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吉仲既不是外交部長，也不是經濟部長，他卻用外交及經濟觀點談萊豬，根本是角色錯亂。不僅如此，他的常識也有問題：美國又不是CPTPP成員，台灣能否加入這個協定，怎麼會受反萊豬影響？

更好笑的是，他的類比法簡直邏輯不通。陳吉仲說，台灣一年賺美國五三○○億元貿易順差，如果我們不進口萊豬，美國人不會生氣嗎？事實上，若要論貿易順差，台灣最大順差國是中國大陸，今年前十月我們就賺了對岸三﹒八兆元，約為美國的七倍。但蔡政府有在怕中國生氣嗎？

沒有，台灣不在乎！我們不僅賣有介殼蟲的水果給對岸，被退貨還狀告WTO，陳吉仲一派盛氣凌人。請問，我們向東看那麼卑微，向西望如此傲慢，這符合國際的對等遊戲規則嗎？

陳吉仲不關心萊豬對農民的衝擊也就罷了，他對民眾的健康也漠不關心，硬說這不是食安問題。且看，大陸並未禁美豬，他們只要求萊劑零檢出，美國養豬場即主動改變飼養方式，出口「無萊美豬」給大陸。彼此互惠，才是雙贏。

平時有小英光環護身，沒想到陳吉仲一辯就破功。

過去民進黨對反核、廢核四用的是兩張牌：第一張是環保牌，訴諸核電廠興建和運轉過程對環境的不利影響；第二張是恫嚇牌，誇大核能危險性，或者說核四廠是「不安全的拼裝車」、核廢料無法處理等。這些論述在二○一一年日本福島核災後達到高峰。在全世界反核風潮及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絕食要脅下，二○一四年馬政府決定封存核四。民進黨再度執政後，將非核家園當成施政綱領，反核、廢核四儼然成了主流民意。

但在全球暖化和發電成本等多重考量下，各國都已重新審視核能價值，甚至視其為綠能之一。就連遭遇福島核災的日本也逐漸重啟暫停的核電廠，法國和英國更宣布了新核電廠的興建計畫。走出反核激情，全世界包括台灣，民眾也開始較能理性看待核能存廢。

由於蔡政府綠能進度嚴重落後，加上近年多次大停電，又逢全球減碳壓力排山倒海，台灣民意對核能的惡感逐漸逆轉。二○一八年「以核養綠」公投過關，即是一次覺醒；近期「重啟核四」公投民調，「同意」也超過「反對」，顯示民進黨的環保牌與恫嚇牌已漸失效。

民進黨反制「重啟核四公投」，又打出第三張牌技術牌，說重啟核四會面臨許多技術問題，曠日廢時且耗費大量成本。在辯論時，經濟部次長曾文生就是恫嚇牌和技術牌盡出。但二○一九年台電說重啟核四需要七年時間，二○二○年謝曉星說需要十年，曾文生辯論時還引用這個十年的說法；但謝曉星卻已跳躍至「可能性零」的結論。隨興喊價加碼，完全失去專業立場。

公投是民意的展現，但二○一八年民進黨公投挫敗，蔡政府就把公投當塑膠，把民意當空氣。事實上，公投對法律的創制與複決，位階凌駕現有的法律；對政策的創制複決，則位階凌駕既有政策。一旦核四公投過關，就不再有「廢核四」問題，至少在法定二年時限內，政府就是必須執行「重啟核四」。然而，謝曉星的談話顯示，民進黨仍將重施耍賴故技。

謝曉星曾經表示，自己在接掌原能會前對核能立場中立，但接任後態度反核；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要推動非核家園」。換句話說，謝曉星已然自居「太上公投審議委員會主委」，直接否定核四重啟的執行可能，旨在執行蔡政府政策。但如果公投過關，謝曉星還要「貫徹民進黨理念」，只有下台一途。

四大公投案中，以核四案重啟分歧度最高，也是蔡政府最容易操作的一項。因此謝曉星表態後，監察院隨即通過糾正案，否定二○一四年馬政府的核四安檢結果。儘管監委稱與公投無關，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監察院主打「過去安檢不合格」，謝曉星主打「未來審查不會過關」，是「上下游一條龍」，角色一致，都為技術性反核四重啟埋伏筆。

