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新規定，主要是針對國民黨「老化」問題而來。但老化不僅限於從政黨員，也在支持基礎。近來民調，國民黨在年輕族群的支持度已落居各黨之末，黨員結構及黨公職更缺乏世代交替。因此，鼓勵參選人「越素越好」、「越年輕越好」，成了最直接的答案。

市議員初選勝負僅在毫釐之間，民進黨雖也有類似加權，但最高僅二成。國民黨一舉提高到加倍，不僅鼓勵，而是「絕對優先」。有優先，就有犧牲；犧牲的，自然就是資深、年長或現任議員。如此能否提高勝選機會，只怕未必。

無論藍綠，「政二代」都是青年參選來源之一。政二代未必不好，但起跑點不同也是事實。國民黨政二代雖無「新人加權」，卻可獲得最高七十％的「青年加權」，無疑是政二代的大力丸。「年輕化」及「世代交替」若仍落入老路，要吸引青年支持，將是緣木求魚。

政黨提名的目的在求勝選，但不合理的加權，將造成不公平競爭。一旦「加錯權」，不但加深勝選困難，恐怕還會賠上黨的形象和未來。

民間稱台積電為台灣的「護國神山」；概念上，應是指它是「國家經濟力的重要支柱」。然而，台積電目前的角色頗為尷尬，其成功使它成了國際強權想要爭搶的「璧玉」，反造成公司的風險，可說是現代版的「懷璧其罪」。台積電雖未在公開說明書陳述此一風險，但顯已深受困擾。最近該公司規畫要在美、歐、日密集設廠，當然也有安撫搶璧諸國的不得不然考量。

設置一個晶圓廠動輒數十億美元，設廠決策當然會影響該公司募債（外部資金）與保留盈餘（內部資金）的運用規劃，也難免擠壓研發支出。台積電為了政治避險而影響營運的穩健，也會令市場不安。一家企業利用財務交易做匯率避險、期貨避險，是稀鬆平常的事；但是企業運用龐大固定投資在全球設廠以規避政治風險，則是前所未聞。更何況，匯率波動、期貨價格就只有漲、跌之別，但政治風險卻是難以名狀。對於難以名狀的風險，究竟該怎麼避、避不避得了，都需要審慎評估。

在正常情況下，護國神山在產業上護國，國家也應協助神山排除國際的政治干擾。但如今情況不是這樣，台積電幾乎得處處奮力、乃至獨力解決國際政治的困擾。例如，台灣對外疫苗採購有困難，台積電得協助排除。政府的外交判斷常有偏失，國際斡旋難以施展，神山只好到其他國家設廠。這樣下去，台積電的任務將越來越包山包海，要處理一拖拉庫國家層級處理不了的事，也越來越像是一個國家的規模。

更嚴重的是，台積電自己要聘非本業的國際政治人才，顯示他們不信任台灣既有的國際局勢分析機關。政府體制中的國安會、外交部、國貿局，以及如小英基金會等智庫的分析，往往受「政策方向」引導，不但與台積電的企業自主經營目標迥異，甚至方向常有扭曲。再以疫苗為例，台積電只想迅速取得疫苗，確保晶片生產線的安全；但政府部會背後，卻有一個胡整瞎搞的「護航高端」目標。國家政策如此虛實難測、倒行逆施，護國神山也就只能自力救濟了。

就實務而言，台積電未必有能力、視野及客觀條件，去建立自己的國際政治分析團隊；他們只是無奈之下，另闢蹊徑罷了。許多大企業都有自己的法務、會計人才，但「自己養團隊」通常僅限於少數與本業直接相關的業務。即使是全球布局的大公司，極少有自己建制國際關係研究人員的先例。退一步想，台積電要自己建制國際政治分析團隊，但這個原無相關涉獵的公司，如何能做得比現有市場上的政治分析公司好？若市場上已存在各色政治分析專家，台積電又何以要捨棄向外部徵詢意見，卻自己在公司內部做研究？

