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利多」背後的事實，卻不堪聞問。政府採購的五百萬劑高端疫苗已全數交貨，但打氣低迷，只用掉不到一百五十萬劑。政府今年編列百億預算買疫苗，完全不敢提續購高端疫苗。在巴拉圭的三期臨床，也只有「安全性」，其他數據得等到明年五月。

打高端的民眾不多，證明多數民眾腦筋清楚。但政府買高端就花了四十億元，儘管又在「第三劑」做多，但高端打氣要「翻紅」的機會不大。就算通過團結疫苗試驗，拿到國際認證，也是明年第二季以後。屆時，這批疫苗只剩一、二個月效期，恐怕連捐都捐不出去。

換算下來，剩餘疫苗以三百萬劑計，等於浪費了二十四億元公帑。高端爽拿幾十億民脂民膏，又把股價炒上天，業者荷包滿滿；但虛擲的公帑，則全由人民埋單。高端沒做完整的臨床實驗，陳時中就給它緊急授權外加採購，這筆帳也該算一下。

□蔡英文說，打高端才是「死忠的」。這種現代「指鹿為馬」，惡果浮現，若沒人負責，小心下場和趙高一樣。

用發公文指定金額的方式向公民營企業索討捐款，在外界聽來，是不可思議的事。第一，政府機關進行公共建設，應依法編列預算籌列經費，逐年循序推動；第二，政府若自覺財庫空虛力有未逮，就應撙節開支，不要妄想一步到位；第三，地方政府可透過調整不動產稅基的方式擴大自籌財源，但高雄市不此之圖，只想抄捷徑搞錢；第四，民間企業若願貢獻一己之力當然很好，但前提是要出於其主動與自願，而非由官府拿著公權力寶劍強索。

以上述的標準看，陳其邁不僅犯了好大喜功、不自量力的毛病，更不思從制度上設法改善自籌款，卻直接踰越官箴去向業者索討。如此作法，依法、依理、論情，都沒有正當性可言。尤其，高雄已累計負債三千多億，為六都之冠，財政之拮据可想而知。但陳其邁心心念念仍只有砸大錢、搞建設討好市民的花招，想方設法搞「無本生意」，卻不思從根本務實地改善高雄財政，這樣的港都將伊於胡底？

陳其邁把國營事業當成「金雞母」，不斷地壓榨。台電已累計負債一﹒八兆，依《政治獻金法》規定，政治人物不得接受虧損企業捐款。然而，高雄市府硬是向台電強索壽山動物園的八千萬，還要捐小港運動中心的一﹒三億元。債務累累的地方政府，向負債達天文數字的企業勒索回饋金，不怕相煎太急嗎？就算台電願意付款，最後要國庫補貼，最後帳還不是算在百姓身上。那麼，這個國家「債債相連」，要何時能了？

更惡劣的是，陳其邁不僅向國營企業下手，也向民營企業討錢。他擺了一場餐會，就要十多家建商、百貨等企業各認捐一千到一千五百萬元不等。儘管他口頭上說「不勉強」，但企業既被市長欽點，誰敢不捐？而就算企業主嘴巴聲稱「樂意」，但這類「法外之財」，恐怕也暗藏著另一層的「私相授受」關係。例如，可以換取來日企業在消防、安檢、或稅務上的方便或放水，乃至新投資案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審查通過。如此一來，不僅公權力尊嚴將被這些捐款稀釋掉，政府執政的灰色或黑色地帶也就更無邊無際了。

如果陳其邁可以這樣假藉「市政建設」之名隨便要求企業捐款，試問，另五都及其他縣市能不能跟進？相信蔡政府不敢答覆說「可以」。因為如果可以的話，所有縣市長都群起仿效，那麼國家「依法行政」的體制豈不一夕崩潰？各公民營企業面對排山倒海的「逼捐潮」，誰還能正常營運？

陳其邁能堂皇地以「回饋地方」之名逼企業捐款，這種手法，令人想起其父陳哲男在陳水扁時代的呼風喚雨。陳哲男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時，最大的手腕就是把政商關係拉得很近：一方面利用職務收取賄款，中飽私囊；二方面犧牲體制的程序正義，扮演司法黃牛；三方面仲介企業與陳水扁總統的不正常捐輸，搞到陳水扁最後以貪腐、洗錢受到法辦。陳其邁看到自己父親的下場，難道沒有絲毫警惕？

