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不只看重韓流軟實力，更重視韓國在地緣政治的潛力。他上任後首訪亞洲，第一站便是韓國，選在鄰近中國的美軍基地降落，隨即參訪三星半導體工廠。拜登深化美韓軍事、經濟安全同盟，滿足尹錫悅政府「建立與文化及經濟地位相稱的外交」。

同樣加入反中包圍圈、半導體供應鏈，韓國條件並不比台灣強，卻沒把三星當貢品去討好華府。三星投資美國，拜登以參與印太、北約等軍事同盟活動作為回報，提高韓國的全球影響力。

對比之下，台積電如昭君出塞般赴美設廠，政府一點軍購好處都沒討到，雙邊貿易協定簽不成，人民還得吃萊豬。麻煩的是，美日韓供應鏈上路後，台積電恐怕多了競爭對手。

時代雜誌肯定ＢＴＳ深具社會影響力，讓世界看到韓國。蔡政府大內宣「世界看到台灣」，但國家名片僅註記反中前哨、世界最危險地區，不見文化內涵。韓國能，台灣不能，只因有個「蔡賴美」政府，甘為棋子，欠缺自主的骨氣。難怪韓國有拜登撐腰後，立馬掏出五千劑快篩援台，學日本當起二哥了。

從少年死亡到公布的七天時間差，是中央與地方通報系統失靈斷線，或是有關單位為求審慎行事而延誤，抑或有其他什麼特殊因素，指揮中心都必須說個明白。試想，若非這項消息已先在網上流傳，如果少年親友不是知名人士，這個案例會不會被無聲無息地掩埋，連個數字都留不下來？然後，全體青少年面對Omicron病毒的風險，就可以被描述成無足輕重，完全不須擔憂。

近日，國內疫情已出現南升北降的變化。原本染疫熱區的北部都會，確診數一路走低：新北已從最高峰的單日兩萬七降至昨天的一萬一，北市則從高峰的一萬二降為五千八，桃園從一萬三降為六千六，均已減半。至於後來升溫的中南部地區，高雄超車新北躍居全台首位，台中緊追其後，包括台南、彰化和屏東的疫情都不容輕忽。因為，比起前一波高峰六月一日的疫情，仍在爬升。

如果政府沒有刻意操弄疫情數字的話，上述的發展至少讓人鬆一口氣，顯示全台疫情不會再繼續上升。然而，少年死亡七日後才列入紀錄的事件，卻令人懷疑政府數字的客觀性。尤其，本月四日中重症及死亡數雙創新高，單日新增中重症四九六例，死亡一五二例，毫無樂觀的餘地。陳時中對此卻顧左右而言他，一味強調疫情趨緩的走勢，並預言六月十日將有「反轉」機會。這種心態，並非面對疫情的積極態度，反凸顯他一心想換跑道參選的意圖。

我國這波「晚發」的疫情，若與亞洲幾個鄰國相比，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第一，台灣至少沒有演成像香港那樣在短短十天驟升至高峰的失控模式，因此得以避免一波慘烈的大規模死亡。第二，台灣並未像新加坡那樣做好基本準備，因而無法將疫情控制在可欲範圍，當然也就無法跟新加坡一樣快速解封，讓社會和經濟回歸正常運作。第三，比起韓國，台灣未發生單日六十多萬人確診那樣的尖銳挑戰，但疫情在十萬以下的高原徘徊，陰影揮之不去。第四，台灣的疫情曲線可能近似日本，沒有太高的尖峰，但因染疫率低，可能會在每日一兩萬人確診之間盤桓很久。尤其，日本長者打完三劑的比率在八成以上，而台灣在這一塊的接種成績卻令人汗顏。

俗諺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當其他國家都已陸續解封，這句話正好可用來檢驗蔡政府的防疫部署。兩年半來，蔡政府真正做到的「超前部署」，大概只有網軍和宣傳兩項。至於防疫所需的疫苗、口罩、試劑、藥物，全靠著臨陣磨槍在一陣陣慌亂中勉強度過。正因如此，疫苗才需要靠民間和國外捐贈救急，確診人數才需要「校正回歸」，少年死亡需要七天才能確診。而死者的火化問題，則要在錯誤執行了兩年半後才獲得澄清說明；至於能不能對遺體做最後的瞻仰，則仍無答案。

