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的愛台第一原則，什麼農漁產品出了問題，都要民眾用肚子來救，它以為老百姓有幾張嘴巴？先是鳳梨、釋迦、蓮霧輸陸受阻，現在又有石斑，眼看著白帶魚和竹筴魚也有事。現在，陳吉仲把少吃鮭魚的配額給了石斑，接下來，要少吃什麼來救其他漁產？

陳吉仲的如意算盤是這樣打的：石斑一年銷陸是六千多噸，民眾每年少吃兩三成鮭魚，就彌補過來了。但問題是，鮭魚每公斤如今貴到三百元，但比起石斑魚肉切片每公斤要八百元，還是相對便宜得多。民眾不是不想吃石斑，而是吃不起啊！何況，不同魚種口味和營養相去甚遠，且看去年的「鮭魚之亂」，許多年輕人不惜改名以追逐口腹之欲，但石斑有這等讓人「姓名相許」的魅力嗎？

「少吃鮭魚救石斑」之計一出，陳吉仲的黔驢三招也就見底了。他的第一招是補貼，用錢來堵農漁民之口；第二招是集權沒收，讓水利會及相關農漁組織永遠閉嘴；第三招是愛國主義，叫百姓團結共吃。但鮭魚救得了石斑嗎？

一連三天，多個國家發生震驚全球的變故，令人一時難以消化。安倍遇刺是一樁預謀事件，但粗疏的維安，隱隱不滿的社會情緒，都透露出日本派閥政治的頑固病灶。斯里蘭卡的破產危機是存在多年的宿疾，隨著政黨輪替在親中與反中之間擺盪，不斷堆疊；當政治再也無力解決問題，民怨大爆發自是必然。最值得玩味的是強生的逼宮下台：一個月前，強生剛剛逃過執政黨議員對他的不信任投票，以為自己已穩住江山；誰料，這回是他的內閣閣員棄他而去，短短兩天內有五十多人拋出辭呈，擅長民粹政治的強生終於走到盡頭。

相對於保守謹慎的英國政壇，強生是一個異類。他一頭亂髮，喜歡吹牛，華而不實，粗疏懶散，私德不檢。但不知何故，這樣的膨風特質，在某種時空吸引了英國人的喜愛。在擔任了八年倫敦市長之後，他成為鼓吹英國「脫歐」的旗手，終至把自己推上首相的位置。英國《經濟學人》曾直言批評「強生有毒」，並把毒素注入英國，此話所言不虛；這次強生辭職，《經濟學人》更重批是「小丑垮台」，並要求他立刻走人。問題是，一個小丑被奉為政治領袖多年，英國人花了多大的代價才認清這個事實。

表面上看，強生這次垮台，是其副黨鞭品契爾在酒吧猥褻兩名男子的性騷擾風波所引發。但強生用人隨便，出事後又刻意包庇，令人忍無可忍。何況，在此之前，強生違背自己的防疫禁足令，在其唐寧街官邸開趴，無德無行之狀已令社會沸騰。他對英國更大的傷害，則是和反對黨唱和鼓吹「脫歐」，使國家陷於前景不明之境多年，卻為自己贏得巨大聲名。他展現的，是政治人物如何利用國家空轉的間隙，把它變成自己獲益的機會之窗。未來幾年，如果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相繼通過「脫英」公投，大不列顛變成了「小英格蘭」，都應「歸功」於強生鼓吹「脫歐」之遺毒。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發難推倒強生的兩名閣員，一是財政大臣蘇納克，一是衛生大臣賈維德。他們率先請辭，隨即在內閣中引發海嘯般的連鎖反應，四十八小時內接連有五十多人拋出他們的辭呈。然後，一行人前往首相辦公室，要求強生「有尊嚴地離開」。諷刺的是，上個月強生才面對了一次同黨議員的不信任投票，並僥倖過關；誰料，旋即遭到眾叛親離的閣員伏擊下台。可見，英國政壇對強生的忍無可忍，已到了極限。

