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時中半月前就說「考慮跟進」解封降級，近日有專家呼籲將新冠肺炎的法定傳染病「降級」，阿中也稱「有此考慮」。這些，頗有「以韓為師」的意味。

但韓國解封降級，是疫情已度過高峰危險期，確診數從單日六十多萬人，降至最近的三、四萬人，已經趨緩。但台灣顯然距離高峰尚遠，高峰時每日會有多少人確診、會維持多久、會有多少人死亡，都仍未可知。因此，現在就談「降級」，未免太早。

若考慮減輕醫療人員負擔，這無可厚非。然而，這是否只有降級一途，則有待商榷。原因是，許多繁瑣流程可以直接修改簡化，無關降級。疫情升溫後，政府各種手忙腳亂、物資準備不足的亂象叢生，若以為「降級」就能解決問題，就太天真。

從防疫看，降級可以討論；但就怕主政者考慮的不是防疫，而是政治。陳時中被民進黨當成參選台北市長王牌，如今被疫情綁住；解決不了疫情，只好在形式上塑造「功成身退」時機，為選舉升級。答案是什麼，且看陳時中在降級後的下一步，便可分曉。

民眾自我健康管理的工具不足，主因在衛福部上下充滿「管制」心態，始終以試劑器材是「醫療用品」為由限制進口或管制販售，甚至威嚇民眾跨洋網購是「違法行為」。正因管制過嚴，導致民眾購買無門，更造成某些器材因「稀缺」而價格遠高於國外。以血氧機為例，國內售價動輒三千元起跳，國外才一千多元，新加坡甚至免費分送給家戶。這些偌大的價差，利潤都被誰賺走了？

衛福部管制藥品器材最常用的理由，就是醫療器材必須講究準確，因此只能由專業醫事人員操作。不可諱言，有些器材或試劑可能準確度不足，容易造成誤判而產生醫療困擾。但衛福部的工作，應放在經由審查測試以去蕪存菁，為民眾提供較佳選擇，而非一味地全面管制，或讓獨家代理壟斷市場。

一個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蘋果公司生產的Apple Watch，具有心率監測、心電圖、血氧等功能；但推出時，衛福部以蘋果未在台灣申請「藥材許可證」為由禁止使用。為此，蘋果公司只好對台灣的手表使用者關閉該項功能，讓台灣的消費者白白損失相關服務；足足隔了兩年，衛福部才放行。由於衛福部的官僚心態，導致台灣民眾無法與世界同步享受科技產品帶來的便利；深一層看，除了官威，難道沒有圖利其他器材廠商的用心？

再看快篩試劑的供貨不足問題。在去年五月那波疫情大爆發時，各界要求開放家用快篩試劑的呼聲即四起。六月間，陳時中鬆口同意開放鼻腔採檢試劑進口，但政府採檢認證仍獨尊ＰＣＲ；至於唾液快篩，則僅開放「專業人員使用」試劑，而未開放「家用快篩」。這種作法，十足反映了衛福部的「官本位主義」，凡事都要把權力牢牢抓在手裡，不相信人民有自主健康管理的能力，彷彿民眾連快篩都不會。直到最近情勢失控，陳時中才喊出「自主管理」，其潛台詞是：「我沒辦法了，你們自己顧性命吧！」

事實上，在去年核准的五款「專業用」唾液快篩中，即有三款是國內廠商製造。但是，這次衛福部核准高端關係企業「福又達」進口首支家用唾液快篩，卻是仍未取得韓國政府使用許可的韓國貨。試問，可供專業用的國產唾液快篩，難道無法供國人居家使用？尤其，衛福部次長薛瑞元上月廿七日在立法院答詢時，才說「沒有廠商提出申請」唾液快篩；誰料，衛福部廿九日即宣布核准「福又達」進口。這短短兩天的變化，如果說薛瑞元是「狀況外」，那莫非一切都是由陳時中掌控？

