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博士論文的羅生門，有如一本章回小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新的轉折。問題是，這些新疑點並不足以一刀斃命斷定論文根本不存在，但也無法證實這個產自ＬＳＥ的學位是如假包換的真貨，且白玉無瑕。ＩＣＯ這次判決，是回應美國波士頓觀察家報前專欄作家理查森的追問所做的調查；但是只透了一點光，很懸疑，剩下的要自己猜。

總統的論文要靠外國人幫我們從遠洋之外查真偽，當然不容易。但我們不能自己從國內找真相嗎？辦法是有的，答案就在教育部的教授升等公文與論文檔案中，一查便知。問題是，兩年前教育部把這批檔案設為「機密文件」封存三十年，要到二○四九年才解密。屆時，蔡英文已九十三歲，看大家怎麼向她問真相？

標榜透明治理的蔡英文，把自己的論文打包成全台最嚴密的機密；待解封之日，今天的年輕人恐怕都做「阿公」了。若要早日知道真相，恐唯有政黨輪替一途。

近日，高嘉瑜正因高端疫苗事件及公投宣講不力，遭到綠營與側翼圍剿。這段期間，其實也是她遭家暴後強顏歡笑露臉之時，內心必然備感煎熬。週刊爆料後，除了行政院長蘇貞昌立即譴責「男人打女人，豬狗不如」外，立法院長游錫□只作出「動口不動手」的軟弱呼籲，總統府則忙著撇清林秉樞的「國安背景」，民進黨婦女部更是遲遲才發表僅六十三字的譴責聲明。

這一片「行禮如儀」，絲毫未能反映出蔡政府對家暴怪手已對準國會女議員而來的震驚與憤怒，更多民進黨人可能還在思考如何選擇比較安全的政治立場。這也說明，台灣喊了幾十年的「性別平權」，落到社會現實，真相依舊是「男性憑拳」，未因世代變遷或學歷升級而改變。更惡劣的是，國民黨中央委員黃覲偉隔岸觀火，竟還歡呼「被打活該」。這樣的人，如果不送去接受性平再教育課程，豈不將丟盡藍軍的臉？

國會是國家立法保護婦女的地方，而台灣的未婚女立委卻因細故遭到男友家暴，這是多麼諷刺的事！我們不知道高嘉瑜是不是全球首位受到家暴對待的國會議員，但以她遭男友扯髮拖行、毆打、禁足兩日的粗暴待遇，台灣的性平紀錄已留下可怕的汙垢。尤其，這名暴行男子還是自稱「一片綠」且仍在就讀「博士班」的高學歷者。

當高嘉瑜的感情世界被攤開來檢視，其男友林秉樞的相關「前科」，也逐一被翻了出來。林秉樞去年即有恐嚇前女友的前科，曾揚言要殺害對方及她的孩子，被判拘役。更早之前，他更因向父母索討金錢未遂，而逼迫父母跪地舉椅並持刀恐嚇；致其雙親向警方申請緊急保護令，法院裁定他必須與父母住家保持一百公尺以上距離。一個如此大逆不道的人，竟能屢屢謊稱必須「陪伴安寧病房的母親」，獲得法院的寬縱與女友的同情。這點，難道都是那紙學歷或他自稱的政治人脈奏功？

高嘉瑜平日營造「港湖女神」形象，不料遇到的竟是大野狼，何其恐怖的人生際遇。但從林秉樞母親告別式上政商名流致送的花籃，上至司法院長、大法官、立委、財團董事長，下至議員、醫院院長、館長陳之漢，洋洋灑灑。要說這種「恐怖情人」只是喜歡自誇，而不是實際參與了若干政治的運作，這些人脈網絡從何而來？

更值得深思的是：這一代的綠營政治人物，為何發生婚外情、不倫戀乃至家暴的事件會如此頻繁？先前府院發言人丁允恭、丁怡銘，都在婚姻關係中另交女友，童仲彥對妻子施暴，唐鳳曾咬傷同居女友，皆成為社會矚目事件。這一代是在比較自由的政治環境中成長，對婚姻也許抱持更開放的態度，這無可厚非。然而，他們也接受過更多性別平權教育洗禮，理當更懂得尊重女性；但他們使用暴力的情況卻未稍減，挾著私密照片恐嚇對方，憑拳頭來詮釋「平權」。