以民進黨的政治操作手段，核四公投過關後拒不執行的可能性極高；而公投結果兩年效期，又恰好遇到二○二四總統大選。如果民進黨漠視公投結果，民眾別無選擇，只能在總統及立委大選用選票再複決一次了。

所謂的貨幣政策架構是指央行建構一套明確的制度性安排，即可動用什麼工具、透過何種操作程序，來實現最終包括穩定物價、協助經濟成長等目標。其間，央行應藉由設立明確的短期目標（包括操作目標、中間目標），以強化央行與外界的溝通，引導外界的預期，並促使央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提高透明化與權責化要求。

我國央行長期以來均採取貨幣目標化機制，也就是以貨幣總計數M2的成長速度做為貨幣政策架構的主要中間目標，央行逐年設定成長目標區間並藉由各項操作達標。但自總裁楊金龍於2018年上任後，央行已從2020年起將M2的「成長目標區」調整為「成長參考區」，且不再逐年設定目標區間，這也是歷來央行貨幣政策架構最重大的一次變革。

有別於美國聯準會（Fed）等世界多數央行所採行的「通膨目標化機制」，或是歐洲央行（ECB）以中期物價穩定為導向、結合貨幣分析與經濟分析的「雙支柱」貨幣政策架構，經過不斷的摸索，央行現今認為，對於台灣這種小型開放經濟體而言，理想的貨幣政策架構，「須採具彈性的物價穩定定義、充分考量匯率的影響，並以總體經濟穩定、金融穩定與匯率穩定的三支柱為基礎」。實務決策過程中，除了M2，央行同時還關注經濟成長與通膨預期、產出缺口、利率、匯率及資產價格等重要經濟金融指標。

我們同意，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短期貨幣成長對物價的預測能力弱化、穩定物價作用漸趨模糊，央行貨幣政策架構不必再以M2為倚重的中間目標。但央行將M2成長目標區改為參考目標區以來，M2年增率已連續14個月大幅偏離6.5%的參考區間上限，即使只是「參考」目標，如此離譜的偏離亦未見央行置喙，至此央行現行所謂「彈性的貨幣目標化機制」，根本已名存實亡。

果真如此，央行應在此一政策架構調整即將屆滿二年之際，明確檢討及釐清未來M2在貨幣政策架構中扮演的角色，甚至考慮擴大參考目標區間，或是不再設定及公布參考目標區，避免一再偏離的數據造成市場對貨幣政策走向的錯覺及誤判。

貨幣政策架構必須具備彈性，有助於強化央行與外界的溝通、引導外界的預期，並促使央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提高透明化與權責化要求。但現行央行新建構的貨幣政策架構，所關注的政策指標實在太多，且這種要兼顧利率、匯率、貨幣及物價的多元目標機制，至今仍交代不清彼此之間的關聯性及操作上的相互影響關係，可謂「失焦」更甚於「彈性」；樣樣要顧的結果，最後也可能成了樣樣難顧。

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經濟新常態，貨幣政策架構不能故步自封，需要更複雜及精細的設計，且在理性預期理論之下，強化央行貨幣政策的透明化及擴大對外溝通，的確有助於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但透明化及擴大溝通的前提是，央行自己要先說得清楚貨幣政策架構的合理性，還有各項政策指標間的關聯性，乃至應該提出明確可研判央行意圖與方向的短期目標，讓各界可資預期，不能僅靠自由心證的「彈性」定義或各界無從聚焦的多重操作目標，就此模糊及搪塞了央行的政策可究責性。更者，檢驗貨幣政策架構的良窳，即當風雲驟起之時，央行要能夠據以拿得出積極與超前的政策作為，而非只是坐以待變。

從我熟悉的反萊豬案來談，反方迴避食安問題，一直以加入CPTPP需要遵循國際規範來支持開放萊豬，是張飛打岳飛。我們因美國的關切強行通過開放萊豬及其產品，且開放卅月齡以上的牛肉進口；這是非常嚴肅的食安議題，政府卻以加入CPTPP為理由來宣傳，完全在欺騙國人。

首先，美國不是CPTPP成員，怎麼說拒絕美國的要求會影響我加入CPTPP？況且目前成員國也有拒絕萊牛國家，比如紐西蘭、澳洲，大多數國家也都在國內禁用萊劑，這些國家怎麼可能會因我國拒絕萊豬而成為入會障礙，政府不老實的說法是在糢糊焦點。