人們對疫情的恐慌仍未消退，政府該做的，是積極動員每一分醫療能量，認真照顧每一條生命，誠實向社會大眾報告疫情動向。至於預言高峰快過的浮誇，就省省吧！

近來有關金控可能合併之報導，引發股市波動，也凸顯資訊揭露的管理有欠周全。新光金（2888）在上月20日董事會通過，成立研究與台新金或其他金控合併可行性的研究小組；台新金在6月2日董事會決議成立合併研究委員會，積極評估與新光金合併的可能性。過去這兩家金控也曾經對外宣告可望合併，但最後以「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告終，這次又是敲鑼打鼓式的宣布，成為熱門話題。

在上述訊息公告後，網路討論與報導熱絡，周一新光金上漲7.8%、台新金則上漲2.8%，而金融類股僅上漲0.8%，隔日這兩檔股價就向下修正，連日來波動劇烈。報載過去二個月來，進出新光金股票之證券商，累積買超最多的是新光證券、元富證券，而這二家證券商與新光金、台新金關係密切；雖不一定代表特定投資人的買入，但也觸動投資人敏感神經。其中，新光金的股價不到淨值六成，更是被用來解釋為具有投資的獲利空間，因此新光金的漲幅自然較大。

研究合併的可行性，與合併成功並不能劃上等號；此種指名式的資訊宣告，自然帶來股價較大的起落。首先，投資人要擔心的是，宣布研究合併可行性時股價大漲，而之後如果合併未完成，則股價必然重挫，造成股價過度波動。其次，兩家金控的合併，相關法規複雜，不只各自董事會、股東會要同意，同時也要金管會與其他主管機關的通過，此過程繁複，絕非一時三刻能完成。再者，是否有內部人、消息受領人，在訊息公開前先利用自己或他人帳戶買入參與合併公司的股票，進行內線交易，有損其他投資人權益。另外，如果此併購事件涉及個別公司的經營權爭議，則有可能使併購案無法完成，也會使股價巨幅波動。

在併購事件中，根據實證調查顯示，主併公司通常會支付給目標公司高於當時市價的購併價格，平均溢價比率約為三成。即使是兩家公司有意進行合併，有可能市價低於淨值的公司，股價有較高的漲福，因此，倘若能在併購資訊宣布前，預先購買目標公司或淨值折價較大的股票，就有可能獲得高報酬。

按照目前的法規，如果公司有意併購上市櫃公司，可以找目標公司的大股東與管理當局洽商，同意之後進行股份轉讓或收購等程序。再者，主併公司亦可不經目標公司大股東與董事會同意，直接依公開收購管理辦法，不經由證券市場而對非特定人以公開方式，進行公開要約購買目標公司的股票。此方法可在50日內取得足夠控制公司的股權，而且有詳細的規範與資訊揭露；此時，通常須支付目標公司較高的股價，方能達到收購目的。

援用上述結果，在合併未確定之前，金控公司主動對外宣布指名式的相關併購訊息，如同對市場報明牌，而這些消息宣布後，將對股價與成交量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畢竟，股市投資者仍視併購為一值得炒作的題材。有鑑於金控公司在股市動見觀瞻，主管機關有必要對於金控公司併購的相關消息揭露，進行強化管理。

股市健全的最基本條件是，重大資訊能夠正確揭露，金控公司或金融機構的董事會或管理當局，不宜對外宣稱「想」併購哪家金融機構，或「研究」與哪家金融機構合併的可行性；因為這些訊息太不確定，可能誤導投資人，最好是等到兩家公司董事會通過併購案，或者至少與目標公司簽訂併購意向書之後才宣布。再者，亦可改走公開收購的途徑，依相關辦法處理。更重要的是，在上述過程中，金控或金融機構要建立完善的內控機制，管控相關併購程序，以及參與人員之保密義務與禁止內線交易的規範。

所幸羅智強顧全大局，選擇退出桃園市長選舉，從原先的破釜沉舟，到後來的成全大局，其中歷經的峰迴路轉，代表著羅智強有宏遠格局，不以個人一時得失為念，把國民黨迫在眉睫的危機，頓時轉化成團結轉機，確實讓人認清一個事實，政治不盡然充斥分贓遊戲，還是存在著高貴之情操。