整體來看，台灣近年雖在承認同性婚姻上進了一大步，但在男女平權上其實仍在原地踏步。高嘉瑜隱忍廿天才提告，說明身為立委仍無法免於家暴的恐懼。

台商對大陸經濟發展，有很大的貢獻，可是在外資大量湧至、陸企茁壯後，當局重視台商的程度不如以往，反而在兩岸關係緊張之際，成為替罪羔羊，動輒以政治標準苛求，台灣這邊罵這些企業是紅色，大陸那邊罵這些企業是綠色。

過去有許文龍的奇美、殷琪的大陸工程，後有王雪紅的HTC，現在則是遠東企業被大陸當局以環保、勞工等違規為由，處以鉅額罰款。誰都知道，罰款的理由不過是藉口，真正原因是大陸要處罰日前公布的三名台獨黑名單背後的金主，而遠東企業因為依法申報，查有實據。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日前在聯合報投書，呈現出台商企業的難為與尷尬：一方面離不開大陸的市場與生產基地，所以要表態反對台獨，但另一方面，徐旭東強調，他希望兩岸關係「維持現狀」，支持辜汪香港會談時主張的九二共識，則是反映出大部分台灣人的心聲。

政治捐獻，本來就是民主政治常態，妄圖干涉，難以被任何國家與地區所接受，目前澳洲與新加坡都已經分別制定「反外國干涉法」，可見一斑，中國大陸應該尊重台灣地區有不同的政治制度。

其次，大陸部分小粉紅所謂「賺中國人錢，從事反中勾當」，本來就是說不通的，貿易投資本來就是互惠互利的，遠東或其他台資企業，如果虧本，即使再愛國，也不會在中國投資設廠，同樣的，對於台商的投資設廠，大陸也應該從經濟考慮，不應該滲入政治。

同樣複雜的，還有在大陸台灣人的政治態度，居住在大陸的台灣民眾，包括台商、台幹、台生等，在全盛時期的2016年，高達200萬人，將近台灣總人口的9％，現在少說也有100萬人，這些人的投票意向，許多研究都顯示，看似傾向藍營，其實藍綠都有，堪稱是左右台灣政治的關鍵族群。

不可諱言的，台商回台發展，的確成為台灣經濟復甦的力量，台灣去年經濟成長率（GDP）達2.54%，高於韓國的-1.9%，今年更高達6%，韓國勉強達到4%，不過台幣今年升值2.25%，韓元卻貶值8.35%，一來一回之間，更讓台灣的成長，令韓國人艷羨，如果趨勢不變，IMF已經預估，到了2025年，台灣國民平均所得將超越韓國。

有人認為在舉世一片蕭條之際，台灣經濟這兩年特別好，是因為與大陸隔絕，甚至如徐旭東在投書中指出，某些輿論讓台灣企業到大陸發展投資彷彿帶有一種罪惡感。可是恰恰相反的，台灣經濟的成長，反而要歸功於兩岸貿易比重愈來愈高；根據財政部公布台灣對大陸及香港的出口金額，不但在今年前十月增加到1,546億美元，出口比重接近歷史新高水準（42.5%），而且到今年10月，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更擴大到86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705億美元明顯擴大。

政治與經濟應該要清楚劃分，台商與外商應該一視同仁，不應有區別對待，過去大陸為爭取台商，以照顧台胞為名，有過優惠條件，但台商現在也寧可在立足點上平等，而不願遭到歧視性的政治限制，我們更期待，中共政協主席汪洋據說將出席兩岸企業家峰會、海峽論壇，大陸應該趁此機會，對台商表達歡迎的政策。