在崩落的前夕，一切看起來似乎仍然鞏固與美好，強生毫無所覺；但人心翻轉的瞬間來得如此快速，他轉眼就跌落谷底。英國作為民主政治的發源地，即使有被全世界當成典範的國會制度，仍無法免於被浮華民粹的強生玩弄，令人唏噓。但無論如何，這五十多名閣員集體辭職逼宮的演出，仍是令人動容的一幕，顯示政界力挽狂瀾的意志依然強大。相形之下，同樣陷在民粹漩渦中的美國，儘管前總統川普煽動國會暴亂的事件受到嚴正檢視，仍無法阻擋川普再起的波潮。包括台灣，一路走向專權的蔡政府，會懂得收斂嗎？

新冠疫情雖已有減緩趨勢，然而，未來發展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讓旅遊業難以重新啟動，只能以薄利的國內旅遊「度小月」。政府為協助旅遊業提出各種補貼方案，但頂多只能讓業者避免倒閉，維持員工正常發薪而已。若疫情有效控制、全球旅遊業恢復之後，台灣因疫情下無法出國衍生的「替代性」國旅，將註定大幅衰退，地方旅遊可能蕭條，各級政府必須未雨綢繆。

疫情發生前，國人從事國際旅遊正盛，2019年出國高達1,710萬人次，但是到去年出國只剩36萬人；來台旅客也從1,186萬人次遽降為14.5萬人，入出境旅客都基本消失。疫情之後，國人多以國內旅遊代替國際旅遊，許多早已「黯淡」的地方旅遊「亮點」又重新發亮。但疫情飄忽不定，使國內旅遊陰晴不定，難以有效取代出國旅遊。特別是國人發現，這些旅遊「亮點」真的不太亮，既有的軟硬體設施，幾乎數十年都沒有變化，很難吸引國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訪；不像許多境外景點，幾年不見就幾乎完全變樣，當然願意每隔幾年就再去「嘗鮮」。

疫情重創了旅遊業，台灣的國際旅遊營業額在2019年高達新台幣7,000億元，國內旅遊只有4,000億元，但還是因疫情下滑到2021年的2,700億元，雖然宜蘭、花蓮和台東逆勢成長。為何本土旅遊無法大幅替代出國旅遊，是值得各級政府和旅遊業重視的地方發展議題，因為在疫情過後問題必然更加嚴重。

影響旅遊發展的因素，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來看。需求是來自消費者的休閒需要，這方面政府可做的相對有限，即使補貼旅遊也會相當有限；但在供給面，也就是提供良好的旅遊環境，可以吸引消費者流連忘返、一來再來。那麼在供給面，台灣各級政府甚至業者，還有很多可以加強的地方。

首先，台灣各地旅遊景點的空間連貫性不足，未能集中足夠亮麗景點讓消費者流連忘返，願意停留過夜，創造更高的營業額；在交通系統日益完善的今天，更難吸引旅客留宿。只有在單一旅遊地點，匯集了足夠的旅遊資源，旅客才會考慮過夜並仔細觀賞，而這也要地方政府配合才行。例如，台南市擁有豐富的歷史性旅遊亮點，但幾乎所有公有景點在晚間都關閉，影響旅客晚間觀賞所衍生的留宿意願。若晚間可以開放一段時間，那麼延平郡王祠、孔廟、赤崁樓、天后宮等景點集中在市區，就可吸引許多旅客願意留宿。特別是南台灣白天太熱，消減許多旅客遊興，晚間經常才是觀賞古蹟的良時。和這點有關的，就是景點投資不足，可看的東西長年一個樣，在資訊發達下，旅客當然不會去當「冤大頭」。

其次，在景點所辦活動，時間上無法串連，分散舉辦下失去了吸引力。當然，「花季」的舉辦受限於開花時程、經常難以挪移，但很多活動經調整後集中在某周或某幾天，就能增加外地旅客的留宿意願，因多一兩天的停留就可參與多種觀光活動，具有時間上的「規模經濟」。

其三，台灣許多景點的歷史性介紹不足、也不夠精緻，難提供旅客足夠吸引力來詳細觀賞和停留。除了故宮等少數景點，各地景點具歷史價值的介紹，要不就是缺乏，要不就是粗糙或年久失修。例如，基隆在台灣早期發展中，有許多可開發出具歷史價值的景點（如中法戰爭等），但卻付諸闕如；台南市孔廟、延平郡王祠等都老舊不堪或說明有限。反觀美國波士頓，就有紀念館展示為爭取獨立時，英美軍隊對打的動態模擬顯示和說明，相當精彩吸睛。

