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做法，令人嚇三跳。第一嚇是，原來台灣染疫兒童已多達十九萬人。第二嚇是，事關科學的事，總統竟能擅添數字並自創名詞。第三嚇是，兒童「染疫」竟被視同「已接種」，其誇張令人落下頦。

約略同時，閣揆蘇貞昌到海科館主持「潮境方舟一號」船啟航，竟嫌「方舟」的命名不好，像在「逃難」。他並自誇對命名有一套，像自己禿頭就取名「電火球」，超越自己，且是世界唯一。堂堂閣揆，竟為「電火球」一詞自我得意到不行，他沒看到民眾對他的不滿意度嗎？

從府到院，都浮誇成性；甚至公然捏造數字，扭曲真相，瞎掰政績，習以為常。更令人惱怒的是：我們主政者的治國胸壑，何時只剩下這一堆雞毛蒜皮的瑣事？總統沒有大事要辦嗎，非要去搶衛福部的光；蘇揆沒看到民怨如山嗎，卻只會對部屬逞威風自爽？

自從府院黨養了網軍，台灣就失去了討論國家大政的能力，治國也就只在皮毛層次打混。

善終，是國人重視的倫常儀俗。但疫情爆發後，廿四小時火化的政策，剝奪了家屬與逝者最後告別的機會。兩年多來，這類來不及向親人告別的故事，一再見諸媒體報導。試問，若廿四小時火化不是由上而下的具體政策，何以地方政府、醫院、檢警及殯葬業者都犯了同樣的「錯誤認知」？

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染患第五類傳染病之屍體，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入殮並火化。包括黃熱病、伊波拉病毒感染、ＭＥＲＳ等被列為第五類傳染病，屍體都須在廿四小時內火化。新冠疫情爆發後，疾管署在二○二○年一月新增新冠肺炎為第五類傳染病，屍體處置上只規定火化或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後深埋，並未加註時間。關鍵在，《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規定，「前項屍體應先以具防護功能的屍袋包覆，並盡速處理」；至於何謂「盡速」，政府從未明訂。在指揮中心刻意打迷糊仗的心態下，地方政府和殯葬業者便照著過去第五類傳染病一律廿四小時內火化的做法進行。

兩年來，媒體曾就「廿四小時內火化」規定多次詢問指揮中心，是否能放寬？指揮中心的說法總是模稜兩可，甚至相互矛盾。發言人莊人祥說，雖未規定要廿四小時內火化，但仍希望盡速。副指揮官內政部次長陳宗彥去年六月更說，地方殯葬管理機關實務上還是廿四小時之內火化。動不動就開罰民眾的指揮中心都這樣說了，請問，誰敢不從？

近日確診死亡人數不斷飆高，終於引爆這股悶燒已久的「火化之亂」。陳時中這時才聲明從未有此規定，還秀出公文，辯稱並未要求殯葬業者這麼做。荒謬的是，他自己都坦承此公文很容易「讓人誤解」，試問全台多少人看過這紙公文，誰又看懂這張語焉不詳的表格？面對家屬怒火延燒，陳時中又以他擅長的詭辯術說，有些人誤解廿四小時內要快速火化，「也不是說這樣做是錯的，只是我們沒有明寫」。如此東閃西躲的指揮官，會有負責任的時候嗎？

依陳時中的說法，若廿四小時內火化徹頭徹尾是個假訊息，以蔡政府之熱中「打假」，這個政府竟讓這個天大的假訊息在全台散播並執行兩年多，豈不奇怪？以政府平日打假的效率，「中央廚房」兩小時便能做好澄清哏圖，透過綠營政治人物及側翼同步傳播。何以獨獨對「火化之亂」從未力圖澄清，亦從未追查謠言來源，乃至移送法辦？在這種情況下，蔡政府能說「火化之亂」完全是一場誤會就了事嗎？