「神山」與「國家」之間，理當是一個互利互惠的關係，但台灣的政治人物卻欠缺這樣的觀念。去年在全球晶片缺貨時，經濟部長王美花還以「協調台積電晶片出貨」的角色，向媒體自誇其功勞。如今台積電打算自聘政經分析人員，儘管成功機率不高，卻顯示「神山」在國際政經判斷的面向，要與「國家」平行運作。國安會、外交部、經濟部、民進黨智庫等機構，號稱專業，卻完全幫不上護國神山的忙；這些機構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慚愧與反省？

但主計總處官員表示，若把「非經常性薪資」也就是年終、績效獎金及加班費等加入，合計的總薪資，在扣除物價上漲率後，平均實質總薪資為53,445元，仍是年增0.96%，代表實質薪資購買力還是維持正成長。

其實官員報喜不報憂的說法，充滿了誤導，有意掩蓋去年總薪資在產業間的嚴重失衡，極端數對平均數拉高的偏誤，以及物價上漲對經濟弱勢的傷害，有必要予以釐清。

就總薪資在各產業間的分布情況來看，去年以海運業的14.8萬元最高，年增47.4%，反映海運公司去年業績大增行情。僅以年終獎金為例，公營的陽明平均有13個月，萬海平均有18個月，長榮平均為40個月，都創歷史最高，甚有年資20餘年的經理拿到82個月，以致年終獎金破千萬元，這些當然明顯拉高總體的平均薪資，何況還有豐厚的績效獎金尚未計入。但今年如果疫情緩歇，塞港問題抒解，海運業的獲利降低，年終、績效獎金就會下降，今年平均總薪資可能大幅降低。

總薪資次高的是金融服務業的12.2萬元，年增9.7%，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導業11.5萬元，年增21.7%，排名第三，因近年獲利甚豐，連公營業者都大幅調薪而拉高經常性薪資的平均水準，還發放至少六個月的年終獎金，高科技產業的總薪資也是大幅成長，都拉升全體勞工的總薪資水準。

相對地，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觀光餐飲事業等，例如汽車客運業2.9萬元、美容美髮美體業不到3萬元，僅為全體平均數的一半左右，每月總薪資特別偏低，顯然有些「慘業」的總薪資都被總體的平均數掩蓋了。

其次，主計總處採用的是平均數，有基本統計概念的人都知道，平均數最容易受極端值的影響，很容易造成誤導。除了上述海運業、金融業異常高額的年終獎金會拉高平均總薪資外，高薪資者的經常性薪資或獎金，即使在同一行業或企業內部，往往是最低薪者的幾倍甚至數十倍，因此最後得到的平均數只能代表少數人的薪資，以去年平均總薪資53,445元而言，只能代表不到三成的勞工的薪資水準。難怪許多勞工懷疑主計總處公布的平均數的可信度，在網路上大多數的勞工都酸說，自己的低薪已經拉低了平均數。因此，主計總處應當設法用普查法調查薪資水準，找出中位數，才能呈現真正代表一半勞工的薪資水準，而能讓一般民眾信服。

物價上漲部分，主計總處曾指出，民眾對於購買頻率高的商品如便當、蔬果、油價等物價波動，感受會較深刻；另一方面，以所得區分支出結構，由於低所得家庭以食物類占比較高（近三成），低於中、高所得家庭約10％，且低所得家庭採買食材烹煮的比例應高於外食；去年的物價上漲，以食物類當中的食材如蔬菜、水果漲幅較大，因此低所得家庭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高過於CPI總指數年增率，中、高所得家庭CPI年增率則低於總指數年增率，愈低薪的勞工和經濟弱勢者受到衝擊最大，低所得家庭對於物價上漲的痛苦感極其強烈，不是官員所能理解。

百物上漲之外，房租、房價都更是飆漲，讓更多人租不起、買不起房屋，對低薪者、低所得家庭雪上加霜，最後必然擴大貧富差距。因此，請政府官員不要再硬拗說物價上漲率高不等於通貨膨脹，更應該拿出具體行動，平抑物價和房租、房價才是。

