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院並不是一向漠視電力問題。五年前的八一五大停電，監院糾正了中油；去年十一月，台電與奇異公司的核四採購仲裁，監院糾正了台電和經濟部；今年二月，監院又為了工安、罰款使用問題糾正台電。可見，頻率不算低。

然而，對八一五大停電的糾正，是上屆監委的作為。對核四仲裁的糾正，時機點恰在四大公投前一月，糾正是假，為「反核四重啟公投」帶風向是真。最近一次，則非關決策，只是「打蚊子」。

去年五月至今三次大跳電，監委硬是裝作沒看到。更諷刺的是，這三次大跳電，蔡政府都直指「禍首」是高雄興達電廠；三○三大停電四天後，監察院長陳菊曾在高雄亮相，但非為查案，而是「陪陳其邁到旗津吃小吃」。院長帶頭「政令宣導兼助選」，令人三嘆。

過去台電出事，監委就算想護航，也會做做樣子調查；但現在監院卻裝聾作啞，假裝沒看到。可見，監委深知一旦開啟調查，護航、推鍋都不管用，真會傷到主子。愈是如此，愈應「協尋監察院」；否則陳菊以下，還真以為監委坐領高薪當護花使者就好。

盤點歐美對俄祭出的經濟制裁，約可分成四類：一是對普亭、俄國央行及高官大亨的財產凍結，此舉打擊目標相當明確，自無疑義。二是將俄國踢出SWIFT的美元交易清算機制，並號召盟國對俄實施禁運，尤其是特定科技產品；由於範圍廣泛，可讓俄國傷筋動骨。三是對俄國原油的禁運，但因美歐對俄國油、氣的依賴程度差異極大，歐洲暫難配合。四是包括麥當勞、蘋果、殼牌石油等三百多家跨國企業，為了公關形象及社會責任，主動停止在俄國的業務以配合國際制裁。

相對而言，俄國也提出若干反制裁措施，以示報復及威嚇。例如，針對歐美的石油禁運，俄羅斯揚言要關閉「北溪一號」天然氣輸送管道作為報復；如此一來，使得德國等國不敢輕舉妄動，否則發電及民生用天然氣將遭重大衝擊。再如，對於響應制裁退出俄國市場的企業，俄國政府已將它們列入「國有化名單」；對外國人持股逾廿五％的企業，將先引入外部管理，再轉移其經營權。此外，烏俄兩國供應了全球半導體製造所需之稀有氣體及稀有金屬的七成，由於戰事爆發，供應鏈中斷，勢必造成價格上漲乃至生產困難。

更糟的是，烏、俄兩國是東歐的穀倉，供應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小麥。目前正值春耕季節，烏克蘭農民因為受到戰事影響，許多人都在逃難，顯然已無法及時進行施肥分櫱。再加上肥料短缺，這個穀倉地帶一旦歉收，除將推動全球穀物價格暴漲，那些倚賴烏國廉價糧食的西亞及非洲國家人民，必然深受衝擊。專家估計，烏克蘭的小麥今年可能只有一半的收成，將有數百萬人遇到缺糧之苦。

換言之，除受俄烏戰爭本身的影響，再加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行動，許多與戰事無關的平民百姓都會遭到煙硝波及。最明顯的副作用，就是先前已高漲的通貨膨脹率，可能會再上升兩三個百分點；已節節上升的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則會繼續攀高。過去兩年多，人們在新冠疫情底下的日子已經很不好過，而今剛要走出陰霾，卻碰上俄烏戰局攪亂世界和平，還要承受能源、糧食、商品價格高漲的折磨，怎不令人沮喪？

俄羅斯粗暴對烏克蘭用兵，當然應該受到制裁。然而，國際制裁行動夾雜不少大國的霸權考量，有時強迫小國不計自身利害追隨，亦是強人所難。近日，烏克蘭副總理在推特點名我電腦公司華碩，要求它終止在俄國的銷售；這種論調，其實是無理的要求。華碩是正派的電腦公司，它製造的產品是供作和平用途；而烏克蘭是軍火大國，自己輕率捲入戰端，有什麼理由要求他人停售電腦？

無論如何，從美國和歐洲對禁運俄國原油的歧見看，雙方無法採取同一步調，理由顯而易見。拜登政府禁運俄油，於己無傷，卻可展示制裁威力，但也要小心高油價惹惱美國選民。至於歐洲，對俄國油、氣的倚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勉強跟進美國制裁，只會使自己的百姓受罪。但人民何辜？

