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主席之怒，都是為提名問題大動肝火；動氣的背後，都牽涉到黨的制度問題。柯文哲的怒點，認為中評會「不該處理此提名問題」；朱立倫的怒點，則認為羅智強「不尊重地方」。這些問題，理應有黨內機制可解，實無必要動怒。

比起柯文哲罵同志是「狗」，朱立倫看起來還文明一些，充其量只是威逼；但兩人際遇，卻大不相同。朱立倫不僅未在輿論上討到便宜，也遭黨內撻伐。反觀柯文哲，黨內除相關當事人賴香伶抗議，其餘幾乎一片靜默。柯的親信蔡壁如甚至以「第四權應關注大黨」、「難免口出惡言」等語為他護航，讓人驚掉下巴。

在輿論壓力下，柯文哲公開道歉，領導地位未受影響；其道歉文說「相關報導渲染」，充滿甩鍋之意。至於朱立倫，未擋住羅智強宣布參選，還賠上日漸稀薄的領導威信。看起來，民眾黨這個新政黨，比過去威權的國民黨還懂「鞏固領導中心」。

在野主席之怒，皆讓「親痛仇快」。最開心的，應是一黨獨大的民進黨吧！

以前天為例，全台疫情正在拉緊急警報，陳時中卻跑了兩個與防疫完全無關的造勢行程。當天上午，他去義光教會演說，提到將推動社交距離App，以取代現行的「實聯制」。他還刻意說，有人建議他防疫要「學上海」，但他想不通要學什麼。此話，其實是藉上海疫情之嚴峻，來襯托自己的績效，看準這在長老教會有賣點。

同一天下午，陳時中匆匆主持過指揮中心的例行記者會後，他現身電器公會主辦的電器空調3C影音大展，致詞時，感謝該公會在疫情緊張時贊助防疫工作，並呼籲民眾儘速施打疫苗。換作是平常時日，陳時中要參觀什麼展是他的自由，但在防疫形勢如此緊張之際，他跑到無關的場地去做個人社交，能說合理嗎？何況，當天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陳時中對很多媒體提問都答不出來；他不積極解決問題，卻有空去跑電器大展的無關行程。試問，這不是為了選舉造勢拉票，是為了什麼？

陳時中「跑選舉」的行程，三月間就已經展開。三月六日他出席「中醫師公會」主辦的「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現場的醫師一看到他，便高喊「市長好」，大家一起笑開懷；顯然，人們對他未來的政治選擇都已了然於胸。三月十四日下午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陳時中被問到是否對參選桃園或北市處於「備戰狀態」，他還連忙否認「沒有，沒有在備戰狀態。」但當晚「台北市旅館公會」舉辦會員晚宴，陳時中不僅與會，還在會上宣布了「七五三計畫」，說未來一個月疫情若無特殊變化，入境檢疫隔離會從現行的十天逐步降為七天、五天、三天乃至全部免檢。

政府有「七五三計畫」，陳時中為何不在正式記者會中宣布，卻要留一手，留到台北市旅館公會的晚宴去放送？莫非，他以為政府政策可以分裝打包，當成自己的小禮物一樣，送給支持自己的公會業者收藏？除了各色「公會」活動，三月卅一日「小英之友會」全國總會在台北市萬豪酒店舉行年度餐敘，除推舉前副總統陳建仁為榮譽總會長，陳時中也應邀與會。他就是在這個會上，說了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忙到沒時間洗衣服而深夜向他請假的故事，說他聽了「眼淚快掉下來」。沒錯，這個故事令人不捨，但它映射的事實卻是：陳時中在一個政治性質高的場合講這個故事，成就的卻是他自己勞苦功高的光環。

陳時中參選，對比台灣的防疫解封，哪一件事比較重要，這是蔡政府乃至陳時中個人必須謹慎思考的事。原因是，未來兩三個月台灣勢將進入疫情的高峰期；如果政府準備做得好，台灣可以在損失最小的情況下，安然度過黑暗期。但如果陳時中心不在焉，邊打選戰邊防疫，那勢將亂象叢生、怨聲震天，他的選舉之路必然崎嶇坎坷。如果蔡政府認定陳時中是可以奪回北市的黑馬，如此天命難違的話，那麼請任命一個新的指揮官，讓他專心去選舉吧！

