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規定，到府採檢的條件，必須是「不良於行」或「失智」才能辦理。但這位名嘴自行找醫師好友到家採檢，北市府也不敢怠慢，便放了水。陳時中迴避違法之爭，推稱要交「法制組」研議。這已是他第四度要法制組研議該名嘴言行，網民酸說：這不是特權，什麼是特權？

若果真身體不適，指揮中心如此殷勤服務，倒也讓人無話可說。但名嘴自稱勇健，指揮中心要幫忙證明什麼？何況，先前有兩歲幼兒苦等不到救護車而延誤救治，家長就是過度遵法不敢擅自送醫。相形之下，一個名嘴嚷嚷自己「採陰」，立馬有專人到家服務，醫護人員有這麼閒嗎？

再說，民眾確診與否，是由指揮中心統一判定。先前民眾質疑確診資訊，都遭衛福部告發罰款；但這回，卻任由名嘴隨興指控，無意釐清事實安定人心。尤其，新北聯醫近來採檢量極龐大，指揮中心難道是故意隔岸觀火？

拜蔡政府之賜，名嘴能扶搖變成特權階級；但對台灣而言，這未必是好事。

居隔的規定原先為「十加七」，前十天居家隔離，後七天自主防疫；在居隔人數暴增後，外界建議應適度縮短。但指揮中心倏忽拍板降為「三加四」，專家認為「衝太快」，一般民眾也覺得很不安。重點在，感染Omicron症狀雖輕，但病毒潛伏期長於三天，就算要縮短，改為「四加三」或「五加二」都會比「三加四」妥當，可以避免錯放造成的災難性擴散。當天會議各方爭論甚多，地方首長反映，僅三天隔離，「連居隔書都來不及開」。最後，因「討論到無法思考」，指揮中心仍一意孤行，決定把後果丟給地方和民眾。

矛盾的是，四月疫情之所以大爆發，主要是指揮中心將原本「十四加七」的入境檢疫，自三月七日起縮短為「十加七」，境外移入的漏網之魚因而將病毒帶入社區。如今疫情失控，指揮中心覺得有必要縮短居隔天數，以免太多民眾被限制行動而導致社會常態運作失靈，方向是正確的。然而，僅僅三天的居隔，卻缺乏科學的合理性，因為短於病毒潛伏期；至於入境檢疫不同步調整，更是荒謬的雙標。

這點，檢視一下本土確診與境外移入的人數變化，即可一目了然。這波本土案例突破百例，發生在四月一日；當天本土案例一○四例，境外移入一三二例，本土案例僅境外移入的七八％。此後，本土案例一路飆升到五千多例，而境外移入案例卻維持在百例上下，低則七、八十，從未超過兩百。到昨天，本土案例已是境外案例的一百四十多倍。亦即，台灣目前的疫情大爆發，主要是隱匿在社區中的輕症或無症狀者所擴散，而非來自境外。

在這種情況下，指揮中心大砍居隔天數，卻對入境者居檢的限制不同步調整，根本是赤裸裸的雙標，毫不合理。政府若覺得不須再把Omicron當成大敵，就應該對本土和境外一視同仁；但依指揮中心的標準，兩者居隔天數整整相差十天，這樣的雙標不正說明集體決策的混亂？眼前的事實是：「三加四」的居隔太短，「十加七」的檢疫太長；就算蔡政府沒聽過「中庸之道」的哲學，至少要講究行政的合理性吧！

「三加四」的居隔規定搞得人心惶惶，專家、首長再怎麼表達不同意見，都沒有用。主要癥結在，指揮中心邀集專家首長討論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已經「拍板」。這正是台灣防疫「三頭馬車」的寫照：忽而蔡總統親身提點，忽而蘇貞昌幕後定調；如此一來，陳時中假裝在那裡召集專家首長溝通，腦袋裡還能聽進什麼專業或執行者的意見？尤其，台灣疫情的重災區是在北部，但指揮中心卻更重視輕災區高雄市長陳其邁的意見，這難道不怕執行的窒礙引發醫療救援困境？