然而不少國際機構都認為，在房地產低迷拖累下，今年中國大陸GDP能達到5%已經不錯，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我國經貿互動緊密，今年大陸經濟明顯減速與政府力圖振作的努力，值得我們關注。

今年中國經濟減速有兩關鍵，一個是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浮上檯面，恆大集團倒債風波所觸發的房地產危機；另外是新冠清零政策下，嚴格管制與封城措施所帶來的內需市場衝擊。

清零政策所帶來的衝擊，因為中國政府的政策反應快，就算最嚴厲的封城，影響時間短範圍也有限，對經濟影響應該有限。不過房地產低迷所帶來的影響，就相當嚴峻。房地產的關聯產業相當多，除了銷售的服務業、提供建材的製造業也會受波及。日本的三菱UFJ銀行評估，如果中國大陸的不動產市場規模縮小一成，會造成GDP成長負2.2%的影響。

此外，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相當依賴將國有土地使用權出售給房地產企業的「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四到五成。此土地出讓金收入過去都是兩位數以上成長，去年因為房地產不景氣，房產企業競標國有地的意願低落，成長率落到4%以下。

土地出讓金收入減少，讓大陸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困境，去年中國陸續傳出地方公務員減薪，降幅最高達25%；更嚴重者如黑龍江省鶴崗市陷入破產，只能財政重整。地方財政惡化與公務員收入減少，不僅影響地方政府推動公共建設能力，也打擊消費能力。

更結構性的問題在於，因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少子高齡化社會來臨，地方政府相關收入日漸萎縮。根據202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在292個地級市中，過去十年間有將近一半的133市，人口由增加轉為減少。這些人口減少的地級市，通常土地財政收入也不理想，要在今年配合政府政策，衝出5%以上的經濟成長率，恐怕難度相當高。

近來國際投資銀行如高盛，或者世界銀行與IMF的評估，2022年中國的GDP成長率只能勉強達5%，加上目前俄烏戰爭引發能源、農產品與商品價格全面上漲，通膨壓力將壓低全球商品購買，以及中國國內需求。考慮到戰爭所觸動的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中國今年的GDP成長目標不是很樂觀。

然而全國人大還是喊出5.5%的高標準，中國政府今年到底要打什麼肌肉增強劑來衝經濟。在「堅持房子是用來住，不是用來炒」的政策原則下，今年的大陸房地產部門難有大反彈，公共投資與建設可能成為重要的領軍火車頭。從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七重點之一的積極財政政策，就可以嗅出這樣的經濟政策趨勢。

可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銀彈要從哪裡來？房地產不景氣已經嚴重壓縮各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可能的財政來源，也許類似去年不少龍頭企業響應中國政府共同富裕政策，大筆捐出企業盈餘的方式。

這不禁讓人想起，去年底遠東企業集團，因各種原因被一口氣罰款4.74億元人民幣（約新台幣20億元）。在今年中國人大設定，比世銀與IMF預估還要高標準的GDP成長率目標下，以及依賴公共建設來拚經濟卻可能銀彈不足的地方政府困境中，今年台商在大陸營運要更加小心，不僅可能出現各種查稅、環保罰款，也要有配合共同富裕政策的心理準備，在大陸營運小心方能駛得萬年船。

一九五七年八月《自由中國》半月刊登出殷海光寫的社論「反攻大陸問題」，最先公開點破「短期內」要反攻大陸不可能。當局誣其散布「反攻無望論」，民間也有非難斥責。次月，他以社論「關於『反攻大陸問題』的問題」，回應攻擊意見。

雖是六十多年前之文，如把標的代為蔡政府二○二五非核家園願望，仍有不少可資借鏡之處。

「官方言論還是口頭強硬，說得異常肯定，滿有把握的樣子。」「民間的想法似乎隨著歲月之增加而與官方的說法距離日遠了。」去年遠見雜誌報導指出，逾半民眾對「二○二五再生能源占比兩成」的目標沒信心。面對缺電、限電問題，認為政府該採取的因應措施，最多人選「重啟核能」。

「打了官腔，也不見得就有辦法。目前流行的這一套虛矯的言詞，真是自娛娛人！自欺欺人！」他駁斥官方言論不長進，仍是一貫的「戴帽子」作風，誣其意在扯垮政府，為共匪張目。綠營對付批評言論，動用所豢養的網軍打擊，指控附和中共、中共同路人。其心態和手法直追老蔣時期。

