等法院二審判決歐部長勝訴；雖然當時歐部長已經在加護病房中與病魔纏鬥，但遲來的正義還是正義，高院還了歐部長一個公道。相信歐部長與他的外甥在天國相遇時，彼此都會感到欣慰。

歐部長不但是我的長輩，也是長官，更是我的老友；五十三年前，歐鴻鍊部長在秘魯機場送了我一程，今天，輪到我送您一程，「歐叔叔，謝謝您！」

首先，若以英檢取代英文考試，恐加重教育Ｍ型化落差，損害教育人權，讓弱勢、偏鄉、非山非市地區學生的處境更加不利。相較於有能力多次報名、取一次最佳成績的高社經地位孩子而言，弱勢、偏鄉、非山非市地區孩子們恐連一次報名費都是極大負擔，等於在起跑點就輸了，無法擁有公平競爭機會。且英檢大都集中在城市地區應試，前述學生恐需長途跋涉，交通經費誰來負擔？長途移動中造成的身心疲累，會不會影響表現？

其次，現行英檢類型眾多，學校恐缺乏同時協助參加不同英檢學子的足夠資源與能力，亦恐加重考試引導教學及補習現象，學子壓力不減反增。而對都市學校來說，同時協助不同英檢需求的孩子已具難度，更遑論是師資不足且流動性高的偏鄉，更是天方夜譚。

事實上，日本文部科學省也曾經於二○一八年時計畫推動大學入學英語考科加採民間英檢成績，擬以民間英檢來補充現行考試制度的不足，目標是在二○二一年起改制實施的共通考試中，加採民間英檢成績，並於二○二○年先行辦理閱讀及聽力等二項加採英檢成績作為試驗。然而此項規畫飽受輿論抨擊，認為有圖利特定英檢業者之嫌，亦恐加重城鄉資源落差，因此延後至今仍未實施。

若政府執意推動以英檢取代學測，筆者認為至少應考慮下列配套措施：一是，各類型英檢級距及配分皆有不同，其間的相互接軌或一體適用應有合理的安排，以兼顧公平性；二是為落實真正的公平正義，應提供弱勢、偏鄉、非山非市地區學生額外的補助，包括檢定費用，以及衍生的交通費及旅宿費，而非齊頭式公平。

另外，為避免大學考招改制後造成的「一試定終身」問題，除英語外，同樣僅有一次考試機會的國文科，政府該如何處理？也應當有所說明。

蔡總統不能只考慮有錢人的升學，也需重視弱勢、偏鄉、非山非市地區孩子的處境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