兩年多來，台灣對入境檢疫的高度限制，民眾既要花大錢住防疫旅館，隔離期又長達廿多天，導致許多國人視返鄉為畏途，甚至因兩年未入境遭除籍，甚至影響到投票等正當公民權。如今政府降低居隔限制，卻仍用高樊籬阻擋滯外國民，到底邏輯何在？指揮中心的雙標，真不是普通的嚴重！

台積電股價在今年1月17日寫下歷史天價688元後，近月來跌多漲少，以4月26日的低點546元計算，三個多月股價下跌20%，跌幅不輕，百餘萬的國內小股東自然會關心台積電股價為何跌深，外資報告因此成為箭靶，金管會也應立委要求調查外資撰寫的台積電研究報告。此事在外資圈引發不少討論，國外媒體也刊登了外資券商在台遭到調查的報導，外資圈多數不認同政府的動作。

外資券商報告與實際買賣動作方向不一致，爭議由來已久，根源在於出具報告的是Sell-side，跟買賣股票的Buy-side屬不同部門，經驗尚淺的投資人看了外資報告決定買賣方向，卻常可能因此發現外資的買賣動向與外資報告不同，因此向民代檢舉。金管會調查外資在出具報告與買賣股票中間是否有弊，屬監管單位職責，但多數金融圈人士都明白，Sell-side的報告與Buy-side的進出並無關聯，現在不少投資人也清楚要如何解讀外資報告，而非一味跟隨外資報告進出台股。

外資對台積電的投資報告為何讓投資人又恨又愛，關鍵在台積電對台股的影響力逐日增大，不只是單一股票的問題，還影響了整體科技股表現，甚至左右了大盤的動向與期貨走勢。台積電目前是台股市值最大的公司，權重占台股的28%，相當於台股市值排名第2到第24的公司總和，可看出台積電對台股的影響力。

今年台積電股價走跌的幾個因素，包括美國升息以及全球都在增加對半導體的投資，未來幾年台積電要面臨的挑戰愈來愈多，加上科技業重複下單的疑慮在今年更顯突出，台積電股價走勢跟美國科技股的連動性高。另一方面，在美國升息、俄烏戰爭等因素影響下，外資賣出台積電變現重新布局全球資金配置，也是常見的操作，尤其外資持股台積電比重高達七成多，只要國際金融情勢有什麼風吹草動，台積電往往就是最容易被外資提款的標的。

台積電占台股市值偏大，雖反映台積電已是國際級的企業，但對台股而言已出現不少奇特的現象。像是台積電股價漲跌左右了台股大盤指數的表現，也讓台股指數有時可能失真，0050等ETF產品也因此必須拉高對台積電的持股，失去了ETF產品設計分散風險與多元化的用意。

美國股市過去也曾出現類似的情況，蘋果單一公司的股價漲跌對大盤指數造成關鍵性的影響。道瓊工作指數多年來持續調整成分股，為的就是要讓指數能真實反映產業與經濟榮枯。道指目前權重最大的股票約占9.64%，幾家大型指標企業的合計權重占49.3%，其餘企業占50.7%，反觀台股台積電一家權重就占28%，未來還有可能繼續拉高。雖然道指計算權重方式是採股價加權，與台股的市值加權不同，但金管會必須思考台積電在台股如此高的市值，會不會扭曲了台股大盤與相關產品的價值呈現。

台積電對台灣資本市場動見觀瞻，但金管會可以做的不只是鎖定外資報告與券商動向進行調查，可用更高的高度來看待台積電在資本市場的新局並做出更有利台灣資本市場的決策。

土地徵收，不論是一般徵收或區段徵收，皆是剝奪人民在憲法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必須非常謹慎為之，一定要符合公益性、必要性、比例性等嚴謹要件，才會進一步研議徵收補償價金或抵價地分配比例。