當疫情眼看著已逐步失控，陳時中每天仍好整以暇地坐在那裡發號施令，真的是在指揮全局，或者只想表現他的官威？到五月一日，全台已有六千多名長者確診，各醫療院所卻僅開出八百多份口服藥物，用藥數量和高風險病患人數明顯不成比例。對此，醫界批評，藥物不是不足，是「管太嚴」。包括雙北的醫療量能已逐漸超負荷，中央對「以篩代隔」卻提不出解決辦法，難道要讓台灣疫情演成香港模式？

去年6月台美召開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會議，已經將近一年，期間雖然台美經貿高層溝通管道順暢，但實質進展有限。以最近一次經貿高層對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代表戴琪與鄧振中政委視訊會議為例，雙方只是簡單檢視TIFA會議後執行概況；對於我方期待很高的台美雙邊經貿協定，以及將台灣納入印太經濟架構（IPEF），美方並沒有明確回應。

雖然TIFA召開對於台美關係有加分效果，TIFA會議涵蓋供應鏈、醫療器材、數位貿易、貿易便捷化、金融、農業、環境，以及國際合作等多項議題，但迄今仍然是以台灣滿足美方需求為主，甚少著墨於雙邊合作。例如去年應美國商務部要求，台灣半導體業者必須填寫問卷，向美方提供市場競爭的產業資訊，而引發可能會涉及商業機密的爭議。

拜登政府上任後，美國不但對雙邊經貿協定毫無興趣，對推動雙邊合作，深化既有貿易協定，也不在優先選項中。美國是以多邊合作的印太戰略為主軸，印太經濟架構則是美國圍堵中國大陸，阻絕紅色供應鏈的平台。印太經濟架構雖然不觸及市場開放，但卻被視為未來美國亞太布局的重要機制。美國目前已與許多盟邦展開初期討論，反觀雖然美國國內普遍支持將台灣納入印太經濟架構，但雙方迄今並沒有進行具體的對話討論。

除了印太經濟架構外，台灣自去年9月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美國雖非CPTPP成員，但台灣一直期待美國可以發揮影響力，幫忙推一把。我國也排除了萊豬進口禁令，但美國對於支持台灣加入CPTPP，並沒有正面回應。今年下半年CPTPP將召開執委會，可能會決定成立台灣加入工作小組，攸關能否順利入會；屆時美國如何展現關鍵作用，仍有不確定性。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美俄對抗迅速升溫，中俄關係強化更引起美國關切。面對中俄整合，美國也進行調整。美國軟硬兼施，要求中國不可以明顯支持俄羅斯，禁止援助俄羅斯，在美中俄三角權力關係重新洗牌下，美中關係因而產生微妙變化。

雖然美中對抗基本態勢並未改變，但美國也不希望雙方衝突加劇，所以有可能因而調整對台灣的支持力度。美國目前也在改變對中國經貿制裁措施，由川普時期的全面性，走向具有選擇性，例如拜登政府上任後，並未擴大對中國課徵懲罰性關稅的範圍，反而在3月中豁免了342項中國進口產品的懲罰性關稅。另外，美國對於中國未能履行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也沒有進一步反制措施。

台灣除了爭取美國支持外，也必須解決台美貿易失衡擴大的現象。在美中貿易戰轉單效應，以及美國國內需求增加帶動下，美國對台灣貿易逆差，已經由2018年約152億美元，大幅增加到2021年的402億美元，台灣已成為美國第九大貿易逆差來源國家，已經引起美方關切甚至不滿，要求改善的呼聲不小。

特別是自美中貿易戰以來，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雖然縮減，但美國整體貿易逆差卻不斷成長，去年已經突破1兆美元，降低貿易赤字已經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政策重點。例如最近美國參議員即要求台灣增加對美國客機採購以降低逆差，在航空業仍受新冠肺炎侵襲而低迷，此時大幅增加採購固然有可議之處，但台灣必然要因應未來美國要求改善貿易失衡的壓力。

整體而言，政府絕對不可自滿於目前台美的經貿互動。台灣未來除了被動因應美方需求外，必須更加主動，全力將美國的口惠支持化為更多具體方案，落實對台灣更多的實質幫助。

國小以下學童尚未接種疫苗，家長們擔憂若不幸染疫是否會留下後遺症？而國高中以上學生距離第二劑接種也已超過三個月，抗體濃度下降中。加上國中會考在即、大學第二階段面試與七月的分科考試也即將上場，如何兼顧上學、考試與防疫，成為一大考驗。

