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北不斷要求全面實施「快篩陽等於確診」，不要再漫長等待ＰＣＲ確診；但指揮中心僅同意「三類人」適用。陳時中那天還怒嗆雙北：快篩陽有可能是「偽陽」，不需隔離的人卻被限制人身自由，不需服藥卻被投藥，萬一出了問題誰負責？阿中的說法，反映他完全搞錯了防疫的輕重緩急，走不出陰陰陽陽的迷宮。

在全面清零時，確實該擔心「偽陰」者散播疫情。但在疫情失控時，要擔心的是像養老院這類脆弱機構被攻破，造成人命損失，而不是擔心少數幾趴的「偽陽」者被錯治。若是「偽陽」，身體沒症狀，醫師自無投藥的必要，吃了藥也未必會有副作用。現在的問題是，大量快篩確診者因苦等ＰＣＲ而延誤就醫，甚至得不到適當藥物。這些人，才是關注重點，不是嗎？

五月初，雙北的快篩陽性率僅四十九％，近日已飆到九十七％。換言之，偽陽的比率不到三趴。陳時中不問那九成七確診者的救治，卻硬要強調那三趴偽陽者的權益。這種「顧陰不顧陽」的政策，簡直太錯亂！

這是美國對大陸的兩手策略，一虛一實，一正一反。前者是針對外交，看似高亢，但很快收斂修補。後者針對經濟，表面是放緩對中制裁，實則為紓解自己內部物價高漲壓力，以期在年底選舉挽回選民的心。此際，因國務卿布林肯確診，故延遲宣布新的中國政策。而拜登本月下旬將有亞洲行，此刻調整對中政策，時機上格外敏感。

本月五日，美國務院官網修改對美台關係之陳述，將對台六項保證納入其「一中政策」，並刪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支持台獨」之字句，引發北京強烈抗議，認為在掏空一中政策。這種作法，旨在把台海議題套入俄烏戰爭的模式，希望激起印太盟國的同仇敵愾，形成反中同盟。這也是拜登積極拉攏韓國的尹錫悅政府，並將在日本召開「四方安全對話」峰會的原因。

美方的另一考慮，是為了避免美中台關係的話語權被中方獨占。北京今年在紀念上海公報簽署五十年時一直宣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此不持異議」，極可能被誤解成美國默許中共有對台動武的權力。為此，美國要刪去「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文字，並加上六項保證，以確保國際社會有協防台灣的正當性。

問題在，美方同時刪去了「美國不支持台獨」之字句，引發了不當聯想。如此一來，會讓外界猜測美國是否已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這並非華府所願。在大陸強烈抗議後，美國務院第一時間回應，這是正常的定期調整；發言人更說，新版文字反映台美堅若磐石的非官方關係，但政策未變。未料，次日發言人再被問及此事，他改口稱，美國政策不變，「不支持台獨」，仍謹守一中政策，等於再度重申「不支持台獨」。同日，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印太事務協調總監坎伯也重申美國的一中政策，並稱美國不支持台獨。

反觀在經貿面向，拜登政府似又在向大陸示好。美國目前通膨高達八﹒三％，油價高漲，多數民眾叫苦連天；拜登政府若無法有效因應，民主黨在十一月的期中選舉將很難看。儘管聯準會急速升息，但看不出效果，反而有把經濟拖入蕭條的危險。也因此，財長葉倫和副國安顧問辛格等溫和派主張要調降對中國進口產品所加徵的關稅，引導價格下降，以抵銷輸入性通膨。

這項作法，並不表示美中貿易戰就此停火。拜登這次的亞洲行，即將在日本宣布成立「印太經濟架構」，將是一個美國排除大陸經濟勢力的新經貿集團。聯準會急遽升息，將使大量游資湧回美國。美元升值基本上是以鄰為壑，把通膨輸出到其他國家去，凸顯出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不平等地位。