國民黨向來不團結，導致近年來選戰都屢戰屢敗。原本大家均懷著忐忑心情，唯恐羅智強與張善政相持不下，必然導致兩敗俱傷。畢竟張善政獲得國民黨提名，不能說變就變，而羅智強也不能失信於桃園市選民，雙方皆有不能輸的壓力。

羅智強辭去了台北市議員職務，又把戶籍遷入桃園市，展現破釜沉舟的決心，如今不惜踩剎車，此乃明智之舉，從而讓張善政與羅智強皆有極佳的活路可走。羅智強能捨能得，放棄了選桃園市長的機會，反而使得原本一盤乾涸的死棋，覓得源源不盡的活水來，進而創造國民黨近年來罕見的團結氛圍，實在不容易。

凡此種種，莫不在當事人一念之間。如果羅智強不肯退出桃園市長選舉，結局可想而知。如果羅智強退黨參選，朱立倫固然淪為眾矢之的，分裂的國民黨也必然不敵團結的民進黨，從而導致羅智強與張善政一起敗選，造成親痛仇快的慘狀又是何苦乃爾？於是乎羅智強想通了，唯有率先犧牲自己，才能成全國民黨的發展。

羅智強光明磊落的胸襟，願意成全張善政選桃園市長的心志，讓大家看見國民黨的希望。正因羅智強的禮讓，可以預期的是，他的政治之路更具遠景，自不待言。

混齡教育在幾十年前心理學家就開始有研究，但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確認的作法。目前知道三到五□的混齡教育，對比較小的孩子是可以讓他發揮潛能，促進語言和人際社交互動；對比較大的孩子是可以培養領導和照顧來提升自己的能力。缺點就是老師對於這些幼兒的發展狀況掌握不足，如何為這些發展差異性非常大的幼兒設計課程，究竟要用什麼年齡來設計也是大的問題，教室的環境設備符合幼兒的發展需求嗎？

我的門診經驗，父母原讓幼兒在奶媽照顧下，因為要學習，所以才把孩子轉送進幼兒園。其實保母同時照顧不同年齡幼兒的方式，就好像是混齡的「托育」，而家長希望是專班「幼教」。在門診裡面發現兩歲多的孩子如果被迫進到小班去，如果智能發展不夠，往往會造成孩子的語言發展遲緩，甚至出現情緒的問題。而最近疫情一直戴口罩，妨害語言的學習，造成幼兒語言遲緩。

發展行為兒科醫師的角度，首先父母要先弄清楚希望兩歲幼兒是在什麼樣的環境成長和學習？幼兒是不是已經準備好可以到幼兒園去生活？學校的師資和設備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

發展和行為兒科醫學的觀點，應對幼兒進行個別化的評估，如分離焦慮、人際互動、表達需求和溝通、如廁控制、大肌肉和精細動作發展、午睡作息（生活規律），看是否符合幼兒園小班的作息？所以評估適合進入幼兒園才是關鍵的第一步。

是不是混齡或者專齡這是「大人」的思維。父母也不要有把自己幼兒的發展「外包而且是統包」給老師的期望。一般是四歲以後再進入幼教系統即可，連小班都不一定要讀。幼兒開始進入幼兒園，家長要關心幼兒的行為，多請老師分享幼兒在幼兒園的情形，回到家裡親職教養也是必須的，這樣才能準備好進入「學習」的階段。

空軍官校是培育飛行官的搖籃，相關飛行訓練、管理、師資均為飛行專業頂尖人才聚集的學校，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老舊飛機準備淘汰階段就是這麼殘酷。

在大崗山務農的我，早晚與假日都習慣聽那悅耳的飛機聲音，飛機墜毀在農地附近是首次，飛機老了繼續飛，「莫非」會找上門，找飛機的機率自然會增高。

教練機供初次學飛者飛，操作粗猛不在話下，超扭耗損機件，造成金屬疲勞是肉眼看不見的，必須等到問題出現，或進廠階檢時段，才易察覺。

有些人會拿美軍的老飛機照常飛，來支持飛機不老的論點，那就得看延壽、買新機的需求，與軍事、經濟效益！「儲鷹」飛行就是要穩定、安全、耐操、可靠性高的飛機，故採用拆零件拼湊妥善、可飛，但危險性增大，稍微疏失就再見了。