土地徵收主要是規範於《土地徵收條例》，對「徵收程序」有專章規定。然觀察目前的區段徵收，行政機關是另依據《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的作業程序來辦理；而且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對徵收要件之審查竟然倒著走，即先審查抵價地比例，而非公益性及必要性等要件。當政府實施區段徵收時，《區段徵收實施辦法》是否可凌駕於《土地徵收條例》之上？此即法規命令變更法律的嚴肅課題。

《土地徵收條例》第二章是「徵收程序」，第十三條規定，「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而中央主管機關審核時，最重要的即為「是否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則有完全不一樣的程序規定，該辦法第二條直接就進入「區段徵收作業程序」，內容包括準備作業及正式作業。在準備作業中，雖有「評估公益性及必要性」，但只是填寫「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作為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或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而不是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十三條，提報「區段徵收計畫書」給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另外，該辦法第四條第二項也指出，需用土地人應於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前，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其公益性及必要性。須注意，這是「報告案」，而不是「審議案」。若以社子島區段徵收案為例，目前中央主管機關根本就還未審議公益性及必要性等要件，因此也絕無公益性及必要性已經審核通過之說。

然而，在台北市政府尚未函報區段徵收計畫書，而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也尚未進行公益性及必要性審議之前，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卻已經在聽取台北市政府簡報社子島區段徵收案的開發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很明顯的，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現在進行的是《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二條「區段徵收作業程序」中的「正式作業」一、二點，而非《土地徵收條例》第二章的「徵收程序」。

可見《土地徵收條例》如今只適用於相對小量的一般徵收，對於數量龐大的區段徵收，政府則是另闢蹊徑，依循《區段徵收實施辦法》，即政府是以法規命令取代法律，然這恐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優位原則，根據《行政程序法》規定應屬無效；而《土地徵收條例》第一條第三項也主張其他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收補償標準與本條例牴觸者，優先適用本條例。綜上，政府的區段徵收恐皆有違法之虞，這是極為嚴重的問題。

早期未成年人關於醫療決策基於兩大理由認為無同意能力：無能力做出關於生命重大決策，和未成年人之父母經醫師告知後，會基於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做出決定。然而，上開見解逐漸面臨挑戰，從心理學家開始認為未成年人是多樣性族群，並非只是年紀名詞，許多方面業已成熟，足以對一些醫療決策有同意能力。

其次，父母的希望並非總是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特別是父母與子女亦有可能存在利益衝突。所以法律也開始介入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美國法院採取成熟未成年人原則，使未成年人得到他們所要求的醫療不受父母控制。而奧地利、英國及德國一般以十四至十八歲間即具有醫療決定之理解與判斷能力。

依兒童權利公約第三、六及十二條所楬櫫為保護兒童最佳利益，應給予兒童參與關於其生命或健康之醫療決策同意權或表示意見；而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號之一般意見關於兒童表意權中，保健部分鼓勵締約國考慮引入將同意權轉交兒童的確定年齡之立法，達到年齡的兒童即有權表示同意，不必在諮詢獨立和有能力的專家之後再進行單獨的專業能力評估，且強烈建議締約國確保幼兒表現出有能力對其治療發表明智意見時，對其意見給予應有的重視。上開法制思潮，均顯示兒童及少年不應該被忽視其在醫療決定上的地位。

細觀疾管署公布六至十七歲疫苗接種評估暨意願書接種內容，僅給予家長是否同意子女接種疫苗之選擇，關於兒童及少年本人連表示意見的欄位都沒有，更遑論同意與否。在疫苗校園接種作業問答群中，對於是否強制接種疫苗問題，即明白表示只有家長在疫苗接種通知說明書及意願書上簽選同意且簽名之學生才予以施打，未經家長同意者不予接種，即使兒童及少年表達有施打疫苗之意願，仍無法受有國家公衛之保健。家長與學生意見不一致時，該如何處理？問答群中並無這樣問題，因為在家長反對下註定子女沒得接種疫苗。