有評論指出，戴琪的證詞代表美國對中國經貿戰略的轉變，這話沒錯；但我們認為，深層次看，這又何嘗不代表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經濟戰的無效甚至是挫敗。美國從歐巴馬以來，以遏制中國快速崛起的經濟政策，包括在歐巴馬時代是「封」，如以TPP封殺排除中國；到川普時代則是「打」，以懲罰性關稅、制裁中國企業，甚至汙名化中國的產業政策；到去年拜登上台，更是提出各式各樣的新思維新工具，如「創新法」、印太經濟架構等，但所有這一切，在戴琪的評估中似乎均收效甚微，而不得不進行再一次的大調整。

有三個現象或指標也許可以說明美國對中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的失敗：

──川普2017年上台之後，2018年3月開始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一再提高並擴大中國大陸對美出口商品的懲罰性關稅，但近三年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但未見縮小，反而愈見擴大。

──3月23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宣布，重新豁免對352項從中國大陸進口商品的關稅。美國此舉，除了默認川普以為對中國商品提高關稅有利改善貿易逆差的觀念錯誤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此等關稅的課徵反而大幅助長了美國的物價膨脹。近一年來，美國的CPI從去年4月的4%逐月升高，到今年2月已上升到7.9%；換言之，美國針對中國商品的關稅戰不但無益於貿易逆差的改善，反而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助長了美國自身的通貨膨脹。

──去年年底，英國劍橋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聯合發布了一份報告：《偉大的競爭：21世紀中國與美國的較量》，該報告對過去20年以來美中兩國之間的科技競爭進行了分析，並對未來的趨勢作了預測。報告指出，「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排名第一的高科技製造大國。」報告具體列出，中國在人工智能、5G、量子信息科學等領域已成為世界第一；在另一些領域如半導體、生物技術、綠色技術等，則可在未來十年內超過美國。所有以上已經領先美國或即將領先的科技都屬於人類第四次工業（科技）革命的核心範疇。

面對這些現象折射出經濟戰的無效或挫敗，美國政府當局實有必要去深入了解其中的深層次原因，而非沿續著既有的以反中為訴求的經濟戰思維，繼續地錯誤下去。

美中貿易失衡的深層次原因是結構性的，一方面是美國長期以來過度強調金融化所導致的製造業空洞化，另方面是中國依據比較利益原則充分發揮製造業優勢的結果。美、中兩方面的效應相乘相加，在商品貿易上的巨大失衡是邏輯上的必然，美國採取任何經濟戰的手段，或無濟於事，或兩敗俱傷，或美國自傷更大。

美國要搞「戰略性投資」，還強調與盟友合作，以強化供應鏈來保障美國利益，並對抗中國，這一切也都違反了美國自己一再強調與信奉的市場經濟原則，不但無益於自己，還拖著一眾「盟友」下水，最終傷害了全球利益。

美國最佳的、理性的而且是唯一的選擇，就是徹底揚棄反中思維，回歸全球化大道，尊重市場經濟，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根據比較利益原則進行全球範圍的資源優化配置，共謀全球發展的最大利益。一門心思對中國大陸搞經濟戰是一條死胡同，走不通的。

近期，ＩＰＣＣ也逐漸正視人類行為與意識在轉型中的定位，將其主張朝向價值尺度延伸。ＩＰＣＣ在第六次評估報告的第三工作組報告〈氣候變遷二○二二：氣候變遷的減緩〉中，強調了消費者行為改變的影響力，即日常減少肉食、搭乘大眾運輸、資源回收再利用與生活節能等行為，可將終端使用部門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四十至七十％。值得注意的是，ＩＰＣＣ也強調透過政策支持、社會文化選擇及行為改變，可將使終端用戶部門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迅速降低至少五％，換言之，除了社會文化選擇及行為改變的價值尺度之外，政策支持也是轉型的關鍵驅動力。

與ＩＰＣＣ的情況相仿，台灣於三月卅日公布的「二○五○淨零排放路徑」中，將「生活轉型」列入重要的轉型策略，這意味我國長程減碳政策與轉型思維，逐漸跳脫科學知識尺度，將轉型延伸到價值尺度。然而，單仰賴民眾自發性改變原有生活習慣、實踐減碳生活行為，而缺乏政策的支持與治理創新，「生活轉型」可能淪為「空中樓閣」。換言之，轉型思維不能只停留在價值尺度，也需要政策支持的介入。事實上，政府過去推動「垃圾強制分類政策」、「強制機車騎士應戴安全帽政策」，便是政策介入使民眾行為改變的成功案例。