有良心的政府，別再讓「儲鷹」帶著「心驚驚」飛。

如果說一一一年分科測驗排除數乙是一項不完備（或錯誤）的決定，不是應馬上修正嗎？卻仍要再重蹈覆轍兩年。招聯會這樣的施政邏輯，真不知是在原始時代還是元宇宙？個人認為至少又犯了以下的錯誤：

是恢復而非新增。民國九十一年廢除大學聯考指定科目考試，數乙早就是選考科目之一，直到今年改為分科測驗才被排除。亦即數乙這一科目已經存在二十年，且目前仍在高中課程裡，不曾消失。考數乙只是恢復，不是新增（一一一學測考數Ｂ才是新增），何來影響學生權益？所謂「朝令有錯，夕改又何妨」，以援例涉及增加考科修訂都是三年前公告為由否決，不會太恐龍決策嗎？趕緊修正錯誤，才是勇於負責的表現。

是延續而非改變。高中教育階段配合學測及考招連動，數Ａ和數Ｂ排在高二；數甲和數乙用來銜接數Ａ、數Ｂ，並列入分科測驗，所以排在高三。復考數乙，根本不必更動課程計畫與排課原則，無論是高二或高一，都可立即因應，相關升學輔導也不會有大的變動。招聯會認為會衝擊已經完成的宣導作業，事實上是多慮了！

是剝奪權利而非保障權益。同為高中生，只因升學志趣不同，選第二、三類組的孩子有再考分科測驗數甲的機會，第一類組的孩子卻活生生被剝奪可以補救的權利，這對十二年國教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不啻是一大斲傷。捨立即復考數乙以增進學生升學權益而不為，反指復考將影響已經入學的高中生權益，誠不知所云？真正的理由為何？耐人尋味。

去年十月卅日蔡英文總統參加第六屆高中生論壇，表示「自己也無法接受一試定終身」這樣的升學制度，分科測驗不考國文、英文與數乙就是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招聯會的規畫，一一四才要恢復數乙測驗，那麼曾經參與這個論壇的孩子，雖親耳聽到總統的心聲，顯然也沒有用。總統，您是否真的聽到他們的聲音呢？

尤其戴立紳揭弊免職釋憲案，因長官不斷要求他作假帳，公費私用，挺身自首，最後獲判免刑，被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免職，永不錄用，而被揭發的共同被告被判緩刑，卻可續任公務員。此不合理之法律乃攸關通案，並非單純個案可比。此次憲法法庭未能把握機會解決，至為可惜，尤其未能救濟揭弊人，更令人沮喪，甚至使人誤會政府高層沆瀣一氣，無意懲治不法，刷新政風，影響士氣民心甚大。

何況釋憲案在我國非比美國，民眾傳統上不敢提出，且極少提出，所以一般律師對其作業都很生疏，何況申請人乃基層公務員，法學知識有限，如何求他提出合於大法官水準之書狀？此次憲法法庭以申請人未具體說明相關規定如何侵害憲法所保障的服公職權，及如何牴觸憲法上的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等理由，裁定不受理一點予以駁回，未免過於拘泥法律之形式與文字，失諸嚴苛草率。

其實如何侵害憲法所保障的服公職權一點，及如何牴觸憲法上的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等理由，自申請人所受□情經過觀之，已顯而易見。何況本案自二○一八年即已申請釋憲，報紙報導充斥，法界人士耳熟能詳。退步言之，即使申請書沒有引經據典，寫得條分縷析，透徹明白，理論上大可定期請申請人補正即可，甚至請申請人到庭口頭補充即可，不意竟輕易駁回，如此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令人誤會司法院沒能體恤民間疾苦，欠缺同理心，有意刁難或官官相護，增加民眾對於司法當局乃至政府之怨懟，影響司法威信，更不在話下。

何況申請人飽受同儕與上級報復與修理，後又失業多年，心神俱疲，顛連無告，人不失常，已屬難得。求其敘明侵害憲法所保障的服公職權，及如何牴觸憲法上的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毋乃過於學術化，跡近苛求。何況該申請書由民間司改會代為協助，斷不致敘述得過於離譜。