陳其邁這樣搞錢，即使為了建設地方，也毫無正當性可言。他破壞的不止是制度，還有廉能之心。

如今的物價上漲，除了薪資水準跟不上之外，實已造成財富重分配的實質傷害，即財富更向有房族、資本利得族傾斜，卻深刻傷害無房族、定存族，使得財富分配與世代不平等進一步惡化。為了趨避貨幣貶值風險，民眾不得不致力追逐房地產等保值資產，且不論未來賺賠，光是全民心理壓力與投注的時間心力，就已是可觀的實質成本。若放任物價上漲的預期心理蔓延，經濟體系將付出的實質成本還將持續擴大。

不僅如此，物價上漲也正在扭曲資源的合理運用並擴大傷害。由於對房地產的需求暴增，加上低利資金豐沛的環境，營建業的榮景實不輸半導體業。

在台中，議員指控建商大獵地，今年內就有五家老牌幼兒園被賣掉將改建豪宅，這對於托育環境不足導致少子化困境的台灣而言，真是極大的諷刺及警示。更嚴重的是，這也顯示了世代不公平正在擴大，剝奪年輕人的需求以滿足富豪階級的慾望。

主計總處剛剛公布了8月底的工業及服務業職缺，整體職缺率為2.98%，其中營建工程業的職缺率高達5.14%，職缺數2.6萬，較前一年猛增1.1萬，雙雙創下史上最高。

營建工程包含新增投資的廠房營建，但四處拔地而起的住宅建案更是營建職缺率創下新高的重要原因。在房屋供給沒有明顯不足的情形下，額外新增的房屋需求已明顯排擠其他產業的用工需求，使得各產業缺工的情形雪上加霜。

為了穩定物價，經濟部已啟動民生物資查價。經濟部的查價將進行成本分析，以判斷是否哄抬，這樣的作法顯然排除了需求面因素。根據經濟原理，價格不只反映成本，也會反映需求，如果供不應求致使價格上升，其實是市場機能的正常發揮。若不能有效抑制物價上漲的預期心理，政府依據成本進行價格管制，往往事倍功半，更何況經濟體系正處於貨幣政策超級寬鬆下的資金豐沛狀態，要以查價來抑制物價上漲，不啻螳臂擋車，老天連下豪雨，要不淹水也難。穩定物價本是中央銀行最重要的工作，奈何下了豪雨反要經濟部來善後，央行反而像路人一般。

國內物價漲幅看似不若美國，但須注意我們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並不包含房價，因而造成比較上的假象。台灣的住宅價格指數近兩年來屢創新高，漲價遠比民生用品更久更大。就民眾而言，對住宅需求的重視程度實比民生用品還來得高，對社會而言，房價高漲衍生的影響年輕人婚育意願問題也比民生用品漲價來得大。民生用品僅有個位數百分比的漲幅，就已惹得政府大動作查價，何以漲幅驚人的房價，卻不見任何政府單位比照查價管制。如果政府認為民生用品的合理漲幅不能超過成本上漲，那也應一體適用到房價上。

就房屋建築而言，成本固有提高，但全台捧錢獵房、台積電進駐高雄致使房地產飆漲、人口快速減少的屏東不動產銷售總額年增四成，這些現象難道是建築成本提高所致？政府一年多前即宣示打炒房，遠較經濟部查價早得多，卻成效不彰，儘管日來央行政策齊發、國發會還有「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民眾倒是想知道，房市何謂健全、何時健全而可以有一個負擔得起的房價所得比。

不管是經濟部、央行、國發會，一體的政府必有更積極妥善的方式可為，不應推責給國際趨勢，因為物價上漲的實質傷害正不斷擴大。

第一、私有土地的使用乃關係著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因此有其必須承擔的社會義務，絕不是個人可以完全獨自決斷，此稱為「所有權社會化義務」，而這也就是政府得以進行土地使用計畫及管制的基本原因。在我國，這些計畫主要為區域計畫（未來將由國土計畫取代）、都市計畫，分別占國土面積七十八％、十三％，而坤輿案則是屬區域計畫的管轄範疇。

