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為協和電廠要從燃油改為燃氣，就要填海造陸建天然氣接收站，這會不會太荒唐？「三接」破壞千年藻礁，「四接」破壞七萬多株珊瑚，光為了蔡總統的能源轉型，珍貴的海岸一處處被破壞。接下來，台中港的「五接」還會破壞白海豚棲地，這代價「愛台黨」付得起嗎？

曾文生要台電「回去做功課」，說白了，就是把責任全部推給台電。但區區一個台電，哪扛得起蔡總統偉大的能源轉型政策？總統一個不務實的願景全都堆到台電身上，就算把它壓死了，也難以實現。那麼，曾文生為什麼不問一問經濟部的責任，不問問自己有沒有做好功課？

事實上，國家能源政策是行政院的責任，而電廠及建港則涉及經濟部、環保署權責，怎能都算在台電頭上？這似乎正是蔡政府的慣常模式：決策者出一張嘴，執行者被操到過勞死。四十六死的城中城大火，也就工務局長和消防局長下台了事，不是嗎？

為一家電廠建一個天然氣接收站，這是多愚昧的事！魯鈍卑微的台電，沒那個政治頭腦；不如曾文生自己做點功課吧！

自民黨這次能保持執政優勢，主要是首相岸田新內閣利用還有六成支持度的賞味期，當即解散內閣、重新改選國會，使自民黨的席次損失達到最小化。再加上岸田採取維穩、不躁進的經濟政策，並利用中俄聯合軍演、北韓試射飛彈導致社會緊張的氛圍，佐以對中國的強硬外交，成功讓傳統的保守派支持者歸隊。

這次，在野的立憲民主黨、共產黨、國民民主黨、令和新選組及社民黨等五黨組成聯盟，號稱「在野共鬥」，在全國兩百多個單一選區共推候選人，以避免在野互打。儘管合作策略頗具巧思，但因意識形態南轅北轍，選戰中屢屢出現貌合神離現象。例如，立憲民主黨的人不願幫共推的共產黨候選人站台，國民民主黨候選人則絕口不提與共產黨的合作。在野黨為了選舉而臨時送作堆，反而失去原本的支持者；像一向支持立憲民主黨的日本勞動工會總聯合會，便拒絕幫立憲黨候選人輔選。連鼓吹「五黨聯盟」的立憲黨黨魁枝野幸男，都僅以六千票的差距險勝。「在野共鬥」幾淪為「在野互鬥」。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不被看好的日本維新會，卻是大有斬獲。該黨在防疫一戰成名的副代表吉村洋文帶領下，提出積極改革路線，大膽與自民黨一對一捉對廝殺，成功吸納了反自民黨的選民。維新會在大阪十九個選區推出十五個候選人單挑自民黨，在「吉村旋風」下，維新會候選人全部當選，自民黨則全軍覆沒。其中，連自民黨幹事長甘利明都中箭落馬，成為自民黨的奇恥大辱。一躍成為第三大黨的日本維新會，也將成為日後左右自民黨三分之二修憲門檻的關鍵。

可見，自民黨善用國際形勢變化，而在野聯盟的貌合神離，是這次岸田內閣確保優勢的主因。先前，就是因為在野黨一盤散沙，讓自民黨能不顧民意的反對力推《特定秘密保護法》，將國家機密的定義無限上綱，嚴重侵犯人民知的權利。而日本維新會在「吉村旋風」下奇兵致勝，則證明在野黨只要有高人氣、接地氣的領導者帶動，仍可扳倒強敵。

從日本看台灣，國民黨自從二○一六年敗選以來，不但陷入九二共識的兩岸路線之爭，黨內更因大老門派各擁其主，所謂戰鬥藍、本土藍及張亞中藍路線互不相讓。國民黨內鬥內行，幾任主席都因私心或能力之限，一直無法有效整合。相對的，民進黨雖派系林立，對外鬥爭卻很團結。

此外，國民黨領導人多拘泥保守及穩重思維，欠缺群眾魅力，也不敢全力揮灑。標榜年輕化的江啟臣，在整體黨務布局上缺乏著力；得票率不到五成的新主席朱立倫，對黨內的人事部署思慮也不夠周全，才會發生郝龍斌拒任中評會主席之事。失去政權五年半後，國民黨不僅尚未做好內部整合，可見也未看清藍營所處的內外局勢。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民眾黨的支持度最近已略超車國民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警訊。

