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聽到政府「會照顧國人」，就讓人頭皮發麻。過去兩年半，政府是怎麼「照顧」人民的：需要口罩和試劑的時候，你得大排長龍；需要疫苗時，總統優先推薦高端，官員還猛卡民間捐贈疫苗；需要治療的時候，你跑五家醫院也拿不到藥。包括先前刷不完的實聯制，浪費人們多少時間和精力；無用本色識破時，說廢就廢了。

蔡英文當然知道，防疫特別預算還有一千多億元沒花完。在民進黨眼裡，這麼大一筆錢不花白不花，尤其選舉當前，這些白花花的銀子正是「政策買票」的利器。但民眾可能不知道，總數八千四百億的防疫及紓困特別預算，僅一千四百多億用在疫情防治，約占一成七；其他的錢，都被政府拿去當凱子揮霍掉。

亦即，政府以「防疫」為名編了大把預算，卻有八成經費被拿去「紓困」補貼。因此，百姓急需的疫苗、試劑、藥物、器材，就變成要什麼沒什麼。現在蔡政府又要撒錢紓困了，它不知道台灣疫情正在高峰嗎？

全新的「印太經濟架構」，估計需要一年至一年半的談判。目前參加的初始成員國有：美國、澳洲、紐西蘭、印度、日本、韓國、印尼、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這十三國的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計約占全球四成。遺憾的是，台灣被排除在外。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稱，ＩＰＥＦ旨在圍繞印度／太平洋經濟體的進一步整合，以數位經濟、潔淨能源等新領域為重點，制定標準和規則，並確保安全和有彈性的供應鏈。

美國在川普任內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ＴＰＰ），拜登也無意重返此一架構；而今，藉由ＩＰＥＦ的組建重新連結印太，或許是在形式上稍作修補。但由於美國既不向成員國開放市場，也不降低關稅，恐讓各國興趣缺缺。而且拜登是以簽署行政命令的方式推進這項架構，儘管成立速度較快，一旦他卸任後，新總統無意跟進，印太架構極可能面臨「人亡政息」的命運。

ＩＰＥＦ的設計，主要是用來削弱中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尤其以半導體為核心的關鍵供應鏈體系的組建，可能對大陸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造成「卡脖子」難題，北京極感不滿。至於一向親美又被擺在反中第一線的台灣，這次卻被排除在首輪參與者之外，當然令我們大失所望。尤其，印太架構是美國主導，無須經大陸同意，台灣在供應鏈及數位經濟上又事事配合美國，卻仍因政治及外交因素遭到排除，更暴露拜登政府「友台」的口惠而實不至。

為了補償台灣，並凸顯台灣是對抗中國的重要一環，因而拜登有了「失言」那幕演出，強調美國會在台灣遭到中共攻擊時「軍事介入」。與其視為「失言」，更可能是白宮「精心策劃的凸槌」，一則表達美國對台的支持，二則避免跨越中國的紅線。拜登三番兩次發表自我矛盾的談話，是在向不同聽眾放送各取所需的訊息：面對大陸，就稱美國「一中政策」不變；面對國際，就說美國承諾介入台海。

拜登並非老年失智，也不以為屢被屬下「更正」有何丟臉，這純粹是外交手段運用。拜登口頭說法雖與政策矛盾，但一經澄清，即讓北京無碴可找，又可讓外界窺知其真心。拜登關於台海的發言，也有敲打次日「四方安全對話」峰會的用意。Ｑｕａｄ剛剛成形，四國中，印、澳的共識仍待整合，所以各方很謹慎，不願被看成反中的「亞洲小北約」。峰會雖明言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任何企圖，並未點名中國在區內擴張軍力；而由於印度反對，對俄國入侵烏克蘭都未譴責。

Ｑｕａｄ要加強安全合作，一直存有內部障礙；這次峰會最大的成就，僅端出遏制印太海域非法捕魚的海事倡議。至於上次峰會，僅達成新冠疫苗的生產合作，這對急於提升安全防衛功能的美、日而言，成效太有限了。