該如何決定前述的公共利益乃是一個至為關鍵的課題。若依美國規畫協會的「規畫倫理原則」，非常強調「規畫程序」，即欲透過嚴謹的規畫程序來界定當地的公共利益；「這個規畫程序必須是持續且忠實的為公共利益服務。」在規畫程序中並有七項規定，最重要的第一項就是「要肯認市民有權利參與計畫的決策」。

然我們要問，我國人民有沒有參與計畫決策的權利？很遺憾地，沒有的。不論是計畫的擬定、變更或審議，我國的制度設計都是將權力集中在行政機關首長，及與其進行聯盟的權貴菁英和專家的手上，並完全將人民排除在外，呈現權力一元化的現象。也就是說，國人至今依舊沒有權利參與台灣的土地使用計畫，也使得台灣的土地使用計畫依舊還在戒嚴當中。

第二、上述權力一元化的制度為何能夠存在？人民公民權如何被剝奪？這是因為政府及當權者不斷在操弄「專家主義」迷思，主張由專家取代人民的民主參與，在此訴求下，往往刻意把土地使用的問題扭曲為專業及科學的問題，必須由專家解決，並由他們定義何謂公共利益。但是，專家真的懂得那麼多嗎？不可能的。

若依社會學者貝克的觀點，現代社會已經步入「風險社會」，在風險社會中科學知識有其不確定性，科學技術的可靠性也有一定的限度，這使得專家在面對日益複雜的高科技，其預測風險的能力相對降低，而管理上的疏失也往往和科層組織的流弊相結合，使得科技產業可能成為最大風險的製造者。貝克因此主張我們必須重新定位科技進步與文明發展的整體關係，並將科技決策的決定權回歸於社會，經由社會理性之論述來達成。

風險社會中追求的是「可接受風險」，而這個風險乃是一個結合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日常理性與專家理性的共生體，它不能透過個別專業化而彼此孤立，不能依各自理性來發展，而必須跨越學科及團體尋取共識。尤其政府決策時，絕對必須納入社區民眾意見，並賦予他們選擇的權利。

台灣各地不斷湧現反對現行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的激烈抗爭，苗栗坤輿案僅只是其中之一。究其原因，乃是因為台灣的土地使用計畫及決策機制都還是把人民的公民權排除在外，這使得本案所立基的區域計畫無法獲得正當性，而這也就是龍昇村村民激烈抗爭並能夠得到社會支持的主因。

三日經濟部長王美花受訪時表示，主要是經濟快速成長帶動整體用電量大幅增加，用電需求的分母變大，分子不變，造成綠電占比未達標。王美花表示，二○一六年推估二○二五年的用電量是二五七五億度，若用該數據推估，能源配比將符合五三二；不過近年經濟快速成長，帶動整體用電走揚，最新預測顯示，二○二五年全台用電量上修至三一七五億度，較二○一六年的數字多出六百億度。

王美花進一步說明，再生能源仍維持原有發電裝置容量，並依照原定目標執行，但是用電量卻大幅增加，「分子沒動、分母變大了」，才會出現發電占比未達廿％的情況。王部長想要騙誰？

經濟部二○一九年三月在立法院提出的「因應公投結果能源政策評估檢討專案報告」，即預估二○二五年全台用電量三○二九億度，報告中也預估二○二五年太陽能及風電裝置容量分別為廿ＧＷ及六點九ＧＷ，兩者發電度數分別為二五六億度及二三五億度，加上水力及生質能等，再生能源總發電度數為六一七億度，占總發電度三○二九億度的廿點三％。王部長現在怎麼倒退將二○二五年總發電量二五七五億度作為廿％基礎？

即使以王部長現在在媒體所言三一七五億度為分母計算，如再生能源發電度數可以達到六一七億度，其占比也接近十九點五％，而不是日前立法院預算中心所說的十五％。

真正問題是風電及太陽能裝置容量無法達標，兩者無法提供原來預定的發電度數，才使綠電占比無法達標。不要亂扯什麼分母變大變小謊話。

蔡政府當年信誓旦旦以綠能提供廿％電力的原因，是在於取代廢核後，同樣無碳核電所能提供廿％的無碳電力。以三一七五億度計算，綠電占比缺口五％約為一六○億度。因三接延宕，氣電無法補上缺口，以煤電取代，每年將增加一千三百萬噸碳稅排。花了二兆元推動太陽能及離岸風電後，每年碳排高於馬政府時代，還奢談什麼二○五○碳中和入法？