不缺電和反攻大陸兩者畢竟本質不同，一個是主觀的不願為，一個是客觀的不能。而如殷海光所說：「要達到這一目標必須靠以科學知識與科學技術為依據的穩健的步驟，不應是『如願的想法』，迷茫之情，狂熱之氣。」否則打賭再多雞排都枉然。或如蔡英文曾對李遠哲透露的真心話，到時候她已不在位，那是下一代的事。

工業廠房從火災學角度而言，具相當高密度火載量，場所空間挑高應用，使其具備充沛氧氣容量，立體燃燒時能自由對流加劇。假使在大規模跨距空間使用，就難以有效性防火區劃隔間，且在鐵皮鋼骨之結構問題上，恐因屋頂高溫軟化塌陷，也難以使消防人員進行內部深入救災。因此，在歐美國家策略上，此類場所即獨鍾自動撒水設備，於火勢初起時自動啟動噴灑冷卻，擁有非常高滅火成功率。

而這項技術卻早自於一八一二年，當時英國在天花板預設配管（管道上等距離穿孔），一旦火災可以在建築物外打開水道閥門，透過管道輸送水量，噴灑火勢燃燒位置。之後不久，持續發生大型家具廠燒毀，更發明改良了自動撒水頭，透過火災高溫使低熔點金屬融化，而自動噴出水源，使火勢延燒受阻，而擴大應用於各地。

反觀國內消防法規，卻對工廠（丁）類未見有如此之自動撒水設備要求，而類似倉儲場所也要達到七百平方公尺，且樓層高度十公尺以上之高架儲存倉庫，法規才會要求設置。

今日大多數建築物火災原因是電氣或人類行為使用不慎等，在不能改變人們行為時，只能設計自動撒水設備去控制這些不良行為的結果，而其已有一世紀多經驗歷史，對於火災防護遠比其他工具更具效益性。

此事件之後，深盼相關主管機關尊重災例的教訓、檢討改進現有法規的傳統思維模式，修正法規，要求丁類或倉儲場所設置自動撒水設備；因為自動撒水設備可明顯限縮火災波及範圍與程度，符合情境需求，使業者追求營運產能不中斷前提下，達到更安全永續經營之投資目標。

二月廿四，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火下，美俄敵對更強烈。美國若免落於中俄二對一不利局面，原本全力抗中姿態需調整。

一四年美國懲罰俄國占領克里米亞，低價拋售儲備石油打擊依賴出口石油賺外匯的俄羅斯，逼迫俄國石油轉向中國輸出，中俄關係從此加強。西方主流早先認為中俄基本矛盾多不能合作的看法於是無人再提，美方原有聯俄制中的選擇便自我破局。

今年二月十一日，美總統拜登警告「俄將攻烏」。十天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主動邀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視訊對話。當天，中國外交部官網報導，布林肯表示「反對台獨」。之後，美國國務院在媒體求證下，表示兩人只就俄烏議題進行討論，「不評論私下外交對話」。二月廿三日，ＡＩＴ表示美對台政策沒改變。整體來說，美方未明確否認布林肯對王毅表示「反對台獨」。

布林肯表示「反對台獨」，相較於一月十五日美總統拜登邀約習近平視訊高峰後對媒體的兩種說法，「不鼓勵台灣獨立」及「它是獨立的，它自己做決定」，美方姿態已向中方移動。之後，一月廿七日，布林肯首次主動邀約王毅視訊對話。

在拜登警告「俄將攻烏」後，布林肯第二次主動約王毅談話，應為避免台海失控，預防面臨兩面危機。

美方近來對中方的態度，相較於去年三月十六日在阿拉斯加，布林肯嚴詞訓斥王毅，成強烈對比。美國有求於中國多於中有求於美。美方立場向中方調整可以理解。

三月一日，拜登就任後首次對國會提報國情咨文，原本低落的民調只稍改進，但遠不足因應十一月期中選舉的挑戰，滿意度只由四十趴增為四十二趴。為何拜登亮麗的外交表現—團結盟友軍援烏克蘭、經濟制裁俄國—提升民調有限？主要因為四十年來最高的通貨膨脹居高不下，選民對經濟不滿。通膨原因之一，是川普提高對中國進口關稅其實九十趴由美國消費者和企業負擔。