在台灣方面，民進黨政府肯定會藉此大做文章，渲染大陸以政治手段介入商業活動，進一步抹黑兩岸關係，把國民黨打成中共幫凶，但是這只會淪入跟大陸一樣，把台商議題政治化，民進黨政府真正應該做的是，善待台商，協助他們爭取被公平對待，不應有看笑話的心態，台商才是幫助台灣度過難關、創造經濟奇蹟的功臣。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病毒迅速席捲全球，影響各國學校運作方式，為因應疫情危機，過去習慣的日常生活及學習方式被迫改變。為遏止疫情蔓延，許多國家或地區暫時關閉學校，以停課不停學的方式讓學生持續學習。線上教學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但轉型成數位教育確實為教育型態上的重大變革，勢必會對於教學現場的師生造成問題及困難。

疫情爆發前，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二○一八年調查，台灣國民中學教師讓學生使用資通訊科技（ＩＣＴ）進行學習活動的比率只有十五％，遠低於ＯＥＣＤ其他國家平均的五十三％，顯示台灣在數位教學的整體質量仍有很大改進空間。此外，在新冠疫情期間實行的遠距教學並非普遍、主流的學習方式，不只學生需要時間適應，授課老師也需要時間轉變教學方式，因此容易造就許多干擾學習的因素，導致學習成效不彰情形。數位學習的難處，在於創造一個學生可以保持高度興趣的學習環境，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硬體設備提升與行動載具增購迫在眉睫。

四月由ＯＥＣＤ辦理的Rethinking the classroom after COVID-19線上研討會，對於後疫情時代的教育趨勢提到，當疫情來臨時，政府要做到的三件事：一、補助設備（電腦或平板），二、彈性上課時間與重新訂定學習進度，三、改善偏遠地區學習設備及網路。以這個角度來看，教育部目前的作法似乎脈動了國際趨勢，也給予師生最需要的資源。研討會中也提到各國在二○二○年停課的天數（哥斯大黎加停課近一八○天、柬埔寨停課近一六○天，連義大利都停課近一百天），學校關閉的最佳預測指標不是新冠肺炎感染率，而是國家本身教育力，有能力的國家可以調整學習環境、上課方式，保持教與學正常運行。

對於教育部最近提出的「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國內出現使用平板學習的質疑聲浪，國際相關研究則有不同看法。Ehsanpur & Razavi（二○二○）研究伊朗國小學生透過行動載具對於學生學習保留的影響，研究發現使用行動載具的學習者有更佳學習保留及學習成效，因為行動載具比傳統學習的輔具有更高互動性、個人化及參與性，可讓學生進行無所不在學習。

Ally, Balaji, Abdelbaki, & Cheng（二○一七）調查巴基斯坦八、九、十年級共七十四名學生使用行動載具的教學成效，研究發現使用行動載具教學對取得資料的靈活性是有助益的，學生也更積極參與學習。家長表示，行動學習提高孩子的學習能力與學習興趣；老師也認為，學生在課堂上更為專注，學習成效也有顯著的提升。

科技日新月異，教師更應把自己當成陌生人，必須覺察資訊的快速變遷，並反思教育議題，以提升教師的自我意識。更重要的是能以不同視角審視例行教學工作，以符合國際數位教育發展趨勢，培養學生廿一世紀關鍵能力。

各國通膨幅度驚人，又以土耳其貨幣里拉貶值幅度近三成最令人心驚，通膨竟高達廿％。不過美國政府仍以「暫時性通膨」為藉口，聯準會強調因疫情期間，各國封城導致原物料、零組件和商品無法有效運輸，才使市場供給產生問題，造成暫時性物價上漲。

一般民眾常誤以為東西漲價，就是通膨。其實不然，通膨必須符合三個條件：範圍廣泛、時間夠長、物價漲幅大，通常超過二％。美國社會儼然已符合以上條件。

有一派學者認為，惡性通膨疑慮並非沒有道理，因為疫情下缺零組件，工廠僅能遣散部分工人，隨著市場需求高漲，卻發現缺工問題嚴重，最後可能導致物價高漲。且勞動者要求加薪應對高通膨，企業又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如此循環，最終導致工資、物價接連上漲，又稱螺旋式通貨膨脹上升運動。

