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徐志榮再三表明沒有參選意願，國民黨中央則無論如何要提名他，這種愚頑的「徵召」方式，不是形同給自己一耳光嗎？再說，這麼重要的事，正式宣布前不該當面確認一下當事人的態度嗎？或者向對方說明他所顧忌的地方人事疑難，都已幫他打點妥貼？國民黨啥都沒做，就大手大腳發新聞稿。

俗話說，在同一個坑跌兩次，第一次可能是大意，第二次再跌就是笨蛋。由此看，現在的國民黨中央恐怕是「少了一根筋」，溝通、做事的方法都不對，才會把選情簡單的地方搞到這麼難看。上次桃園的提名，朱立倫想用「魚死網破」嚇退羅智強，反而把他逼出來；這次徐志榮拒選，竟有幕僚主張決斷地提名他。這個年代，逼婚都令人反感了，選舉還能硬幹嗎？

深一層看，國民黨中央可能太過自我中心，或者不接地氣，或者太過高傲，以為可以不跟地方溝通協調，就能自己拍板一切。人家蔡英文是總統大權在握，才有號令民進黨派系的本錢；請問，朱立倫、黃健庭又是憑藉什麼？

朱立倫先看看國民黨的支持度，再決定自己要多強勢吧！

前兩年疫情沒那麼嚴重，文化部都拍板取消台北國際書展；如今台灣疫情正值高峰，文化部卻堅持如期開展，令人不解。尤其，有近半出版社因顧慮員工健康而退展，文化部卻祭出「金錢戰略」，對參展者承諾給予最高七成的攤位補助費，還加碼發行價值兩千萬元的購書抵用券，鼓勵民眾在書展消費，卻把退展出版社退費的難題全推給承辦的「台北書展基金會」。這種作法，政府控制了決定權，卻閃避所有指責，並將責任推給民間承辦單位，真是避重就輕的高手！

文化部這種「享權力、不負責」的管理方式，四處可見於各種官方主辦的文化活動。官方不斷施令與指導，導致民間單位束手縛腳。原因是，所有官方決策所造成的後果，須由民間業者自己承擔；再加上定期招標的制度限制，民間幾無抗拒能力。要解決此一僵局，最佳之計就是官方下放主辦權，退居資助者的角色，讓民間部門在自主的情況下權責自負，並積極施展宏圖。

在華人世界備受稱譽的「金馬獎」，就是最好例證。「金馬獎」在一九六二年創辦時，是由行政院新聞局主導；一九九一年交由民間的「台灣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主辦，從此有了不同格局。由民間團體主辦後，八年後作成出席之政界人士「不上台、不致辭、不頒獎」的原則，並積極擴大活動領域。每年除了舉辦金馬影展，還推出奇幻影展和經典影展，在電影事業及教育上展現影響力。更重要的是，持續深入華人世界，成為華人電影的重要標竿。

台北國際書展在全球的書展中已有一定聲譽，尤其在亞洲地區，更以其活力和多樣性深受亞洲出版人重視。然而，文化部近年利用補助對出版及創作者進行干預的力道擴大，又不顧出版人安危執意在疫情高峰舉辦書展，導致嚴重爭議，在在不利文化人與文化部的互信。為解決此一問題，文化部若能效法「金馬獎」模式下放台北國際書展的主辦權，也許有助於彌補此一裂痕。過去卅年，民間團體為台北國際書展建立起良好的聲望和口碑，能輕鬆接下這個重任，也必能更有作為。

除寄望政府的改弦易轍，台北書展的經營也面臨轉型的必要。過去的書展，不論現場展售、作家論壇或版權交易都圍繞著紙本書籍進行；而如今，「書」的概念已脫離了紙本的局限，進入影音、音樂、戲劇、電影的範疇，因而有了更寬、更遠、更深的發揮能量。因此，書展的運作也須反映此一趨勢，應結合音樂、戲劇、電影，讓書展成為書的內容全方位展示。此外，書展也可積極扮演推廣閱讀的角色，與各級學校、教育團體合作，讓學生參與書展的活動，讓他們享受閱讀的文化滋養。