蔡政府推動再生能源顯然遭遇極大困難，政府應開誠布公向民眾說明，而不是一再說謊，欺騙人民，將台灣帶向缺電、高碳加上昂貴電價險境。

以擎天崗為主要範圍的陽明山牧場已有近九十年歷史，從民國廿三年開始，時為日據時代的台北州政府所設置大嶺□牧場中，以擎天崗地區占地約三六八公頃規模最大；民國四十五年前後，此處寄養的牛隻達到六六一頭鼎盛時期。隨著時代進步與農業機械化，水牛地位漸被取代，加上休閒旅遊風氣逐漸開始盛行，場內寄養的牛隻越來越少，遊客越來越多，擎天崗牧場從牛隻寄養處所慢慢轉變為具有傳統農業底蘊且能提供休閒遊憩的景觀場域。

擎天崗的牛群，是人為豢養馴化後的動物而非純然野生，自然較野生動物溫和且安定；即便野化後，若非外來刺激，也不易對人類產生敵意行為。而以現有牛隻數量比對擎天崗所設圈圍面積僅有四十三公頃，過小的草場導致食源不足；加上為了保護遊客在草原中央設置的通道，切割了牛群活動空間，不利牛隻移動與棲息。

擎天崗特殊景觀區內主要植被是類地毯草，是為了牛隻而栽種的牧草，加上牛隻僅會以舌頭捲食並留下草根與移動覓食踩踏，才得幾十年來維持這綠草如茵的特殊草原景觀，不讓芒草和低矮的假柃木占據取代，更無須每年花費數百萬元人工除草、維持。

這片特殊的草原景觀，原本就是因有牛隻的共生才足以形成，應積極的妥善維護管理，如果就只是為了防止水牛侵擾遊客而提出移置水牛的種種作為，根本是因噎廢食、本末倒置，草原特殊景觀將不復存在。政府業管單位或有其因而難有積極的作為，將擎天崗特別景觀區做更有效運用時，何妨借助民間力量，改採委外經營以保存這片見證台灣農業發展且具有人文背景的特殊景觀。

呼應去年十二月廿七日台灣關聯學會名譽理事長徐世勳「公地悲劇／擎天崗失業水牛淪無主野化水牛」一文，解決擎天崗水牛的完美方案，可整合政府與民間力量，仿效德國「浪漫大道」與台灣「浪漫台三線」由點至面的概念，串聯擎天崗草原與台北市各區豐富的休閒農業資源，以台北市休閒農業環的新概念，帶動台北市休閒農業一級、二級與三級產業發展，創造台北市都市農業新價值，是為台北市發展生產、生活、生態及生命之四生一體休閒農業的新契機。

早期旅館的中央空調大多由一台箱型冷氣機直接接風管，送冷氣氣流到各房間的方式，因占用空間、噪音大且各房間個別控制溫度不易等問題，目前中央空調都只是送冰水或冷媒到各房間，然後各房間有單獨的室內送風機，單獨冷卻各房間回風後送出冷氣氣流，並沒有混合風的問題。

因室內空氣品質要求，應都有設置一台預冷空調箱，外氣經過濾、預冷（暖）及除濕之後，送新鮮空氣到各房間，而各房間的浴廁也都會有排風機，使各室內的溫度及空氣品質合乎舒適的要求；但很多浴廁排風機都是與電燈連動的，人離開浴廁就會有隨手關燈的好習慣，卻使得浴廁排風機停止運轉，將會使得這個房間對走廊是微正壓，氣流將向走廊流出，若有病毒氣溶膠將一併流出，走廊恐形成一個大的病毒交流區！

建議各房間浴廁排風機應獨立持續運轉，若為排風井集中排風方式，不要使用免電力的渦輪排風機，否則無風或風小時將無法順利排風，應使用馬達運轉方式持續運轉，畢竟防疫旅館的防疫功能優先，這小小的耗能應不在考慮之內。另外要檢驗預冷空調箱的送風是否太大，注意保持各房間對走廊的微負壓氣流流向！