兩年多來，蔡政府以「防疫」為名不斷限縮人民權益，指揮中心則被賦予毫無節制的權力，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民眾稍稍質疑防疫政策，即動輒遭網軍側翼出征，彷彿一切的錯咎都應歸於百姓，而政府絕對不會錯。在歷經了種種「之亂」後，火化之亂更是一面權力的照妖鏡。說到底，這絕對不是一場誤會，而是陳時中早已失去感知人民痛苦的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讓全球晶片荒達到史上最高點，以台積電為首的台灣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注目的焦點，美、日、歐更競相邀台積電前往設廠，台積電也已分別展開前往建廠的計畫。然而，在台灣半導體業的全球地位達到史上最高點的同時，伴隨產值與獲利增加等商機而來的，也有大國在地緣政治上博弈時我方可能面臨的風險，以及半導體企業在美日韓產業深化技術合作後將處於更競爭的市場。

拜登此次出訪亞洲的首站是南韓，主要是爭取南韓加入美國的圍堵中國大陸陣營。在地緣政治的層次上來看，台美日韓的Chip 4聯盟已經成形，台積電選擇在美國與日本設廠，就是要回應美國的圍堵政策，但台積電仍小心翼翼的在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取得平衡，同時間也在大陸南京廠擴增產能。

若只將目光放在半導體業本身的競爭上，台灣在Chip 4聯盟中與美日韓的關係，恐怕就不如後三者之間來得密切。這一點從美日韓各自的政治與產業需要可以看出。近年美國政壇不斷有官員強調高階晶片七成來自台灣的風險，即便台積電美國廠已動工，類似說法仍不斷出現，這也給了英特爾等美國廠商可趁之機，不斷遊說國會要加強補助美國本土半導體業。

對日本而言，類似的警惕言論也逐漸增加，近期日本經濟新聞一篇報導就是類似觀點的縮影，該報導指出，台日在半導體領域發生實力逆轉，是日本對台灣企業過於缺乏警惕，一名日本專家在訪問中稱：「即使展開合作，也不應向對方提供絕對尖端的技術。」

美、日官方與產業界各自對台灣半導體業占據全球關鍵地位示警，加強扶植本土半導體供應鏈並深化兩國產業間的合作，再加上原本就是台灣半導體的最大競爭對手南韓，台灣半導體業在Chip 4聯盟中恐怕是處於「競爭大於合作」的那一方。未來不但我半導體成熟製程業者會面臨美日韓歐更多產能開出的挑戰，台積電在先進製程市場上也將面對三星與英特爾的夾擊。

過去兩年蔡政府跟進美國的圍堵中國大陸政策，鼓勵台積電赴美日歐設廠，如今，半導體競爭態勢已有微妙變化，政府有必要強化半導體業的競爭優勢，不能只成為歐美增加半導體本地供應的推手，更應省思我們怎麼繼續維持甚至推進當前半導體供應的市場地位。

目前美國國會正在審查美國晶片法案，基辛格正不斷遊說國會通過此案並讓英特爾獲得高達新台幣1.5兆元的補助，我政府與台積電都應關注此案發展，採取相應作為，確保台積電及相關台灣廠商可以在此法案中獲得公平對待。

在與日、韓半導體技術深化合作上，政府也應扮演更多角色，另一方面，政府應同時強化台灣作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Hub的地位，擴大海外藍白領人才引入、國內投資環境改善與強化水電生產要素的充分供應。

放眼全球工業大國都在積極建立自身的半導體供應鏈，市場對數年後半導體供過於求一事已有相當警惕。對台灣而言，更要警惕的是美日韓半導體產業間的擴大合作，台灣必須做好準備應對下一階段更激烈的產業競爭態勢。

在過去兩年，台北國際書展都因疫情停辦。今年雖原時原地辦理，疫情倒未見好轉。就在開幕前一天，一位受邀的講員甚至還悲觀地跟我說：「搞不好明天就只剩我們在台上講，台下可能沒半個人。誒！反正趕快講完，去喝咖啡就是了！」結果，不但現場觀眾踴躍，線上也將近四百人收看！倒是會後和觀眾聊到欲罷不能，咖啡喝不成。