股市有「危機入市」之說，國內旅遊發展也需要危機入市，否則「斷崖式」崩跌很快就在眼前。

但調薪方案出爐，除董事長外，副理以下職位都有調薪，這更讓員工憤怒，這些破壞勞資關係的主管，憑什麼可再調薪？基層員工調薪五千元的訴求，實為合情合理，卻可能再被打折，扣績效獎金，公司的獲利都給了股東，基層還是沒辦法真的分享到。

中華快遞實為中華郵政的子公司，在公司化以後分拆出來，這樣的分拆模式，就是一種省錢的低薪運作。而台鐵很快地也會成為國營公司，自然有很多可以分拆出來的事業單位，即將面對的就是相同的低薪困境。

台鐵兩個工會：台鐵企業工會跟台鐵產業工會都提出要比照郵政資位制調整薪資，但政府不為所動。交通部跟主計總處甚至拋出：台鐵員工的薪資已經很好了。但要知道，現行台鐵基層佐級的薪資不過三萬出頭，即使工作七、八年，也只有三萬七千元的水準，遠不如其他國營事業單位。

而台鐵近年來的新進營運人員更只有二萬五千元的薪資水平，就像中華快遞的員工一樣，根本難以維持生計跟成家立業；台灣的低薪困境，竟然就是從國家的事業單位裡面養成。台鐵產業工會提出的調薪訴求還有同工同酬的訴求，就是要一起改變這種現行的低薪困境。

既然公司化已成定局，那政府就該正視台鐵員工的低薪問題，協助員工提高福利待遇，才能吸引更多人才。而今日的中華快遞困境，交通部絕對不能再只是空口說白話，應該要求中華快遞和中華郵政的高層，盡速實質調薪，而且是調基層不漲高層，讓薪資水準得到真正的平等；我們也期待這群辛苦的快遞員工，能夠團結一心爭取成功！

過去十年間，公共工程推案量在一○四年馬政府時代是低點，全國公共工程決標總金額只有三千一百餘億元；至一○五年五月新政府上任，沒多久前瞻計畫啟動，再加上陸續推動的社會住宅、國軍營舍改建、桃機航空城區段徵收、機場及港灣建設、學校設施改善、淡江大橋等工程，規模大者數十億或百億起跳。一○七年決標總金額大幅推升到六千三百餘億元，一一○年來到破紀錄的六千八百餘億元，幾乎是一○四年的二點二倍，即使去除營建物價上漲推升決標金額之因素，仍然是一○四年的一點八倍。營造業者手上滿檔，無意願承接新案，流標情形隨之增加。

再以過去十年期間，政府核發公有及民間建築物建造執照面積統計，一○八年起大幅增加，一一○年來到破紀錄的四千三百餘萬平方公尺，是一○五年低點二千六百餘萬平方公尺的一點六五倍。這些建案的起造人，自領得建造執照之日起，應於六個月內開工，加上大型建案工期動輒二年以上，各地民間大樓建築、工業廠房、公有建築，在同期間大興土木，民間更以高單價吸引營造業者，難怪公共工程流標情形加劇。

推動營建工程的三要素是人工、機具、材料，後二者從工廠製造生產或進口，增加供應較有彈性，但要增加人工供應就很困難。工地需要的技術工包括水電配管工、鋼筋工、模板工、泥作工，這些都是辛苦粗重加揮汗的工作，年輕人不願投入，年紀大者逐漸退休，缺口只好仰賴外籍移工。公私部門推案量暴增，這個缺口更加擴大，業者提高薪資搶人，進一步推升營建成本，政府即使盡可能增加個案預算，還不見得能吸引業者投標。營造業者常感嘆，現在這個行業是勞工的天下，有錢也不一定能找到勞工，如何投標、履約？

受限於勞動部引進外籍營造工的申請條件，目前合法引進的外籍營造工，至今年五月之總人數只有八千六百人，約只占同時期產業及社福移工總數六十七萬五千餘人的百分之一點三，比率甚低。而同期間失聯移工有六萬餘人，移民署曾調查失聯移工最常出現的地點就是工地，因為工資高，工地圍籬內又比較隱密。