國小學童即將施打莫德納疫苗，但可預測的是施打率肯定不高。國高中的第三劑規畫尚不明，但隨著社區感染率愈來愈高，校園的確成為高風險染疫場所。政府高層模稜兩可的態度、社區疫情的迅速擴散，眼看著隔壁學校陸陸續續進行「預防性停課」，同學間隱然流動著一股「期待被感染」的心情，因為一旦有人染疫，同學們就可以回家線上上課囉！

真心期盼政府面對防疫政策時，能說清楚講明白。面對疫情，我們該採接納的方式，還是保守看待它？目前我們被卡在「戒嚴」與「解嚴」中間，進退兩難；時刻面臨突然停課的威脅，大型集會活動（如畢業典禮）不知道該辦還是不辦？然而政府事事項項要我們自己看著辦、標準混亂不一。此時，不禁想問，我們的社會秩序是否隨著疫情早已失控了？

一、東沙環礁是海洋國家公園：東沙環礁總面積約五百平方公里。東沙島在環礁西側，是環礁中唯一露出海面之陸礁島嶼。島上有海洋固著性植物如海藻海草等，甚為豐富。陸生動物資源甚少，唯在島內潟湖周圍有較多鳥類，春秋二季並有大量候鳥。但其海域的海洋魚類資源則甚為豐富，也是良好的漁場。古有俗語：「要發財，去東沙」。在島礁的西北部，另有北衛灘和南衛灘，均是隱沒在水面下的珊瑚暗礁。

由於具有獨特的環礁地景、繽紛的珊瑚、海草床生態及珊瑚砂島等特色，自然生態環境與景觀甚為優良，向有「南海之珠」的美譽。二○○七年經內政部劃設為台灣第七座國家公園。主要以自然生態環境保育的理念，國家級經營管理方法，以執行動植物生態、地理、地質、人文、景觀等資源的妥善使用，使之邁向「永續海洋」之願景。

二、東沙群島具有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地理位置扼守著巴士海峽和南海航運通道，是國際航運和西太平洋「石油生命線」要衝。該島設「東沙防衛區」，由海巡署警隊與空軍勤務分隊等單位駐守。島上設有觀測站、發電廠、教室、雷達站、氣象站。並有一座小型機場。類似不沉的航母。

三、國際性的氣象站：東沙島在一九二四年即設置觀象台。設有氣象觀測設施，並與國際氣象網路連線公開。對南海航行安全非常重要。

四、島上有考古遺址，具久遠的歷史淵源：東沙島自古就是我國漁民的主要漁場，並經常在島上居留活動。筆者曾發現「東沙遺址」，均有史料史蹟可考。而且，由於一九○七年日人西澤吉次曾經強行登島，在島上修築房屋與各項設備，大肆開採磷酸礦物、海草、海產貝類及海龜等資源。後經清廷向日方交涉，幾經波折。最後簽訂〈交還東沙島條款〉，其內容大致為：１日方承認東沙群島主權屬中國所有。２由中方出資十六萬元補償西澤氏開發的費用。３為補償中國漁民損失，扣抵三萬元，實付十三萬元。由於屬於國際間條約，在南海諸多爭議中，東沙群島的主權歸屬最無爭議。

東沙島不宜放置核廢料的原因，個人管見為：

一、面積太小，已無地可用：東沙島陸域面積僅一點七四平方公里，扣除島內潟湖與飛機場用地、僅餘不及其半。現有如守衛部、軍營、醫院…等建築物，實無法騰出零點四平方公里的土地放置核廢料。

二、為國家公園所在地：有鑒於國際間對南海主權的爭奪、對峙，為配合生態保育的政策，追求該海域的和平發展，因而設立「東沙環礁海洋國家公園」，如果在國家公園園區內，設置核廢料場，真會貽笑大方。