美國調整對中國政策，將直間接影響台灣。停止美中貿易戰，或許可讓台灣在美中台貿易中獲利；但是組建新經貿集團，卻又讓脫鉤的危險升高。更值得警惕的是台灣的「烏克蘭化」。美國在俄烏戰爭中未出一兵一卒，食髓知味，認為可以籌組盟邦，以台灣為餌，在海峽衝突中，弱化中國大陸。這樣的調整，對台灣絕非好事。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產險業發行防疫保單造成的問題終將解決，而金融業則應從付出高昂代價中學到痛徹心扉的教訓。金融業若無法革除惡性競爭積習、確切認知系統性風險、重新拾回社會信任、落實營運預警措施，以及規避政治與政策風險，那麼下一個未知卻能撼動金融體系穩定的事件仍可能會發生。

這次產險業者大量發行廉價防疫保單，源自金融業既有的高度競爭環境。過去銀行業動輒削價競爭的惡習，竟促成銀行法的修正，要求業者「應訂定合理之定價」就是一例。保險業者早年罔顧市場利率趨勢，逕自推出高利保單，造成長期利差損風險，後來還是靠金管會以洪荒之力護航渡過則是另外一例。其實就連今天防疫險事件亦是某產險公司率先發出低價保單，其他業者群起效尤而讓大家最後都成了輸家。

經營金融業務首先要釐清風險，屬於系統性風險的事件並不宜讓個別企業承擔。從國際COVID-19病毒傳播情況可知，縱使社會防疫工作做得再好仍有可能爆發疫情。產險業者顯然在事前對染疫的系統性風險評估不夠完備，而當染疫成為社會問題時，保險便無法發揮功能，出險成了救濟行為，其結果也必然造成產險公司的財務危機。

產險業者面對大量出險時，加強審核的嚴謹性原本無可厚非；然而時值國內疫情方興未艾，醫療量能吃緊之際，過去繁瑣的出險模式竟成為防疫缺口，業者此時若未能調整反將落人口實。金管會主委一席「財務赤字可以改善，信任赤字則難以彌補」，的確是提醒業者何謂金融服務本質的諍言。金融業者絕不可因屬特許事業，而疏忽與社會建立長期互信的關係。

這次疫情各國相關資訊相當完整，保險業理當對疫情發展有所掌握，並適度變更核保政策。可是根據統計，今年1月迄今產險公司竟有超過240萬件的承保單；業者與金管會都輕忽大量同質保單帶來的營運風險。金管會未來對保險業的監理，除了靜態的壓力測試外，更應關注企業的動態風險管理機制。

世界各國疫情發展往往與政府防疫作為有關。這次保險業者未能對疫情變化有效掌握，主要還是受制於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政策突然改弦易轍。雖然金融業者須配合政府政策，但亦應隨時備妥退場方案。企業確實有必要將政府改變政策而影響營運納入最初決策時的考量。

我們若提升政策層次至政治風險，則企業更須面對執政更迭造成政策前後不一的可能性。政府近年來堅持推動非核家園、要求金融業縮減大陸授信，以及打房竟可溯及既往皆屬政治風險，也都增加企業經營的困擾。防疫保單爭議不過就是另外一個案例罷了。

管理風險是金融業經營的核心課題。這次防疫保單事件說明，產險公司的事前風險評估、產品訂價策略、營運預警措施，以及事後的顧客關係經營都有改善之處。觀諸金融業歷年來的紛紛擾擾，金管會不應僅以產險業的偶發事件看待防疫保單，而宜以更宏觀的視野檢討金融產業經營的健全性。我們誠摯建議以下兩點：一、金管會日後金檢，不要再拘泥於考核業者枝微末節的法令文義遵循，而是以風險管理角度，檢視業者的決策與應變流程是否完備；二、金管會應盡速落實金融產業別的早期預警，以避免類似防疫保單事件再次發生。

就拿停課這件事來說好了，根據教育部五月十四日統計資料，小學確診人數為二萬五九八五例，大專染疫人數為一萬六八四三例。結果染疫人數較少，疫苗施打率較高的大專院校自即日起，可以有條件遠距教學到期末，而小學生班上確診，停課三天，依然堅持要繼續上實體課程，更別提國高中那不倫不類的九宮格停課標準。