二○一二年我參與開放萊牛的過程，感受到在野黨的強大杯葛，甚至大於美國的壓力。記得當時，占據立法院六天五夜癱瘓所有議程，在保護國人食安，今昔對照讓人憤怒。食安問題不問科學證據，反用政治方式解決，這是國人的悲哀。

辯論攻防開始，就在爭議萊豬=美豬。記得當年，就是民進黨說萊牛=毒牛，當時就是開放美牛，直到最近行政院發言人還誤以為美牛=萊牛而辭職道歉，就可以知道究竟誰才是模糊焦點，打迷糊仗的始作俑者。

從食安觀點談開放萊牛和萊豬的不同，二○一二開放萊牛有「安全容許、牛豬分離、強制標示、排除內臟」四項開放原則；但二○二○年的開放萊豬，沒有任何原則可依循，各地方政府若要制定更嚴格的規範一律不准，視地制法為無物，把國人食安問題拋在腦後。

這次開放萊豬及產品就包括豬內臟，而內臟萊劑殘留量是豬肉的二至十五倍，而且美國很少食用豬內臟，都做為飼料，因此食安標準寬鬆，這二年進口的豬內臟約占進口總量的廿至廿五％，這些都不可含萊劑；一旦鬆綁，豬內臟含萊劑的風險是很高的。

萊豬的開放，其實對於我國加入CPTPP沒有任何幫助與意義，只是徒增國人食安的風險，政府實在應借公投來解套，不應該一直錯下去。

還記得二○一八年的公投結果嗎？雖然獲得多數同意，但行政部門竟以拖待變，或不遵從公投結果，人民卻拿不遵從民意的政府沒轍！

為了防止政府對公投不認帳，或鑽漏洞，應速修「公投法」，把相關規範更明確地強制入法，以提升法律效益，國民黨等三個在野黨立委都支持修法，強制政府要兌現公投結果，且要定期公布執行現況。

因為只要回想二○一八年的公投結果，就讓多數民眾氣憤，當時政府用間接方式或自行文字解釋，且採投機取巧方案迴避公投結果，一味堅持原本政策方針，讓人民無可奈何！

如今根據民意調查，公投四案中，至少反萊豬案和護藻礁案過關的希望很大，因此推公投修法的必要性也更形強烈，但願在野黨要積極催促修法，別再讓政府黃牛！

監察委員於記者會中公布《台電奇異核四仲裁案調查報告》，歷經兩年調查後，監院「精心雕琢」出意在打擊核四的報告，著實不易。

明明是台電向奇異公司「反請求」的國際仲裁案，監察委員竟能從商務求償行為中，自行「推理」出核四當時仍有諸多安全問題未解決、燃料裝填不可行，並提案糾正七年前的經濟部與台電。

從監院的報告可知，台電四十三筆反請求事項中，僅有四筆獲得仲裁法庭判定勝訴，其餘盡皆敗訴。仔細檢視這些反請求事項，絕大多數均發生在二○一三年的安檢之前或安檢初期。

台電與奇異當年對於部分系統與設備的運作規範，出現不同見解，雙方僵持不下；台電礙於工程進度要求，只能在爭端未解的情況下，持續自費進行安檢工作，並於試運轉測試完成，所有問題解決後，向奇異檢據求償。核四封存後，奇異控告台電違約並求償，台電因而提出反請求，期望降低賠償金額。

舉例其中一筆，高壓注水泵於安檢初期被發現低壓運作時的流量不符要求，奇異認為燃料裝填前非關緊要，「核四安檢專家監督小組」則認為必須立即改善，台電於是自費運至蘇格蘭進行調校，完畢後運回台灣，也通過了試運轉測試。此筆費用的反請求，仲裁法庭判定台電勝訴。

監察委員耍奸巧，故意引用過期資料，忽略各項問題業已改正的事實，並把商務仲裁結果逕自擴充解讀為不符安全要求，意圖恐嚇之外，還貶抑現場人員努力執行安檢與試運轉測試的成果，令人髮指。再者，報告公布時間刻意選在公投之前，卻還對外宣稱無關政治，行政中立蕩然無存，舉世簡直無出其右。