近年來，大陸積極推動ＲＣＥＰ，主要戰略目的：首先是希望建構一個以亞洲為中心的全球化路徑；並加強大陸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其次，希望藉此強化與東協，以及日、韓等經濟體的貿易合作，降低對美國的出口依賴，以增加大陸外貿穩定。第三，在美國持續抑制大陸科技發展的態勢下，ＲＣＥＰ建構的市場一體化，讓區域內資源、糧食、科技等產品的供應可得到相對保障，提升大陸供應鏈安全。最後，區域內投資的自由化，可讓大陸「騰籠換鳥」，將低附加價值產業向東協國家轉移，並加速引進高附加價值產業，以促成產業的升級轉型。

雖然大陸看好ＲＣＥＰ的各種利多，但不可諱言，ＲＣＥＰ對大陸來說仍充滿挑戰：首先，一些東協國家和大陸都因領土爭議而關係緊張，再加上美國的重回亞洲，致使東協國家多採取和大陸共享經濟利益，但政治和價值上傾向美國的兩面討好策略；這將衝擊大陸在ＲＣＥＰ的主導地位。再者，東協發展相對較低，因而大陸出口東協仍多為低端產品或中間零組件；故雖然東協已是大陸最大貿易夥伴，但出口３Ｃ等產品到美國，仍是大陸創造貿易順差最主要的來源。

此外，ＲＣＥＰ雖然有助大陸供應鏈安全的建構，但關稅減讓及市場開放，將衝擊大陸部分產業。更重要的是，如果大陸要透過投資自由化吸引高階外資產業，則必須落實加大開放領域、促進投資便利化、平等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等既定政策；並有效推動國企改革、開放政府採購市場。

對大陸來說，ＲＣＥＰ有機遇也有挑戰。對未加入ＲＣＥＰ的台灣來說，誠如學者所言，由於ＲＣＥＰ承諾內容沒有太大改變，加上廠商早已赴東南亞布局，且台灣對ＲＣＥＰ成員國出口七十％以上免關稅，ＲＣＥＰ生效短期內對台灣影響有限。但中長期來看，台灣應先預判ＲＣＥＰ可能造成的衝擊：

首先是ＲＣＥＰ的生效，將可能加速中、日、韓這三個台灣重要貿易競爭或夥伴的自貿區協定簽訂，而這將使得台灣外部競爭環境變得更為嚴峻；其次，ＲＣＥＰ的原產地規定、海關程序、檢驗檢疫、技術標準等各方面如果逐步統一，可能進一步形成例如亞太自貿區更大範圍的ＦＴＡ，台灣產業可能面臨邊緣化風險；最後，若大陸能順利藉由ＲＣＥＰ擴大其在亞洲，甚至全球經貿的影響力，則大陸將可能掌握更多壓縮台灣經貿空間的籌碼。

ＲＣＥＰ仍有許多困難要克服，其成效也絕非短期可見。但要思考的是：未來五至十年，大陸能藉由ＲＣＥＰ達成怎樣的戰略目標？其會對台灣、對兩岸經貿造成怎樣的影響？台灣又該如何超前部署？在ＲＣＥＰ生效的二○二二年伊始，台灣應積極探討這些課題，及早提出有效因應策略。

以酒駕為例，十年以來全國致死人數都持續下降，但去年上半年，就逐漸反增，交安主管單位沒有警覺，等十天前家庭悲劇見報，只能追認全年持續惡化現況（卻說不清楚原因）。悲劇所在的高雄市，也因而被放大檢討，判為交安最糟都市。事實上，若以平均人口的交通死亡數，台南和台中才是二○二○和二○一九的首惡，高雄是第二名。這三都會排名在前，共同原因多半和機車有關。我們中央首長對這個長期結構性病根，有什麼積極作為嗎？

外送員肇致死傷的回應也只見皮毛。所謂「自治條例」對改進交安作法只是要求對新進外送人員要加強（連同食安共三小時的）道安講習。業者不改正，可罰款三萬元！但有些平台公司沒設在台北市，條例施行一年以來，並沒聽說對平台有更強力作為。同時，因疫情而快速成長的食物外送業已經普及全台，許多跨行政區管理都難有績效，中央主管應該趕快統合治理這個亂象。