文化部長李永得上任兩年來，從國際影音平台的建立到公廣集團的人事布局，工作重點一直放在內外宣傳。但文化部如若不想變成「文宣部」的話，他必須思考權力的下放，以及對民間能量的鬆綁。從這個角度看，今年書展的爭議如何化危機為轉機，最大關鍵就在文化部必須改變角色與心態。

中國大陸動態清零政策，三個月來，已讓經濟急遽下滑，甚至可能崩潰，就在此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25日緊急召集「全國穩住經濟大盤的電視電話會議」，與會者涉及全國2,844個區縣，超過10萬各省、市、縣級官員參加，受到國際媒體的注意，認為這是大陸政策的急轉彎，是為了救經濟的最後手段，不過李克強通篇講話不提清零，只說防疫，引發經濟與清零，孰輕孰重的討論。

李克強的角色被凸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5月14日，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以顯要地位刊登李克強的一篇國務院會議上講話；當天，李克強突訪雲南，召集西南12省官員開會，並訪問雲南大學，視頻所見，他和周圍師生都不戴口罩，顯然違背清零政策的要求。19日，李克強與外國高管舉行座談會，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中，隻字未提習近平堅持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並要與會者轉告外國政府，北京正在密切傾聽所有問題，「我們不能讓企業停止運營。」

在10萬人大會上，李克強警告經濟危機比兩年前更嚴重，必須避免經濟在第2季出現衰退。他並透露，中國經濟惡劣已嚴重衝擊財政收入，今年有二個多月、最多封城87個城市，4億多人被關在家，使經濟生產損失600億美元（0.33兆元人民幣），李克強告訴各級官員，「除非再有特大的自然災害，還有一筆總預備費，其他的錢就靠你們地方。」

李克強要振興經濟的行動，與習近平的動態清零唱反調，這種「二個太陽的困境」，使得許多地方政府官員無所適從，不確定該聽誰的，外媒報導，許多省市的一把手黨委書記缺席10萬人會議，並不是因為他們忙於疫情，而是仍在觀望，不知道在政治上如何選邊。

但是仍有些地方首長在會後表態，支持李克強穩經濟增長的主張，在10萬人會議後，浙江省省長王浩隨即要求按照李克強講話，進行具體部署；湖北省省長王忠林也在隨後會議上強調，穩住經濟大盤是「國之大者」。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陸經濟重鎮上海市，官方宣布，自6月1日淩晨零時起「有序恢復」住宅社區出入、公共交通運營和機動車通行，確定解封，要以「超常規」措施和力度推動經濟重振。

李克強這次講話雖然引發國際輿論關注，但是官方媒體並沒有大幅報導，反而刪除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李克強講話全文，甚至由中央直屬黨報《經濟日報》突然發表題為《全面辯證看待當前經濟形勢》的文章，間接批駁李克強的講話。

這樣進兩步、退一步，本來就是中共政治的常態，重要的是檢視李克強的經濟指示，有沒有貫徹下去，有兩件事可以看出，在清零對上經濟時，哪一邊優先，哪一邊占上風？

就在3月21日，中國國家醫保局還印發通知，規定新冠檢測納入醫保，全力支持習近平的全面清零政策，但是如果每個人都要做，而且要頻繁的做，分析師估計，一年檢測成本高達1.7兆元人民幣，比2021年中國整體軍費1.37兆元人民幣還要高，這是難以負擔的國家財政支出。

就在李克強召開10萬人大會當天，國家醫保局政策改變，下發通知：不得用醫保基金支付大規模核酸檢測費用，要求相關地區立即整改，根據估計，若不整改，中國醫保即將在三年半後倒閉。目前各地已經陸續改為自費自願檢測，不再強迫。

目前李克強的33項措施，還在陸續推行，各地遵行的快慢不一，能否在第3季展現「穩增長、穩經濟、保就業」的成效，現在誰也不敢說，疫情若再起，恐怕會被追究責任，而這絕對會牽動10月下旬中共20大的議程與人事、政策的安排，李克強的急轉彎，一個不小心，自己恐怕會翻車。