日本大選教會國民黨的事，就是要有魅力型的人物整合內部、審時度勢、召喚選民，才能使黨員團結一致，激發出全部的戰鬥力。

這次大會的最重要目標，就是到本世紀中葉，確保全球碳排淨零，設定不得超過1.5°C升溫目標，許多人都說，COP26將是拯救人類免於氣候災難的「最後一次機會」，但是環保專家的「悲觀警告論」，多次被政治人物所忽視。很多人擔心這次也不例外，將重演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的失敗。

歐洲國家目前減碳走的最前面，訂出高目標，譬如歐盟在2030年時，要減排61%，英國減排目標更達65%至75%間，但最令人失望的是兩個排放量最大的國家：美國與中國。

美國總統拜登之前曾承諾，美國的碳排放量將比2005年的水平減少50%，但這要靠1,500億美元的清潔電力計畫，透過補貼，讓國內的煤與天然氣電廠每年發電量的4%，用清潔能源來取代，可是由於國會反對，拜登在參加氣候峰會之前，這個計畫並未成形，拜登等於是空手而去。

中國大陸原本目標是「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近日開始嚴格執行，才發現目標與實際情況之間的落差，許多地方出現缺電、電價暴漲；COP26主席國的強生首相開會前，曾與習近平通了很久的電話，希望中國能將排碳量達頂峰的時間點，從2030年提前五年，但未獲習近平的承諾，習反而告訴強生已開發國家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

G20峰會正好在COP26之前舉行，其成員國的總排碳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三，原本被寄予厚望，可是7月的G20成員國環境部長集會，沒有達成協議，G20峰會雖然在聯合公報中，同意努力把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1.5度以內，卻缺乏具體行動綱領。

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並不是《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締約方，可以不受規範約束，但是依據國際能源總署2020年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統計資料，台灣2018年CO2排放總量為257.0百萬公噸，占全球排放總量的0.77％，全球排名第21位；每人平均排放量為10.83公噸，全球排名第20位。

氣候變遷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倖免，不只是會導致極端天氣與氣候異常，全球暖化將使融冰增加，導致海平面上升，根據預測，到了本世紀末最多可能上升2公尺，不僅許多台灣在南太平洋與加勒比海的邦交國，深受其害，台灣西部沿海低窪地區，恐怕也難逃淹水之苦。

在此同時，部分腳步快的國家如歐盟，已經在積極籌畫「碳關稅」，未來其他國家或地區要向歐盟出口商品，就必須付出額外的關稅。其實嗅覺敏感的台灣企業，老早就察覺到這個趨勢，全世界最重要的ICT產業都在台灣，當台灣電子公司的大買主，如蘋果、Google、亞馬遜等，皆積極響應淨零時，台灣不可能自外於全球供應鏈的「綠化」，這也就是台灣重量級的八家科技公司，包括：台積電、台達電、友達、台灣微軟、光寶、宏□、和碩、華碩，已經組成了台灣氣候聯盟，預備以集體的力量，因應未來的制度與市場變遷。

台灣因以火力發電為主，減碳政策並不積極，目前的減碳目標，以2005年排放量為基準，2007年碳達峰，到2030年時減排20%，我們認為是遠遠不夠的，尤其在COP26結果難以樂觀之際，台灣更要盡自己一份力。雖然加快減碳時間表，會衝擊到經濟，不過更重要的是，台灣是地球的一份子，應趁此機會向國際宣示，台灣會盡自己的義務，負起應當有的責任。

筆者大哥在十大建設時代，進入榮工處成為基層員工建設台中港。根據他的回憶，民國六十年代，從梧棲到大安，海邊沒有防風林，秋冬時節，海砂隨著季風吹來，伸手不見五指。最後下令種植木麻黃防風，當時榮工處負責種樹，台中港務局則定期灑水，這是台中港多處木麻黃防風林的源頭。

目前雖然公私團體、學校也植樹，但植樹除了選擇對的時節外，照顧樹苗比種樹苗更重要，卅年前筆者因參加社團關係，有一年以種樹做為社會服務，單位十分歡迎也全力配合。隔年再去看樹苗生長狀況，看到的竟是雜草叢生下的枯枝。

筆者當兵時在外島，外島樹林最初都是人工林，這些樹木是阿兵哥用臉盆盛水澆灌起來的，由此可見植樹重要，但定期的澆水及補植更重要，否則動輒上百、上千的志工心血是白流的。