因此，若要促使民眾在生活型態上發生根本性改變，並藉以驅動低碳社會轉型，尚需仰賴下一層次的思維，即治理層次的尺度。故，政府應著重治理的體制、法規、制度，及公正轉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政府在三月卅日公布的架構除了著重與產業界的溝通，較乏與社會各界、學界、ＮＧＯ的溝通，呼籲政府需要啟動與各界的對話。綜觀世界各國能源與氣候轉型成功的國家，社會支持亦是轉型成功關鍵要素。（周桂田／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台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奕陽／台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施怡君／台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像人口比台灣還多、繁華程度全國首屈一指的上海，因地方政府過於自信，結果不僅疫情難以收拾，甚至連民生物資都短缺。我們呢？確診不斷攀升，但尚未充分準備的政府，便打算逐漸解封拿「減災」當目標，不少專家示警，認為病毒依然兇猛，而且無所謂「群體免疫」，如此作法簡直是用人命豪賭。

儘管中共治理績效卓越，但長期無選票壓力的惡果，就是腐化顢頇，自然就導致今日在頑強病毒前醜態百出。可是號稱「民主模範生」，也經常在彭博社「全球防疫韌性排名」遠超對岸的台灣，為何同樣淪陷？這難道不是相信「瘟疫確有大小眼」，因此從過去誇口「超前部署」、企業購捐疫苗反遭刁難、強推遲未解盲的高端，到現在縣市普篩、中央召開防疫會議或者接觸確診隔離時數藍綠有別，此等「政治防疫」所必然導致的後果嗎？

不過即便如此，拜全民高度抗疫之賜，綠營靠著以往坐收「全球防疫前茅」的紅利，面對失控疫情仍老神在在。當然更要緊的是，心中只有選票和擅長選戰的民進黨，眼見「九合一」逼近，在國際解封潮流和民眾耐性漸失雙重壓力下，面對Omicron自會順勢而為，就是放棄「清零」，一面賞罰並濟強化施打疫苗，另面藉大量癒後患者的強大免疫力加速構建「超級防護網」，好於選前盡快脫離新冠泥淖。

法蘭西斯．福山說：專制與民主體制對疫情處理的好壞並無絕對聯繫，民粹與否才是關鍵。兩岸疫情的發展，也許就是最好的證明！

四月五日我剛到家，學校系裡助教即來電告知我被匡列，需居家隔離十天加七天自主健康管理，我請家人趕快去超商買快篩劑，還好篩出自己是「一條線」—陰性。

在一人的套房套牢，我一直在處理要如何教學的事，如何對學生交代？我知道我是東吳確診第二例的接觸者，接著聽到東吳大學還有多例；又聽到東吳行政人員這幾天都在密切商議要如何處置？停課還是不停？這些辛苦加班、焦慮的行政人員，是正副校長、主秘、教務長，他們都需扛責。日子時刻在刀尖上，此時才覺得自己十年行政生涯體會到「風頭浪尖」，真是不痛不癢的形容詞。

然後又傳來通知，東吳決定停課改成線上教學。因為第三例、第四例的學生都是連假在外被感染的，新冠肺炎的感染力豈止是一陣風吹一片草動？

輔仁大學也宣布全面停課，改成線上教學，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心想：不知尚有幾個大學被迫停課。下下周就是期中考了，這個時節被感染或匡列的師生真是欲哭無淚。

九日隔離第十天上午，我坐免費防疫計程車到大佳河濱公園的大佳檢驗站去做ＰＣＲ。以前的大佳河濱公園有漂亮的大草地，是帶孩子放風箏、鋪布墊野餐處，如今淪為閒人勿進禁區，這幾天篩檢暴增，忙碌異常。

次日，篩檢陰性，大家都鬆一口氣，女婿還因為我而居家上班一周，真是波及無辜。

現在，我還要七天自主管理。看著一日日爬升的疫情，深覺政府宜快快宣布防疫再升級。全民的警覺性太不足，政府不宣布防疫升級，人民活動、餐會照辦，怎會宅在家？

於此三十餘年間，有如洪水猛獸一般的通貨膨脹消失無蹤，物價異常平穩，甚至在部分國家如日本造成通縮。伴隨著平穩物價的，則是向來與通膨共存的經濟繁榮昌盛，以中國大陸的世界工廠做為火車頭所帶動的全球經濟成長，與廉價出口品所造成的平穩物價一時並至，在美國甚至被學者讚為「經濟奇蹟」。