因應流標現象，工程會過去曾提出個案延緩招標、檢討設計、放寬履約條件、放寬引進移工等手段。不過，公共工程推案量的總量調控，實在有其必要，當經濟下滑、民間工程趨緩時，可以適度增加公共工程推案量，反之就宜延後或減量，提供營建產業長期穩定的市場。

原有人力要服務擴增一倍面積的灌區外農民，當然會捉襟見肘；而財源也是要依照預算編審，能有更多公務預算？若是原有水利會額度經費，能更有俾益？至於攸關農民灌溉的水源呢？

水資源開發相當困難，要改變農民粗放的用水習慣，減少圳路滲漏損失，可說就是水利會改制能否達成預期目標的關鍵。

水利單位對灌溉圳路滲漏損失遷就現實，並未要求改善，核給灌溉損失最高的雲林林內圳高達百分之六十一點五，台東的白守蓮圳、長濱大圳等百分之五十，超過一半水源是合理的流失，而滲漏損失超過三、四十趴比比皆是，不在表內的圳路則一概以百分之卅估算損失量核給水權，現在民生、工商如火如荼節水，農業用水還能如此浪費？

水利會改制成效或許不該只是問灌區農民效率是否提升，而該以每個管理處增闢多少水源、節省多少水量、擴增多少灌區為績效指標，並定期公布在網站上，讓社會大眾檢視，否則改制只是美麗的口號，甚至只是奪民財的藉口。

荷蘭十六世紀油畫大師老彼得．勃魯蓋爾，創作題材素以社會問題為主。一五六八年他的畫作「盲人帶領盲人」，反映當時社會欠缺公義下，許多人有如盲者不明就裡的現實。該畫中的主角是六位盲人，或手拉手或手拉棍前行，帶頭的第一人已摔落土坑，第二人有所覺察，本能地扭頭側臉以防面朝地重傷，其他四位跟後者，則茫然不知。

七月初，該論文抄襲疑案被公開揭露，短短幾天內，似是而非的倫理盲點出現了。

盲點一，有人認為，碩士論文抄襲僅屬作弊，而學術倫理才是用來規範學者或準學者。盲點二，有人貼文認為，為了選舉任意抹黑，不是成熟民主應有的。

且讓我們稍做解盲。作弊就是不誠信，在各類組織內不論收賄款、洩機密或報假帳等等，都是悖逆誠信，均被以「非倫理」視之。尤其是倫理被檢視的對象，職位愈高影響他人範圍愈寬廣且深度者如行政首長，需被更嚴格檢視。此種被稱為倫理稽核的準則，中外皆同。

因此，盲點二將該論文門案認知為選舉的抹黑，以及盲點一抄襲與學術倫理有所區分的說辭，均有曲解該論文門案的高度倫理風險之嫌。令筆者更憂心的是，社會多數不知情的人，果真漠視這等高度倫理風險的話，豈不有如勃魯蓋爾油畫中的主角，被引領入溝壑猶不自覺呢？

務請社會大眾扮演倫理稽核者的角色，看透誠信就是倫理。倫理不是學校課堂的教材而已，而是日常生活的實踐。

八世紀唐代著名禪師丹霞有一段公案，丹霞未出家前赴長安科考，途中遇見一位禪客，禪客問丹霞：要去何處？丹霞回答說：選官去。禪客說：選官哪裡比得上選佛好。丹霞因而放棄科舉，出家去了。這則「選官與選佛」的寓言，有相當深層意涵。

筆者並不建議著眼在選佛優於選官的節點上，因為，當官與出家同樣可利益眾生。請置二者孰優孰劣於一旁，將焦點擺在利益眾生的共通特質上，無論為官或為僧的必備人格，是誠信是倫理。易言之，人的品質是任何行業均需尋求精進者，亦即修習倫理品德。否則，即便居邦國領導高位，因失德而墜落者，中外均多事例。