這是從二○一六年開始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為了救陳水扁一人涉入的大貪汙案，創造了修法免訴的惡例。國務機要費是總統府的公款，與一般機關首長特別費的性質、用途、金額都不相同，不能劃上等號。

民進黨硬扯經司法三審定讞無罪的馬特別費案，是又在打「馬維拉」牌，但效果很低。這次的修法，大多數社會公正人士都感嘆，民進黨團以多數暴力修法援救大貪汙犯之舉，毫無正當性與合理性，是中華民國法治史上黑暗的一天。

記得二○一四年三月，因《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案在立法院審查時引發了太陽花學運，學生強占、癱瘓了立法院廿四天，並曾試圖攻占行政院未果。當時台大法律系謝銘洋教授，藉此批評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馬英九總統，說「台大法律系沒有把馬總統教好」。

八年後的今天，太陽花學運已「落漆」，而當時的這位謝銘洋教授，二○一九年就被蔡英文總統提名為司法院大法官。國民黨立委質詢時問他，台大是否教好前總統陳水扁、總統蔡英文？不料謝銘洋多次表示時空背景不同，無法相提並論，藍委轟謝護航，是「閃躲哥」。

如今，國務機要費修法除罪案，不可能沒有蔡英文總統與行政院長蘇貞昌的支持與同意，他們兩位都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校友。不知道這一次，這位謝大法官覺得台大法律系有沒有把陳水扁、蔡英文與蘇貞昌教好？

這兩年因為疫情，大家都接觸到防疫險，防疫險的目的是為了萬一確診法定傳染病，可藉由保險的「風險轉移」功能，讓自己不要蒙受太多損失，達到安心養病及彌補工作損失的目的。

試想孩子忽然染疫，父母只能丟下工作，請假照顧孩子。如果沒事先購買防疫險，是不是會擔心因為照顧孩子而短少收入？如果父母也染疫，有可能為了生計而選擇不通報，吃吃成藥，造成對自己或對別人更大風險？進而成為社會的防疫破口？

如果這個家庭有投保防疫險，只要依照政府指示居家隔離並安心休養，也不用害怕工作損失，更不會成為確診黑數，對家庭的未來發展及社會安定都有助益。

現在社會氛圍已被疫情搞得一片混亂，但雪上加霜的是，有些評論強調，民眾投保防疫險目的是為了獲利，例如確診後獲幾十萬理賠，這樣的報導會讓社會產生對防疫險的對立，已投保的人會被誤會是為了錢而隔離或確診，但實際上透過防疫險不當得利的民眾僅少數。

很多民眾平常看到保險業務員就很賭爛，但在疫情中，當你受到經濟損失時，又希望當初應購買足夠的保險。最近不少保險業務員都分享著一樣的故事：「之前就跟某某客戶分享防疫險，結果他一直考慮，到現在確診了，才來問還有什麼保險可以買，但很多產品現在也不能買了。」

身為保險從業人員，真心希望客戶都有足夠的保險，當發生狀況時，不會造成家庭與社會的風險，讓我們共同打造健康人生，促進社會安寧。

在中國，高校既是人群密集區域，又被視為政治敏感地、維穩重點區。疫情期間，各高校對學生的管控比非疫情期更嚴格，不少大學一般情況下禁止學生出校門。對於高校中的過度防疫，有些學生會在網上匿名抱怨，但他們不敢公開站出來表達反對意見。此次北大學生表現出與其他高校學生的不同，他們敢於聚集起來，並公開表達抗議。

對於高校書記、校長之類官員而言，學生聚眾抗議屬於群體事件了，不盡快處理好會對官帽構成威脅。而官帽是他們最寶貴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學生用手機所拍照片或視頻如果放到網路上，並引發網路群體性事件，他們官帽就難保了。陳常務副書記所謂的「保護北大」，其實是保護「北大領導」，保護「北大官帽」。