對中共而言，辦好這屆冬奧有內外兩重意義。在內政方面，冬奧成敗和年底的中共「廿大」息息相關。去年東京奧運的經驗顯示，因疫情關係，會前高達六十二％的日本民眾，主張延期或中止。在前首相菅義偉堅持下，奧運雖成功舉行，但卻引發民眾對抗疫不力的怨氣，內閣支持率應聲而跌。奧運未能產生穩固政權的效果，反而成為阻礙菅連任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疫情和經濟下行的壓力下，中共強調「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故不會不考慮北京冬奧可能帶來的不利衝擊；但習近平顯然胸有成竹，認為民心可用。因為，中共在面臨外部諸多挑戰下，舉辦這項全球最大體育盛會，不僅可以轉移民眾對內部困境的注意力，更可讓受到激發的「愛國主義」情緒，適時找到宣洩的出口。對於中共「廿大」來說，這是會前的一次群眾政治動員。

在外交方面，中共在這次舉辦冬奧過程中，不斷強調反對「體育政治化」的說法；但早自「乒乓外交」開始，中共就把體育視為「公共外交」的重要一環。此外，體育活動還提供中共實施「多邊外交」的舞台。中共領導人藉這次北京冬奧，展開密集的「首腦外交」，會談的內容當然不是體育。最後，冬奧是一場「軟實力」的競賽，中共希望在討論全球「非傳統安全」議題的遊戲規則時，能夠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兩岸關係敏感，台灣過去參與國際體育活動，多次因名稱問題遭對岸從中作梗，大家搞得很不愉快。台灣這次參加冬奧開幕式，沒有隨西方的抵制起舞；雖說是在國際奧會的壓力之下，但也是向對岸釋出「共襄盛舉」的善意。遺憾的是，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滑冰選手黃郁婷穿著中國大陸隊服的事件，竟然成為「出口轉內銷」的爭議。

不應從「陰謀論」看待「黃郁婷事件」，身為國家選手，她的若干言行確有欠妥之處；但如上綱到必須動用公權力來下令徹查懲處，則未免太過小題大作，甚至還會因小失大。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培養一個國家級的選手誠屬不易，若讓這些年輕人在上戰場前還抱著「不知為誰而戰」的心理負擔；試問，這是誰的過錯？實際上，從國內有些人搞所謂東奧「正名」運動開始，我們的運動選手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困擾，不知能否有上場大顯身手，為國增光的機會。

有西方媒體指出，美國發動對北京冬奧的外交抵制，讓中共確認美國潛藏對華根深蒂固的敵意，我們不希望「黃郁婷風波」對兩岸關係產生同樣的效應。不可否認，蔡英文總統一再重申「不挑釁、不冒進」，至少讓兩岸關係至今還能維持相對和平穩定的局面。蔡總統對兩岸關係的敏感度，也不容懷疑，她過去對東奧「正名」運動的消極態度，以及日前出席「經國園區」開幕式的舉動，都遭到深綠人士的強烈反彈，但她最後還是決定「擇善固執」。

蔡總統應有重啟兩岸對話，突破兩岸僵局的企圖心。對民進黨而言，蔡任內是改善與對岸關係的唯一機會。蔡總統此刻理應扮演「消防隊長」的角色，不能坐視「黃郁婷爭議」無盡延燒下去！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國民黨想重新修復與美國政界的互信，除了靠自己之外，也要理解美中關係的變化。近幾年美國開始把北京看成競爭對手之後，華府對台灣的期待大致可以歸納出反共、反台獨，但不反華的三項原則，這一點可以從前國務卿龐培歐在雷根圖書館的對中政策演說獲得證實。反共，讓美國在國際競爭中壓制中國崛起；反台獨，目的是維持一個中國政策，確保美中競爭有其底線；而不反華，則是希望拉攏對北京當局不滿的中國民眾。

面對美國的三個期待，民進黨政府其實只能符合反共這一項要求，但是近年來民進黨極力扭轉形象，不僅強調台獨已不是民進黨的主要目標，還用中華民國台灣的論述，只是民進黨的去中國化政策，導致兩岸民間失去交流的互信，還是讓美方有所疑慮。然而，即使民進黨在美國的三項期待當中，只符合了第一項，但卻因為這是美國目前最重要的對中政策，所以華府相信民進黨執政的台灣，比較會願意配合美國政界抗中的各項要求。