上述中外兩則寓言，均直指倫理人心。但請勿誤認那是劍指高位者或高知名度者而已，請切記其意涵攸關每一人，除警惕自己勿當非倫理者，更要提醒自己明察倫理風險。

就像我們購買好商譽的商品，做到「錢只給有道德的企業」一樣，人人也請常點滴心頭，就是「票只投給有誠信有倫理者」。因為，人人若是倫理稽核者，改變世界才有可能。

一般對於安倍經濟的三支箭津津樂道，也就是寬鬆貨幣政策讓日幣大幅貶值、擴張財政政策讓政府支出大幅增加，以及結構性經濟改革讓國民所得提高。然而安倍首相在農業改革卻相對未受到注意。安倍在二○一三年提出「攻擊型農業」的觀念，將原本日本的「保護型農業」反守為攻，最令人印象深刻。日本為加入當時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必須進一步開放市場與強化農業競爭體質，卻遭許多農民反對，各地農協並懸掛「誓死反對加入ＴＰＰ」布條表達強烈抗議，但終究日本還是加入並主導後續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ＣＰＴＰＰ），讓日本在國際舞台發揮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安倍政府期間，日本農業產值從八點四兆日圓提高至九兆日圓，農業生產所得從二點九兆日圓提高至三點三兆日圓，農產品出口金額從三千億日圓更是大幅增加至八千億日圓，顯示安倍農業是成功的。

回顧日本政府過去以高關稅及高農業支持保護本國農業，維護農民所得，但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之後，即已體認到農業保護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在一九九五年起即推動一系列的農業政策改革，從沒有想再走回農業保護的路線。

由於ＷＴＯ農業協定執行之後，日本政府農業補貼政策的改革，主要以維持農業生產、穩定農民所得、強化糧食安全的方向進行改革，但在農業經營結構之相關政策著墨較少。因此，安倍政府於二○一三年上台後，進一步規畫以「稻米旱作收入減少影響緩和政策」措施，取代「稻米直接給付」，並積極推動農地銀行，輔導與促成農地租賃及換地，以擴大農業經營規模。事實上，「稻米旱作收入減少影響緩和政策」措施類似於作物收入保險，而日本政府相當於補貼作物收入保險理賠金額之七十五％，亦即日本政府試圖以農業保險的方式取代過去的稻米直接給付，並從二○一九年開始實施不分作物別的「農場收入保險」。

日本農業政策改革均有一貫的脈絡可循，特別是安倍政府的結構性改革更是影響深遠，但基本上係摒棄傳統的價格支持方式，改以直接給付或農業保險方式，來支持農民所得。尊重市場機制，並企圖將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讓日本農業面對國際競爭壓力而變得又強壯。此外，在農業生產者方面，政策聚焦在農業農、集團營運、青農及農企業，讓補貼不再是齊頭式平等或不分對象。

台灣與日本的農業條件相近，過去我國農業政策也從日本經驗中獲得不少啟發。安倍晉三前首相突然離世，更加深我們哀悼與不捨。謹以此文為禱。

安倍晉三不僅在其首相任內是非功過各半，招致國民兩極的評判，其卸任後的政治言行更是在國內外激起波瀾，影響所及更甚於任內。如其「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之發言，就令專業人士聞之咋舌，然深析其算計卻也符合其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抉擇。亦即含金湯匙出生，原屬性情中人的安倍，歷經順風如意、鬥爭挫折，走過人生峰谷起伏之後，已善於控管其感性的一面，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抉擇，依理智行事。

回顧安倍的行事歷程，第一任首相甫上任就立即訪中，積極改善與拉近中日關係，卻犯了美國的大忌，但聰明的他，以退為進避開了類似田中角榮般的大禍。汲取教訓，東山再起第二次就任首相後的安倍，身段更加靈活也勇於面對挑戰，對內強收官僚之權集於首相，力推三支箭政策的安倍經濟學；對外則以美國馬首是瞻，進行其地球儀外交。

先美國、後中國，即使中日因釣魚台列島等衝突而生芥蒂，為了國家利益而身段柔軟地主動拜會習近平，化干戈為玉帛。美國華盛頓，更是走得勤，不僅出錢出力為美國做面子、當底子之外，更在川普勝選，尚未就職前即率先赴美拜會表敬，嗣後更親自擔任川普日本遊之嚮導。