另一方面，上周六的「核四重啟公投案」意見發表會，反方代表之一行政院由經濟部次長曾文生上陣，論述內容延續反核方一貫的恐嚇基調，核災難逃、地震斷層、設備老舊、核廢無解，提不出科學根據並遭逐一破解後，最後竟然訴諸社會倫理，也是一絕。

曾文生在發表會中甚至加碼甩鍋兼搶功，雖然執政黨擅長如此，眾人見怪不怪，但誣指「前朝執著核四導致缺電」，誇口「蔡政府任內最多發電機組商轉」，倒真是更上一層樓了。

首先，蔡英文當年競選總統時侈言，「沒有核電也不會缺電」，現在面臨核電除役帶來的供電吃緊窘況，非但不思自身能源政策躁進難行、漏洞百出，反而急於諉過卸責。

其次，一部發電機組從規畫到商轉至少八至十年，在職多年的次長難道不知，他口中的蔡英文執政機組商轉數量最多，難道不是前朝政府的功勞？反觀蔡政府，究竟規畫了多少新增機組留給接任者？搶功過頭其實反而自曝其短。

蔡政府逢核恐嚇、爭功諉過、愛耍小聰明，一旦習以為常，被人民看破手腳只是早晚的事。

許多自住與投資客擔心未來房價持續上漲，紛紛搶進，造成銀行估價跟不上房價，聽說還有建商封盤延後銷售。如此瘋狂購屋行為，完全無視未來長期利率及房價可能變動的風險，以及未來高房貸的長期償還壓力，更別提未來小宅化與高空屋率產生的居住品質不良困境。

面對當前房市過熱可能失控現象，令人擔憂。一般年輕人光是為自備款就得準備十多年，然後接下來廿年的貸款壓力，如此努力「拚房」卅多年的屋奴壓力生活，就為了擁有一棟自己未必舒適的小舊房子，是否值得？

另外，投資客認為未來房價還會持續上漲，現在不買，以後不但買不起更賺不到，全力拚命「賭房」。萬一外在政經環境改變，或是買錯產品或區位，買房賭輸了，一生陷入困境，是否賭太大了？

最近十月物價的「年增率」已達二點五八％，但相對房價第三季的「季增率」即高達四％，面對通貨膨脹及其預期心理，又在當前極低利率情況下，加遽資金移轉到房市熱潮，房價短期快速上漲。然而面對國際資金收縮與利率調升，以及國內實質負利率的雙重壓力下，未來房貸利率逐步調升將勢不可擋。屆時房貸負擔增加，自住購屋需求減少，房價下跌趨勢浮現，投資需求也無利可圖而轉為拋售供給，如此供過於求反轉力量將逐漸顯現。因此，央行總裁最近在立法院宣稱「房價軟著陸並非不可能」，是很有可能發生。

最近財政部長在立法院也宣稱「囤房稅不是（打炒房）萬靈丹」，雖然我完全同意此說法，但部長沒有講的後半句是，「（打炒房）沒有囤房稅萬萬不靈」！好在部長承諾會評估「房屋稅最高稅率調高和最低稅率下修方向」，三個月內提出報告。雖然不知道報告結果如何，但根據學術界長期跨國比較研究，台灣房地產的持有成本極度偏低不合理，導致嚴重囤房炒地的現象，已相當明確。

我以自己賣掉原本三戶換到這戶自家的最近收到稅單為例。今年房屋稅一萬五千多元，地價稅五千多元，合計二萬一千多元，僅占房屋價值的百分之零點零五。這相較於美國百分之一∼三的房地產稅，簡直是天壤之別！另外，我今年的汽車燃料稅與牌照稅合計一萬七千多元，占汽車價值的百分之一點六六。換言之，房地產的持有成本僅為汽車的百分之三，這也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同時，自家房屋和土地的評定現值僅占市價的百分之十，稅基明顯偏低；而房屋稅竟是地價稅的三倍，完全和學理上高地價稅、低房屋稅，以促進土地使用效率原則相違背，難怪台灣囤房炒地如此嚴重。

根本解決之道，政府必須展現健全房市的具體作為，從金融、稅制及市場機制全面努力改革，抗拒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壓力，多管齊下，讓人民相信政府打炒房決心，才能去除房價「不合理還會再不合理」的預期心理，讓房價逐漸回復正常合理水準。