北大校內外流傳一句話：「北大無小事」。該校有多年未出現學生聚眾抗議了。以往類似事件的發生，或預示更大事件、風波的醞釀。當前民心思變，不滿蓄積，不僅上海如此，而官帽保護，難度則會加大。本年對中國而言，或會是重要且不平靜的一年，不僅中共廿大要召開而已。

在此還有必要提及的是，五月廿六日晚，面臨期末考試與返鄉問題的天津大學學生在校內聚集，高呼「打倒官僚主義」、「打倒形式主義」等，並要求學校領導來到現場—但該校領導還不如北大的陳寶劍，他們遇事如「龜不出頭」。此前的五月廿四日，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們也在校內聚集，表達自己的訴求與不滿。中國過度防疫政策的荒謬，終於反映到這一代（以「○○後」為主）學生的抗議上。而此次京津學生抗爭此起彼伏，開風氣之先者正是北大。

在「六四」周年紀念將要到來之際，應該再次關注北京、天津的學生們—他們受到的壓制不僅來自疫情，還來自官員、官僚體制與官僚主義，以及與這些緊密聯繫的過度防疫。

飛機維修是一門很專業的科學，區分為執行面及政策面，AT-3已服役卅八年，維修技術不可能有問題，問題出在，維修人員作業需求可以滿足嗎？筆者當年業管陸軍直升機妥善，表面上維持約八成妥善率，實際上呢？十架妥善機只有四具可用的飛行儀表，要飛前，就去拆堪用的儀表，讓飛機可以飛上天。我去看飛機修護時，維修人員整理線束，沒有耐磨束管，就用一般電器膠布包覆，這些問題，能歸責給維修人員嗎？當然不行，在沒有材料情況下，維修人員降低標準，勉強讓飛機可執行任務，當然意外就會頻傳。

國軍飛安問題出在那？

首先，是人的問題。空軍司令部，從司令、副司令、參謀長、副參謀長，乃至空軍保修指揮部指揮官，哪一個人是飛機保修出身的？根本沒有保修專業人員擔任政策性要職，怎可能將資源充分投注在飛機維修上面。資源不足情況下，基層維修人員，在「妥善維持績效」要求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損失寶貴人命。

其次是制度問題。國軍後勤維保制度沿襲美軍補保制度，採需求檢討制，亦即，產生需求再去籌補所需零附料件，籌補時間按軍售時程約三至五年始可獲得，從需求產生到獲得約四至六年，這段時間仍然要維持戰備訓練，在戰備訓練至上原則下，基層人員逼於壓力，勉力應付也就不足為奇了。當年幻象機，因某一元件短缺，造成妥善率嚴重下降，而法國那一元件採人工生產，按全世界需求排序等待，空軍提需求到獲得要三年才到貨，也就是在那一時期，空軍的幻象機有一半以上飛不上天。

當年陸軍將陸航直升機大隊併入特戰司令部，編成航特部，指揮官由原特戰指揮官擔任，該指揮官致力於戰備訓練，沒人敢提「直升機妥善問題」，結果一年出三次重大飛安事故損失八條人命，繼任者「嚴格要求飛安」，致飛機不能飛，飛安事故少了，訓練飛行時數卻只有年度計畫時數的一半。

國軍在軍官養成教育時，即強調精神戰力及作戰意志。但現代化武器裝備，是「有就有，沒有就是零，沒有就不能用」。一個武器系統維持，靠意志力及精神戰力是沒有用的，靠的是實事求是的「需求，獲得，屯儲，管理，分配及運用」。國軍零附料件管理，要有還屯觀念及作法，庫房屯放的是安全存量，日常使用的是作業存量，作業存量按任務及年度需求籌補，這是一門非常精密複雜的學問，沒有逐步歷練是作不到的。

期望空軍乃至國軍各軍種均能「尊重專業，培養專業」，建設出一支「平時少流血，戰時有戰力」，有能力保衛國家的現代化國軍部隊。

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最近亦發布了一項研究警告稱，僅靠減少碳排放不足以穩定氣候，可能仍然需要利用碳移除技術來實現全球氣候目標。