然而俱往矣！所謂「福兮禍之所伏」，這人間的至福本身就埋藏著衰敗的種籽。如今正是種籽竄出苗芽的時候。

超級全球化將落後國家的無窮廉價勞動與先進國家過多的資金及人力資本結合，為全球源源供給極其廉價的民生日用品。結果大塊肉盡入資本家之口，勞工不是搶些殘羹，就是陷入失業困境。於是，人與人之間，富者愈富；國與國之間也是富者愈富，形成貧富兩極發展的螺旋。再加上新自由主義的推波助瀾，強者乃可肆無忌憚地在國內剝削弱勢勞工，在國外搶掠所有的市場。

此一惡性發展的不平衡，在世界各個角落激發出民粹主義，長時間被剝削的弱勢勞工群起抗爭。最極端的例子就是美國川普的崛起，因為美國最放任強者奪取一切利益。

中國藉著超級世界工廠急速累積財富，一方面超日趕美，對獨霸的美國形成威脅；另一方面，暴富之後志得意滿，跟台灣、南韓這些先行者一樣，鄙視發家的加工出口業，一心要「產業升級」、「騰籠換鳥」；不出幾年就關閉了世界工廠，率先斬斷了超級全球化的主力。

中國的威脅與弱勢勞工的反動，促使川普掀起貿易大戰，硬生生將全球供應鏈一分為二，遂將衰頹的超級全球化腰斬。

其後疫情阻礙航運，進一步破壞供應鏈，使許多重要物資供不應求、價格暴漲。各國為求自保，紛紛大力縮短供應鏈，竭盡所能自供所需。俄國侵烏戰爭火上加油，鋪天蓋地的制裁，將支離破碎的全球市場再度凌遲。一個輝煌的時代終於走入歷史。

當這個時代結束，這個世界又會是什麼樣貌？首先，不但超級全球化不再，原先的全球化也今非昔比。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如資源互補、分工互利、效率提升、成本降低等等，都會大為減損。尤其超級全球化一面將物價維持極端平穩水準，一面將經濟成長推向高峰的好景，必然反轉直下。經濟的榮景會大為失色，而且必須以通膨做為代價。當中國經濟從兩位數成長淪為保五，而物價則節節高升時，已經透露了明確的信號。

更可怕的，是在全球物價超級平穩期間，各國政府既對通膨無忌憚，乃放手以印鈔票的方式解決一切問題。尤以獨家鑄幣權的美國為然。如今美好的時代已過，通膨已死灰復燃，過去抑制物價的機制已反轉；這氾濫全球數以兆計的資金會造成什麼災禍？（作者為經濟評論者）

認知是心理學名詞，是指個體經由概念、感知、想像、判斷等心理活動，進而產生對事物認同與否，以及獲得相關知識，是個人對事物的詮釋，也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認知用於戰爭中是要發揮潛移默化功能，目的是要凝聚民心，提振士氣，標榜合理性，爭取認同，尋求盟友支援，弱化敵方意志，最終贏得勝利。

有此一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將認知作戰定義為，利用虛實的消息以破壞社會既有結構以加深彼此的對立，亦即，當事人運用利己的宣傳爭取好感，分化對立者的團結，以達到既定的目的，是隱惡揚善的策略，就是戰爭中的宣傳戰和心理戰，也是一種「三人成虎」的洗腦過程。

認知作戰在這次俄烏戰爭中，各方大顯神通，從官方到民間全體動員，大肆宣揚利己的消息，全力阻絕真實的訊息，對僅接收單向資訊的外人而言，產生一面倒的認知認同，盡信自己接觸到的消息。即使單一事件有正反報導，也會因主事者的立場，提供不平衡的報導，甚至刪除關鍵內容，讓外界易認同不完整的報導，做出錯誤判斷。

俄烏之戰已持續月餘，在多方斡旋下仍無和談停火的曙光，最慘痛的受害者是烏國人民。但相較於實際戰場僅限於烏國境內，認知作戰已將戰火蔓延全世界，使得國際又逐漸走回冷戰選邊的格局，非黑即白的認知恐再次影響事實的真相，例如入侵烏國被合理化為拯救斯拉夫民族，原橫屍街頭者被發現還活著。遺憾的是，主事者利用認知作戰，就是要外界相信他們的話，忘卻他們沒有為和平努力到最後一秒鐘。