早在一九九○年代，台灣已停止天然林砍伐，目前國內木材九十％使用量，是從國外進口，這或許會造成他國對該國天然林的濫伐，也會增加木材運送到台灣的碳排放量。如果我們不信任國家執法和專業運用的強度，忽視在地人對家鄉環境的重視，放棄政府早前曾投入資金和人力的經濟活動，讓這些超過四、五十年同樹種同林齡的過熟人工造林木，朝向衰敗的必然發展，這無疑是剝奪原屬於在地社區或者是當地原住民的工作機會，也導致這片林地沒有機會創造出新的棲地和物種，回應後代子孫的期待。

三年前，台灣開始執行的「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即在編織河川、綠帶的生物廊道，提升相關生態棲地功能。去年□動的生態復育計畫更是從在地性，關照森林被覆和林內質量的提增，這些國有公共空間的釋出，以及森林本金所產生的生態紅利，非但不損害森林環境的原有價值，還能進一步承載綠色經濟的有效運行，創造出公私部門和地方社區的長期合作關係，打造符合在地的森林管理最佳方式，找回偏鄉地區缺損許久的社會公平與原有權益。

宏國將於十一月底大選，前第一夫人秀瑪菈．卡斯楚在獲得在野勢力表態力挺後，支持率已與執政黨候選人阿斯福拉，不相上下，外界看好她將成為宏國兩百年來第一位女總統。果真如此，她不但終止國家黨十二年來的執政，更給人民帶來新希望。

卡斯楚是前總統賽拉亞的夫人，早年積極參與照顧單親兒童工作，在第一夫人任內，投入解決婦女感染愛滋問題。二○○九年賽拉亞遭軍方罷黜後，她領導國內反政府運動至今，期間參加過總統及副總統選舉，一直是被外界看好的政治明星。由於現任總統葉南德茲涉嫌多起不法指控，新冠疫情以來約四十萬人失業，連續的颶風造成約十九億美元的損失，政府卻束手無策，導致大量的人民北漂前往美國，給予卡斯楚登上大位的機會。

卡斯楚為了改善宏國悲慘現況，她提出內政要修憲與公投，外交要承認中國，司法要成立反貪腐委員會，經濟要減少貧困與不平等，其中外交轉向不但衝擊我國的國際地位，更是挑戰美國全球的抗中政策。

事實上，宏國邦誼不穩已不是新聞。近期而言，當薩爾瓦多轉向北京，葉南德茲在接受外媒訪問時，即表示不排除跟進。之後，宏國因得不到足夠的新冠疫苗，希望能在北京設立商貿辦事處，以便能獲得大陸的疫苗及經援。這兩次台宏危機皆在美國的介入下，暫時平息。

卡斯楚的總統之路並非毫無阻礙，首先外界擔心她會報復當年涉及軍事罷黜的人士，其次是走向委內瑞拉式的國家治理。對此疑慮，她清楚表示要與全國各階級、產業和行業，共同建立一個和解的政府，不會走向左派社會主義道路，企圖讓私人和外國企業放心，所以與中國建交並不代表向左傾斜。

卡斯楚與中國建交之說，可以有兩方面解讀。第一，她真的希望北京能提供宏國所需的經援，好好重建國家，因為拜登政府援助中美洲承諾，緩不濟急；第二，她知道維持台灣邦交國對美國聲望的重要性，藉由建交議題，以獲取美國與台灣更多的建設援助。無論她的盤算為何，宏國都是受益者，但對美國而言，有輸不得的壓力，台灣能著力之處甚少，恐淪為中美外交戰的代理人。

作為決定台灣人長遠福祉的執政者，實應拋開政治掛帥思維，務實以對。台灣急需的，是務實全面檢討相關政策，尋求適用的減排與淨零策略。

例如美國拜登總統在會上宣布，美國和歐盟倡議，已獲一百多國響應，在二○三○年前削減卅％的甲烷排放量。對此發展，台灣領導人必然要在土地管理、農業及石化工業等相關政策進行調整。

至於面對民間公投挑戰，與其視為強敵，不如樂觀的當作是讓台灣能源成功轉型，進而從全球減排末段班脫身的契機。否則將使台灣長期陷入「以煤養不出綠」的經濟與環境泥淖。

診斷台灣所處困境：用電持續成長，核電漸去、再生能源上不來，八九成發電將仰賴火力，發電成本將隨燃料價格上漲，空汙與溫室氣體排放也將持續上升。預計占五成天然氣發電，因天然氣接收站的藻礁與珊瑚礁等挑戰延宕，勢必仰賴持續增加燃煤。