所謂碳移除係指包括利用生物方法，例如植樹造林和土壤保護，以及採用化學或機械方法，使用機器從煙囪排放或直接從空氣中捕獲二氧化碳，並將其持久地儲存在地質、陸地或海洋儲層或產品中。

根據歐洲科學院科學諮詢委員會（ＥＡＳＡＣ）的一份新報告，隨著全球排放量繼續上升，碳移除（ＣＤＲ）技術在歐盟的氣候變遷戰略中將扮演重要角色，估計每年可以期望從大氣中移除數億噸二氧化碳。

由於目前許多ＣＤＲ技術並不成熟，規模太小，成本太高，無法商業化。因此從中期來看，ＣＤＲ將偏重在增強「自然匯」（natural sinks）來實現，例如實施植樹造林和再造林、碳農業（將大氣中的碳隔離到土壤中以及作物根部、木材和樹葉中）、泥炭地恢復和在建築中使用的木材等長效生物基產品。

從長遠來看，則需以利用「工業解決方案」，包括從空氣中捕獲碳（直接自空氣中捕獲，ＤＡＣ）和從工廠煙囪排放物中捕獲碳（ＣＣＳ），再將捕獲的二氧化碳永久儲存在地下。以及具有碳捕獲和儲存的生物能源（ＢＥＣＣＳ），係以燃燒生物質為能源，並將其產生的二氧化碳永久儲存。

馬斯克在二○二一年初宣布，將提供一億美元□勵給能夠「創造並展示一種能夠直接從大氣或海洋中提取二氧化碳，並以對環境無害的方式將其永久鎖定的解決方案」的人。

碳移除的推動可以促進碳中和，降低最終減碳成本。但進行碳移除的實施規模引發了環保團體對健康和環境正義影響的擔憂。因此到二○二二年底，歐盟委員會將根據碳核算規則，提出碳移除認證監管框架，確保碳移除的真實性和環境完整性。這些規則將為擴大投資碳農業，和從大氣中碳移除的工業解決方案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據。

我國新的氣候法針對碳移除增訂了規定，將有助於未來發展碳移除。碳移除包括一系列新的工程技術，我國雖然幾乎要從零開始，但如果有完整規畫及決心，鼓勵相關私人企業積極參與、投資，碳移除將為我國達到淨零目標做出貢獻。

（作者為退休教授）

台灣防疫政策從清零急轉到與病毒共存，指揮中心依舊在每日記者會中拿著圖卡說明疫情狀況，只見數字節節攀升，政策上卻似乎只希望民眾能夠習慣與病毒共存，接受在確診數字下的死亡率是必然，並且在有意無意中表示，只要我們的死亡率不要高於鄰國，那防疫政策就是成功的！

每當指揮中心秀出死亡名單的圖卡時，還會特別註明死者的疾病史，不知道這有什麼意義？我們發現幾乎沒有任何病史者的比率不到百分之一，指揮中心似乎有意無意去指涉，這些確診者因有慢性病或其他疾病，所以確診後就較難以醫治因而病故嗎？這是提醒，還是卸責？是表示有這些疾病而確診者，沒有辦法和病毒共存嗎？這樣的備註有何科學意義嗎？

與病毒共存，到底是一個口號、現象、事實，還是政策？同時，又是以何種方式共存？基本前提是什麼？或最終的目的為何？代價又是如何？

近期每日確診數都是六萬以上，以此發展，勢必還要有一段時間真的得跟病毒共存，可是到底如何共存？卻還是很多問題有待解決。過去這一個月來，有民眾是在沒有快篩劑的無知下與病毒共存；也有些民眾是在確診後，沒有足夠居隔空間與病毒共存；更有些民眾是在中重症時，找不到完善醫療救護和病毒共存。以這兩名不幸死亡的嬰兒而言，何其無奈，在沒有任何抗體下要怎麼和病毒共存？未來又有多少未打過疫苗的小孩，必須和病毒共存呢？這樣的共存真的是無可避免嗎？

這一周來，每日確診死亡人數逾百或近百的數字，這只是一個數字嗎？當指揮中心公布死亡人數的圖卡時，特別去備註他們的病史時，是否還能夠多去進一步了解，當初他們是如何染疫？能否避免之？且在發病跟死亡間的過程為何？有那些是該注意而沒有注意到的呢？