其實這樣熱烈的景況，也發生在許多展位的座談會—口罩遮不住的專注眼神隨處可見，會後想和作者合照、索取簽名的讀者比比皆是。口罩雖讓讀者那聲「謝謝！」變得些許模糊，但道謝時眼旁自然流露的微笑魚尾紋，絕對是給作者最大的回饋。同時，我也目睹好多位用心的作者不僅留下親筆簽名，更貼心地寫下祝福的話。雖然平日的簽書會也可達到類似的交流，但在書展中願意克服吵雜的環境噪音，用心、用力地傾聽作者的分享，加上會後還願冒著被病毒傳染的風險互動，不啻是加強版的肯定。互動所衍生的感動，將使知識產生更大的力量。

過去這幾天，我問過好幾位富含書展經驗的朋友一個基本問題：為什麼要辦書展？他們反射性的回答不外乎是：提供很多買書的選擇！坦白說，這雖是個如假包換的事實，卻是個不怎麼有趣的答案。倒是另一個答案—「很好玩！」引起我莫大的共鳴，因它喚醒我生平第一次逛書展的感動。當時還小，除了很興奮地可以看到那麼多的新書，更還有一份說不出的衝動。這份莫名的衝動，只要每逛一次書展，就來襲一次，竟不因年齡漸長而消褪。這次參展六天，就興奮六次，而且還解開我多年未解之謎。原來我小時候的衝動，是源自那份相信—那堆新書，讓我相信世界好好玩，以及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好玩！

當然隨著年齡漸長，愁煩漸多，現實的世界也不再天天都好玩。但神奇的是，每次走進展場那份衝動，可轉化為「找答案」的衝動。迄今我仍相信書本裡會有答案，告訴我如何擺脫愁煩、變得更快樂、過得更健康。在各展位間快步穿梭的民眾，以及用專注的眼神在架上搜尋書冊的讀者，他們和我一樣，都相信可從書本找到答案和認同—我經常付完款，就覺得好似買到希望。這份衝動，本身就是感動。

最後，我要向每位認真工作的服務人員致敬。我每次的詢問，都可得到他們親切的答覆與協助。他們好似專業的藥師，任何疑難雜症都可獲得他們推薦的良方，不論理性或感性。在書展熄燈時，他們耐心地將書籍一本一本撤架、裝箱、扛上車。很可能他們早已腰痠背痛，但他們的敬業，既是最美麗的背影，也是書展不會落幕的感動。（作者為台大教授、出版中心主任）

在這種類似洗三溫暖的心情過後，戲者謔言ＩＰＥＦ有個新解：「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Excluding Formosa（排除台灣的國際宣傳）」！

美國的對台政策究竟是「戰略模糊」還是「戰略清晰」？事實上，自冷戰時期以來，美國只有一個「戰略清晰」，那就是「固守美國價值，增進美國利益」。只是在執行層面上，有「創造性的模糊」；因時、因地甚至因人而調整，讓對手看不出其真正的底牌，及出牌的時機。

對於美國的亞洲政策、甚至全球政策，論者多以表象斷定以「抗中」、「反中」為主軸。但實際的美中關係執行層面，卻非單一價值，而是多頭並進。簡言之，是「４Ｃ」原則。

Confrontation（對抗）：九○年代初期蘇聯解體，我在華府工作。某日拜會一位立場自由派、對台態度中性的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他嚴肅表示：美國需要個新敵人，以支撐國防預算，維持軍方士氣，「而最好的候選者就是中國」！

廿一世紀迄今，中國大陸已快速發展成為全球強權。美國在不安全感驅使下，從川普開始，防禦性的抗中逐漸變為「攻擊性的抗中」，拜登依然。弔詭的是，此舉不但未有效遏止中國，反而加速後者的擴張，使得雙方關係惡性循環，舉世皆受其擾。