相較之下，作為在野的國民黨其實更能滿足美國的期待。因為國民黨同樣反對台獨，反對破壞兩岸的穩定關係，一樣不反中華文化，希望兩岸還有民間交流的機會。但是，國民黨的挑戰在於，許多藍營支持者認為想守護台灣就不該跟北京當局硬碰，甚至應該淡化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論述，只怕激怒北京。不過，如果不能硬起來守護主權，在台灣選民的眼中，國民黨傳遞出來的訊號，就被認定是不敢向北京據理力爭，當然也就很難回應美方對於反共立場的質疑。而如果國民黨只是連在台灣都選不贏的在野黨，恐怕真的不能樂觀認為自己還能代表台灣，在兩岸的和平議題上與北京對話。

近期中共官媒提及中華民國派的論述等同「暗獨」，國民黨大動作回應對岸戰狼式的發言，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反應，傳遞給華府政策圈的信號，就是國民黨在堅守民主的立場上，絕對值得信賴。國民黨在華府真的可以得到支持嗎？答案絕對是肯定的。對於美國政界來說，如果支持台灣能有不只一個政黨可以選擇，就有機會在選擇之中找出更符合美國的利益。或許藍營朋友不以為然，認為既然美國很自私，又何必親近美國？這樣的質疑，不是沒道理，但是必須先了解台灣民意到底比較親近美國，還是比較喜歡中國大陸？如果真心想贏回政權，就不能與主流民意脫節。

民進黨在二○一二之後，看見了美國對台灣選舉的影響力，所以靠著親美路線，藉美國支持來淡化台獨疑慮，再搭上美中競爭升溫的趨勢，逐步翻轉劣勢。在野的國民黨，或許也該想盡辦法贏回美國支持，透過美國重新信任國民黨，為國民黨摘下親中標籤，進而爭取台灣民意認同。如果想在兩年後的總統大選重返執政是玩真的，國民黨在華府布局已經刻不容緩！

目前民進黨內針對修憲，僅在「十八歲公民權」、「廢除考試院及監察院」達成共識，其他激進台獨訴求包括變更國號、領土與主權範圍，及改變象徵性政治圖騰並無共識。儘管台灣「獨立」趨勢增加、大陸武統機率也提高，若民進黨能出台自身統一方案，或方能避戰保台。

首先，中華民國作為國家主權地位及其憲政民主，並非政治談判的標的物。從憲法、兩岸關係條例檢視，所謂「一中」、「一國」皆指向中華民國，且中華民國已成為台灣人民最大公約數。陸委會前主委陳明通曾宣稱，只要不涉及消滅國家主權地位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歐盟、獨立國協，或建立成為更緊密的盟邦皆是可能模式。國家統合模式的制度性安排，並無涉及消滅國家主權地位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政治統合論」不失為抗衡陸版「一國兩制」利器。

其次，若民進黨政府倡議歐盟、國協、邦聯等統合模式，則回歸前總統陳水扁倡議的「政治統合論」。黨內也曾有「憲法一中」、「憲法各表」、「憲政共識」之主張，其國家統合創新模式可以是聯邦、邦聯、國協等類型。美麗島系許信良、張俊宏曾提出「共同市場」類似歐盟模式；前主席施明德提出「大華國協」及林義雄倡議「共同市場」、「關稅同盟」。尤其近來施指出不要視「一國」為「洪水猛獸」，定義「一國」可以是聯邦國或邦聯國、大英國協中的「國」，並非聽到「一國」、「一中」就顯智淺量狹。

再者，泛藍領導人也曾提國家統合類似主張，國民兩黨具交集共識。如前主席連戰倡邦聯制、副總統蕭萬長倡兩岸建構共同市場；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提「歐盟模式」架構兩岸新關係。無論是泛藍泛綠皆有模糊的「統合論」主張傳統，並非截然對立。