三、南海中有上百處島、礁、灘、洲等，經過六十多年國人的苦心經營，至今僅守此東沙島與南沙太平島兩座，寸土寸金。

總之，東沙島自一九○七年日人的大肆開發以來，至今尚未復甦。如再將之作為核廢料的貯藏場，那將是一場萬劫不復的大災難。

原本乏人問津的唾液檢體，卻因美國馬里蘭大學研究結果而翻盤。該研究發現感染者的唾液在症狀前三天至症狀後二天的病毒偵測率是中鼻甲的十二倍、病毒量三點二倍；顯示唾液能更早偵測到病毒；因此這簡單又安全的收集檢體方法，於今年三月獲得美國微生物學會強力背書和推薦。

但畢竟檢體還要仰賴檢測方法，且兩者不可混淆。目前常用檢測方法包括核酸檢測（ＰＣＲ）和快速抗原檢測。上述唾液檢體的好成績是以ＰＣＲ去偵測檢體，但未來會在市面上廣泛流通的則是快速抗原檢測；兩者敏感度大不相同。

大規模感染需要大量且快速的診斷工具，各國防疫經驗顯示，快篩無疑是在防疫鏈中扮演及早診斷的重要角色，就怕到了國內又變成另一個角力工具！

嬰幼兒採檢是個大問題，因為小朋們會哭鬧，無法配合，不但會咳出飛沫、氣溶膠，有感染風險，有時也會導致採檢的檢體量不足或不夠深入鼻腔，取樣不正確。有兒科專家們建議家長可以雙手雙腳夾住小孩，醫師則從後方把小孩的頭往後仰，快速採檢。

筆者在南部急診工作，恰好處理了單一幼兒園群聚事件，多位幼兒經由家長帶至急診採檢。第一天來了十多位小朋友與同樣數量的家長。常規我們處理都會先採檢小朋友，再來處理家長，而家長們也多半希望小朋友優先處理。這時候，在採檢區室內，就看到小朋友東奔西跑，老鷹捉小雞。要靠家長們很努力的捉著，固定小朋友頭頸部，甚至有時候要兩個人捉著，才可以順利採檢。

第二天，來了快卅位小朋友與家長們。筆者靈機一動，改成家長優先採檢，請小朋友觀察家長被採檢的過程。平常家長們進行採檢時，都面露痛苦表情，或眼眶泛淚，但此時的家長們，一面表情輕鬆，一面故作勇敢，採檢後也告知自己的孩子，不用怕，很簡單，該採檢的醫護同仁敬佩不已，感嘆為人父母的偉大。小朋友整個過程都參與，小小的心靈也比較寬心，百分之九十的小朋友都很順利進行採檢，也不會哭鬧。

僅僅改變採檢流程，得到的效果出奇的好。特此分享。

大家對推特未來的關心凸顯了這些科技公司的社交媒體網站已經具有非凡無比的影響力，網軍、假消息（disinformation）和誤消息（misinformation）的無所不在，已經讓一個以信任為基礎的民主社會岌岌可危。

最近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史丹福大學演講，談到「如何創造和使用資訊以及虛假信息對民主構成的威脅」，他問觀眾說：「我們是要讓民主枯萎，還是我們要讓民主更好？」其關鍵就在於如何控制網路上虛假信息的威脅，包括由人工智慧導致的深假（deepfake）技術。

推特和臉書等社群網站提供每個人個性化的、不同的新聞摘要，這些摘要主要由科技公司神祕的演算法來提供，演算法通常會獎勵最聳動和最多人看的內容，因為這讓人流連網站而讓這些科技公司獲利。而且每個人接收到的消息和所看到的內容都不同，這讓民主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大家很難有共識。

重點是大家都不承認自己有偏見，都不知道這些偏見是由於自己受到演算法微妙的操縱，而接收到扭曲的信息。演算法通常偏好煽動性的內容，網路匿名的保護更讓有心者肆無忌憚。但科技公司絕不承認他們有錯，演算法也都說是商業機密而不公開。

歐巴馬說他的總統任期後半段愈來愈集中在處理虛假信息上，以及應該如何處理大型科技公司所擁有的基本上不受約束的權力。他特別提到被操縱的二○一六年和二○二○年選舉，以及反疫苗接種情緒的抬頭，也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對川普當選的遺憾，稱他的政府早就知道俄國有動機操縱美國的選舉，但他低估了這些網軍和網路假消息的威力。