台灣缺工已久，未來恐成結構性問題。近年來台商回流明顯，公司積極獵地招工，更加劇該問題，尤以建築業除受國際原物料波動劇烈，又受工資調漲影響，每坪土地造價頻飆新高。

經濟學者不斷示警，政府從三面向出招穩物價，包括水電油氣、工業原物料及重要民生物資價格「三穩」，嚴查哄抬炒作，以及研議大宗物資降稅。但近來物價上升癥結點還是在供需，原物料供貨、人力缺乏，皆無法以稅務調整改善，面對通膨怪獸即將襲來，應針對供需市場留心，更須引導勞動力到正確崗位上。

如果這是交通部的標準，那這些技術主管的上台與下台，就是靠運氣與部長震怒程度而定囉！

其實，最該下台的是部長大人。

堂堂部長需要為這等事故下台負責嗎？當然不用！但如果連續下錯命令、不當指揮，致使全軍陷於覆滅危機，就到了必須考慮撤換指揮官的時候了。

太魯閣慘事驟然發生之初，交通部下達一道我這半輩子看過最愚蠢的指令：「全面停工受檢」。這一停工，台鐵全線總共停了兩百多件工程，施工中的工程全面停擺，處處險象環生，折騰一個多月才紛紛復工。

接下來，廠商全部向台鐵求償，要求延長工期、增加管理費用、補償因突然停工所引起的損失，幾百件工程全部面臨變更設計的命運，台鐵工程部門忙得焦頭爛額。

已經發包的工程契約不能說變就變，在挨過一次又一次的上級檢查、人仰馬翻後，才紛紛復工各個工區，辦理工程的還是那些人，施工的機具、工人還是那些人，不但沒有更精進、更厲害，反而已經被折騰得剩下半條命。

最新的這次意外事故，應屬邊坡防護工程，緊急命令又下來：「全面停工受檢」。

蒼天可鑒！在鐵路邊施工是多麼危險、高風險的作業。凡稍有點工程常識的人，都知道必須掌握極短的夜間工作時間，分秒必爭盡快施工，完工後拆除臨時性的工程設施，才是最安全的。

今日事故的果，就是前日錯誤命令種下的因；現在又拚命種下禍因，將來結的果，怎麼收拾啊？

台鐵要培養一個能做事的段長、處長，都是十幾廿年經歷與訓練，這樣折騰，一個又一個的換，怎麼夠用呢？

雖然各轄區勞動檢查機構派員檢查，除予以停工，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事項各處卅萬元罰鍰，並將相關事業經營負責人移送地檢署偵辦，但若未能在作業前進行風險評估，採取相應之防範措施，類似事故必然會再發生。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五條規定，雇主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包括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畫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職災。然而，風險評估非一般事業單位有能力自行實施，職安法令對風險評估並無相關配套措施，導致多數事業單位不是忽略不做，就是草率為之，應付了事。

以台中勞工遭自來水管負壓吸入致死案為例，勞工作業前並不了解工作環境會出現此種危害，也未採取相應防範措施。當連通歧導管中有水流，將使與其連通的管路產生負壓，工人並不了解管內有負壓之潛在危害，當工人敲開自來水管壁，即被管內負壓吸入而喪生。進行風險評估前，應先施以作業環境危害辨識，施工單位是否了解施工管路中存在負壓？若此種危害事先未能被辨識出，風險評估亦無從進行。因此，作業前之風險評估，有賴專業人員協助。

工業安全技師須經國家高考及格，是職業安全衛生領域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從事有關工業安全之規畫、設計、研究、分析、檢驗、鑑定、評估及計畫管理等業務。若能將作業相關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委由工業安全技師執行，並負責相關簽證業務，多數作業風險即可事先發掘，採取防範措施。