台灣以美國馬首是瞻，消息來源以西方媒體為要，所以開戰以來國人會認為烏國即將擊退俄國，如果真是如此，戰事應早已近尾聲。但前聯合國伊拉克武器檢核分析家瑞特表示，俄國實質上已贏得勝利，也終將獲勝。何者為真？而紐約時報經查證後報導，烏軍同樣殺害俄國傷兵。

認知影響立場，凡是執政者均會大內、外宣傳，以博好名聲及穩固政權，專制國家尤甚。數十年前，與一位剛下部隊的從軍同學相聚，他表示退伍後第一件事就是退出國民黨，因為官校所教的與事實不符。筆者無權評論其所言，卻反映出偏頗的認知教育面對事實時的殘酷性，所以課堂上要學生多方查證有爭議性，或似乎合理的消息，是認知真偽的方式之一。

整整一年前，前川普團隊的國安顧問麥克馬斯特將軍說，他憂慮對岸極可能在北京冬奧過後出兵攻台。但奧運早已閉幕，此地歌舞昇平如故。一個可能是：他的判斷沒錯，烏克蘭的戰事發展卻讓北京急踩煞車。

台灣人應該感謝烏克蘭人。他們的奮死抗戰扭轉了國家民族命運，也讓習大大被迫擬定攻台計畫2.0版。我們應該慶幸的還有拜老先生的回應。他從一開始就表明美國與北約不與北極熊對幹，堅拒轉交波蘭的米格機，遑論設置禁飛航區。這樣的回應在美國主流輿論看來冷靜之至，對烏克蘭人而言則是冷血無情。事實是，因為山姆叔叔的介入有限，所以遠東兵力部署不受影響，想在台海發動戰爭的人自然要慎思再三。

很多西方評論家相信普亭會出兵，靈感來自阿富汗。這張牌倒下了，接著必是烏克蘭。普亭躊躇滿志，自己的經驗也是興奮劑：他過去推倒一堆牌（車臣、喬治亞、敘利亞、克里米亞），歐美視若無睹。對習近平來說，設若烏克蘭如摧枯拉朽般倒下，第三張牌的下場必然也同理可證。如今台灣逃過一劫了，但幸運之神會眷顧多久呢？

對普亭而言，既然開打了，結局只能是烏克蘭俯首稱臣。獨裁者只在乎一點：戰敗可能就是政變奪權。可以預料的是：一旦習近平下令開打，即使作戰計畫、共軍表現都差勁無比，戰事愈膠著，戰況會愈慘烈，台灣全島最終將成為焦土。

早在二○一九年，烏克蘭國會就通過決議，把推動加入北約納入憲法之內。時光真能倒回的話，烏克蘭人一定會抵死反對修憲。令人憂心的是，在未來的某一天，台灣人也會大興「時光一逝永不回」之嘆。蔡英文就任至今六年，兩岸不曾有過任何會談。民進黨政府當然要說：我們不設任何底線，是對岸不願談！明眼人都知道：你們否定九二共識，堅持台獨黨綱，對岸上了談判桌就是蔡政府的內外宣祭品。

這些天來，蔡英文與吳釗燮都對內對外強調台灣的應戰決心，吹哨壯膽容易。看到烏克蘭的慘狀，國防部評估過屆時台灣會死多少人，幾座城市會夷為平地嗎？還是已經擬定錦囊妙計，認定老共會把幾百部坦克擺在西海岸讓那些草莓兵練習標槍、刺針投擲？一旦開戰，後果不是阿富汗（投降）就是烏克蘭（不投降）！

台灣人其實還有第三條路。準備戰爭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準備和平！「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蔣中正的這句抗戰名言值得台灣人深思。和平已經全然無望了嗎？接受九二共識會比遍地烽火來得可怕，所以準備讓二千三百萬人「總玉碎」？真相是：台獨黨綱是民進黨的政治Ｋ他命，不吃不行；對台灣人而言，這卻是速死氰化鉀。

畢生信奉「務實政治」的鐵血宰相俾斯麥說：「相信自身經驗可以提供教訓的人是笨蛋。我寧可從別人的經驗中學會如何避免自己犯錯。」習近平正在從普亭的錯誤中學習教訓，烏克蘭的苦難給蔡英文上了什麼課呢？烏克蘭人不怕死，台灣人更不要命？