Compromise（妥協）：美國有時為了避免抗中過度造成反效果，在行動上會折衷妥協，回歸鬥而不破。例如去年八月美國原本預定公布新冠病毒源頭報告，然後祭出對中制裁措施，最後不了了之。

其餘諸如日前拒絕台灣加入ＩＰＥＦ、國務院網站重新放回「不支持台獨」字眼等，均見美方在美中台關係事上對大陸妥協讓步痕跡。

Cooperation（合作）：美國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在冷戰時期曾說「美蘇在雙邊關係上儘管對抗，在多邊事務上要盡量合作」，此一見解也對今天處理美中關係的美方官員產生很大的影響。

近年來，在對抗氣候變遷、反恐合作、防止核擴散與穩定朝鮮半島情勢等國際問題上，屢見美中合作事例。例如COP26氣候峰會上，美中發表聯合聲明，同意未來十年加強氣候合作。甚至俄烏戰事收尾，也不能排除美中在最後階段合作的可能性。

Communication（溝通）：美國的傳統外交作法一向重視溝通，即使在對抗甚或交戰時期亦然。例如美中敵對時期的華沙會談與美俄冷戰時期的限武談判。

前述「３Ｃ」的交互執行，也都仰賴溝通。近年來美中對峙期間，除了氣候特使會談外，先後還有副外長天津會談、美國安顧問蘇利文與中共外辦主任楊潔篪在蘇黎世與羅馬的會談，及國防部長電話會談等。美國財長葉倫與貿易代表戴琪日前亦分別表示，希望在未來數月訪問大陸。更遑論拜登與習近平已先後於去年十一月及今年三月進行線上峰會，此一模式勢將持續。

美國對應中國大陸，是打「多重選擇題」的組合拳，而非單一選擇題，尤其更非外界想當然耳的「抗中」或「和中」的是非題。

相對之下，蔡英文政府在親美前提下的大陸政策，又是採取哪種作法呢？

為了提高不同國家死因統計的可比較性，世衛組織規定各國政府要使用相同的死因診斷格式：第一部分列出甲，乙，丙，丁行，請醫師依據時間與病因的因果關係寫出直接引起死亡的疾病或傷害。第二部分寫出其他對死亡有影響之疾病與身體狀況，但與第一部分直接引起死亡的疾病或傷害無直接關係者。

「原死因」是公共衛生預防醫學的理念，希望能找出起始死因（Ｃ型肝炎感染，高血壓性心臟病）進行介入（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Ｃ型肝炎不要演變成肝硬化或肝癌，治療高血壓心臟病不要發生急性心肌梗塞）。「原死因」不是臨床醫學關注的死亡機轉（肝衰竭，敗血症，心律不整，心衰竭等）。以下面三個死因診斷填寫為例，個案一的「原死因」是新冠病毒，個案二的「原死因」是腦梗塞。

個案一：第一部分，甲：呼吸衰竭；乙：肺炎；丙：新冠病毒感染；丁：（空白）。第二部分：高血壓、糖尿病。

個案二：第一部分，甲：敗血症；乙：吸入性肺炎；丙：腦梗塞，丁：（空白）。第二部分：高血壓、糖尿病、新冠病毒感染。

個案三：第一部分，甲：肝衰竭；乙：肝硬化；丙：肝癌；丁：新冠病毒感染。第二部分：高血壓、糖尿病。

但是，有少數情況，醫師填寫錯誤因果關係，譬如個案三新冠病毒不會在這麼短時間導致肝癌，這是錯誤的因果關係填寫。世衛組織還公告了標準化每一個國家針對這種錯誤填寫情況的「原死因」選擇準則，並且已經設計成一個電腦軟體ＩＲＩＳ。台灣也與國際同步使用ＩＲＩＳ選擇原死因。所以個案三的「原死因」是肝癌。

衛福部統計處每年六月公告前一年的死因統計，是依據醫師開具死亡證明書所填寫的內容來歸因「原死因」進行統計。有許多新冠病毒確診者痊癒，醫師判定對於直接死亡因果鏈沒有影響，所以沒有填寫新冠病毒感染在死亡證明書上，這不是黑數，是醫師的專業判斷。