更多的監管和更透明的社交媒體運作是改善的方法之一，但前提是政府和這些科技大廠要有決心引進新的制度和技術，來改進虛假信息的偵測和避免其散布。尤其是監管，許多科技公司都強烈反對。但國家以公共安全的名義監管新技術的歷史悠久，從汽車到飛機再到處方藥等等，雖然公司最初總是抱怨監管會扼殺創新並摧毀行業，但事實是良好的監管環境通常最終會刺激創新，因為它提高了安全和品質的標準，監管和創新是可以共存的。

互聯網是一種工具。社交媒體是一種工具。歸根結柢，工具並不能控制我們，是我們在控制和使用它們，只要我們有決心，我們應該可以改造它們。

（作者為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資研所教授）

保持醫療量能關鍵在落實居家隔離，絕不是急診ＰＣＲ檢驗的排隊人龍，那非常容易解決，只需加開人手採檢及檢驗。真正影響醫療量能的居家隔離，大家卻陽奉陰違，醫院依然為了利益將輕症收住院隔離占床，有意的排擠重症收治，導致重症院外死亡依然存在。

地方衛生局也由於最初制度設計的錯誤，確診病例一定要由公衛端安排隔離。結果醫院確診的病例，不能自己評估該住院或居隔，要先轉回衛生局，再分配回醫院，以書面評估決定是否住院或居隔。不能由確診醫院直接安排隔離方式，不但增加確診病患的就醫時間，更由於無專業與當面的臨床評估，決定的隔離治療處方也是隔靴搔癢，非常容易因為安排錯誤或延誤再度出現就醫前死亡。所以改回篩檢、通報、隔離由醫院一條龍辦理才能根本解決問題。把一個原本純醫療的案子，由公衛來主導，一定錯誤百出，而且出了問題還不知道要找誰負責。

公衛的問題比較單純，因為在減災政策時，公衛是必須漸漸退場的。公衛原本就是以一敵百，量能出在行政作業。台灣在新冠剛來時就為了炫耀而設計了複雜的過度防疫流程，這些多如牛毛的政策可能連防疫官員自己都搞不清楚。現在面臨減災，互相牽制的公文若不是全盤解除，很容易讓人覺得政府是在互打或雙標，絕對會治絲益棼。這也是政府現今被罵得最兇的地方，也是很多專家乾脆建議直接將新冠降級成第四類法傳，所有過度防疫的法規全部同時廢除，回歸常規防疫作為，才能保證公衛能回復原來活力。

二歲男童死亡案例，點出感染者監測及送醫流程的重要性。但政府檢討的方向竟然是疫苗與藥物，這種檢討不到點的毛病，讓台灣在執行減災計畫時錯誤百出。更可怕的是把原本足夠的醫療及公衛量能也能搞到左支右絀，這也將導致減災計畫全面崩盤，為政者不能不慎。

疫情指揮中心是新冠防疫成功關鍵，卻是解封時的絆腳石。多如牛毛的規定，東解一點，西解一點，還不如全解，更何況台灣早具備全解的經驗與準備。中央政府官員握著權力不放，讓全體地方衛生公務員忙的都是沒有意義的雜事，怎麼能有餘力好好防疫。人說上台容易下台難，喝了權力春藥的人下台更難，也下得更難看。

勞工保險傷病給付的原意是暫時性失能補償，目的是讓勞工生活家計得以維持。如果勞工因罹病輕症而居家照護，但能夠從事遠距工作或居家辦公而不影響薪資收入，則不符合勞保傷病給付的設計意旨；而如果是針對無法從事遠距工作或居家辦公的勞工，因勞保為避免申請短期給付的行政成本遠高於給付效益，世界各國多規定自不能工作之日起算第四日起，方得請領傷病給付，也影響染疫勞工權益。