外送員這個服務型態，是網路世界的新花樣。台灣的外送工具大多是機車，原來就最難納管，也恰是台灣交安持續惡化的痛腳。網路就業的靈活和機車的機動成了天作之合，我們社會就要付出比別的國家更巨大的成本，必須加倍用心，試從兩個角度供未來立法參考，也給官員和業者周旋參考。

其一，要降低搶單的惡果。我們機車比別國的腳踏車快，就會擴大服務，各外送員彼此交錯競爭更激烈；機車機動力強，也會強化商家與消費者對送達時間的要求。兩者互為因果，平台業者若是再用獎金加碼，「搶單」、「超時（遠）單」，這些危險遞送案件一定越來越多。建議先從「條例」第十條業者的遞送時地紀錄，把十五個月來的數據加以分析，看看有沒有搶單趨勢，責求改善；同時針對競爭最激烈的地段和路線加強執法。

其二，要正視其營業行為加強管制。外送員往返擁擠街頭的次數，可能十倍於一般機車族。也就是說，他經常要臨停，多半是違停。機車的方便就是這樣建立在別人的忍受上。一般民眾偶一為之就算了，外送員是在賺錢，也可以這樣永遠縱容嗎？因而提升遞送能量的最大蒙利者，當然是平台公司了！那他們分給我國高貢獻機車部隊的酬勞有反映這些隱藏成本嗎？主管機關一定要秉持公正但嚴謹的態度來因應這種新網路產業。建議委託專家把「條例」第十一條應提送資料系統分析，為國人外送員爭取合理報酬，也將第四條「保險」涵蓋範圍依營業事實重新修訂。

台灣道安死亡人數連降十年後，近三年回升惡化，行政院長要交通部找原因，相信外送服務劇增是部分答案。三年來對外送員勞動屬性是「僱傭」還是「承攬」，勞動部也沒有定論，越拖只會越嚴重。三年悠悠已過，敬祈新年新奮發！

二○二○年底，美國有二千萬人確診，三十五萬人死亡，不太相信科學的、亂用怪招防疫的川普總統也於去年一月黯然下台。二○二○年一年間，全球超過八千三百萬確診病例，一八三萬人死亡。各國期待疫苗早日施打，如大旱之望雲霓。因為，唯有疫苗能改變情勢，讓人從染病恐懼中豁免，從封城桎梏中脫身。

去年初以來各種疫苗問世，相繼通過各國政府授權施打，一年下來，全球已經有四十四億人，也就是百分之五十六的人至少打過一劑疫苗，而有將近一百億劑已經注射，中國、加拿大、西班牙等國的接種率已經達到百分之兩百五十以上，換句話說，很多國民已經打了第三劑加強針。

就人類對抗全球性傳染病的歷史來看，這是一項偉大的成就。首先，在病毒基因定序之後，一年之內就發展出疫苗，並通過授權施打，與其他流行性疾病相比，速度之快，實屬空前。例如，傷寒病原於一八八○年代就確認，疫苗卻要到一九九○年代才施打，費時一百一十年；腦膜炎疫苗也花了一百年。而新冠疫苗只用一年的時間就大規模覆蓋，而且，疫苗的種類不只一種，有病毒株的、信使ＲＮＡ的，次蛋白的，基於不同的原理與途徑形成抗體。同時，全世界的科學家緊密觀測，從症狀感染到住院率到死亡率都有記錄，以臨床數字與模型模擬，判識各類疫苗的有效性。

新冠病毒不斷出現變種，從Alpha到Beta到Delta，又有兩個月前開始傳播肆虐的Omicron，病毒對疫苗展開「躲貓貓」，不斷逃脫又突破。但全球醫學界越來越有信心，因為病毒株突變的位置馬上被掌握到，各種疫苗的防禦率被監測與分享，目前共有三百多種疫苗在研發中，有二十三種被授權使用中，有十種已進入第四期實驗。此外，二○二一年中就有一萬五千篇科學論文與新冠疫苗相關。顯然，病毒與疫苗的武器競賽中人類逐漸占上風了。

去年此時，全球每天死亡約一萬五千人，至今，全球共有廿九億人染疫，五百四十多萬人死亡。不過，一年來，疫苗的研發與施打、醫學研究的進步與合作，都表明科學面向的成功已可預期，剩餘的問題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與心理的。（作者為台灣社會責任公益減害研究發展協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