台電回應稱：協和「以氣換油」，是國家邁向淨零前推動低碳電力的重要建設，能達成空汙減排，兼顧生態永續。然公投提案主文僅要求「拒絕填海造地」，並未反對協和燃油電廠轉型為其他汙染較低的發電方式。台電與其一直強調燃氣火力電廠重要性，不如盡早提出「不填海」的替代方案。

台電號稱協和增氣計畫可減少碳排超過五成。惟依環評資料，轉型後溫室氣體排放量仍達六二三點四九萬公噸／年。雖略低於協和電廠一○六年排放量七二○萬公噸，但遠高於協和一、二號機停機後，一○九年排放量一八三萬公噸。與再生能源相較，高碳排的燃氣火力發電顯非淨零轉型的最佳路徑。

面對烏俄戰爭後的國際局勢變動，政府應重新思考能源政策重壓天然氣的合理性。協和電廠距屬「活火山」的新瀨海底火山約僅四公里，海洋大學名譽教授李昭興曾評估：從新北□子坪、外木山到海底火山，地熱潛力相當於一座協和機組。台電與其冒險在活火山附近填海造地，興建高風險天然氣接收站，不如評估轉型為地熱電廠。不僅汙染與碳排更低，也不必花錢進口天然氣並承受國際局勢變動的供氣風險。

台灣目前十二個運轉中的燃氣火力電廠，僅大潭電廠在七部機組發電多年後，規畫興建接收站。顯見接收站並非燃氣火力電廠必要的附屬設施。若協和維持轉型為燃氣火力電廠之規畫，應評估以海管由其他接收站供氣，取代填海造地自設接收站。

協和電廠要就近設置接收站，目前面積高達六十三公頃，轉型後，四部機組減為二部，五座儲油槽不再需要，理當優先利用廠內閒置空間，取代填海造地設置二座儲氣槽。若大型儲槽的安全距離不足，亦應評估重新調整廠內各項設施位置，或以小型儲槽、地下或山洞式儲氣窖等方式，縮短安全距離。例如面積不到三點五公頃的深圳市液化天然氣調峰庫工程ＬＮＧ接收站，即以小型儲槽大幅縮減需地面積。台電一方面宣稱空間不足，堅持在保育區填海造地，另方面卻規畫在油槽拆除後空地，設置高耗能的雲端處理中心，顯未盡力避免傷害海洋。

藻礁公投連署達標後，公民投票前，政府面對民意壓力，做出「不造地」承諾。基隆護海公投僅請求「拒絕填海造地」，台電與其反覆強調燃氣火力發電的重要性，不如好好面對公投主文，提出協和轉型「不填海」方案。

這不是蔡政府第一次調高基本工資，但其實多數台灣民眾不會開心，因為這不會帶來實質薪水調升，反而帶動物價膨脹。基本工資漲了，但薪水沒漲，卻要承受基本工資調漲後的物價衝擊。這除對提升大多勞工生活品質毫無幫助外，更加深多數中產階級相對剝奪感。　　而且，調漲基本工資幅度還是趕不上物價上升的速度。例如：一個原本月薪三萬元員工可吃到一個八十元便當，而明年若還是月領三萬元，便當卻要一百元。也就是，在基本工資以上勞工，領一樣薪資卻要承受物價上漲，導致實質薪水縮水的結果。如果是你，氣不氣？

在經濟起飛年代，薪資可能還不到現在的三分之一，為什麼少有勞工抱怨「錢不夠用」，其實這涉及貨幣購買力。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的錢「變小了」。

錢變大或變小，關係到物價問題。蔡政府應該搶救的是民眾的「購買力」，讓民眾購買力提高。再者，無論基本工資調得再高，一些無法掌握新技術並月領基本工資以下的邊際勞工，恐怕還是難以找到適合工作。沒有工作機會，調漲基本工資有用嗎？