很誠實地向大家坦白：我精讀的第一篇英文科學論文，就是在大四的專討被「逼」去找、去念。如果當年專討不是必修，我根本不會去讀英文論文。原因很簡單，只因研究所的入學考試不考。但說也奇怪，當我花了一個月查書、查字典，硬著頭皮讀完論文，加上土法煉鋼做了投影片，原先那份對英文論文的排斥感與恐懼感，竟然消失了大半。對爾後研習科學論文，有莫大的助益。

在這幾年，我觀察到不少研究所的專討，竟採「集體報告」方式，通常由三到五名同學合力報告一篇論文，美其名可提供相互學習之機會，但實質上同學大多「自掃門前雪」，顧好自己負責的部分而已。因此，第一位同學通常僅熟悉背景介紹，對實驗結果和數據重要性，皆甚為生疏。類似的慘況亦臨到負責其他段落的同學。但更慘的是，同學竟沒有察覺到這對獨立研究、思辨之能力，已造成莫大傷害。講白一點，缺乏解析「原汁原味」數據之勇氣與經驗，念碩一、碩二很可能只是大五、大六之延伸。

另一專討的迫切危機，即是與報告內容的疏離。有時我聽完同學報告論文相關實驗的當下，我都不免起疑：這真是他做的嗎？我幾乎聽不到實驗設計的邏輯，還有主題的重要性，更遑論箇中的巧思與趣味；倒是隱約嗅到同學想表達的無奈、無助、無聊。相類似的情形亦發生在報告科研文獻的專討，不少同學「行禮如儀」地讀稿或念圖，令人感受不到重量級論文的重量，更感受不出同學到底學到了什麼。

面對第一個危機，建議授課老師多讓同學有獨當一面的機會，擔綱整篇論文之報告。同時，鼓勵同學多挑戰研究論文（research paper），而非綜合論述（review paper），方能真正提升解析數據之能力。綜合論述所展示的圖表，大多為跨論文之數據整合，雖有利於短時間內汲取知識，但卻無法提供同學第一線咀嚼數據之訓練。至於要消弭與報告內容間的疏離，依個人體驗，唯有對計畫「投入感情」，方能對數據「有感覺」。要與計畫培養感情，需倚賴一次又一次的真誠思辨，挖掘實驗的優點與待加強處，方能在專討中真實又有條理地闡述。當然，也包括分享令人難忘的實驗突破經過。

由於篇幅的關係，我無法和大家分享生平第一次的英文專討，同時也是第一次的國外專討。但我還是難掩興奮地告訴大家：自從那次專討後，我在劍橋的朋友突然變多了！相信無論在人文或自然科學領域，專討都是專業溝通的絕佳管道。只要秉持勇敢認真的精神，每一次的專討準備與現場報告，都將是您重大的進步與蛻變。

（作者為台大教授、出版中心主任）

台灣的教改成功了嗎？根據許多研究報告和民意反映，很難說「是」。我們可持平地說：雖未正式宣布失敗，但確實尚未成功，而且問題重重，亟待重整。以十二年國教而言，原給教育革新帶來極大希望，那知爭議不斷。學習歷程檔案的設計，即其一端。學習歷程檔案作為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一環，是好事；和大學入學掛勾，就是壞事了。個人也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

二十多年來的教改可說是充滿變動性和不確定性，如今猶在築夢、逐夢中。著名史學家許倬雲院士早在二○○三年「也談教改」一文中，指出教改最大的失誤，是在整個改革過程中，缺少評議與試驗，的確一針見血。換言之，教改的程序出了問題。

照理說，若干重大的改革，如廣設高中和大學、多元入學、師資多元化，以及曾經風光一時的建構式數學、剛退場的九年一貫課程、剛上場的一○八課綱、目前炙手可熱的雙語國家建設、本土語言政策等，都應該審慎研議並追蹤後效、適時導正，但我們有這樣做嗎？