蔡政府能源轉型目標為：二○二五年核電歸零，發電組合為天然氣五成、燃煤三成，其餘再生能源。從目前不計代價達標來看，注定不僅會使台灣更落後全球腳步，且將嚴重虛耗該保留的本錢。如今台灣急需對既有的能源政策好好診斷，對症下藥。

台灣最熟悉的日本，要在二○三○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降低四十六％。十年前經歷福島核災浩劫的日本，發電能源組合：廿至廿二％核電、卅六至卅八％再生能源、一％氫與氨，其餘為火力發電。

相較於預設的全球再生能源占比五十％目標，台灣再生能源須大幅調高。而達此目標，首須積極追求能源效率最大化。各國能源轉型的最大共識是：有效減排進而達淨零的關鍵，在於能源效率。當年蔡總統提出「省下一座核電廠」以達零核。上任五年交出的成績卻是：用電提高六點一％。

能源轉型不能只著眼發電，工業與交通等皆須並進。像是交通，除了電動車，其他如零排放公車、共享運具、單車及步行的持續創新與投資，同樣重要。

天然氣勢必扮演轉型的橋接角色。顧及價格與供應導致的不確定性，台灣亟需建立具彈性的接收、儲存與配送模式。多樣、具彈性且方便的浮動接收站可扮演此關鍵角色，取代目前的固定陸基接收系統。尋求適格的合作夥伴，可確保成本效率及可靠運轉。

針對進展受阻的離岸風電，值得留意的是，大陸離岸風電今年已超越英國領先世界。而相較於以海纜送電上岸，以風電生產氫與氨在大型車輛上，更具應用潛力。

此外，消費者終究是減排的關鍵，欲達淨零，便須從民眾的旅行、住家及採購等生活型態作根本改變。而克服作出永續選擇的障礙，也唯有靠政府。

考古證據表明，中華大地先民早在八千多年前就開始養豬了！學者利用牙齒特徵區別野豬與家豬。新石器時代成年野豬第三大臼齒長度為四十五毫米，河南舞陽縣賈湖遺址八千年前豬臼齒平均長度為四十一毫米，到了三千八百年前，青銅時代只剩下卅三毫米了。所謂「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從野豬變家豬，是以牙齒變小為代價的！

江南養豬開始稍晚，最早的豬牙齒在浙江跨湖橋遺址發現，年代介於七千到八千年前，這個年代稍早於附近河姆渡稻米部落興起。

「養豬」本身也有個發展歷程。最初，豬和鹿等野生動物被捕獲而圈禁豢養，是一種儲存新鮮肉類的概念，到了六千多年前，豬的管理才進到以飼料餵養的徹底馴化，家豬與野豬正式分家，這與農業生產工具進步，與人口增加相關。簡單說，歷史長河裡，八千年前豬闖進人類生活圈係出自於彼此雜食性好奇，演變至今，已成為人類饕餮工業所必須。

台灣台南左鎮地層曾發現野豬化石，年代約為八十萬年前，是冰河時代海面下降時由大陸遷徙來的；這些野豬可能就一直留下來，演化成現今台灣野豬特有亞種。台灣史前人類遺址也有豬骨與豬齒出土，是野生捕獲或圈禁豢養一直成學術界爭論焦點。有一派認為家豬是在一千五百年前由中國東南隨移民遷徙入台。另一派則根據菲律賓呂宋島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有家豬遺存與紅彩陶，認為係由中國東南先民於三千五百年前，經由台灣東岸傳往菲律賓，並進一步散播，成為南島民族養豬先河。這條思路另有南島語言、狗與雞的豢養遺存，以及陶器文物為旁證。

中國俗諺罵人懶是這麼說：「種田不養豬，秀才不讀書」。時至今日，養豬已規模化，考古也科學化，秀才們正努力讀書，透過對豬的研究梳理中華先民與南島語族間「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