這次拜登亞洲行，台灣不在其行程中，但無論是「印太經濟架構」或「四方安全對話」峰會，無論官方或媒體議題，一再提到台海安全。這恐怕是禍不是福，台灣切勿自我陶醉。

張忠謀已經不是第一次公開反對各國政府投資設置本土半導體製造的產能。他反對的原因，應也廣為各界所知，包括台積電、三星等國際龍頭業者，在評估前往美國設廠/擴廠時，所估算在美國生產半導體的成本差異，應與張忠謀所提的數據相去不遠。而人才、人力的缺口，尤其美國高科技人才重設計、輕製造的現象，亦為各界所熟知。

既然如此，為什麼國際龍頭業者如台積電、三星仍然響應美國政府的號召，宣布前往美國增設半導體製造產能？市場甚至傳言聯電也在評估前往美國設廠。雖然在美國設廠有貼近終端市場與品牌客戶、IC設計客戶等優點，但在半導體業全球分工運作已具高度效率的前提之下，相關論述恐怕只是表面說詞。因此，選擇在美國設廠，應非按照傳統商業投資上設廠選址的評估準則，而是有其他的考量因素。

觀察拜登政府甫上台不久，即進行百日關鍵供應鏈審查，半導體就是重點調查項目，並將全球半導體製造產能主要座落於東亞等地，提出警告，建議美國應增加一定程度的境內半導體製造能量。此一論述已成為美國政府對國會爭取相關政策資源（如補助款）的重要依據。

由此可見，美國政府在發展境內半導體製造一事上，斧鑿甚深，並且持續對國會、國民與國際展開全面性的遊說。台灣與韓國業者在形勢比人強的狀況下，也規劃前往設立先進半導體製造產能。業者在投資評估的過程中，考量的重點恐更偏向於政策誘因與政治壓力。

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是讓政府對市場的影響愈小愈好，最好只在市場失靈時出手干預。但目前美國的經濟政策走向，恐怕已經對自由經濟的路線進行修正，改以自由與計畫經濟的混合模式，也才有目前發展美國本土半導體製造業的政策。

即使有重量級人士的呼籲，看來美國政府重新發展本土半導體製造業的政策企圖仍然不變。近期更有日本媒體傳出，美國與日本政府將共同發展2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目的即可能在於分散台灣與韓國業者在先進製程的市場占有率，避免關鍵技術來源過於集中的風險，並且藉此滿足發展國家關鍵產業的政策目標。

經濟部長王美花曾經說，台灣半導體供應鏈與國際合作、全球分工的模式，應該是當前最有效率、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相信各國政府應該也都認同此一論點，但是各國仍會持續發展自主半導體產業。原因無他，因為這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邏輯考量，而是政治、外交與國家安全的邏輯思維。

有鑑於此，我們建議政府應以更高的策略框架，從國家發展、國際政治乃至國家安全的角度，重新審視我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方向。政府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除了從經濟、產業發展的角度外，應將決策層級提升至可結合外交、國安、國家發展的跨部會決策模式，積極與各國政府對話。政府也應向各國遊說，台灣與全球分工的半導體供應鏈運作模式，不但最能發揮經濟效益，台灣身為自由世界的盟友，更能兼顧各國考量的供應鏈與國家安全等議題，藉此協助我國產業在大國間競爭的局勢下，仍能取得穩健發展的空間。

多運動、正確運動，接觸自然，身心靈自然健康，這樣的概念很容易理解。一九八六年世衛組織首屆國際健康促進大會，即提出「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確定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創造支持性環境、加強社區行動、發展個人技能，以及將醫療保健服務重新定位於「預防疾病和促進健康」等五大行動領域，為以「環境為處方」打下基礎。