最後，採取攻勢兩岸路線化被動為主動。若對「一國」採創新統合模式，在兩岸政策上採賴清德所提「親中愛台」戰略思維及許信良「大膽西進」路線，通過兩岸經貿社會文化交流與合作，化解兩岸敵對，消弭武統威脅，建立和平穩定關係框架及兩岸特殊關係。

展望後蔡英文時代，兩岸政策應從戰略守勢轉向戰略攻勢，以「親中愛台」、「大膽西進」替代保守反制兩岸政策。目前民意呼聲最高的未來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曾指出，廢除「公投台獨黨綱」不是問題，承認「九二共識」也不是問題，關鍵是無法接受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一國兩制」。若民進黨提出「一國」可以建構創新統合模式，從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結構性趨力來看，「親中愛台」路線或將是難以逃避的國家發展戰略抉擇，不排斥兩岸統合建立特殊關係互動模式。

令我感到非常難過的是，我知道很多學生高中程度實在不夠好，這種學生如何能夠寫得出小論文？很多家境不好的孩子不可能拿到任何英語和數理能力檢定證明，對偏鄉孩子來說，學習歷程檔案是不可能有什麼值得看的地方。我知道很多這一類的孩子只好完全不理會這些玩意兒。

為了要在學習歷程檔案上力求表現，有些家長花費很大的財力讓孩子去上補習班，使得他們懂得寫程式，也可以寫出很好的程式。如此，這些孩子的學習歷程檔案就會很漂亮。但是對於家境不好的孩子，他們實在無法做到這件事。

進大學要經過考試的，學生的程度可以從他們的考試結果看出，為何還要他們寫學習心得？假如一位學生英文非常差，他的心得有意義嗎？學習歷程檔案有數理能力檢定證明，這也是錦上添花，專門為那些資優生設計的。

要在高中時代學好寫程式並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高中時代有很多基礎的物理、數學、英文等等，都需要很多時間學習。一個高中生花那麼多時間學寫程式，一定不可能讀好物理、數學、英文等等。可是國家最需要的，仍然是那些在基礎學問上相當好的青年。我本人雖然會寫程式，但是我始終認為，如果一個人只會寫程式，而數學很差，也絕對寫不出非常厲害的程式。比方說，現在有很多在通訊方面的程式，都和數學有密切關係的。

教育部的官員們應該知道我國很多大學生的程度是不夠好的，我曾經看過國立大學生寫的英文句子完全不像英文，也毫無基本文法觀念。當今教育部重要工作應該是提升所有學生的競爭力，我看不出學習歷程檔案的實施可以提升學生競爭力。

學習歷程檔案的實施，對於家境不好的孩子來說，乃是落井下石，因為父母無法幫助他們有亮眼的學習歷程。對資優的孩子來說，學習歷程檔案使他們更加緊張，他們無法知道其他同學會不會因為有家長指導而寫出相當不錯的小論文。對於整個國家而言，學習歷程檔案絕對沒有提升全國學生的競爭力。我最痛心的是那些家境不好的孩子，學習歷程檔案對他們是最不利的。（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面對國際減碳與淨零碳排趨勢，以及歐盟邊境碳稅課徵即將於明年開始試行的壓力，在化石燃料已註定成為我國未來供電主力的情況下，企業為了提升國際競爭力，無不絞盡腦汁尋求減碳的替代解方，綠電憑證於是成為搶手商品。

然而，現實是憑證數量有限且幾乎由台積電獨得。其他有迫切潔淨電力需求的企業即便向政府求助，在現行非核且火電為主的能源政策下，恐也無濟於事，最終還是得自謀生路，從國際憑證市場下手。至於「護國神山」的潔淨電力需求到底有多高？以去年為例，台積電實際用電量接近一七○億度，扣除核電與再生能源電力的貢獻後，有一四三億度是來自含碳電力。若真以淨零碳電力為目標，目前購得的九億度綠電其實也只是杯水車薪。歸根究柢唯有上位的能源政策務實調整，才是解決企業潔淨電力需求孔急的關鍵。