一月廿日，一百四十一位美國兩黨眾議員聯名致函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呼籲，豁免對中國關稅。二月七日，四十一位美國兩黨參議員也跟進。

至今拜登政府仍未調整不利自己民調的中國進口關稅，有其難言之隱。因為中國只購買了六十趴雙方貿易協定下同意的美國產品。若拜登政府單方面調降對中關稅，會被批評對中軟弱。同時，拜登承繼了川普對中強硬政策，北京於是冷對華府，雙方無法商量合作。

三月五日，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終於抵達北京上任，填補了美國駐華大使館一年零五個月最長的大使空缺。美中關係朝向緩和發展。

三月七日，王毅表示中國願意就烏克蘭戰事展開必要的斡旋。三月八日，習近平與法國德國領袖進行視訊峰會，表示願意對烏克蘭問題積極參與，並倡議歐、美、俄、中平等對話。三月九日，北京宣布對烏克蘭提供五百萬元人民幣人道救援物資。

美、俄雙方皆有求於中，將推中國於最有利地位。歐盟亦然。

（作者為前華府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講座教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出版新書《框外天地》）

健保資源有限，不可能給付所有藥品，僅能給付迫切、必要的藥品，故醫藥先進國家在給付上都恪守「藥品分級原則」。在此原則下，依藥性及副作用將藥品區分為三級，從強至弱分別為處方藥、指示用藥與成藥；指示用藥的藥性較溫和、副作用較不嚴重，通常是為了緩解不適症狀，而藥局無須處方，即可自行販售指示藥品，並指導民眾服用，許多舒緩咳嗽、鼻塞、喉嚨痛症狀之藥品都屬於此類。

《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指示藥品不列入健保給付」正是體現「藥品分級」精神。然而至今仍有九百多項指示藥品違法給付，每年約花費健保十七億元，已間接排擠新藥給付空間。藥師公會也深知必須循序漸進，故也支持依藥品使用人數分階段處理。

民眾完全無須擔憂健保不給付後會「沒藥用」，因為不論健保有無給付，醫師都可開立處方，差別僅在於是否需自費購買；目前指示用藥的健保給付價格偏低，並不會對民眾產生過大的財務衝擊。另本次僅檢討使用人數在五千以下的藥品，大多數民眾也非在影響範圍內，若判斷屬療效及副作用較強的的必要藥品，藥師公會也將協助推動轉類為處方用藥，納入健保給付。

民眾自費購買指示用藥，每人多花數十元，就能讓數十元投入罕病療程、新藥、重症等醫療或藥品給付，最終將透過眾人的力量，讓最多數人得以恢復健康。

暫不計算制裁與反制間的實際得失，倘單就衝突於二月廿四日發生，廿五日蔡總統隨即公開宣布加入制裁，加上媒體陸續披露了我銀行壽險業對俄曝險逾千億、向俄採購燃煤發電量大、科技廠與貿易商恐收嘸貨款等事實經過來看，讓人不禁懷疑：制裁決策是否過於倉促武斷？又若自始選擇中立，我廠商能否豁免牽連？

從法的角度，經濟制裁畢竟係基於特定政治目的，臨時以行政公權力干預本屬民間商業交易的貿易活動，必然造成關係人不確定的經濟損失。是除國安、外交、民生考量外，相關裁量處斷，或應遵守以下法治原則，並完備程序正義，以避免風險：

一、依法行政：關於制裁法源依據，貿易法第六條一項五款固規定，有國際條約、協定、聯合國決議或國際合作需要時，主管機關得暫停特定國家或地區或特定貨品之輸出入。另為確保國家安全，履行國際合作及協定，非經許可，不得輸出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同法第十三條一項亦著有明文。

按王美花部長立院答詢，此番我禁止半導體輸俄，似為兩法併行。若此，對於何謂確保國安？何謂履行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合作需要？尤其是台灣未參與協商簽署的國際條約、協定，例如王援引之《瓦聖納協定》，何以有必要履行？經濟部均應清楚界定，俾授權明確。在報請行政院核定禁止或管制與俄貿易時，更應依第六條五項規定，於發布之日起一個月內送請立法院追認，以利民意監督。