身體是自己的，即使沒有「處方箋」，民間登山嚮導、步道導覽、運動教練、瑜伽老師、太極拳等也都是實質進行健康促進及預防失能的工作者，對於維持國人健康很有幫助。因此關鍵不在於處方箋開立的形式，而是在於「可開立」處方箋的媒合諮詢平台，以及足夠、友善且易於接近的「療癒場地」。

美國因為高額醫療費用，已開始注意到傳統看病給藥之外的健康促進模式，洞悉到醫療體系不能只侷限在醫療本身（包括場域），還要關注到病患身處的環境與其他影響健康的因素，甚至有民間機構直接建立線上開立「環境處方箋」的平台。

例如醫療團體Park Rx America，提供醫生、患者（需簽立醫護免責同意書），以及公園綠地管理單位橫向連結，醫病互動、處方箋變化、實際運動情況等都記錄於線上檔案內，也提供開立處方箋教程與模組，便利「以環境為處方」模式推動；成立超過二十年，名列富比世雜誌重要社會企業家Rebecca Onie所創立之健康引導，也積極推動疫情下以環境改善促進健康工作，並結合視訊服務，提供不一樣的健康促進選項。

逐步進入高齡化的台灣，在有限醫療量能下，大家統統擠到醫院是不現實的，後疫情時代，必須要能回應大部分處於「亞健康」人們需求，積極建立「以環境為處方」的處方平台。台大醫院雲林分部與台大實驗林的結合，跨出了以環境為處方的重要一步，如果更多醫療從業人員接受這樣的觀念，結合社工、長照等多邊資源，提供不只是一句「多運動」這樣模糊的醫囑，延伸健康醫療的場域與作為，才可能以自然環境為本，擴大並實現健康促進的願景。

衛福部長陳時中堅稱，醫療量能沒有崩潰，也不缺病床，如同宣傳長照2.0般堅稱長照資源倍增，但錢都花在硬體建設，現有將近八萬人的照顧服務員，不僅無法應付高齡老化社會，現有的照顧服務員在惡劣環境下辛苦提供照顧服務而未得到應有的尊重，在疫情肆虐下，社會大眾將共同面對失能者無人照顧的困境。

照顧服務員尤其醫院看護最可憐，因為無法可管，任由人力仲介剝削，許多照顧服務員連基本的勞健保都沒有，更遑論超時工作無加班費。防疫裝備都須自備，打疫苗沒人協助，ＰＣＲ採檢、口罩、手套等都要自費。護理人員還可輪班一對多，醫院看護要廿四小時一對一，翻身、拍背、協助沐浴與上廁所等都需要體力，在現今無管理體制下，病患與病患家屬無法得到良好照顧品質的保證，看護也無法得到良好工作環境保障。

呼籲指揮官，請一視同仁，重視照顧服務員，否則照顧資源快速流失將不再是謠言，而是即將面對的現況。

德國交通費用昂貴眾所皆知，以德國鐵路ＤＢ一日券為例，原訂票價就要四十二歐元，再以首都柏林市區公車為例，全區一日券定價為七元七角歐元。相較之下，不難看出這張九歐元全國不限次數搭到飽月票的超值吸引力，相當於平常柏林公共交通網絡正常價格下殺至一折以下，更有民眾直言這張月票只要使用兩次就足以回本。

十分依賴俄羅斯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的德國，正面臨能源減少供應與價格上漲雙重壓力，德國朝野想方設法降低後續連鎖效應，從使用端源頭減少石油消費量尤其重要。在聯合政府之一綠黨主導下，此一全民有感公共運輸補貼政策，兼顧減少民眾自行開車的節能環保既定政策方向，又可減緩能源價格節節攀升的經濟衝擊。

月票優惠範圍，囊括德國全境德鐵區域列車ＲＢ、區域快車ＲＥ、城郊鐵路S-Bahn、地鐵U-Bahn與路面電車Tram等各類公共交通運具，統統一個月內不限次數任意搭乘，但並不包括城際列車ＩＣ、歐洲城際列車ＥＣ以及高鐵等級城際特快列車ＩＥＣ等長途路線。這項政策清楚定位優先照顧放棄自駕習慣的通勤族，至於觀光旅遊則以短程移動在地消費為主，所以只能隨到隨搭，無法預約或指定座位。