在兒童接種疫苗相關ＱＡ中，既明白表示接種疫苗好處大於風險，為保護兒童最佳利益，當然應該考慮兒童及少年自己的意願，以避免家長剝奪子女健康照護。此外，對於接種疫苗之風險，承擔風險之接種者卻毫無表示意見之機會，是否公平？事後若果爾發生不良反應或副作用，家長勢必承受子女怨懟而背負作出決策之罪惡感，家庭和諧為之瓦解。

父權式醫療早為醫病共享醫療決策所取代，我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四條，要求各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時不可侵害兒童的權利，是以防疫雖重要，但不能遺忘少年及兒童應有權益。疾管署之接種意願書應尊重接種者之表意權，在相關文件中引導兒童及少年自我思考接種疫苗的意義，家長更應與子女仔細溝通施打疫苗的利弊得失而形成接種與否之決定，而非一意孤行任選打或不打；同樣地，兒童及少年對於自己的決定，也要學會負責承擔後果，做為成熟大人的練習。

在現行制度下，因缺乏個人表達同意機制，全民健保醫療個資是被迫綁在一起供學術界研究使用，或被迫綁在一起不能被使用，而反對者永遠可以質疑這種科學研究違反個人資訊自主權。此外，當前健保資料庫的運用方式、範圍只能受限於政府制式化規定，不利於資料科學產業應用多元創新。例如，目前政府不允許資訊業、營利事業直接使用健保資料從事研發，只能對醫院、學術機構提供去識別資料，而提供健保個資的民眾無法獲得利益回饋。

事實上，如善用科技同意機制，科學界、產業界可不必依賴政府公權力蒐集大量自願健康數據樣本。醫學界早在二○一五年就與蘋果公司合作，利用蘋果手機招募超過一萬名巴金森氏症病人參與研究，是史上人數最多的巴金森氏症研究計畫。哈佛大學也在二○一九年開始執行「蘋果婦女健康研究計畫」，利用蘋果手機網路招募到三萬七千名志願者加入長期研究。美國基因公司23&Me則是擁有上千萬筆基因個資，其中八百萬名消費者同意提供基因個資做科學研究用途。

當今台灣，有辦法設計出同意機制讓民眾個人加入或退出健保資料研究嗎？政府幾年前早就開放個人利用健保卡網路報稅，所以讓民眾利用健保卡核實身分「選擇加入」或「選擇退出」健保資料研究，在技術上屬於可行，且已有現成基本硬體、軟體建設，新增功能選項不需要多耗龐大資源。例如新冠疫情期間，健保署在極短時間內開發出健保卡上網買口罩新功能。最近數位身分證構想，是將身分證、健保卡雙卡合一，日後在確保資訊安全及專法授權下，也將可以便利民眾「動態同意」，隨時出具法律效力電子同意書。

根據個人資訊自主權法理，當事人同意才是利用個資最高原則。由於健保署、衛福部沒有開設權限讓個人表達健保醫療個資同意使用意願，導致政府一直夾在學術界、產業界、人權團體之間左右為難。一旦政府開設權限讓個人加入或退出健保資料研究，人權團體就再也沒有資格主張健保資料庫研究違反人權。

另一方面，學術界、產業界取得個人直接同意後，在利用健保醫療個資範圍及方式上，可以更有彈性與創意，甚至健保卡或數位身分證可成為媒介資訊交易平台，例如個人同意提供各種原始資料，概括同意使用資料不受限於單一研究目的，長期追蹤累積資料，對個人提供利益回饋，甚至取得實名健保個資連結其他資料庫等等。

在目前制度下，使用健保資料庫成為引發各界紛爭的火藥庫。如果善用台灣資訊優勢，成立個人同意機制平台，不但可消弭人權疑慮，也可以使科學界、產業界以多元、創意方式利用健保個資從事研發，何樂不為呢？