曾經當過小學老師的教育部長，應該知道學生不可能一整天乖乖坐在位置上，下課時間、體育課會在戶外運動，更別提有些課程還會換座位。班上只要有兩位同學確診，就算只依據九宮格匡列，也只剩一半的學生，混成教學的效果絕對比純實體教學跟純線上教學效果來得差。官員可不可以多聽聽基層醫護、教師的想法或建議，再來做決策。

教育部堅持不全面遠距上課，又保留彈性空間讓各縣市各校自決，一國多制，說好聽點是因地制宜，說難聽點就是沒有擔當，各個基層學校教學現場一團亂。筆者不禁要問咱們教育部的大家長潘文忠部長，您所做決策，究竟是真的為孩子好，還是淪為中央政府沒有做好與病毒共存的超前部署下的橡皮圖章？

這一波疫情病毒毫不留情地肆虐山上部落，受到影響的學校紛紛停課或是採取線上教學作為因應，但已經無濟於事了，病毒已經全面入侵部落社區。

部落關係往來十分密切，一旦有人確診，很可能全家族都會受到感染，醫療量能原本就不足的部落很難逃過這波疫情衝擊。有的同學因為家族頻繁確診而一再被匡列，已經不知外面空氣的滋味，有的同學甚至因此無法參加會考心中充滿焦慮，家長也如坐針氈。同仁面對朝令夕改的防疫守則早已是進退失據，無力再擋下無可預知的變局，只能期待夏日高溫驅離無情的病毒。

這回疫情山雨欲來，以現今的氛圍，相信絕對不是讓學子安心考試的時機。會考完的群聚效應會讓失控的疫情雪上加霜，如期舉行會考是下策，大考中心不妨參酌過往歐美往例將ＳＡＴ、升學考試及國家考試順延才是上策。筆者大學畢業的那年時值ＳＡＲＳ肆虐，升學大考順延三周，風頭過後雖無風平浪靜，但也將危機化為最小，盼能給大家另作思考。

第一、輔助原則：此次憲法法庭宣判本號中央勝訴之判決，應係基於貫徹中央集權的單一國憲政主義，而非聯邦國的地方分權自治思維。殊不知我國憲法起草人張君勱在其遺著中，即指出我國係以德國聯邦制為參考架構起草，在憲法本文中不論體例或規制，皆有聯邦制的影子，即在於賦予地方較大的自治權，以力行因地制宜之積極政治作為。歐盟自治憲章更有「中央依循輔助原則」的規定，但憲法法庭雖不否認司法院釋字第四九八號「地方自治制度性保障」的規定，卻在判決中隻字不依循該地方自治之核心價值，以致判決結果不出一般人之所料。

第二、上乘原則：日本地方自治係亞洲各國的典範，其對地方條例的制定，係依循「上乘原則」與「橫出原則」。前者有如司法院釋字第七三八號解釋，地方基於公益原則，可以有更加嚴格的規制；後者係指實施範圍可較中央法律所規定者更為寬廣。此次含萊劑肉品地方採用零檢出機制，不僅可維護轄區大眾健康，而且可供其他地方參考。

就以新冠疫情言之，如中央允許地方有超前部署的防疫權限，相信情形不致如此慌亂。地方自治團體對於食品安全、公共衛生事項，尤其要有「疫區」特別作為，但在本號判決中，完全看不到允許地方在公益原則下可以「超前部署」的積極規制，不免為嗣後自治發展擔憂。地方機關制定有別於中央的更嚴格保障健康權的規定，應係今後世紀病毒可能不斷出現的必要防疫作為。因之，此項「上乘原則」條款設計，實有其法制上的客觀需要。