這項大利多的德政，當然不是沒有負面批評聲音。舉例來說，整體搭乘人次預估至少增加兩成，但各相關交通事業尚無加開班次打算，列車誤點與車輛故障頻頻的德鐵已經表明沒車沒駕駛最壞打算，一旦月票太賣座，吸引大群嘗鮮民眾或外地觀光客加入候車行列，反而可能排擠通勤族日常必要移動。而根據北德廣播電台計算，每出售一張月票，各交通事業將損失收入約一百七十歐元到兩百歐元，其中又牽涉到各邦地方政府財源，清算分配補貼金額剪不斷理還亂。

國內新車掛牌數量迭創新高，過去兩年累計突破九十萬輛，疫情期間加劇民眾依賴私人運具，同時則有虧損累累客運路線停駛壞消息一再傳出，政府部門面對公共運輸持續萎縮完全束手無策，也遲遲未就後疫情時代乘客回流提前部署，遑論如何以恢復人員移動為內需經濟注入強心針。

德國即將上路的九歐元搭到飽月票，是不錯的參考對象。

世衛組織估算，全球平均每三秒就新增一名失智症患者，在世衛組織公布的「二○一七至二○二五年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中，將失智症列為全球公衛優先項目，要健全對患者的診斷照護，及對照顧者的支持協助，更要蒐集資訊，廣泛研究並發展策略。

失智症不僅是記憶力的減退，認知功能也會逐步退化，個性改變或妄想幻覺等症狀讓人際關係、工作和日常大受影響。失智長輩受到金融剝削的風險也更高。但失智症的病情發展是漸進式的，在保障財務安全下，亦不能無視患者的人權和自主性，相關的金融法規必須留存彈性，友善貼合不同患者的需求，才能更周到的保護失智者。

近年英美日各國也對此不斷調整金融政策與防護侵害的嚴密措施。英國金融行為署去年更新企業對弱勢顧客的「公平待客指引」，要求金融機構必須建立制度照顧「脆弱性客戶」如失智症患者，並與社福機構更密切合作。

美國聯邦證券委員會也在二○一八年老年人金融剝削白皮書中指出，高齡失智症患者遭受金融剝削的情形大增，要透過教育、監管和執行讓金融證券體系對失智者更友善。去年在「世界高齡剝削意識日」也與北美證券管理協會和金融業監管局共推培訓計畫，協助業者切實遵循美國高齡安全法。

對高齡社會早已超前部署的日本，則是將信託與監護結合來保護失智症患者。金融廳亦在二○二○年再次提醒，金融業是「營運生活基礎設施」的機構，對於高齡者，特別是認知判斷能力退化的顧客，應加強改善服務的流程與細節。

台灣目前失智人口估計超過卅萬，預估未來一年平均增加一萬人，衛福部已提出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2.0，金管會亦推出失智者經濟安全保障推動計畫，除提升經濟安全與友善金融環境，也推動金融機構辦理高齡化保險商品、安養信託商品及商業型不動產逆向抵押，並督導金融機構落實「認識客戶政策」與「臨櫃關懷提問防詐騙」，相關政策值得肯定。

每個人都會老，而且老人越來越多。失智症的政策法規已是先進國家倡議健康福祉與公平永續的重要指標，必須即時調整，追上需求；更要鼓勵金融與社福機構密切合作，前線櫃員或業務員一起加入防護網，關注客戶的病徵，即時協助。當更多民眾有患病意識、更多人不將失智貼上癡呆標籤、政策和安全網的支撐更有力，人民才可能在尚有判斷力時，透過專業協助，預先安排醫療照護和財務管理。一旦失智找上門，也才有機會以另種型式幸福終老。（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教務長）