二、符合比例原則：局勢演變至今，顯見僅單向盤點台、俄間積體電路出口金額與貿易量，遽而評估制裁結果影響不大，已然失準。既然制裁是手段，目的係官方宣稱所謂遏阻局勢惡化、和平解決爭端，與善盡國際社會成員責任，或若干人認為的加深與美、日等同盟關係，則我當局有義務清楚解釋交代：制裁手段對於達成上述目的有何必要與助益？此舉是否對國內損害程度最小？達成目的利益是否確定大於手段造成的損害？

三、事前聽證與事後補償救濟：制裁或反制一旦上路，不僅高科技，恐亦無辜波及其他產業。是建議相關單位補辦公聽會，徵詢各界學者專家及相關業者意見，同時超前部署產業受害調查及補償救濟方案。

古訓云：「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烏、俄大戰正酣，遠在千里之外，小國寡民的台灣卻因冒進盲動，遭烏、俄相繼點名，「成功」躋身國際社會，甚至有人沾沾自喜。實不知是幸耶？禍耶？

剛開始法院多採用幼兒從母原則，將親權判給母親，此招致諸多批評，例如認為男性不會照顧小孩是嚴重偏見，且可能會固化傳統性別的刻板印象等。為避免前述缺失，法院陸續引進如共同監護、主要照顧者、繼續性（變動最小）等原則，雖可謂百花齊放，兼容並蓄，但卻有令人眼花撩亂、莫衷一是之感，甚至可能造成判決難以預測，缺乏法的安定性等問題。

一○一年家事事件法通過，擴大法院的調查權限，並得運用如親職教育、諮商、程序監理人等資源，另未成年子女的意願得予保密等，有學者指出家事法官因而成為資源的整合者，應協助當事人重建家庭生活秩序。又因爭奪、拐帶子女等情形時有所聞，立法院於一○二年修法增訂「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俗稱善意父母或避免先搶先贏條款，以利運用。

台大黃詩淳、師大邵軒磊教授的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法院以「子女主要照顧者」、「子女意願」、「親子互動」這三項為最主要的影響因子，且經濟狀況不再具有重要性等結果，可見法院的判準趨於一致。又家事法院的重心從調查證據，逐漸轉向強化調解功能，並特別看重父母是否能積極促成會面交往及協力合作等面向，畢竟孩子不是戰利品，親權訴訟本不該淪為全有全無的輸贏結果。

從王力宏與李靚蕾到近日義大利商人與詹姓空姐的親權紛爭，大家都不捨陷於風暴中的孩子。電影「婚姻故事」有這樣一句台詞：「刑事律師看到壞人善良的一面，離婚律師看到好人醜陋的一面」；離異的父母理當思忖再三，孩子需要的與想要的並不總是一致，或許完整包容的愛就是答案。

本來以為遠在天邊的國內電腦品牌，卻被烏方直接點名，希望能表態，可見只要走進國際市場的品牌，遇到了全球性的議題時，不論來源國為何，都很難置身事外。但是對於企業本身來說，要進入一個距離遙遠的國家，打入市場的成本與費用何其龐大，若是資源雄厚的品牌，或許仍有重新回去的機會，但是若資源本來就不多，甚至可能就此無法再進入該市場。

在全球化的風潮下，越能被消費者熟悉的來源國品牌，在建構組織文化時越容易被消費者接受。我們國內對從二戰時期至今，眾多的電影、商品甚至是教育的教材及學習的語言，首先就是受美國文化的影響最深，再來就是日本文化。因此可以發現，國內消費者偏好的汽車品牌、家電品牌、動漫品牌，甚至食品飲料品牌，幾乎都是以日系和美系為大宗。

有的品牌認為要打進國際市場，只要取個外國名字或是假裝外國公司，但沒有真實的文化內涵是無法解決文化差異與溝通問題的。就算創造一個品牌故事包裝，但若沒有實質內涵，等到想推上國際時就也很難被當地人理解和認同。但是同樣越是有強烈特定文化的品牌，就更會在面對議題時，被國際消費者檢視。

以美系品牌來說，很多因為一戰、二戰的愛國主義，以及社會氛圍所支持的品牌，在這個時候就必須與國家立場一致；而歐系的國際品牌，因為自己文化中強調家庭美好、社會責任，則必須考慮現在的戰爭情勢，可能與自己的形象有所衝突而表態。但回歸企業的角度，國際品牌在許多國家都有產品的銷售及門市，這時的選擇更是希望保住多數的生意。