說實話，調漲基本工資就是蔡政府為選舉的「炒短線」做法。解決高物價、高通膨、高房價，更要推動整體經濟的發展，抑制物價漲幅及提高貨幣的購買力，才是蔡政府應該為人民做的事。

高中生升大學有兩次考試機會，高職生只有一次，難道職校生是次等學生嗎？

高中學測與分科考試的各項科目考試次數不均等。有些學生學測表現失常，因組別不同，想翻身得再等半年以上，如此的考試制度根本缺乏考試公平的基本精神！

學測後，高中學校課程配套，多少年來不是一無是處，便是放空擺爛，教育部與招聯會卻視而未見，聽不進各方聲音。既然如此，不如全面改採一次性考試搭配多元升學管道，或由各校各科系獨立招生！

升學考試制度若是失衡或失當，教育部與招聯會就應立即修正與調整！當年，廢考三民主義考科的決定一經通過，隔年就廢考！分科測驗是否復考數學乙、國文與英文卻還要等上好幾年，如此僵硬的施政思維與做法，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實際上，糧食危機更可能引發更深層的風險—大規模移民，就像二○一一年發生的那樣。倘若真走到那一步，歐盟重蹈難民危機，或許符合普亭的最佳方案，利用糧食危機來修理歐洲。其次，對烏克蘭穀物的封鎖讓俄羅斯擁有歐洲以外的小麥新買家，因為除歐洲外，其他主要的小麥出口國都遠離地中海：加拿大、阿根廷、美國和澳洲。整體觀之，糧食槓桿是個穩賺不賠的戰略。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戰爭開始後的三月，俄羅斯的糧食出口增加六十％。主要買家集中在土耳其和埃及，合占俄羅斯總出口量的近五成。五月最後一周有更多的數量流向非洲：埃及、利比亞與尼日。土耳其及許多非洲國家對俄國穀物的依賴度則約莫在五十％到一百％之間。這些高度依賴的數字拿來對照近幾個月來支持俄羅斯的一些牢固的國家，似乎有那麼一點道理。首先是能決定誰能在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航行的土耳其，不與俄國作對的土國能源供應不缺，更以低價購入石油，如今亦在糧食危機中全身而退。埃及總統不甩西方，和普亭在三月討論加強兩國之間的戰略合作框架。

反觀烏克蘭小麥出口處於停滯狀態。烏克蘭在戰前高達九成五出口使用馬立波、別爾江斯克、赫爾松和敖德薩等港口。若因封鎖想改其他航線，卻因其他河港又老又小；而通往其他中東歐國家的幾條高速公路上，每天可行駛的運送量更小，遑論燃料和海關費用高昂；目前想討論的火車方案須考慮烏克蘭與歐洲的軌距系統不同。

另根據烏克蘭的說法，莫斯科正在挪用烏克蘭小麥，並通過海路首先運往埃及，然後運往敘利亞。就現實面觀察，俄羅斯穩占上風，繼能源後，又有糧食牌在手。

糧食牌似已發酵。摩洛哥預算部長表示，乾旱、燃料成本和肥料短缺，整個馬格里布地區（非洲西北部一帶）的農產品價格早在俄烏戰爭之前就已經上漲，目前更形惡化。只要普亭未獲得西方妥協，持續封鎖，生存困境所產生的大規模遷徙，是歐盟該擔心的。先前，普亭就曾經在白俄羅斯邊境試演過人球大戲。

目前除大型企業廠商會支付給員工較高薪資外，許多中小企業根本是普遍低薪。日前筆者看到一家超商徵才廣告看板，上面標示薪資還不及三萬元（即使大夜班)，顯見薪資低迷，龐大工作量與薪資顯然不成比例，相信其他服務行業薪資應該也未必能有多高。如此低薪情況，豈是調升基本工資能彌補或拉抬成高薪水準的？

筆者淺見，政府更應改善經營環境，讓企業能有盈餘獲利，願主動調高員工薪資或發紅利，甚或發給優渥年中或年終獎金，如台積電、鴻海集團、聯發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