憲法法庭為釋憲的最高司法機構，理應超然於現行法的窠臼，看待問題，解決問題，不意竟對如此重大不合正義的案件率爾駁回，不予救濟，委實令人為之扼腕！令人不禁對中世紀英國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對許多受害人之苦情，破除傳統普通法之偏狹，自衡平觀點予以救濟，後來成為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之恢宏胸襟與道德勇氣，佩服得五體投地。

筆者認為本案申請人的守法與堅持精神，值得鼓勵與平反，不知此次裁定駁回後，申請人依法有無重新救濟機會與可能？如果機會不大，筆者誠摯建議由總統下令予以特赦與復權。此外建議司法院日後多製作標準化申請書樣本供民眾參考，以免民間不知如何撰寫，徒增無謂的訴累與挫折。

第一、五類法傳往生病例「規定」在廿四小時內火化，已經是自ＳＡＲＳ後修訂傳染病防治法以來，一直執行到現在的政策。以前從來沒有家屬抱怨，因為醫院沒有臨終探視的諸多限制，大部分家屬在法傳病人臨終時，都能在接獲醫院通知後親視含殮，當然也都能配合政府這項不算合理的政策，沒有抱怨。

這次疫情，政府為凸顯保留醫療量能的決心，自部立桃園醫院事件後，就頒布了一系列探病及陪病的嚴格規範，即使是臨終探視及病危探視也不例外。一年多來，經常出現病危病人等不到核酸而亡故，家屬等不到核酸而沒法探視病危親人。這樣殘酷而沒有變通空間的規定，在政府宣布減災共存後還依然存在。家屬不能臨終探視，當然會抱怨廿四小時火化的潛規則。指揮中心如能看清整個事件原委，就醫院陪探病鬆綁，事情就容易圓滿解決。

然而就如蘇貞昌院長所言，要打贏這場防疫「選戰」，部屬解決問題的方向，自然都會朝著取悅民眾的方向著手，根本管不了其他配套。廿四小時內火化，指揮中心就只會抬出公文說沒有這樣的規定，卻找出比廿四小時火化更嚴酷的「盡速」火化規定，當然掀起軒然大波。

指揮中心只否定了廿四小時火化的規定，但屍袋能不能重打開、大體能不能化妝、化妝師要如何培訓個人防護、冰櫃該如何溫控、如何消毒、家屬該如何探視、殯儀館不夠要如何擴增，這些都是廿四小時內火化不會出現的問題，卻會在否定後立即浮現。怪不得指揮中心在拋出了「盡速」火化的公文後，就草草沒有下文，因為配套太複雜，頭腦一般的指揮中心還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其實就醫障礙在減災政策中早該廢除，指揮中心對醫療院所內人員染疫都已經不罰了，甚至醫院染疫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不報了，顯然政府已經在用另外的方法保全醫療量能。這種古老而裝腔作勢的陪探病及就醫障礙早就不該存在，持續蠻幹下去，廿四小時內火化的爭議只是小菜一碟。

凡事ＰＣＲ才能看急診、才能手術、才能探病及陪病、才能成為看護，造成醫療機構滿腦子只有新冠，忘掉救死扶傷的天職，所造成的冤死民怨，及找不著看護和護理人員的醫療照顧質量下降，才是指揮中心應該面對的。現在不好好面對，或只想忽悠過問題，專門找些不痛不癢的地方蒙騙，民怨反撲將會如這次減災海嘯一般，來得措手不及。

在諸多場合常見因處理不當或不符上意之基層人員被當面指責，而當狀況發生後，許多決策者第一時間並非檢討「決策之適切性」，卻先責問基層承辦者。累積下來，很不忍心見到的是政府效能漸弱化，沒有人（或少數人）願意自告奮勇去辯護政策共同解決問題。

每每有民意或媒體意見，只見所有基層人員都忙於應付最急但可能最不重要的議題，而下班後依然看到他們在加班、趕會議紀錄，研擬對民意代表之質詢稿與回應首長信箱…且經常必須盯著手機的Line。晚上與周末尚需出席各種說明會，幾乎沒有留白時間思考新策略，更奢談進修吸收新知或出國受訓參加會議觀摩。