有關當局應善用專業人力資源，並賦予其為工作環境安全把關責任，讓這些專業技師能貢獻專業，也為防止職災盡一分心力。

但隨著ＡＩ的應用越廣，越來越多人認識到ＡＩ也會帶來巨大風險，世界各地紛紛重視和提出ＡＩ的原則、ＡＩ的治理等相關提案和法規，大部分關注到ＡＩ系統的公平、安全和隱私等問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Ｇ20和Ｇ7已通過各自的ＡＩ原則，ＩＥＥＥ、ＩＳＯ和美國的ＮＩＳＴ等標準機構也在制定ＡＩ的治理標準。今年四月，歐盟發布了第一個ＡＩ的監管提案（AI Act），其中概述對ＡＩ系統的詳細要求和如何管理高風險ＡＩ系統的建議。

大部分的治理原則認為ＡＩ應該：

1.對社會有益：對人和社會可能帶來的好處遠大於可預見的風險和不利因素。

2.避免製造或強化不公平的偏見：避免對人的不公正影響，特別是與種族、民族、性別、國籍、收入、性取向、個人能力和政治或宗教信仰等敏感特徵相關的影響。

3.安全第一：設計和測試上要符合目前最好的ＡＩ安全研究，包括在可控制的環境中進行測試並持續監控。

4.可以究責：接受適當的人為指導和控制，在發生問題時可以提供資料和相關解釋。

5.納入隱私設計：鼓勵具有隱私保護的架構，並提供適當的透明度和對資料使用的控制。

6.堅持科學卓越的高標準：ＡＩ的技術創新要根植於科學方法，利用正直和誠信的方法，並承諾可以公開被探究。

7.普惠大眾：ＡＩ使用不能有特權，且要限制可能有害或濫用的應用。

除上述目標外，ＡＩ不應該在以下應用領域設計或部署：

1.可能造成整體傷害的應用，ＡＩ只能在利益大大超過風險的情況下進行，並納入適當的安全管制和限制。

2.不能用在發展武器或以傷人為目的應用。

3.違反國際公認規範去收集或使用個人資訊進行監控的應用。

4.違反公認的國際法和人權原則的應用。

關於ＡＩ我們不知道的還有很多，例如如何定義ＡＩ的公平性，評估和管理ＡＩ風險的技術仍在發展中。隨著ＡＩ技術不斷發展，也會帶來新問題和挑戰，例如用人工合成資料來當作訓練資料是否正確，又如情感計算ＡＩ試圖了解人類情感的一切，但會不會讓情感被控制等。未來ＡＩ有令人興奮的新功能，也帶來新的風險，人類必須學會理解和管理ＡＩ。（作者為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長）

徐旭東指出：「近幾年來，台灣『逢中必反』的現象，似乎有擴大跡象，令人憂心」，並進一步表示，雖兩岸政治進入零互動，關係急凍，但兩岸經貿往來卻愈來愈熱絡。並舉今年前十個月對大陸出口與出超均較去年擴大，以表達兩岸經貿增長的重要性。但我認為徐董事長僅舉台灣對大陸出口及出超金額的擴大，並未能充分表達兩岸經貿的緊密關係。

根據我的研究估計，今年全年台灣對大陸（包括香港）出口將高達一九一五億美元，高占今年GDP七七○一億美元（行政院主計總處估計）的百分之廿四點九，即台灣每生產四美元GDP，就有一美元出口到大陸。今年對大陸出超將高達一○五八億美元，占GDP的百分之十三點七，即台灣每生產七點三美元，就有一美元來自對大陸出超的貢獻。

再就今年GDP較去年增加一○○八億美元，而對大陸出口增加四○一億美元，高占GDP增加額的百分之卅九點八，對大陸出超增加一九二億美元，占GDP增加額的百分之十九。若說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六點○九，對大陸出口及出超的增長，撐起台灣經濟半片天，並不為過；可見台灣經濟依賴大陸之深，遠超過大家想像。

另方面由於大陸經濟的不斷擴張，其在全球經濟中，已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尤其經過二○○八年金融海嘯及近兩年新冠疫情爆發，嚴重衝擊全球經濟。但大陸因處理得當，相對美歐仍然是高度經濟成長，不僅大陸GDP二○一○年超過日本，今年更將超越歐盟廿七國GDP之和。