生命無價，對每個失去家人的家庭，不是那萬分之幾的致死率就可輕易帶過，那是他們一輩子的哀痛！人皆會死，但沒有必要在害怕憂慮中和死亡共存！

沒有一個人可以保證確診後會是輕症，面對那千分之一的死亡率，民眾還是希望能避之則避之！我們無法避免確診，但政府卻可以善盡一切力量，讓民眾避免和死亡共存，死亡能少一個就少一個！

防疫一定需要科學方法，我們也需要用科學方法來與病毒共存，但科學方法不只是去解釋這些數字，而是能預測如何避免與死亡共存的確定方法和共同規範，這才是政府應該努力為人民做的事情！

依據憲法總統為國家元首，統帥全國陸海空軍。蔡英文總統統帥得了三軍嗎？國防法第七條規定，我國之國防體制，其架構首為總統，其下有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再下有國防部。然則，我們的總統真有能力統帥三軍嗎？

國防部總管全國軍政與軍令，分明是主管軍務，為什麼國防法第十二條規定，掌理全國國防事務的國防部部長必須是文官職呢？其實道理非常簡單，目的就在防止軍人專擅，避免軍事體系欺上瞞下。早在兩蔣時代，國家元首都是軍務出身，了解國防。迨至李登輝總統時代，就有必要處理這個問題。在郝柏村主政時，國防三法制定完成，在現行國防法之下，國防權力集中於部長，參謀總長變成國防部長的幕僚長。在制度上，必須讓國家元首能夠掌握國防事務，不可能再依賴總統個人魅力或是資歷來領導軍務。因此，國防體系最高位階的部長必須不是軍人。

我國軍事人才養成有三軍官校與國防大學，所有軍官都來自一個體系。儘管有陸海空的差別，但是軍種間的情誼是存在的。因此，領導統御與榮辱成敗都變成全軍的事。在監察院針對國防部進行調查約詢時，不管是針對個人違失或是機關事務，國防部都有「國會聯絡人」出面陪同。常常把個人的事升級到全國防部的事。國防部在慣例上任何事都要尋求「統一說法」。陳水扁連任選舉，因槍擊事件扯出國防部在營官兵投票規範更改。在選舉無效訴訟中，法院傳國防部長李傑出庭作證。在法庭上，李傑拿著部屬準備的發言稿照唸，被法官制止，說了幾句又回頭諮詢隨從，又被法官訓了一頓。統一說法是典型的國防部積習。

我國甚早發展反導彈系統的定位導引防護器，但在早先無從得知導彈頻寬參數時只能使用最笨的蠻力干涉。但是到了網路資料都已經可以查到相關資訊時，基層人員仍然不知調整設定，一路向上隱瞞，最後被監察委員查出，才全面改善。長此以往，國防體系變成了一個大黑箱。若是國防部長也是軍人出身，只要國防部長想要瞞住國家元首，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雖然國防的目的，在保衛國家與人民安全及維護世界和平。但是，軍人靠戰功升階，沒戰可打就沒官可升。只看美國沒事在全世界找碴，自命世界警察，其實就是在找戰場。要準備打仗就有算不清的武器裝備要研發採購。所謂「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烏俄戰爭蝴蝶效應引發台海危機意識，一時間軍火商大為興奮。大陸軍要坦克要飛彈，大空軍要戰機，大海軍要潛艇要掃雷艦，主政者換一個兵科，就換一個戰略思考。其實決策的關鍵在國防部長。若是軍人掌國防，就沒有辦法節制戰爭之投入。因此，國防部長必須不是軍人。

報載國防部前部長唐飛曾說，台灣根本沒有任用真正文人部長的條件。偶有文人出任國防部長，將官私下也未必服氣。正因人才難尋，歷任總統多用軍人「退役」出掌國防部。然而，放棄軍職的將軍就變成了文人？

本身既無軍事素養，又沒有稱職的文人國防部長輔佐，蔡英文總統看得透國防系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