這段令人痛心的影片，難以想像發生在中國一線的大城市，中國政府一貫的防疫措施，在上海激起了人民的憤怒。在沒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政府往往聽不見人民的聲音，訊息在中國網路上不停傳遞，又被不斷刪除，人們仍不妥協地繼續上傳，形成一場場比拚速度的戰鬥。疫情管制的失控，讓上海人民基本生存需求無法被滿足。同時，在嚴密隔離和不斷核酸檢測下，至今仍未達成目標的「社會性清零」。這也告訴我們，病毒並非人類單薄力量可控制，在追求染病人數減少同時，犧牲的是經濟成長、人民的自由和生存的可能。

台灣正面臨疫情政策轉捩點，在求取與病毒共存的前提下，又得極力避免重症人數飆升。當然台灣並不會採取中國政府的封控政策，也不能在現階段大規模開放造成醫護系統崩潰。可預見的是，在不遠的將來，會經歷確診人數、重症及死亡的高峰期，政府是否做好隨時可能失控的準備？人民對於隔離後的生活和工作該如何調適？我們能否引上海例子為戒，了解新冠疫情在社區大規模感染之後社會將面臨的問題：居家隔離者缺乏物資與照料者、病情加重找不到醫生、無法工作的生活無以為繼。

前幾周，一位重症男童在延誤就醫後不治。當中，衛生機關接到電話後互踢皮球，誰也無法做出是否送醫決定。這顯示政策制度出了問題，人民的守法葬送自己孩子的性命。隨著確診人數快速增加，上海發生的事情，我們也正在經歷。所幸我們有自由發聲的可能，這些事情可以被公開地討論、快速地修正。在不遠將來，當面臨社會大規模感染時，我們能做些什麼才不至於使類似事情再度發生？醫療護送的ＳＯＰ？物資發送的配套措施？暫停工作的人們有什麼救濟方式？醫護人員工作的壓力該如何紓解？

幸運的是，有著不同國家的前車之鑑，我們能看見西方國家的自由換來許多生命的犧牲、極權國家的制度導致民怨沸騰。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考驗政府應變能力，試問我們已經準備好面對這場戰鬥了嗎？

直到九十二年六月ＳＡＲＳ過後，房市才漸復甦。九十七年全球金融海嘯，惟房市只經歷半年成交量萎縮，房價下修幅度有限的短暫不景氣。然在兩岸關係和緩，經貿交流熱絡，以及全球資金量化寬鬆政策下，房市九十八年又開始熱絡。再經歷五年，台北市預售屋房價上漲到八十三萬，房價所得比高達十六倍，高房價成民怨之首。

於是政府展開連串選擇性金融管制、稅制改革、健全房市及興建社會住宅等政策，企圖平抑房價。台北市於一○二、三年率先實施包括建築業者與法人和自然人的囤房稅，並提高房屋與土地評定現值稅基，同時嚴格稽查房市炒作，也積極興建社會住宅，雖然遭到不少利益團體壓力，但在首長力挺下，房市從台北蛋黃區豪宅開始下滑，逐漸擴散至新北乃至全台各地，這和以往房市下跌均由外圍蛋殼區開始再到市區的趨勢大不同，台北市預售屋在二○一六年最低來到七十萬。

遺憾的是，後來因全球資金量化寬鬆，利率又低，加上利益團體壓力，房市政策逐漸鬆綁，揪團炒房再現風潮，台北市今年第一季最新預售屋價格超過百萬，達到每坪一○六萬。特別的是，這波炒作南部更勝北部，形成全台房市明顯熱絡，民怨從沸騰到躺平。

從上述房市景氣發展經驗中，我們清楚看到：一、房市景氣有高低起伏循環現象，周期時間長短不明確；二、房價有漲有跌，並非「只漲不跌」；三、房價雖漲多跌少，然一旦下跌時間拉長，資金周轉成本會因複利造成投資失利；四、房市景氣循環易受「量先價行」影響；五、房市景氣波動受投資風潮、金融環境及政府政策影響很大，任何一項產生變化，房市必受影響。