在其卸下第二任首相職位之後，親自領軍自民黨內最大派系，所屬國會議員人數高達九十餘人的安倍派，仍然是日本政壇上最具政治實力的前總理＋國會議員，更成為美國壓制中國的東北亞陣前將軍。其掌握低成本、重要發言的機會，塑造自己成為最支持美國、對台最友善的日本前首相的形象，不僅擄獲了台灣民進黨政府與多數民眾的心，更獲得美國拜登總統的特別信賴與重視；也牽制且影響了現任岸田內閣的政策與作為，幾乎成了美日同盟的日本代言人，大大夯實了其邁向第三任首相之路。而其被刺身亡，美台均為其降半旗以示尊崇與悼念，緣由在此，但進一步剖析卻也是各取所需。

第二任首相任內，其對美中台的外交路線從「親美和中友台」，轉成「親美和中凍台」。而卸任後的前首相＋國會議員安倍，仍然積極參與涉及美中台等的外交活動，路線則轉換為「隨美親台制中」，完全呼應美國壓制中國崛起，以及台灣推進台美日安保的需求，而此等巨變的路線是其首相任內不可想像的。

台日無邦交、更非同盟國，也無簽訂安保條約，說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等同若台海發生戰爭，視同日本的戰爭，這是違背日本國策，不可能由首相口中說出的話語。況且自台灣反對日本核食輸入的公投，定案之後，安倍政權下的台日多軌交流幾乎停擺，莫說政務官不再來台訪問，連原本來台絡繹不絕的國會議員等交流也幾乎中斷，直到李前總統去世，日本政壇友人率團來台弔唁後，才稍有恢復。從冰凍到親熱，路線的轉換不可謂不大，實際上如此作為才是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取其所需的理性抉擇。

台大和全世界的其他大學透過研究和教學來探索和解決問題，這些努力使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可以成長進步。更具體來說，台大至少要有四種方式來應對國家社會所面臨的挑戰。

首先要創造新知識，這是大學使命的基礎。但要做到這一點，且和全球其他大學比起來不會遜色，台大需要對卓越、真理和協作的承諾。為了實現這一承諾，台大需要吸引最優秀的教師、優秀的學生，並且需要在各個學科領域開展相關的教學和研究。但這還不夠，鑑於世界的複雜性、人類面臨問題的多維性以及全球的政經動態變化，台大必須努力在促進協作方面加把勁，合作對於人類的創新和問題解決至關重要，台大要做為台灣的領頭羊，絕對不能孤芳自賞。

第二是敞開大門機會平等。現今在社會上、在社區間、縣市之間、國家之間和世界各地存在太多的差距和不平等，台大可以在機會平等這一挑戰方面發揮重要的示範作用，台大應該永遠是一個堅定致力於開放和平等的地方。

第三是培養領導者、各階層的領導者。好的領導很重要，他／她是一個機構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但注意要領導者的道德與能力並重。如果台大可以幫助培養出有道德且有能力的領導者，台大就可以繼續為台灣做出巨大的貢獻。

第四是幫忙解決當前的問題。問題有很多，氣候變化、地區戰爭、經濟衰退、社會正義、民主的未來、新科技的影響等等。台大擁有來自台灣和全世界各地的許多優秀的研究人員、教師、專家和學生，台大也有最先進的設備，有責任幫忙解決當前的許多問題。例如可以讓校園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活生生的實驗室，以部署應對氣候變化的最新想法和創新做法。

現在台灣和全世界都正面臨通貨膨脹，面臨勞動力短缺，面臨一個無法運作困難重重的供應鏈，所有這些都造成了一個非常不確定的未來。台大有眾多的師生和資源，可以為解決這些問題做出很多的貢獻。台大應該走出象牙塔，以師生的知識和研究，從政策的角度來看什麼有效，什麼無效，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良方。

一九四九年，傅斯年校長首次主持台大校慶，在致詞最後他以「我們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與師生共勉。台大這幾年歷經風風雨雨，今日起必須振衰起敝，堅持學術，否則想貢獻於台灣都不可得，遑論貢獻於宇宙呢？（作者為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教授）