尤其金融海嘯爆發十四年來（二○○八—二○二一）全球GDP增加卅七點一兆美元，其中美國貢獻百分之廿三點三，歐盟貢獻百分之六點九，而大陸貢獻高達卅八點五，遠超過美、歐盟廿八工業國家貢獻之總和。大陸已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預測未來十年此一情況不會改變。這也是美中貿易戰打得火熱之際，美國企業在大陸投資不僅沒有撤退，還有很多要在大陸擴大投資的關鍵所在。

回顧一九八○年代，台灣對美出超每年才一百多億美元，即遭到美國以三○一條款鋪天蓋地的打壓，而台灣對大陸出超近十年來，每年都有七、八百億美元，今年更將超過千億美元，大陸對台灣沒有半句怨言，我執政當局能視而不見嗎？

徐董事長宏文中有句名言：「因為政策是啟動企業資源配置的方向」，而執政當局「逢中必反」政策，不僅重創企業經營，亦陷人民於不義。若執政當局堅持採取「親美抗中」政策，萬一那天大陸當局為「抗獨」而採「斷然措施」，以經濟制裁台灣，大量緊縮自台灣進口，則台灣出口衰退、出超變為入超，經濟負成長，導致失業大幅增加，民間消費萎縮、投資停滯、經濟持續負成長，陷入惡性循環，嚴重傷害企業經營及二千三百多萬的老百姓。

若執政當局能為企業前途及二千三百多萬老百姓福祉著想，改弦易轍，維持兩岸和平發展，其關鍵只在國家領導人的一念之間。

為協助受美中貿易衝擊影響的台商將生產基地移回台灣，分散營運風險，政府二○一九年七月啟動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並以「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為前導方案；希望藉此讓台商回流，帶動國內供應鏈廠商擴大投資。此方案推動迄今，雖有二三九件台商通過審核，投資金額達九千六百多億台幣，但和過去卅多年台商投資大陸近兩千億美金，以及四萬四千多投資件數相較，顯見大陸台商回台還有很大成長空間。

從既有調查看，無論是美中貿易戰、新冠疫情，或大陸逐年上升的生產成本等衝擊或變化，大陸台商因應策略主要可分三類：一是就地轉型。即產線關停，把廠房或土地出租，或進行土地開發；亦或透過轉地產業、轉服務業或轉電商等方式，在大陸繼續投資經營；二是產線轉移。即是將受關稅影響的產線，轉移至大陸以外的地區，而主要轉移地是東協及台灣；三是完全撤離大陸。

然而，選擇就地轉型的台商，面對的是競爭越激烈的大陸市場；選擇產線轉移，則面臨東協投資環境的不確定，及台灣土地、電力、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不足；而選擇完全撤出，則面臨大陸政府的勸留、繁複的清算程序、資金匯回不易等問題。整體看，大陸台商仍以就地轉型與產線轉移為主；完全撤離大陸的並不多。歸納其原因如下：

首先，大陸供應鏈完整、單廠遷移不易。過去卅年，台商在對岸已建構相當完整的產業鏈，若要轉出，必須隨整個供應鏈一起撤出；單一廠商如離開大陸，將面臨原物料及零組件斷鏈風險；其次，大陸仍鼓勵台商投資。雖然大陸目前全力扶植國內產業，但在穩就業、穩投資政策下，仍透過減稅降費、對台優惠等措施，增加台商投資意願；最後，看好大陸內需市場潛力。近年來大陸積極推動擴內需政策，希望透過做大國內市場增加經濟動能；而大陸消費需求與新興產業商機的確也快速成長。因而，即使相較過去投資經營大陸更為困難，但對許多台商來說，除非實在無力繼續經營，否則不會考慮從中國大陸撤出。

此外，全球最大的經貿協議RCEP，即將在明年生效，這對有意拓展東協市場的台商來說，將是強大誘因。

總的來說，在政策引導下，大陸台商回流對台灣產業轉型、經濟成長、就業市場，勢將產生很大正面效應。然而，即使近年大陸投資經營風險上升，但對台商仍有不可忽視的吸引力。值此關鍵時刻，政府應思考全球產業發展下的台灣定位與未來；除持續改善台灣投資環境，並應提出更積極的台商回流方案，以壯大台灣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