台灣高考錄取率（只有十％）比今日大學聯考（已逾一百％）更困難，能進入公部門者均是鳳毛麟角之優質生。惟進入衙門體制後，事實就多與理想有落差，幾次受挫後，不可思議的負面能量即易不斷累積成怠惰、推托、無效能、不敢也不能作主承擔之慣性，逐漸形成另類最不願見的官場「文化」。

在私部門，效能第一，但在公部門，其所有審查、申請、核銷流程均掌控在行政官僚與主計體制流程中，對他們而言只有ＧＰＭ之無盡壓力，卻無「時間經濟效能」之推力。而因現階段之行政風氣多是上面說了算，即便他們在學校時專業多優秀、多有創意…幾次磨練受挫後，無形中已體會到「不做不錯，少做少錯」之道理，這樣的景狀，著實令人擔憂。

今日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里長最大、民意代表最大、長官最大…而專業呢？之前，基層事務官仍有自行研究之空間，而今，許多優秀的事務官雖仍執著於理想或進修博士轉進學術界，而較難抗壓者，只好轉化成行政精神Part time族，行事行禮如儀，但求無過，卻漸失主動解決問題的自信決心與行政韌性。這是今日行政帳面好看之真相，但有多少長官在乎？數據背後之真相有多少仍如上半世紀那些充滿為國奉獻捨我其誰事務官之萬丈雄心？

基層效能不彰，絕不能只怪基層，試問在體制上，決策高層給了多少合理之預算作為基層培育精進之投資？無論那一個政黨，如果基層人員不受尊重、不被關懷、不能伸展理想抱負，沒有行政治理之活水挹注，試問這樣的國家治理將航向何方？（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主任）

有關火化時限的依據為《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條第四項前段：「死者家屬對於經確認染患第一類傳染病之屍體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染患第五類傳染病之屍體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入殮並火化」，此種將兩類不同類型的規定，擺放在同一段文字中，確實容易讓人誤解。而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的「盡速處理」，則顯然是再次授予主管機關裁量權限，例如同屬第五類傳染病的伊波拉病毒感染者，衛福部即要求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入殮並火化。

那麼，新冠確診亡者，縱如指揮中心所言僅要求「盡速處理」，但關鍵問題在於不論就現行實務上，或是副指揮官於記者會上指示，就是二十四小時內完成火化。

回顧已經舉行二年餘的防疫記者會，除了起起落落的確診人數，其最重要功能便是就防疫政策予以宣布或確認，加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七條給予指揮中心極大權限，已造就指揮中心或指揮官說的算的施政模式。

以前年二月初疫情於全球升溫之際，限制醫療機構的醫事及社工人員出國此一爭議政策，就是指揮中心先於記者會上宣布，而後才以正式公文函告相關醫院辦理。同年三月，禁止全國高中職以下師生出國，也是依此模式推行。換言之，原本「非正式」行政程序的記者會，實際上已成為防疫政策的主要推行管道，如今指揮中心要拿公文自圓，說其從未要求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火化，引發更大批評可想而知。

蔡英文政府在疫情席捲全球下就職，其第二任任期成敗已跟防疫成效同步。過去兩年，國人從排口罩、排疫苗、排快篩，各種之亂無疑戳破先前指揮中心所自詡的「超前部署」，事實是，執政者並未善用處於全球疫情發展的「後進優勢」來整備資源、善用八千四百億的特別預算。

去年此時，已有立法委員要求衛福部長陳時中，應就防疫提出總檢討報告，行政院長蘇貞昌也承諾確實有必要，但隨著時間過去，面對立委的追問，相關機關卻以「待疫情獲得有效控制後」，再就防疫工作進行總檢討報告。如今指揮中心極有可能於七月將新冠肺炎調降為第四類的一般管制傳染病，同樣的藉口已無法再拿來搪塞。

從防疫物資、醫療量能到公衛體系，乃至於民生產業、長照需求，還有各種管制措施對人權及法制面的影響，長達近三年的疫情無疑是一場影響層面既深且廣的戰役，誰能保證下次的挑戰不會到來？個人或政黨是否及如何參與選舉，終究是其自己的決定，但提出防疫總檢討的承諾，何其重要、嚴肅，是政府應該為國人日後留下寶貴經驗的工作，是執政者不容信口推卻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