勞工無法工作是因為遵守防疫法令而接受隔離或檢疫，理應由相關法令來提供合理補償。例如為因應新冠肺炎對經濟社會衝擊而制定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即規定接受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得申請防疫補償，每人按日發給新台幣一千元。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國時薪制「最低日薪」為一三四四元（每小時最低工資一六八元乘以八小時），當勞工收入明顯高於基本工資時，防疫補償將不足以因應原薪資收入的損失。我們建議防疫補償應依民眾收入調整，如參考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而非給付固定數額，如此不但可以有效降低民生衝擊，並可鼓勵確診民眾務實通報並遵守相關防疫規定。

當台灣進入共存階段，無論民眾有無接受疫苗注射，未來都有可能被傳染，當各行職業的勞工都染疫時，新冠肺炎疫情將不復存在行職業間的差異，世界衛生組織在一九八五年時就將傳染病歸類於影響勞工族群的一般疾病。然而，即使現階段缺乏詳實的本土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我們仍建議勞保職業病種類表應考慮納入高風險且較無爭議的職業族群，例如第一線醫事人員，並適度放寬為不需限定疫調結果顯示實際接觸確定診斷個案，而以具有執業登記且實際從事臨床診療業務者之納入條件，以明確保障支持醫事人員族群。

「殲滅戰略」的思維，經由拿破崙戰爭而成為兩百年來的各國軍事戰略思想主流，迄今仍為全球學院派軍事教育的無二準則，其最高目標即為「集中優勢兵力尋求決定性會戰以殲滅敵之有生力量」。就以我國國防大學而言，拿氏戰史案例依然為野戰戰略的基本教材。俄國將領們當然也認同此義，一九一一年蘇聯參謀總長米赫涅維奇就已指出：「所有偉大的指揮官都喜歡進攻，因為它賦予了精神與士氣的道德性優勢。」

然而，俄國的不同，在於其相對弱勢下的創造性發展。米赫涅維奇雖然理解殲滅戰略的強大力量，但也警惕「只有在軍隊已完成其戰略部署，並且以足夠的兵力作好充分準備時才能發動」，進而指出「時間是我國軍隊的最佳盟友，而且出於這個原因，我們遵循消耗戰略並不危險」。俄國的將領們自一九二○至三○年代起，即參酌德國軍事歷史學家戴布流克（德爾布呂克）的「消耗戰略」概念，由此思考出俄國特色的戰略原則。要言之，殲滅戰略與消耗戰略兩種不同戰略選擇的意義，在於強者與弱者的條件限制。

俄國在相對弱勢下的戰略創造，為都曾擔任過蘇聯參謀總長的斯韋欽與圖哈切夫斯基之間的長期辯論而發展。這個不同於西方純殲滅戰略的邏輯，乃基於俄國相對弱勢條件的限制下，基本上必須採取持久的消耗戰略，但更強調動員展開前，即使僅以一部兵力也要進行「第一擊」的機先打擊，以期一開戰即擊破敵之動員展開。在第一擊之後，無論是否遏阻了敵之攻擊，俄國均極具信心的準備打一場持久消耗戰，其所憑藉的即為其廣袤的土地與眾多的人民，即使是荒涼與落後的。

這種發展歷程，一直延續迄今。在各個時期，雖然會依據軍事實力而在兩種戰略之間有取捨上的偏向，但是都蘊含了兩者的精義。在軍力概等時，俄國會淡化甚至放棄第一擊的用兵原則。在相對弱勢時，則會強調第一擊的用兵原則，此實彰顯了其戰略的精義。例如，蘇聯解體前後，對首先使用核武以及攻防的偏重取向截然不同。在解體前，宣稱不首先使用核武，且採境內防禦；解體後，皆推翻了前兩項原則。這揭示了俄國在軍力相對弱勢時，會以有限的迅速殲滅戰略行動，期遏阻於萬一，即使未能達其目標，亦可以遂行其最低限度的長期消耗戰。

上述俄國兼具殲滅與消耗意義的特殊戰略，如果不明就裡的觀察，可能會誤判其戰略效果，甚至予其負面的評價。另一方面，這種戰略的有效性，亦須採行殲滅戰略對手的「配合」，始能發揮有利效果。例如，在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中，其對手採取的並非正規殲滅戰，則此種戰略即完全失效，此亦即所謂戰略的「對稱」與「不對稱」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