其實，法律上並沒有不能救濟的冤錯案件，如果不能救濟，就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立法疏漏，此時，承審法官在審判時自應依據法律之意旨，依循法律解釋方法補充立法的漏洞。

刑法第三一二條規定，對於已死之人公然侮辱或誹謗者，均以刑罰來保護死者名譽。

諸案的有罪判決，在法律上固經最高法院撤銷，事實上仍留存著罪人的標記，影響其社會評價，僅僅因為諸先生經不受理判決確定，反而阻斷了刑法上對於已死之人的名譽回復，審判機關如果死抱著刑事訴訟法第四二○條必須最後有罪判決確定才能開啟再審的解釋，勢將切斷了刑法保護機能與刑事訴訟法糾錯機制，在刑事法律體系的一致性與關連性。

二○○三年，連江縣前縣長劉立群涉貪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死亡，依刑事訴訟法的原則，被告死亡即脫離訴訟，不能再選任辯護人、不能為有罪無罪的實體辯論，但劉縣長家屬認有冤屈，大力爭取實體辯論。出乎意料，連江地方法院接受家屬的要求，不但讓家屬得以選任辯護人並且為被告無罪辯護，連江地院於不受理判決（九二連訴字第一一號）中稱，「經查，被告劉立群被訴涉犯前揭罪嫌（指貪汙等罪），尚與犯罪構成要件有間，其理由詳如共同被告（均被判無罪）部分之論述」等語，連江地院藉由法律解釋方法補充立法疏漏，維護了劉縣長名譽，此判決也體現出名譽權保護的憲法意識，令人敬佩。

依循前述刑事法律體系解釋的一致性與關連性，以及前述已死劉縣長受無罪之實體判斷，刑事訴訟法第四二○條規定之「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才得以聲請再審之規定，與名譽權保障不符，亟待修正。在修正前應理解為「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即「曾受有罪判決，嗣後確定（包括實體判決與程序判決）」即可聲請再審，只有這樣解釋，才不致使憲法基本權的名譽權保護出現漏洞。

德國著名法學家卡爾．施密特曾言，基於法官的客觀性與專業取向，憲法所保障的法官獨立性與中立性，其基礎在於依據一項受到承認的、在內容上可被確定的制定法而做出的決定。法院是否准予再審的刑訴法第四二○條規定，其內容暨法院見解的妥當性，是值得我們思之再三的，在法律條文未受關注修正前，只能期待諸案承審法官一如連江地方法院法官一樣的橫空再現。

當時恰巧是學界對於全球暖化是否真實存在辯論最激烈的時候。二○一二年有十六位知名學者聯名在華爾街日報投書，發表「對全球暖化不必恐慌」，成為氣候治理反對派（contrarian）的正式檄文，文章論點有三：一、全球並未暖化；二、許多氣候模型是錯的；三、為避免經濟發展與能源供應的嚴重後果，減碳政策應延後五十年再實施。這些學者並非無的放矢，因為從一九九八年到二○一二年左右，全球的氣溫並沒有像先前預測的逐步升高，反而持平不漲，這段「暖化停滯」（warming hiatus）的歷程形同大自然對氣候科學家清脆打臉。

諾德豪斯教授的著作一方面聲援氣候學者的科學論述，強調就長遠的時間尺度而言，人類活動若持續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必將使地球迅速暖化；另方面，他以平易近人的文筆闡述「碳定價」的效益—把經濟活動的排碳成本訊號清楚提供給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包括供應鏈上的生產者、技術創新者與末端的消費者，就能藉由市場力量導引社會走向低碳科技創新與低碳生產轉型。該書發表以來已產生深遠影響，二○一五年聯合國氣候峰會簽訂「巴黎協議」之時，有八十八國將「碳定價」機制做為達成「國家自主溫室氣體減量承諾」的主要政策工具，這也是他得到二○一八年諾貝爾經濟獎的主因。

三月卅日，國發會發表我國「二○五○淨零排放路徑與策略」引發諸多討論，論者批評的重點之一在於策略中未見「碳定價」價格與角色，但卻承諾到二○三○年之前將投入將近九千億新台幣預算。沒有「碳定價」的市場機制，這個由上而下撒大錢作法恐將引發多方搶食預算大餅的道德困境；套用「氣候賭局」的比喻，這如同政府做莊，引來各方豪賭，擲出各色骰子，目迷五色，二○五○照樣排碳，終局為賭客賺到，地球輸了，上帝哭了！

（作者為行政院環保署前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