事實上，不論是美國的迪士尼、日本的航海王這類的創意產業品牌，還是麥當勞、可口可樂及ＩＫＥＡ等零售餐飲業，都不可能完全在沒有特定的背景文化之下，能夠被其他的國家或市場接受。也因此當我們回頭突然發現，俄方除了國家本身，其實多數企業品牌也對我們，甚至是許多國家都相對陌生。

對於國內品牌，在這時候是否應該回應烏方的立場，跟許多國際品牌方向一致，還是繼續保住原有市場，關鍵就在於該品牌對於未來，希望用什麼品牌文化來讓國際的消費者認識或理解。或許我們可以發現，國內的品牌其實早已走到國際，甚至也有機會更上一層樓，但是在這個時刻，要怎麼做出選擇確實是很重要的課題。

教師負有教導學生的職責，因此當學生的報告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時，重點就是重新說明這份作業的用意，讓學生了解後，請他們重做再報告。千萬不可把學生的作業拿來羞辱或調侃。再者，學生態度不佳，正需要輔導，提醒比直嗆他們要來得有效。別忘了在教育現場，就是要因應學生的情況而調整你的情緒與話題，如此才有可能創造雙贏。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學生將過程用手機錄下，老師一度阻擋錄影，學生最後還是把這段對嗆過程ＰＯ上網，引起媒體報導，成功創造了社會討論議題。相形之下，在網路上，這位老師明顯成了「被撻伐」主角。過去的教學負評也被「起底」。在網路她成了眾矢之的。

學校的處理是對師生進行輔導，藉此協調以期化解師生之間的誤解，重建師生之間的互信。這是對的。然而網路上針對這位老師的無情攻擊，所造成的傷害與影響顯然是無法彌補的。從這個層面來看，我們的教育現場已經嚴重受到社會與政治上的網路一四五○攻擊效應影響，負面攻訐導致師生關係撕裂，教長和教育部官員可曾看到？

蔡政府可曾思考，如果從大學到中小學，學生只要不滿或不爽老師上課內容，就錄下對話與場景，公諸網路；甚至藉著不滿而對老師進行人身攻擊（包括對老師的體態、表達方式等有所影射與攻訐），如網軍對於政治對手的抹黑操作一樣，這樣還需要老師來教育與提醒學生什麼是真相、什麼是真正的價值嗎？

公共議題的討論就是要參與者以理性與全盤性的思考來對談，從對話過程了解這個議題對於公眾的影響，藉此尋求大多數的共識而進行有效的調整／改善。因此公共議題的論辯，最重要還是能否充分與多元討論，絕不是一味用政治操作誤導大眾。如今教育現場出現了這樣的複製現象，這是蔡政府想要的教育典範嗎？

農業改良與耕作一方面餵飽地球上眾多人口，另一方面卻也對環境造成難以回復的危害，如何兼顧「生產、生態、生活、生命」四生並進成為難題，因為有結構性的對立—農民將本求利，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種種作為不免對於大自然生態環境造成危害。如何將「生態環境」這種公眾利益的外部價值內部化成為資源經濟學的重大挑戰。我國農政單位從三十五年前開始推廣「有機農業」，至今種植面積僅占全國農耕地的百分之二。農糧署近年也推出「友善環境農業資材補助」，農友選購經認證推薦的農藥與肥料，每公頃最高可獲得二萬八千元補助。

這種以增進生態服務功能的補助通常分為兩類：（一）行為型補助，（二）結果型補助。農糧署施行的「資材補助」屬於前者；而國內推廣有機農業甚力的「慈心基金會」引進的「多方參與式查證系統」可歸為後者。前者行政成本較低，送者大方，受者實惠。可是，當缺乏實際成果驗證時則容易淪為收買農民、嘉惠特定對象的撒錢機制，施政者承擔巨大道德風險。事實上，多篇實證研究指出歐盟施行的行為型補助方式效果欠佳，除了上述道德風險因素外，還有「一體適用」的僵直性問題，因為資材補助雖有科學根據卻仍未能因地制宜、對症下藥，因而呼籲改革制度，轉化以專家系統進行成果查證而進行補助。

成果查證牽涉到「監測、報告、驗證」，需要嚴謹的程序、細密的測量與公正公開的第三方認證，實行起來有其難度，目前國內碳權認證與碳交易也面臨類似的挑戰。我認為，建立模式進行成果推導、利用人工智能建立專家系統、導入區塊鏈技術將成解方；資訊時代的新技術將帶來友善農業的新曙光。

（作者為台灣社會責任公益減害研究發展協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