這時節，科學擺中間，政治放兩邊，中國豬源遠流長，應與統獨無關。

（作者為台大永續地球尖端科學研究中心兼任教授）

蔡總統說法固然引起廣泛討論，然對本文來說，究竟美軍是「駐台」，還是「助台」？在文字及語意表達上，有相當程度差異，從歷史的角度來說，美軍曾經駐紮台灣，但已是四十餘年前的往事，如今台美軍事交流，多以不公開、訓練、國軍派員受訓等方式為主，美軍早無派駐大量部隊在台灣紀錄。

根據史料紀載，美軍常駐台灣時間點，約在一九五○至七九年間，然自七○年代末，美軍早全數撤離台灣；美軍撤離是為了兌現與中國大陸「斷交、撤軍、廢約」之承諾，更是為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之所需。

多年來國軍派駐美國的目的，幾乎以訓練、交流為主，包括空軍F十六戰機飛官赴美接受戰術飛行訓練、特種部隊前往美國訓練等，皆為台美雙方檯面下的交流紀錄。國軍許多優秀將領，幾乎都有赴美受訓經驗，回國後幾乎擔任重要官職，台美軍事交流不但是精進國軍戰力，更是國軍培養人才的重要途徑。

總統刻意將台美軍事交流浮上檯面，雖說其事實早為眾人所知，但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同時正值兩岸關係不佳狀態，實在是沒有必要刻意渲染。當台灣選擇將台美關係交流公諸於世時，縱然政府毫無惡意，但對於兩岸關係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短期內兩岸仍舊處在高度冷合的狀態，絲毫不見有任何和平對話的空間與可能。

首先，為因應新制，將新增五個後備步兵旅，負責教召任務。但是新增單位人員必須從現有部隊大量抽調，將使原單位人力更加吃緊。

其次，新制教召時間加長，課程必將更為充實與多元，新增後備旅軍士官是否具備這些專業職能不無疑問。如何自我要求，以便有效集訓大量受教兵員，也是一項重大考驗。

更重要的是，現行義務役役期僅短短四個月。對於真正戰鬥技能訓練全然不足，基礎不夠扎實，服役期滿後回到民間必然全忘。即使重新教召十四天，又能如何強化後備戰力呢？

役男服役前已有心理準備，即使有工作，也必定早有配套因應安排。倘若延長役期，當不致造成各方甚大困擾。相反的，貿然延長教召時間，必對相關各方造成較大衝擊。國防部何不再做審慎規畫，酌情延長役期，並將教召化整為零，分次辦理，既可擴大成效，又能減低困擾。

首先是動員兵力人數。九月廿七日，軍方於立法院說明在廿四小時內於緊急命令發布後，可動員廿一點五萬名後備部隊。就以這廿一點五萬名後備部隊來說，動員後所有人員的制服、個人裝備含頭盔、土工器具、急救包、單兵彈藥攜行量、小團體武器如迫砲砲彈等，相關經理庫房、庫儲設施、彈藥庫彈藥數量，軍方有無準備足夠額度？

其次是這廿一點五萬人的交通運輸工具與通訊設備，若一線部隊無法提供輸具或是支援，這些輸具就會從「車輛動員」這部分去著手，也就是說戰時軍方除動員人力外，也會動員民間車輛。動員後的部隊各單位的通訊設備，與上級單位的通訊，甚至是與友軍單位的協調、構聯，那是另外一個軍方要準備的方向，但現況卻是軍方通訊設施的妥善率與堪用率，外界普遍不看好。

但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動員這兩個字與意義。陸軍部分單位因為訓練期程短、裝備較海空軍簡單，因此確實有可能在短時間內，透過動員制度獲得大量兵員，但充其量為步兵單位；海空兩軍種的動員兵，即有可能在一線海空軍裝備被打殘，或是無裝備可用的狀況下，被編入「輔助軍事勤務隊」，從事比較需要人力勞動的勤務，例如跑道緊急搶修等勤務。

總的來說，目前後備動員制度，無論是七天還是十四天，軍方期望的是經過簡單的專長複訓後，可以獲得一批戰鬥步兵，從事灘岸守備與城鎮作戰，協防守備部分會與作戰區機步單位配合，遂行「拘束」作戰。

後備部隊還有一個專有名詞—戰耗梯隊。全體國人不是沒有保家衛國的決心，相信看到戰耗梯隊這詞時不會心驚膽跳，也會聞令接受教召，但問題是軍方究竟要動員多少人力，要打怎樣的作戰型態，相關的經理裝備、械彈、輸具、通訊設備有無準備妥當，卻常常以機敏為由不願對外說明，在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狀況下，即使動員二百萬人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