經濟部能源局上周公告去年全年用電量，不僅再度創下歷史新高，達到二九○九億度，更較前一年一口氣增加一○九億度，三點九％增幅也是過去十年最高。台商回流與經濟狀況好轉，都是導致用電需求大增的原因。

公告中有兩項數據值得特別留意。首先，火力發電占比延續前年的上升趨勢，再增一點一％，達到八十三點三七％。由於現有的三部核電機組將從明年開始接連除役至二○二五年，為能有效填補缺口，同為基載的燃煤發電占比勢必無法由目前的四十四％快速調降。而且，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未完工啟用前，燃氣發電占比也不可能從目前的卅七％一舉超越燃煤電力。換言之，希望透過增氣減煤來進行空汙改善，也就不必期待了。

其次，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大幅低於十二％的原訂規畫目標，僅較前一年增加○點六％，來到六％。去年總計一七四億度的再生能源發電量中，可提供綠電憑證的風電與光電共發出一○二億度，占全台用電量的三點五％，明顯無法滿足國內所有企業的潔淨電力需求。台積電每年用電量向來為半導體業之最，未來坐落於高雄的六座晶圓新廠全數完工上線後，台積電每年用電占比更將從目前的近六％進一步提高到逾十％。

面對風、光兩電開發進度一再落後預期的窘境，不僅綠電不足衝擊企業的潔淨電力取得，替代供電若無核電支援，也只能別無選擇地不斷加碼火電。屆時的問題不只是全台企業難逃碳稅衝擊而已，全民也將承受空汙改善落空惡果。

長期來看，供電源頭若無法重新轉型為核能與再生能源共生的潔淨能源，前述的碳稅衝擊與空汙問題不但無法解決，甚至還將加劇。主事者不思改變，光憑口號式的供電無虞保證及以綠廢核主張，不僅毫無助益，更將帶領全民走向無解死路。

引起此次雞蛋荒原因，雖各方提出不同的原因，大體上呈現農業政策的失職。首先，是農業預警制度的失能。其實早在民國九十年代，中興大學就協助農政單位和養雞協會，建立雞蛋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預警制度和價格穩定基金，但年久失修或已廢除，加上農政單位人事更迭，現已不見此制度。雖近年來有推動身分登記制度，但為何仍有冬天高麗菜的失衡？

其次，業者沒有老實呈報產量。如這次蛋荒，就有報載蛋商囤積蛋量，因此政府要查訪蛋商。

第三，是政府和業者迷戀「補助」的糖果。多少年來，每有農產品產銷失衡，農政單位或民代不是上電視展示「吃」的模樣，就是釋出巨額補助，尤其近兩年來更有多次補助舉措。而這次補助蛋雞場飼養中雞，簡直是破壞蛋種雞場、中雞場及蛋雞場之間的供應鏈，何況很少有蛋雞場具有這些技術和設備。

由這次危機，加上這幾年的產銷失衡，有機會帶給台灣農業政策新的方向或轉機嗎？已多少年沒看到農政單位配合國家經建計畫，提農業四年或更長期計畫，現在是契機。歐盟農業政策為期四年的計畫，在進入第三年時就開始規畫下一個四年的農業政策內容。依此，農政單位是否要現在就啟動明年為期四年的農業政策新方向呢？現正是良好的契機。

這些農業政策契機建議包含下列方向，首先，為因應聯合國氣候變遷協議，農業部門要就：一、農漁牧業各產品部門檢討減碳時程；二、如何利用農業（農村）地區廢棄物，如廚餘；另動物排泄物和廢棄物處理，可參酌德國生質能源廠的設置，一來減少碳排，也能增加發電和綠肥生產。

其次，產業價值鏈整合，即整合農業部門各產品供應鏈，整合方法可參酌美國的運銷訓令，或紐、澳、加的運銷協議會，主要農產品有大量生產區域的集中，如雞蛋主產區在彰化、屏東和台南，洋蔥在屏東等等，可透過改造相關產品生產（運銷）合作社場，但農政單位也應儘速制訂運銷訓令或協議會的法規。