面對當前過熱房市，不論大環境的烏蘇戰爭、通膨壓力、資金緊縮與疫情擴大，或是從央行的房貸利率調升、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金管會提高土建融風險權數，財政部房地合一稅、大舉稽查租屋大戶逃漏稅，到內政部禁止預售屋轉售等五大措施，房市熱潮已逐漸降溫。

其中禁止預售屋揪團紅單轉售炒作，雖尚未立法通過，但已發生投資客倒貨潮，投資風潮漸收斂，房市「量縮」現象越來越明顯，在「量先價行」誘導下，值得關注房市是否產生價格變化。

內政部五大措施能否盡速立法通過，中央與地方是否積極落實執行，將是影響房市後續發展關鍵。政府應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稽查工作，透過大數據、ＧＩＳ熱區、ＡＩ模型、網路監控、吹哨人等機制，每周不定期稽查，並公布違規者行為與名單，以積極態度展現打炒房決心！

面對當前高房價與房市風險越來越增加情況，業者、投資客及自住客應審慎評估決策。房市不景氣是否形成「完美風暴」，開始面臨反轉？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ＰＦＳ是創新的融資模式，由影響力投資人來構建有效可擴展的解決方案，政府只為真正有效的執行結果付費；待成效符合預期，影響力投資人就能取得政府報酬，以市場機制導入商業投資，解決社會問題。

ＰＦＳ有「社會影響力債券」（ＳＩＢ）及「社會影響保證」（ＳＩＧ）等不同模式。ＳＩＢ是在成效達成時，支付資金給債券持有人；ＳＩＧ多了一層機制，即使成效未達成，第三方仍保證會補償投資人。

Kumon公文式教育研究會的ＰＦＳ專案是屬於ＳＩＢ社會影響力債券。二○一五年日本經濟產業省通過「健康生命延長產業創造專案」後，在二○一七到二○一九年在天理市與大川市實施ＰＦＳ專案，採用Kumon開發的學習模式，以每周卅分鐘的小組學習和每天卅分鐘的自學，幫助高齡者維持並改善認知功能。而預防老人失智的成果，也讓民間投資人得到了資金收益。

再看歐洲，二○一○年英國推出彼得堡ＳＩＢ社會影響力債券，卓著成效讓ＰＦＳ迅速擴及歐美，更成為亞洲社會創新的新趨勢，日韓新加坡和香港都推出ＰＦＳ方案，運用在優化更生人服務、家庭兒童照護、長者照顧、慢性病防治、青少年教育、減少歧視…等不同的社會需求上。

不過，ＰＦＳ專案創新模式因涉及政府採購法、預算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證券交易法等法規限制，克服法規面的障礙，是ＰＦＳ能否實現的關鍵。英、美、韓國、新加坡是制定了中央或地方ＰＦＳ專法排除限制，日本則是以強力的政策支持，內閣府將ＰＦＳ納入國家戰略，建立共同指引，減少推動時的路障。

台灣民間慈善資金的集結力量向來強大而充裕，近年影響力投資和ＥＳＧ投資也都掀起熱潮，具備很好的ＰＦＳ推動條件。可惜的是欠缺專法和政策支持，法規障礙讓ＰＦＳ始終無法踏出步伐。

其實二○一八年民間影響力投資人曾發起「推動台灣雙失青年職涯發展」ＰＦＳ專案，希望協助新北三峽十五到十八歲未就學就業青年，但因缺乏專法和政策面的強力支持，各部門興趣缺缺，民間投資人也擔心適法性的風險。種種條件都難以運用「金融監理沙盒」的創新實驗模式來推動ＰＦＳ。

ＰＦＳ「為成功付費」已備受全球重視，法規政策若能到位，就能有效帶動公私合作，集結善意資金以商業方法解決社會問題。這是國家永續與社會創新不可忽視的主題，台灣需要更多起而行的積極動能！（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教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