第三、治理原則：積極性的地方自治，不僅重視政治性的權力分配，而且強化經濟性的經營管理。在國際經濟陷入停滯性通膨之秋，國內經濟唯有由地方經濟、區域經濟入手，始可打開困境。該等地方治理原則需要有自治發展的條件，如僅能依中央規制，而中央又處處政治化、顏色化、特權化，地方必然失去應有競爭力，國家經濟恐將難以復甦。至說跨域治理本係地方自治之常態，本號判決完全排除跨域治理，亦令人遺憾。

第四、沙盒原則：地方自治發展的先進國家，對自治法規已有「法規沙盒」的設計；意即若干新生事務管理，在中央法律未能適時完成立法前，地方即可基於法治化的需要，先行訂定試辦法制以為規範。如四十年前，有關諸如空氣汙染防制、都市更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事項，在中央尚未制定完妥法律以前，台北市即以市單行法規方式訂定相關辦法或規則等，可說超前中央一大步實施「環境治理」。

其實本號判決，亦有若干法制上的澄清，諸如：直轄市係依法律保障各該直轄市之地方自治，並無「憲法制度性保障」，釋字第七三八號適用範圍，基本國策章條文的規範性，國際貿易之中央立法，以及跨域治理之限制等事項。雖限縮地方自治的實施權限至為明顯，但在尚無其他判決可資推翻本號判決前，中央和地方自當遵行。

顯然，黨國威權體制結合「新型舉國體制」運作機制，此種帶有集權化、強制性防治措施，高度整合投入大批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包括採取封城、封閉式社區管理、全面核酸檢測等，在疫情防治效益與資源投入辦大事間並不符合比例原則，其效益已陷入邊際效用遞減困境中。

首先，降低經濟生產效益及造成龐大地方債務。上海封城一個月至少損失二七七億人民幣；再封控、再清零三個月，整個中國經濟增長及財稅收入恐影響甚大。去年上半年，中國卅一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公共預算收支數字，只有上海出現九四二點六億元的財政盈餘，其餘皆出現財政缺口。現上海執行「動態清零」政策，導致產業供應鏈中斷、失業率升高、生產效益下降及地方財稅收入減少。

其次，執行「動態清零」目標以犧牲公民權保障為巨大代價。尤其限縮人身、言論及新聞報導自由，造成生命權維護與公民權保障之衝突。民眾的憤怒和焦慮對黨國強大宣傳機器構成挑戰，公眾在網路發洩抱怨及憤怒。例如自發投票將「反獨裁反烏托邦小說」之《一九四八》排在首位，竟導致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被禁刪。另名為 「四月之聲」的視頻彙編公眾面對禁閉之不滿，呼籲「反審查」，批判「動態清零」措施造成不必要死亡，及病毒外之醫療服務中斷，產生資源誤置以及功能目標替代之矛盾。

再者，疫情擴散效應推遲多項國際賽事。原訂九月在杭州舉行的亞運會宣告推遲；原訂六月在成都舉行的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也再度延至明年舉辦。

最後，「動態清零」代價越來越高。一旦公眾憤怒難以平息，將形成黨國政治穩定考驗。習執政合法性奠立在成功疫情防控。習近平雖宣稱「堅持動態清零，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承諾將通過大量基建支出項目，以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動態清零」長期封城、封閉式社區管理造成的經濟損害和社會緊張，未來恐會削弱習之聲望及權力集中化，導致其統治地位下滑。黨國威權體制與新型舉國體制結合所產生固著化及僵化困境，實則難以完全適應現代民主治理實踐過程。

黨國雖宣稱病毒清零政策可謂是標誌性成就，但代價卻十分高昂；雖宣稱避免公眾大規模疾病和死亡，卻引發經濟下滑、供應鏈中斷、地方債務增加、失業率攀升、限縮公民權及延緩眾多國際賽事等困境。惟公眾對疫情阻擊戰雖表不滿，甚至進行公共抗議；但這些社會不滿，並無升級為挑戰習贏得第三個任期之跡象。