第三，農業行政、業者組織及農場（農企業）等，需利用資訊科技，如產銷預警機制可用大數據與統計分析完成；業者組織之資訊傳遞和整合，亦需應用資訊科技，實際上，業者組織可參酌農產品批發市場營運機制，處理會員與農政單位資訊連結和發布，作為預警前置工作基礎；政府應積極輔導農場（農企業）應用人工智慧和資訊科技，建立智慧農業願景；這些資訊科技的應用，就是建立農政單位和業者資訊的互享平台。

第四，必須依賴各級農政人員和相關業者，否則不克為功；各改良場所已設置「農民學院」，應調整對農民和相關業者訓練重點，宜加入「策略管理」領域訓練內容，且訓練對象應納入各級農業行政人員。

經過這次蛋荒危機的衝擊，農政單位和相關業者該醒醒了吧！

想不到在國內，現在已沒有警總、沒有出版法的時代，竟然有出版社實施自我「審查」，將大陸作家曹雨所《激辣中國》一書中，凡有提到「大陸」兩個字的，全部轉換成「中國」兩字，以致文中提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語，竟然變成「哥倫布發現新中國」的謬誤。

《激辣中國》是一本談辣椒流傳中國的書，出版社卻因迎合目前政府抗中保台的政治正確做法，或只是該書編輯意識形態的關係，而一律封殺書中所提到的「大陸」兩字，想不到用自動轉換文字模式，又沒好好校對，就鬧出了這笑話。如果書中也提到「英格蘭和其對面的歐洲大陸」，豈不變成「英格蘭和其對面的歐洲中國」了！

麥田出版社自己失去出版社捍衛言論出版自由的風骨了，隨便更改作者的用詞，更是不當。有些作家如果使用「日據時期」，這是他的個人看法，非經他的同意，不能隨便自行改為「日治時期」，出版社要尊重作者思想和文字的自由。

出版社更要提醒編輯，編書不能帶有任何政治偏見或意識形態，而隨便更改書中的文詞。出版社反對政府的審查制度，自己應該也不能對作者做出審查制度吧！

此事源自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指出，教育部線上國語辭典恐有性別歧視問題，經要求改善後，教育部已回覆會重新審視、檢討、修訂或加註一些有疑慮的詞語。坦白說，整體被提出的多項詞語確有不妥，但包含王委員所舉「祖父母不再有內外之分」，意即往後可隨個人主觀意願，選擇是否延用「外公、外婆」等有「內外之分」的稱呼，對於這個項目，筆者就感覺有點「霧煞煞」了。

我的母語是台語，但我從小稱呼外公、外婆時，都習慣叫國語的「爺爺、奶奶」，幾十年了，我從未覺得需要改變。

首先，既然王委員強調「外公、外婆」的稱呼並沒有變不見了，也就是你要繼續叫「外公、外婆」都可以，若是如此，刻意「加註」有何必要性，甚或急迫性？是否多此一舉？其次，「外公、外婆」稱謂只是台灣多數民族漢人的傳統與慣常用法，沒有涉及性別不平等，並非屬於性別平權議題。第三，日文、韓文雖也可統稱雙親的父母為「祖父母」，但仍保有「外祖父母」的用法，以便需要時可做出區隔。第四，加註後的教育部辭典云「今亦稱祖父、祖母、阿公、阿嬤」，只列出國語、台語，若按照「國家語言發展法」，應該也要將所有列入「國家語言」的各種語言所用稱謂一併列上不是嗎？

總之，要扣上「有性平疑慮」的帽子太容易了。筆者有相當一段時間自認是思想有些偏左的進步派「覺醒青年」，但我調整思維模式後，開始以各種不同角度分析社會議題，這樣才能勉強維持客觀理性，走中道。

如果真要斤斤計較、鑽牛角尖的話；「女王」不該叫女王，應統稱「國王」即可。而奧斯卡獎、金馬獎，亦不應有「影帝」、「影后」的獎項稱謂之分；而歌曲方面除了「外婆的澎湖灣」可能要調整之外，周杰倫「簡單愛」歌詞的「我想帶妳回我的外婆家」當中的「外婆」是否也該加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