如果學者專家們努力研究的成果不受重視或未加梳理應用；如果改革過程中不獲教師、家長和學生的認同；如果教師本應是改革者卻成了被改革者；如果改革的結果是升學補習班不減反增；如果師資多元化後產生五、六萬名的「流浪教師」之亂象不能解決；如果改革的結果是學生更不快樂、程度反而下降、畢業後沒頭路、窮孩子和偏鄉孩子在學習上更弱勢了，社會階層化加劇了…，那麼改革本身難道沒有問題嗎？主導改革者難道不必負責嗎？

個人深深覺得，台灣教育改革最大的失策是：教改與教育脫節、民粹掛帥、目標迷失、決策過程失當、政策搖擺不定、缺乏效果評估與檢討機制。這些都跟教改過程中缺乏客觀嚴謹的管控和審議有關。

李家同教授二○一四年出了一本書《教改休兵，不要鬧了！》，或可反映普羅大眾的心聲。他認為教改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抓到真正的問題所在。教改的全副精力幾乎都放在入學方法上，從來不碰教育的根本問題（如提升弱勢孩子的程度，減少城鄉教育差距）。他呼籲：入學的方法最好不要再改來改去，造成大家的困擾了。言下之意，與其「亂改」，不如「不改」，以免愈改愈亂，入學制度尤其如此。李教授的批判雖然稍嫌嚴厲，但並非無的放矢，可謂語重心長，值得「教改人士」深思。欣見十三日李教授在民意論壇發表「是應該通盤檢討教改的時候了」，個人深以為然。

教改工程要避免成為豆腐渣工程，從構圖到施工、監工、完工，一定要全面品質管理。其中，已醞釀廿餘年、各界期盼已久之超然、常設的中央教育審議委員會（中央教審會），即是當前教改所缺的品質管理重要機制。在此再次呼籲，為免教改成春夢，衷心盼望朝野有力人士共同努力，促使中央教審會早日設立，為未來的教育改革嚴謹把關，為台灣的教育發展寫下新章。

十月十二日美國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林碧瑩與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塞克斯，於《外交事務》發表〈如何防止台灣意外發生戰爭〉指出，基於兩岸五年多來缺乏溝通渠道，「北京和台北距離公開衝突只差一個錯誤」。因缺乏「中間路線」思維，處處可能爆發兩岸危機風險的因子，不在於來自中國大陸立即的武統，而是來自所引發的致命事故或誤判。

北卡羅來納州戴維森學院東亞政治學教授任雪麗曾撰文指出，台灣見不到「中間路線」，並直言台海前途令她深感憂慮，美中台三角各自局勢混沌不明之際，管控好三方關係是重中之重，但「三方似乎都不在完成這項艱鉅任務的有利位置上」。

美國經濟學家賀特林在一九二九年提出「向中間靠」的理論，認為在一條長路上，開超市的最佳地點就是在這條路的中間，因為可以節省顧客的交通費。

如果以這條長路來比喻台美中的三方關係，兩頭的顧客，來自西方者是美國，來自東方者是中國大陸，台灣應該擺在這條長路上的西方或東方，還是取得中間的有利位置呢？

然而，近期台灣執政黨始終堅持依靠西方的戰略思維，並且畫地自限於這條長路上的西側；其所凸顯者，正是台灣乃西方世界圍堵中國大陸的重要戰略前沿，其所獲得的戰略利益是來自西方的安全保證。但阿富汗的迅速解體已經引起人們對美國信譽的抱怨，誠如史蒂文．厄蘭格八月十三日在紐約時報所言，美國在阿富汗的撤軍，加劇了川普時代創傷，並強化了美國對其盟國的支援不是無限的觀念。

「向中間靠」的經濟戰略理論所以有效，不僅考慮到「適不適配」某黨某派的問題，更考量到戰略價值的延伸。台灣操作戰略思維時，應靈活運用可操之在我的戰略資源，將其視為槓桿運用，適足以創造更多的迂迴空間。

「中間思維」的具體操作是「去衝突」（Deconfliction），因為兩岸關係的主要問題是根本利益衝突，而非誤解的結果，因此某些經濟方面的合作不太可能導致在處理重大安全挑戰方面取得突破。應該以「中間思維」，不只尋求安全問題與美方的積極合作，更應善用「去衝突」與大陸協調的方法，至少要做到不刻意操弄民粹去挑釁對方。亦是採取軍事行動時避免正面接觸的理想辦法，軍事行動互相通報，有助於減少意外事故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