所謂的醫療崩壞，就是急診有很多病危者需要住院，但是醫院病床全滿，病人可能在急診往生。其次，急診外如果有許多病危病人，但是急診裡面全滿了，病人無法急診治療，是第二種醫療崩潰。救護車上有病危者，醫院急診外卻全停滿了其他的救護車，病人無法急救，救護車一家一家醫院的找救援，這是第三種醫療崩潰。

所有的數據都顯示欲避免醫療崩壞，老人疫苗覆蓋率是最重要的，胡蘿蔔與棒子兩者不可缺，可惜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蘿蔔太小了，沒有大抽獎，也缺乏很有吸引力的鼓勵（應該早一點如現在的澎湖給二千元獎勵）；棒子也不夠大，雖然筆者亦不贊成某些國家沒有打疫苗就不給付染疫的醫療費用；若給老人一些行動或是就醫的小門檻，或許更有效果。尤其要以科學資訊找出沒有施打疫苗老人，拜託其家庭醫師多方溝通勸導，也未採納。高雄市機構的老人疫苗覆蓋率是八十九％，這是用盡政府規定可以使用的所有手段達到的成績，一般老人七十八％，顯示我們還有鼓吹十％老人施打疫苗的努力空間。

其次就是「高風險、輕症、早期使用」抗病毒藥物，來大量減少惡化成重症、住院和死亡，尤其沒有打疫苗的老人。台灣購買七十萬劑輝瑞抗病毒藥物Paxlovid，若使用浮濫很快用完，以後需要者向隅怨懟。若嚴格限制，老人弱者無法及時確診服藥，死亡數大增更是憾事。石崇良次長幾乎每兩天就召開一次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會議，努力讓抗病毒藥物方便使用。陳其邁市長一天之間就排除萬難，讓所有的診所可以開立處方箋到高雄市十九家專責醫院藥局領藥，病人應該可以早期使用。雖然台灣抗病毒藥物買得太晚，量也不夠，但是以上的努力都令人欽佩。

目前需要再努力者，是這個藥物有非常廣泛的交互作用，若病人服用「某些」特定降膽固醇、心律不整、攝護腺、止痛、精神科及神經科等藥品，就不能服用，或是要先停藥。嚴重肝、腎病人不能使用，腎功能不佳要減量，早晚服用三粒變成兩粒。如果醫師、藥師太忙無暇一一檢視，就需要靠科技的幫忙。健保署建置「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跨院重複開立醫囑主動提示功能」，用藥重複即在醫師看診的電腦畫面，主動跳出視窗提示。所以強烈建議健保署要趕快設定醫師開立Paxlovid主動跳出視窗的提示功能，更加確保民眾用藥安全。

另一個大問題，是開立Paxlovid有一項寬鬆的適應症：吸菸（或已戒菸者），於法醫師不能拒絕開立此藥。但是如果是年輕力壯的輕症病人，就會耗用到為數不多的藥品，應該要更改為吸菸且肺功能不佳者，才不會讓「要使用Paxlovid在刀口上」的醫師為難。

檢視近三年交通事故資料，十二歲以下兒童平均每年九四八一人受傷、廿六人死亡，如擴大到十七歲以下，平均每年二六○三三人受傷、九十二人死亡。在嚴重少子化下，交通事故對兒少威脅年年攀升，我們應檢討多年來改善成效有限原因，找出因應對策。

因兒童身高矮小，視野範圍有限，加上對交通安全認知不足，較缺乏道路情況危險性判斷與反應，容易發生交通事故。檢討近三年的兒童交通事故類別，平均每年做為乘客的兒童死傷占比七成五最高，其次行人死亡事故占比二成次高。至於十三至十七歲的少年，則以使用普通重型機車的死傷占比七成最高。

因此改善對策首先是應針對家長全力宣導，在以汽機車載兒童時應特別小心，以防禦駕駛及保護設施之安全椅，及安全帶方式注意安全；對於兒童專用接送交通車的車輛安全及違規駕駛，政府要嚴加規範及執法；家長帶領兒童行走時，在各式路段及路口（尤其是無號誌化路口）應教導兒童如何注意安全，絕對不要在趕快時違規造成不良示範。對於少年要特別防範他們違規騎乘機車，如少年無照駕駛應嚴加執法，並立法規範家長連帶處罰。