運動的「療效」已在許多領域驗證。英國國家健康與照護卓越研究院指引（NICE Guideline）對於輕至中度憂鬱症病人建議之一，便是「規則運動」，而對失智症，運動的好處除了該文提到透過運動「減少糖尿病、減少肥胖、減少憂鬱」，來「預防」阿茲海默失智症，對於進入較嚴重失智，合併有「非認知症狀」如睡眠障礙的病人，NICE Guideline也建議「睡眠衛教」、「日間光線暴露」以及「運動與客製化活動」。長照絕不等於安寧照護，但還應該要考量、納入些什麼？

溫教授對「外籍看護推輪椅曬太陽」照護模式不以為然，筆者也極不滿這樣的被動照護，但如NICE Guideline建議，「日間光線暴露」對失智症病人可能還有睡眠外好處。筆者與指導教授五月於國際老年精神醫學期刊發表的研究便發現，居住於養護機構內的高齡失智症患者往往缺乏白天自然日光暴露機會，但如果能夠規則提供自然日光暴露，可能有助於失智症住民改善睡眠甚至情緒。

此外，近期也有研究發現，特定波長的近紅外光可能有助延緩失智症的認知功能惡化；甚至適當暴露特定波長的紫外光，因可刺激活性維生素Ｄ的生成，除了降低骨質疏鬆的風險，也可能有助於改善部分失智症狀。

環境因子不只光線，世衛組織將二○二○至二○三○訂為「健康老化的十年（Decade of Healthy Ageing）」，表明「環境」將是人類老化過程中必須被考慮的三要素之一。

知名醫學期刊Nature Aging也在二○二一年刊登一篇討論長壽宜居環境的論文，裡面提到包括空氣汙染、飲用水、環境過熱與是否能親近綠地等，也可能是討論長照時重要的環境面向。

除環境因子，過去幾年許多國家投入資源建構遠距照護系統、透過穿戴式裝置來客觀、動態、持續評估失智症的特定症狀等，或許也是台灣可以借鏡的。台灣醫療資源不患寡而患不均，在雲嘉海線及東部許多地區人口老化，但醫療、長照資源不足，如果有方便的遠距照護系統、合適的穿戴式裝置，即使居住在外地的子女無法及時陪同就醫，醫師或許仍得以在科技的輔助下更客觀的追蹤病情。

疫情期間，長照系統中個案孤獨（缺乏社交、機構限制訪客）、缺乏運動，以及醫療資源分配問題，確實都造成長期照護的困境，運動之外，同時考量人與環境互動，及借助疫情帶來的科技進展與法規調整，應也是值得政府在部署資源時重新思考的。

這讓目前物價不斷上漲，養家已舉步維艱的家長們，更是遭受「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打擊，不僅雙薪家庭必須被迫其中一方請假，長期請假後果，更會影響年終考核。

此外，家中若僅有單一電腦設備，更無法滿足兩個以上孩子線上上課的窘境。更遑論家長若在外地工作，孩子必須交由長輩協助照顧者，要年邁長輩先學習如何操作線上教學系統，再來輔助孩子們上課，真是天方夜譚！

政府在防疫政策上無法有具體的相關配套措施，即要求全民與病毒共存的決定，究竟是要與病毒共亡，還是想利用集體染疫的強大風險來拚一場全民免疫？快篩試劑之亂、新冠用藥採購量無法及時供應、中重症病房床位無法跟上確診數字……在在顯示出相關準備皆不足，何以洗腦全民必須與病毒共存？

僅給所有父母幾天不到的準備時間，就陸續被要求線上教學的學校師長和學生們，在如此無法充足準備下，究竟能否讓學生得到完整受教權？在緊急的疫情之下，也顯得微不足道了。

現實情況是，部分企業在「無法看到員工上班狀況」的情形下，更是拒絕這些父母為配合政府政策讓孩子在家線上教學而被迫居家上班的申請；以資方角度而言，完全可以理解在無法完全掌控員工的狀況下，不同意員工們居家上班的需求，畢竟，企業必須要以營利為最大宗旨。