台灣因使用運具過於多元及道路容量有限，造成混合人車流情況嚴重，交通環境複雜危險，尤其對兒少交通風險甚高，建議雙管齊下，進行學校的長期教育扎根及短期的交通風險認知宣導。

目前行政院針對「道路交通安全精進作為」政策，指示加強兒少交通安全教育。交通部正因應立委提案，與教育部及相關單位針對交通安全教育法制化進行協調，討論未來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或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列高中職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的每學期或每學年實施四小時或六小時的交通安全教育的條文。如有共識，未來修法的重點在於如何考量學校老師原有的沉重教學負荷下，採行鼓勵獎助機制，並規畫適當的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師資交通專業知識培育、適當的教材與教育方式。切記如規畫不當造成學校老師反彈不願意配合，將無法達成應有的教育效果。

交通安全政策有效推動的最大挑戰，在於民眾往往認為交通專業不如自己豐富的交通經驗，因此政府與民眾溝通時不易形成共識，民眾配合程度也會打折。因此要多花時間及精力去宣導說明，建議交通部每月交通安全記者會，應更有主題與重點，對政府在交通政策規畫及交通管理方式的說明內容應更具體，並有改善前後的量化成效分析及滾動式檢討機制，不然交通專業會受到更多質疑，要有效推動交通安全更困難。

十六世紀時波蘭—立陶宛聯邦曾占領莫斯科，直到一六一二年俄國民族英雄米寧（Minin）和波札爾斯基（Pozharskiy）驅逐波蘭—立陶宛聯軍。波蘭—立陶宛聯邦在十七世紀中期後日漸衰微，一七九五年被日益強盛的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等帝國三度瓜分，社稷從此雲擾擾，兵戈到處鬧垓垓，最後亡國。波蘭、立陶宛接下來的歷史可謂歷盡滄桑，多次被俄國占領，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縲絏之厄。一七九五年，立陶宛併入俄羅斯帝國。波蘭人和立陶宛人在一八六三年起義，反抗俄國，未能成功。造反者或者被殺，或者被流放西伯利亞。

早於一七六五年，波蘭—立陶宛聯邦為抗外敵，成立騎士學校，專門培養軍官。當中有一位學生考斯俄茨科（Tadeusz Ko□ciuszko; 1746-1817）出生於波蘭，其祖先是立陶宛貴族。一七七二年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第一次瓜分波蘭—立陶宛，獲得大片領土，騎士學校被解散，軍隊容不下考斯俄茨科，只好離開家鄉，輾轉來到美洲參與美國獨立戰爭，擔任美軍總工程師。

考斯俄茨科是有遠見的軍事家，屢次向美國總統傑佛遜強調軍官養成的重要性，堅持美國必須成立軍官學校，其想法源於波蘭的騎士學校。一八○二年傑佛遜總統指定在西點成立美國軍事學院。考斯俄茨科則早在一七七八年就完成西點軍校堡壘架構的設計，還特別為西點軍校寫了一本教科書。

美國獨立成功後，考斯俄茨科回到波蘭抵抗俄羅斯的入侵。他每仗必勝，擊退了在數量上遠勝於波蘭軍隊的敵人，但國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卻投降，考斯俄茨科只好於一七九二年再度逃離波蘭。一七九五年斯坦尼斯瓦夫二世正式退位，國家被瓜分。二○一四年我親眼在立陶宛國家博物館看到他簽署退位書時的桌子，桌上放了一隻斷刃的劍柄，讓人想像當年的斯坦尼斯瓦夫二世，踽踽涼涼，頭上髮，愁中白。相對於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的不成材，考斯俄茨科則為世人敬重，西點人在一八二八年為他樹立了紀念碑。而數百年的愛恨情仇，波蘭及立陶宛對俄國有解不開的心結。（作者為科技部前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