但，此時的政府及相關企業，是否也在倉促時間下，做足準備，給予合理並讓有孩子的員工們都能安心上班，且在逼不得已的狀況下，得以同時兼顧家庭的正常工作環境？以客觀立場深省，台灣不能只責怪為何年輕一代不婚不生，或是寧願到海外工作，當我們願意為台灣的未來，努力養育下一代的同時，這個環境是否也同時給予我們該有的理解及體諒？

「鼓勵增加生育率！」希冀不再是一種華而不實的口號，美麗而遙遠的大內宣！

然而執政黨立委受到業者壓力，暫緩修正「平均地權條例」，禁止預售屋轉售及紅單炒作等政策將延後實施；加上人工與建材上漲因素影響，業者宣稱房價將持續上漲。

面對當前房市外在環境許多不確定性，成交量逐漸萎縮。房市景氣循環在「量先價行」衝擊下，多數民眾住房需求趨保守，開始擔心房市景氣反轉。在疫情擴散及股市震盪下滑當下，住房自用與投資的衝突與選擇該如何決策？

住房涉及大筆資金的投入與借貸周轉，一般人除預期房價波動的報酬與負擔能力的考量外，更須注意未來房市風險的變化。因為一旦決策錯誤，不只是財務的借貸持有與移轉交易成本都會造成龐大的壓力與損失，而且住房的居住與生活品質也都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面對房市景氣趨緩和大筆資金周轉，住房決策考量，風險應較報酬更為重要。

住房決策風險，可分成外在大環境不可控制與內在個案本身可控制的風險二類，前者包括國際與兩岸的政經環境、房市景氣變化、資金周轉成本變動、房市相關政策的實施等；後者包括社區個案的負擔能力、區位、規模、產品、營建、公設、管理乃至建商的品牌信譽等。一般人過於關注外在不可控風險，卻忽略更應專注內在個人可控制風險，將造成住房決策偏誤。最近看到許多建商因人工建材上漲，造成延遲交屋，甚至偷工減料，或是要求退訂拒付違約金等，均凸顯個案風險的嚴重性。

住房賺賠與居住舒適與否的風險衝突與選擇，個人住房決策應該要能清楚判斷。面對不論外在與內在風險過大或不確定性時，「等待延後」至風險較小或明確時，也是適當理性的決策行為。

住房的租或買決策，亦是一般人常須面對的衝突與選擇。雖然租買決策最大關鍵是在財務負擔能力，但年輕人在工作與家庭尚未安定下，租屋的自由靈活顯然高於買屋。而對工作與家庭穩定的首購族，必須確保買屋後的居住品質要比租屋好，若只是為了個人住房安定感或社會價值觀而勉強購屋，以致犧牲生活品質與忍受財務壓力，長期失去住房自由或舒適，顯然得不償失。

最近也常聽到台南、高雄與新竹地區因高科技設廠帶動房市飆漲，投資客一窩蜂進場炒作，導致自住客的焦慮而跟進。如此只追隨市場熱潮，而忽略了個人對個案乃至個戶的主觀認知，顯然也是住房決策中「市場之尺」與「心中之尺」兩者衝突與選擇的偏誤。

住房決策是個人主觀偏好選擇，未必要與市場宣傳的集體行動相同。我的好房子、好區位、好時機，未必是市場的好房子、好區位、好時機。當「心中之尺」與「市場之尺」發生衝突時，即可透過「逆市場選擇」獲得個人最佳住房決策。

住房決策者必須在進入市場前，預先努力做好個人乃至家人的整體主觀偏好住房經驗功課，以避免心中之尺被市場之尺影響甚而取代，如此決策將失去衝突評估與選擇的機會，容易產生住房決策的偏誤，必須審慎思考做好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